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折衷资本制变革
一、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概念
在不同的语境中，“资本”一词拥有不同含义的，尤其是在公司法中，资本也体现为一个十分复杂的法律概念。资本在我国公司法中，定义为股本，即指在公司章程事先已经确定并载明、出资总额由全体股东承担的一个概念。在我国公司法中明确规定，经注册的资本才有效，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公司要实现运营，公司资本是前提，也是基础。公司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物质保障。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从广义上而言，是指有关股东投资的股权在公司资本运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完整的配套系统；从狭义上而言，公司注册制本制度仅指规制公司资本的产生、运行、退出等相关机制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
二、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类型
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会因为地域差异、时间错位或者历史时期的变迁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分为三类。具体来说，为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这三种。
（一）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在公司资本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含义是“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注册资本必须不得少于法定最低资本标准，即在公司成立前由股东一次性全部认缴完毕，股东可以一次性全部缴足，或者按照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及比例内完成首次缴付，使公司得以成立的资本制度”。具体来说，法定资本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公司的注册资本要符合法定标准。虽然法定资本制下公司章程仍然可以对注册资本的数额进行约定，但这种约定不得低于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
2.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是一定的，要求股东必须一次性全部认缴，不得出现公司注册资本没有股东认缴的情况。
3.股东出资的缴纳义务为实缴制，即法律规定公司章程中所预定的股东出资，必须在公司成立之前一次性缴足或者依法缴纳至一定比例。如若股东未能及时按照法定标准缴纳出资，则公司就不能依法设立。单纯从注册资本角度而言，法定资本制本质上是对法律安全价值的追求，同时也是法律规范对公司资本安全性追求的一种体现。在某种情况下，公司无法设立，导致破产。倘若出现这种情况，则可以用最低资本金额内的资金偿还债务。
法定注册资本制度的形成在于规制空壳公司的设立。此种制度通过实缴注册资本保障在公司成立时拥有最低财产额度以保障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此种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司运行中，法定注册资本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依据资本确定原则，公司在设立之初需要全部缴清资本。然而这种举措必会影响新建公司的正常运营，不利于公司自身的成长；其次，公司在设立之初尚未开展营利活动，实额缴纳注册资本对于公司发展而言，易导致资本循环出现断裂；最后，公司资本第一次发行认缴之后，会产生一种不利的效应。那就是如果公司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增加注册资本，则可能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法律上的程序。
（二）授权资本制
授权资本制度指在公司成立之初，用来注册的资本的总额早已确定，但发起人只需认购应由其所应缴纳的部分股份。这样，公司便可成立。而剩余部分的股份应由公司依据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现阶段生产运营状况以及涉及公司发展的市场行情等制约因素考虑决定是否发行公司资本。因此，授权资本制相与法定资本制相比，前者增加了些许灵活性。授权资本制度的优越性不单是因为它体现了公司制度的灵敏和便捷，另外还通过降低公司准入门槛的方式，规避大量繁琐的法律程序，从而有利于资本在公司运营过程中保持适度增加，进而快速适应公司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对公司在规模上扩张的要求。同时，由于在授权资本制下的公司注册资本难以落实，使其注册资本相对减少，从而致使其往往陷入不安全的环境中，进而不能更加有效的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三）折衷资本制
折衷资本制是对公司资本制度中上述两种制度的相关理论的中和。换种说法说，是上述两种制度的一种妥协安排。在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中，折衷资本制因本国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许可资本制，二是折衷授权资本制。许可资本制为德国所采纳，又被称为认可资本制，即在公司成立之初，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全部认足或募足；或者在章程中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成立后一段期限内依据授权，按照一定比例发行新股、增加资本，无需经过股东会的特别决议。而折衷授权资本制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适用，它指在公司设立时，通过章程明确确定资本总额，只需认足公司依法成立所必须达到的部分资本或股份，未发行的部分通过授权董事会，要求董事会根据需求发行。但该授权发行的部分依法不得超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公司资本的一定比例。折衷授权资本制是在授权资本制基础上，通过限制董事会发行股份的比例和期限而形成的制度。它不仅坚持了授权资本制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法定资本制的要求。
三、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变化
（一）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历史演变
《公司法》从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至今，在我国已先后经历了四次修正。公司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公司法律制度的不断变革，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影响，针对转变政府与市场关系而做出的进一步修改，是制度上的重大进步。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完全法定资本制，即公司依照在公司登记机关所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出资作为其公司注册资本。而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由完全的法定资本制逐渐向折衷资本制转变。继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通过对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的逐步放宽和企业年度报告制度的适用，创业成本将会很大程度降低。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会的投资活力必会被大力激发。
（二）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新变革
2014年《公司法》的最新变化，是适当放宽了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关于注册资本登记的相关要求。此次修改，将公司注册资本的登记制度由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修改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具体体现为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以及第八十条的规定取消了关于公司设立最低注册资本额度的要求，进一步放宽注册登记资本的条件，并在立法上对注册资本予以明确规定，将注册资本由之前的实缴登记制度改为认缴登记制度。上述改革要求对于新进创业者而言，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其设立公司的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分企业为自身发展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变为认缴登记制的新变化，一方面是鼓励公民自主创业，促进我国公司的设立、发展，从而带动就业，进而推进我国进一步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而另一方面，充分体现我国对市场主体的充分尊重，在取消原公司法中对股东或其发起人首次出资比例以及剩余出资额缴纳期限的规制，从理论上使股东自行约定出资额、出资时间以及出资方式，使创业者“零首付”设立公司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在登记环节取消了公司成立时应向登记机关提交相关验资报告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更加灵活适用所持资金，以便使资金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从而致使公司的规模与其发展资金的需求相适应，进而实现市场资源在我国社会中的进一步合理使用。
四、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完善与建议
（一）建立高效的政府调控监督机制
加强政府职能转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现阶段公司注册资本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的首要问题。上文论述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由“严进宽出”向“宽进严出”的转变，降低了公司成立的准入门槛，激活了市场竞争机制，在强调强化市场责任主体责任的同时，适度放宽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加强政府对市场资本的监督力度，实现放管集合，做好对企业相关资本机制的事前事后监督工作。在此阶段，应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实现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一致，从而建立健全高效的政府调控监管制度，从而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进而维护相对宽松准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二）建立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系统
由于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相对变化，债权人的权益也会随着改变，即公司在相对宽松的资本登记制度下设立，债权人的利益会有一定的风险性。若公司缺乏自律意识，则这种情形对相对交易人而言则更加明显有失公平。因此，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将企业不披露或不实披露的问责机制落到实处，从而完善信用约束机制，进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使其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的方式，提升企业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信息披露意识，促进市场和谐有序的发展，让“信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奠基石”。
（三）加快信息化建设
加快信息化建设是数据化时展的必然要求，即信息化建设能促使对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近来兴起的电子营业执照与公司年度报告信息公示制度，需要不断提高信息技术才能使其上述两项制度广泛使用与开展。因此，只有加快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才能实现现行信息登记管理系统的改革，从而实现市场主体信息公示系统的不断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企业信息公示效率将会提高，进而平稳推进各项改革的实现，促进我国注册资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
一、少年司法制度概述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及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教育的原则，以及程序，大法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与保护未成健康成长的制度。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不足
（1）在规则系统方面，表现为独立的、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的缺失。立法落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纵览现有的立法，虽然对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规范，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2）在组织体系方面，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由于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少年司法机构的不健全使得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发挥，不能很好地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等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3）在概念系统上，表现为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价值认识不足。时至今日，在许多人观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价值取向上看待，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虽然一般而言并无不可，但因社会治安不好开展严打时，此种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待遇的忽视。
三、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议
（1）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铺的原则。《预防法》第44条和《保护法》第38条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惩罚、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铺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完成监管教育和适度劳动，以用造的方法对其进行矫治，使其脱胎换骨”重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然，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是，惩罚为辅并不意味着不要惩罚，对那些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屡教不改的也应辅以惩罚，才能使他们受到的震动，改恶从善，重新做人。（2）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规则体系。首先，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现有不少学者业已提出了建立我国少年法律体系的见解。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有的学者主张为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配套，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上述观点表明我国学者关于应该完善少年立法已取得了共识，存在分歧的只是采用何种法律表现形式。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是妥当的，第三种主张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目前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未有二致，故不足取。在具体制定我国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时，可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的立法模式。其次，完善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在刑事实体方面，应明确规定少年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宗旨与目的，强调保护处分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奉行优先保护少年原则；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特点，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刑罚及过于严厉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最后，扩大少年法庭对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是宽泛的，不仅包括违法犯罪少年，而且包括“需要监督的少年”和“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我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纳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中，加强对少年人教育、感化、挽救，避免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3）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体系。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少年司法制度概念论[J]．当代青年研究．2002（5）
[2]邓修明．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J]．社会科学研究．2005（3）
从时间维度说，就中国当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通过编纂判例的方式形成或确认用于裁判的规则并指导司法实践也多少具有一定的传统。作为中国当代司法实践发端之一的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就曾以编纂判例的方式来指导司法实践。根据有关研究的介绍，在边区法律文献及实践中，“判例”主要指处置妥当的典型案例，那时的判例编制主要由具有权威性的机构边区高等法院和具有权威性的人员进行，编制出的判例以典型案例为主要内容，并具有多重的功能，其中以判例对法律疏漏的弥补和指导司法实践为主要定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中国当代司法制度定型与确立之后，通过编制案例的形式以供司法裁判参考的﹙非正式﹚制度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审判体制改革的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专栏设置了判决书选登，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最高法院公开指导性案例的早期尝试。”根据当时《公报》中的声明，被刊登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当然，由于这些案例并不属于司法解释，也不能被引用，它们对各级法院的司法裁判影响非常有限。由此来看，生成和发展具有一定效力作用的规则是判例的实体性特征，如果我们在此使用广义上的规则创制概念，我国法院的指导性案例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一方面看，我们至少应该肯定中国法院的指导性案例编纂属于通过司法来生成和发展法律规范的一种活动。就当下的案例指导制度而言，通过指导性案例编纂实现司法规则的发展并进而指导法律的统一适用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认识。从已经的指导性案例的结构体例上看，每个指导性案例均具有裁判要点、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及其裁判理由，而作为指导性案例主旨的裁判要点更是以规则阐述的形式得以表达。作为指导性案例之核心和精华的裁判要点，就是“指导案例要点的概要表述，是人民法院在裁判具体案件过程中，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对法律适用规则、裁判方法、司法理念等方面的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判断及其解决方案。”进一步分析来说，裁判要点的结构也明显地展现了作为一种类似抽象性法律解释形态所具备的要素，具有发展具体司法规则的明显特性。裁判要点“作为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适用，都具有作为一般行为规则的形态和含义，其中所包含的规则适用条件、具体行为模式和相关法律后果等规范逻辑要素，很容易被识别。”
二、指导性案例的编纂与司法的统一诚然
