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补充医疗保险逐步被大多数人群所认知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主体医疗保险制度逐步从原来单位制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和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向社会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转轨。主体医疗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所面临的居民医药卫生费用负担依然较重、医药服务供求的多样性等宏观环境是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供给的诱致性变迁条件，国家陆续出台的关于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相关政策文件等是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供给的强制性变迁条件。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使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供给稳步发展。从1994年首次提出补充医疗保险概念到目前多种类补充医疗保险共同发展，不同群体对补充医疗保险的认识日渐深入。2012年中国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和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和“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客观地说明不同群体当前对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状况。①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城乡居民中，共有21.0%的受访者“了解”补充医疗保险，32.1%的受访者“听说过”补充医疗保险，36.6%的受访者“不知道、想了解”补充医疗保险，这三者的累积百分比为89.7%，只有大约10%的受访者对补充医疗保险采取“不知道、不想了解”和“无所谓”的态度。可见，90%的城乡居民意识到或者关注过补充医疗保险，共有64.5%的城乡居民愿意参加补充医疗保险。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中，76.8%的受访者知道自己工作所在地是否开展了补充医疗保险，只有23.2%的受访者不清楚自己工作所在地是否开展了补充医疗保险。可见，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意识到或者关注过补充医疗保险。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中，共有20.3%的受访者“了解”补充医疗保险，42.5%的受访者“听说过”补充医疗保险，30.2%的受访者“不知道，想了解”补充医疗保险，这三者的累积百分比为92.9%，只有大约7%的受访者对补充医疗保险采取“不知道、不想了解”和“无所谓”的态度。可见，90%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意识到或者关注过补充医疗保险，共有50.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熟悉补充医疗保险的种类。2.补充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关系定位基本明确补充医疗保险的定位是主体医疗保险的补充。主体医疗保险制度的外延一旦界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外延也就确定了。在中国，基本医疗保险是主体医疗保险制度，因此补充医疗保险的定位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也就是说，在整个医疗保险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是主体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弥补补充医疗保险的不足，满足人们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需求，以及减轻或者消除个人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时承受自付医疗费用的负担［2］。对基本医疗保险而言，补充医疗保险是分流风险的渠道;对单位而言，是鼓励员工，提高效率的激励措施［3］。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把补充医疗保险定位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而且对补充医疗保险的这一定位一直没有改变过。这可以从下面四个文件对补充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或者与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证明。1994年，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规定“发展职工医疗互助基金和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以满足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医疗需求，但要坚持个人自愿参加、自主选择的原则。”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九五’期间，要在搞好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1998年国家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作为过渡措施，允许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200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对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定位的政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不同人群对补充医疗保险定位的认知状况，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定位的政策决策。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例，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中，99%的受访者认同补充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补充这样的定位，只有1%的受访者认同其他定位。3.补充医疗保险的种类和覆盖面逐渐增加补充医疗保险从无到有，保险种类逐步增多。公务员医疗补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和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这五种不同的补充医疗保险的具体保障项目、参与机构和覆盖人群均有所增加。目前实施了公务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方，各级政府基本都实施了对国家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制度。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在各地全面展开。相当一部分有实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部分员工福利较好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也实施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项目。各地职工医疗互助保险项目逐步增多，如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目前就推出了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在职职工子女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非工伤意外伤害及家财(火灾)损失互助保障计划共七个保险项目［4］。商业性补充医疗保险业有所发展。