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双方农产品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一、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处理方式(一)欧盟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欧盟采取的对策比较温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1.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根据WTO规定，出口价格补贴的“黄箱”政策是世贸组织的规定。“蓝箱”补贴原本也无须承担削减义务，但多哈回合谈判框架明确指出，各国的“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该国某一历史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总产值的5％意味着目前使用“蓝箱”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蓝箱”补贴的调整乃至削减。由表1可见，欧盟“蓝箱”补贴远超过多哈回合谈判框架规定的5％的封顶限额。按多哈回合谈判框架中“蓝箱”政策的要求，欧盟将面临“蓝箱”政策的大幅度削减。因此，转而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是欧盟较为可行的方法。由表2可见，“黄箱”和“蓝箱”补贴相对较多，这是“黄箱”和“蓝箱”补贴引致的直接利益使然。比较而言，“绿箱”补贴使用较少，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欧盟拥有充足的资金，完全可在WTO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绿箱”政策大力支持欧盟内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提供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扶持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单亲家庭农场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保障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者的收入。2.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提出“多功能农业”概念，并在1998年对“多功能农业”做出定义。欧盟认为，除生产功能外，农业还包括水土保持、田园风光的管理与加强、环境保护、灾害预防及农村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产品不仅包括商品，而且还包括一些诸如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田园风光等公共物品。因此，农业应是多功能的。多功能农业可使农业与其它产业(包括环境)得以更好的匹配，使农业发展可持续，继续发挥其在各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而成为保证其他产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提供的多功能公共物品不属于《农业协议》所管辖的可贸易的商品范畴，而应属于“非贸易关注”，应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公共物品将由于市场的失灵而供给不足。这样，欧盟就可对属于“非贸易关注”的多功能农业进行名正言顺的补贴。事实上，“多功能农业”正是为维持农民补贴而另立的名目。同时，多功能农业的补贴有助于解决农业政策实施鼓励集约型农业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所保障。3.发展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是欧盟委员会1999年1月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以推动欧盟农产品的出口，并为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及开展诸如宣传、调研、产品推广等各类商业活动提供每年约为15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同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此项建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为帮助欧盟出口企业占领非欧盟市场提供政策、信息服务及资金上更充分的保障，巩固和扩大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分批执行，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但针对性和延续性很强，从每批和单个产品看，欧盟投入的经费不高，但从其项目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来看，欧盟对农产品出口支持是有相当大力度的。(二)美国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美国更多地选择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欧盟作出妥协和让步，并愈来愈多地采用双边、地区甚至单边方式向对方施压。1.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方式。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因此，除多边方式外，美国愈来愈多地采取双边、地区和单边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欧盟无法与其展开竞争，只能走保护的路子。欧盟的农业政策是设置种种障碍，如配额、卫生检疫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办法来维护贸易的进行。这些做法阻碍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出口，引起诸多不满。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在欧共体加速建立统一大市场后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美国开始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的方式与欧共体等国家展开市场争夺战。美国也不放弃利用一年一度的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七国首脑会议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施加压力。2.运用贸易立法手段实施保护。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中专门制定了实施贸易歧视的报复措施，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增加了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内容，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抛弃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范化和法律化，实施贸易政策的行动和措施都能从法律中找到依据。3.建立复杂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具有与欧盟一样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有各种经常变化和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如对包装、标签、品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美国颁布的限制农产品进口的《食品、药品、及化妆品管理法》十分苛刻，是打着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幌子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二、启示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激化。但合作和谈判已成为主要的解决方式，各国都会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对中国而言，立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利用贸易摩擦、以摩擦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一)不轻易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中国面临国外贸易壁垒时，更多的应是反省自身的出口产品结构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可动辄指责贸易伙伴施加贸易限制或壁垒。必须看到，美国在处理对欧盟的贸易争端时所采取的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的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只会恶化对外贸易环境，遭遇更多、更严厉的反报复。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矛盾时，应尽可能地使用磋商、谈判的手段，必要时才诉诸单边贸易报复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温和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争端的化解。(二)加强立法，使国际贸易争端有法可依。欧美间的贸易实践表明，政府代表所有商业机构的利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国营经济，同时也代表其他各类经济成分。因此，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能够接受的相关法律制度。(三)调整农业补贴方式。欧盟农业政策虽然不断改革，但对农业支持的趋势一直没变，甚至保护的力度也没有减少。与欧盟相比，我国耕地少、农业人口多、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对农业的支持更有必要。目前，我国农业支持明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支持水平明显偏低，二是流通环节补贴过高。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不断加大“绿箱”补贴投入，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引进。同时，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价格补助，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拜登走了，问题犹存。
就在奥体中心的篮球赛、胡同里的炸酱面、人民大会堂内的谈笑风生，铺陈出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中国行的“温暖基调”之际，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问题，依然是那样的复杂、混沌、充满矛盾。
今年以来，美国发生债务危机、股市大幅动荡、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前所未有地调降，而当美国经济危机频发之际，中国的经济却似乎一枝独秀、延续着30多年持续增长的奇迹，因此，“美国衰落论”在国际国内，成为被热议的话题。
本刊专访了美国副总统拜登、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并约请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撰文，从经济、政治和历史不同层面探讨美国是否正在进入衰落期，以及中国在此阶段应如何清醒认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
事实上，全球化体系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联，也给中美两国指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跳脱大国博弈的历史新途。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失衡的全球化治理，世界需要的是竞争中的合作，而不是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
2011年8月22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启程飞赴蒙古，在为期六天的中国行中，拜登许下了诸多承诺。临行前一天，他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称，“美国从来没有债务违约，将来也永远不会。”
就在拜登访华前夕，美国与债务违约擦肩而过，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空前质疑。
拜登的承诺赢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同。8月19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与拜登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表示，“美国经济向来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相信美国经济一定会在应对挑战中取得更好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行既是劝说中国继续投资美国的信心之旅，也是试图调试两国间战略定位的未来之旅。
在中美40年交往史中，拜登访华发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象征意味的历史时刻――8月5日，美国遭遇历史性的信用评级下调；8月10日，中国第一艘航母启程试航。这看似“此消彼长”的一幕，使很多人习惯性地从既往霸权嬗递的角度，解读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
美国经济根本优势犹存
