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生态园林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城市发展建设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和严重的发展问题，即只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致使现如今城市现代化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而城市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对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继而提出了城市环境保护策略，并大力开展城市生态园林建设，以实现环境保护，还原生态的目的。以下在本文中，笔者首先指出了当前城市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继而论述了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园林建设的相关问题。
1、城市环境问题
1.1水体污染严重。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1.2大气质量恶化严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入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由大气污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1.3固体废物、垃圾成堆现象严重。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
1.4噪声扰民现象严重。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据统计，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
2、城市环境保护规划
为了有效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生态效益，还居民一个健康、绿色无污染的生活环境，就必须要对城市环境保护进行合理规划与管理，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尽力阻止城市建设的无序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发展，加大对城市建设的规划管理，严格把关各种城市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禁止一切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项目开展实施。大力提倡绿色建筑，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绿色环保意识，从全面出发，努力打造健康、绿色、和谐的现代化城市。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城市环境的保护规划设计中，尤其应当注意实现以下几方面内容：
2.1环境保护规划的准备。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2大气污染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2.3水污染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2.4固体废物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3、建设生态型园林城市
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它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态园林的科学内涵在于：依靠科学的配置，建立具备合理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的人工植物群落，为人们提供一个赖以生存的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活环境；充分利用绿色植物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和生物能的转化率，调节小气候，吸收环境中的有毒有害气体，衰减噪声调节生态平衡；美化景观、在绿色环境中提高艺术水平提高游览观赏价值，提高社会公益效益，提高保健休养功能，为人们提供更高层次的文化、游憩、娱乐需要和人们生存发展的绿色生态环境。
4、生态园林建设的类型
在对城市的生态园林建设进行规划时，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的气候环境、水文地质、污染状况、经济现状等各方面因素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考虑，最终选用一个最佳的生态园林建设方案。生态园林建设可以根据设计中所选用的植物群落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种类。目前较为常见的几种生态园林建设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4.1观赏型人工植物群落。这是生态园林中植物利用和配置的一个重要类型，它将景观、生态和人的心理、生理感受进行综合研究。并运用美学原则强调意与形的统一。如利用苍劲的古松象征坚韧不拔，傲霜的梅花象征不怕困难、无所畏惧；利用植物的芳名：金桂、玉兰、牡丹、海棠组合象征“金玉满堂”等。
4.2环保型人工植物群落。这种植物大都属于绿化环境效果显著，生长较快，且适应性强的植物，如杨树、松树、柏树等。环保型人工植物群落是当前城市生态园林建设中较为常见的植物群落种植模式，对于快速改善局部生态环境、减少噪音污染等危害、促进局部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3保健型人工植物群落。这是利用植物的配置形成一定的植物生态结构，从而利用植物的有益分泌物质和挥发物质，达到增强人体健康、防病治病的目的。例如枇杷安神明目；丁香止咳平喘；广玉兰散湿风寒；银杏叶含有氢氰酸，故保健和净化空气能力较强。
4.4科普知识型人工植物群落。指运用植物典型的特征建立起各种不同的科普知识型人工植物群落，在良好的绿化环境中获得知识，激发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4.5生产型人工植物群落。在不同的立地条件下建设生产型人工植物群落，发展具有经济价值的乔、灌、花、果、草、药和苗圃基地，并与环境协调，既满足市场的需要又增加社会效益。
4.6文化环境型人工植物群落。特定的文化环境如历史遗迹、纪念性园林、风景名胜、宗教寺庙、古典园林等要求，通过各种植物的配置使其具有相应的文化环境氛围，形成不同种类的文化环境型人工植物群落，从而使人们产生各种主观感情与宏观环境之间的景观意识，引起共鸣和联想。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
（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产生重大影响
南水北调工程有利于调剂水资源余缺，减轻汉江下游的防洪压力。另外，由于南水北调对水质保护有强行要求，中线工程中包括了汉江中下游的治理，这为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一定支持。但是，南水北调工程改变了地区生态环境本底条件，由此导致的负面影响严峻，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水供给能力减弱。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设计年均调水量为95亿立方米。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位将平均降低0.5米，多年平均流量和过境水量将减少1/3。
水环境容量降低。调水后汉江流量减弱，水体环境容量降低。据测算，水体环境容量大致降低26%左右，中下游河段的自净能力大幅度降低。预计汉江中下游COD环境容量的损失量为11.81万吨/年，其中襄阳段环境容量的损失量为6.95万吨/年，占整个汉江中下游环境容量损失量的58.8%。
水污染影响加剧。随着汉江中下游年均径流量减小，势必造成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污染物浓度增加。汉江中下游丰、平水期历时减少，枯水期将延长，在高气温、低流量情况下，诱发“水华”污染现象的可能性增大。以上多种因素叠加后，导致汉江纳污能力减弱，且一旦受污染无法扩散并会加剧反应，由此导致受污染的影响程度加剧。
水生态逐步恶化。由于水资源减少，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将发生突变。一是湿地面积锐减。中线工程实施后，由于枯水期的历时过长将会导致目前处于干湿交替的边滩湿地、洲滩湿地逐步消失，预计岸边河滩、江中洲滩湿地减少面积将达到3716.9―4062.75公顷。二是以湿地消失为前提，依赖湿地生物的生存环境也将不复存在。湿地消失，湿地植物锐减，与之对应流域内陆地和水域生物种群数量下降。越冬候鸟、鹤、鹭、蛙、狼、狐狸、蛇等动物将明显减少。三是由于水位降低，一旦遇到降雨减少，沿岸农作物、树木极有可能由于根系无法接触水分而大量死亡。目前，这一现象已在汉江流域开始频繁发生。四是沿岸植物覆盖度降低，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调节沿江小气候的生态功能也将减弱。五是由于丹江口库区水位大幅提高，下泄水的水温将降低，对汉江中下游水生植物和鱼类将产生不利影响。
水利等其他环节受冲击。水利方面，受水位下降影响，中下游干流通航能力、供水区内灌区绝大多数闸站取水能力等均大幅降低。另外，由于汉江正常水位下降，生活生产用水将吃紧。沿江各水厂的功能将受到影响，平均供水保证率下降34.7%。沿江人口产业布局依赖既有自然资源发展起来，一旦其中一个基本环节发生变化，与之配套的生产力布局将随之变化。就目前来看，汉江流域农业、渔业、工业都受到了较大冲击。这一变化，尤其对于中下游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地区将影响巨大。
（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环保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鄂豫陕交界地区基本上处于城市化、工业化中期，属于经济社会加快推进阶段。从经济发展来看，区内各城市第二产业占据主导，按照一般经济发展阶段规律来看，第二产业内部从低技术资金投入的原材料依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向高技术资金投入、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发展。工业结构的变革对于资源环境的破坏性不会减轻，甚至有加重的态势。从社会发展来看，鄂豫陕交界地区处于城市化发展中期，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仍将加快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高度集聚，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难以避免。另外，本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布局了相当多的重工业。一方面，国有经济和地方经济的产业链衔接一直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重工业的发展加剧了地区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目前区内城市除襄阳、潜江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城市均远低于全国人均GDP；地区人均GDP平均水平仅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如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抑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地区本身欠公平；如果一味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又非常严重。两者之间的矛盾突出。从另一方面来看，如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区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三）先期实践为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较好基础
近年来，鄂豫陕交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尤其是围绕南水北调工程，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逐渐得到强化。另外，为保障丹江口水库水质安全，成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11个有关部门和三省人民政府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区内各省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也非常关注。目前，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老工业基地改造、扶贫开发、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等政策，以及南水北调工程，都从不同方面涉及到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另外，直接涉及生态环境规划文件也较多，如《汉江综合整治规划工程（2011―2015）》、《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划》、《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等等。省市一级如《陕西省汉江综合整治规划》、《汉江综合整治规划工程（2011―2015）》、《关于进一步加强汉江水质保护工作的意见》、《陕西省汉、丹江流域水质保护行动方案》，等等。这些规划政策为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较好基础。
在此前提下，一批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迅速开展，包括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湿地保护及生态恢复工程、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低产林改造工程，等等。另外，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各种形式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汉江上游的安康市探索“飞地经济”模式，通过园区联合共建、产业集聚、集中治污的方式，在提高经济利润的同时降低污染消耗。再如，各地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园区建设，企业开展循环经济及再制造试点建设，部分城市结合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在绿色低碳方面展开探索等。
（四）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步加重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汉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报告》，汉江流域共规划有16座大坝。这些大坝的修建将利于蓄水发电、抬高水位发展航运、防洪灌溉、水库养殖，但是其弊端，尤其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容忽视。由于沿江大坝的建设使汉江水体从自然流态转变为相对静止的湖泊状态，整个流域自然生态系统发生改变。大坝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包括水体纳污能力降低、污染由于无法扩散而反应加剧、鱼类无法回溯产卵、由于水位抬高导致回水区域内水体容积增加等。以襄阳崔家营大坝的建成对水体造成的影响为例，库区的年平均水位由2.96m提升到5.70m，年平均流速由0.83m/s下降到0.33m/s。仅从对污染物承载的水环境容量来看，据预测在丰水期，汉江襄阳市区段COD环境容量将从79590.1t降低至75767.2t；NH3-N的环境容量从932.0t降低至905.7t。由于生态环境是整体系统，且目前科学水平对自然的认知有限，由此而导致的连锁反应和深度破坏尚无法完全探知。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思路
鄂豫陕交界地区要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按照系统性、综合性、统筹性的基本原则，以生态环境突出性、战略性、症结性问题为主要内容，注重区域合作、防治并重、功能分区，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来增强人民生活福祉。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鄂豫陕交界地区联南接北、横贯东西，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优势农产品主产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长江中上游的生态屏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是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基础。鄂豫陕交界地区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
以系统谋划、全局统筹、综合治理为基本原则。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尤其是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不在于生态环境本身。以人类需求满足为核心，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为前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为主体，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是最终表现和结果。因此，治理表象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从实质症结入手，以系统性、综合性、统筹性思维来开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另外，鄂豫陕交界地区各县市相互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充分建立，甚至不同地区严重分割。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紧密联系，尤其是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保护更需要在上下游之间系统谋划、全局统筹、综合治理。