目前，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商业健康保险，专业性健康保险公司有四家，即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瑞福德健康。从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占总额的比重来看，商业健康保险在2001－2006年曾取得快速的发展，但近两三年来，其发展势头有所减缓［5］。此外，商业健康保险还在一些地方推出了城镇职工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充保险［6］。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城乡居民中，有32.4%的受访者现在或曾经的单位为其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有40%的受访者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外的补充医疗保险。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有70.7%的受访者所在的城市开办了补充医疗保险。4.补充医疗保险运营方式的灵活性显著增强目前补充医疗保险的运营方式日益多样化。就公务员医疗补助来说，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筹集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医疗补助经费由同级财政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医疗补助资金筹集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控制标准，一般为当地国家公务员工资总额的5%左右。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管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医疗补助经费要专款专用、单独建账、单独管理，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开核算。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将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分为两部分进行管理:一部分根据国家公务员的年龄、职务，确定不同比例计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按照个人账户的管理办法管理;其余部分划入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支付除了直接划入公务员医疗补助个人账户的医疗补助外，划入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范围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的医疗费用补助;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个人自付超过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补助;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医疗照顾的人员，在就诊、住院时按规定补助的医疗费用。就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来说，全国各地大额医疗补助的做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它目前在全国的普遍做法是由个人或者用人单位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缴纳的保费统一由当地的医保中心负责管理，医药费用的支付由医保中心或者由医保中心与其所投保的商业保险公司联合负责。由医保中心负责管理表明我国目前实行的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实质上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就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而言，目前全国主要三种。一种是企业自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另一种是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还有一种就是企业主办、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经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比如，2001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企业内部医疗补助制度的意见》规定在大连建立的企业内部医疗补助制度就属于企业自办的补充医疗保险①。1997年厦门市政府颁布的《厦门市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在全国率先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就属于社会保险机构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②。成都市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就属于企业主办、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经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③。就职工互助医疗保险而言，其保险资金筹集一般来源于职工自愿为本人和家属缴纳互助医疗保险费，各级行政部门给予补助、工会的资助以及利息等。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是各级工会组织及其职工互助保险会。职工互助医疗保险的待遇支付主要是在参加互助医疗保险的职工及其家属在患大病、重病、享受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较高的情况时，可以按规定享受相应的互助医疗保险待遇。不同的互助医疗保险项目待遇支付办法不同。目前，各地已经开展了形式和名目多样的互助医疗保险。就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而言，其运作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在基本医疗保险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目前参与医保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提供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经办管理［7］。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险种目前主要有普通医疗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手术医疗保险、特种疾病保险等。这些补充医疗保险产品的资金筹集来自于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保险基金也由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待遇支付也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商业医疗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经办管理主要有基金管理型参与模式、保险合同型参与模式和混合型参与模式。5.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障效果逐步显现补充医疗保险的项目设立、资金筹集、基金管理和待遇支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特定人群的特殊医疗安全。补充医疗保险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保障效果逐步显现。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城乡居民中，共有63.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有效地降低了其医药费用支出，有5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能较好地满足其基本医疗需求外的其他医疗需求。
