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村；人居环境；规划；新农村建设
乡村人居环境规划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建设的目标是改善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发扬传统地域文化特色以及实现人居空间活动的有序移动。随着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环境得到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也对村落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导致人口外流、滥用耕地、环境恶化、村落中出现了城市的景观，破坏了原有的乡土风貌，失去了村落固有特色并导致农民家园归属感的丧失。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村庄建设的调控手段仍然停留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时期的局面，对处于加速发展时期村庄的规划建设缺少有效引导。我国有56%的人口聚居在村庄，大量农村人口的聚居环境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从规划的角度研究乡村人居环境并促使其健康发展，是一项非常紧迫而又意义深远的工作。
1基本涵义
1.1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1-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包括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内容。建设新村镇是要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使农民的居住环境得到合理规划；构筑新设施是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服务设施，主要包括清洁安全的生活饮水、道路交通、电力电信网络及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
1.2人居环境
道萨迪亚斯在1968年所著的《人类聚居学》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与“人居环境”内涵一致的概念。他认为：“人类聚居是地球上可供人类直接使用的、任何形式的、有形的实体环境；人类聚居不仅是有形的聚落本身，也包括了聚落周围的自然环境；人类聚居还包括了人类及其活动，以及由人类及其活动所构成的社会；人类聚居实际上是整个人类世界本身。[3]”吴良镛院士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中，将“人居环境”定义为“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3]。按照对人类生存活动的功能作用和影响程度的高低，在空间上，人居环境又可以再分为生态绿地系统和人工建筑系统。”
人居环境是由人与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不仅包含了维持人类生活生产所必需的住房及各种生活设施，而且包含了自然环境、人类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网络体系。从广义上讲，人居环境的运行可依次分为物质、行为、制度和文化等4个层面，且层层深入发展[3]。狭义上的人居环境，则侧重于物质层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反映人居环境的物质要素及其空间范畴[3]。
吴良镛院士用系统分解理论，从内容上将人居环境划分为五大系统：①自然系统。它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包括气候、水、土地、动植物、地形、资源等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聚居产生并发挥其功能的基础；②人类系统。人不仅是自然界的改造者，还是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具有对物质和精神的多重需要；③社会系统。社会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各种相互关系，包括了公共管理和法律、社会关系、人口趋势、文化特征、经济发展、健康和福利等；④居住系统。其是人类系统、社会系统等需要利用的居住物质环境及艺术特征，主要指住宅、社区设施等；⑤支撑系统。主要指人类居住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系统、交通与道路系统、通讯信息系统和物质环境规划等方面的内容。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明确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与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总体上保证着全体农民平等的经济利益，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打造经济基础，为减轻农民负担提出了可行路径，也为农民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平等身份等作出重大贡献。尽管这些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全部要求，但它在解决“三农”诸多问题上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现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和谐社会的特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建设与发展中的体现，它是以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为目标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农村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改善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其次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完善增收减负政策，缩小城乡之间的各种差距，这对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维护农村以至整个中国的稳定，都是非常必要的。最后，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像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等等。这类关系的和谐，也要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解决。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现了自主创新的“新”制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必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场农村体制的自主创新过程。从制度改革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中国农民是自主劳动者，制度创新在本质上必然是自主创新。之所以“自主”，在于农民的自主劳动、当家作主、有经济自的性质。之所以“新”，在于史无前例，在于它的全新性。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也没有现成的理论阐述。当然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一切关于农村建设新道路的探索都有共同之处，都有相互借鉴的意义，但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在具体实践中必然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必然有本土化的要求，这就是中国特色。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经济区域经济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1.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
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经济区域经济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1.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
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关键词】新农村农村发展观发展研究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社会历史领域，农村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农村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所以，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原则，我们从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及其农村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新农村的建设是农村发展观的核心
现阶段，我国新农村的建设是农村发展观的主要部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农村与农业之间的含义发生质的变化。原来大家都认为所谓的农村就是指农业，很多人民都是依靠农业生产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不只是与单纯的农业相联系，更主要是指村村人民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农村有着属于村民自身生活的安居之所，并不是之前人人鄙视的贫穷之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农村就是自生自灭的地方，没有人去在意这个贫穷的地方，但是新农村的建设，可以为人民带来更好的居住场所，带来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享受。新农村的建设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以达到居民精神和文化的需求。这主要是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现在农村可以通过村中的自治组织，对自己所居住的农村，进行文化建设，从而组织村民具有属于自己组织的文化与文明。农村自身建设大部分在国家和乡村的交界处，所以村民自治就拥有国家的法律保护制度，这对新农村建设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建设新农村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居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的“农民”。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中国农业的增长率并不低，粮食产量由16390万吨增加到30475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3.3%，并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在解体之后，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却不可能立即恢复起来，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
目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现在改变政府关于农村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农村和农业两者关系之间的地位，区别农村和农业的含义和实质；除此之外，新农村建设是给农村居民自身的主动地位，不再像旧社会那样遭人嫌弃和鄙视，因为贫穷而被嘲讽和看不起。现在，我们很多居住在农村的人，他们本身并不在属于农民，因为他们的职业和岗位有所变化，之前在农村居住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以种地生存，依靠农作物生产而获取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的保障。但是，现在很多互助在农村的人们，他们不再是靠种地来维持生计，有的居民出门打工，有的居民做生意等。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的农村中，大部分居民已经不再是靠农作物生产来维持生活了，很多年轻的人或者是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他们已经将孩子子送到乡镇或是城市里去上学，也在不断的迁移自己的户口。与此同时，城市里一部分人已经改变了自身的态度，他们不喜欢城市的噪杂的环境和污染的空气，更青睐于在在乡村生活而颐养天年。所以，现在这种现象的发生，呈现出比较和谐的状态，农村由原来种地的场所，变为人们居住的安逸场所。所以，建设符合人们需求的居住场所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卫生环境。之前，农村污染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大家总是把垃圾乱扔，道路上总是堆满自己家的东西。所以，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将道路上的东西清理安静，避免影响交通。我们可以在每隔几家的门口放置垃圾桶，定期由垃圾站的工作人员来清理，长此以往，大家就不会再乱扔垃圾而污染环境了。改造牲畜的饲养方式。在之前的农村中，有很多户家进行牲畜饲养，在饲养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牲畜粪便的味道，从而使农村中的居民常常感到恶心和不舒适，除此之外，由于牲畜容易发生流传性病毒，我们无法预测和预防病毒的感染，所以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该改造牲畜的饲养方式，例如农村的自治组织可以将自己范围内的一片土地划分出来，专门提供给饲养户，这样他们既能达到饲养的目的，又能保证我们村民的居住卫生。改造饮水系统。这主要是指农村居民的饮用水大部分来自于天然井水或者是地下水，水质较好，对身体比较有益。但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水资源的利用，改造居民饮水系统，避免出现水源污染的现象，只有这样人们的生活饮用水才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将生产水系统与生活使用水系统进行隔离，这样能够帮助居民达到生产和生活水系统分工利用的效果。改造农村房屋布局。相比前三件事情，改造农村房屋布局是比较艰巨的一项任务。由于之前农村的房屋布局比较乱，对土地的使用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所以，建设新农村我们应该改善房屋的整体布局，来规划农村土地资源的使用，将所节省出来的土地建设村民健身娱乐的场地，这样有助于人们的健康生活。除此之外，改造房屋布局还有利于农村居民整体环境的改善，看起来更加整齐规范。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在新农村建设中，医疗和养老是两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大医疗和养老制度的完善，从而使农村居民看病有保障，养老有保障，保证最基本的生活。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发展观中的核心部分，我们必须结合现阶段农村的实际情况，掌握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点，找出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新农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实现农村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田冬霞.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福建师范大学，2007.
