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管理
1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在研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除了要界定好人口老龄化的概念，还要确定反映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指标。在这里我们主要阐述最主要的指标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它主要包括以下两种：①老年人口比例，也就是指60岁或65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个比例的变动用来衡量人口老龄化或年轻化的标准。计算公式为：老年人口比例=（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数÷总人口数）×100%。②人口的老少比，是指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数之比，老少比的变动能够反映出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情况，它可以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2]老少比高于30%的为老年型社会，低于15%的为年轻型人口，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成年型人口结构。它的计算公式为：老少比=（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0-14岁人口数）×100%。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2.1人口惯性导致老龄人口在出生率下降后仍在增加人口惯性是指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后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因经济、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的生育率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以至降到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但是人口的惯性作用会使老龄人口仍保持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增长。随着低龄组人口生儿育女，剧增的出生人口数，将超过死亡人数。但随着他们年龄继续增大，死亡人数将逐渐下降，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我国又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和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惯性会使老龄人口总数持续增长。在越来越大的总人口中，0-14岁的人口所占比例变小，60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变大。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因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将越来越凸显。
2.2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减少消费和资源消耗，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更快地提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即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生育率为12.86‰，比1973年的生育率下降了15.21‰，我国的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
2.3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加快，卫生医疗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死亡率下降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直接原因。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不仅能够满足了人民的温饱需求，而且还提高了人们的营养水平，为延长人们的寿命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后果
3.1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劳动年龄结构的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产生总体性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经济学角度讲，一个地区的国民收入总额等于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乘以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要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积累基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基金多，积累基金就少，反之，消费基金少，积累基金就多。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公共和私人两个方面支出的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数量要增加，用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增加，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政府近年来在养老保障、退休金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不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积累基金，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2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健康和医疗保障的挑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提供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老年人口疾病谱发生变化。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慢性病治疗的成本将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其次老龄化将加重医疗保障的筹资压力。我国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包含在其他医疗保障制度中。目前医疗保障制度控制成本的机制尚未建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行为还远远偏离公益性，老年人口患病率的增加将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和医疗负担的加重，这进一步加大了筹资的压力。最后，人口老龄化加大了社会保障缺口。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为软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在农村的覆盖面则较窄。
3.3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投资和储蓄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有明显的影响，居民的储蓄是银行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重要的投资资本。储蓄率越高，能用于投资的钱就越多，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储蓄率下降，能用于投资的钱就少，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人口老龄化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收入下降，用于储蓄的钱变少。另外，伴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用于养老、医疗卫生服务的支出增加，可能还会动用过去的储蓄。老年人退休后成为单纯的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比例降低。在我国储蓄水平下降后，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就会随之减少，投资减少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减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速度。
4结束语
但是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二胎软着陆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后也只可能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会收到实际的缓解老龄化的效果。因此，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应对老龄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广泛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制度，实行弹性的退休政策，强化人力资源投资，大力发展经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廖立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2011.
21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化的世纪，银色浪潮将席卷全球。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5亿。据专家预测，今后几十年内，老年人口数量将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递增，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亿多，占总人口的1／4强，社会老龄化的压力巨大。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也是对人类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共卫生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人口老龄化是一场人口革命。这场革命将给全球带来巨大的挑战。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当前面临社会保险、医疗设施、养老方式、老年人工作、社区服务等诸多问题，而农村养老的问题更为严重。挑战带来机遇，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能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一个社会要持久发展，需要在社会经济及环境各因素与人口增长、分配和机构的改变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如何达成最完善的发展，这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处在转型期经济国家和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变革的国家，都是一个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各个部门和各代人的总体影响，以及处在传统地位与角色之中的老年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处境问题。发展方面的问题，涉及的是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率增加为其主要特征的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重点考虑在老年人受赡养的比率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消费、储蓄、投资以及反过来对一般社会经济状况和政策所起的影响；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除涉及老年人同其他年龄组的人们共同享有的权益外，考虑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包括符合老年人特点的保障与营养，诸如住房、环境、家庭、社会、福利、收入、就业、教育、获取信息以及精神慰藉等等。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似的，但所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政策是不同的。因为它受三个主要因素所制约：经济基础、政府意识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发达国家有较长时期的物质准备，比较充分地考虑到老年人的这些需求，已经或正在调整其发展政策和纲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
联合国大会于1991年12月16日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将这些原则纳入本国国家方案。联合国老年人原则的目的是保证对老年人状况的优先注意。联合国原则强调老年人的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