补充医疗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1.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截至目前，只有三个文件对补充医疗保险作出了专门规定，即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意见的通知》、2002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5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三个文件均是针对某一特定补充医疗保险种类而作出的特别规定，并没有涉及到关于所有补充医疗保险发展以及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比如，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法律制度对适合我国国情的补充医疗保险的内涵、外延、原则、补充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关系、补充医疗保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待遇支付等问题进行规制。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适应现代保险制度，特别是促进各类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较为完备的相关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补充医疗保险的审批、经办与运行更是缺乏及时有效、规范有序的制度性基础［8］。法规及政策的不完善必然严重影响到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比如，上海市有关的补充性医疗保障形式不少，但大都处于自发状态，既无系统的组织，又无经常的交流，各自为政、无序发展的情况相当普遍［9］。比如，我国的补充医疗保险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在经济实力较强及医药卫生改革较为先进的省市中，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较好，而在其他一些地区补充医疗保险则发展较为缓慢。比如，政府办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筹资渠道也较混乱，有的是由企业为职工缴纳，有的为参保人员个人缴纳，也有用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为低保人员缴纳的情况。还比如，补充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异地就医问题等也没有相关的法规进行规范。关于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全国性的政策不健全也导致民众对补充医疗保险的信任感不足，这也会制肘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2.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位首先，政府没有切实承担起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制度供给职能。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就是一个明证。政府没有切实承担起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制度供给职能是政府职能缺位的表现。其次，政府在补充医疗保险的具体运营方式方面干预过多。现阶段，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举办机构主要有医保部门以及社会机构两种。前者是由政府的医疗保障部门以基本医疗保险的方式来经营补充医疗保险，例如北京和上海均采用该模式，而后者是以商业险种承担补充医疗保险的责任。然而，目前在发展补充医疗保险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非但不鼓励社会机构经办补充医疗保险，反而对商业保险公司进入该领域设立多重限制，这种过多的政府行政干预，实际上是没有理清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关系［10］，混淆了社会医疗保险与补充医疗保险的界限，对政府在补充医疗保险范畴内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把补充医疗保险变为政府行为，加重了政府的负担，使社保机构无法专司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之职;二是在社保机构同时运作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一旦基本医疗保险帐户出现资金不足，社保机构难免会向补充医疗保险基金透支，从而导致资金管理混乱;三是政府介入补充医疗保险领域，运用行政手段吸纳企业投保，违背了补充医疗保险的自愿原则，并不利于补充医疗保险的长远发展。政府在补充医疗保险的具体运营方式方面干预过多是政府职能越位的表现。调查对于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位也提供了数据支持。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有51.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角色模糊”，有15.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行政干预太多”，有15.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少”，三者累积百分比占到了81.5%。可见，有超过80%以上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位。3.补充医疗保险风险管控困难补充医疗保险风险管控困难源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业务定位不准确使某些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垄断，这加大了补充医疗保险风险管控的难度。比如，就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来说，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垄断造成垄断低价，对商业保险公司形成价格倒逼，引起了不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了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风险管控难度。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不稳定使补充医疗保险业务风险增加。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不过14年的时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才5年时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才9年时间，相关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目前的政策正处于调整完善阶段。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两定点、三目录”以及三条保障线的调整都会对补充医疗保险的市场空间和定价基础发生影响，这增加了补充医疗保险交易成本和业务风险。另一方面源自于补充医疗保险的投保方行为。再以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为例。如果商业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方式参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经办管理，那么社保机构的业务垄断性、投保方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有限、医保中心单证校验松散、报销目录不够明确等均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参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经办管理的风险。第三个方面源自于补充医疗保险经办主体自身。比如补充医疗保险经办主体介入补充医疗保险业务时间短，经验少，数据缺乏，对业务风险缺乏清醒的认识［11］;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人力资源缺乏，健康保险行业的制度、组织与技术上的基础设施欠发达［12］。