[2]刘钦刚.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1.
[3]姚洋.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观的转变[J].学习与探索，2007.
[4]田连智.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D].山西农业大学，2013.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主体性；政治主体；价值主体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因此，认识农民主体极其重要。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以不同方式掌握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它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外显为人的自觉行为。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主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他们“不仅仅是被动地寻求生存，更进而追求自我全面发展与活跃地表现主体的力量。”对于我国农民的主体性，既要从现实中去理解，更要从历史的高度去认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主体性既包括了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统一，又包含了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
一、政治主体
政治主体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政治地位，我国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被治理的对象。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农民从来就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君”才是主宰。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常常被侵犯和剥夺，因此造成了无数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20世纪我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但它的性质是与传统的农民战争完全不同。在《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从制度操作层面保证农民政治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贯彻实行并不成功。体制长期存在，这是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村农民的活力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政府废除了制度，建立乡镇政府，开始筹划乡村社会的自治权，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这是新时期农民确立政治主体地位的重大举措。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保农民主体的重要步骤。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的经营管理职能归还给了农民。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从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让渡给民间，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还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官权退、民权进”的步伐停了下来，有些地方甚至是背道而驰，官方权力大举下乡，乡镇政权机构大大扩张，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的衰落。新农村建设时期，如何完善确保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深入的探索和改革。
二、市场主体
我国的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农民也就应该是市场的主体，市场经济离开了农村市场，离开了农民这个市场主体，将是不可想象的，市场化的改革也将是不成功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形成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二元格局，防止小农自发的资本主义走向，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市场极为萎缩，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不能从事第二、三产业，更不能进城务工。没有市场，农民就没有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了承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就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来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把整个经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连在一起，建立广泛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农业市场化，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把整个农村、农业、农民联系在一起，把城乡、工农联系在一起，使农村、农业和农民融入整个社会，建立广泛完善的市场体系。
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相通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不发达的、传统观念包袱重的传统农村，转变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发达的、以拥有现代观念的新型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农村。市场经济要求高效率的、规模化的、集约型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农村建设要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提高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要求农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者变成从事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劳动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
三、创造主体
农民在整个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农民是第一产业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然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之一。
从国外的经验看，农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因素。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农民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是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并不包办一切。上什么项目、项目的进展如何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新村运动的组织实施者是从农民中选出的“指导者”，而不是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相当于我们的村长）。
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真正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决不强制推行。因此，新村运动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1970～1980年，参加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1970年韩国总人口才3200万）。
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不仅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从人口结构上看，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生产群体，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主体。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基本国情，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农民的广泛参与。
其次，农民为我国革命的胜利及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国的工业化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美元左右的情况下启动的，因此，政府长期以来实施工业优先战略，通过挤压农业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专家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了7140多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额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每年差额绝对值都在1000亿元以上。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事实上，也正是有了农民群体的奉献和牺牲，我国才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农民对我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再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表现了积极的首创精神，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探索了前进的路径。改开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表现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众所周知，作为我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序幕的，并由此带动整个农村乃至城市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此，中共十四大报告已做出了充分肯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二，创造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起动和发展资金，主要是农业的积累，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对我国现代化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农村。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出。”第三，创造了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农民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纷纷走出故土，告别家乡，向东南沿海和城市进发，随即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民工潮”实际是对传统户籍制度、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农民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创造出用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机制。第四，创造了股份合作制。80年代以来，亿万农民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各行业、各类型的农民股份合作制联合体正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出现，有效解决资金与人力资源的结合问题，创造了新的运作机制。第五，创建了小城镇。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至城市，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小城镇的崛起，主要靠的是广大农村乡镇自身经济的积累和亿万农民自己的力量。农民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实践，证实了其为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的“创造主体”之一，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蕴含着很强的创造潜能，有能力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探路人。
四、价值主体
农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及其为之所做出的贡献，决定了他们也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之一。农民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项，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人类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现代文明的精神本质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创造了价值却失去价值，工人的劳动产生了异化。而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既创造价值，当然也应该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价值。
当前在我国，让农民享受到社会进化所带来的成果，一个最直接的表征就是照顾和保护农民的利益。所以有学者指出，农民问题，千头万绪，根在一个“利”字。而利益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即政府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创造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而且还影响着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状况，乃至于民众对现代化建设的态度问题。因此，能否正确摆好农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地位，是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把农民作为价值主体，最主要的是落实在对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上，也就是说落实在把农民当作真正的创造主体上。
综上所述，历史与现实的我国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必然是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的双重角色，它们内在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而乡村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民在参与到现代化实践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自身创造主体作用的同时，只有分享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传统型”的墨守成规的小农意识才可能向“现代型”的进取开放的公民理念进化，成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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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
一、农村水电的涵义
《水电农村电气化标准》对农村水电作了定性定位规定