在1999年的国际老人年世界卫生日这天，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口号。“积极”不仅仅指身体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而且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适用于个体和人群。“积极老龄化”的目的在于使所有年龄组的人们，包括那些体弱者、残疾和需要照料者，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积极老龄化是一项推动社会进步的公益事业，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实现的目标。为此，不仅要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我们每个人也应做出积极的响应。
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了中等水平，但社会福利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并且老龄化的速度居于世界前列，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中国政府面对银色浪潮的提前到来，始终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日益深入地关注和研究老年问题，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尊严与权利。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有所养;相关对策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因为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熟悉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只有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好,让人们“老有所养”,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一、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及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2009年年底《人民论坛》杂志对3500余人进行了“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有44.1%的受访者认为“老龄化矛盾凸显”将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应当纳入国家战略。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可以从宏观的“人口”和微观的“个人”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宏观的“人口”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老年(一般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微观的“个人”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一个人的生存年限(即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个人的长寿化过程。直接导致宏观角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少子化,即低生育率;一是长寿化,即人的寿命的延长。可见,微观“个人”的老龄化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宏观“人口”的老龄化,而宏观“人口”的老龄化也包括和体现了微观“个人”的老龄化。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人口学动因,都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医疗、福利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死亡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延长:同时也引起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另外,婚育观念及生育状况也要受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口老龄化也不可避免要受文化传统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总之,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比较晚,水平也比较低。但由于大国意识,总想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加之自我发展的某些判断和需要,所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30多年前,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左右,目前已迅速下降到1.8甚至更低的水平(部分学者认为在1.6左右)。至少在近30年左右的时间,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外国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由于长期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其次,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就意味着老年人口不仅增速快,而且规模大。如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9亿,而且仍以每年近1000万人的规模迅速增加。第三,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我国是“未富先老”,支撑老龄化需求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第四,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正加速发展,但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仍制约着人口的户籍迁移,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更加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据全国老龄委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占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这些特点,致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加严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更加困难。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与老有所养
(一)老龄化的四大矛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由于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老龄化,将使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年龄老化,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使人口增长减缓、停滞甚至减少;同时还将带来劳动力的老龄化甚至减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及家庭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使人口由主要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力人口转变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老年人口,而且在转变为老年人口以后,在家庭、职场、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改变,特别在知识经济社会,老年劳动者技术、技能的陈旧过时以及劳动能力的逐步丧失,也将影响其已有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地位。第三,经济结构的变化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医疗、福利需求的增大,以及用于支付年金与护理照料经济、人力负担的增大等问题。第四,生活结构即个人生活周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老龄化将通过少子化和长寿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历程的延长,使人在退(离)休后还有很长的健康生存时间和需照料生存时间,这就使老年人口在生活行为及时间上都有很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将由以前单纯偏好物质享受逐步向生活的丰富多样化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转变。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要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年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经济抚养负担的加重,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份额只能相应减小;而且劳动力人口在相对减少的同时,还将由于老龄化而导致生产能力及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对弱化,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二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同时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及“老龄化”和“空巢化”,都将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家庭结构的失衡及其生命力的弱化,将动摇社会发展基础,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长寿化”和“老龄化”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这就要求人类社会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必须对老年后的社会成员做到“老有所养”。这不仅是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负责,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老有所养的两大内涵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老有所养”高度概括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精髓。其中的一个“老”字,可视为基本等同于“老龄化”,或者指已经历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对后者而言,目前多泛指65岁及以上概念上的被扶养老年人口,但更主要是指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老有所养”中的“养”,乃指对人口老龄化应对的措施和目的,就是要“养”好老年人口。从抚养角度又可把“老有所养”中的“养”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抚养,二是生活照料。
一般地说,经济抚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劳动力人口从事劳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用以供养老年人口特别是已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相对抚养能力越大;老年人口比重越低,相对抚养负担越小;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越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高“老有所养“的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抚养能力,通常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年龄结构系数表示,如果该比重在50%以上,即1个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扶养1个被扶养人口(包括未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人口),就称为有“人口红利”。该比重越大,表示“人口红利”越大,劳动力越富足,抚养压力越小,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反之,该比重越小,表示“人口红利”越小,劳动力越不足,抚养压力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发展。当该比重小于50%时,即称为“人口负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呈“人口负债”的时候,其抚养被扶养人口、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就很困难。从微观层面来看,经济抚养一般是指一个家庭户中,有几个劳动力人口和被扶养人口特别是被扶养老年人口。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们的生活也是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可避免要造成家庭户的“小型化”和“老龄化”,这样就使从家庭微观层面考察一个家庭的经济抚养能力更加必要。