比如，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专业性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规模和市场份额都不大。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把竞争焦点放在风险规避上，而不是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上。4.补充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衔接度低以补充医疗保险与主体医疗保险的关系为标准，补充医疗保险可以分为替代性补充医疗保险、附加性补充医疗保险和增补性补充医疗保险。现实中中国的补充医疗保险通常是附加型补充医疗保险和增补型补充医疗保险，而更常见的是增补型补充医疗保险。目前，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和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提供的补充医疗保险有部分是附加型补充医疗保险，也有部分是增补型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都属于增补型补充医疗保险。无论是附加型补充医疗保险还是增补型补充医疗保险，它们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衔接度都较低。比如说，职工互助医疗保险这种附加型医疗保险主要为中小企业职工及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取消了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职工家属，一般要求以单位团体的形式参加保险，因而也会使没有被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丧失参加职工互助医疗保险的机会。同时，职工互助医疗保险这种附加型医疗保险以工会组织为主要营销渠道，由于其组织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风险控制工作薄弱，其提供的保险范围和种类有限［13］。可见，职工互助医疗保险没有真正成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附加型补充医疗保险或者增补型补充医疗保险。比如，北京市大额医疗费用互助保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均面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公务员人员，二者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但是北京市却对二者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使得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在北京被分成了两块［14］。这说明不同补充医疗保险之间缺乏产品设计的交流和沟通，必然造成对参保人员的保障不足或者重复过度保障，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合理补充。比如，XY公司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着保险人员覆盖范围不合理、补助范围没有覆盖门(急)诊医疗费用，大病患者及特困人群医疗费用负担仍然偏重等问题［15］。XX市公务员医疗补助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出现了“一人持卡，全家看病，假病真看，小病大看，入院配药，出院卖药”等不规范行为［16］。5.补充医疗保险发展不均衡调查数据显示，补充医疗保险目前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同收入能力的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地区发展不平衡而言，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城乡居民中，运用交叉表进行分析，所调查的不同省(直辖市)、市(地级市)县(区)的城乡居民在“请问您现在或曾经的单位是否为您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的选择中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省际、市际、县际差距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也就是说，城乡居民在回答“请问您现在或曾经的单位是否为您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这个问题上，省际之间的差距小于市际间的差距，市际间的差距小于县际间的差距。所调查的不同省(直辖市)、市(地级市)县(区)的城乡居民在“您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是否有效地降低了您的医药费用支出”的选择中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省际、市际、县际差距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也就是说，城乡居民在回答“您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是否有效地降低了您的医药费用支出”这个问题上，省际之间的差距小于市际间的差距，市际间的差距小于县际间的差距。所调查的不同省(直辖市)、市(地级市)县(区)的城乡居民在“您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是否能较好地满足您基本医疗需求外的其他医疗需求”的选择中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省际、市际、县际差距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也就是说，城乡居民在回答“您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是否能较好地满足您基本医疗需求外的其他医疗需求”这个问题上，省际之间的差距小于市际间的差距，市际间的差距小于县际间的差距。所调查的不同县(区)的城乡居民在“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外的补充医疗保险”的选择中存在显著差异。就行业发展不平衡而言，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城乡居民中，运用交叉表进行分析，所调查的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城乡居民对“请问您现在或曾经的单位是否为您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外的补充医疗保险”、“您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是否有效地降低了您的医药费用支出”三个问题的回答有显著差异。就不同收入能力的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言，在全部有效的被调查的城乡居民中，运用交叉表进行分析，所调查的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城乡居民对“请问您现在或曾经的单位是否为您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您所参加的补充医疗保险是否能较好地满足您基本医疗需求外的其他医疗需求”两个问题的回答有显著差异。6.补充医疗保险参与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能力低下补充医疗保险的直接目的是满足特定人员的特定医疗服务需求，扮演着对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的补充角色。同时，补充医疗保险应该积极参与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目前，中国补充医疗保险参与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能力低下。一是各补充医疗保险举办主体没有积极探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结合的综合保障服务模式还没有普遍形成。比如，健康维护、诊疗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管理普遍缺乏。健康教育、健康咨询、慢性病管理等服务发展不力。还没有普遍建立客户健康档案，没有通过多种途径与医疗机构实现客户健康档案和诊疗信息的共享。与医疗机构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经营模式还没有形成。二是各补充医疗保险举办主体没有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制。补充医疗保险纵向一体化模式探索不足，各补充医疗保险在投资医疗机构，促进补充医疗保险业与医疗服务产业优势互补方面进展不大。三是各补充医疗保险没有积极开展医药费用预付制支付方式探讨，在医药费用控制方式探讨方面进展不大。