《财经》：现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将通过通货膨胀或者美元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债务问题。鉴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受债务上限协议的影响，会不会有第三次量化宽松（QE3）？美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手段，来保障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安全？
拜登：我想澄清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坚定承诺维护美国经济的基础，确保美国政府债券对其所有投资者的安全性、折现力及价值。这首先是一个对美国公民的坚定承诺――他们是美国政府绝大部分债券的持有者，同时这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外国投资者的坚定承诺。
美国经济的根本优势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无须服从行政分支指令的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负有维持最大限度就业率和稳定物价的使命，它作为一个机构和一个抵抗通胀的机制享有极高信誉。
《财经》：美国经济依然疲软，失业率高企。但是，有关债务上限的协议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支出，而扩大支出是过去两年里政府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请问在支出受限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在考虑采取哪些其他手段来重振经济？
拜登：自从奥巴马总统和我在2009年1月宣誓就职那天起，我们就一直注重就业和经济。就在那个月，美国损失了超过80万个工作岗位。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稳定经济，避免发生第二次“大萧条”，并促进私营行业的就业增长；借助经济刺激政策，我们成功地做到了前一点。我们相信，最近民主、共和两党就提升美国债务上限，削减赤字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保持美国走负责任的金融路线。
虽然我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未来依然任重道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注重加强美国经济的核心基础，并为此而向教育、创新、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这些投资将帮助美国人民开发在今天这个彼此相连的世界上保持全球竞争力所需的技能和手段，并从长远来说，有助于确保美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奥巴马总统和我将敦促国会颁布大幅削减赤字的法案，同时采取更多手段刺激就业，巩固美国经济的复苏。本政府也将致力于使美国专利制度现代化，发展新的制造业技术，并通过旨在促进全球一体化的贸易协定。
当然，上述经济挑战并不属美国独有――它们是全球性的挑战。正如我们在G20峰会上讨论的那样，促进可持续的、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不只是美国的责任――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能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已经表明，它未来五年内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振内需和消费。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家庭提升生活水平，而且也将为世界经济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
《财经》：有人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实力会继续衰落。你对此有何评价？为什么？
拜登：我从事公共服务很长时间――其实已经38年了。在这一时期里，很多人都曾说过，如同现在一些人在说的一样，美国在衰落。他们那时候错了，他们现在也错了。
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提醒美国人民的那样，“尽管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我们仍继续拥有最好的大学、一些生产力最强的工人、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全球最有胆识的企业家。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始终有这份能力，也有采取行动的意愿――决定我们未来的意志；我们的民主制度要求以理性的方式消弭我们的分歧并取得进展，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为了下一代。”
坦率地说，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诸多优势，使它经受住了过去岁月中的经济和金融挑战――从制度的优势，到灵活性，到创新能力，以及它给美国人民和到美国来追求梦想的人们提供机会的能力。
《财经》：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领袖和第一引擎。但债务危机和量化宽松政策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诸多抱怨。美国应怎样恰当地处理它对世界经济的责任？
拜登：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言而喻地表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并且继续是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在二战后消除贸易壁垒、创造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站在最前列，这一努力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因此繁荣。我们在继续致力于达成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协议。
正是在美国领导下的、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努力，形成了G20这一全球主要经济和金融机制。我们强有力地成功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增进其管理能力，并提高了中国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其中的代表性。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全球伙伴一道，致力于确保经济复苏，确保一个更强有力、更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确保强劲、平衡和持续的全球增长。
我们也懂得，克服我们经济挑战的道路始于国内。
导致金融危机和衰退的无节制行为不是一夜间形成的，也不是一夜间能解决的。我们需要时间来解决房地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帮助美国家庭重建其资产，并使每一个希望工作的美国人重返岗位。但美国经济的根本优势――其回升力、灵活性、创新和增长的能力――依然存在。
中国将拥有更多攸关利益
《财经》：中国坚持认为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和国际航线的安全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持续吁求推进该区域的航行自由？在围绕南中国海的争议中，美国想扮演怎样的角色？
拜登：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对于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维持和平稳定，以及尊重国际法方面有着持久的国家利益。我们反对任何提出索求的一方为实现其索求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我们支持所有索求方通过外交协作渠道，不带强制地解决争端。
我们赞扬东盟和中国最近宣布，双方同意落实有关指针，促进信心建设措施和在南中国海的联合项目。这是朝着达成行为准则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也展现了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可以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有关各方加速努力，以达成在南中国海的全面行为准则。我们呼吁各方以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习惯国际法的方式，澄清自己在南中国海的权利索求。
《财经》：多年以来，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平衡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现在是否到了一个中美两国应调整战略关系的时刻？从华盛顿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怎样发展？
拜登：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中国人民依靠辛勤努力、坚持不懈以及所具有的远见，使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如今在帮助推动世界经济繁荣――他们有理由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同样清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一个开放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以及长期以来美国的实力帮助在亚太地区创造的和平稳定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将拥有更多攸关利益――也将有更多责任去协助维系这一体系。
我们两国，当今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连在一起。在许多领域，我们都可以展开合作。
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之间存在竞争。我坚定地相信，美国人民的能力将在与同他们能力相当的人民的真诚竞争中得到提高。中国人民正是这样的人民。我欢迎两国间健康和公平的竞争，因为我相信，这将刺激我们共同创新，我们也都能从中获益。
我不把这看做是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戏。我们各自在对方的成功中都有攸关利益。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的持续繁荣，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希望通过在开放、自由、透明、公平市场上的健康和公平的竞争，同这个地区接触交往。
背景
（1）经济政策：奥巴马政府延续了罗斯福政府“新政”思路，主要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谋求经济复苏。其政策思路主要体现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上。该法案动用了7870多亿美元联邦财政资金，其中2880亿美元用于减税抵扣，1450亿美元用于长期投资，涵括基建、新能源开发等项目。政策旨在避免经济陷入萧条，并重建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
政策施行两年多来，美国经济虽然成功避免了萧条，但没有带来突破性的产业技术革命，也没能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深陷无就业复苏困境。
奥巴马政府目前再度聚焦减税政策。但消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已近七八成，外界普遍认为，减税难以有效重振经济。
（2）财政、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最大财政难题是，中短期扩大或至少维持一定规模的政府开支以保障经济复苏，与长期减少财政赤字的矛盾。
执政近三年来，奥巴马政府财政开支高企，2011财年财政赤字或将创下战后新高。8月2日，美国国债余额突破法定上限。虽然两党最后就提升债务上限达成共识，但协议要求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减少2.1万亿美元的预算。这限制了政府提振经济的手段。
关键词对外援助战略政策组织管理有效性
德国发展援助始于1952年德国正式参加的联合国的“扩展援助计划”(“ExtendedAssistanceScheme”)(即后来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四年之后，德国联邦议院通过法案，建立了“5000万马克基金”用于对外发展援助。1961年，联邦政府设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简称经合部)(BMZ)，这是欧洲各国政府中第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的内阁部门。经过近60多年的发展合作，至2009年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总量第三大、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发展援助提供国。德国的对外援助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体系和特点。
一、对外援助战略及政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德国发展合作政策的开始阶段，在随后60年的发展中，德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不断调整，对外援助政策在新世纪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对外援助战略
德国在过去60年中的对外援助战略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60年代后期