“老有所养”的“养”中的生活照料,虽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考察,但更主要的是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来讲的。像目前普遍存在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代户”或与老人分居的“核心”家庭户,作为中间一代的劳动力人口,下育小,上养老,自己还要工作,负担重,压力大,多财不济用,力不从心。特别是我国具有儒教文化传统,历来崇尚尊老敬老、惯行“家庭养老”。目前全国依赖居家养老的老人比重高达85.8%,这无疑使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对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更为困难。
“老有所养”中的“养”,存在被养(被抚养)和自养的问题。一般而言,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解决劳动力人口怎样抚养好被抚养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而从国家政府角度要解决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怎样抚养好老年人口的问题。但从被养的老年人口来讲,本身也有一个自养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本身也意味着一个工作人口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仍要生活数十年。在这数十年中.一般仍有数年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自立(理)。所以提倡老年人口自养不仅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如果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一步划分为前期老人(70岁及以下)和后期(70岁以上)老人,则老年人口的自养,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谓之自我养老,即提倡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身体健康的前期老人继续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争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一方面可谓之互助养老,即可以鼓励由前期老人照料后期老人,由健康老人照料残弱老人。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与“老有所养”的举措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从战略角度考虑,建议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进程
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自身结构的变化问题,所以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首先要对症下药,直接从人口本身选择突破口。由于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低生育率造成的少子化,二是人的寿命的延长。人的寿命的延长,是客观规律,不可改变,因此只能从改变低生育率着手。根据日、韩等东亚国家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非人为控制条件下生育率的下降往往都是不可逆的,一旦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很难再反弹起来。我国近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与长期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控制政策有密切关系,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能有效降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可能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一旦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失去作用,那么也就很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控制水平的征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已明显低于政策控制水平。所以一定要在计划生育政策尚对降低生育率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加以适时调整。作者认为,现在已经是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如果现在适时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都有可能维持人口红利,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提高社会抚养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措施只是阶段性措施,其作用只在于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
(二)加快经济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搞好老有所养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就有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因此,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动摇,把发展经济与应对老龄化结合起来,遵循“边老边富”、“以富养老”的路径,为搞好社会养老事业,建立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打好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要大力扶植和发展“老年产业”,发展老年产业,可谓“以老养老”、一举多得,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直接有助于解决养老问题,如可以为开发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使他们能“老有所为”搭建舞台,还可以通过发展为老服务事业向老年人口特别是后期需抚养老年人口提供各种照料服务
(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的和谐依赖于制度的公正和个人、群体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同样如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城乡差异“九天、九地”,福利待遇干差万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都不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一定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从制度层面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异,统筹城乡发展,逐步破除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城乡统一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次,在当前体制、资金等诸多制约条件下,应分门别类、区别先后,根据保障对象性质类别、贡献大小等原则建立适用于不同老年人口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特别要严格控制高干、高端老年人群“无限”保障的“无限”享受,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低端无保障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权)的配给。再次,根据老年人口及老龄(化)社会特征,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应人口老龄化及老龄(化)社会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四)大胆改革创新,积极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
以上三点,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和经济抚养来讲的,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有所养来说,微观层面的生活照料对后期老人更加关键和需要。特别在进入老龄社会及超高龄社会以后,更是实现老有所养的主要内容。而对老有所养及生活照料而言,选择怎样的养老模式又十分重要。从接受照料服务的老年人口来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接受照料服务上的需求都是多样化的,有的喜欢到机构养老图个清闲,有的愿意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从提供生活照料服务方面来看更加复杂,如可能有人想尽孝,有人图清闲:有人想行善,有人想赚钱,所以很难采用统一的养老模式。但毫无疑问,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主要采用家庭养老模式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无法轻易改变,而且现有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源也不允许更多地采取机构养老模式。然而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年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单靠一人、一家之力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增大的老人护理和照料需求,可见采取家庭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必须广泛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老有所养的养老模式,如可发展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家庭相结合,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扶助为辅的社区化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对身体健康的前期老年人口来说,还可以鼓励他们“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地为家庭、社会减轻照料压力,实行自我养老和互助养老。
(五)培育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努力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从长期发展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动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长期对策,最终还是应该落脚在社会如何发展为老事业:如何关爱老人,搞好为老服务,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的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上。首先,要尽快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及老有所养纳入国家战略,加快发展多元化为老服务事业,包括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要积极做出贡献,老年人口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要调动和发挥老年人口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为他们创造机会,使他们身心健康、积极向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第三,要培养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把老龄(化)社会教育纳入从初级教育开始的各层次教育体系,并作为生涯教育实施。通过生涯教育,培养和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恢复和培育人人“尊敬老人、关爱老人、抚养老人”的儒教文化传统,形成“年轻时我敬老、助老、养老,年老后人家敬我、助我、养我”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过程中逐步建成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让人们“老有所养”,既要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国老年人口》2007年4月田雪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经济的途径》2008年4月11日李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3]《国家统计局:我国人口老龄化疾步到来》2008年7月4日
关键词养老制度；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双轨制；制度完善
一、我国养老问题现状