补充医疗保险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1.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时间短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到目前仅仅18个年头，18年对于一项社会制度变迁来说毕竟是太短了。因此，可以说补充医疗保险在我国还算是一个新事物，我国目前的补充医疗保险还处于初级88发展阶段。补充医疗保险在中国发展时间不长，而且最近十几年正好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体系完善时期，所以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基本医疗保险而对补充医疗保险关注不够。同时，即使一部分群体注意到了补充医疗保险，但是对其认识还不够深入。他们可能认识到了补充医疗保险对于缓解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认识到补充医疗保险对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如创新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探索医药费用预付制支付方式、通过竞争和合作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水平、推动医药卫生体制转型等社会管理功能。2.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仍是一个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甚至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并垄断重要行业;第二，各级政府握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对企业活动进行频繁干预。①”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使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导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存在。3.医药卫生体制积弊深重2009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总目标，开始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但是这一改革正在进行中，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重。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医药卫生体制积弊深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补充医疗保险特别是商业性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4.医疗保险体制多头管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行政管理业务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卫生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商业健康保险，全国总工会管理管理职工互助医疗保险。除了行政管理成本之外，目前多头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的格局，人为造成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分割、城乡差别、身份歧视和健康不平等现状，既不利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又不利于统一、协调、整合管理医疗保障制度，以最大化发挥医疗保障制度的积极作用。
完善中国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据统计，法国年人均光顾医疗机构14.8次，每年有1300余万人次住院治疗，约占全国人口的22%。1995年，法国人均医疗支出12000法郎，年人均向社会保险机构报销医药费20次。法国用于医疗方面的总支出为7820亿法郎，其中69%由社会保险报销，约5400亿法郎。
医疗保险制度构成和承载方式
法国医疗保险是其12种社会保险之一。它主要分为三种主要保险制度。第一种是基本保障制度，由医疗保险组织起草。据2009年底的统计，基本保障制度所惠及的人数已经接近5700万人，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89%。基本保障制度主要对抗五类风险，即疾病、生育、伤残、死亡、工伤或者其他职业病。它是改善人口健康状况的一种有力管理手段，能在加强健康保障系统工作效率的同时，调整健康及医疗的支出改革。
第二种是农村特保制度，由法国农业社会互助组织管理中心起草，辐射所有农业及矿业劳动者。
第三种是个体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艺术家、商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此外，还存在针对特殊行业、特别工种的医疗保障制度，如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此一来，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基本覆盖了全民。
法国医疗保险的运作机制同其他类型的保险一样，建立在如何应对疾病治疗引发的经济及财务风险之上，还同时承担着社会财富包括政府支出的分配任务。
医疗保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承载形式。
其一，医疗保险涉及经济支援保险。社会个体由于面临风险而得到保险，比如事故或者疾病；以及个体需要照料关怀而得到保险，包括医疗药品的支出成本、医疗护理、健康体检等。这两项将根据法国医疗保险费率表进行补偿。
其二，医疗保险组织构建了一张关怀网络。医疗保险协会联系相关的药品供应商及医生，通过订购一系列的医疗服务，对网络内的会员进行健康关怀，或者将所购买的药品卖给需要的人群。在这种组织形式下，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被保险者没有自己选择医生的权利，但是他们享受免费的诊疗或者获得全额补偿。
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制度可以由国家承担，也可以由相关的私人机构承担。医疗保险的组织形态完全自由。医疗保险的受益人在参与公共保险的同时，可通过保险公司或者互助组织选择购买私立保险。
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包含两种补助形式，一是与疾病相关医疗开支的部分及全部补偿，即非现金补偿；二是因停止工作造成阶段性工资损失而进行的现金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疾病医疗保险还包括残疾抚恤金。
法国政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制定了医院收费、自由医师酬金、医保药品范围和价格标准。医院收费、自由医师酬金由疾病基金会与代表医师的劳动工会间签约确定；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服务、药品范围及其价格，由中央政府卫生健康经济委员会与药厂和行业协会协商后统一确定，并不定期调整；医保范围外的药品遵循市场自由定价，由个人自付。
法国的医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医生是普通全科医生和一般专科医生。第二类医生是有名望的专科医生。他们可自由选择工作地点，拥有提供医疗服务数量的自由权利，其报酬来源于对患者的服务次数和按服务项目的收费。
因为医疗资源非常丰富，法国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自由执业医生和医院过剩的现象，这也给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
在法国，患者可以自由选择医生。不过88.7%的参保患者在生病后还是会首选第一类医生。