德国政府对发展合作的理解出现重要转变，“改善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取代原有的“经济增长”概念成为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准。这使德国对“发展”的认识由单一的经济方面扩大到“居民受教育程度”、“卫生水平”和“国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更广泛的方面。
2.70年代初
贫困人口的增加和非洲撒哈拉地区出现的饥荒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危机，也使德国开始质疑其一直采取的通过互不联系的单个项目开展援助的模式。联邦政府开始结合世界经济状况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制定中长期发展援助计划。当时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同时开展粮食和卫生援助。
3.70年代中期
石油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为此，德国将其发展援助的重点转移到当时最贫困和受石油价格上涨打击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经济合作部的权力得到明显加强，其职责范围中加入了资金援助和多边合作的内容。
4.80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与此同时，艾滋病蔓延、泛滥和环境恶化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1986年，德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发展政策，确立了“维护和平、消除大规模贫困和保障人权”的长期目标，这对德国后来的发展合作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90年代以后
随着东西方对峙的消除和两德的统一，德国对外援助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近年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觉醒，这些领域也成为德国对外援助关注的重点。
(二)对外援助政策
德国发展合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改善经济、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帮助并促使受援国的人们发挥其创造力。
1.实践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债务减免是数十年来德国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在重债穷国减债计划机制的创立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这一机制，重债穷国的债务得到了有效的减免。迄今为止，德国在该机制的框架下为双边债务减免提供了44亿欧元的资金。2005年八国集团在合作的过程中，订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ultilater-alDebtReliefInitiative)。根据德国的倡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将减免最贫困国家债务的额度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德国自身为《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提供资金35亿欧元左右。
2.无条件援助政策
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提高无条件援助的领域。2008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公布的不附带条件的双边援助的平均比率为81％，其中61％为技术合作援助。而同年德国不附带条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为77％，低于DAC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在技术合作方面。为了实现德国在阿克拉行动议程(AccraAgen-daforAction)的承诺，德国制定了一个可行的计划和时间表以开展更多不附带条件的援助。目前德国已经在财政和粮食援助领域完全不附带条件，经合部现在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开放技术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目前后者77％是带有条件的)。
3.减少贫困
为履行德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中确定的义务，德国联邦政府在2001年通过了《2015年行动计划》，承诺将为世界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做出贡献。在该计划的框架下，德国为若干减贫援助项目提供了资助，帮助伙伴国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和高效的相关机构。作为“卢拉集团”的成员(其他成员国家为法国、智利、巴西、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的成员，德国积极参加了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行的创新性的资金筹措机制的讨论。
二、对外援助概况
进入新世纪，德国的对外援助状况和特点有了新的变化。可以主要从对外援助的总量、分配和渠道三个方面分析德国对外援助的概况。总体来说，德国的对外援助在总量上比较可观，但占GNI(总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之DAC平均水平较低。在对外援助的分配和渠道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
(一)对外援助总量
德国的对外援助进入21世纪有了快速的发展。其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净额由2000年的58.05亿美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133.4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图1给出了德国进入新世纪以后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走势。图中可以看出，2000-2009年，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达120亿美元，较2008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是世界上第三大双边援助主体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介于美国和法国之后，领先于英国和日本，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10％。在欧盟内部，德国一直保持了其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最大捐赠国的地位。此外，尽管现在国际上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总额呈现减少的趋势，德国仍为了兑现其国
际承诺，在为发展合作提供额外的款项和使用创新性融资工具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渠道。
由图2德国ODA净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的ODA占GNI的比重在2000-2004年比较稳定，2004年后有一个显著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2004年以后，根据德国加入的援助双边协议及其2015年对外援助计划和巴黎宣言的承诺，德国经合部进行了对外援助战略目标和援助水平的调整。德国承诺到2010年官方发展援助达到总国民收入的0.51％，2015年达到国民收入的0.7％。然而，2009年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仅占其国民收入的0.35％，距离其实现其对外援助总量承诺的第一个目标(即至2010年将ODA份额提升到0.51％)还有很长的过程(见图2)。但是德国经合部并未修改其2015年对外援助的承诺目标，仍在为实现占国民收入0.7％的比例努力。
(二)对外援助分配
1.部门间分配
由OECD统计的数据，2007-2008年德国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大部分都用于以下三个主要领域：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占双边援助的37％，2007／2008年度平均数据)；债务有关的项目(28％)和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17％)。其他的比较重要的领域为人道主义援助(3％)；跨部门(7％)和生产部门(4％)，这些领域基本上与2007／2008年度DAC的平均值相当，然而德国对人道主义援助支出的比例远低于2007～008年度的DAC的平均水平8％。
2009年德国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主要分布在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跨部门和人道主义援助三个领域(见图3)，反映了经合部近几年实施的政策和战略，特别是2008年德国发展合作确定的包括教育、健康、农村地区发展、气候和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性别平等及女性权力等在内的11个优先领域。
2.地区间分配
图4显示了2009年德国O-DA在不同地域间的分配。图中可以看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额最多，达到总额的23％。中东和北非也是德国较为重要的援助区域。近年来由于亚洲地区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德国逐渐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比例，但仍有26％的援助额流向了该区域(包括南亚和中亚及其他亚太地区)。而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接受到的援助额相对较少，分别为总额的10％和7％。
(三)对外援助的渠道
1.双边援助
双边援助是德国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渠道。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的双边援助较为稳定。德国ODA净额的65％左右分配到双边发展援助中。这与由联邦议院制定的政府调控政策一致，即ODA净额分摊的比例为三分之二为双边和三分之一为多边，也与DAC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图5显示了2000至2009年德国对外援助额在双边和多边中的分配比例。2000年，在德国58.0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中，双边援助占34.54亿美元，为O-DA净额的59％。2009年，德国双边援助增长至133.42亿美元，为2000年的2.3倍，占ODA净额的63％。
为了使援助更加具有效率，2005年起德国将其双边援助的受援伙伴国从84个减少到57个，增加了最不发达国家(LDCs)和低收入国家(LICs)的比例。但是德国的双边援助仍大部分主要流向中等收入国家。而且，2008年这57个伙伴国中仅接受到德国双边ODA总额的不到40％。大多数的双边ODA(超过60％)被分配到83个非伙伴国家。这一问题引起了德国经合部的重视，今后将在此方面进行政策调整，以保证伙伴国家接受援助的水平和效果。
2.多边援助
德国是世界上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捐助国之一。2009年德国的双边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比例(65：35)符合其援助战略并接近于DAC的平均水平。且德国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欧盟和非欧盟)多数是通过核心资金的形式提供的，即通过对多边机构的常规预算会费的形式。在多边发展援助系统中，相比于发展援助委员会28.7％的平均水平，德国的非核心资金使用比例仅为6.6％。
德国对欧盟的捐助占其多边援助的58％(见图6)。除欧盟外，德国对非欧盟国家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集中在世界银行集团(含国际开发协会)、联合国和区域开发银行。2009德国多边援助净额中21％流向世界银行集团(WorldBankGroup)，并全部投入世界银行集团中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s-sociation)同时，多边援助中有3.66亿美元的资金流往联合国机构，占总额的7％。
三、对外援助组织及管理
长期以来，德国的对外援助的组织和管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近年来德国在对外援助的组织管理方面有所创新，对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继2003年的机构重组后，2010年春季，德国政府部门又开始启动一项重大的机构改革进程，合并了三个技术合作机构，进一步加强了经合部的职能，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也逐步完善。
(一)对外援助组织机构及其变革
德国的发展合作系统有某种制度优势，其对外援助的组织和实施由政府主管部门、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机构共同推进，促进了德国对外援助的发展。
1.发展合作政策的制定部门――合部
德国联邦政府中主管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的部门是经济合作部，主要负责发展合作政策和战略的制定。经济合作部在整个德国的发展合作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继2003年的机构重组之后，2010年春季德国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机构精简和重组，以提高其发展合作的有效性并确保德国新的政治战略重点(即经济发展与教育领域)的顺利执行。