在讨论我国养老制度之前，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26%，而到了本世纪中期则会达到25%，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60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和速度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不无关系，为了控制急剧曾长的人口，我国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这的确解决了我国人口激增的问题，也为世界人口的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之而来的男女比例失调、青壮劳力不足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第一批独生子女成年后的现在凸显出来；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对于城市的控制强于农村，故而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其所带来的养老问题在城市也体现的更为明显。[2]
（一）老龄化进度加快使得完善养老制度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上所述，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显著，然而计划生育政策仍在实施，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生儿的出生率在一个长远的将来仍会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而也基于同样的原因以及医疗水平提高，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会提高，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度会不断地加快，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已经成为并将长期处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3]
（二）“双独家庭”养老困难
上文中提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实施的强度大于乡村，因而城市老龄化程度与速度大于乡村，就目前而言，“双独家庭”成为广泛的趋势，而这类家庭的养老困难明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多以成家或即将成家，这类家庭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承担了较重的经济负担，由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故而要承担对于四位老人的赡养，同时还要承担对于一位甚至于两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双独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子女，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对于赡养老人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困难，以下述假设而言：若双方老人的经常居所地分属甲省甲市及乙省乙市，夫妻双方的经常居所地为丙省丙市，则对于双方老人均无法及时照顾。因而对于“双独家庭”来说，似乎只能祈求长辈们健康平安，而一旦出现疾病等情况则会焦头烂额了。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正在慢慢长大，“双独家庭”的出现则会愈来愈多，因此如何解决“双独”家庭赡养老人困难的问题也显得迫在眉睫。
二、现行养老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养老制度源于1984年，在全国企事业单位逐渐步入正轨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并于1997年正式制定了有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养老制度既是指养老保险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就实行“养老保险双轨制”的退休制度，即企业职工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费用，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则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
（一）养老保险双轨制加剧“养老不公”
现行的“养老保险双轨制”的退休制度在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养老金收入方面上的差距很不合理。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方面同：首先，统筹的方法不统一，即企业退休职工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财政统一筹资；其次，支付的渠道不同，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财政统一支付；最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基于上述三点，目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大约为企业退休职工的三至五倍。这一现象引发了民众的不满，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加剧了不公平的现象，因而强烈希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二）商业保险收益低门槛高，难以成为社会保险之外的有效补充
由于企业退休职工或个体经营者等难以在退休后获得足以保障其生活的退休金，故而相当一部分人开始选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期能够“老有所养”，然而笔者以为商业保险并不能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形式，其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商业保险的收益畸低。目前市场上的传统型养老保险利率固定在约2%，而新型养老保险中的分红型养老保险，收益都是不确定的，一般保险公司会承诺1.5%～2%的保底利率。这个收益率明显过低，且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问题，2%左右的利率恐怕还不及通货膨胀率，因而难以保证投保人所期冀的“老有所养”。其次，商业养老保险的门槛较高。目前市面上的商业保险险种，除了中国平安的老年人健康险年龄拓展至80周岁外，其他保险公司对年龄的限制大都在60岁左右；同时对老人的健康也有要求。换言之现在市面上的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并不是针对老年人的，反而是针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故而现在已经超过五十五岁的中老年人并不可能通过商业养老保险使得自己“老有所养”。
（三）推迟退休年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针对目前的养老制度现状，近期对于推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日趋激烈。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基本为男55岁，女50岁，虽然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略早，但依靠推迟退休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其既不能解决养老保险双轨制的问题，也不能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度，仅仅是为养老问题赢得了五到十年的时间而已，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推迟退休人员的健康保障问题，其所在家庭的幼儿抚育问题等。故而虽则基于目前我国的人口比例，青壮年劳动相对不足而老龄化人口加剧，推迟退休可能成为大势所趋，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并不能依赖于推迟退休年龄的做法。
三、对于完善养老制度的建议
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二十余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这项制度无疑对于当时刚刚步入正轨的企事业单位职工起到良好的养老保障作用，然而对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而言，这项制度因其固有的缺陷受到诟病，急需改革完善。
对此，笔者基于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谈一谈对于完善养老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改变养老保险双轨制，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公平合理
上文中提及我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的养老保险双轨制存在这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并致使民众对其颇多诟病，亟待改革。对此，国家已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只是收效甚微：2009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人社部以山西等5个省市为试点，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然而迄今为止该方案下发已四年有余，但五个试点省市几乎都没有改革的动作，毫无进展可言。笔者以为，上述《改革方案》中有颇多可取之处，可以试行，然而作为试点的省市均无进展，问题并非出在方案之中，而是受到了事业单位的普遍抵制。因此，在改变养老保险双轨制这一问题上，不仅要制订相应的规章、方案，同时要切实做好事业单位的工作，尽可能做到事业单位自上而下、自中央至地方率先进行改革，逐步推行至所有事业单位，从而通过改变养老保险双轨制以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公平合理的实施。
（二）鼓励并扶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如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商业养老保险虽然名义上称为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然而由于其商业性，故而商业养老保险不仅门槛较高而且收益较低，同时其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险种，而是针对正当年的青壮年劳动力的险种。笔者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使商业保险摒弃上述缺陷并不可能，其毕竟是一种商品，其商品性就决定了上述缺陷必然存在；然而，笔者以为可以通过国家财政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进行扶持，对于适合中老年人的、限制较少、收益较高的险种予以资金上的奖励，通过国家补贴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使得商业养老保险可以真正成为针对中老年人的险种，有利于其“老有所养”，真正成为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
（三）完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以及养老院等多重养老模式
此外，还应当注重完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以及养老院等多重养老模式，在养老保险之外，对于养老形式进行改进，真正使得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笔者以为，其一应当完善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模式，以国家财政补贴为主、社区收入为辅，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志愿服务者为辅发展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使得老年人在家就可以养老。老年人居家养老的主要问题为饮食问题、清洁卫生问题以及就医问题等，通过社区食堂的形式或是送菜进家等方式解决老年人的饮食问题，通过志愿者卫生服务保证老年人的生活环境，通过定期的体检以及建立疾病档案的方式把握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其次，大力发展民办养老院制度。目前的养老院良莠不齐，条件较好、服务周到的养老院往往会出现“入院难”、费用高的问题；而条件较差的养老院则无人问津。笔者以为，应当大力发展民办养老院，并严格其批准审核程序，对于符合要求的养老院不定期进行检查，保证其服务完善，吸引老年人“入院”养老。这种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以及养老院等多种养老方式也更能适应并解决上文中提及的“双独家庭”养老问题。
四、结语
两千多年前，孔子在《大道之行也》中谈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4]”，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老有所养”最早的由来。孔子当年身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期冀这样一个天下大同时代的到来；如今，我们正处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较之于孔子，更有可能实现孔子所期冀的天下大同时代。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扶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完善多重养老模式，不仅仅是解决居民养老问题，实现“老有所养”也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养老制度的完善更是衡量国家人文指数及文明指数的重要标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条件。[5]
参考文献
[1单琰秋.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J].宜宾学院学报，2006（4）.