在肯定指导性案例编纂在从事法律解释并发展司法规则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较之于普通法系中各级法院的判决都有可能成为被后续案件裁判予以适用的特性，我国当前的案例指导制度变为只承认最高法院对指导性案例的选拔和编纂，就是与大陆法系国家大多由具有权威性的机构编纂判例的模式相比，这种垄断指导性案例编纂的做法也显具特色。具体言之，按照目前的指导性案例编纂规范和实践，一方面，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编纂并指导性案例，地方各级法院都不得编纂和以指导性案例为名称的判决案例；另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编纂和的指导性案例并非就是来自最高法院的司法裁—08—判，而是来自于各级人民法院的既定生效裁判，这意味着任何一级的法院生效判决经过推荐、选拔、审核和编纂也都有可能被为指导性案例，被编纂为指导性案例的案例具有了在一般生效判决基础上另外的效力，将对全国各级法院的司法裁判具有参照适用效力。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而断，虽然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是对世界司法判例制度的某些形式的借鉴，但是我国当前的案例指导制度可谓打破了人们关于判例编纂的一般性认识。且不说在普通法制度下任何一个层级的法院都可以假借对案件的审判形成新的裁判规则，法院的任何判例根据判例法制度的固有机制而有可能成为被后续审判特别是下级法院的审判所遵循的先例，就是大陆法系司法制度下的判决在其被做出之后也就能因自身的权威和“魅力”而成为有影响力的判例，而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只有最高法院按照一定程序和条件才能组织选拔、编纂并。这样，一个法院对某个案件的判决被做出并公布以后，并不能凭借某种固有机制或自身权威而就具有案例的效力，它仅仅只对案件当事人发生作用，只有当该案例被层层遴选，报经最高人民法院编辑，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予以之后，才能成为具有效力的指导性案例。另外，在这种工作思路的统合下，可以说，被编纂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也并不是最高法院“正向”利用自然汰选的结果，而是案例编撰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一定套路在全国各级法院已生效判决中寻找出的“遗珠”。这种借助最高司法权威和文本垄断的方式所进行的指导性案例编纂，很显然是为了在既有的司法制度框架内实现对法律适用所应有的司法统一的寻求，这种司法统一既包括司法裁判的统一，当然也暗含着司法权威与司法组织结构的统一。就司法权威而言，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由最高人民法院垄断性地进行指导性案例的选拔编纂，有利于形成一元的司法判例体系，基于我国司法审级体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领导进行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编纂事宜自然是最具现实合理性的一种选择。分析我国现行的司法审级体系，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构成了一种等级化的裁判体系，作为这种体系最顶端的最高人民法院无疑是承担司法统一最有权威性的机构。就司法结构而言，我国当代法院的体系需要着重致力于在组织样态和联系机制上确立在国家范围内的一元化的整体系统，这种一元化的系统不仅要求各级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坚持裁判依据的统一和裁判结果的统一，而且要求司法系统在整体上形成一元化的对外格局。就此而言，除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志在实现统一法律适用，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范围内司法判例制度以促进我国司法发展等缘由之外，这或许正是我国目前致力于建构一元化的案例指导制度的一定正当性所在。通过由最高法院垄断指导性案例编纂和的体制安排虽然在对司法统一的寻求方面有其不可被忽视的正当性，但是在实现司法统一的道路上是否就意味着必然能够到达呢？对此，已有研究做了深刻而细致的回答，根据该研究的论述可知，现行的指导性案例编纂制度使得各级法院所做出的生效判决都不当然具备案例的效力但都具有成为指导性案例的资格，但又即使是最高法院自己裁判的案例也不能自动成为指导性案例而必须经过推荐程序，这样，由最高法院统一编纂并指导性案例，表面上看似形成了一元的案例指导制度，但是这种表面的一元也因现行审级制度而实质上趋于破裂，因为最高法院并不能运用其终审权力来确保各级法院统一参照指导性案例。倘若对此种原因进行进一步的追问，我们所要做的是必须考察判例制度建构的实质性原理，并从实质上检视我国法院体系职能设置的现实。可以发现，如果沿着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为法律适用提供和发展司法规则的作用寻找，那么以维护司法统一为目标的指导性案例编纂需要具有更为深层内容的制度设置的贯穿，而这种具有更为深层内容的制度设置恰是司法体系中应该具有的某种不统一，这种不统一的表现就是司法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实行职能分层。
三、我国指导性案例编纂的行政程序性质
1.如果从指导性案例的编纂程序与具体步骤出发审视，我国现行的指导性案例编纂体制在案例的推荐、选拔、审核、编辑再到公布的一系列环节，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行政操作式样的运作机理。这种遴选与编纂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和体制无疑不同于判例法制度下的判例产生和运行机制，因为判例法固有的机制让法院的判决可以自动成为对之后案件裁判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每个生效的判决作为先例也会因为司法在之后遇到的案件与其相同或类似而被自动地遵循适用，由此也可以说一定的判例汇编对于先前判决是否能成为判例并没有意义。与此不同的是，在对案例的编纂方面，我国行政化的指导性案例编纂机制与大陆法系多国的判例编纂机制有着较为相似的家族特性，即案例的编纂是生效判决成为有约束力的判例的必要环节和程序，行政式的案例编撰程序是一般案例成为真正判例的前提，也是案例对后续司法裁判产生一定效力的真正源泉。展开来谈，虽然在全球化等时代形势和现实背景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直在加速着互相吸收甚至融合的趋势，但是，与英美法系的判例生成和发生约束力的机制不同，在大陆法系司法体制下，案例如要能够成为应当被适用的判例就需要经过一种类似行政式程序的编纂和确认。所以，在大陆法系中“没有判例编纂就没有判例法”，判例的创制需要获得国家权力的统一认可，这如同制定成文法的立法程序一样，由具备最高权威的司法机关创制并予以公布，只有这样发表的判决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就此而言，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相比，大陆法系的判例就增加了一种专门的统一确认、编纂乃至的程序，而这种程序的设置就是为了专门使一些案例获得具有权威性的一定效力或约束力。然而，还可以看到的是，我国指导性案例的编纂和在发展司法规则和催生案例的效力方面于整体上符合大陆法系判例编纂活动的基本要义，但是在一定方面和程度上又有自身的不同之处。在我国当前的案例指导制度下，指导性案例是由作为我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的机构﹙即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从全国各级法院中选的案例，而且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也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审查予以赋予和确认的。同时，在从一般性案例到指导性案例所经历的漫长的行政性的筛选和确认程序中，虽然指导性案例最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编纂和的，但是，如上所述，大部分指导性案例并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裁判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基本上是通过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审判职能之外的权力而得以完成的，至于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对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和效力的赋予也没有发挥其自然而然的功能和意义。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指导性案例中裁判要点的审查和确认“也基本上类似于司法解释的出台过程，而不仅仅是帮助法官或法律工作者理解、查阅、检索案例。”不仅如此，更为特别的要点在于，我国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这种具有行政性质的遴选和编纂程序没有与司法的审级制度相切合，其除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层次上体现出了一点对法院审级制度的关照之外，在事关指导性案例的最初生成和产生原始约束力的机制方面就不再进行识别和区分。这种看似全体法院都可以参与并受其约束的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其实把各级法院的审判职能和法院审级构造中的司法连接制度﹙如上诉制度﹚排斥在外了，所以，由这种行政性质的操作占据着主要方面和主导的案例指导制度，在何种程度和范围上能够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标也就让人生疑了。这正如有研究所分析指出的，如果依据我国现行的法院体系和两审终审的司法体制构建案例指导制度，尽管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编纂和指导性案例，但是每个地方法院为了免于判决过多地受到上级法院的发回重审或改判，只会有动力去接受自身所属的那个上级法院的相关判决和案例的约束，因为我国上诉制度所承担的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大多发生在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两层法院之间，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追求法律统一适用的制度梦想就有可能破灭了。
2.既然如此，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应当如何来弥补上述可能出现的问题，且应当基于怎样的制度原理认识和促进法院指导性案例编纂体制的合理化呢？同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与中国司法模式具有一定相似性并同样存在以类似行政性质的程序推动判例编纂并赋予案例约束力的大陆法系国家，他们是如何契合司法审级制度并因循法院层级体系来设计判例的生成机制和编纂程序的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在司法判例的编纂乃至整个运行制度中应该具有更为深层内容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性操作。通过进一步考察发达国家判例制度的运作机制，并思考司法判例制度与法院体系和审级制度的关系，可以看出，完善和优位的司法判例制度是只有通过依赖作为审判职能承载主体并符合现代司法结构原理的法院体系，及其相应的合理技术规范或要素才可以获得建构的。就此而言，在不同级别法院之间的司法职能分层，正是那种能够保障司法判例制度合理建构的更具深层次内容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置。现代法院司法职能分层设计的基本原理一般来说，现代法院的司法职能主要就是审判职能，这种职能就是针对诉诸于司法的各类案件纠纷进行审理判决。在现代法院的权力配置中，司法权也主要就是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就争讼的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认定，并通过解释、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判结论的权力。所以，现代法院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审判活动来解决社会纠纷。与此同时，司法对案件纠纷的审理既然是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手段进行的，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现代法院也要以此来为社会公众提供关于什么是法律的回答，并借由案件的审判活动维护整体的法律秩序和法治价值。就这个层面而言，作为司法制度载体和承担者的一国各级法院具有相同的职能，即通过审判案件以解决社会纠纷，代表国家对争讼就我国当前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而言，指导性案例的编纂和事宜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和掌管，从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权威性及其司法职权范围上看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前文已述﹚，这也与许多成文法国家司法判例制度的安排较为一致。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行，特别是随着完善司法体制和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等具体改革措施的落实，包括指导性案例编纂在内的案例指导制度之建构可以在更大的空间中获得发展。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需要司法体制改革的支撑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指导性案例编纂体制的合理化和科学化，也需要以整体的司法制度改革在相应司法组织构造方面的更大变革作为期待。例如，从既定的审判制度和诉讼体制上看，我国现行的司法审级体系在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并不存在司法具体职能的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职责区别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案件审判管辖的分工。可以说，除了在案件管辖权方面确立了各级法院的不同受案范围，每一级法院在案件实质审理的范围上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司法裁判职能，其主要表现就是诉讼的二审程序和一审程序几乎重复相同的任务和程式，二审审理往往变成了一种二次审理，以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为依据的体制技术要素在规范各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缺失。基于这种认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就不再只是案例编纂等范围的事宜，改变我国诉讼体制中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缺失司法职能区分的状况，并配之以确立得当的终审审级制度，也成为下一步的司法制度改革值得面对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合理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司法审级制度的建构将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更大依赖。连接本文的主题来说，在指导性案例编纂致力于实现维护司法统一的目标之语境和背景下，相应的法院结构体系和司法职能分层是值得主张的制度设计和改革安排。于此而言，综上所论，对于构想中的具有合理性的指导性案例编纂体制和案例指导制度，可以认为，一方面，应当以当前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实行司法职能划分，在法院管辖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以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为技术要素的具体审判职能分层，并以推动确立合理的诉讼终审审级制度为目标和支撑；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审判职能的合理履行和完善，改变那种超越具体个案而作出司法解释的通常做法，代之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具体个案的法律审来作出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裁判，且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可能正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把握的关于中国司法判例制度未来发展的应然规律。
四、结语
一、司法独立及其在我国实现的必要性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它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司法权独立，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离出来，不依赖与也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人员独立，即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对法律负责，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各方意见，包括检察官，上级法官和同级法官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同样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由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我国的司法独立为相对独立，与西方国家三权分力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有所不同，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司法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行使司法权，其它国家机关不具有司法权，不具备司法主体的资格；2、司法独立为技术性独立。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独立都是技术性的，是为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条件，而非出于政治需要或或者政治目的；3、司法组织独立而不指司法人员独立。司法人员以司法机关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行使司法权，不强调司法人员的独立；4、独立的有限性。司法权的技术性独立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独立，是在人大监督下的独立，是从属于立法权和立法机关条件下的独立，不是充分的独立。
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是由司法独立的技术性价值表现出来的。
第一、司法独立具有权力制约和维持权力平衡的价值，在我国建立民主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司法独立及保障其实现的司法制度。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统一于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运作。这一原则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权力机关产生其它国家机关，其它国家机关都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而权力机关又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并对人民负责，通过权力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现民主，“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民主充分而制约不足的弊端”⑵，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我们虽然不照搬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但不否定权力制约在宪政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司法独立可以形成一种政治的制衡格局，保证政治机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理性的要求。
第二、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公正是法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体现我国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必然追求司法公正的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和优越性，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排除各种不当的干涉，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
第三、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统一的实现，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需要司法独立。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是司法统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宪法的尊严与权威是我国宪法的基本要求。从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设置和隶属关系及人事财政体制上看，司法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完全重合，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⑶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然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建设统一的司法体系，保证法制的统一性。
第四、司法独立具有保护民主，促进法治的价值，从我国的历史情况和宪政建设中体现出的司法体制的弊端来看，更需要强调司法独立。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司法依附于行政而不具有独立性，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实践中司法受干扰的因素相当多，司法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甚至依附于地方党政机关，致使司法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社会腐败现象令人担忧，需要强化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确保司法权在依法惩治腐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法院及法官的行政化”是与司法权本身的要求相冲突的，需要通过司法独立的途径解决其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宪政体制下能够实现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在民主宪政建设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现司法独立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法律制度条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创造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条件，我国的宪政体制与其不同，但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和司法体制具备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宪政条件。
第一、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人民法院是具有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组织都不具有审判的国家职能。宪法规定了审判权，将审判权从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职能，这虽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中司法权的充分独立，但是已经具备了技术上必要的独立性，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基础条件。审判权专门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唯一主体，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不拥有和行使司法权。