2.发展合作项目的执行机构
德国发展合作项目的具体实施则大部分由一系列的机构、其他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NGOs)、教堂以及科学培训机构等具体负责。这些执行机构为数众多，2003年重组后，各个执行机构也启动了各自的机构精简，显著提高了援助的有效性，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在这些执行机构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复兴信贷银行(KfW)、技术合作公司(GTZ)、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InWent)、德国发展服务局(DED)等。
(1)负责实施信贷合作的复兴信贷银行
复兴信贷银行是受联邦政府委托执行信贷合作的机构，由德国联邦政府拥有其80％的股权，各州政府共同拥有其余20％的股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信贷合作以来，联邦政府共向发展中国家承诺了约515亿欧
元的资金，复兴信贷银行向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约2500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下属的一家子公司德国投资与发展公司(DEG)，专门从事促进德国私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赴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业务。其促进方式包括中长期贷款、提供担保、投资参股和咨询服务等。自1962年以来，该机构共为近1100个项目提供了50亿欧元的资助，并由此带动了德国私人投资者向发展中国家约340亿欧元的投资。
(2)负责实施技术合作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成立于1975年，公司完全为德国联邦政府所有，资金全部由经合部提供，是一家专门实施技术合作项目的非营利性机构。GTZ目前在世界130多个国家拥有万余名员工(其中约8500人是当地雇员)。公司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或服务的主要方式是协助其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传授相关经验与技术和提供专业咨询等。
(3)负责实施人员培训合作的德国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
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于2002年由“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DSE)”和“卡尔・杜伊斯堡协会(CDG)”合并而成，该机构是联邦政府对外发展援助中人员培训类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的主要所有者是德国联邦政府，70％左右的资金由经合部提供，其余30％的资金由约30余家机构提供。目前，每年参加InWEnt组织的培训和交流项目的人员达3.5万人次，项目总金额达1.4亿欧元。InWEnt也因此成为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培训与发展合作规模最大的机构。
(4)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发展援助人员的德国发展服务公司
德国发展服务公司是由联邦政府所有的，专门从事发展援助人员派遣工作的机构。公司成立于1963年，截至目前向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派遣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已超过1300万人次。该公司并不制定自己的合作项目，而是根据发展中国家政府、企业或有关机构提出的要求，在双边政府间协议的框架内，派遣德国发展援助人员到有关国家传授相关技术、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当地人员，协助发展合作项目的实施。其工作的重点主要在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促进民主、公共管理、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建设、饮用水源维护与管理、垃圾和污水处理以及卫生与艾滋病防治等领域。
(二)对外援助管理
德国自对外援助工作开展以来，就在对外援助的管理方面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对外援助在新世纪下的发展需要，并进一步提高援助效率。
1.加快权力下放
2005年的德国同行评议(peerprview)中就指出德国发展援助机构有必要将权力下放到下面的机构。2009年10月德国政府在联盟协议(CoalitionAgree-ment)中承诺将改进德国发展合作系统的结构。作为改进的一部分，经合部的国别代表将在当地被赋予更大的决定权以及战略和政策授权。决策责任的下放，伴随着充足的资源会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战略监督，并有助于解决一些合作伙伴的在处理决定和审批的延误问题。
2.建立独立的评估机构
在各种政策框架、标准和具体方法的规范指导下，经合部正在努力完善德国的发展合作评价体系。经合部主要负责制定对外发展合作的评价规则、标准、质量保证并进行评价，而执行机构和一些比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则进行自我的独立评价。然而政府主导的评估体系的一般适用性面临着统筹20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执行和资金机构的重大挑战，这些组织机构各自拥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每年大概会产生100种不同的评价体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进评价和报告的结果，通过评价质量保证和使用评价来支持决策，并且将德国的国家方案和资源与援助结果和伙伴国的绩效评估框架联系起来。目前德国正在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或研究所以提高评价的独立性及合法性，推动发展合作系统的一致性。
四、对外援助有效性评价
德国对援助有效性的承诺主要是通过签署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和《阿拉克行动协议》来表达的。《巴黎宣言》认为不但要增加援助数额，更要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以提高总的援助效果。签署国从主事权(ownership)、协调(alignment)、和谐(harmonis―tion)、结果管理(managingforre-sults)和共同责任(mutualaccou-tabili哆)五个方面做出有效性的承诺，并且设定了12个指标对这5个方面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一)对外援助有效性的进步
如表1所示，2006年和2008年DAC了两份《巴黎宣言》执行情况监督的报告(MonitoringSurveys)，对2005年和2007年德国的发展援助进展进行了测评。根据巴黎宣言的主要性能指标来衡量，德国的发展援助有效性有所提高。除了避免同目的的执行机构指标(ProjectImplemen，rationUnit)略有下降以外，其余的各个有效性指标均有显著改善和提高。这也与德国政府和经合部对其对外援助的重视及建立的可行的政策相关。
在对外援助的进程中，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德国在国际及欧洲联盟、国家之间、受援国内部三个层面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在国际层面上，德国在欧盟内部一个关于促进援助有效分工的工作小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继2011年在韩国举行的第四次关于援助有效性的高峰论坛后，德国表示会长期参与和听取各种关于提高援助有效性的国际对话，并考虑如何能更有效地支持并更广泛地执行对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承诺。在国家和受援国层面。2005年经合部制订了执行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PadsDeclara，tion)的行动计划(这是世界上援助国首次这样做)。2006年德国制定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援助制度手册，2009年经合部制定了员工培训以及各执行机构更新援助的手册。
(二)对外援助有效性值得改进之处
虽然德国在援助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它仍在其国家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共同安排或程序和共同合作方面表现相对较弱，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援助有效性，德国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
首先，在援助管理方面。尽管2009年的援助行动计划是旨在加强国家的表现，特别是与受援国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更系统的合作方面，但是德国仍旧没有完成其在这些领域设定的2010年的目标。因此，在接下来的对外援助发展中，德国需进一步加强其内部组织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内部协调机制的建设，以提高援助的管理效率，为2015年德国援助发展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其次，在援助的能力开发(Capacit)，development方面。援助的能力开发是德国发展合作的总体目标，其中技术合作历来是德国的开发其受援国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德国在能力开发方面的重点已经从发展个人技能和加强当地管理转到提高立法、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然而，德国对能力发展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这方面的发展合作也没有明确的战略。因此，经合部应明确能力开发的概念，并且在总结其部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可行的战略，将援助工具和机构结合起来以提高发展战略伙伴国家的能力建设。
最后，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面。德国官方发展援助的6％是经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分配的。虽然在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德国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然而，德国需要一个明确的战略来指导发展援助工作在德国民间各个社会组织的实施。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如何使用他们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方面具有享有相当的自由，因此也存在着其与德国负责发展合作机构的目标问责性不一致的问题。为此，德国需要在尊重非政府组织自的同时，积极鼓励他们展示发展合作的成果并引导其行动目标尽可能地与受援国的优先事项相平衡。
参考文献：
OECD／DAC：2008SurveyonMon.itoring111eParisDeclaration
OECD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DAC)Peer
一、CEPA的缘起
1、CEPA是中国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抉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几乎同时进入了两种并行发展的时代：一个是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标志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一个是以各种类型的区域贸易安排为主要特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这两种趋势对于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自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形形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加上一些发达国家不按国际贸易共同规则行事，致使取代GATT而统管全球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屡屡受阻。这种状况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从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或自由贸易区中寻找出路，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形式多样，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式体系，其典型代表为欧盟：其一体化范围从过去的单一产品、部门、领域向更广泛的贸易、经济和社会领域延伸。同时，区域贸易安排的数量持续增长，参加区域贸易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北美和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据统计，仅在2002年至2003年间，全球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达19个，其中部分是WTO成员在WTO框架下组建的。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域贸易集团都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其内部的优惠不会向集团外的成员提供。因此GATT1994第24条和GATS第5条在对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持认可态度的同时，也对建立这类区域组织的方式和宗旨有明确的规定。如GATT1994第24条第4款规定建立关税同盟的目的是“便利成员领土间的贸易，而非增加其他缔约方与此类领土间的贸易壁垒。”可见，尽管区域贸易集团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带来了一些障碍，但在符合WTO的目的和宗旨下，这种状况最终会加快全球贸易自由化。因此，建立区域贸易集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但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障碍，反而是其营造物。在此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积极拓展双边、地区经贸合作，参加已有的或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是内地与港澳共同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确抉择。