[2]王祥红.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城市多元化养老方式的构建[D].江西财经大学，2008.
[3]邹志翔.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老龄工作的对策[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Z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治理对策
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严峻十分严峻。如何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亦已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社会治理的重视，党和政府已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区和深水区，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想巩固社会治理，其重心必须落于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上。
秣陵街道历史悠久且近年来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均十分迅速，可以说各发面的发展都极具当代中国发展特色，是国内城市化进程一个典型代表。所以，为了进一步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给国内社会治理带来的问题，并从创新社会治理视角找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对策，本项目组选取了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为代表进行研究。
一、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形势特点及趋势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含义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总人口中高龄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形势
1.政治形势
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政府执政的核心理念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共享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因此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成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的政治承诺。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知道“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的存在，而非常了解的人却只占调查对象的26.5%。事实上，67%的当地居民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仅仅是有所听闻但不了解。而74%的被调查者自己或者家中老人是已经参加了养老保险的，知道养老保险但不愿参加的仅有13.5%。而有43.5%接受调查者是对当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存在不满的。与此同时，对我国养老体系满意的人只占调查对象的12%，更多人只是觉得我国养老体系一般。
2.社会经济发展
全国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日益丰富，国民经济变革和内驱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保险是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的一项重要举措。人们生活条件普遍获得持续改善，社会结构还在进行分化，社会流动速度加快，社会风险加速积累，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问题给社会保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据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而32%的人认为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已提前到达高峰。故而现阶段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体现的是“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
3.历史文化传统
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少子高龄化、家庭亲情关系、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但据调查，现如今，在秣陵街道有43.5%的家庭老人和子女一起生活，老人住养老院的17.5%。可见，家庭养老在养老内容中依旧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同时，家庭养老中绝大部分老人年龄在75岁及以上。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在赡养老人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压力来自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还有较多数人觉得自己的压力是来源于还要照顾子女精力不足以及经济状况收入不高。
（三）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趋势
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且将与高龄化并驾齐驱。同时“未富先老”现象将在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更为明显且将严重阻碍秣陵街道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秣陵街道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加的今天，作为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将创新和治理的重点放在老龄人口上已经刻不容缓。
二、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
（一）社会治理现状
1.物质基础增强，医疗水平提升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养老水平也不断提升。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提前实现全覆盖，五大保险全部实现市级统筹。总体来说，虽然存在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依旧是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96%的参与调查对象还是满意当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的。
2.政策措施渐显，社会关爱增多
“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由于老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愈来愈大，秣陵街道的政府在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方面的确采取了一定措施且取得了一定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政府为老年人修建了文娱活动场所或锻炼健身设施，这一举措让绝大多数的市民感到满意。但46.5%的人觉得设施不够完善。同时，50%以上的问卷活动参与者表示秣陵街道有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关心关怀老年人的现象逐渐增多。
（二）因素分析
1.人均寿命因素
卫生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推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使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而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人们的生育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且这种变化在中国更为突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但即使全面二胎政策正式放开，在江苏近九成市民却不愿生。
2.生育率因素
众所周知，推动中国生育率下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和项目的实施，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教育等水平的提高，都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3.年龄结构因素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以来，政府还在不断鼓励社会成员“晚婚晚育”，这一举措使得我国包括秣陵街道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秣陵街道，近80%的受调查者认为是鼓励“晚婚晚育”使得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
4.养老金因素
无论是养老金还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他子系统或是项目，政府均在财政方面承担着被百姓认为是当然的责任。而随着近年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一步步扩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也愈来愈大。尤其随着近年来我国包括秣陵街道在内，老年人口占社会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政府承担的养老金压力也更大，给政府财政带来了严重负担。
三、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要缓解秣陵街道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即始终坚持政府的主体地位，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等。在这其中尤其要注意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基于创新社会治理视角，关于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策公开透明
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民主化进程，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也不会有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积极稳妥有序地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这一方面，尤其要落实人民对社会保障应当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延长退休年龄
延长退休年龄已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且该措施也已被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去。但我们需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非为了弥补养老金的缺口，不能本末倒置。因而，为了跳出这个误区，我们要审慎决策，对于这个政策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和步骤。首先先女后男、小步渐进、男女同龄；其次，应该建立政策宣传和引导机制；接着，我们应当将延长退休年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最后，针对不同地区、性别、行业细化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不能实行一刀切。
（三）建立长效的志愿者服务体系
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秣陵街道老年人口中高龄化程度明显，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更多的照顾和照料，由此对照护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龄化社会中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中的服务人员更是缺乏。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一供需矛盾：首先是建立“一帮一”老年志愿服务队伍；其次是建立针对老年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最后是建立专门社工服务团队。
（四）开启新型养老模式――“抱团养老”