第二、法院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有三层含义：其一，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国宪法和法律要求司法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地适用法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遵守法律。其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不受法定机关法定职权以外的任何干预，其行为的合法性接受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三，司法行为排除干涉。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有权监督司法行为，但无权干涉。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追求司法独立公正的价值理念，但规定的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对司法行为干涉的排除，因此监督也会变成实际上的干涉，成为我国司法遭受干涉的根源之一。
第三、法官办案的过程中严守中立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适用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审判。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超脱于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一方，要严守其中立者的地位。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官依法办案的内容从法律精神上体现了法官独立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现实的制度还需要系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完成。
第四、法院系统自身体制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的条件
我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即各级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非依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或其它法院无权改变原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法院系统内部，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法院院长无权审批案件直接改变法官的裁判，院长如认为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应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五、我国行政诉讼中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行政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参照适用，体现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被视为司法独立的标志，可见司法审查权在司法独立制度中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有学者“建议这中审查权应扩大到行政法规”⑷。三、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现有的制度仅仅提供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可能性的条件，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需要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
（一）维护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必要的独立性
一方面，转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模式。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我们的原则，是对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是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前提。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人民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不等于通过直接控制同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权来实现，不等于对具体审判业务的领导，而要坚持党在制定司法政策上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更加适宜于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委员会集中领导全国法院系统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规范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是我国宪政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果是法定程序外任意行使监督权，必然会形成滥用监督权干涉司法权的局面，这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滥用监督权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应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对监督的结果同样要向社会公开。
（二)维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独立性
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与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干预，导致了司法的地方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所以要制止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的年度预算，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财政依附；实行法官资格确认和法官任免及晋升由中央统一管理，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人事依附；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重合的模式，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域设置应根据司法的需要划分，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行为公正性和统一性的破坏。
（三）加强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独立性
我国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⑸，而且宪法规定的是法院依法行使职权而非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强调法官个人在司法中的独立。正是这一点在实践上使得我国法院内部出现了行政化倾向，院长庭长干涉法官依法办案便有了可能，其弊病是显见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的有机结合，只要一个环节的独立性受到破坏，独立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我国强调司法人员独立更为重要，司法人员独立首先要克服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取消法院本身的行政级别；消除法院之间的行政性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制度实现，而不应该通过指示、批复和意见的方。另外，还需要确认法官身份独立，严格法官的任免，限制审委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取消内部层层审批制度，严禁内核请示。
（四）改革我国的法律监督体制
现阶段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其行使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担任检察者和起诉者的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权和审判权失衡，“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司法权的权威性和司法行为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为确保司法权的完整独立及司法的公正，必须改革法律监督机制，将检察院的起诉权分离出来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检察院专职法律监督。
（五）消除我国法律的可诉性缺陷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不可诉性法律，突出的表现在宪法方面，就是没有宪法诉讼。另外，民族区域自治法、国旗法、组织法、法官法等同样具有不可诉性。法的可诉性缺陷对司法独立具有制约与破坏作用，法的可诉性缺陷使得法律的适用背离了司法轨道，更多的由行政解决，行政权代替了司法权，在事实上导致了司法权的弱化，司法职能在国家职能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下降；同时，公权主体违法的责任无法通过司法的方式追究，最终破坏了社会对司法的依赖和信任，难以实现司法独立及司法公正，不利于法治的发展。所以，应从立法上消除法的可诉性缺陷，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赋予宪法以可诉性，使司法机关能够直接适用宪法审理案件。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为世界所公认，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它虽然不是司法本身的价值追求，但却是司法生命的根基。我国宪政体制下需要实现司法独立，也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定能成功的实现司法独立，促进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和法治化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司法独立仅指审判独立，司法权仅指审判权。
（2）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3）马骏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对策》，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一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4）郭道晖：《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第6页。
一、江西省烟草公司企业会计制度设计的历史沿革
1.江西省公司企业会计制度设计萌芽阶段(1984～1993年)。
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组建于1984年1月,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成立时下辖南昌、赣南2个卷烟厂、11个地市局(公司)和86个县局(公司),主要担负烟草专卖管理,烟叶、卷烟生产经营。在会计核算上,工业企业实行财政部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业企业实行《商业企业会计制度》,在记账方法上,分别采用“借贷法”和“增减法”,同时执行《中国烟草总公司系统统一会计制度》。
2.江西省公司企业会计制度设计发展阶段(1994～2003年)。
1993年7月,全省烟草行业统一执行财政部1992年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工业・商品流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停止执行总公司制定的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办法,从1993年起,江西省烟草公司依据《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等国家会计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各类财务会计规章制度。一是制定省公司机关内部会计核算、会计电算化管理、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如《江西省烟草公司本级内部有关事项处理办法》、《江西省烟草公司本级会计核算管理办法》、《江西省烟草系统会计电算化内部管理制度》等。二是制定了全省系统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如《江西省烟草系统会计委派实施办法(试行)》、《江西省烟草系统财务会计报表及数据信息工作考核评比办法》,江西省烟草公司企业会计制度设计取得了发展。
3.江西省公司企业会计制度设计成熟阶段(2004～至今)。
2004年1月,江西省烟草公司各县公司均撤销了县级公司法人资格;同年10月,根据国家局(总公司)行业管理体制改革部署,省级公司工业与商业管理体制分设。分设后,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仍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领导和管理所属烟草专卖局(市公司)。主要负责组织烟叶生产经营,卷烟销售及网络建设,专卖管理及执法监督。2006年底,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顺利完成理顺资产关系、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的改革,省公司全面退出卷烟、烟叶经营,建立了总公司、省公司、市公司三级母子公司体制。随着行业管理体制的理顺和产权关系的建立,行业管理职能从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与资产管理并重转变,为适应县级公司法人撤消、以市级公司为经营主体的母子公司体制对会计管理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财务处从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入手,努力转变工作职能,不断修订和完善相关财务会计制度,提升财务监管水平。
一是加强对基层会计管理工作的指导。2004年,各县公司撤销县级公司法人资格后,更名为营销中心。为了规范营销中心的财务核算流程,加强各市公司对营销中心的财务监管,保证营销中心的财产安全,制订《营销中心财务管理制度(试行)》。该制度规定营销中心会计岗位设置及资产管理职责,财务核算内容及有关要求,卷烟购销存管理与核算,烟叶购销存管理和核算,烟叶生产物资购销存管理及营销中心资产管理。
二是加强对子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和考核工作。首先,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信息工作管理,对《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系统会计报表及数据信息考核办法》进行重新修订,以适应新形势下经营管理对会计信息的要求。重新修订下发了《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系统会计委派办法》,对委派会计人员的任职条件、委派程序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用人机制、明确了委派会计人员的职责,并指导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会计委派办法,逐步对县级营销中心的会计主管实行会计委派。其次,制定《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全面实施统一会计核算制度。最后,加强物流成本费用管理,编制并施行《江西省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费用管理办法和核算规程细则》。该细则规范卷烟物流费用管理和核算,进一步挖潜降耗,降低费用,促进营销网络建设,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三是不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江西省烟草公司在2001积极引进预算管理理念,2002年积极推行预算管理,并制定了《江西省烟草系统预算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和《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本级预算管理制度》,要求各单位成立预算管理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并制定相关制度和编制上报简单预算表格。在2006年委托了用友公司开发预算管理软件,借助信息平台实现预算的硬约束。2007年,省公司对各市公司2007年的预算进行了批复,但仍未纳入考核。2008年对各单位的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批复,并将执行预算完成情况纳入了企业业绩评价体系进行考核;并制订《江西省烟草公司预算管理办法》,要求各子公司可结合企业管理的实际和预算管理的要求,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江西省烟草公司预算管理办法》包括总则、组织机构、预算管理范围和内容、预算编制和审批、预算调整、预算控制与监督、预算考评与激励和附则八部分。江西省烟草公司通过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预算管理程序,把预算管理作为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实施内部控制的主线,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二、企业会计制度设计的内容
会计制度设计是以会计准则为依据,运用系统的技术和方法,把企业的会计组织机构、会计核算报告和会计业务处理程序加以规范化、文件化,以便据此指导和处理会计工作的过程。会计制度设计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会计组织及会计人员的设计、会计资料设计、会计业务处理程序的设计和规章制度设计。
会计组织及会计人员的设计,主要是设计处在总会计师、财会负责人领导下,由若干专业组及会计岗位、会计人员组成的组织体系。会计资料设计是会计制度的核心,包括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设计四个部分。会计业务处理程序的设计主要是指按照企业经营业务循环特点,将企业处理某一类经济业务的工作程序和先后顺序划归为同一循环,再对不同循环的会计处理进行设计。
对企业来讲,会计科目设计、会计凭证传递、会计工作程序直接影响到企业会计信息的完整、准确及会计工作的运行质量,是必须要关注的问题。江西省烟草公司非常重视会计基础工作,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2004年制定了《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计基础工作的意见》,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会计档案等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统一全省原始凭证的规格、内容,统一使用用友软件专用记账凭证,规定了会计凭证的粘贴和装订方法,统一会计凭证档案盒和会计账簿的规格,并要求各子公司加强会计档案管理和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三、江西省烟草公司企业会计制度设计案例的启示
设计适应单位管理需要的会计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条件,江西省烟草公司作为一个现代的集团公司,其企业会计制度设计案例可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1.企业会计制度是依据国家会计法律法规来设计的。国家层次的会计法律法规有《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任何企业设计企业会计制度都要以这些法律法规为依据,不能与其相违背和抵触。但因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可能涉及所有行业、所有基层单位会计制度所包含的具体要求和具体内容,要想使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得到落实和贯彻,各基层单位很有必要设计符合统一会计制度需要的企业会计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会计制度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满足有关各方了解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单位内部经营管理需要。因此各个企业不仅需要理解和执行统一的会计制度,而且需要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能够设计各具特色的会计制度。
2.企业会计制度是根据企业的组织机构形式和管理需要而设计的。企业的组织机构形式不同,管理需要不同,所设计的会计制度也不尽相同。经营规模大、业务种类、分支机构多的企业,其所涉及的内部控制制度、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及会计岗位职责等会计制度设计必定更加复杂和详细。江西省烟草公司理顺产权关系后,省公司的职能转变为管理和监督,市公司为市场经营主体,为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省公司制订了一系列的会计管理制度,如统一会计核算制度,重新修订了会计委派制,加强了对子公司资产管理和费用控制。
3.企业会计制度设计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企业会计制度制订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外部经济和法律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江西省公司省外出差住宿费2002年制订的标准为200元/人/天,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2008年调高到300元/人/天。江西省烟草公司于2002年就制订了省公司本级的预算管理制度和预算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考虑到实行全面预算和全员预算的条件不是很成熟,仅要求各市公司制订自己的预算管理制度,直到2008年当领导和职工的预算意识有了增强后,才制订了整个集团的预算管理制度。为保证会计科目设计的质量,会计科目设计后是可进行修订和调整的,通过修订使会计科目体系更趋于严密和完善。为适应县公司法人撤销后,以市公司为市场营销主体的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对会计核算的要求,江西省烟草公司于2005年8月印发了《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系统统一会计核算管理制度》,统一了全省的会计科目、核算口径及操作流程,全面推行U8管理软件及WEB财务系统,进一步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比性。中国烟草总公司从2008年起在全行业实施统一会计核算软件,分批实施,江西省烟草公司系统将于2009年实施总公司的会计核算软件,采用总公司统一会计科目。
一、一体化司法官培训的定义及特征
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是指国家对通过法律职业准人考试而取得预备司法官资格者，按照国家制定的系统培训方案和程序进行的司法官执业前统一培训。一体化司法官培训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一种国家培训