不得不提的是，法国的药品消费位居欧洲之最。在90%以上的就诊中，医生都会开药，年人均消费50盒以上的药品。参保人一般个人自付30%的医疗费用，有的药品要自付65%，其余费用由医疗保险地方管理处与自由执业医生或医院按月结算。
一般医疗补偿金将在患者使用健康保险卡就医后的五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将资金划转至被保险人及权利所有人的账户内。但针对住院治疗的患者或者与医疗保险支付中心签订协议的医生、药剂师，可以采取第三方发放医疗补助。被保险人只能针对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补偿部分的医疗支出进行申请补偿。该部分费用将由第三方直接划转至医生或者药店账户。
除了医疗补助，在职人员在病假期间可以领取原工资50%的生活津贴，产假、工伤获全额补贴。经济困难人员还可以适当提高补贴比例。
三大管理体系
法国医疗保险体制采取“政府决策，民间运作，垂直管理”的模式。医疗保险决策由中央政府提交议会批准，法令通过后颁布实施。中央和地方医疗保险机构作为政府的受托人，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协议具体实施政策规定，经办社会保险业务。
法国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主要分为基金征收体系、医疗保险管理体系和医疗保险支付体系。
法国基本社会保险是混合筹资体系。疾病医疗保险在垂直管理模式下，实行基金“收支两条线”。基金由国家社会保险基金征收中央管理处，及下属的地区社会保险金征收办公室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征收又称社会保险金的分摊。个人基于工资收入水平分摊一般社会保险金，雇主依法每三个月主动缴纳一次社会保险费。逾期未缴纳的人员，地方社会保险金征收办公室先电话提醒，两周后仍未缴的发书面警告，对拒不缴纳的有权直接用其账户或财产强制抵费。
医疗保险管理体系是由国家医疗保险管理结算中心及下属的医疗保险地方管理处组成。它是法国医疗保险管理的领导和核心部门，在医疗保险中起着重要作用。
顾问医生是法国医疗保险地方管理处中一个特殊的角色。其直接隶属于中央管理机构，在地方社会保险机构中独立行使控制管理和调控职能。其控制管理包括对失业、残障、工伤等的保险金赔付、过度医疗服务等滥用行为的控制，及对医疗服务契约双方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其调控职责主要体现在通过加强与医疗机构的交流来控制和规范医疗行为，清算卫生事业管理经费；协调医药公司与医保的关系。
顾问医生还有权检查患者的实际健康状况，缩短和取消休假；对发放残疾补助金的患者进行残疾程度的鉴定；检查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服务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拒绝支付虚假病情的治疗费用等。
医疗保险支付体系由国家和地方医疗（养老）保险结算中心组成，主要是直接支付经审核合格的医疗保险费用。
法国个人医疗费用的77%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其余的12.5%由补充医疗保险支付，1.5%由国家救济补助，9%由家庭及个人承担。
振兴计划抵御危机
社会医疗保险经费的筹措完全受社会保险资金管理办法的制约，当然该项法案对社会保险资金的筹措也起到了保障作用。每年，议会根据社会保险资金管理办法所确定的预算支出进行投票，进而确定每年医疗保险支付的主要目标。
近年来，法国社会保险的预算赤字已经出现急剧恶化的趋势，赤字从2008年的440亿欧元发展到2010年的1160亿欧元。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及社保基金缴纳总量的下降，对整个预算赤字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法国健康卫生部与预算部已达成较为一致的协议，即控制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并于2015年实现医疗保险账户的收支平衡。
医疗保险戒备委员会是由议会负责的致力于医疗保险事业支出改革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解决如何在遵循议会卫生预算的前提下，改变政府及社会保险账户与预算不协调的问题。
法国各届政府采取的措施，无一例外都是在确保卫生健康蓝图不变的背景下，探索如何在短期内重建预算平衡。所有这些医疗卫生制度的计划与改革的目标都存在局限性，无非一是针对医疗卫生的费用支出，二是增加有关此类项目的资金筹措力度。
针对增加医疗卫生资金筹措的方案，有如下四个方面：通过扩大社会缴费基数及重塑资金筹措体系，包括完善医疗津贴、家庭补助津贴及工作补贴，增设社会基础交费项目等；在失业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协调处理自主缴费比例；将养老金账户中更多的收入结存至社会保险账户，以便用于将来的养老支出；改善政府资金筹措方式，设立社会保险资金筹措管理办法。
对于医疗保险组织而言，如何做好风险抵御对策才是他们的工作核心。为此，法国医疗保险在2004年经过一次变革，并将其抵御危机的规划与行动进行了新阐释：发展医疗卫生预防工作；医疗卫生系统内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尤其是加强医疗保险受益者和医生之间的沟通；控制医疗资源减少，或限制不必要的支出；建立医疗服务尤其是提供保健服务的相关组织；正确引导及控制医疗服务体系。
公共补充性医疗保障
基础疾病保险制度不能报销的部分是患者医疗费的自理部分，额度随补助金类型、保健产品的不同而不同。法国建立了补充性社会保障，以此抵御健康风险。如果缺失补充性社会保障，将直接导致其受保人放弃保健。
居民放弃保健的意愿和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低，放弃保健的意愿就越大，家庭受补充性制度保护的程度就越小。求助于保健体系的程度取决于投保者收入剩余的负担程度，即他们需要直接从收入中缴付的金额，而不是由第三人缴付的金额。
1999年7月27日，法国通过的普遍医疗保障法案是一个补充性疾病保险制度。它面向所有月收入低于606欧元的人，取代了省级免费医疗救济。受保者在支付费用后，便可以免费享受一揽子保健措施。
普遍医疗保障包括医疗费自理部分、医院包干费、假牙和眼科基本价格的有限超出部分。根据宪法对最低收入人群保健的保护原则，这些享受普遍医疗保障的人不能享受医疗费豁免。
普遍医疗保障的建立，使受保人放弃保健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为了获得这一体系中的补充性补助金，受益者可以自由向四个机构求助，分别是基础性疾病风险组织、互助机构、互济机构和保险公司。
截至2006年底，普遍医疗保障基金的受益者共有490万人。在这个补充性医疗制度服务途径的选择上，88%的人选择疾病保险互助会，12%的人选择互助机构或者保险公司。
普遍医疗保障基金按包干的形式报销健康支出，其资金主要来自补充性疾病保障组织营业收入的分摊金、国家疾病保险基金的捐赠、国家财政补贴和酒类饮料分摊金的调拨，以及部分烟草消费税。2007年，法国普遍医疗保险保障基金的预算为17亿欧元。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燕尾帽”为你整理了这篇2022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2年，市医保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局、苏州市局的关心指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瞄准目标，点燃激情，积极践行“阳光医保·守护健康”机关服务理念，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多精准的医疗保障服务，全力开启新时代昆山医保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征缴扩面工作成效显著
我市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57.05万人、25.58万人，医保参保率达99%以上。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医保总参保人数不降反升，同比增幅达2.7%。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当年收入分别为50.41亿元和3.08亿元；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当年支出分别为42.34亿元和1.89亿元；当期结余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分别为8.07亿元和1.19亿元；累计结余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分别为75.11亿元和3.6亿元。
二、重点工作落实落细，各项目标如期完成