《水电农村电气化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批准与，于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总则”1.0.2条文说明规定：“农村水电是指主要由地方组织建设和管理的中小水电站及其电网。”
据个人理解：
从定性上讲，农村水电指的是中小水电可再生清洁能源、绿色能源，不是指的常规煤电等能源。
从含义上讲，农村水电不仅指电源，而且指与其配套的电网，是中小水电电源电网的统称。
从定位上讲，凡主要由地方组织建设和管理的中小水电站及其电网，不论投入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或非公有资本，只要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主要为农村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电力，即为农村水电。包括通过与地方签订协议，由民营资本异地开发中小水电借网向本地区农村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电力，坚持“三农”服务方向，也为农村水电。
农村水电现时期主要是指5万千瓦及以下的小水电。当前我国小水电包含“并网小水电”、“离网小水电”和微型小水电等形式。而并网小水电又包括发供一体小水电和只发不供小水电两种体制形式。前者应是农村水电的主体，类似于美国的农电合作社，供需直接见面，既有电源，又有电网，并与主网进行电能交换交易，余电上主网，不足从主网购入，属于独立配电实体范畴。离网小水电必然是发供一体的形式。
二、农村水电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就叫农村水电。1953年在水利部设置了农村水电的专管机构，1954年在吉林长砉召开了全国首次农村水电会议。1956年在四川崇庆、福建永春、山西洪洞举办了三处农村水电训练班，为全国培训了第一批建设农村水电的力量。1969年，国家计委在福建永春召开了由余秋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南方山区小型水利水电座谈会”后，改称小水电。1996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提倡农村开发水能资源，建设中、小型水电站，促进农村电气化。”以后，称小水电的同时也称中小水电、地方水电。1976年四川省[川革发（76）31号]文件对管理体制作了明确规定：“凡隶属关系属地、县及以下各级举办的电站（包括火电站），以及相应的送变电工程，统一由省水利厅领导和管理；凡结合灌溉、防洪等水利工程或主要为灌溉服务兴办的电站，由水利部门投资建设并管理。”以后，四川首称地方电力．并成立了水利厅下属的地方电力局。进入新时期，依据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建设的称谓和水利部专职司、局的的名称，又统称农村水电，同时小水电、中小水电、地方水电、地方电力都在称用，但都离不开前述定性、含义、定位的表述。
总的讲，农村水电或小水电，都是一个包含配套电网的完整的并不断发展的概念：上个世纪50年代，是指500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和送电线路；60年代，是指单机500千瓦、总容量3000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和送电线路；70年代，是指单机6000千瓦、总容量1.2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和相应的送变电工程；进入80年代，是指单站容量在2.5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和配套小电网；进入90年代，是指单站容量在5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和配套电网，同时一些地方开始举办经营总装机5万、10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和配套电网。
即使是只发不供的农村水电、小水电，也要建设上网的送出工程，同时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走势，也可借网过路向片区用户、大用户直接供电。
现时期农村水电配套电网即小水电配套电网，延伸扩大即县电网、地方电网。
当前业内基本共识是：110千伏及以下的电网，为配电网。
三、国家电网与地方电网
以国家电力（中央大型企业）为主形成的国家电网和以农村水电、小水电或以农村水电、小水电为主体的地方电力（地方小型、中型企业）为主形成的地方电网，一般简称大小电网（或国网县网、国网地网）。大小电网关系是联合电网与分布式供电的关系，是提供输电通道与进行电能交换交易的关系，是输电网与配电网的关系。是赋予农村水电、小水电、地方电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电力普遍服务深入农村、惠及农村，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创和谐社会的关系。
在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电力市场尚未形成的目前，大小电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垄断与反垄断的关系。
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大小电网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完善大小电网并举共存、和谐协调发展的合理格局，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有利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科学监管下，彻底消除垄断，培育市场竞争主体，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电力市场体系，促进包括农村水电、小水电、地方电力在内的整个电力工业更好更快发展。
四、此外，借此补充点对电网体制改革的看法
关键词：民俗学；蚕神文化；蚕花庙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062-03
杭嘉湖平原一直以来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从考古发现来看，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嘉兴马嘉浜遗址都有丝绸制品的残片被发掘，印证了早在五、六千年前，江南一带已有养蚕织绸的生产劳动。
说到种桑养蚕，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自从湖州钱山漾人有过织绸的文物发掘之后，四千多年里发展缓慢。魏晋之后开始，江南的蚕桑养殖业才开始成为主要的农事活动，尤其是太湖流域，由于自然条件的适应，蚕桑养殖发展迅速，相关的纺织技术在唐代以后也渐渐成熟起来。杭嘉湖地区的丝绸制品一直是唐朝以后诸朝代的贡品。明清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以手工织造闻名的丝绸制品畅销全国，还远销海外。杭嘉湖地区的丝绸工业一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萧条，但是当地农民依旧传承着祖辈遗留下来的农耕文明，种桑养蚕依旧是该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只是规模较以往有所缩小。
含山村位于湖州市的东南部，毗邻桐乡市，处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京杭运河穿城而过。含山村现隶属于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辖区，人口约3万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该地区主要的农事活动有栽桑养蚕、种植水稻和油菜，部分村民围塘养殖鱼类产品。由于善琏镇以制作湖笔闻名于世，因而，含山村也沿袭了善琏镇的制笔产业，许多农户开办家庭手工作坊，制作湖笔，外销全国，出口世界。村里的工业生产主要有纺织和磁性工业为主，至今也有30余年的历史。在航运发达的年代，含山村因京杭运河流经而成为商贸聚集地，周边乡镇和自然村的居民外出或采购都需来含山中转，含山村一度成为当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蚕桑业一直都是诸朝代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几千年来，蚕桑业始终得到蓬勃的发展。
一、含山清明蚕花庙会溯源
“含山”既是一座山名，也是一个地名。作为一座山，它海拔不过50米，也是杭嘉湖平原一带唯一的一座山。相比安徽的黄山，含山也只能算是一座“土丘”。对含山由来民间神话和传说颇多，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据考证，早在400年前，从明万历年三十九年（1611年）《崇德县志》所载《崇德县地图》上看到含山的地名[1]。
农业民俗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点[2]。就清明节上含山拜蚕神，清朝乾隆年间乌程人沈焯所作《清明游含山》[3]一诗中第一次提到该事。同一时期石门县人倪大宗所作《清明竹枝词》[4]也描绘了清明节游含山的场景。两位诗人在诗词中共同描述了清明节游含山的主要活动：祭拜蚕神马鸣王和开拳船。
俗话说“山有仙则灵”，含山由于供奉着蚕神马鸣王而成为当地的名山，吸引着周边的蚕农前来朝拜。马鸣王是蚕农虚构的一位蚕的保护神，又称“嫘祖”。相传是白马的化身。马鸣王菩萨的身世在含山一带民间也是流传着许多故事。但是不论民间怎么议论，马鸣王菩萨在蚕农心中是一位能保佑蚕宝宝平安结茧、养蚕获得丰收的神灵。杭嘉湖一带的居民对神灵的信奉带有实用主义的意味，为了当年的蚕桑养殖有个好收成，便将蚕神马鸣王称为蚕神马鸣王菩萨，也称蚕花娘娘，并于清明日带着供品上含山来祭拜蚕神，祈求蚕神保佑今年养蚕一切顺利，获得丰收，具有精神崇拜的功能。
开拳船，又称踏白船，是杭嘉湖一带的民间体育活动。顾希佳先生的《东南香桑文化》中记载：踏白船也有称为“踏拨”“踏筏”的，考“踏白”原为唐宋骑兵番号名称，据传与宋将岳飞有关。宗泽赞赏岳飞的才能与勇敢，任其为“踏白使”。宋代“踏白”为水军番号，或许可推测“踏白船”活动始于宋代或稍后[5]。在清明日举办开拳船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说法。清明农历正值三月，恰好是冬去春来的时节，人们开始脱去厚实的冬装，迎接春天的到来。在过去的冬季，天寒地冻，人们大多躲在家中，很少外出，再加上穿着厚重的冬衣，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四肢，自然减少了必要的活动。春暖花开后，舒适的气候使人开始脱去冬装走出家中，许多爱好武术的人为了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赤裸上身，纷纷摇着木船在运河上并排在一起作为打拳的擂台，展开竞技。含山清明日的打拳船活动是蚕农祭拜完蚕神后，利用闲暇时间进行的民间体育活动，带有健身、娱乐的功能。
清明日祭拜蚕神马鸣王和开拳船活动在含山一直延续下来。随着活动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许多商业活动也参与进来，逐渐形成了清明日含山蚕花庙会。作为庙会，它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是生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6]。含山蚕花庙会不仅有娱神和娱人的功能，还蕴含着吴越之地悠久、深厚的蚕桑文化。
二、含山蚕花庙会中轧蚕花的习俗功能
含山一带的蚕农之所以选择清明节上含山祭拜蚕神，除了蚕神信仰目的之外，还有时节上恰好是蚕农当年开蚕之前最为空闲的时间，又加之地方政府重视蚕桑种植，因而，清明日上含山拜蚕神的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
祭拜蚕神是整个蚕花庙会的第一个活动。蚕农天蒙亮就带着供品从家里出发，或步行、或坐船坐车来到含山山顶，路途上多带着当地的特有的时令点心甜麦挞饼①（见图1），既作供品，自己饿了也能拿来充饥。含山山顶有座蚕神庙，蚕农们点起香烛各自祭拜。一般情况下，天完全放亮以后，含山山下山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祭拜完蚕神，蚕农会开始游含山活动，其中一个环节便是买几束蚕花，男人拿在手上，女人和小孩有挂在胸前也有插在头上。这些蚕花多数是周边妇孺手工自作的纸质花，上面还镶有蚕宝宝（见图2）。由于含山上只有一下一上两条道路，因而人多的时候非常拥挤，而游含山的蚕农都会拿着蚕花，所以称作“轧蚕花”。这里的“轧”字在含山一带方言中发“gà”，包含凑热闹、挤来挤去的意思。这时候的“挤”自然有客观上人多带来的拥挤，也有许多好事蚕农故意推搡着造成拥挤的现象。不论是哪种情况，蚕农们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其他蚕农带来热闹和开心，目的是让所有游含山的蚕农在开蚕之前有一种身心愉悦的精神面貌，隐含着今年养蚕必定有个好收成，期待着获得“蚕花廿四分”②的美好愿望。所以，当地蚕农在清明日都要去山上轧蚕花。人越多越要去轧，人越轧就越多，收成就越好。
在轧蚕花的过程中，有一种习俗现在已经被禁止，就是清明日当天在轧蚕花的活动中，哪家女性蚕农的乳房被男性蚕农所摸，③就意味着这户蚕农今年养蚕必定“蚕花廿四分”，如果是未婚少女被摸，不仅意味着今年养蚕能获得“蚕花廿四分”，而且将来能找到好的婆家。虽然这一习俗有着美好的象征意义，但毕竟是对妇女人身的侵害，是先前遗留下来的陋习。
三、新时期含山蚕花庙会的功能
庙会的功能具有多重性，当前全国各地的庙会形式多样，总的来说，我国庙会文化具有这样几种具体功用：娱乐身心；文化传播；促进贸易；规范社会即教育民众[7]。
就新时期含山蚕花庙会来说，继续保留着祭拜蚕神、轧蚕花这一娱乐身心的功能，同时，在清明节前后3天，含山周边还引来了各类商贩摆起了货摊，有食品、农具、服饰、苗木等，还有将小型的儿童乐园搬来山脚下，吸引了许多小孩玩耍，增进了物资交流，繁荣了当地贸易市场。清明日来含山轧蚕花的大多数都是蚕农，他们一起祭拜蚕神，一起轧蚕花，看风景、观民俗，互相交流多年养蚕的心得，促进蚕农间的团结，表达了共同发展蚕桑产业的美好诉求。蚕花节当天的出会游神活动，以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彰显了以含山村为首的村落和附近的村庄有内部的合作、互助与认同，同时也对外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和影响力[8]。
庙会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常识的教育和其它生产生活类常识的教育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在庙会的举办过程得以实现。前者的实现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就含山蚕花庙会来讲，每年清明日游含山的蚕农都是全家出动，老蚕农带着青年蚕农，参与整场蚕神祭拜活动和轧蚕花的娱乐活动。年轻的蚕农通过参与这一仪式活动，了解了蚕神传说的由来、祭拜蚕神的意义以及轧蚕花活动的含义，增进了对当地蚕桑文化知识的了解。后者的实现过程是口传性的，当地农技人员利用蚕花庙会这一蚕农的群体性活动的机会，教授蚕农科学养蚕的知识、疾病防治措施等科普知识，为蚕农解析养蚕过程中的困难，增长了蚕农在养蚕、收茧方面的文化知识，为做好当年的蚕事活动提供知识的保障。
含山蚕花庙会举办多年来，参与人数逐年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围绕蚕花庙会这一主题的活动也每年都在增加。比如，最近几年内，地方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蚕花庙会期间组织多台文艺演出，举办文艺下乡活动。他们在含山脚下搭起舞台，为前来游含山的蚕农演出越剧、黄梅戏、相声、小品、魔术等蚕农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含山当地的文化传媒公司也多次举办新时代蚕花娘娘的选拔活动，为蚕花庙会增添了时代的气息，促进了蚕桑文化的形成。因而，一度吸引了周边河山、洲泉、练市、新市等乡镇，以及上海、杭州、南京、湖州等市民前来参加，体验这一传统民俗文化。
随着含山蚕花庙会成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每年清明假期前来含山体验蚕桑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再加上当地政府的旅游营销和旅行社的积极策划，当前含山蚕花庙会已经成为清明小长假长三角地区的旅游热点项目之一。杭嘉湖平原这一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将散发出灿烂的新光芒。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定位
城乡教育一体化本身是一种目标性的表达。它是指城乡教育的发展达到一体化的要求与目标。认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定位，是与认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动因及其内涵密切联系的。有论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衍生概念。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要以理解城乡一体化为前提，或者说，“理解城乡一体化是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关键”[1]。在这种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城乡教育一体化乃是紧紧服务于城乡一体化。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确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始于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一目标，又是基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2]。在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则把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2022年前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任务。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均进一步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农业农村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颁布。在《规划纲要》的第二篇“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继续强调“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3]。