这种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同作为司法官职业准人制度的国家司法考试一样，是司法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体化司法官培训纯粹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由国家法律授权指定或委托的部门或院所专门负责实施的国家培训。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在世界不少法治水平较高且法律职业发达的国家都由来已久，效果显著，比如德国就是世界上对律师、检察官、法官确立一体化的国家司法考试和一体化的业前培训制度最早的国家，对司法官的一体化培训制度也是最完善约。日本、韩国也是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实行一体化（有人称为“一元化”）司法官喑训的国家。
（二）是对拟任司法官者的培训
一体化司法官培训的前提是司法官职业职位的替换、补缺或者司法官职数的增加。因此，在那些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健全的国家，对培训对象的确定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大体上是以将要增、补的司法官职数为依据的，同时考虑适度的淘汰率和增、补职位的上浮率等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体化司法官培训的对象就是即将担任司法官职位者，而不是泛指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预备司法官资格者。可以肯定地说，如此确定一体化司法官培训的对象是十分明智的，避免了因培训数量过大而使合格者无岗可上或过度迟滞上岗，也节省了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其实，对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对象的确定，有一种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即在预测和调查司法官职业年度或一定时期内的增、补职数（实际上在制度和职业管理健全的国家，这一数字是精确不需预测的）的基础上，适当确定和掌握每年国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而这样既避免培训合格者无岗可上、过度迟滞上岗和资源的浪费外，还可避免因盲目地确定司法考试通过率而使数量过多的取得预备司法官资格者无机会参加培训，更无机会上岗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公民对国家司法官制度的不信任等不良后果的出现。
（三）是对拟任司法官者的统一培训
实行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国家，其培训对象大都是拟任律师、检察官、法官（在法律职业比较宽泛的国家，还包括其他法律职业门类），这是“统一”培训的第一层含义。此外，所谓“统一”培训，还包含有权部门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一般指司法官培训法）规定的规范和程序进行司法官培训，这充分体现了司法官培训的权威性。而对各类法律职业者由不同部门分别制定培训计划并各自独立培训的“分类式”司法官培训的权威性与此是无可比拟的。
（四）是对拟任司法官者系统的全方位的培训
在实行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国家，都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培训框架和体系，按照预先设定的培训内容、课程设置和培训方式对受训者进行培训。培训中接触和研修的案件，既有民事类案件，也有刑事类案件，甚至行政类案件。培训所在部门既有法院、检察院（署）、律师事务所，也有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甚至学校、监狱。对受训者的培训，既注重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也注重庭审能力，文书制作能力，更主要的是注重通过系统的培训培养拟任者的职业修养、职业思维、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意识和职业理念。
（五）直接目的是使受训者具备拟任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
上文提到，在实行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国家（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同时注重拟任者全面素质的培养，但是相对而言，培训的主要和直接目的是提高受训者（拟任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以便他（她）们能在任职后马上或很快就能胜任工作。其中职业能力完全是业务水平、工作技能上的要求，而职业素养则是对任职者思维和品质上的要求。大陆法系国家中司法官的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主要是通过任职前的司法培训获得的。
（六）深层目的或终极目的是使受训者初步形成共同的职业意识、职业理念
在实行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国家，在实现通过业前培训使受训者获得基本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前提下，最注重的还是通过培训计划的整体实施形成对受训者（拟任者）的思想和意识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化”的影响，使其真正产生并初步形成共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理念。因此，司法官的职业意识尤其是职业理念对于出色地完成司法官工作、对于实现司法官的职业职责的作用要远比司法官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重要得多。已经具备了共同的职业意识、职业理念的司法官（法律职业者）群体才会真正成为司法公正和国家法治的中流砥柱。
二、我国现存的司法官培训制度及其弊端
（一）分类式司法官培训阻隔了“三职业”间有机互融的联系
我国现存的分类式司法官培训模式，形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规范性、统一性和科学性，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隔断了各法律职业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培训对象的错位形成了“虚态培训”
在我国实行初任审判员、助审员资格考试和初任检察员、助理检察官资格考试制度（以下简称两官资格考试制度）以前，任何身份经历的人员都可以被直接安排在法院、检察院并直接任命或经一定的过渡（做一段时间书记员）被任命为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或检察官、助理检察官，任命前不需经过任何培训。实行两官初任资格考试以后，对通过考试取得初任两官资格者同样不进行任何培训，就视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当然地由书记员转为（经一定的任命程序）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甚至有的级别较高者（比方说处级以上）则被直接任命为审判员、检察官。更有甚者，即使在实行两官资格考试以后，仍有相当数量的党、政机关干部被安排到法院、检察院担任领导职务，并直接任命为审判员、检察员，同时自然成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值得欣慰的是，法官、检察官学院对此类人员都设计了为期不短（三到四个月）的培训，称为“岗前培训”。然而即使把这种岗前培训叫做司法官的“业前培训”，培训对象却是连两官资格也没有的非资格者。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具备资格者应受训而未受训、非资格者却接受一定形式的“业前培训”的培训对象错位现象。由于这种培训的“普法性”，导致了“岗前培训”与“业前培训”（即我们所讲的司法官培训）相去甚远，使得两官业前培训呈现“虚态”。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就是在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等体系中，法官、检察官被当成一种纯粹的公务员性质的行政级别行遇看待，而并未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者。相比较而言，律师的业前培训应算是最为成型也最为严格的，因为取得律师资格者必须经过一年的实习期方可正式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而独立执业，但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业前培训。
（三）培训方式的原始（师傅带徒弟）和粗化（松散型无规划）降低了培训的质量和对受训者能力的要求
更确切地说，这种培训的完成不是以受训者达到了一定的职业能力，而是完全是以实习期限届满为标志的。如此培训，其层次和实效以及从业者的素质根本无法保证。
（四）培训内容的局限性
培训内容的局限性（简单协助办案）既限制了受训者职业能力的获取和提高，也忽视了受训者职业素养的培养，最终导致受训者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双重缺失。
（五）受训者“日常杂工”式的身份定位使本已“虚态”的培训流于形式
受训者无论做书记员还是律师助理，其在培训期间所承担的日常杂务繁多，真正接触案件的时间很少，使培训有名无实。况且，由于培训本身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使得培训应当实现的对受训者职业意识、职业理念的塑造目标的可能性几乎降到零。
（六）缺少相应的评估与考核制度
对培训本身及受训者均未设立评估与考核制度，导致对受训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训的效果无法评价，使得培训处于一种极端盲目的状态。
三、建立我国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机制的原则
（一）立足现实、合理借鉴原则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而且必须依赖于本国的实际，并且制度的完善也必然与国情的发展同步。鉴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法制体系的特点，笔者认为，我国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建立应重点研究和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包括邻近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加以本土化的合理改造，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法制发展和法治建设需要的新的司法官培训制度。当然，这是指“制度”借鉴本身，与此同时，在司法官培训观念上也还应该注意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治理念和法律思想，并将其与大陆法系司法官培训制度的优势有机融合，以便最终在我国建立科学、完备的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概言之，“制度”、“观念”和“国情”的高度融合是成功建立我国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二）高起点与高视点兼顾原则
所谓“高起点”是指要学习和引进司法官培训制度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以及先进制度中的优秀的东西和成功经验，也就是吸收和借鉴其精华部分，去除其保守的、过时的部分，从而给我国新的一体化司法官制度一个基础好、层次高的定位。所谓“高视点”是指在去粗取精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融人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和时展方向的新内容，从而使新建制度具有适度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因为，在继承和借鉴先前文化和外来文化（制度）基础上的“超越”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这是早已被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三）完整性与彻底性并存原则
在我国，司法官培训制度尚未建立，而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都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甚至是革命性的。司法官制度乃至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创立，就是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上的一种革命。在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建设上，我们必须克服改良主义，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追求制度上质的飞跃，而不再是量的积累。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这种量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发生向质的转变的程度，要实现质变仅仅需要一剂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我国已经建立的法律职业准人制度。
所谓“完整性”是指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建立不应仅仅局限于司法官培训工作制度本身，而应包括一整套相关制度的保障。比如说，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政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官任用制度等与司法官培训工作制度密切关联的制度相配套，新的司法官培训工作制度非但不完备，而且制度的执行根本无法实现。所谓“彻底性”是指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建立必须要打破现存的与即将建立的新制度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或者旧制度中的相关部分，为新的司法官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消除制度上的阻碍，创造良好的条件。准确地讲，新的司法官培训制度不应是各种具体制度间妥协的产物，而应是以适应我国司法官制度建设和司法改革需求的一整套制度的有机统一体。
四、我国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机制的框架设计
概括来说，一体化司法官培训制度，应当包括管理机构和培训制度两个部分。与之相对应，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机制也应由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两个部分组成，是两种框架的有机组合。所谓体制框架是指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机制中担负组织与管理职责的一系列机构的组成形式。所谓制度框架包括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机制中具体承担培训任务的部门和培训内容，培训计划的设置以及相关考核制度的总称。
笔者认为，我国一体化司法官培训机制的建立，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框架的确定。为此，建议我国应尽快成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全面负责我国的司法改革工作。该委员会下设司法考试委员会、司法官培训与资格认定委员会和其它必要的委员会，对相关的具体司法改革事务各负其责。其中司法官培训与资格认定委员会负责国家司法官培训与资格认定法的制定，司法官培训的战略布署和对受训后的见习司法官考核的组织和任职资格认定。
司法官培训与资格认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司委会）下设司法官培训工作指导小组（以下简称“指导小组”）和司法官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和国家司法官培训学院（以下简称“培训学院”）。分别负责司法官培训工作布署的实施指导与监督，见习司法官的考核与任职资格认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预备司法官、在职司法官的统一培训。其中培训学院由现存的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律师培训中心（拟建中的律师学院）合并而成，具体负责对预备司法官、在职司法官培训计划的组织实施以及对见习司法官的具体考核和培训成效的自我评价。
关键词：修法；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FO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013-06
收稿日期：2014-06-28
作者简介：刘风景（1965-），男，辽宁大连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在我国，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执政党越发重视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部署和安排。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数量可观。但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只关注“改什么”，即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如何改”，即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法，少有深入的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文试图从改革方法论，特别是修法这一角度，探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策略。还有，就修法而言，只有联系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属性，所进行的分析研究才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对象决定方法。只有准确把握司法体制改革的特征，才能发现、运用合适的修法技术。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及特征
司法体制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着很高的期待。“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虽然各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损害了司法权威。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直接动机，就是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根据《决定》的规定，司法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内容：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的司法体制改革蓝图，目标明确，立意高远，关键突出，布局全面，因而，只有把握其核心及主要特征，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指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是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相区分，以及司法权自身划分与配置的基本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应仿效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而应由中央集中、统一推进、实施。这是因为：（1）任务特殊。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使经济组织摆脱政府不合理的约束，成为充满活力的经济主体，这就决定了作为经济主体的农户和企业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政府的行为而自行运作。而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于改善和调整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联系，在此情况下，司法体系中的任何主体都不可能脱离与其他权力的关系而独立运行。（2）约束严格。经济体制改革虽然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但各经济组织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主体之中进行试验性推行。而司法体制改革是在立法体系业已形成、法律覆盖全面、司法体制的基本构架以及司法活动的主要程序已由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必然受法律的严格约束。（3）涉及面广。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需要从全局出发进行全面的综合规划和协调。基层进行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虽然从形式上看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由于受其级别地位、工作范围等限制，其方案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必须统一规划，自上而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顶层设计，从总体上制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方案，通过法律的途径推进、实施。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具有“体制”性。司法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司法体制枝节的、细微的改变或修补，而是针对司法体制的深层结构和根本问题动手术。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司法改革就以民事审判为起始点而展开。民事司法改革大致是沿着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改革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完善审判制度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制度的线路次第展开。从这些司法机关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看，其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调整内设机构，合理配置各项司法职能。（2）加强内部管理，落实内部各机构及其成员在司法诉讼各个环节的行为责任，强化责任约束，如建立主审法官、主诉检察官制度等。（3）完善有关程序，即从技术上完善诉讼程序，提高公正执法的总体水平，如法院受案程序、检务公开制度等。④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司法工作质量和保障公民权利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在现行司法制度和现行司法体制下进行的，属于工作、技术层面的尝试，并没有触碰司法的“体制”性问题。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还需要合理界定司法机关和其他主体的权力界线，合理配置司法权。司法权的划分与配置是由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如果严格地依循现行法律操作，司法体制改革难有大幅度的推进。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适时地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出修改。