以生态恢复和保护、环境污染控制、生产生活系统性优化为主要内容。鄂豫陕交界地区生态环境突出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以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退化、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为主的生态问题；以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小乱工业、采矿及冶炼业，农业尤其是农药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业废弃物，以及城镇生活污染等为主的环境问题。另外，应考虑到本地生态环境的战略性问题，重点体现在南水北调之后，汉江本底条件发生改变，依托水系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将面临系统性变化。这对于区域整体生态系统、全国生态安全，甚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将会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应从问题的主要症结入手，对症下药、统筹解决。生态恢复和保护方面，包括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林业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恢复、防洪减灾等；环境污染控制方面，包括各类农业、工业、生活污染的控制和减量等；生产生活的系统性优化方面，包括城镇园区的合理布局、产业循环化清洁化发展、生活生产减量化和处理能力提升等。
以区域合作、防治并重、功能分区作为重要手段。鄂豫陕交界地区涉及三个省份、众多城市，各自之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合力，导致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统筹协调。必须强化区域合作，增强保护的时效性。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要秉持防治并重的理念，既要对现实性问题开展整治，又要对潜在性深入研究，做好充分预防。突出生态功能分区的重要性，协调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问题，统筹解决好不同区域的保护问题。
以着力增强人民生活福祉作为根本目标。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保障当代及后代人的生存及发展需求。经济发展的目的亦是如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必须保护好本地生态环境，增强人民生活福祉。
关键词：创新驱动；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健康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1-0238-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7.01.145
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促进的历史。从使用自然的棍棒到自己制造石器，从发明使用火、弓箭、陶器到驯养家畜，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手工业、商品及城市经济的出现，直到后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到今天，体现了人类高度的智慧，彰显了科学技术对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影响。
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甚至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亮出了红牌。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的城市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牵制和压抑，因为这样的自然经济环境，不可能吸引投资商和大量的消费群体。可以说，自然用它必然的规律和铁的事实，在提醒人类，疯狂发展经济的结局将会使人类与自然玉石俱焚。
要使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以说，通过创新驱动保护生态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一、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减轻经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
（一）新能源是经济发展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根本保证
纵观2016年新能源领域十大创新关注点，归纳起来，新能源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新的能源管理观念，像能源互联网智能技术，就是新观念新技术背景下的能源管理，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电子新技术，实现能源分布使用等信息的及时反馈和科学的选择控制；二是新的能源利用系统，像智能户用分布式光伏系统、光伏应用终端、大规模风电消纳技术和电动汽车的动态无线充电技术，这些新的利用系统将促进能源的科学利用；三是新的能源来源，像自主第三代核电技术、太阳能薄膜电池、氢燃料电池汽车、锂―氧电池等，这些环保性能高的新能源将逐渐取代旧能源；四是新的能源回收系统，像动力电池的系统管理技术，能源回收将从另一端实现能源的节约利用。不难看出，新能源中的这些创新热点对环保的重视。
（二）新材料将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与自然相协调
新材料被称为“发明之母”和“产业粮食”，可见新材料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材料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生态环境材料”是新经济形势下产生的新提法，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和优良的环境协调性的材料，它主要是针对旧的材料使用过程提出的。旧的材料使用过程，就是“将大量的资源提取出来，又将大量的废弃物排回到自然环境”，这种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已经吃到了苦头。
（三）新工艺将节省能源并减少污染
提倡绿色新工艺，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不但可以改善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废水的状况，还可以节省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所以说，新工艺对保护生态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需要国家相关的部门和单位花大力气进行改造。
二、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放生产力，有条件和精力正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一）创新能够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只有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下的劳动生产，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彻底解放劳动者，为劳动者创造培训、提高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劳动者总是疲于奔命，根本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提高素质，而素质低下的劳动者，不可能关注生态环境。
（二）改进和创新生产工具，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对生产工具进行新一轮的创新改造，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完成的新课题。那些严重破坏和污染环境的旧生产工具，必须从生产活动中退出，新一轮生产工具的变革，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
（三）重新认识劳动对象，能够使劳动者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充分表现在劳动对象的扩展程度上。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劳动对象从陆地、海洋、天空一直扩展到了外太空，这是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也是人类盲目扩张的结果。人类必须重新科学地认识劳动对象，强化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思想观念，才能进一步提高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能力。
三、只有创新驱动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新优势，引导世界经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健康发展
（一）创新强国，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新经济常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才能在经济发展中引导新的方向。要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有发言权，就要创新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
（二）在“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中，把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推向全球。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部级顶层战略”，它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寻求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和平、发展、互信、融合、包容”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发展中，必然会把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推向世界范围。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在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点上，在经济合作中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创新观念，以人为本取代以物为本，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引领世界经济的新潮流。
旧的经济发展观念过度重视经济的发展，片面强调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人的需要和利益，甚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直接表现在破坏环境给人类的正常生活带来的威胁。因此，要想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健康经济的新常态，也是世界经济的新潮流。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到科技日报社考察时强调，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主旋律，全面推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局面。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是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新常态的首要问题。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从根本上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桎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内蒙古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对策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天然草场，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历史上以水草肥美、人与自然和谐而著称于世，并成为北方民族成长的摇篮。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受气候干旱化、高温化的影响，加上近50年来的过度放牧和人为破坏,导致内蒙古生态环境恶化，不仅严重制约着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威胁着北京、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走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子。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全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草原生态建设及实施了建立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战略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进一步完善思路，强化措施，走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的道路。
一、进一步完善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近年来，内蒙古生态建设之所以取得明显成效，与国家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密切相关。目前需要更加关注的是，有些生态工程结束后投资中断，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政策跟上，就会前功尽弃。因此，针对现行生态补偿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对还草重视不够、种苗补助严重偏低、补偿期限过短、管护费用不足、对地方政府和后续产业缺乏激励等问题，应尽快进一步完善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民革内蒙古区委建议，草原生态治理亟待实现从项目实施向制度建设转变，把草原生态建设列入部级大型生态建设计划，建立国家草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补偿标准以当地农牧民的最低生活标准为依据，以农牧户为单位，由中央财政直接向农牧户发放；将实行多年已见成效的“环京津风沙源治理”、“禁牧舍饲”、“退牧还草”、“生态移民工程”的定向政策补偿精神延续下去，把休牧、禁牧、退牧还草、草畜平衡等原则确定为长期的草原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多方参与、受益方共同支付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本，周边或下游发达地区对上游草原地区的生态补偿及帮扶机制；国家加大对牧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的支持力度，减轻牧区人口就业压力；尽快出台草原承包的专门性文件，制定落实草原家庭承包制的政策措施等。
二、兼顾人口脱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
政府很重视解决生态问题和贫困问题，但往往是“分而治之”。实际上，贫困人口与生态问题的关系密切，即存在着严重的生态贫困问题，离开生态问题解决贫困问题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生态问题具有社会性，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不考虑贫困地区人的行为转型也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在西部生态脆弱农牧区解决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不能隔离开来。目前，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政策的侧重点还是在“生产”上，围绕着“生产”考虑各种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深入地看，和“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决定“生产”的是“生活”，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是关键的分析因素。研究解决贫困问题、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聚合点就是“贫困人口的生活分析”。人口贫困的直接表象是基本生活得不到满足，扶贫战略就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基本目标，但是两种贫困情况提醒我们反思这种认识，一种情况是有的人始终无法脱贫，一种情况是很多人在脱贫与返贫之间徘徊。对于这些贫困现象，从客观制约条件看是一种“生态贫困”,从主观条件看是一种“能力贫困”，把贫困人口从生态制约的生产、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也是进而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这种解放本质上是提高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和行动能力，通过行动自由促进自身发展，通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为协调人地关系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