通过以上政策回溯，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我国提出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努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目标，乃是紧紧地着眼于农业农村的发展，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基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和国家制度安排，推进城市化与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同时进行，不可执于一端。正是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推进，构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一体化。
从另一层面看，这里的“一体化”，其要义是消解长期以来因制度设置的不合理而导致的城乡分隔及对农村发展的严重制约与障碍，从而使城乡发展协调均衡、相互促进、融为一体。这一目标的提出，从整体上看，一是基于根治“三农”问题的必要性，二是基于形势发展的可能性。所谓必要性，是指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我国“三农”问题在逐步化解，与此同时，制约“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也在凸现，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制度的障碍依然存在。有学者指出：“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个结构问题、体制问题。”[4]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在表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是根治“三农”问题的关键。所谓可能性，是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心理及制度基础已大体形成。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在整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也表明，破解“三农”问题体制机制障碍的时期已经到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目标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或者说，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本身包含着城乡教育一体化。由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紧紧指向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指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因而也是紧紧指向农村教育的新发展，或指向农村教育的更好发展。提出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其基本要求依然是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加大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力度，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公平发展。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又意味着需要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包括破除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从根本上消解导致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的制度阻力与障碍，从而为今日农村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城乡教育的共同繁荣与发展营造更为良好的、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应该予以特别认识的是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关联。可以这样认为，城乡教育一体化离不开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是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阶段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状态，是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指向的一种新的目标或者说新的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城乡教育一体化较之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是一种更高位的概念。城乡教育一体化建立在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基础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得到大力推进，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蕴含于城乡一体化中的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的目标与追求，为今日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分解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可视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对此，我们可以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予以深入认识，并对这一目标进行分解。《教育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思想，确立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同时确立了“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和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的战略目标。依据上述总体战略，《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的任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并明确了教育改革发展的保障措施。而在深入认识与理解《教育规划纲要》的内涵与精神时，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与亮色，这就是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新的重视与关注。无论是“总体战略”中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还是“发展任务”别强调重点发展面向农村的教育，或是“体制改革”中强调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又或是“保障措施”中凸显对农村教育发展的保障，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出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精心设计与安排及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新的追求与期待。这种追求与期待，概而言之，正是指向城乡教育一体化。尽管《教育规划纲要》没有频频使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概念，但却深刻地体现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旨意与目标。因为其所指向的农村教育发展，正是着眼于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的发展差距，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和一体化发展。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目标表达。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中，城乡教育具有类别性、层次性，城乡教育的一体化也将呈现出动态的、不断推进的发展过程。这里，有必要结合《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与要求，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予以分解，以期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的实施有更清晰的认识与把握。现阶段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可分解为如下基本目标或具体目标：
1.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体化义务教育的统一实施本身蕴含着一体化的要求。对此，《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鉴于义务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乃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目标，也是首要目标。时至今日，我国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采取了诸多措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不断取得明显的成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尤其是义务教育质量发展差距明显。现阶段影响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突出问题还是资源配置问题。相对于城市义务教育的资源状况而言，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或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始终是制约义务教育良好发展的瓶颈。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乃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制度的阻隔与障碍。现阶段农村义务教育中突出存在的优质教育资源缺乏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结构问题、制度问题。如何进一步消解这种结构与制度障碍已成为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2.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有要求，也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具体目标之一。《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和“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任务，同时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教育规划纲要》的这些要求实际上蕴含着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较为突出，远远大于义务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在为数不少的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未能进入学前教育机构的农村儿童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机构虽有设立，但其设施、条件及师资状况与城市学前教育机构相差甚远。缩小城乡学前教育的发展差距已成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任务。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无疑是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
3.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体化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一体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与重要目标。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不仅是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向前推进的需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要求培养新型劳动者，其中包括培养农村转移劳动者。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客观上对提供有效的职业教育服务有着深切的需求，这也对实现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时至今日，我国城乡职业教育均有了较大发展，但城乡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在不少农村地区，尤其是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普通教育或基础教育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统筹，把面向城市的职业教育和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从而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
4.城乡继续教育发展的一体化“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是我国中长期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应包含统筹城乡继续教育的发展和实现城乡继续教育一体化，因为这是构建国家终身教育体系和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是指向全体人民的“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教育体系，这里的全体人民自然包含全体城市人和农村人。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也自然意味着既要形成学习型的城市社会，也要形成学习型的农村社会。如果中国的农村社会不能形成学习型社会，又如何能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作为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其对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和实现城乡继续教育一体化必然有着深切的要求。现阶段推进城乡继续教育的一体化，重点是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在进一步促进城市继续教育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继续教育，促进农村学习型社区的广泛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新”，应该鲜明地体现在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上，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实践。实践中已开始形成种种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由此也开始形成一些新的经验与模式。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已初步形成一定的共识，但也需要继续讨论与探索。在此，结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同时也结合实践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就如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选择谈如下几点认识。