第三，司法体制改革具有“改革”性。中国现行司法体制基本上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能以极端的方式原有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则，重新设计与再造另一种类型的司法体制；只能在总体上肯定现有司法体制的前提下，对司法权的配置及运行方式进行改良革新。另外，司法体制改革的“改革”性又要求它指向拟解决的问题具有很深的层次性。“应当注意，须是改革底必要引起变更而不是喜新厌故的心理矫饰出改革底必要来。”司法体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不能做泛化的理解。《决定》内容的安排，“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可以说，司法体制“改革”，明显区别于审判方式改革、司法工作机制改变、强化审判管理之处，是它针对司法体制的“顽症”、“痼疾”动刀子，为解决深层次矛盾而做文章。
总之，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体制”性和“改革”性，它的推进手段必须“基于”这些特性，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必须看到，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主要是通过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文件予以确认和规范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绕不开这些现行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二、修法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
所谓修法，就是法律修改的简称，是指以增加、删减、替代的方式，部分地修改、废弃、补充原有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内容和效力的立法行为。《立法法》第2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与法律制定、法律废止不同，法律修改是一种以原有法律的部分存在为前提的立法活动。法律公布施行后，因为立法指导思想、执政党和国家政策的改变，社会生活的迁移，客观事实的更易，法律规定之瑕疵，相关法律之立改废，施行上的阻碍，都需要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完善立法。修法是法律不断适应社会需要，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
司法体制改革可以通过立法、废法、修法、制定司法解释等多种手段合力推进，这些手段都有各自独特的功用，不可相互替代。在当下中国，由于司法体制改革与修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修法不可缺位。
第一，后体系时代立法职能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一个时期，立法工作“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目前，在我国与司法体制关系密切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出台，司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已实现有法可依，无需大面积地制定新法、废止旧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刚刚完成“大修”，短期内不宜再做大幅度的变动。在对法律框架、法律原则不做大的变动的前提下，应充分运用修法技术，对不利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予以修改。
第二，将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安排，其性质属于党的政策，需要通过修法的途径，及时转化为国家意志。法律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实现政策的最有效的手段。首先，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政策一旦通过国家机关制定为法律，便获得了国家意志的属性，从而具有了普遍约束力，社会各个团体、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加以遵守。这样，就使得政策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以实现。其次，法律以国家强制的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法律的国家强制性使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政策一旦转化为法律，就应得到坚决执行，不允许触犯其权威。再次，法律以行为规范的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政策一旦法律化，便成为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则，就转化为具体的权利义务。这样，就有利于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对它的遵守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政策的实现。目前，《决定》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新主张、新方案，大多属于执政党政策，亟待通过修法的方式，吸纳到国家法律之中，从法律上保证执政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
第三，最高权力机关的角色定位。“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司法体制是司法权划分与配置的基本制度，司法体制的规划与改革理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负责。2004年以前，我国司法改革是法院、检察院两个系统“各自为战”，既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参与、指导，也没有国家人事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实权部门的介入，更谈不上执政党的直接领导，无法形成合力，司法两家出台的改革措施也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呼应与支持，改革效果大打折扣。更由于司法机关既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又是改革方案的实施者，这样，改革的结果也难到位。例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是由法院系统组织和发动的，目的在于解决审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审判方式改革主角的法院，有权力扩张、利益固化的迹象。由司法实务部门启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法院为本位，以权力行使便利为目的的调整。必须看到，“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法院确实已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参与解决对于社会至关紧要的重大问题。处理标的额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的民事、经济纠纷，不仅仅是在更多地参与调整经济领域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上获得权能，而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这意味着法院占有了一种关键的位置”。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关，应该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执行法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法院也无法挣脱利益的诱惑，法官也有七情六欲。法官们的行为不单纯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还包含一些自己利益的考虑，如巩固自己的职位并尽快升迁，更高的经济收入，较小的工作负荷，等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司法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还应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赢得全社会的理解、参与和支持。而司法体制毕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通过修法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第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法治的要求之一就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法律。”法治的精义是法律既调整普通社会成员的行为，也统治政府自身，否则，公民就对法治丧失信心。“要完整描述一个法体系之存在，除了人民大致上普遍能够服从法律外，关键在于官员也必须共同接受包含法体系效力之判准的承认规则。”国家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国家机关的性质及其在国家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家机关在保证法的实施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带头严格守法，自觉维护法的尊严和权威。对于他们而言，守法是绝对的义务。具体言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严格守法，也是公民守法的前提。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依法推进，任何规避、违反法律规范的“短路式”实施方式都是不可取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配置，事关重大，必须依法有序推进。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过程中，既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步实施。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在完善法律制度后再全面展开。有的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以确保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建设法治中国，必然要求司法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对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司法体制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在没有被修改和废止之前，仍应予以尊重并得到遵守。相应地，这也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通过修改的方式，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综上，考虑到中国政治民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等因素，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修法将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显要位置，并将大有作为。
三、改善修法机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坚持依法有序，坚持统筹兼顾，等等。更具体地说，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有效利用修法手段，提高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制定的精准性和实施的可控性。“无论何时，国家的目标一旦有所改变，法律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在修法与司法体制改革之间，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手段的修法，其自身的品质优良与正确运用，也至关重要。
第一，明确修法主体。有人主张，应鼓励司法改革的局部性“经验”，通过小规模的试点来检验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并根据实验结果对改革建议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使其更加切合实际。这种改革推进方法，是以试点项目为核心，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始终注意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具体分为项目规划、实施试点项目、评估与调整、推广几个阶段，以点带面，逐渐铺开，最终上升为法律制度。日前，深圳市公布的《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将法院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法官将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深圳市许多做法已经超出法院内部管理、司法工作机制的层次，属于司法体制范围的事项，如果没有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直接由地方来操作，值得商榷。《立法法》第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法》第8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只能制定法律。”在我国，司法体制主要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文件确立的，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必然要对这些法律文件进行修改。按照“谁制定，谁修改”的原则，主要由最高权力机关担任主角，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完善。
一、司法独立及其在我国实现的必要性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它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司法权独立，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离出来，不依赖与也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人员独立，即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对法律负责，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各方意见，包括检察官，上级法官和同级法官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同样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由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我国的司法独立为相对独立，与西方国家三权分力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有所不同，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司法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行使司法权，其它国家机关不具有司法权，不具备司法主体的资格；2、司法独立为技术性独立。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独立都是技术性的，是为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条件，而非出于政治需要或或者政治目的；3、司法组织独立而不指司法人员独立。司法人员以司法机关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行使司法权，不强调司法人员的独立；4、独立的有限性。司法权的技术性独立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独立，是在人大监督下的独立，是从属于立法权和立法机关条件下的独立，不是充分的独立。
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是由司法独立的技术性价值表现出来的。
第一、司法独立具有权力制约和维持权力平衡的价值，在我国建立民主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司法独立及保障其实现的司法制度。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统一于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运作。这一原则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权力机关产生其它国家机关，其它国家机关都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而权力机关又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并对人民负责，通过权力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现民主，“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民主充分而制约不足的弊端”⑵，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我们虽然不照搬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但不否定权力制约在宪政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司法独立可以形成一种政治的制衡格局，保证政治机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理性的要求。
第二、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公正是法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体现我国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必然追求司法公正的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和优越性，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排除各种不当的干涉，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
第三、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统一的实现，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需要司法独立。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是司法统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宪法的尊严与权威是我国宪法的基本要求。从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设置和隶属关系及人事财政体制上看，司法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完全重合，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⑶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然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建设统一的司法体系，保证法制的统一性。
第四、司法独立具有保护民主，促进法治的价值，从我国的历史情况和宪政建设中体现出的司法体制的弊端来看，更需要强调司法独立。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司法依附于行政而不具有独立性，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实践中司法受干扰的因素相当多，司法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甚至依附于地方党政机关，致使司法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社会腐败现象令人担忧，需要强化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确保司法权在依法惩治腐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法院及法官的行政化”是与司法权本身的要求相冲突的，需要通过司法独立的途径解决其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宪政体制下能够实现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在民主宪政建设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现司法独立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法律制度条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创造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条件，我国的宪政体制与其不同，但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和司法体制具备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宪政条件。
第一、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人民法院是具有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组织都不具有审判的国家职能。宪法规定了审判权，将审判权从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职能，这虽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中司法权的充分独立，但是已经具备了技术上必要的独立性，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基础条件。审判权专门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唯一主体，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不拥有和行使司法权。
第二、法院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有三层含义：其一，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国宪法和法律要求司法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地适用法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遵守法律。其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不受法定机关法定职权以外的任何干预，其行为的合法性接受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三，司法行为排除干涉。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有权监督司法行为，但无权干涉。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追求司法独立公正的价值理念，但规定的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对司法行为干涉的排除，因此监督也会变成实际上的干涉，成为我国司法遭受干涉的根源之一。