三、坚持走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资源富集是我区的一大优势，也是自治区加快发展依靠的基础。但这种优势是相对的，资源无论多么富集，也总是有限的，还有很多是不可再生的，而且实践中越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越是容易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因此，要树立能源资源基地也要厉行节约的意识，坚持加强资源开发的科学规划和有效保护，加快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把推进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所以要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强化节能减排，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要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尽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题、全社会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在具体措施上，既要做好“加法”，加快新上一批节能环保、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提高科技、管理、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又要做好“减法”，坚决推出一大批资源、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落后企业和项目，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建设。既要高效利用资源，坚持资源悠长使用、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率。按照建设大基地、整装资源综合开发、为转化项目配置资源的原则开发资源，所有煤矿实现机械化开采，资源回收率要由目前的40%提高到60%以上；又要节约保护资源，实施经济调节和行政强制性措施，重点通过电价调节、产业准入、清洁生产、污水处理、社会节能、环保设施等措施进行综合监管、调控、治理。
四、提高全民的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生态建设实践证明，以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建设已不再是一项单纯的生态建设工程，而是一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切实抓好这一工程，实现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同提高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大力宣传环保教育。要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当前面临的荒漠化问题，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防治荒漠化的伟大事业中，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共同把生态环境保护好，治理好。要通过各级宣传媒体，经常性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要把荒漠化防治纳入法制化建设的轨道。提高全民的执法意识，认真宣传贯彻《森林法》、《水土保持法》、《草原法》、《水利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法制生态工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抓好防治沙漠化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统一思想，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参考文献：
[1]骆世明.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导论[M].中国农业出
版社,2004．
[2]周敬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5．
环境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而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内高等院校环境类专业几乎都有开设。环境生态学是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涉及到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植保等学科，是生态学的应用学科之一［1］。同时，“环境生态学”为《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在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1“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教材选择问题自1992年金岚主编的最早的《环境生态学》教材出版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有教材版本达十几个，总的来看，大多数是面向不具备生态学背景的专业编写的，生态学基础知识所占篇幅较大，适合林业院校非生态类的环境工程、资源环境类专业采用;而林业院校的环境科学专业开设有普通生态学或生态学基础课程，在修读“环境生态学”课程时，其内容有较多的重复，因此，该专业学生选择合适的教材有较大的困难。
1.2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重叠问题西南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在大二开设《普通生态学》课程，大三开设《环境生态学》，由于环境生态学是生态学的分支学科，是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变化、以及适应生态建设和资源利用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与生态学必然存在知识交叉、内容重复的现象。从教学内容来看，普通生态学的内容一般包括生物与环境、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态风险评价与生态规划等内容［2－3］;而环境生态学的内容一般包括生物与环境、生物种群特征及动态、生物群落特征及动态、生态系统生态学、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污染的监测与评价、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生态工程、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内容［4－9］。不难看出，二者主要在环境、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及生态系统生态等方面存在着大量内容的重叠。据不同版本教材内容统计，两门学科的内容交叉点达到了40%～70%，这种局面不利于建立优化的环境科学学科体系，也造成了教学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1.3教学手段、教学方法问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已普遍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较传统的单一板书有其优势，如信息量增大、动态过程可再现等。但多媒体课件的表现形式也有不足之处，如大量使用相对浅白的图片，对学生的抽象思维活动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10］。诚然传统的粉笔授课形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教学的需求，但也不应完全摒弃。据学生反馈，板书授课在强调细节(如公式推导)、思维跟随方面好于电脑。故建议依赖电脑教学的年轻教师增加些板书，善于粉笔授课的年长教师适当扩充些PPT。再者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授课多为“授－受”单向式，对学生参与引导不充分，课堂上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经过积极思考，课后很难提出问题，知识得不到升华，这种局面不利于学生思维的训练和能力的提高。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11］、“情景再现法”、“互动式多媒体”［12］等，根据学生的听课反应，设计一些开放式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发言欲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讲到“受损生态系统”问题，教师可以设计“同学们所在家乡有哪些生态破坏现象和环境受污染的案例”，学生发言后，归纳常见的受损生态系统类型。
1.4考核问题“环境生态学”课程考核主要问题是考试未能体现出课程性质。环境生态学在学科性质上是属于应用生态学，但在目前的考核中，这一性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目前的考试还是比较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考核，对应用能力的考核则比较轻视。西南林业大学“环境生态学”课程分理论与实践2部分，理论部分考核采用“笔试”，实践部分考核依据“实习报告”。单一的考核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平时不学习，期末大突击的现象，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实习报告”存在同组内大同小异的现象，体现不出学生个体应用能力的差异，不利于学生实际技能的提高。
2优化“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对策分析
2.1课程建设要有统领大纲“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
要取得良好效果，首先要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和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统领大纲，包括制定详细知识点的教学大纲、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时数、教学内容优化体系、目标明确的考试大纲等教学文件。
2.2选择适宜教材环境生态学教材的选择是关系到教
学效果好坏的一个首要因素。教材选择的标准应当根据林业院校环境类专业自身的特点来确定。通过比较国内外环境生态学教材，一般来说，国内教材比较简练，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国外教材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入，但信息量太大，条理性不强。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二者的优点进行有机结合。同时，基于环境科学专业具有生态学背景知识，在授课时可选择生态学内容精简的版本;当然有条件亦可建立教材建设制度，鼓励教师自编符合林业院校环境类专业的特色教材。
2.3改进教学方式，强化自主学习
2.3.1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环境类专业本科《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应用生态学理论及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专门研究环境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所以在教学过程中，“环境生态学”本科课程应当处理好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关系，重点放在课程应用方面。另外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学生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有限的知识传授，学生本身对课程的理解差异很大，需要交流。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很多学生在大学4a中从来没有与专业课教师交流过，教师缺乏来自学生对教学效果的反馈，对教学效果的提高有很大影响。现代网络技术为师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理想的纽带［10］，学生可以随时到授课教师的教学网站上浏览信息、查找辅导材料、提出问题或建议，教师对网站的维护更新过程中，需要收集整理大量的课外辅导材料，解答学生的问题，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延伸了教学时空，同时也对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2.3.2整合教学内容环境生态学经过30～40a的发展，基本确立了独立的学科框架。在教学内容上，“环境生态学”课程本科教学内容应以当前人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为干扰下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生物体及群体对环境的响应，以及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以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健康及评价理论作为有机补充，突出课程实际应用性，简化或摒弃生态学基础知识部分。对于不具有生态学背景的环境工程专业而言，可以在各个应用章节中穿插讲述生态学知识。
2.3.3加强实践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实践教学是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野外的生态环境考察是课堂教学和实际应用的有效结合，本课程选择滇池流域作为生态考察区域，在生态考察实践中，通过学生对入滇河流水质、西山周边采石场植被破坏和恢复情况的调查，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态环境评价中，使教学效果在实践中得到提升。也可针对教学中所涉及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设计成小型的研究课题，如针对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技术理论，提出“××公路护坡及边坡生态恢复技术初探”。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环境生态学基础知识的理解，也加强了与实践的结合，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有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2.3.4营造学生参与式教学环境，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环境生态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尽可能把相关内容组织成相应案例，以案例分析作为学生掌握知识的重要载体。通过教师对案例的深入分析及实际演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分组编制实际案例、进行课堂阐述或书写实践报告，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而且还能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等综合技能。
2.4改进考核方式
根据“环境生态学”课程性质和教学要求，灵活地选择多种方式进行考核，打破一张试卷定成绩的传统，并且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分开考核。理论课程考核可分为2个阶段，即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以平时考核为主。平时考核又可以采用分组口试、小组专题论文等形式，每个学生有不同分工，他们可以在小组中互相学习、讨论，这样既能轻松掌握考核的知识点，又能增加教学互动性，提高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和素质。期末考核则主要以教材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为主。由于学生平时能掌握相关知识点，期末考试不及格的现象也大大减少，又进一步提高了下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习课程考核也分2部分，即外业考核和内业考核。外业考核主要从学生的方案设计、方案实施、野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进行打分。内业考核可以采用“实训单元模块”的方法［11］，教师准备几套不同的实践内容，如浸蘸法模拟大气污染对植物的伤害、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等，学生采取抽签的方法进入相应的教室，由教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实践操作考核评分，加大对学生学习能力、实践技能等的考核力度，有助于形成知识、能力并重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牧区生态环境层次分析