2、CEPA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内地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内地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内地加入WTO，这些重大举措，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经济与国际经济出现了更紧密融合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21世纪的中国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国内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安全战略。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与时俱进，于2001年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加入了APEC这个论坛性质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些举措只是从框架上构建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安全的需要，因此CEPA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实施的第一步，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CEPA的出台，也是内地与港澳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港、澳的回归，三地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如香港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转口基地、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而内地也成为香港最大的港产品贸易和进口及转口对象。但是自加入WTO后，内地市场对外商更具有吸引力，港、澳商在内地市场占有的地位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香港在内地贸易伙伴中排名后移，实际使用外资也不断下降。且近年来，香港经济遇到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不但减弱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也出现了产业结构空洞，大量就业困难等现象。CEPA的出台，给港澳带来优于入世承诺更优惠的安排，将加快香港经济转型的进程，实现港澳与内地之间产业结构调整的互补，充分利用三地之间的资源，提升内地与港澳间的经济联系。
二、CEPA的性质
1、CEPA是一种具有国内法律安排性质和国际法上效力的区际协议
CEPA作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贸易自由化的法律安排，一方面是在遵循“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缔结的，另一方面，也是在WTO框架下谈判缔结的产物。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和澳门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同属于一个国家之下，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在WTO体制之下，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是WTO成员之间平等成员的关系，分别享有平等独立的代表权、平等独立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独立的申诉权，分别实行独立的责任制度。缔约主体的双重身份使得CEPA的性质在实践中难以识别，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主张CEPA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条约。理由是：港澳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为单独的关税区，享有国际经济法主体资格，具有一定的缔约能力，因此其与内地政府间的协议实质上是一种以经贸安排为内容的国际条约。有的学者主张CEPA实质上是一种国内的中央政府与地区之间的国内法律安排。理由是：香港、澳门和内地政府隶属于同一国家，CEPA实质上是双方为了共同促进经贸繁荣，而达成的一种国内法范畴的协议，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失偏颇的一面。
首先，香港、澳门不是国际法主体，不具有国际公法上独立的法律人格。所谓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且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者。而香港和澳门根据我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只能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对外缔约，它们不能享有象国家一样的完全缔约能力，当与其他国家发生国际经济关系时，必须得到国的授权。因此CEPA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但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香港、澳门特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享有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高度自治权，具有独立从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体资格，而且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享有单独关税区的地位。根据GATT1947规定，不论是否为国家，只要构成一个单独关税区，均可按加入程序成为GATT的缔约方。WTO协定沿袭了GATT1947有关成员资格及单独关税区的规定，因此在WTO体制中事实上已形成了包括内地、港、澳、台“一国四席”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达成的CEPA，事实上是一个国家内统辖不同的单独关税领土的政府间区际协议，带有准条约的性质，而不是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条约。
其次，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间的贸易关系，既不是不同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区间或地区与地区间的内贸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这就决定了CEPA所调整的仍是一种国内经贸关系，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CEPA，必然会打上国内法律安排的烙印。
最后，CEPA作为一种具有国内法安排性质的区际协议，其缔结是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特区政府在“一国”的前提下，并在WTO的框架下达成的，其制定程序完全WTO关于自由贸易协议规定，并且缔约程序正当合法。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古老的习惯法规则，CEPA不仅对缔约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而且对WTO具有信守义务的其他成员国同样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
2、CEPA是一种类自由贸易区协议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多种组织形式。按照区域成员间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程度，以及内部经济和社会政策，对外关税税率及贸易政策的一致性程度等项因素划分，通常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其中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松散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在成员间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而对成员与其他非成员之间的贸易则无统一措施，由各成员实行各自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关税同盟是在取消成员间贸易歧视，相互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建立共同对外关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较之自由贸易区更为积极；共同市场是在商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经济联盟是存在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实现完全市场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市场不统一很难消除。与上述传统的区域式的制度安排相比，CEPA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从CEPA的宗旨来看，CEPA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内地与港澳间逐步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事实上，按照“一国两制”的政策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因此，内地和港澳至少在这50年内既不能实行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无法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和贸易政策，当然不可能成立共同市场或经济联盟，加之内地和港澳目前的经济制度、发展水平、关税和贸易政策方面的差异，短时期内在两地间成立关税同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在目前阶段，根据CEPA协议安排，采用较松散的自由贸易区形式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从CEPA的内容来看，它规定了内地与港澳间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内容，根本未涉及统一的对外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也未涉及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内地与香港的CEPA为例，规定其具体目标为：①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②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考察CEPA的具体内容可知，CEPA的内容基本符合自由贸易协议的本质特征。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CEPA是一种以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分别设立自由贸易区为内容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我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尽管CEPA与自由贸易协议间有相似之处，但其毕竟是一种新型的区域贸易安排。
第一，从地理角度来看，以往的自由贸易区发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之间，即超越国界，属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经济一体化安排；而CEPA发和于一国之内两个不同的关税区之间，属于一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安排。
第二，从协议的范围来看，CEPA的范围比一般的自由贸易区要广泛，地区间的合作程度可能会超越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协定的紧密程度。一般自由贸易区只能为货物贸易提供便利，而CEPA则涵盖了货物、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更广泛的内涵。
第三，从协议的形式看，一般自由贸易协议常常一次定型，尔后也可修改、提升，而CEPA作为一种安排，一开始就确定“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这就意味着CEPA本身可以随国内情势的变化而修改和扩充。因此，内地与港澳间的经贸合作安排，仅是一种过渡安排。此时将之称为自由贸易区，时机尚未成熟。