由于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养儿防老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最近由于新观念“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等的影响，很多老年人，尤其是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即抱团养老。抱团养老有小圈子抱团和大群体互助。小圈子抱团是指由四人及以上的老人组成集体户，在遭遇健康意外问题时大家一起照顾，重病就送去医院。而大群体互助则是指由多个抱团的小圈子组成的“大群体”共同养老。在当今中国，“抱团养老”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创新型养老方式，从中能让中老年人体验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2]卢霞，张恒，陈兴源.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及应对措施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顾宝昌.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未富先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学家提出的一个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一系列的相应准备。但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它是否已失去了政策上的意义？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邬沧萍在其文章中重新审视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文章认为，目前条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提高忧患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利于立足国情，厉行节约，做好老龄事业。文章说，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而有人认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实际，并认为中国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问题只是体制蛋糕的分配问题。对此，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方面隐性负债超过6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养老金储备只有2700亿元，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靠现收现付来支付，老年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见肘，将来退休人员不断增加，困难就更大。中国目前社会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张，是发达国家50―70张的1/8，至于住房、医疗则差距更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在其文章中提出“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并提出“共建、共享、共生”的概念。文章说，老年人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也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不仅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连城镇许多灵活就业的人员也没有被纳入养老社会保障的范围。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人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老龄化是现阶段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我国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年人口增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我国，低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无可争议地将老龄化进程提前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此时老龄化速度加速，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老龄化指数增加0.8个百分点，而1990年到2000年老龄化指数增加1.4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来我国老龄化指数增加速度更快。特别是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进入老年人口的时候，老龄人口增加速度将明显快于新生婴儿的增加速度，由此导致老龄化加速。
根据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2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2.41%，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13个百分点；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12%，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23个百分点；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5.50%，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指数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短期能缓解老龄化指数1.3个百分点，这在全球都在变老的大背景下，作用已经是非常显著了。
长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根据测算，大约在2062年前后，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离开人世，我国会迎来长达15年左右的老龄化程度缓慢下降期。这其中就包括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从全球来看，老龄化已经是基本趋势，而我国也必然迎来老龄化。
在这种大趋势下，能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的部分，也算是巨大贡献了。更何况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效应是长期且深远的。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老龄化指数这个统计指标来看，而要从家庭微观角度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巨大影响。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将出现上升趋势。2015年我国平均家庭规模为3.1人，全面两孩后我国家庭户规模有望增加到3.3人。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人口将更加均衡。而这才是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更重要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家庭生育功能得到强化，家庭老年人将更多时间照顾晚辈，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将被孩子照料所替代。这将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跨代沟通和心理问题的疏导，有助于老年人更加活跃地参与育儿。而且，随着新生婴儿的成长，老一辈的养老问题得到更多缓解，无论是心理还是物质，都是潜移默化的。从这一点来看，全面两孩也对老年社会形态有更积极的影响。
从年龄金字塔来看，如果观察数百年，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高生育率所生育的人口经过15-25年后会成为整个金字塔的腰部，而曾经处于金子塔中部的劳动力经过35年后大多会成为进入金字塔的顶部，即老年人口。如此动态演变。我们会发现，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除非是直筒式的金字塔，即1/3少年人口、1/3劳动力人口和1/3的老年人口，即使这样，老年人口也占比过高，总抚养比为2/1，即一个老动年龄人口抚养两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如此压力巨大的年龄结构虽然是稳态的，但是难以持久。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金字塔都会经历年轻型和年老型人口金字塔，几乎都会经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而且过去的人口红利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人口负债，这是低生育率时代的必然。而且，过去的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相继离开人世，人口结构又会呈现新的状态。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
老龄化并非意味可以毫不作为就可以度过难关。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大多在老龄化来临之前完成了财富积累和养老制度安排，因此应对老龄化相对轻松和自如，而且老龄化经过因势利导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却需要承担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之前老龄化已经到来。因此学习发达国家的应对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以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以及工业一体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劳动力不在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新力为标志，只要有创新力，具有思想和创新理念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工业4.0的主宰。
我国的老龄化存在三大突出性难题：一是将近七成的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或者说养老保险受益微乎其微，难以支撑其正常老年人生存开支，更不用说其他享受型的老年服务；二是将近八成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水平，其中将近一半的老年人属于文盲或者半文盲，这意味着庞大老年人口难以成为老年人力资源；第三，几乎九成老年人为下一代所累，存在“投少不投老”的社会心理，甘愿成为“被啃族”，由此导致老年人的财富向下聚集特征明显，直接导致老年人不富裕，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刺激老年服务业和老年产业。
回良玉指出，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各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要通过此项研究，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而与此同时，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还存在着制度准备不足、老龄保障和服务发展滞后等薄弱环节。将老龄问题看成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将有利于促进有关部门在养老、医疗、福利、社区服务等应对措施上的完善。与此同时，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启动，也必将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
来自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的消息称，10年中我国老年人口增长5000万，现正以年均近1000万人的增幅“跑步前进”，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发展到三四个人中就有1个，且高龄化、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
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象，随之而来的是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挑战。
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该国家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该国家总人口的7％，那么该国家就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群比例已达11，21％；2001年，65岁以上人群比例也将达到7％。也就是说，在本世纪初中国就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来自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老年人口有1.62亿，占总人口的12.79％。从今年开始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900万人。预计到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到205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37亿，约占总人口30％以上，也就是说，三四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
对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不无担忧地说：“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老龄化社会趋势的加强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任季萍告诉记者，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老年人口规模较大，人口老龄化增速较快，此外还存在着“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现象。因此，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养老保障的压力大。据权威部门统计，1998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3：1。预计到2022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l亿人，供养比例将达到2.5：1。