第三、法官办案的过程中严守中立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适用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审判。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超脱于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一方，要严守其中立者的地位。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官依法办案的内容从法律精神上体现了法官独立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现实的制度还需要系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完成。
第四、法院系统自身体制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的条件
我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即各级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非依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或其它法院无权改变原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法院系统内部，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法院院长无权审批案件直接改变法官的裁判，院长如认为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应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五、我国行政诉讼中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行政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参照适用，体现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被视为司法独立的标志，可见司法审查权在司法独立制度中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有学者“建议这中审查权应扩大到行政法规”⑷。
三、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现有的制度仅仅提供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可能性的条件，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需要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
（一）维护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必要的独立性
一方面，转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模式。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我们的原则，是对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是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前提。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人民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不等于通过直接控制同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权来实现，不等于对具体审判业务的领导，而要坚持党在制定司法政策上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更加适宜于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委员会集中领导全国法院系统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规范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是我国宪政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果是法定程序外任意行使监督权，必然会形成滥用监督权干涉司法权的局面，这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滥用监督权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应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对监督的结果同样要向社会公开。
（二)维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独立性
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与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干预，导致了司法的地方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所以要制止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的年度预算，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财政依附；实行法官资格确认和法官任免及晋升由中央统一管理，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人事依附；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重合的模式，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域设置应根据司法的需要划分，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行为公正性和统一性的破坏。
（三）加强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独立性
我国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⑸，而且宪法规定的是法院依法行使职权而非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强调法官个人在司法中的独立。正是这一点在实践上使得我国法院内部出现了行政化倾向，院长庭长干涉法官依法办案便有了可能，其弊病是显见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的有机结合，只要一个环节的独立性受到破坏，独立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我国强调司法人员独立更为重要，司法人员独立首先要克服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取消法院本身的行政级别；消除法院之间的行政性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制度实现，而不应该通过指示、批复和意见的方。另外，还需要确认法官身份独立，严格法官的任免，限制审委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取消内部层层审批制度，严禁内核请示。
（四）改革我国的法律监督体制
现阶段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其行使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担任检察者和起诉者的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权和审判权失衡，“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司法权的权威性和司法行为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为确保司法权的完整独立及司法的公正，必须改革法律监督机制，将检察院的起诉权分离出来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检察院专职法律监督。
（五）消除我国法律的可诉性缺陷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不可诉性法律，突出的表现在宪法方面，就是没有宪法诉讼。另外，民族区域自治法、国旗法、组织法、法官法等同样具有不可诉性。法的可诉性缺陷对司法独立具有制约与破坏作用，法的可诉性缺陷使得法律的适用背离了司法轨道，更多的由行政解决，行政权代替了司法权，在事实上导致了司法权的弱化，司法职能在国家职能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下降；同时，公权主体违法的责任无法通过司法的方式追究，最终破坏了社会对司法的依赖和信任，难以实现司法独立及司法公正，不利于法治的发展。所以，应从立法上消除法的可诉性缺陷，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赋予宪法以可诉性，使司法机关能够直接适用宪法审理案件。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为世界所公认，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它虽然不是司法本身的价值追求，但却是司法生命的根基。我国宪政体制下需要实现司法独立，也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定能成功的实现司法独立，促进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和法治化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司法独立仅指审判独立，司法权仅指审判权。
（2）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3）马骏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对策》，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一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它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司法权独立，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离出来，不依赖与也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人员独立，即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对法律负责，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各方意见，包括检察官，上级法官和同级法官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同样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由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我国的司法独立为相对独立，与西方国家三权分力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有所不同，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司法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行使司法权，其它国家机关不具有司法权，不具备司法主体的资格；2、司法独立为技术性独立。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独立都是技术性的，是为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条件，而非出于政治需要或或者政治目的；3、司法组织独立而不指司法人员独立。司法人员以司法机关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行使司法权，不强调司法人员的独立；4、独立的有限性。司法权的技术性独立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独立，是在人大监督下的独立，是从属于立法权和立法机关条件下的独立，不是充分的独立。
在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是由司法独立的技术性价值表现出来的。
第一、司法独立具有权力制约和维持权力平衡的价值，在我国建立民主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司法独立及保障其实现的司法制度。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统一于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运作。这一原则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权力机关产生其它国家机关，其它国家机关都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而权力机关又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并对人民负责，通过权力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现民主，“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民主充分而制约不足的弊端”⑵，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我们虽然不照搬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但不否定权力制约在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司法独立可以形成一种政治的制衡格局，保证政治机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理性的要求。
第二、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在我国建设中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公正是法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体现我国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必然追求司法公正的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和优越性，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排除各种不当的干涉，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
第三、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统一的实现，在我国建设中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需要司法独立。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是司法统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宪法的尊严与权威是我国宪法的基本要求。从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设置和隶属关系及人事财政体制上看，司法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完全重合，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⑶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然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建设统一的司法体系，保证法制的统一性。
第四、司法独立具有保护民主，促进法治的价值，从我国的历史情况和建设中体现出的司法体制的弊端来看，更需要强调司法独立。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司法依附于行政而不具有独立性，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实践中司法受干扰的因素相当多，司法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甚至依附于地方党政机关，致使司法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社会腐败现象令人担忧，需要强化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确保司法权在依法惩治腐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法院及法官的行政化”是与司法权本身的要求相冲突的，需要通过司法独立的途径解决其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体制下能够实现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在民主建设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现司法独立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法律制度条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创造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条件，我国的体制与其不同，但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和司法体制具备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条件。
第一、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人民法院是具有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组织都不具有审判的国家职能。宪法规定了审判权，将审判权从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职能，这虽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中司法权的充分独立，但是已经具备了技术上必要的独立性，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基础条件。审判权专门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唯一主体，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不拥有和行使司法权。
第二、法院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有三层含义：其一，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国宪法和法律要求司法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地适用法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遵守法律。其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不受法定机关法定职权以外的任何干预，其行为的合法性接受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三，司法行为排除干涉。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有权监督司法行为，但无权干涉。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追求司法独立公正的价值理念，但规定的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对司法行为干涉的排除，因此监督也会变成实际上的干涉，成为我国司法遭受干涉的根源之一。
第三、法官办案的过程中严守中立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适用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审判。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超脱于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一方，要严守其中立者的地位。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官依法办案的内容从法律精神上体现了法官独立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现实的制度还需要系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完成。
第四、法院系统自身体制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的条件
我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即各级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非依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或其它法
院无权改变原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法院系统内部，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法院院长无权审批案件直接改变法官的裁判，院长如认为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应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五、我国行政诉讼中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行政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参照适用，体现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被视为司法独立的标志，可见司法审查权在司法独立制度中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有学者“建议这中审查权应扩大到行政法规”⑷。
三、在我国体制下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现有的制度仅仅提供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可能性的条件，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在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需要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
（一）维护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必要的独立性