今天，市政协在这里召开民主评议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政协各位主席、秘书长、各委室主任和评议小组成员，以及市国土资源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这次民主评议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头两个阶段即准备和动员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调查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听取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情况介绍，召开相关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和征求意见表等。第四、五阶段为评议反馈和总结汇报阶段，要汇总评议意见，经过反馈修改，最后形成评议意见，并报送市委、市政府。
刚才，高局长的情况介绍，使我们对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以及全市的国土资源利用情况等，有了一个全面把握和总体了解，也为搞好这次民主评议提供了基本依据。经济要发展，用地是保障。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国土资源局坚持一手抓资源保护，一手抓集约利用，在全面落实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前提下，创新工作思路，创新服务举措，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增加指标，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从以上高局长的情况介绍中，可以看到不少的“闪光点”。一是申报扩大内需和“点供”项目成绩突出。所谓“点供”，就是省对中央切块下达地方的扩大内需项目，以及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等，给予保证指标的单独性、保障性供地。申报“点供”项目，可以说是逼出来的办法。去年我市计划用地指标是7000亩左右，而全市仅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就超过了2万亩。怎么办？市国土局用活了“点供”政策，仅此一项就解决用地9000多亩。我查了一下，全省获批的“点供”项目是360项，新增用地10万亩，我市占了其中的近1/10。可想而知，市国土局领导和同志们为此动了多少脑、操了多少心、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话，付出了怎样的辛勤和努力。二是获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资格。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土地置换政策，它能够有效缓解用地供需矛盾，也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在当前激烈的区域竞争形势下，谁率先推行了这一政策，谁就能占得发展先机。我们高兴地看到，争取到了全国首批试点的资格，这十分不易，市国土资源局功不可没。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置换城乡建设用地8100多亩，保证了一批全市重点工程、民生建设项目顺利落地。三是“让服务对象受到有尊严的服务”理念感人。作为一个窗口单位，服务的好与坏，是脸面、是口碑、也是形象。市国土局确立的这个服务理念很好，体现了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宗旨。他们敢于拿出决心“削手中的权、让部门的利”，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值得肯定，值得借鉴。还有，在办理政协提案、配合参政议政等方面，市国土局历来是有态度、有行动、有成效，领导很重视，注重抓落实，在委员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总之，我认为，市国土资源局的领导班子团结能干，全局上下风正气顺，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一流的工作水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据我了解，也是市几套班子层面较为一致的意见。希望市国土资源局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状态，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取得更好的工作业绩。
今天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评议前期工作告一段落。下一步，将转入实际操作阶段。为使这次民主评议工作能收到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效果，借此机会，我提三点要求。概括地讲，就是把握好“三个三”。
第一个三是“三心”。民主评议部门工作，是政协行使民主监督职能的一种基本方式。政协的评议，靠的不是行政权威，而是体现了平等协商、客观公正、切实有用的特点。因此，参与评议的委员和同志们都要抱着“三心”来开展工作。一是诚心。就是诚心诚意促进部门工作。树立“评议就是支持、监督就是服务”的理念，寓民主监督于支持服务之中，在支持中监督，在监督中服务，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达到善良的目的；二是虚心。我前面讲到，市国土局很多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希望大家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把这次评议看成是向职能部门学习、提升自身水平的好机会，借助这个机会，深入了解部门工作，切身感受部门变化，虚心学习部门的好思路、好做法、好作风；三是公心。在民主评议过程中，大家要坚持出以公心、坦诚相见，注意掌握辩证法，坚持两点论，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总结成绩要不遗不漏、准确到位，作出评价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出批评要切实中肯、有理有据，使评议真正成为对部门工作的有力促动。
尽管这是一起失败的案例，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可以看出，在境外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一、律师调查以及可行性报告
企业一般在投资之前，都会要求对对方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以获得对投资决策和投资方案更有利的信息。可行性分析报告主要包含双方的基本信息；项目的总投资、注册资本、出资方式、资金落实情况；根据市场调查确定的项目建设规模和产品方案；市场情况分析(含周边市场和转口的可能)、经济效益(含汇率因素)、投资环境评估；项目进度计划；结论问题以及建议。根据笔者的经验，在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中，委托人往往只重视财务尽职调查而忽视律师尽职调查的重要性，导致不必要的法律风险，甚至出现了许多失败的案例。
二、审查制度
2009年10月lO日，通用对外消息称“双方已经就通用旗下高端全路面悍马车业务的出售签署最终协议”。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实行核准”，国家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核准部门是国家发改委”。依据两部委的规章可以看出国家对境外投资实行的是审批制。这表明即使投资双方签订了协议，该协议还是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批才可以生效。
国内的相关规定中均对企业提请审批需要准备的材料以及需要经过的程序进行了规定，企业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准备资料。但是目前国内的审批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国内的规定并不是很透明，企业在准备相关资料的时候很难把握。许多企业往往是在碰了壁(报送文件不符合要求、或是报送的部门不对口，而被退回)之后，才能“摸索”出门道。很有可能企业前期准备的资料被相关部门以“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材料不齐全”为由退回或者要求重新准备。此次腾中收购悍马的过程中，双方在去年10月份就签订了协议，当时也已经将材料递交相关部门，但是一直都没有收到是否批准的通知。而最后商务部的表示是“未正式收到申请”。
三、政府的参与
关键词：西方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监督；
中图分类号：D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81-03
西方议会的财政权也称财政议决权或财政监督权，一般主要指议会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的权力，常常被形象地称为议会的“钱袋权”或“管理国库的权力”。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反对封建王权口号来看，财政权是西方议会的传统权力，也是核心权力。
各国对议会财政权内容的规定不尽一致，但主要是批准政府的预算和决算。根据规定，政府每年的总收入和总支出都须得到议会的事先同意，支出的分配细目也需经议会同意，政府的支出只能限于议会同意的范围之内。因此，政府事先编制出某一期限内（通常为一年）国家收入和支出数额的方案，以得到议会的同意，这就是财政预算。同时，政府对上一个期限内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数额作出总结，并向议会报告，这就是财政决算。预算案的期限一般为一年，称之为财政年度或会计年度。西方各国财政年度的起止时间不一。若在财政年度开始前议会来不及通过全部预算，则可通过临时预算法案。决算案一般由政府财政部门汇编、制定，先送审计机关审核，然后转呈议会审议通过。
一般而言，财政预算案由政府提出。西方各国议会的财政权在内容上不完全一致，在行使财政监督权的过程中也各有特点。英国议会的财政权主要分为讨论和审议政府的公共开支预算以及政府的税收方案。公共开支预算方面，每年2月由首席财政大臣向议会提出公共开支预算案，由下院公共开支委员会负责审查，该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委员会，就各项具体开支项目进行分析和审查。然后由议会在为期26天的“反对党日”对其进行辩论。7月，议会对其进行“三读”和表决，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成为“拨款法”。政府有关超支的补充预算也需经议会批准。税收方面，每年4月初由财政大臣在预算演讲中提出政府的税收方案，由议会的财政及公务员专门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审查。随后由议会对之进行辩论。7月，议会对其进行“三读”和表决，通过税收方案，成为“财政法”。此外，英国下院还设有公共帐目委员会，由反对党议员牵头负责，对政府公共开支预算被批准后以及被国家审计局审计后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委员会有权传讯政府官员到场作证，有权调阅有关的文书和档案。
财政权是西方各国议会共有的通过国家预算来监督政府的一种重要权力。表面上看，预算案仅规定政府经费收支，但事实上它体现出政府的施政方针。议会有权审议、修改或否决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也就是有权审议、修改或否决政府的施政方针。在议会制国家（如英国），议会虽不能编制预算，也不能不经政府同意修正政府的征税与开支要求，但议会可以绝对地否决政府的征税议案与拨款议案。议会拒绝通过政府的财政议案意味着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要么主动辞职，要么提请国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在总统制国家（如美国），国会不仅可以自主编制某一财政年度有关收支和债务的预算案，还可以对总统提出的财政预算案实行连政策带金额的双面审议，可以对其进行自由裁量，任意予以增减，不留任何免于审议的内容。通过取消或削减资金，国会可以废除或削减政府机构某些项目。通过增加资金，国会可以确立受到忽视的某些项目领域。国会对总统财政预算案的监督和制约重者可导致政府部门瘫痪，如1994年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而占据国会两院多数的共和党议员与总统在大幅度削减联邦预算问题上意见不一，直至10月l日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总统提交的预算案仍未通过，政府只能要求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政府的运转，但此后双方仍然相持不下，结果政府被迫三度关门。但更多情况下是总统在国会财政大权的制约下不得不考虑国会的要求而寻求政治妥协。如1995年国会与总统围绕制定1996年财政预算调整法和各单项拨款法继续展开预算争论，结果双方互相妥协和让步，国会迫使总统放弃了10年内平衡预算的初衷并同意7年内平衡预算，总统则阻止了国会大砍医疗照顾和医疗帮助基本社会福利项目的主张。
西方议会制度作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人大制度有本质区别。我们既不学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走西方的议会道路，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是，西方议会的一些操作性技术、方法，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财政监督，对我们做好人大预算监督、树立人大权威、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借鉴作用。