一、引言
四子王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东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及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毗邻，南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交界，西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相连，北与蒙古国接壤。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农牧结合的边境少数民族聚居旗，自古就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誉，而举世瞩目的“神舟”载人飞船在四子王旗的成功着陆，更使这片美丽的草原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提交耀在祖国北方。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政策制度的不断提出以及农业开垦扩展，矿产不断被挖掘等各种非自然环境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使得四子王旗的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目前当地的生态环境面临着水资源大量流失，蝗害虫大量作祟，土地沙化严重，草原植被质量及种类不断退化减少，旱灾频繁，生物种类及数量大量的减少等众多问题。本文将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对上以几点四子王旗的生态环境价，并提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建议。
二、四子王旗生态环境问题的评价指标构建
基于是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所以视其为土地，水源，植被，气候，生物物中等五个指标构成。其中土地生态问题可以用风蚀沙化，露天煤矿的增加，土壤盐碱化等三项指标评价。水资源问题可以用湖泊的减少干枯率，地下水资源的流失率，煤矿业带来的水资源污染率等三项指标评价。植被问题可以用植被种类减少率，植被覆盖减少率，植被质量退化率等三项指标评价。气候问题可以用降水量减少率，沙城暴的增加率等两项指标评价。生物物种问题可以用野生保护动物种类的减少率，传统家畜骆驼的减少率，黄鼠狼老鼠等有害动物的增加率等三个指标评价。本着科学性，层次性对上述指标进行汇总构成四子王旗牧区生态环境问题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1。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四子王旗环境问题分析
（一）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表1的指标结构对四子王旗生态环境问题建立的层次结构分析模型如下：
（二）建立判断矩阵
根据下级指标对上级指标的总要性构造出判断矩阵，并确定准则层以及整体整体权重。
对于表2矩阵，计算可得矩阵A的特征向量W=[0.305127，0.350499，0.221145，0.078891，0.04437]T最大特征根λ=5.28CI=0.07IR=1.12CR=0.063
对于表3的矩阵计算可得，矩阵B1的特征向量W=[0.6000，0.19999，0.19999]T其最大特征根λ=3CI=0RI=0.58CR=0
对于表4矩阵B2的计算可得特征向量W=[0.25828，0.6369，0.1047]T最大特征根λ=3.0385CI=0.019IR=0.58CR=0.03
对于表5矩阵B3的计算可得特征向量W=[0.2583，0.6369，0.1047]T最大特征根λ=3.0385CI=0.019IR=0.58CR=0.03
对表6矩阵B4的计算可得特征向量W=[0.75000，0.24999]T最大特征根λ=2CI=0RI=0
对表7矩阵B5的计算可得特征向量W=[0.6369，0.2583，0.1047]T最大特征根λ=3.0385CI=0.019IR=0.58CR=0.03
通过以上一次性z验，证明所有矩阵都通过了一次性检验。那么根据上述几个表得出的层次总排如表8。
从最终总排序可知，水资源是四子王旗牧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问题，其次是分别是土地环境问题，植被环境，气候和生物物种问题。
四、改善四子王旗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水资源方面
把水资源开发，保护与利用放到当地生态建设的首要位置。在水资源稀缺地区着重绿色化的建设，增加人工降雨，保持地面湿度以便有利于地面水能够适当蒸发并降下的良性自然循环。对还存在的湖泊进行定期的检测和污染清理，并适当制止在谁和湖泊附近大量建煤化工企业，毕竟以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长久不了。在地下水逐年下降的地区，应当阻止过分的挖井或抽水的现象。同时可以重点种植适合牧区的植物，来防止水土的流失。
（二）土地方面
在已经沙化的地区，防止沙漠移动的固沙植物，并覆盖上固沙网。在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地方，每年固定时节组织单位，个人或者苏木嘎查的牧民种植树木并适当保护灌溉。在土地沙化不明显的地方尽量减少过度畜牧和胡乱开垦，依旧鼓励适当的禁牧。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可考虑到过度的风力开发，煤化工企业的建立等会带来水土流失，土地污染受创的负面作用，适当的对经济及环境的共同发展寻求好的平衡点。
（三）植被方面
对于水和土地而言植被就是保障它们长久不流失，不沙化的基础。在植被覆盖率逐渐减少的情况下，首先应当考虑过分放牧带来的植被负担。而且在重点注重植被覆盖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植被的质量和种类。最重要的是，对于地毛，药材等牧区特有的珍惜植物的挖采应当受限。
（四）气候方面
对于过分干旱的季节选择人工降雨是很好的办法。同时希望朱日和的军事演练也能考虑牧民的民生，尽量少打云团，赶走雨水。沙尘暴的治理根源还是在植被，水源的改善和土地风蚀的改善。种植大量的树木依旧是最好的选择。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道德主体
[作者简介]练新颜，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1－0035－03
环境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各方面的学者、专家站在自己的领域对这道难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伦理学方面，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最猛烈的批判，许多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伦理根源，主张建立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学。本文拟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比较研究，阐述自己的见解。
一、人类中心主义
根据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告诉我们：所有其他动物活着都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役使它们，当然也可以作为食物；至于野生动物，虽不是全都可以食用，但有些还是可以吃的，它们还有其他用途；衣服和工具可由它们而来。若我们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造物，那么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
从古希腊开始，人类中心主义就一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人类中心主义为人类开发大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人类便与自然界隔开并超越自然，人类可以任意处置大自然而不必背负任何的道德压力。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确对今天造成的生态环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自然也有自然的发展规律，有一天自然也会对人类“报复”。
二、自然中心主义
自然中心主义主张直接赋予自然道德身份，根据其程度和关注对象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个体自然中心主义和整体自然中心主义。个体自然中心主义以关心个体生命为立足点，只把道德身份赋予动物，代表人物有辛格和泰勒；整体自然中心主义则把自然看成一个整体，主张把道德身份进一步拓展到森林、河流、草原等非生物，如大地理论、生态学和深生态学。
(一)个体自然中心主义
辛格一直认为，我们将动物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的行为正如早年将黑人和妇女拒之门外一样。辛格使用了“物种主义”(speciesism)一词，他认为物种成员地位是平等的，因而道德身份也是平等的。辛格谴责了许多对动物有影响的人类行为：食用动物、娱乐动物、猎杀动物、拿动物做试验等等。
泰勒认为所有生命都具有道德身份，在固有价值意义上我们对其负有责任，人类与其他生命一样，在同样意义上同样条件下被认为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一员。
(二)整体自然中心主义
从整体、系统的视觉出发，生态伦理学认为生命共同体拥有最高的价值，相对而言，作为个体的生命的价值量就要以共同体的利益为标准。利奥波德的名言是：“当某事物倾向于保护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之美时，它就是善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这代表着整体生态学的准则。
三、自然中心主义能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吗?
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具有颠覆性，是对西方2000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严峻挑战，被誉为“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但是自然中心主义真的可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我们指导实践的环境伦理学吗?笔者认为，自然中心主义有着自身的理论矛盾，在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
(一)个体生物中心主义的困境
首先，对辛格的动物权益理论基础进行质疑。辛格的动物权益理论是以“痛苦程度”为基础划分的，这样一来，辛格便把正常人和大猩猩、黑猩猩、鲸鱼、海豚放在同一层次考虑，把大多数动物和新生儿、严重的智障残疾人放在同一个层次考虑。据此，辛格说：“因此可以说同杀死那些天生智障、非人格却不可能成为人格的人相比，杀死大猩猩更恶。”辛格因此被指责为与纳粹相关的“优生主义”、“能力歧视主义”，发生r闻名的“辛格事件”。
泰勒和罗尔斯顿正是为了避免“辛格事件”而论证自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但他们的“自然内在价值论”也是远不能让人信服。从非连续性的角度看，植物、动物的求生本能无论如何不能同人的自我意识、自律等理性能力混为一谈，说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是荒唐的。
其次，个体生物中心主义对我们太苛刻了。按照动物权利的理论，我们吃肉、饲养动物都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成为素食者。更有甚者，如泰勒所说的，一切生物都有“内在价值”，那我们素食和杀死病毒、细菌也不道德，或许饿死、病死才是我们的义务。
为了走出实践的困境，泰勒补充说，在非人类的利益威胁到人类，或足人类的健康、生命受到威胁时，满足人的利益就成为合法；当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和非人类的基本利益兼容时，即使这些行为会威胁到非人类，最小失误原则也允许偏向人类利益。可见在实践上，泰勒还是违背了他的“生命平等”原则，承认了人类利益的优先权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二)整体生态伦理的困境
针对个体生物中心主义伦理的困境，一批环境伦理学者提出了整体生态学。的确，整体生态伦理解决了一些个体生物中心主义无法克服的困难。如，由于注重整体，杀死一些物种数量比较多的动物、几乎对整体没什么影响的，于是人类吃肉――只要不是珍稀动物就不是不道德的。
但是整体生态伦理却被指责为“环境法西斯主义”。许多批评者担心在维护生态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名义下，会使侵害个人权利合法化。贾丁斯尖锐地指出：记住伦理整体主义的重大挑战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个体的利益会被牺牲。随着原先只针对个体的内在价值转向整体，个体失去其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就增加了。随着我们把感情从自我扩展到土地，自我可能完全融入整体之中并失去其道德身份。
当人和非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整体生态伦理和个体生物中心主义一样无力。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整体生态伦理以物种的濒危程度和对生态系统的贡献为标准，这就引出了一个难题：“射杀人还是射杀蛇?”这个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整体生态伦理那里成了大问题。蛇的数量濒危，而人的数量却众多，因此，埃德华・阿比在《沙漠的宝石》中毫不犹豫的写道：“与其杀死蛇还不如射死人。”其他一些整体生态伦理的追随者也得出了一些激进的结论：细菌学家勒内・杜博斯主张为了生态的完整，要保留人身上所携带的濒危病毒；哈丁有个著名的“荒野自救理
论”，即人如果在荒野中遇险，要靠自力脱险，如果不能也应该死而无憾，如果派直升飞机去营救，就会“破坏大自然的安宁和美丽”。
这种生态伦理的反人类特征是极大多数人不可接受的，西方批评者称之为“生态乌托邦”，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尝试是失败的。自然中心主义不是回归到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走到了反人类的极端。用自然中心主义来解决环境问题不仅会否定近代的科学技术，甚至会带来文明的倒退。
四、我们不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
自然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在实践上也没有太大的价值。笔者认为我们还是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但是自然中心主义也有其优势一面。因此，对于自然中心主义我们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把其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的理念扩充到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里。人类中心主义经过拓展，就能很好地解决环境伦理问题。
(一)人类中心主义为保护环境提供了伦理根据
在新形势下，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拓展为“温和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保护环境提供了伦理根据。
在温和人类中心主义者眼里，除了强调自然传统的经济价值，更强调自然的科学、教育、文化、休闲和艺术上的价值。我们有责任关注自然，但其基础仍在于人类的利益。
“温和人类主义”代表者布莱克斯通把我们的欲望和权利作了比较，认为要认识到新的对生活环境的权利。对干净的空气和水及生态资源方面的利益在今天已非前一辈人时可比，它们变得如此重要而必须用权力来保护。布莱克斯通从人类的角度把环境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说，若没有安全、健康和可生活的环境，那些缘自我们作为自由和理性的生物的基本人权，如公平性、自由、幸福、生命以及财产权统统无法实现。这样，环境保护就成了生死攸关的事情。
此外，帕斯莫尔提出了“温和”的支配论。《旧约全书》第一章《创世说》写道：上帝创造了人类，为的是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据此，帕斯莫尔提出上帝是让我们好好的“管理”自然，而不是活生生的剥削自然、掠夺自然。“托管人精神”就是作为管理人，人就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必须要考虑管理对象的福利。“托管人精神”的核心在于强调责任，而非对自然的占有。
温和人类中心主义更把道德延伸到了未来的后代。美国环境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在其《环境伦理学》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与义务，若后代不知道野生区或丰富的生态多样性的复杂，他们的生活就会缺乏精彩。我们会关心未来人类变成什么样子及其生活方式。这种关怀，能够而且确实激励着我们去采取行动。
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包括人类整体和未来后代的人利益，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义务。
(二)人类中心主义为解决环境伦理问题提供了伦理准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好环境伦理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自然中心主义只看到了环境问题的表面，看不到环境问题的实质。解决环境伦理问题，还是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伦理寻找伦理准则。
正如帕斯莫尔所说的：西方的传统道德教育，基督教或功利主义，总是叫人们不要去伤害他们的邻居。我们现在发现，将废弃物弃置海中或空气中、生态系统的破坏、庞大家族的繁衍、资源的耗竭等对当代人及未来的人都构成了伤害。如此延伸下去，不必补充任何新的东西，传统道德就可调整我们的生态学观点了。