1.继续加强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新世纪我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上述方针同样适用于发展农村教育和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已不断实施种种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然而，反观新世纪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在肯定已取得的进展与成效时，也能感受到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突出的问题是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尚不平衡。例如，重于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弱于对农村非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效果还存在较严重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在支持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农村教育“被城市化”的倾向。城乡教育一体化被演变为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如此实施方略，值得深入反思。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是体现在《教育规划纲要》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在继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认识以下问题：何谓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农村教育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怎样的支持才是最合适、最有力的？无论如何，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最终必须真正落实在“农村教育”的发展，而不是“去农村教育”的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自然也是使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更均衡、更协调地发展，而不是使农村教育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也需要更好地落实到支持农村教育更加自主、更有特色的发展上。在另一层面上，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也需要更深刻地体现为一种系统地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要继续体现在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质量的提升上，同时要体现在大力促进农村非义务教育的发展上。要在继续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农村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支持。
2.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可视为针对城乡教育的非一体化而言，即针对城乡教育现存的二元结构和二元制度安排而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需要不断破解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与二元教育制度。这是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必由之路。对此，我国已有诸多学者予以论及，实践中的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然而，着眼于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体制改革仍需加强与深化。而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深化对改革哪些教育体制的认识，同时要深化对如何改革或者说改革方式的认识。《教育规划纲要》对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这些新的任务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解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促进城乡教育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在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我们要结合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强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等。在现阶段，尤其要深化以“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为重心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努力建立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估机制。
在政策环境的诸多因素中，社会经济状况、制度条件、政治文化因素较为突出与重要。而社会经济状况、制度条件和政治文化因素又深切地蕴含着政策性，烙下了十分鲜明的政策印记。它为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奠定了政策基础和创设了环境条件。从实践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宏观政策的变革也与教育政策的变革相伴相随。学者们习惯于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社会发展划分为三大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1949—1966年)、”时期(1966—1976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7年至今)。这三大时期，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阶段。例如，前十七年”可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两个阶段①;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也可分为:拨乱反正时期(1977—1984年)、推进体制改革时期(1985—2002年)和深化改革时期(2003—)。②无论是分为三大时期还是具体地分为更多阶段，都是以政策为视角的划分，是与主导社会发展政策的变化相联系。正是政策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时期，也铸就了不同的时代。新中国60余年农村教育的发展深受政策的影响。这种政策影响既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具有差异性。60余年的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农村教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不同的发展状况。这种特点与状况深刻地反映出政策的作用与影响。
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经验
60余年农村教育的发展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与标志。60余年国家教育发展的成就包含着农村教育发展的成就，同时也因农村教育发展的成就而彰显出国家教育发展的成就。2009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9．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7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实现的可喜发展显然与农村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农村教育的大力发展才可能使我国小学、初中、高中乃至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今天这样较高的水平。也正因为有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才可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教育的发展不能不追溯农村教育的发展，而追溯农村教育的发展又不能不追溯导致其发展的政策动因。60余年农村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留下了可贵的政策遗产。这里，仅从政策的视角，先对引领和促进新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经验作一分析。结合对农村教育发展的考察，我们可以把60余年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经验分述如下:
经验之一:在确立国家教育发展的政策目标中，始终把农村教育发展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追求，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指向。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④，这可视为对国家教育性质的表达。这种表达，显现出国家发展农村教育的愿望与意志。因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农村人口如大海的国度。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不能不关注农村人口的教育。随后，国家进行了学制改革，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实行新的学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赋予农民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以保障农村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揭开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新篇章。1966年至1976年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严重动乱的时期。”中的农村教育，一方面受到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的严重干扰与破坏，另一方面也还在维持形式上的低水平发展。1977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拨乱反正，并迅速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包含农村教育的拨乱反正，这与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变革相联系。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予以颁布。这成为引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教育政策文献。《决定》确立了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体制改革要求和教育发展任务。这赋予农村教育发展新的要求与使命。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进入新的时期。新时期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被进一步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农村教育的发展在新世纪国家教育的发展中也受到新的重视，受到更大的关注。新世纪以来我国颁行的重大的教育政策中，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发展农村教育的政策导向。其中突出的是，2003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予以颁布。这一《决定》，清晰地阐释了新时期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农村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对如何加强农村教育工作作出了系统的全面的政策部署。之后，国务院又出台了多种旨在保障和推进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和另一个十年正在开启之时，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规划纲要》中，继续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成为十分突出的政策内容与政策要求。《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为现阶段农村教育的新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从上述简要回溯中，我们可以清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是如何将农村教育发展列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及重要的政策地位。由此也使农村教育发展有了一以贯之的政策保障与政策支持。这构成了60多年农村教育发展的首要政策经验。
经验之二:在政策层面上，自始至终把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也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60多年来中国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积累出独具特色的政策经验。
其一、通过确立并适时调整国家普及教育的目标，以及通过制定普及教育的专项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村普及教育的大力实施。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国家就确立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民子女能够享有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并能受到基本的教育。1950年代至1960年代，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一直在努力推进中。历经”，到了1970年代末，国家再度强调切实普及小学教育，重心依然是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家适时提出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随后，国家制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专项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使全国所有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实施有了法律要求与保障。#p#分页标题#e#
其二、在强调加强各级政府责任的同时，重视调动农村自身的社会力量或民间力量共同致力于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60多年来，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在资源供给上，一方面依赖于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则通过特有的政策设计，大力调动民间资源，以为农村普及教育提供物质基础。在我国普及义务教育就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依靠群众的力量协助政府克服经费的困难。”①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两条腿走路”，到1980年代之后的征收农业教育费附加和集资办学，都展现出农村教育集体办”，或农村教育农村办”、或人民教育人民办”的特有模式。尽管这一模式中也潜存着农村普及教育资源供给的某种困惑与艰难，但从总体上看，依靠人民办教育，是发展与改革中国农村教育的重要基础。”②这也构成了中国农村普及教育的典型政策经验。