第一，要树立“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理念。未经人大同意不得征税，这样的理念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中国的传统习惯是政府决定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往往都是政府说了算，认为老百姓交“皇粮国税”天经地义。这点有待探讨。现代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征税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不和老百姓商量，不经人大同意，政府直接决定，既有悖民主精神，又容易导致政府权力滥用。同时，这与宪法和法律规定相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增强政府尤其是财政、税务机关的法治意识，在国家税收上坚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税率、税种等一定要按经人大批准同意的规定执行，不得以政策代替法律，不得随意变通人大决定。同时，未经人大同意，政府财政部门也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支出，或者变更财政资金的用途。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措施加强经济民主的宣传教育，逐步增强公民依法纳税意识。未经人大审议决定的事项，公民有权拒绝交税，并有权提讼；人大通过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决定，公民必须坚决执行。通过自律和监督，财政税收将更加公开、透明、民主、科学，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适应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需要。
第二，建立财政预决算报告提交人大审议前实行双重审计的制度。对政府提交的财政预决算报告先行审计、严格把关，是提高人大预决算监督质量、增强监督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和措施。现行的人大预算监督机构人员少，尤其是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对政府提交的预决算报告进行审计式检查，只能借助外力。为了增强审计的客观公正，建议建立双重审计制度。一是请政府审计机构组织力量对财政预决算进行审计，提供审计意见，作为人大审查批准的重要依据。二是聘请社会审计机构，对预决算进行审计，查找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既可克服现行体制和机构隶属关系下，政府审计机关自己审自己的弊端和不足，又有利于发挥社会审计机构的作用，互相监督制约，提高审计质量，为人大依法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
第三，适时监督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西方议会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管理非常严格，他们宁愿政府关门，也不会轻易让步。相反，我国的财政收支则比较随意、宽松，长官意志主导的工作思路比较突出，人大通过的决定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案”、“铁案”。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和政府领导施政行为的短期化，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难以克服的隐患，人大的权威也会受到影响，人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为此，建议借鉴广东的做法，将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与人大相关机构的电脑联网，以便适时了解情况，经常查询国库的日常支出和收入，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和强有力的监督，努力避免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先斩后奏”或者“不奏”，导致人大权力旁落或边缘化的问题，管好人民的“钱袋子”。目前，互联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机打发票和税务机关已联网，税务机关可以适时管控税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财政收支与人大联网已经不是技术和可行性问题了，关键在于决策。加强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监督，能保证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利国利民。
安信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政策正从刺激性走向中性化。未来6个月内，如果出口持续好转、房地产投资持续恢复，预计房地产政策将从过度刺激逐步、择机微调，回归至中性。基于对当前经济恢复所处阶段、房地产的重要性等原因，报告预期二套房贷所涉及的利率和首付优惠政策将保持一定的持续性，但执行的严格程度会逐渐提高。
国金证券研究报告分析认为，首次购房七折利率的政策，年底取消的可能性不大；对二套房利率的优惠政策是否取消，该提法本身就不合适，因为银监会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仅管住40％的首付要求，具体利率由各地方自行制定；二手房营业税减免政策应该不会续期，按原计划执行至2009年12月31日；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一般截止到2009年底。主要是购房契税的减免，预计到期延期的可能性也不大。
对房地产板块，中银国际认为，对购房优惠政策可能取消的担忧也将推升近期的成交量，维持对房地产板块的增持评级。
交银国际表示，大部分开发商已经锁定了今年的盈利增长。因此有能力接受第四季度增长放缓的情况。而且暂时未见到能对现时复苏势头构成威胁的不利因素。
国金证券认为，短期内市场的购房情绪不会突然逆转，成交仍将保持活跃，政策在短期内也不会突然出现转向。重点推荐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金地集团、大连友谊、北京城建、冠城大通、安徽水利、昆百大和南通科技。
投资策略
中信建投关注业绩政策双重影响
经历了10月份的反弹之后，目前市场整体估值情况处于合理区间，各行业估值状况继续出现分化，下游消费类行业继续上升。各行业未来的业绩情况将逐步成为影响投资者投资选择的因素。岁末，宏观政策即将调整并定下明年的基调，政策因素对各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近阶段应该关注在业绩和政策方面双重受益的行业。11月份看好的行业有银行、保险、信息服务、医药生物、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农林牧渔、煤炭开采、化工和电子元器件。
银河证券把握强周期及消费主线
在业绩推动下，投资者投资策略可以较为积极，保持较高的仓位水平。重点关注两条投资主线：一是以房地产为主要驱动力的强周期行业；二是以汽车为代表的业绩驱动型的消费型行业。看好房地产、金融、工程机械、煤炭、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重点关注十大金股；威孚高科、宇通客车、浙江龙盛、中国人寿、招商银行、徐工机械、金融街、西部矿业、潞安环能、冀东水泥。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关系有争议
不少国内学者针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特殊变迁和金融发展模式开展了大量研究，而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关系观点不一，部分学者指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尽管中央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实际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当地方政府都竞相利用他们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向金融机构施加压力时，中央银行驻地方的金融机构很难抵御地方的需求，最终形成“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因此不少地区金融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地方政府塑造的痕迹，在公有制经济体制下，地方之间的竞争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而竞争过程中，金融资源的横向流动越来越少，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而这种竞争格局很可能损害到金融发展。而也有部分学者肯定地方政府的作用，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特定阶段，金融系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稳定状态，则需要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
从研究视角上看，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多持批判态度，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政体束缚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滋生环境，也未考虑到当前金融集聚等现象对金融格局的正效应影响；研究方法上看，多采用文字论述和经典博弈论进行论证，然而，经典博弈论大多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博弈参与人之间策略相互影响等情况，完全理性状态很难达到，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演化博弈论则是基于博弈参与人为有限理性的假设，强调博弈参与人一开始做出的选择可能并非最优选择，而是通过在实践中不断选择、学习、适应、改变，才最终做出最优选择的，更加符合现实发展情况。当地方政府采取干预策略，试图扩大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时，如果金融机构采取合作策略，则地方政府将获得金融资源，用其推动当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伴随当地经济的好转，地方政府获得周边地区金融资源到此投资，中央政府更多优惠政策等利益，而金融机构也因从地方政府那获得相关政策支持而获得收益增量；如果金融机构采取不合作策略，则由于地方政府在本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依然能通过干预获得收益，但是因花费了人力物力使该收益略小，而金融机构因不合作而无法从地方政府处获得相关政策，仅凭自身能力发展。
强强联合使利益最大化
当地方政府采取不干预策略时，地方政府收益将为零，金融机构无论是否合作都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支持，仅能凭自身发展。如果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那么就产生了化学反应，达到利益最大化。
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逐渐成为中央税，而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逐渐成为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税收收益递减，事权费用却在不断增加，财政分权无形中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其为了弥补其财力的不足，渴望最大限度的争夺金融资源，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金融机构的能力，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放弃原先通过直接干预银行经营获得国有金融资源的方式，转向采取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区内国有企业或其他能为其带来政绩的企业逃废债等的间接干预手段，金融机构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然而在这种被迫合作中，由于当地政府天然具有的公权力，并且可借助当地司法体系，直接纵容一些企业以改制之名悬空银行债务，导致金融机构显然无法从这种被迫合作中获得超额收益，相反，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和间接的强制干预，致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而当地政府因干预金融机构信贷从而帮助企业融资而获得收益。
目前，金融生态环境日趋完善，金融集聚现象在我国部分省市涌现，金融集聚不仅通过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还改善金融功能的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愿意继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并为金融机构利益着想，金融机构也开始信任当地政府，选择合作策略，因此，在此时期，合作，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里，不但能从与辖区内帮企业融资中获得利益，同时能从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拓宽信贷市场规模中产生利益，促进了经济发展而获得超额收益，对金融机构而言，因重新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原先获得金融环境改善的收益基础上还从地方政府那获得比如新增机构设立、办公用房等针对性优惠政策支持获得收益，使总收益变得更大。
双方合作未来趋势预测
我国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演化博弈过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行为策略从吸取金融向建设金融的方向转变，而金融机构行为策略则是从被动迎合向主动合作转变，可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如何一直保持合作发展关系将是未来的研究新趋势。在研究视角上引进金融集聚概念，着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集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平台。