中国的传统伦理以“仁”为核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将危机转嫁于他人；传统美德节俭也要求我们物尽其用，减少能耗。
所以，帕斯莫尔说：“(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建立什么‘新的伦理’，大多数情况是需要更加彻底地贯彻和执行人们已经完全习惯的传统理论。”
(三)在保护环境效果上，传统伦理具有明显的优势
关键词:城市生态安全;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569X(2010)05-0046-04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许多城市陷入了交通阻塞、住房短缺、环境污染、水资源缺乏等困境,其中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的健康和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我国城市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的对策,希望对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走上生态发展之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2生态安全的内涵
“生态安全(ecologicalsecurity)”一词于1989年最早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提出,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2000年11月26日我国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指出:国家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生态环境少遭或免遭破坏和威胁的状态。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能够维系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时,其生态经济系统是安全的;反之,则不安全。生态安全分类见图1。
近几年提出的城市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的一个分支。目前城市生态安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城市生态安全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制约,而且组成部分也处于安全状态[1]。笔者认为,城市生态安全以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达到自然和谐、社会稳定及经济良性发展的状态。
图1生态安全分类
3城市生态安全存在的若干问题
当前,我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遇到的较为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社会生态安全和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问题。
3.1自然生态安全方面问题
3.1.1水资源缺乏
目前我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约占我国城市总数的2/3,其中40~50个城市严重缺水,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天津、大连等,80年代就已缺水,需要通过跨流域调水来解决。而且,由于水资源的污染,导致一些水资源丰富地区面临污染型缺水问题。
3.1.2大气污染
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仍属煤烟型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近年城市机动车数量大幅增加,使一些特大城市中氮氧化物污染分担率迅速攀升,在个别城市的一定时期氮氧化物污染已经上升为首要的大气污染。
3.1.3水污染
我国城市的水质污染普遍严重。城市河流的污染程度北方重于南方,工业较发达的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明显,污染型缺水的城市数目上升。随着我国加强对工业污染的控制,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和污染负荷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和污染负荷却呈上升之势。
3.1.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污染
我国城市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排放量在大幅增长,而固废综合利用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低,相应的处理设施滞后于城市发展,几百座城市处于垃圾围城的尴尬境地。
3.1.5噪声污染
城市噪声污染分为交通噪声污染和区域噪声污染两部分。国家环保总局近几年的检测数据表明,我国重点城市的噪声状况基本属于轻度污染,大部分被监测城市的噪声状况属于中度污染和轻度污染,而声环境质量较好的城市所占比例较低。
3.2社会生态安全方面问题
3.2.1文化和知识结构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文化的渗入越来越多,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格局被打破。新型文化的兴起和新老文化的交替组合等都影响到文化的结构。教育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人口的知识结构。
3.2.2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我国城市化过程存在以下问题:①社会道德观念的淡薄,犯罪类型的多元化;②新老城区的交错、老城区的改造和一些新兴城市的城市建筑与城市景观的混乱;③道路秩序每况愈下,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提高;④部分城市还存在人才竞争不公平、社会管理混乱等问题。
3.2.3食品的安全问题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目前关注比较多的,其问题主要表现在:①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问题;②伪劣食物的出现[2];③转基因食品的增多。
3.2.4人类疾病的增多
现代城市中疑难杂症增加。另外各种传染性疾病,如乙肝、艾滋病的蔓延比以前严重,自1985年在中国发现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后,截止到2004年9月,中国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9067例,其中艾滋病病例20786例[3]。
3.3经济生态安全方面问题
经济生态安全方面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旅游、贸易、金融、建筑、通讯和科技等方面。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这些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在此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
4解决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对策
4.1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人类在城市生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3],人是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主体,是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管理者。人的行为对城市功能的好坏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必须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和绿色消费观;从而提高公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只有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才能使城市生态安全得到根治。
4.2调整产业结构,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生态规划
加快城市生态产业的发展,顺应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速工业结构生态化建设,促使城市经济走向生态经济的道路。生态经济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排放,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城市规划应按照城市各个不同区域功能要求进行区划,制定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同时在新城区建设中要引入景观生态学方法来规划设计城市建筑,要坚持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的基本原则[5]:①自然优先原则[6];②可持续性原则;③针对性原则;④多样性原则;⑤生态最适性原则[7];⑥文化叠加和美化原则。要与自然协调,减少生态景观破碎化,做好廊道(道路网络)、植被、建筑、文化的景观规划[8]。
4.3优化能源结构,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或者传统能源受到清洁利用的城市能源体系,是实现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最根本措施。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是先进的经济形态,目前还存在许多技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障碍。
4.4建设功能齐全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
2010年5月
绿色科技
第5期
加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置厂建设,完善城市污水和垃圾的收集系统,改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逐步解决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
4.5加强环境治理,控制污染
解决城市污染关键是要控制源头。提倡清洁生产,实现污染的最小排放或者零排放。推广生态建筑,如浙江金华市的生态厕所[9]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不能避免的污染排放要引进最新的、更有效的处理技术,使排污量降至最低。对那些污染严重的城市应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继续退化的开发活动和其他人为破坏活动,停止一切产生严重污染的工程项目建设[1]。引入先进的污染治理设备,建立环境污染监测系统。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系统,结合生态建设措施,认真组织重建与修复。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原版全文
4.6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
根据城市自身特点,规划和建设从市区到城郊完整的城市绿化植被体系,合理确定绿化用地和规模,加强公共绿地和居住区绿地和风景林地建设,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城市绿地系统。搞好城市绿化应加强如下三方面的建设。
(1)“森林”入城。把“树木”引入城市中心区,是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美化城市的根本途径。将林业和园林融为一体,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树木及其中的建筑设施。
(2)“绿肺”建设。位于市中心的绿地,具有吐故纳新的作用,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优化城市大气质量,并能吸纳噪声和部分有毒气体,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其功能犹如肺脏,因此被称为“绿肺”。
(3)“生态墙”建设。“生态墙”就是用大自然中的绿色植物来砌墙,是城市的“立体草坪”。这种墙有美化城市、减少光污染、制氧、除尘、杀菌和消音的功能与作用。
4.7建立良好的城市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法规,建设素质良好的环境监督管理队伍和比较完整的环境监测体系;同时,要鼓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自觉地改进自身的环境管理,使其达到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
加快立法速度,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以便有法可依。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要分工明确,并采取一个部门主管其他部门协助、责任定位的方法。管理过程中要有监督体制,加大管理力度。
4.8构建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RBFNN-RadialBasisFunctionNeutralNetwork)三层前馈网络模型[10],依据城市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筛选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指标值进行规范化处理。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价,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为城市决策者和生态系统管理者提供比较全面的生态安全信息,为建立综合保障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生态安全维护与管理措施及有关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5结语
城市生态安全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城市的兴起也必须首先解决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由于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发展性,对不同的城市要结合实际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城市生态安全问题进一步的研究重点将会是在控制管理单因素的同时如何协调多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城市生态系统各部分和谐,从而达到整体的、稳定的、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国阶.论生态安全[J].重庆环境科学,2002(6):1～3.
[2]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生态安全敲警钟环境保护刻不容缓[EB/OL].cssd.省略.cn/2001/news0512htm,2001-06.
[3]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价报告[EB/OL].省略.com/rdxt/rd-wx-detail.sap=3603,2004-12-01.
[4]RachelMay.Ontheroleofthehumanitiesinurbanecology,ThecaseofSt.Petersburg[J].UrbanEcosystems,2004(7):7~15.
[5]汪敏,胡聃,王如松,等.扬州生态市建设中景观生态规划的应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3(12):175～176.
[6]OdumEP.Fundamentalsofecology[M].Philadephi:WBSaundersCompan,1971.23.
[7]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1～28.
[8]戴天兴.城市环境生态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299～306.
[9]张跃西,钟章成,徐俊,等.金华生态城市动力机制研究[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2(12):37～38.
[10]MoodyJ,DarkenC.FastLearninginNetworksofLocally-tunedprocessingunits.[J].NaturalComputation.1988,(1):281~294.
DiscussiontheExistentProblemandtheCounterplanofthe
EcosystemSafetyofCity
ZhaoHuaiquan
(FuyangEnvironmentProtectionMonitoringStation,Fuyang236300,Anhui,China)
Abstract:TheecosystemsafetyofCityisthecitysociety-economy-thenaturalcompoundecosystemsystemofthecoordinationdevelopoffoundation.Thistextaimsatasafeproblemofthecityecosystemthattheneareryearperformancecomeout,carryingoninducingaclassification,comprehensiveanalysis,withthecityecosystemsystemconstiatute,thecityecosystemproblemforthetheoriesbackground,putforwardsystemtoresolvethecounterplanofthecityecosystemproblem.