（一）以精准施策为第一责任，着力完善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市医疗保障水平。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苏州市级统筹。苏州市级统筹从2022到2022年历时3年完成，实现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理、经办管理、定点管理、信息系统“六统一”，涉及我市182万参保人群。根据苏州市级统筹实施意见和待遇标准调整方案明确的重点工作任务及我市实际，制定我市具体实施方案，出台《昆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方案》（昆政办发〔2022〕88号），确定“路线图”、绘好“时间表”、制定“任务书”。强化宣传引导，借助各类媒体渠道，压实稳定责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顺畅落地今年政策调整，提高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在贯彻上级政策的同时，争取我市利好政策，率先将居民医保在苏州范围内门诊医疗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惠及参保人群25.58万；率先简化办理苏州大市范围内异地就医转诊手续。二是全力打造长期护理保险“昆山样板”。落实苏州市长期护理保险第二阶段试点工作要求，做好第二阶段承办商业保险公司招标，按照分类分步推进思路，调整优化筹资渠道，降低失能鉴定准入门槛，提高待遇标准，加强长护险基金稽核检查，进一步提高长护险惠及面和服务质量，推进居家医疗护理。全年受理申请0.75万人，进行失能评估0.68万人，享受长护险待遇1.01万人。全市已有6家护理院、15家居家护理机构纳入长护定点机构，设立113个居家护理站点。商保承办机构在各区镇设立长护经办窗口和护理机构经办服务点，构建城乡“一体化”的长护服务体系。三是积极构建第四重医疗保障。协同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解读“苏惠保”等商业健康险，进一步完善健康险与基本医保经办对接和待遇衔接。调整优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目录，增补至9家商保机构18个商业健康保险产品。
（二）以改善民生为第一要务，瞄准民生靶心，抓“六保”促“六稳”。一是全力做好困难群体“兜底”医疗保障工作。着重做好基本医保，特别是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这三重保障。启动对困难人群、失水渔民参保情况开展回头看，加强与民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配合，建立健全数据交换、相互比对机制，确保困难人员一个不漏全部参加基本医保。将困境儿童纳入我市“零自负、零起付”的“双零”医疗救助范围，落实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两病”用药保障机制，减轻慢病患者门诊用药负担，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60%以上，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平均报销比例分别达91%和76%。今年，共16.14万人次享受各类医疗救助金1.37亿元。二是及时落实职工医保费阶段性减半征收政策。2022年2到6月份，对我市职工医保的单位缴费比例，由阶段性降费之前的8%，减半至4%征收。全年，为全市7.9万家企业减少医保缴费11.7亿元。三是认真落实确诊和疑似患者“一站式”医疗费用综合保障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予以补助，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出台多项医保经办服务新举措。疫情期间，建立完善参保群众“用药不断”机制，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人员，将原来1个月的配药量放宽至3个月；新上线居民医保参保微信小程序；对回外地老家突发疾病住院的参保人员，“一个电话”就能办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手续。五是统筹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将住院以及门诊发热病人核酸检测费用纳入医保结算。6月初，有序恢复春节后因疫情影响暂停的长护险居家护理工作，严格督促商保经办机构和护理机构，按照要求认真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三）以改革创新为第一动力，聚焦释放红利，全面推进医保重点领域改革。一是不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强化考核评价机制。进一步推进按病种付费，扩大按病种付费病种数量至250种，提高按病种付费基金支出占住院统筹基金支出比例。试行慢性精神疾病等长期住院按床日付费。推进和完善家庭医生诊疗、家庭病床医保支付等医保支持政策。二是建立完善医保支付规则体系。完善医保目录管理、“两定”协议管理、结算管理。新纳入医保药品8867个，谈判药共118个，移出医保目录药品4430个。细化医保药品支付标准，8月1日起，对省阳光采购平台挂网的医保目录内的药品，以中标价加成15%为医保支付限价，超出支付标准的个人自付，合规自费费用累计进入大病保险，进一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的药品销售行为，引导合理用药。三是大力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大力推进药品（医用耗材）联盟带量采购，7批次共涉及11个品种医用耗材、112个品种药品，年节省医疗费用1.5亿元。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将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医保基金预付比例从30%提高至50%，有效缓解医院和药企运行压力，充分保障中选品种的正常供应和使用。定期监测和通报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使用情况，确保集中采购成果落地执行。四是协同做好疫情期间药品（医用耗材）临床供应保障。对未在省平台挂网的疫情防控必需药品（医用耗材），允许公立医疗机构线下搜寻生产企业，公平协商确定采购价格，先应急采购使用，再履行线下应急采购备案手续，满足疫情防控需求。全年，共受理884万元防疫必需产品的备案。五是创新医药价格监管模式。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委托第三方开发医药价格嵌入式预警管理系统，并在市第一人民医院试点运行，运用信息化手段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项目“标准库”、设置项目价格调整“提示器”、打造价格事项办理“快速道”、筑牢医药价格预警“防火墙”，从源头上规范医疗收费行为。
（四）以基金安全为第一目标，重拳打击欺诈骗保，有力保障人民群众“救命钱”。一是注重媒体融合，开展“一体化”集中宣传。5月开展医保基金监管宣传月活动，联合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社等媒体平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片等方式，重点宣传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待遇政策和服务管理规定等，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二是创新基金监管手段，组建“一张网”监管体系。对全市762家定点药店和262家定点机构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对全市销售金额排名在前20位的药店做了现场专项检查，根据举报、现场调查、远程视频监控，查处违规定点医药机构5家；贯彻落实医疗保险药品限制使用范围及医保支付标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药品限价政策；进一步完善医保智能审核规则，实现对762家定点零售药店，262家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智能审核全覆盖，上线审核规则扩大到56个；签署医保医师、医保药师防范欺诈骗保诚信自律承诺书，依靠社会力量参与医保基金监督，聘请热心医保事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作为医保基金监督员。全年取消医保定点1家、暂停医保协议管理6家，暂停医保卡结算430人,追回各类违规费用297万元。三是加强部门联动，形成“一盘棋”工作机制。强化与市场监管、卫健、公安、法院等部门联动，探索建立与检察院、法院紧密的联席会议、案件协查、信息共享、培训共建机制。加大对外伤病人划卡支付的医院端审核和违规费用追偿，与市公安交警部门交换和双向核对外伤划卡信息1600人。四是推进源头治理，构筑“一道卡”监管防线。