合作是双赢的基础，双赢是合作的目标，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中双方获得效益均为最大化是未来的研究新趋势。在研究视角上应引入协同学，把当地经济发展看成一个系统，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当地优势产业、科研所、高校等视为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该系统的发展需求角度出发，讨论如何提高当地市场信息披露程度、降低获取信息成本，从而使地方政府在与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能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出差异化发展之路，真正达到双赢的效益。如何实现合作双赢？
笔者认为，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2019年,XXX在区委区政府及市局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区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税，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持续提升队伍素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全局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现将一年来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税收法治建设具体情况
（一）依法全面履行税收职能
1.坚持依法组织收入原则，依法防止和制止收“过头税”，加强税收收入质量考核评价，实施收入质量动态监测和管理，坚决遏制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摊派税款、越权减免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税收收入质量评价分析工作，切实提高收入质量。2019年，我区税务部门组织收入XXX万元，较上年同期增收XXX万元，同比增长XX%，其中：组织中央级税收收入XXX万元，增幅XXX%。组织区县级收入XXX万元，增幅XXX%。通过将组织收入工作与依法行政相结合，同时贯穿到内部绩效管理中，圆满完成了全年税收任务。
2.落实减税降费，努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一方面主动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减税降费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制订宣传方案，宣传册、微信短信、电视字幕、办税大厅等多渠道强化宣传，着力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培训辅导全员全域全覆盖。2019年我局组织开展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对XXX余户纳税人进行上门辅导。在加快退税进度的基础上，对应享未享清单对比核实，建立完整详实的减税降费应退台账。截止2019年底，我局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实现新增减税XXX万元。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效应显著，享受减免人次XXX万人，累计减税金额XXX万元。应享未享多缴退税累计完成退税XXXX户，共计XXX笔，退还税款XXX万元。
（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下简称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三项制度”对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基础性、整体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区局各行政执法部门在实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等相关执法活动中，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切实让行政执法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1.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强化事前公开、规范事中公示、加强事后公开，不断丰富公示载体，在采取“双公示”（在行政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大厅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微信平台、出租汽车、广场广告大屏等载体创新公示形式，做到了对本单位税收执法职责、依据、范围、权限、标准、程序等税收执法内容和执法结果向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公开，2019年公示事项3600多条次。
2.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对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等行政执法活动进行记录并归档，2019年度做到金三系统对所办事项的全过程记录，同时采取执法记录仪记录执法事项63条次,实现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3.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明确审核机构，行政执法部门明确具体负责本单位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工作部门，确保法制审核工作有机构承担、有专人负责。明确审核范围，结合执法类别、执法层级、所属领域、涉案金额、社会影响等因素、明确界定各行政执法类别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围。明确审核内容与审核责任，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规范审核程序、审核载体、时限要求等，完善法制审核意见与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对审核意见不一致时的协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全面系统的规范法制审核行为。2019年度对欠税公告、非正常户认定、不予加收滞纳金、定期定额核定、税收处罚等执法事项3250条次，审核行政事项及“三重一大”事项12项。
（三）落实信息公开制度
2019年度我局以渭南市XXX政务公开平台为中心，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网络实体相结合的形式，积极开展政务公开工作：一是认真做好平台信息的更新工作。及时上传非正常户公示、定税清册、A级信用纳税人、行政处罚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等公开内容，及时上传最新的税收政策法规，同时转发总、省、市局的政策解读及文章，方便纳税人随时查询信息、了解政策。二是做好线下公开，区局结合税务部门职能特点，紧抓公告栏、展板、LED屏等传统宣传公开渠道，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更新公开内容，同时将办税服务厅作为政务公开据点，针对其纳税人流量大的特点，以宣传单、折页及手册等方式，将重点政策方针等内容及时向纳税人公开，充分发挥线下公开针对性强、指向性好的特点。三是拓宽宣传渠道，召开重点培训会议，组织纳税人来到区局接受政策培训，在确保政务公开的同时，让纳税人对政策搞懂吃透，结合税收工作开展进企业送政策，上门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专项辅导，让政务公开工作从税务部门直达企业，同时借助税法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以此为平台开展政务公开工作的同时，积极宣传政务公开，有效增进纳税人了解及参与政务公开工作的积极性。四是结合税收工作；以政务公开为桥梁，大力推广便民春风行动、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一厅通办”等举措，通过将政务公开试点工作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结合，推行纳税服务做加法，办税负担做减法，全面优化办税流程、持续推进网上办税，实现办税时间缩短、办税效率提高的目标，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开展与落实。
（四）健全行政权力监督机制,自觉接受司法监督
主动接受区人大、政协、司法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认真配合监察、审计等机关的专门监督。健全完善行政应诉工作机制。全面做好工作范围内的行政应诉工作。建立法院、检察院司法建议的办理反馈机制,积极回应司法建议。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对办理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提案、议案的意见和建议。
（五）强化法治宣传
开展了“政策红包进万户，减税降费惠万民”的大走访活动，采取送明白卡、分发宣传资料、微信短信对点传递、面对面辅导、纳税人学堂等多形式精准开展税收政策宣传辅导，给每一户进行了培训辅导的纳税人建立“四清册一台账”，让我们的培训辅导工作实打实看得见。在第28个税收宣传月活动中，我局在中心广场、少华山、渭华起义纪念馆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置七个宣传点，集中开展宣传。累计发放各种减税降费宣传资料4000余份，发送短信18000余条、投放出租车顶灯广告95台次，举办各类培训班57期，累计培训辅导税务干部和纳税人8550余人次。
（六）树立“学法”模范标杆
1.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制定领导干部会前学法计划，严格落实《XXX领导干部学法制度》，2019年以来，组织党委中心组、局务会学法20余次。
2.巩固中坚力量。强化干部职工法制学习培训，通过“三项制度”专题研修班、税收法治精品培训班、法制专题培训会等方式，深入学习各类法律法规。健全执法资格准入机制，精心制定新进人员学习培训计划，确保执法资格考试通过率达100%。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年，我局坚持以“聚财为国，收税为民”税务精神为引领，持续深入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同时也仍在存在一些不足。少数税务干部的法治观念有待增强，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还须进一步加快，税收法律制度的质量有待提高，特别是税收政策、管理措施的透明度、针对性、确定性需要加强，税收普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部分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不强、税法遵从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对于这些问题，我局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2022年工作计划
（一）不断夯实税收法治基础，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坚持推行权力和责任清单管理，严格落实税务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办理流程，公开各项涉税优惠事项的政策依据和操作标准，持续简化办理手续，减轻办税负担；坚持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会议及学习，切实提高干部职工法治思维；持续深入推进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相关工作。
（二）持续深入落实减税降费
一是精准宣传辅导。聚焦减税降费“新老政策”，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运用好税收优惠政策汇编，进一步将政策“点对点”“面对面”地精准推送到户、精细辅导到位。二是政策运用跟踪反馈，落实减税降费问题收集解答机制，不断完善已有的税收政策反馈机制，有针对性地对一些重点问题加强跟踪了解和情况反馈，特别是针对选取执行中存在操作性不强、受益面有限、纳税人获得感不明显等问题的政策，开展深入调研、深度剖析，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将“堵点”疏通，将“难题”化解。
（三）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以“三项制度”作为优化执法方式的重要抓手，按照稳中求进，科学规范、优化创新、统筹协调、便利高双的原则，分阶段、有步骤，切实开展全面推进“三项制度”工作，优化税收执法，注重日常税收执法行为的预警监控和考核管理，规范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坚持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双公示”信息，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加强税收检查进户执法审批。
（四）做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和行政复议、应诉工作
认真组织开展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务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做好对基层所（分局）案件办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捍卫税务机关执法公信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9%，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3]。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4]。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hi138/Com]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4]?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400.
[2]乔健。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治理[EB/OL].2009-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