其三、实施特别支持政策，促进贫困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60多年来，国家的扶贫战略包含着教育扶贫。消除教育贫困与消除经济贫困一样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内容与任务。消除教育贫困甚至是更为优先的政策要求与政策行动。为此，国家通过增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促进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此外，还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募集社会资源支持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如推进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和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正是这些特有的支持性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因此，特别支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也成为一种可贵的政策经验。
经验之三:在国家持续实施的扫除文盲的战略中，始终将扫除农村文盲作为国家扫盲的重大政策任务，并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推进农村扫盲。数十年来我国农村的扫盲工作一直在努力向前推进，扫除农村文盲既被视为一种庄严的政治任务，又被视为全面提升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奠基工程，成为农村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成为国家推进全民教育的基础工程。推进农村扫盲工作的重要政策经验是:遵循国家扫盲的要求与标准，采取运动式”与持久战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农村扫盲;采取多种形式，并充分利用农村中一切可利用的教育资源进行扫盲;把扫盲教育同普及农村初等义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既通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又通过有效的扫盲教育促进义务教育的开展;把扫盲教育同开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即把学习文化同学习农村应用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把扫盲教育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扫盲教育与培养新型农民结合起来。此外，坚持以国家确立的扫盲标准(包括个人脱盲标准和单位扫盲标准)对农村扫盲的结果状况进行达标”评估与验收也是一项重要的扫盲政策经验。
经验之四:确立农村教育为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政策导向，在大力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大力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变革也突出地反映在通过新的政策颁行引领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新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这其中包含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此后，我国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成为重要的政策指向，也开始成为切实的政策行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形成的基本政策经验是:1．在全国各地农村，通过设立起县乡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心，以使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有了组织和制度保障;2．通过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县域职业中学，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培养劳动后备军;3．实施支持性政策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中央和地方政府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对职业中学的学生予以经费资助;4．努力推进农科教的有机结合，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密切联系，增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5．适应农村经济结构与农村社会的转型，变革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目标，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功能，即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为培养现代农业劳动者和建设新农村服务，同时为培训转移劳动力服务，为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服务。
经验之五:以独具特色的师范教育制度设计和大力发展师范教育以为农村中小学培养与培训合格师资。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关键也在教师，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独具特色的师范教育制度设计和大力发展师范教育以为农村中小学培养与培训合格师资。具体政策经验是:其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尤其通过发展中等师范教育和高等师范专科教育为农村中小学培养合格师资。其二、通过建立多级教师培训体系，为农村中小学培训师资。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发展的省级教育学院和兴办的地市级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院，以及县级教师进修学校，主要承担着为农村中小学培训师资的任务。数十年来，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合格率的不断提升，也与教师培训机构的设立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密不可分。其三、随着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转型，我国新型的教师教育机构在继续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养与培训，不断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合格标准与水平。我国师范教育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由此也可以视之为发展农村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政策经验。
经验之六:结合农村实际，以开放性的政策安排保障农村教师的供给，并以支持性的政策巩固和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国家在大力进行中小学的公有化改造，但在农村，依然允许民办学校的存在，允许民办教师的存在。在”十年间，我国师范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教师的培养工作多年陷于停顿状态，农村基础教育的维系面临师资缺乏的严重困扰。此时，充实民办教师成为必要的政策行动。大量增加民办教师的政策推行，化解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公办教师供给不足的矛盾。”之后，在对待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上，我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精神，实施了积极稳妥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政策，妥善地将绝大多数农村民办教师通过多样化的途径转为公办教师。这一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政策实施，对巩固和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也对维系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一种可贵的政策经验。在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上，我国还特别实施了种种支持性政策。如制定支持性政策与措施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条件，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鼓励城镇中小学教师定期到农村学校任教等等，种种支持性政策的实施对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p#分页标题#e#
经验之七:针对不同时期农村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与矛盾，制定专项政策，启动专项工程，采取专项行动，以适时地破解难题，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是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与矛盾中前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农村教育的发展都会遇到较为突出的问题与矛盾，能否及时关注这些突出问题与矛盾?如何化解问题与矛盾?这是对教育决策的重要考量。数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面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与矛盾时，正是通过适时地将突出问题作为政策议题，制定政策解决方案，并调动政策资源，采取破解难题的政策行动。其中一个典型的政策解决方式是:制定专项政策，启动专项工程，采取专项行动，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1980年代以来我国针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先后启动了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等。在启动专项工程的同时，还针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新问题新特点，适时制定和实施新的旨在化解问题的政策。如通过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等。制定专项政策、启动专项工程、采取专项政策行动对不断化解农村教育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由此亦成为一种政策经验。
经验之八:通过政策试验引领和推进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数十年来，为了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我国十分重视政策试验的先行。所谓政策试验，主要是指农村教育的改革，通过新的政策设计，设立改革项目和改革试验区，从而以项目运作和在试验区进行试验的方式进行农村教育改革，以此探索改革经验，进入推向全面。农村教育政策试验多种多样，有单项教育改革试验，也有综合性的教育改革试验。有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有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有农村小学教育改革的试验、有农村初中教育改革的试验，也有农村职业教育或成人教育改革的试验等。典型的试验如1987年国家教委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决定在河北阳原、完县、青龙三县建立河北省农村教育改革试验区”，试验区的改革试验，确定以为农村培养合格劳动者为主要目标，通过改革，逐步形成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机制。随后，农村教育改革的试验区逐步扩大。①1989年，国家又建立百县综合改革试验，以为实施燎原计划”和推进农科教结合提供示范。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在1990年代一直在深入地推进。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试验先行。如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验区，进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等。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把实施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作为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措施。其中不乏关于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的实施。政策试验贯穿于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引领着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之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经验。
经验之九:与时俱进地变革与创新农村教育政策，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与推进农村教育的新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确立了科学发展观，这使得我国教育的发展，包括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宏观政策的引领。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出发，更加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将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以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和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新的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制定与实施着一系列旨在加强农村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以推进农村教育的新发展。新世纪农村教育的发展，从实践的层面看，已在努力遵循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和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政策要求，加大发展力度，创新发展模式，进一步建构系统化和综合化的发展体系。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不同类别的教育发展都在受到政策的重视，有了新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教育也因此呈现新的发展局面。正是从新世纪农村教育发展的新局面中，我们可以认识与时俱进地对农村教育政策进行变革与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也可由此形成新的政策经验。
简要结论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农村教育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政策经验，这些经验”充分说明了政策的强大影响力与作用力，说明了农村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影响的至深至切的关系。正是这些经验”反映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亮点与特色，也由此开拓出农村教育发展的中国式”道路。新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经验，集中而言，可归纳为其所具有的农村性”。这种农村性”突出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高度重视农村教育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农村教育发展，不仅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与内容，也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与内容。二是教育政策与农村教育发展具有较好的适应性或适切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
