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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6篇)

栏目:报告范文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篇2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

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

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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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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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莫里斯•奥博斯特费尔德编著《国际经济学》

AvinashK.DixitandVictorNorman:”ProductDifferenceandIntraindustryTrade”from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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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B

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文章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二、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四、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篇4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732.798亿元与1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574.2(元/人年)及128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点,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P(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25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444元升至2012年的42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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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篇5

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二)全新的结论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主权。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主权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原则无可辩驳的正确性的旗帜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种现象,理所当然是当今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最后,我想指出一点新贸易理论中的缺憾与大家商榷。新贸易理论在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时,认为商品的价格可以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而内生地决定。但现实情况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受到限制的行为中,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垄断或寡占行业。根据经营计划(或长期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不是根据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因而,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或者说应考虑外生力量对其影响。单纯地将其视为内生变量有失严谨和完善。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王加番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内生边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

1、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大中心主题为贸易所得和贸易分工基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涉及到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的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企业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发现,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早在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就存在上述现象;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eaton、krama和koa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

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贸活动出现了新特征,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的数量呈级数增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联合国贸发会《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15个发达国家共有8.2万家左右的跨国公司,它们拥有超过81万家子公司;《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国际贸易有1/3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1/3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即与跨国公司有关的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2/3;跨国公司已占全球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f&d的80%,全球fdi的90%,21世纪很可能变成“跨国公司时代”。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中,中间投入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部门结构上多集中于研发密集度高、部门投入物复杂程度高的it、汽车、工业设备、非生产等部门;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增长速度加快,例如1992~2002年,跨国公司海外工厂的销售数量增长率高于商品和非要素服务总贸

摘要:要解决国际贸易专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根据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在建设的专业目标定位、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法选择等方面加大改革。以适应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高、具有较高国际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和国际贸易业务操作技能的高级应用型外贸技能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高职教育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这就急需一大批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应用型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这一需要,我们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置等进行探讨和改革,如何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如何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彰显专业特色,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1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1)专业培养目标在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主要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以英语为工具,熟悉国际商贸知识及商贸文秘的职业职责范围,能够使用多种现代化办公设备与通讯设施,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为:进出口公司、三资企业、报关、报检公司、大型运输和保险公司、外商投资咨询公司、跨国营销集团等。

(2)专业培养规格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学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在专业上将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在理论学习后,要根据目前我国已加入wto的实际情况,系统地学习各门专业课的实际操作,包括国际商务谈判、签约、履约、租船、投保、仲裁、索赔等各个环节,也包括对外投资的策划、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种业务,具体方法可以通过国际商务实验实训和案例实践教学的形式来实现。

2教学方法的创新

2.1优化课程结构

现在书市上各类高职高专国贸相关教材非常多,而且大多数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各种教材大同小异,内容重复,如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部分在《国际贸易》、《国际货运实务》、《外贸跟单员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多门课程中重复出现,这样的重复内容在整个国际贸易教材中比例还相当大,任课老师之间讲课衔接不上,导致重复部分,重复讲授。在讲解过程中,多数老师重理论轻实践,以至于学生学了多遍在工作中仍不懂整个贸易的国际货物的流程和相关知识,这样学生走出校门后适应不了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教学,应该对国际贸易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对几门课程重复的地方进行整合,最好能根据本校自身的特点和特色,老师自己编写教材,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2.2改进教学方法

在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理论课知识讲太多,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就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如模拟公司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方法等。如讲授《进出口业务流程》中进出口货物的整个流程,老师不能仅仅在黑板上板书流程图,要更加生动的采用案例教学手段,适当的可以结合本地企业的案例进行教学,如: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有一批女鞋出口到美国洛杉矶,贸易术语为cif,委托赣州东信货代公司办理租船订舱手续,在这个前提下,老师可以以分组的形式要求学生在课后弄清楚办理每个环节需要提交的材料,然后再到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解说,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不会觉得枯燥无味,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在每一个小组中大家都可以客串不同的任务角色,这样可以让每个角色的流程大家都能较强的记住,而且还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学习精神。

2.3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环节国际贸易专业的大多数专业课程应采用模拟实验和软件教学,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对国际贸易专业课还应多采用案例教学。,如“外贸函电实训”对于增强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其它一些课程(或其中的部分教学内容),如“国际结算”、“外贸单证制作”、“海关报关实务”等相关课程可以尝试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来提高其学习的效率。这样不仅不会学起来枯燥无味,而且更能学的好,记得住。

3建设师资队伍构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主体是专业教师队伍

首先,要加强专业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的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除应具备各类教育教师都要具有的素质外,还应具备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各种素质。其次,应当有针对性的选派教师进入外贸企业、海关、报关公司等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以培养专业教师较强的实践操作和课堂演示能力。高职学院应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遵循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培养与引进相结合,思想道德与专业学术并重的原则,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专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总之,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贸易地位不断增强,为了能够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贸易人才,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课程环节和课程要素,形成具有专业特征的应用性课程体系,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被社会所认可、接纳。

参考文献

[1]赵绍全.当前部分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浅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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