一方面，转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模式。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我们的原则，是对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是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前提。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人民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不等于通过直接控制同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权来实现，不等于对具体审判业务的领导，而要坚持党在制定司法政策上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更加适宜于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委员会集中领导全国法院系统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规范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是我国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果是法定程序外任意行使监督权，必然会形成滥用监督权干涉司法权的局面，这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滥用监督权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应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对监督的结果同样要向社会公开。
（二)维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独立性
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与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干预，导致了司法的地方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所以要制止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的年度预算，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财政依附；实行法官资格确认和法官任免及晋升由中央统一管理，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人事依附；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重合的模式，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域设置应根据司法的需要划分，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行为公正性和统一性的破坏。
（三）加强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独立性
我国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⑸，而且宪法规定的是法院依法行使职权而非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强调法官个人在司法中的独立。正是这一点在实践上使得我国法院内部出现了行政化倾向，院长庭长干涉法官依法办案便有了可能，其弊病是显见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的有机结合，只要一个环节的独立性受到破坏，独立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我国强调司法人员独立更为重要，司法人员独立首先要克服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取消法院本身的行政级别；消除法院之间的行政性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制度实现，而不应该通过指示、批复和意见的方。另外，还需要确认法官身份独立，严格法官的任免，限制审委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取消内部层层审批制度，严禁内核请示。
（四）改革我国的法律监督体制
现阶段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其行使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担任检察者和者的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权和审判权失衡，“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司法权的权威性和司法行为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为确保司法权的完整独立及司法的公正，必须改革法律监督机制，将检察院的权分离出来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检察院专职法律监督。
（五）消除我国法律的可诉性缺陷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不可诉性法律，突出的表现在宪法方面，就是没有宪法诉讼。另外，民族区域自治法、国旗法、组织法、法官法等同样具有不可诉性。法的可诉性缺陷对司法独立具有制约与破坏作用，法的可诉性缺陷使得法律的适用背离了司法轨道，更多的由行政解决，行政权代替了司法权，在事实上导致了司法权的弱化，司法职能在国家职能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下降；同时，公权主体违法的责任无法通过司法的方式追究，最终破坏了社会对司法的依赖和信任，难以实现司法独立及司法公正，不利于法治的发展。所以，应从立法上消除法的可诉性缺陷，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赋予宪法以可诉性，使司法机关能够直接适用宪法审理案件。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为世界所公认，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它虽然不是司法本身的价值追求，但却是司法生命的根基。我国体制下需要实现司法独立，也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定能成功的实现司法独立，促进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的建设和法治化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部2002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参考文献】
（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司法独立仅指审判独立，司法权仅指审判权。
（2）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3）马骏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对策》，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一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论文摘要:澳门特区与香港特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两地在司法机关的范围、法院体系、审判原则、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都是有关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它们在具体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探讨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司法制度的异同,对于深入理解“一国两制”的方针具有现实意义。
一、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的比较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由于法制传统的不同,两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差异。
(一)司法机关的范围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只包括各级法院,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除各级法院外,还包括检察院。香港原有的司法体制是以英国的司法体制为母本的。由于英国历来是将刑事检控职能归于行政系统,不设立独立的检察机构。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检控的机关一直属于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辖。这样,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的变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检察职能的律政司仍旧纳入行政系统之列。澳门现行的司法体制则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体制基础之上的。葡萄牙设有独立的检察官公署,检察官公署作为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享有自和法律规定的检察职能。秉承葡萄牙司法体制的传统,澳门不但有检察院的设置,而且检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统。这样,澳门基本法仍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组织中设立检察院,检察院得立于其他机关之外。
(二)法院体系的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体系,一方面是按地区设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设置。在地区一级,设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区域法院;在全港范围内设立了一个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设立有一个终审法院。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根据专属管辖原则依法设有独立于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诉讼案件的专门法庭,如土地法庭、劳资审裁处等。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原则上是按审级设置,即澳门特别行政区只设立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在初级法院内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按法院功能设立行政法院,管辖行政诉讼和税务诉讼,同时保留了原刑事法庭的制度。
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层次较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层次多,这是由两地地域、人口的不同状况决定的。而行政法院的设置和刑事法庭制度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的特色,这些制度具有大陆法系司法体制的一贯传统,在澳门已运作多年,为广大居民所熟悉,因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体系中得到了保留。
(三)审判原则的不同
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奉行的某些审判原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中所不予要求的。
1、遵循先例的原则。长期以来,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普通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以判例法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通法、衡平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由于普通法、衡平法都是法官在司法判决中积累起来的司法原则,因此,法官在判案时,就应当遵循过去法官在判决同类案件时所确立的司法原则,这便是普通法系国家和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遵循先例的原则。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仍应坚持这一原则。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属大陆法系,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主要依据制定法,无须奉行遵循先例原则。
2、陪审制度的原则。香港基本法第86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由陪审员参与庭审并认定案件事实的制度。”其原则包括:担任陪审员有资格的限制和要求;原则上,只有最高法院原讼庭受理刑事诉讼案件时才实行陪审;香港居民有出任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上述陪审制度的原则作为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了保留。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中不实行陪审制度,自然不会遵守陪审制度的有关原则。
(四)法官制度的不同
1、法院院长资格的不同。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而对于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者则无此限制。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规定是针对英国政府单方面搞“居英权”计划而作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取得居英权及其他国家居留权的人士,担任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澳门的情况则不同。根据葡萄牙国籍法,凡在澳门出生的居民均有权取得葡萄牙国籍。相当一部分澳门居民中的
6、法官条件。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将担任法官的条件法定化,由法律保障实施,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但在具体要求上存在差别。内地法官的任职条件包括政治条件和专业条件,前者要求具备纯正的政治品质,后者要求相当程度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的选用则以其专业资格为首要标准,在学历及经历方面均比内地要求高。在国籍要求方面,内地法官必须由
[论文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律体系[论文摘要]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我们认为，可对少年司法制度作如下定义：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性组织应用法律法规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对少年犯罪人进行保护、教育和改造，以实现保护少年和社会双重目标的一种专门司法制度。有学者认为，根据社会学的观点，司法制度是由概念系统、组织系统、规则系统和设备系统所构成，这与法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关于法律制度是由结构、实体以及文化所组成的观点有很大的类似之处。概念系统就是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类型的司法制度，其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组织系统就是司法组织体系，它由各个司法机构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规则系统是指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司法组织规则和司法活动规则。设备系统是指司法物质设施，是司法组织赖以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基础，包括法庭、监狱以及其他物质设备。概念系统和规则系统属于“软”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属于“硬”系统，司法制度就是一个“软”“硬”皆备的大系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不足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自建立以来，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但与发达国家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少年司法制度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存有许多不足。在规则系统方面，表现为独立的、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的缺失。首先，表现为现有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不够完善。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法律有关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件，都对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作了一些特殊规定，特别是作为纲领性的少年保护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国未成年人的保护更是作了全面规定，但上述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道德性、号召性条款过多，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其次，表现为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现代世界多数国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情况，一般均有专门的立法，如德国制定了《少年法院法》、印度制定的《儿童法》、日本制定有《儿童福利法》、《少年院法》、《少年审判规则》等有关少年的专门法规，集中规定少年案件实体与程序问题，切实做到对未成年人犯罪后受到的法律追诉、审判和实施的监改方式、处罚方法与成年犯罪人有所不同，以期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的特有目的。与此相比，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很少，有关少年犯罪、少年权益的保护，主要依靠调整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未能充分关注少年犯罪人身心的特殊性，没有对少年人实行区别对待、加以特别保护，可以说是不公正、不合理、也是不科学的。再次，表现为法律规定法院受案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审判机关依法受理的少年案件，主要是有关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不包括违法案件，更不包括需要监督和照管的案件。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适当扩大我国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最后，表现为立法落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纵览现有的立法，虽然对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规范，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实践中，有些具有生命力的少年司法做法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在组织体系方面，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由于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少年司法机构的不健全使得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发挥，不能很好地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等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在概念系统上，表现为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价值认识不足。时至今日，在许多人观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价值取向上看待，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虽然一般而言并无不可，但因社会治安不好开展严打时，此种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待遇的忽视。在设备系统方面，表现为少年司法制度赖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欠缺。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尚不十分发达，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需要，司法部门正常的办案经费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完善的狱政设施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完全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分押、分管、防止犯罪人交叉感染的良好愿望，也很难达到少年司法的目标。设备系统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从司法机构及人员来看，现行兼职型少年司法机构和人员在工作中，由于司法力量相对不足，往往要身兼数职，需办理大量普通刑事案件，这使得他们常常无暇他顾，无形中影响了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工作；从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看，真正素质高，能力强的、理想的少年司法工作者十分缺少，与少年司法工作的高要求很不适应。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完善之构想（一）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系统我国相关立法虽已将“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确立为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但人们对确立此原则的法理学根据并非十分了解，以至于人们对少年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国家对少年犯罪人的宽大处理仅是出于对其同情、怜悯。此种认识的偏差，不利于人们自觉地贯彻少年司法原则，确保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故有必要明确构建少年司法原则的法理学根据。一般认为，此原则确立的法理学根据主要有：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国家亲权理论、刑事近代学派理论等。（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规则体系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体系存有严重不足，亟需完善，这既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我国是《北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少年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首先，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现有不少学者业已提出了建立我国少年法律体系的见解。