三农问题为何成为焦点？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以上几项措施虽被认为有益于解决三农问题，但却仍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它不仅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可以说，它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神来之笔，是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
新农村建设意义何在？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制定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十六届五中全会立足农村实际，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它不是一般性的口号要求，而是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阶段“三农”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是新形势下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举措。
建设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总的来看，农村面貌依然落后。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
1978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粮食产量由6095亿斤增加到9680亿斤；
肉类产量由856万吨增加到7700万吨；
农业增加值由1018亿元增加到22718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255元；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5．5％；
农村贫困人口由2．49亿人减少到2365万人。
古人说：“食为政先”，“农为邦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的安全、粮食的安全至关重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建设新农村，是处理好城乡工农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但改革重点转到城市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增收放缓，城乡收入差距又明显扩大。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如果农业发展慢、农村不景气，那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家的整体实力有了显著增强，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必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互促互动、和谐发展。
建设新农村，也是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当前，我国内需不旺，产能过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不足？关键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收入不高，手中没有钱。目前约占总人口2／3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若能让这一庞大群体的钱袋子鼓起来，有了足够的购买力，中国农村市场才能真正打开，扩大内需才有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通过新农村建设，切实促进农民增收，我国经济发展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正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吹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嘹亮号角。
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凝聚着我们党几代领导人为发展农业、造福农民付出的心血和智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二五”和“三五”计划时，中央就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强调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农村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中央文件也有过相同或类似的提法。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一个历史上多次提过的话题，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课题。
2004年9月，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那么，今天我们党鲜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到底有什么新意呢？
第一，背景“新”。以往强调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化开始或者初期，更多的还是要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现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力也有了持续发展，农村的经营体制也不断完善。这些，就使新农村建设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第二，思路“新”。现在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更加明确。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目标、发展内涵、发展动力的理解和把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建设新农村，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五个统筹”，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走出一条又快又好发展的新道路。
第三，目标“新”。建设新农村，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农村的具体反映，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布局更加全面。
第四，方式“新”。这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明确要加大国家投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同时，为保证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干部的培训和教育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特别是强调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逐步把行之有效的支农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形成连续稳定的支农政策和制度，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可见，这次新农村建设的运作方式更加科学有力。
可以说，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贯穿了科学发展的思想，包含了农村现代化的新内容，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反映了农村全面发展的新要求。
新农村建设是否等于“新村庄建设”？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各地纷纷付诸行动。但有些地方在具体实践中，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把精力更多地用在了“村容村貌”的整饰上。有的脱离自身实际，或者修华而不实的广场，或者盖“农民式别墅”，或者搞和城市一样的“精品小区”，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此种种，反映出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上还存在误区。
应该说，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可见，新农村建设决不是简简单单的“新村庄建设”，而是彼此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五个方面构成的一个系统工程。
当然，“新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但村容村貌建设能搞到什么水平、什么程度，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把重点放在整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节约使用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上。要防止盲目照抄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谨防搞不切实际的大拆大建，谨防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新农村如何“建设”？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都十分明确，关键在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全面正确地理解建设新农村的科学内涵，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十一五”规划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坚持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相结合，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把具体规划制定好，把分阶段实施方案安排好。要通过全面推进农村改革，逐步建立起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机制、发展机制、工作机制和参与机制。特别是已经出台的各项支农措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逐步把行之有效的支农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形成连续、稳定的支农政策和制度。
新型农民的有关要求
“有文化”，就是要求农民能说会写、自主自强、崇尚科学、诚信友爱、知法守法；
“懂技术”，就是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技术素质，至少要熟练掌握一到多项生产技能和技巧；
“会经营”，就是要求农民具有一定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能合理配置人、财、物和土地等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活动，获得高的经济效益。
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入手，统筹安排好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首先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既要挖掘农业自身的增收潜力，也要拓展农村内部的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农村外部的增收渠道。二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重点办好“水、路、电、气”四件大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环境。三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切实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范围，提高补助标准，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进一步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亿万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切实防止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2％，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7．3％。正如许多农民兄弟自己说的那样，“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尽早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2004年下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少取、多予、放活”六字方针；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下发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方面工作；2007年下发的《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2008年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加大“三农”投入力度；继续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村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体制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大对于农村的各个方面的投入；2009年下发的《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文件重点突出农业发展与促进农民增收；到2012年下发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连续第7次锁定“三农”.也表现出党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
一系列的农村新政策使得农村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一系列直补政策实现了农业连续6年增产增收，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的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内的经济的发展。最近在广州等地出现的“民工荒”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展示出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农民年年背井离乡的奔赴外地之后，国家的惠农政策让他们认识到在农村也可以有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和气象。
农村发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农村发展亟待人才支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中，93.8％的人把城市作为首选的工作地点，不足7％的人首选愿意回到县城、城镇或农村工作。一方面说明农村的条件依然很差，国家应该给与更大更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学生对于农村的发展没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应该加强引导，引导大家看到农村所存在的机遇。
农民一直就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关系着中国的社会稳定。在现在生产建设时代，农业也是工业、服务业等的基础和支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三农”。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国计民生的大事，占国家3/4的农民能
在文件公布之际,多年从事“三农”工作、参与新世纪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与以往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相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有什么不同的背景和考虑?