有些学者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界之所以遭到人类的破坏，根源在于非人类生物没有被赋予像人那样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非人类生物应该像人一样成为道德关怀和考虑的对象，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而人类则应当尊重非人类生物，遵循自然界。应该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饱含了对非人类生物的深切同情，对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乃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是极其荒谬的，论证也是十分虚妄的，而且还存在着实践维度的严重偏失，导致其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忽视人的中心地位，单纯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学者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不可否认，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当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过多地看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质量。但是，说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有些言过其实，甚至是无稽之谈。当追究生态环境恶化的缘起时，我们发现，正是历史上那些追逐群体或个体的特殊利益、满足自身不合理需求的利益主体的不正当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进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而这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过错的利益主体，则基本上出自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才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它们今天国内生态环境的整体良好，完全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种族主义，转移污染，进而毒害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且“先破坏了自然的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把解决生态危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总之，基于后现代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于当前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类整体及其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才真正有可能建设生态文明。
二、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就是要实现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向强调“人—社会—自然”是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及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危害，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建立健全以保护和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规范。也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有助于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事实践活动的生态文明制度，才能保证人们的行为方式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已是公认的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共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包括“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内的若干重大决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些足以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当人们致力于从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两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一个原本缘起于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又具有了相对独立性的问题———生态非正义问题，成了横亘在通向生态文明大道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生态非正义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系列生态不平等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的非正义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非正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生态非正义现象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要人与人之间发生以生态资源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生态非正义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坚持的具有生态负效应的工业发展理念、强制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强制消费的消费方式，终究难逃自然界的报复———生态危机。为了应对生态危机，更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真正危机，即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不限制资本嗜血增值本性的前提下，将剥削、掠夺的对象指向了内部的贫困地区和外部的落后国家，借以转嫁危机，保持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维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发动资源战争、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种族主义，西方发达国家达成了他们的预期，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基本达成也貌似在一国或一地区保护了生态环境。但对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和外部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慢慢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俨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和垃圾推放地。遭遇最惨的是当属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奥康纳就指出:“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往往是那些乡村的穷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没有土地的人，生态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
生态非正义问题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也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大多只能依赖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过掠夺和破坏生态资源来获取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至于人类整体、子孙后代的利益则太遥远，甚至都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和考虑范围。因为“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拉丁美洲深处的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他们的畜群驱赶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变成荒漠……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而对于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又往往急于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急不择路地沿袭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结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但原本已经非常糟糕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蛋糕确实做大了，但由于忽视了社会公平分配，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除了急于摆脱贫困或盲目求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是引起发展中国家出现生态非正义问题的原因之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生态非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不仅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和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弱势群体，而且也造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生态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以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在我国，“此地经济得到发展了却把环境危机转移到了异地;此地排污异地受害;此地环境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异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却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扩张的侵蚀，工业企业相继在农村落户，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农村转移和排放等原因，导致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等。”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危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并非是生活品质的问题。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非正义问题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集中地体现在它们的缘起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非正义问题是一国或一地区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牺牲他国或他地区生态环境的结果。而当生态非正义问题产生以来，它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生产关系的无序或失控状态，生态非正义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坚持以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不仅标示着人际之间生态权责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也标示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也意味着当代人及后来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以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赖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要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生态非正义，实现生态正义。
三、实现生态正义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出路，生态文明标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协调。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基本上都是由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起的。换句话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关于利益这个价值性概念，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当中，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它在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可见，“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斗争，乃至战争的动因、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首先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物质的、经济的利益是引起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起因和最终根源，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重要社会现象，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始原因。”这就决定了，要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正义，即经济关系正义，生态正义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实现生态正义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在试图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为实现生态正义，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根本的保障，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第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在讨论如何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之前，有两点需要明确。其一，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看似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鼓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罢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从根本上变革它的所有制形式，就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强调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但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当然，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制经济存在，是由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毕竟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是直接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它还在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然会引起生态非正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既想保留私有制又奢求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是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话，就应该消灭本国的私有制，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督促他国也消灭私有制。而对于那些亟需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着两难抉择。一方面是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迫切地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不同层次的需求发生矛盾时，以满足最迫切的第一层次需求为准，特别是生存的需要。如果当代人都无法生存了，哪里还会有后来人和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为充分理由，完全不顾及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任何经济形式都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哪怕它已经取得了丰收的成果并让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资本的负效应，特别是生态负效应，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前文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导致生态非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决定，实现生态正义内在地要求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获得平等的尊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势在必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之所以会导致生态非正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有它们即意味着获得了无上的权力，相应地可以占有更多的生态资源、获得更多的生态利益、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承担更少的生态责任。也正因此，当今的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会挖空心思地维护、巩固、加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那些原本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则会想方设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获得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用刚性的制度强制约束权力，使权力真正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即便是做到了在社会成员间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结果也无外乎是换汤不换药。之前不占有而现在获得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开始招摇过市，而那些之前占有现在丧失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则慢慢销声匿迹。因此，要实现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效能，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是关键。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真正将权力关进牢笼，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内在缺失
环境伦理学在争论中前进，其价值立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指环境伦理学理论建构的价值基础，或者说是环境伦理学存在的哲学理论根据；其二是指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问题，即它所服务或服从于某一社会阶级与集团的利益。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基础与价值指向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基础
西方环境伦理学主要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两大类型，只是在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上人类中心论者坚持以“人的利益”来统一自己的思想，非人类中心论者却以“地球优先”来表达自己的理论诉求，因此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价值立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
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从其总体理论建构上讲，他们力图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把生态系统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由生物和无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正基于此，非人类中心论者以自然价值与自然权利为理论基础，提出自然事物是价值的载体，自然价值主要由自然事物的性质决定，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是以事物的真实存在为基础的；其次他们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以生存主体的目的性来定义的，生存是生命与自然界的存在目的，追求生存、实现生存这就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人一样是有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一种善的、好的，正因为这种客观性与目的性，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自然权利论者认为，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内涵与适用范围上是应该不断扩大的，既然自然与人一样存在内在价值，那么自然也应该与人一样具有权利，这种权利主体范围的拓展反映了文明与道德的进步。实际上自然权利提出的目的在于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与引导。
非人类中心论者提出“自然价值论”与“自然权利论”引发了人类中心论者的质疑，生态中心论者主张自然价值的基础在于自然界的内在结构属性，以及生态系统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特性是他们的价值表现。自然价值存在与否与人的评价无关。这一理论正好是混淆了价值与存在的关系，忽视价值的属人特征，如果抛开人的因素就会使环境伦理本身失去存在的基础，自然的价值也只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判断，或是生态共同体的一种存在属性而已。在实践中，作为生态个体的人与生态整体的自然之间面临矛盾选择时，自然价值论必然会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取消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使人消极被动的适应自然规律，这与将人的主体地位降低到与动物一样的普通生物地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是一种典型的贬损人的价值与尊严，高扬生态共同体的价值与权利的理论，这种理论运用到现实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很容易形成一种“环境至上主义”，出现以环境权高于国家的论调干涉别国的行径。这种理论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无法有效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引起了人类中心论者的深刻反省，他们认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一切价值的源泉，这并不符合客观实际。默迪认为，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目前处于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这也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并由此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人类应该充分理解人类同生态共同体的联系，处理好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也没有必要像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①总而言之，在人类中心论者看来，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促进人类保护自然的行为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处于主导地位，不仅对自然有开发利用的权利，而且对自然有管理和维护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价值立论基础是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解决当代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不在是否承认人之外的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与权利，而在于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彻底的贯彻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于人类没有真正的从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来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有的只是一种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这正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在实践中的偏差产生的。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