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刑法典基础上，单设少年犯罪的特殊章节，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少年刑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有的学者主张为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配套，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上述观点表明我国学者关于应该完善少年立法已取得了共识，存在分歧的只是采用何种法律表现形式。笔者以为少年立法重要的固然是内容，但形式也是应该慎重考虑的。我国目前有关少年的立法就是一种分散式规定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少年法律显得过于分散，系统性不够，未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重要性，不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少年法律保护少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此种分散形式使得少年司法规定缺少应有的总的指导原则总领全局，不利于少年法律体系构建的和谐统一。鉴于此，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是妥当的，第二、三种主张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目前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未有二致，故不足取。在具体制定我国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时，可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的立法模式。该法详细规定了少年法院法的适用范围、指导原则、少年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少年法院组织和少年刑事诉讼程序、执行和行刑等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其次，完善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在刑事实体方面，应明确规定少年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宗旨与目的，强调保护处分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奉行优先保护少年原则；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特点，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刑罚及过于严厉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因为此类刑罚对犯罪未成年人来说要么改造效果不大，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留下犯罪记录，影响其重返社会，要么处罚过重，有违国际轻刑化趋势与教育保护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增加相对不定期刑及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功能；在缓刑适用上应做出与成年人不同的特别规定，缓刑条件不应过于严格，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率，切实贯彻非监禁化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少年权益的侵害；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的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扩大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等。在刑事程序方面，建立少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制度，由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少年矫正等专门机构和人员行使相应职权，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方法，如在调查少年犯罪行为的同时，注意调查少年犯罪人出生日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审查其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在审理上，采取不公开的形式，与成年人分开审理，审理时必须态度诚恳等；在处理上，对未成年人贯彻宽大原则。在执行方面，建立起一套包括监禁、缓刑和假释的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体系，以满足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需要。再次，扩大少年法庭对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由于国外大多数国家使用广义的少年概念，所以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是宽泛的，不仅包括违法犯罪少年，而且包括“需要监督的少年”和“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如日本的家庭裁判所管辖的少年案件是非常广泛的，从对象来看，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从内容来看，包括应受刑事制裁的刑事案件、未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刑法上犯罪但不应受刑事制裁的保护案件和危害少年福利的成人案件。我国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仅限于少年刑事案件的局面不利于充分发挥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故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纳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中，适用严格的少年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加强对少年人教育、感化、挽救，避免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与《北京规则》确立的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并不矛盾，因为适当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少年教育保护，这与《北京规则》减少对少年司法干预的精神是一致的。最后，加快立法步伐，满足现实对法律的迫切需要。我国关于少年司法的许多规定，处于规章、行政命令的层次、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如公安部《看守所条例》；有的处于试行、暂行阶段，没有进一步总结定型，上升为法律，如1986年司法部颁发的《少年犯管教所暂行管理办法（试行）》；有的还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完善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如《少年犯罪立案、侦查、起诉法》等；有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时过境迁，无法适用了，如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等。对于此类规定，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其转化为法律。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富有生命力的做法，应该加紧调研，尽快将其成功的做法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三）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体系和设备体系少年司法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包括少年审判制度、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正制度等。从多数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由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过渡的阶段。目前，人们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具体范围认识存有差异，但多数国家认同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少年司法体系。我国对此可以借鉴，设立与少年法庭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矫治等制度，积极发挥少年司法制度在预防少年犯罪、教育保护矫治少年犯罪人的整体作用，实现少年司法制度既保护少年合法权益，也保护社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两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优先保护少年犯人的利益。为了确保上述制度的有效运作，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可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大投入，建立起与上述少年司法制度相配套的硬件设施，比如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羁押所、独立的少年法院等，实现对少年犯人分押、分管、分审；加强对专门少年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了解少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的不同，明确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胜任少年司法工作并热爱少年司法工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少年法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4.117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司法制度完善论文论文摘要：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各社会主体关系的和谐。司法制度对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起着基础性的矫正和保障作用’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的确认以及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有赖于司法最终保障，私权利主体之间的纠纷也有赖于司法来化解。司法制度的完善是法治进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从权威司法观念的树立、实现法院审判权、责、信的统一、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等方面对司法制度予以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关于和谐社会的具体内涵也是见仁见智。有学者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认为，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从宏观上讲应该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的经济生活和谐发展、人们的政治生活和谐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和谐发展的全面性或整体性的和谐社会。”还有学者从宪政、法治、国家职能、城乡发展等不同层面来解读和阐释和谐社会的内涵。笔者大体上赞成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来解读和谐社会的内涵。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主要涉及到个体与国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两个层面。就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注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规范和约束权力行使的方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杜绝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侵犯。就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道德自律和诚信机制把利益冲突限制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当不同利益产生冲突以后，能够有一个权威、公正、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使权利纷争所导致的不和谐重归于和谐。无论在人与自然、个体与国家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中，人都是最积极主动的因素，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解决此三种关系最终都需要对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做出某种约束和调整。人的私欲不能过度膨胀，国家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个体权利更不能滥用，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二、完善司法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无一不受到法律的规制，也无一不需要司法的最终保障。即便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不得不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来加以调整。首先，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和调整，有赖于司法保障其实现。社会成员，无论其是以什么名目出现，相互之间的冲突根源就在于一种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从根本上是无法避免的，但却是可以调整和缓解的，这个利益的平衡手段就是法律。在立法层面要求法律更大地赋予人以充分的应有权利；在法律实施的层面还应使法定的权利能不折不扣地得到实现。因此，我们应当将社会主体权利的保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在法律的层面称之为权利）得到法律的理性界定，各种权利能得到正常的实现，社会和谐才有可能。但是，现实中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以及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是难以正常实现的，这就需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救济机制强制性予以实现。其次，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的确认以及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有赖于司法来保障。我国数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是以国家主义为基本出发点。而所谓国家主义就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以“权力至上”为价值基础的一种普通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体系。这种以权力本位为基础形成的观念体系和法律制度体系，直接漠视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公权力运行的良好状态应该是：权利和责任高度统一，权力的享有者既不得滥用权力也不得怠于行使权力；公权力主体应当是私权主体的利益维护者，不得随意对私权利侵害和漠视；法律对公权力及权力的实施者应依法加以强有力的规范和制约，使公权和私权的力量对比相对合理。当公、私权力关系失范时，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可对其进行有效地矫正和恢复，使二者的关系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再次，私权利主体之间的纠纷有赖于司法来化解。对私权利，运用立法权加以最高准则性确认，运用行政权促使其最有效实现，运用司法权力加以最权威救济和保障，这是私权利在上述3个层面的实现途径。将社会的一切私权主体的利益纷争均纳入法治轨道，一方面，将各种利益冲突均限定在法的准则范围内；另一方面，各种纷争能够得到法的公正评判和救济。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毫无疑议是总理体察民情的一大善举。但透过此现象我们不得不反思，就现有制度框架内，我们有相关的政府部门，有专门的司法机关，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何劳总理为民工讨要工资？笔者认为，以偶然性的、随机性公权力介入的方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远不如以公民的权利保障为基本立足点来构建和改造现有的法律制度，并以完善的司法制度予以保障更加稳定和有效。此外，公权力主体的争议也应当通过司法加以解决。概而观之，在法律制度的领域，依靠司法手段解决好公与公、私与私以及公与私之间的纷争，就可以使社会的诸多不和谐状态得到有效缓解或化解。社会的和谐最终有赖于司法制度的良性运行促使其实现。因此，有学者认为，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依法公正裁判的目的以及司法活动解决纠纷的方式决定了司法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保障。三、完善司法制度的路径司法保障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可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司法制度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整个司法制度从设计理念到程序运行都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司法的权威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缺失，这些缺陷就构成了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司法权威的缺失导致当事人屡屡挑战法院的判决，即便对二审判决仍然频频启动再审程序。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和谐社会构建必须有切实的保障手段。这个保障手段就是权威、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体系及其良性运行。就司法制度的完善而言，各个层面的关系应加以理顺和明确界定。首先，应树立司法是权威裁断的观念，落实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地位。从司法的观念上要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专政的工具到权威的裁断转变。在传统制度体系包括司法制度体系中，由于公权力过于强大而又疏于监控，对私权利主体则意味着义务。对于私权利主体来说，传统的司法制度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司法手段对私权的保障的重视程度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树立权利本位观念。而且，要树立司法是权威裁断的观念，并采取有效的步骤和手段维护这种权威。“权”靠宪法和法律授予，“威”靠国家强力保证，两方面缺一不可。宪法和法律已经赋予了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权，但缺乏相应的具体法律制度的保证，权力行使中往往被掣肘，法定的权力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权力，则“有权而不威”。所以，应全面系统地构建落实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形成司法机关的权威裁判者地位就成了完善司法制度的首要环节。其次，理顺法院内部关系，审和判的职能复位，实现权、责、信的统一。法院系统内部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审委会和合议庭的关系，院、庭领导和普通审判人员的关系，以及司法权运行的模式等都急待以符合司法内在要求的“司法化”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和完善。坚决制止上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做法；审委会不审而判的做法，割裂了审判的职能，急待复位，做到亲历审理才能判决；改变现有的行政化运行模式；将审判的权力和责任赋予同一个主体从而推动审判主体自己的威信，实现权、责、信的良性互动。这些都是理顺司法系统内部运行，司法主体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最后，赋予和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切实提高法官素质。有学者在表述司法独立时，将其分为3个层次，即司法权的独立、法院或陪审法庭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因而法官独立依法行使审判权，也就成了司法权独立行使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司法权良性运行在人的层面的要求。从人事组织、财物供给以及任职保障等多方面来保障法官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作出判断乃是构建良性司法制度及制度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同时，继续把好法官选拔的入门关，坚持高素质要求是势之必然。总之，从完善公正、高效、规范、健全的司法制度入手，确立和落实司法机关的权威裁判者地位，使一切社会主体均出于一种或者是对法律上不利后果的忌惮，或者是对有利后果的向往，在行为时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检视，真正做到自觉地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或权利。换言之，就是以裁断结果的权威和公正，来促使行为过程的合法和合理。如此，法律这一代表公意的利益平衡手段，才能强有力地发挥调控和平衡作用，以缓和各种利益冲突，达到各个层面的社会和谐。01)吕凤英，洪岩.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赵熠%国家职能转变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张春霞，苏时鹏.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9)吕世伦，贺小荣.国家主义的微与中国法制现代化[J]法律科学，1999(03)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梁玉霞.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诠释：权、责、信的统一[J]现代法学，20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