陈锡文:新世纪以来的前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对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在特定背景下出台的,是个风向标,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体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去年,面对历史罕见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粮食再获丰收,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民转移就业稳步增加,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村社会安定和谐,总体形势明显好于预期。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今年这个文件主要是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一是要用统筹城乡发展新理念解决“三农”新问题。在新形势下,农业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用统筹城乡发展新理念加以解决。农业农村工作不能就“农”说“农”,要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经济走势联系起来考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分析解决农业农村问题。
二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农业决不能出问题。尽管我国宏观经济比较早地回升向好,但基础仍然不牢,进一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任务还非常繁重。2010年要在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家首先意识到,必须把“三农”工作做好,这是最基础的支撑,决不能出问题。
三是农业农村形势好的时候,恰恰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连续6年增产增收后,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农业受自然因素、市场因素影响大,基础仍然脆弱,应该居安思危,倍加珍惜。
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这句话含义深刻,如何理解这句话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关系?
陈锡文: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多改革不考虑统筹城乡发展就无法推进,因此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
这句话的重心在后半部分。统筹城乡发展是手段,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是目的。尽管我们连续6年丰收,但根基仍然不牢。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句话: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非常符合现实。这几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这样的好局面,最根本的是政策好,是强农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但是一旦放松,就很难说。
要夯实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基础,还包括对“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基本认识,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突出强化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层体系,大力加强农村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记者: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四句话,明确了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基本思路。与以往相比,今年这四句话有什么新意?
陈锡文:有继承,也有发展。稳粮保供给,就是要继续抓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保持市场稳定和价格合理水平,防止粮食生产出现滑坡。这个问题必须常抓不懈。
增收惠民生,就是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努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过去6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平均在6%以上,必须坚决防止农民收入陷入徘徊。
改革促统筹,就是要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决防止在统筹城乡中忽视和放松“三农”的倾向显现抬头。
强基增后劲,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强化基础支撑,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打牢基础,我们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后劲。
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那么,什么是非传统挑战?
陈锡文:传统挑战好理解,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些老问题。非传统挑战更多指的是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农业的传统功能主要是生产农产品,现在生态、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这几年美国、巴西等国搞生物质能源,虽然其总量不超过15%,但由于资本市场的炒作因素,反过来对农产品市场影响很大。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农民外出后,既不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一是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二是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日益加大。这种新形势既带来机遇,也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五个“把”,非常精辟,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陈锡文:你说的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吧?这几句话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去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的确非常精彩。
经过党的十六大以来7年多时间的改革发展,我们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农业农村发展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特殊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文件中的这五句话,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第一句话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这与总书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一脉相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提出这句话正当其时。
第二句话是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这几年,大家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呼声很高,既有一次分配的调整,也有二次分配的调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居民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体现在民生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除了在一次分配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善农村民生。
第三句话是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去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民得到实惠,但同时推动了这些制造业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内需。只要农民有购买力,农村市场还可以扩大,我们的发展余地宽得很,空间大得很。
第四句话是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和工业企业,农业也有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而且任务相当繁重,必须用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耗能水平虽然不太高,但总量惊人。一年消耗5000多万吨化肥,那都是煤和油气变过来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国家整体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第五句话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新农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记者:您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我国近年来的农业农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文: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抓好“三农”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对起草2010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支撑。所以大家对起草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认识很一致,各方面都认为必须写,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标志,是个导向。
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2003年年底我们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中央明确提出,一是降低农业税税率,而且在黑龙江和吉林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后来这些补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产粮食775亿斤,使那一年成为历史上增产量最大的一年,把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下子缓解了。
这几年补贴项目、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去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去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强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属于进一步加强,好政策要延续,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
记者:如您刚才所说,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而且强农惠农政策在不断强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陈锡文:今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亮点很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新亮点:
一是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上有新政策。文件提出对“三农”的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12个字,意义重大。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是个更高的要求。
呼吁多年的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新突破,农发行要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中长期政策性”这6个字,意味着在今后的农业建设中,有相当多的信贷资金要进来,弥补长期以来政策性贷款资金的空白。
二是在改善农村民生上有很多新举措。比如文件专门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现在家电下乡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用电量明显增加、用电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些负荷小、电压不稳定的线路显然已经不适应需要,这一新措施将有力拉动内需。
三是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出了新机制。比如农民用“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内搞公益设施建设,财政给予相当的补助,干就补,不干就不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这次要扩大试点规模,肯定要大大推动农村的公益事业建设。
四议两公开”制度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类似做法,很多地方都在搞,效果不错。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怎么更好地发挥党员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好村支委和村民委员会两委的关系。过去我们要求建立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四议两公开”等做法就是实现这一机制的具体形式。
记者:这样看来,今年一号文件确实亮点不少,非常鼓舞人心。您怎样看待今年我国“三农”发展总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