其次是医疗保障压力大。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倍。在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下，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比较突出。
另一个问题是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大。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相关调查还表明，我国老龄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正逐步提高。但是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短线”之中的“短线”。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按照国际通行的5％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标准，我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而现在只有约250万张，缺口达550多万张。
老年人问题涉及到几种社会关系：老年人自身、老年人的亲属以及社会所有人，因此才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从长远来看，相关应对策略应该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陈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龄化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遭遇的一大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回良玉的讲话中将老龄问题表述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对此，陈劲松的看法是，“之所以将老龄问题提升到如此高度，是因为老年人的问题关系到几种社会关系：老年人自身、老年人的亲属以及社会所有人”。
陈劲松分析说，中国人讲究颐养天年，大家都希望晚年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对于老年人的亲属来说，家里老人的生活问题是一件大事，老人生活得好，整个家庭都会和睦，老人问题没解决好，整个家庭都会因此而不和谐。放到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任何人都会老，大家对于自己老龄的生活有意无意地都会形成一个期望值。如果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情绪。
民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目前情况看，“空巢家庭”正在逐渐增多，许多老年人都存在苦闷、孤独、郁抑、烦躁、多疑等情绪，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幻觉和厌世的想法。他从自身的工作实践中感受到，老年人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障碍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也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为严重。
陈劲松认为，一个和谐的老龄化社会会让社会关系的各方面都达到和谐，让很多社会问题消弭于无形，从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而要实现和谐的目标，有三方面的问题必须着重注意：
首先是老年人的安全问题。一些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老年人病了甚至过世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这都是与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违背的。社会各方应当对广大老年人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次，提升老年人的权益和地位。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一度有所失落，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现在已经到了重拾的时候，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地位应当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最后，在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应当发掘老年人这个群体自身的潜力。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很多老年人其实还有为社会作贡献的愿望和能力，应当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也能促进老龄化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对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5]。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我国三大人口问题(人口总量控制、人口就业与再就业、人口老龄化)之一。它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对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达1.49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4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200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不超过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2]。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1)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
2.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高龄老人的增多,供养、医疗保障、护理、照料、精神关怀等方面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说:“我们现在是在职的人员100人养活16个老人,到2050年的时候,100个人就要承担49个老人的养老负担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目前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来源;有25.1%的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有15.6%的老年人依靠退休金;依靠社会保险和救济等其他途径的只有2.2%[4]。即使是依靠后三种经济来源而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由于体力下降,物价上涨,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救济普遍较低,甚至有的调资都难以兑现,造成原本微薄的收入更加入不敷出,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困难是重重的,多数也需要子女的经济资助。
4.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资金减少。据预测,2022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5145亿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城市,老年人口数量较多,养老水平较高,对社保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2/3,但是却面临着养老服务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证[4]。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1.发展经济,增强实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加积累,为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7]。
2.从社会化居家养老入手,建立社区与家庭合作的养老机构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因此,以社区服务为载体,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促进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的密切结合,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确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社区和家庭安度晚年。
3.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是国家依法对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我国最新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将致力完善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一方面在城市将加强基金的征缴,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能力;并且将在城市生活的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1]。
四、总结
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国情由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老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水平、政治背景,还应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98,(1).
[2]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J],社会保障制度2001,(5).
[3]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OL].theory.省略/.2006-02-23.专题研究121
[4]乔晓春.《老龄化的中国》[J].北京: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06
[5]刘民茂,张纯元.《人口结构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33-36
[6]陶立群.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J].科学决策,2006,
04:25-2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政策改革；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几年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自从2007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1.9%后，08，09年中国的GDP增速都在9.5%一下。纵然2010年的高房价将GDP增速支撑回10%的水平，也难掩中国GDP增速不断放缓的趋势。这里面除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内需的减少以及广大劳动力未富先老的情形。没有了迅速增长的经济的支撑，如何应对中国老龄化人口不断膨胀也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在不久的将来几亿老龄人口生活的根本。
一、中国老龄人口现状及预期
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主要表现：一种是老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另一种是社会中老人的数量不断上升，其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目前判断社会是否进入老龄化主要采取两种通用方式，一种是人口总人数中有10%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另一种是社会总人口中有7%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凡满足以上人一种即认为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从根本上讲，首先，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也是公共卫生事业，例如饮用水卫生、克服营养不良、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从而降低了疾病死亡率所体现的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未来50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稳步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财政、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负面影响