西方环境伦理学虽然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论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科技理性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它们都脱离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抽象的价值争论，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①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它是服务与服从于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因此它的价值立场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历史条件。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看，其本质是为西方利益或利益集团服务的。
首先，从环境伦理学对环境问题的根源分析看。回顾历史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资本对资源与市场有一个无限扩大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对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殖民掠夺，这种殖民掠夺破坏了广大殖民地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使环境问题具有了全球共有性。“二战”后这些殖民地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时，由于经济结构本身是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惯性，使这些取得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不得不仍然以破坏本国的资源与环境来维持本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另外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环境质量，不仅把一些污染强的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甚至向这些国家出口垃圾，这是新时期的“生态殖民主义”。可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却借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捍卫“人类整体利益”口号下，不仅不承担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绿色贸易壁垒”，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国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条件下，在生态问题上，如果我们放弃民族利益，实施“全球伦理”只会导致本国更大的生态灾难。
其次，从西方环境伦理学服务的对象上看。西方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能在实践中不表现出服务的对象来，尽管人类中心论者强调，面对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应该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通过对人的环境道德价值观的改变来达到对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从来没被践行过，真正践行的只有“阶级中心主义”“集团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将当代的环境危机归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当代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本追求利润、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他们不仅耗费了人类主要的资源，而且在其现代化的早期与完成时期，通过暴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他们的环境污染，而在现代化完成后的现时代，他们利用他们所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本国的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因此当代环境危机的责任首先应归于发达国家，他们也理应为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最后，西方环境伦理学具有明显的环境利己主义倾向。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与义务上，世界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本来应该共同协作才能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各民族国家在利益争夺中不会真正的遵循这一原则，它最终只能服从并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对利润的追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在世界舞台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原则。在东京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削减污染排放指标大会上，唯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今天的人类活动具有了全球性，我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在环境责任与义务承担标准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有所不同，这种责任只能采取相同的环境道德责任与义务，不同的环境道德要求才能彼此协作，这种全球协作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代价。①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理解上却不愿意承担主要责任，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环境利己主义思想决定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不可能认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这种价值立场。
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上来看，西方环境伦理学毕竟是西方学者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问题而创立发展起来的，服务于西方民族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后面隐含着对西方民族的利益和价值的选择与追求。比如非人类中心论者一味地强调环境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不是人的利益而是自然生物共同体本身的和谐、稳定。没有进一步揭示被掩盖在“生物共同体利益”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一味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而他们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是抽象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区中心主义，这就没有进一步揭示被掩盖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中的西方国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事实上，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无论哪一学派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运动的。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对自己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世界五分之四的商品和服务的事实没有丝毫的反省，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生态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制约，推诿或逃避治理全球性的环境责任与义务，甚至继续半公开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他们企图维持世界现存的贫富格局和生态格局，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状凝固化或扩大化。就人类中心主义学派而言，有些学者裸的站在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立场鼓吹为维护富国的现有生活方式，不惜牺牲穷国的生存权利。就非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有些西方学者虽然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强调权利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但是同样包含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至上主义，即以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而不是以全球的环境为中心。例如西方深生态学者主张，人作为一种生态学的“小我”，应和谐地融入整个生物界的“大我”之中，只有全体获救，个体才能得救。生物权利平等论者主张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主张人类对自然采取不干预或尽可能的少干预的原则。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生态伦理时，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自私。①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内在缺失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根据的内在缺失
西方环境伦理学宣称自己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人类利益”却是抽象的。因为现实中只有不同利益的具体的、特殊的价值主体与伦理主体，因此人类中心论者主张的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缺乏现实基础的。非人类中心论者企图放弃人类的主体地位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非人类中心论者主张自然生态共同体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自然生态共同体成为价值主体，要求人类为了自然生态平衡而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放弃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这样就走进了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了。
不仅如此，人类中心论者与非人类中心论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带有明显的西方主客二分的观念与思想。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把人类的自身价值看作自然界中的最高价值或惟一价值，主张从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保护自然；非人类中心论者从自然价值与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出发，主张不光应从人类利益出发，更应从自然本身利益出发来保护自然环境。但是它们却总是绕不开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尽管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提出了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要求，如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等，但是他们忽略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渗透性和统一性。
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对立起来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又一内在缺陷。这里所说的“人类”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说明的。西方环境伦理学特别是非人类中心论者认为，西方自启蒙以来主客二分的传统的环境伦理思想，导致了今天的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因为人类或者说西方国家总是在资本追求更多的利益与财富的恶性循环中不断的膨胀，不断的破坏全球的资源环境，要想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就只能放弃发展，保护环境用以休养生息。正如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使全球的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西方国家的人要想维持今天的物质生活只能让经济发展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总之，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与保护自然虽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也存在内在统一性，从而把人类的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对立起来，这种单向性思维当然不可能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价值指向的内在缺失
西方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价值预设，环境公平性考察的是环境利益和负担的社会分配问题。一个不能公平的分配这些利益和负担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是不公正的，因为一谈到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许多西方国家所突出强调的只有一个因素，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才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至于消费问题、污染问题、贫困问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都是由人口问题所牵涉出来的，如果没有过大的人口压力，这些问题都是不会出现的，由此发达国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而引起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抛开人类历史发展实际和社会制度因素来谈论当今的环境问题，本身说明西方环境伦理的环境利己主义性质。哈丁用他的“救生艇伦理”把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事务方面的心态表达得的非常明白。发达国家在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平衡的同时却为自己追求奢侈的生活作辩护，理由是“人类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出发都是为维护西方社会的自身“整体利益”发展服务的。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不仅仅表现在国际环境正义问题上的不公正立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环境伦理适用上，也存在不公平与不公正。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环境责任与义务的分配与承载上，同样存在不公正地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的事情，常常表现在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如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所以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贾丁斯也指出：“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把负担分给了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像穷人和有色人种。这样这类政策更确切地应当属于环境法西斯主义。”①
所以环境伦理学虽然是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建构环境伦理学体系的，但是它忽视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在现实的环境问题上成为服从与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具。也正因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决定了它不适合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与发展。一定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应该更多的着眼于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建立一种全社会普遍公认的环境伦理制度与法则，引导和规制人们的环境行为，从而让这种环境伦理作为一种美德与价值观念达到对社会与人们生活的重塑与保有，这才是环境伦理学的最终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李培超：《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5期
[3]卢风：《现展观与环境伦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人类社会；自然界；生态环境
马克思曾说过：“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而实践是连接人类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的桥梁。主客观世界在实践中相互作用，这促使现实世界分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而，在人类社会中实践着的人却制造着一系列因素刺激自然界的异变。被分化了的两个世界并没有按照固有的内在规律协调互进，反而相互制约、彼此矛盾。新科技革命的双刃剑作用是最好的说明。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优化；同时，也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信心、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随着社会生产的继续发展，人类的征服和改造实践逐渐地超越了自然界所能承载的范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便开始产生激烈矛盾。这种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最本质的表现就是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界的自在存在本质与人的能动性实践共同说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类实践创造了属于自身的历史，也引发了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归因主体是人类自身。自然界的自在存在本质、人类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和人的本质力量都说明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主体也是人类自身。这种以主体人为视阈来探寻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研究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主体人视阈探寻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缘由
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制造相关因素，引發生态环境问题，进而使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制造的，人类自身才是问题真正的归因主体。因此，以主体人为视阈探究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存在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促进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友好交往、和谐共进。
1.1自然界是自在存在的自然界即为现实客观的自在世界。其内部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一种自发的、无目的的状态，表现为一种自在形式。事物与事物之间没有目的地相互作用，只能归结为自然界内部的一种自在规律。并且自然界中的事物长此以往地按照这种规律运动变化，推动着自然界的机械发展。
因此，自然界自在而存，它拥有内在的演绎法则但没有人类的痕迹。这样一种只是自发、盲目运动的天然世界不可能自为地产生诸如臭氧层空洞、水的富营养化、土地荒漠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界只是人类活动的客体，即为人类社会提供活动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问题不是自然界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自然界本身不具有引发这些问题的能力。
1.2人类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所以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人类，其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一种有逻辑、有目的追求的状态，表现为一种自为形式。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人类的主观目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在人类有意识的指引下展开的。人类总是这样地与自然界发生联系，满足需求并维持生存，创造着属于人类自身的历史，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有机发展。
因此，人类社会自为而存。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并且这种实践逐渐地扩展到自然界中，自然界被打上了人类的烙印。这种有意识的、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为目的的实践，才使得人类向自然无尽索取。然而，索取的同时人类又制造着过量的污染气体、水源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最终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
1.3人的本质力量可以有效解决问题人类的生命活动是以人的实践能动作用于自然，刺激自然释放出满足人类需求的因素。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人类有意识地改造自在世界，一方面说明实践构成人的存在方式，区别于动物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的活动；另一方面则展现着人类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积极应对和化解的能力、态度。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通过个体社会化和社会遗传，培养自身的本质力量。他们在充分反映物质世界规律的前提下，将本质力量对象化于现实，解决问题、规避负面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2主体人视阈下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路径
整个物质世界在人类实践影响下发生分化。反过来看，被分化的两个世界也统一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要求双方化解矛盾、和谐共处、达成一定的“和平协议”。既不能让人类社会恶性发展，人类无法得到所需之物而危及生存，又不能让自然界彻底毁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问题的制造者出发，即以人类为主体。而人类自身包含不同方面的属性，以人类为主体探寻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路径则具有多样性。
2.1人口因素的辩证优化——人类种群视角人口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一定数量的人口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前提，一定质量的人口是推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面临着全球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快速增长的现象，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措。
2.1.1合理控制人口增长。科学合理的生育计划内在地要求少生优生，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保持低平稳定的增长趋势。这是从主体人的根源角度应采取的途径。人口基数的减少，人类向自然索取的生存欲望程度减轻，索取量降低，人类涉入自然的范围也会缩小，进而从总体上减轻自然界的压力。