制定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行为治理清单，指导1024家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对照排查和整改问题，主动退回违规费用。对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上门送政策，开展业务政策培训和实践指导，帮助定点机构提升医保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五）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聚力“提站位、创一流、惠民生”，提升医保服务质量。一是打赢公共服务专项治理攻坚战。落实全省统一的医疗保障公共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和办事指南，深入推进医保经办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确保实现“最优办事流程、最短办事时限、最少提供材料、最小自由裁量、最高服务效率”的“五最服务”。二是纵深推进异地就医工作。以百姓“需求度高”“体验性强”“获得感足”的医保公共服务项目为突破点，落实异地就医差别化报销新政，对未备案人员按原规定结付比例80%结付，统筹推进异地就医和分级诊疗建设。将我市126家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范围，扩大我市异地就医持卡结算医疗机构范围。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医保互联互通。优化流程，完善信息建设，异地就医门诊慢性病、部分门特项目、社会医疗救助待遇实现同步“一站式”结算，全力提升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率。三是持续做优医保服务。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医保网上服务大厅和“医银平台”建设，力推政务一张网“网上办”、微信公众号“掌上办”、自助服务机“自助办”。医保业务前沿下沉区镇，10万元以下医保费用报销、社保转移凭证等业务实现区镇受理全覆盖，将医保窗口建在“家门口”、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在原职工医保II类特殊病种医院交互平台办理基础上，进一步下沉I类特殊病种业务至医院端交互平台办理。对特病人员二次报销直接划卡限额由2万元提高至5万元。四是全力打造“智慧医保”。打出“互联网+”医保组合拳，将疫情期间网络问诊等“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积极推动23项医保公共服务事项不见面办理；推行生育医疗费用直接持卡结算，做到“不垫资”，借助大数据比对，直接支付一次性营养补助和生育津贴，做到“零跑腿”，新增产前检查费待遇项目，提高一次性营养补助标准至2112元，全面提升保障水平；实现门诊特殊病种患者购药通过药事平台医疗费用直接划卡结算，处方购药无需至经办机构报销。
（六）以强基固本为第一要义，着力系统规范，夯实医保基础工作。一是顺利划转经办机构管理职责。完成机构改革医保经办职能和人员管理职责划转工作，实体化运作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努力建成高效统一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二是夯实意识形态工作。局党组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出台《昆山市医保局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各项制度，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网评员队伍，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考评，列入党组理论学习、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并进行通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三是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制定实施医疗保障领域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结合上级督查做好自查自纠。落实政策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举报投诉处理与执法检查联动机制，全年处办各类咨询求助件7738件，群众满意度稳定在100%。四是加大宣传力度。与时俱进运用新媒体手段，积极开设“昆山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打造政民互动“微窗口”。自开通以来，共文章116篇，解答群众提问5500余次，相关政策通过“昆山”等上级平台宣传报道8次。五是推动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落地。完成医保系统单位、医保系统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医师、医保护士、医保药师等7项业务编码标准信息的维护工作，扎实推进医疗保障信息标准化工作。
（七）以做亮党建为第一政绩，扛起硬核担当，筑牢硬核堡垒。一是狠抓责任落实，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规范组织生活，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坚持把党建制度建设贯穿于服务党员群众的每一个环节，力求形成用制度激励、靠制度管理、按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健全党的组织建设，在市人社局28名涉改人员转隶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后，选举成立支部委员会，党支部从2个调整为3个。树起“阳光医保·守护健康”党建服务品牌，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向发力，局党总支与大同社区开展共建，通过倾听基层的声音，了解医疗保障工作中的痛点、堵点，更有针对性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二是全力配合巡察，主动接受监督。把主动接受市委巡察及市人大常委会对医保局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监督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作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改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机遇。紧紧围绕新时代医疗保障中心工作，压紧压实压细整改责任，把巡察及监督的成效体现到医保工作的实践中，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推动新时代医保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升廉洁自律意识。着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层层签订责任书，形成党风廉政建设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严格纪律约束，以平时考核月度记实单和日常绩效管理考核为抓手，严格请示报告和出差报销等制度，坚守廉政底线。四是比学赶超，党建工作再树品牌，医保服务再提标准。贯彻落实“民生幸福”党建联盟行动方案，开展现场集中服务，解决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共走访企业23次，走访居民5次，收集意见建议13条，形成1份“助企惠民”需求清单。参与“暖心党建·舒心服务——高质量机关党建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活动，制定“党建惠企”专项医保政策和服务清单，助推我市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制定“弘扬‘昆山之路’精神勇当热血尖兵”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配套细化工作计划表，学在深处，做在实处，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开展11场“进乡镇、进社区”长护政策、防疫知识宣传及义诊义剪等活动覆盖张浦、周市、锦溪、陆家、淀山湖等5个乡镇。召开“嘉定—昆山、青浦—昆山”医疗保障一体化暨党建共建、业务研讨会议，积极推进昆山、嘉定、青浦三地医保部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党建工作互学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