社会中的人口主要可以分为未成年人、青年、老年，未成年人不具有经济能力，只有消费能力，老年人基本在于消费和储蓄。人口老龄化的加重直接导致投资的减少，且作为纳税主要人口的青年数量降低，这就直接导致国家税收降低。老龄人的经济基本属于保守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我国的消费欲望较大，有利于我国的内需扩大，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更需要的是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2.人口老龄化增加政府的经济支出，形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在政府的支出中占据一定的比例，而政府的支出主要来源于青年人们的纳税金额。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一方面会造成政府的经济支出加大，另一方面也就导致青年们的纳税金额降低，随着时间的延长，政府会越来越吃力。
3.人口老龄化引起众多的老年问题，老年人越来越需要社会的关注
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与老年人相关的一些日常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比如老年人们的丧偶问题、生活自理问题、时间安排问题等。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会越来严重，并且会给家庭成员造成一定的负担。
三、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1.法规政策方面
（1）适当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适当放宽生育指标，增加我国的青年劳动力储备加大人口普查力度，建立人口老龄化的经常性监测机制，合理设置过渡期人口政策；建立整治出生人口性别男女比例不协调的长效机制，降低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交织在一起对人口安全形成的危害，努力促进社会男女性别结构和谐。
（2）延长正常退休年龄，适当增加养老金的缴纳时间以及数额
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为60岁，但随着医疗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年龄也是不断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适当的调整退休年龄。养老金的缴纳方面可以适当的提高，这表现在缴纳时间以及金额大小之上，增加政府经济收入，减少政府负担。
（3）发展老龄产业，颁布优惠政策鼓励养老服务，开拓老年市场
目前的老人们在老年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安排问题，政府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岗位给老年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社会公益的建设，这可以使老年人充分发挥余热，并且可以在社会公益中享受人生。
2.结构制度方面
（1）将老年人所得养老金金额与缴纳金额相结合，进一步调动青年人工作的积极性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相区别的，相同的养老金会造成一定的心理问题。为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产能，调动青年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可以将养老金金额与缴纳金额相结合，使分配更加合理。
（2）社保基金采取多家公司管理机制，由国家行政机构评估监控风险
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只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为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适当的时候；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公司管理的模式，即全国各地的社保基金委托若干家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这样盘子大了，可以将一部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在管理体制上可以成立由行政、人大、企业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重大问题如养老金的缴费与福利水平进行决策。这些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这样虽然减少了政府行政部门对养老金的干预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直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3）在以家庭养老的同时将社会扶持引入到农村养老之中
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比较尖锐，可以说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农村养老。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村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快，另一个是青年外出流动性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
参考文献：
[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版.
[2]孙启祥，郑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
[3]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J].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4]我国将进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N].人民日报，2009-9-3.
【关键词】广州市；老龄产业；老龄市场
二十一世纪，世界人口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三大人口问题之一。广州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程度高、长寿化显著的城市之一，据预测，2015年末，广州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40万人，比2010年增加24万人，增长21%；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6%，比2010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广州市已进入老年型社会，尽管广州市发展很快，但其人口老龄化特征依然没有避免全国的共性，即“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不仅有利于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研究广州市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
迄今为止，老龄产业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的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老龄产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横跨第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或集合”。老龄产业又被称为“银色产业”，“银发产业”和“银龄产业”。
目前，由于我国厂商多注重青少年和儿童人口的市场需求，而巨大的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则受到压抑，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多是老年人营养品、保健用品，其他类型的适宜老年人群的服务产品比较缺乏。广州市的老龄产业发展同全国的的整体情况差不多，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仍然没有形成全面发展的局面，产业发展相对集中在营养品和保健用品的开发上，但广州从90年代以来老龄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总体上已经领先于全国的发展水平。广州大多数的老年服务企业都是市一级的老年人服务企业，面向的是全市的老年人群体，这些企业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服务规模更大，服务水平更高。但是，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仍然滞后于广州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广州市老龄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国内发展比较好的南京、大连、上海等城市缺乏自己的特色，存在一定的差距，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特别是在满足多样性的老年人服务方面。
二、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产业规划指引，老龄产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术界，都一致认为老龄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但直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尚未出台，各省、市更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广州市也不例外。由于缺乏行业指引，相关部门在老龄产业的市场准入，产品生产标准以及监管等方面缺位，广州市老龄产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一些老年日用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而真正适销对路的老龄产品供给不足，老龄服务市场、老龄旅游市场以及老年人住宅市场亟待开发。
（二）民间资金进入不足，老龄产业发展滞后。
尽管老龄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老龄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市场上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却严重供给不足，老龄产业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于庞大老龄人口的发展。由于政策不明朗，政府对老龄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又加上已有的优惠政策没有落到实处，很多企业家对是否进入老龄产业还处于观望状态，民间资金进入不足。以养老机构为例，目前广州市10区2县级市有养老机构166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仅有61家，占了不到四成。近几年来，随着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民办养老机构遭遇发展瓶颈，想提价却困难重重，如果广州市政府不加大补贴力度，这些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三）产业发展专业化人才不足，缺乏高素质人才。
在老年用品上，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少，很多老年用品都是模仿国外，老龄用品市场没有吸引到高科技人才。而在老年服务业上，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目前，广州市专为老年人服务的护工一般都是“50、60”成员，而80后、90后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涉足这一行业。在文化层次上，护工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是小学毕业。由于社会上对护工存在偏见、工资水平低，护理专业的学生很少进入老年服务市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龄产业的发展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撑。
三、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指引老龄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广州市有专门针对老龄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但缺少对老龄产业发展的指引。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促进老龄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广州市政府应在全国出台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后，尽快出台针对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以使广州市老龄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提供并落实政策优惠，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老龄产业。
要使社会资金真正进入老龄产业，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二，加大宣传力度，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第三，落实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优惠，使优惠政策既能看得见，更能用得着，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第四，加大对老龄产业的扶植力度，从融资、税收、用地等多方面着手，鼓励社会资金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