2.1.2不断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质量反映了人口群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4]。因此，减少因不合理地改造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内在要求人的内在素质提高。教育是首当其冲的选择。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阶段中，应注重对人类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的培养。培养的目的在于提升人对自然的认知、塑造对尊重自然的道德意识和形成改造自然的科学技能，进而变人口负担为人才资源，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2.2重新规划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发展视角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具有依附关系。人类社会本身是从自然界中演化而来的，又需要自然界提供必要的基础促进自身发展。因此，依附更显与生俱来又根深蒂固。但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过度改造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这是采取行动的起点。发展方式的变革才可从源头规避破坏环境的现象。
2.2.1生产设备与技术的厘革换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变革要求既不能降低现行生产的能力和效益，又要大幅削减污染物的生成量和污染度。尽管变革会面临阻力，但是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历史说明，生产方式从人类开始劳动至今已经发生许多变革，与之规模相当的在生产方式上消除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是可能的。
第一，投资新生产设备。积累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将成为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扩大政府采购的市场力量，即政府向企业提供大量利润可观的合同。这样，企业主就可以用足够的资金建立起合理的生产设备，实现设备更新换代。换新的设备能够按照“和平协议”的目标进行生产，从而有利于化解两大世界的矛盾。同时，企业获得利润之后也应积极推动设备革新，以缩小设备现实与理想目标的距离，获得更大的效益。
第二，设备和技术应合理融入生产过程。仅仅拥有新设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如何运用技术来准确使用设备。应牢记的一个重大原则：在生产过程中，科学恰当地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技术有机地组织设备，使得设备和技术合理融入整个生产系统，保障生产过程的生态和谐和经济效益。因此，技术也应随设备的更新而更新。然而，一旦技术操作失败，危害自然的后果还是会发生的。所以还需要对运用技术使用设备的人进行培养。所以，在人才选拔和定期考核中，应不可回避地考虑生态环境方面的相关因素。
第三，消费者舆论的主要观点要成为是否应用设备和技术的影响力量。某种设备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会引起公众的议论。这事关公众的生命健康，更对人的发展具有影响。因此，应促进公众舆论在防止环境污染上起到积极作用。建立健全公众言论诉求表达机制，营造交流表达的合法环境。一旦公众认定某种污染物对人类身心健康破坏的程度超过了人类的忍受界限，制造这种污染物的设备和技术就应受到抵制。
2.2.2研发生态环保技术。之所以要加大生态环保技术的研发，是因为变革技术耗费的成本可能会高于新技术的研发。同时还要提高处理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废水、废气、废渣的能力。这样在重视尖端治理的同时也不忽视终端治理，统筹生产过程整体上的生态和谐。一方面要通过对全球各地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理性借鉴各国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形成科学的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另一方面要研发循环使用的资源能源和治理污染的科学技术。做到这一点需要把环境因素要转化为技术研发过程的动力因子，例如，可以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在生态环境科技上联合。而这需要建立生态环保技术合作联盟，建立产学研相互结合的运行机制，搭建技术共享的绿色平台，使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过合作联盟的形式，共同进行对各方都有利的技术创新活动[5]。
2.2.3生态经济是发展方式调整的必然选择。生态经济是现代新兴产业，是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节约能源资源的产业[6]。它旨在既减少对自然界的耗损、保护生态环境，又促进人类社会的持久发展，最终维系两大世界的和谐相处。这种生态化的经济形式，把两大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入人的发展，提升了人类发展内在的知识含量和伦理精神。
因此，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必然要求生态经济作为相应的形式。应该把以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劳动力与资金投入、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以生态经济为主导方向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2.3培养生态环保意识和行为规范——人类意识视角生态环保意识的核心意蕴是一种生态道德和责任意识。就是在人类心灵深处建构对保护环境的道德认知，培育对自然环境的浓重感情，让人们自觉评价与监督自己的行为，从精神意识上给予正确的指导。
2.3.1提升民众生态环保的认知水平。要想使生态环保意识成为人类固有的价值观念，需要民众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态环境知识。这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阶段中贯穿生态环保理念的灌输教育，同时社会文化应辅助生态环保意识的培养。社区宣传、典例教化、大众传播媒介都是生態环保意识走进人民群众生活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在观念、心理上打造深深的生态文明价值烙印，从而提升民众生态环境的认知水平，培育亲生态人口[7]。
民众认知水平的提高，才能实现从传统索取和征服自然的理念向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理念转变，形成科学合理的生态环保意识。
2.3.2培养生态环保行为规范。行为是思想意识外化的表现，更是证明思想意识已经内化的标志。生态环保意识的养成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宣传、知识普及，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培养科学有效的行为规范。这种生态性行为规范的培养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需要在长期的生态环保理论的教育、引导下，自觉运用生态道德的原则和理念来评价、监督、约束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形成。
2.4寻求国际性的团结合作——人类实践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争论的书面议题，而是整个人类世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如若继续争辩责任主体，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得不到有效解决，更危及人类生存。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类是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践的能动性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要求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同面对、积极治理。
2.4.1设备技术的国际交流与研发。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新科技革命更是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治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也应当具有这样的思维、采取这样的方法。包括设备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体制机制的建立、产学研绿色平台的国际共建、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等等。在这些过程中应明确，生态环境问题既威胁着每一个国家，又不是一国能解决的。设备技术的国际交流与研发在利益上应从人类整体出发，而不是每一个单独的国家个体。
2.4.2国际环境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一些国家在面临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已经采取的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只是他们更多的是事后调节，没有根本治理，而且只注重一国利益。这样的治理运动不仅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使得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增加人类对环境立法产生挫败感，降低对它的信赖度[8]。人们应共同面对、积极研究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制定科学合理的国家环境法则，大力推动国际环境法的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将治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形成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法律制度保障。
3主体人视阈探寻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已经明确生态环境问题的主体归因是人类自身，以人类为治理路径探索的逻辑起点，正是这种主体视阈的表现。这不仅是合理的，也对我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1理论意义主体人视阈的探析，可以帮助人们明确人的主体成因地位、形成主体成因意识、促进人类自我反思。这有利于将人的主体发展目标合理地融入科学发展观中，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神，推动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内化和大众认同。同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为主体视阈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保障，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进。这其中又要求技术设备的创新与合作。因而有利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城市环境管理;以人为本;生态城市;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71-02
城市是一种人口密集、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集中的群落。城市环境是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城市环境就是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环境系统的某些因素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另一些因素则是在人类活动下有可能改变的。前者影响并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后者则有可能由于人类不适当的行为而破坏环境,从而影响城市的发展。后者是城市环境管理的主要对象。
所谓城市环境管理,指的是城市环境保护机构通过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措施,动员社会各种力量,调节城市中的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改善城市的生态结构,在城市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成为城市环境管理的基本目标。要想将抽象的管理目标来指导具体的管理行为,需要我们进一步将目标予以解析。
一、树立一种管理理念――以人为本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1]该理念打上了明显的工具性烙印,因为霸主侯王的霸王之业才是目的,而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从哲学层次而言,“以人为本”并不只是管理行为所应遵循的理念,而是贯穿于人的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即人本身就是人的世界的根本、主体;同时,该原则还意味着人本身是人的根本,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因而人本身就是人格的主体。这表明,“以人为本”既体现了人与人的世界的同一,又体现了人与人自身的同一。因此,“以人为本”应该被理解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自我反思、自我觉醒所达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也就是人关于自己是自己作为人的人格主体的主体意识,是人关于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自觉理念。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9从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上指明了人与人的世界的内在的同一性以及人与自身的内在同一性。这是对“以人为本”最根本的规定和最彻底的说明。
在当代,“以人为本”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级管理事务中所普遍认同的原则。一切管理行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实现人的价值、表现人的尊严、全面体现人性关怀、充分发扬人文精神,才能使事业兴旺发达、社会繁荣稳定,从而保证人民能够和谐幸福地生活、自由全面地发展。因此,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必须扬弃其片面的工具性规定,而实现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以人为本的政府,其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人,把人既看作管理的对象,又看作管理的目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的名言:“人之为物,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好的阐释。因此,政府在对城市环境进行管理的活动中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从历史上看,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基于当今时代的基本政治理念,城市应该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全体市民都应该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只不过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必须着眼于人本身。如果罔顾“以人为本”的理念而片面强调城市自身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城市在发展上的异化。曾几何时,由于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的不断拥挤,导致城市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的舒适度以及生活质量不断降低。于是,城市“以发展为本”取代了“为人为本”,城市的主人不断沦落为城市的奴隶,城市这一巨大的人造怪兽不断施展其,从而给社会带来大量的环境生态灾难。
人是城市环境系统的主体,没有人的活动,也就没有城市环境系统。人对城市环境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在城市环境管理活动中政府则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城市环境管理就是政府与市民的双向互动。而政府的环境管理理念对于这一双向互动的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只有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保证在城市环境管理中形成政府与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顺利实现环境管理的基本目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灵魂。在城市环境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更加充分满足城市居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市民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成为城市的真正主人。
二、追求一种城市模式――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作为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型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雏形。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十六世纪英国思想家莫尔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村”等。
现代生态城市理论的出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致使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紧张,从而引发了诸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等一系列令世人关注的问题。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态城市理论。
生态城市作为一个正式的科学概念是在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提出来的,在此过程中,前苏联生态学家尤尼斯基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模型,他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的、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随后,中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城市的不同概念。
综观各种不同的定义,一般是从两个角度来界定生态城市:一个是从环境角度来界定,一个是从系统角度来界定。这两种角度都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环境角度更注重眼前的现实,不过其内涵较为狭窄。系统角度则从问题的根本出发,全盘考虑。总体上而言,系统角度涵盖了环境角度,因为环境自身就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因此,从系统的角度界定生态城市更具有科学性。系统论也就成为进行生态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国际社会就开始对逐步对生态城市进行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形式。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伯克莱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与会的12个国家介绍了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情况,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发展的十条计划。2002年8月第5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在中国深圳举行,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把沙土整合方法和原则应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这次大会通过的《深圳宣言》对生态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推动下,当代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已经向城市生态化转变,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形态和历史文化形态的协调发展。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致力于共同追求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存在着质的区别。首先,生态城市具有和谐性。这一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而且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其次,生态城市具有高效性。生态城市致力于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的分级利用。第三,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保证城市能够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第四,整体性。生态城市并不局限于环境优美或城市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环境三者的整体利益。生态城市建设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第五。生态城市不仅仅局限于城市自身,而是兼顾了城乡之间的关系。认为城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城乡平衡协调发展的区域才能发展为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因此,生态城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的世界的统一,而且内化为人与自身的内在统一,深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形成一种活动方式――循环经济
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主要有两种对策,一是针对事件的治标性的对策,一是针对原因的治本性的对策。人类治理环境问题的实践表明,治标性的对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只有深入到抑制或减少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根治环境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则是治本性的对策,它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循环经济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这一理论要求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应该从效法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转向服从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循环经济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是因为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地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一个理想的循环经济系统通常包括四类主要行为者:资源开采者、处理者(制造商)、消费者和废物处理者。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联系,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这样,循环经济就可以为优化人类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为工业化以来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模式,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
循环经济的建立依赖于一组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内容的行为原则(称为3R原则),每一个原则对于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循环经济的第一个原则是要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即减量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必须学会预防废弃物的产生而不是废弃物产生以后的治理。根据这一原则,在生产中生产厂家可以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通过重新设计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在消费中,人们可以减少对消费品的过度需求,以此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减少对垃圾填埋场的压力。循环经济的第二个原则尽可能多次以及尽可能以多种方式使用所购买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即再使用原则。通过再利用,人们可以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根据这一原则,在生产中制造厂商可以尽可能使用标准化进行生产,以便拆卸、修理、组装用过的和损坏的东西。在生活中,人们在扔掉一件物品之前,应尽可能考虑一下再利用的可能性。确保再利用的简便方法是对物品进行修理而不是频繁更换。人们可以将可用的或可维修的物品返回市场体系供别人使用或捐献自己不再使用的物品。循环经济的第三个原则是尽可能多地再生利用或资源化,即再循环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应尽可能将不能再使用的废弃物返回到工厂,经过一定的加工再融入新的产品之中。资源化主要有两种方式:原级资源化与次级资源化。与资源化过程相适应,消费者和生产者应该通过购买用最大比例消费后再生资源制成的产品,使得循环经济的整个过程实现闭合。
循环经济的三原则告诉我们,循环经济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消费方式,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全新的人类活动方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这种活动方式是构建生态城市的基本路径。
总之,以人为本、生态城市、循环经济三者环环相扣,从抽象的理念一直拓展到具体的活动,共同构建了现代城市环境管理的基本目标。通过对上述三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理解与把握现代城市环境管理的基本目标,使我们能够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