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中国的高货币化日益明显的现象,本文从货币分析理论的角度出发,使用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中国高货币现象进行分析及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较大的国内信贷规模与外汇储备水平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并不断完善现行的汇率体制改革,从而促使货币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货币分析理论；国内信贷；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77-02
M2/GDP作为金融增长的衡量指标,被广泛用于分析一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是展现一国货币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良好指标。在过去三十余年中,中国的M2/GDP水平持续升高,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日益明显。本文试图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认清中国现有的M2/GDP比率是否属于正常状态,最终为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给出理论依据。
1文献综述
M2/GDP即广义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通常被学术界用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M2/GDP指标最早应见于Mckinnon（1973）对金融深化理论的开拓性研究,用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发达程度方面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带来的高货币化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曾令华（2001）归纳了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成因,即储蓄率高、居民储蓄增长快、证券市场不发达、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单一、货币流通速度慢、对M1需求相对多等。刘明志（2001）发现M2/GDP除长期走势之外,还呈逆周期变动趋势,原因在于由谨慎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具有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从货币化进程角度来看,易纲（1996）提出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假说，认为中国M2对GDP比率升高的原因是经济的货币化。另外,刘亦文,胡宗义（2010）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受边际消费递减导致高收入阶层资金储藏量大；利率、汇率机制缺乏有效弹性从而导致央行被迫发行基础货币也是M2/GDP畸高的成因。
2货币分析理论与中国高货币化
2.1货币分析理论
货币分析法原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用以分析国际收支的理论方法。货币分析理论有三个假定：一是从长期看,一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货币供给不影响实际产量；二是货币需求是收入、价格和利率等少数几个变量的稳定函数；三是国内价格、利率和收入等变量都是外生的,不同国家的商品或金融资产价格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即存在所谓“一价定律”。
根据上述假定,货币分析法采用最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表示其中心理论,即：RM-D,其中R代表国际储备,M代表货币供给,D代表货币当局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即国内信贷。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反映的是货币供给量对货币需求的对比关系和调整过程。当货币供给量与国内信贷所决定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相一致时,国际收支便处于平衡。同时,可以看出,一国的货币供给分成两部分：国内创造部分D和来自国外的部分R,即货币供给可表示为：MR+D。
由于M所代表的一国货币供给量即是广义货币供给量M2,因此,本文将利用该理论来分析M2/GDP畸高的成因,即可将M2对GDP偏高的因素分解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可理解为国内信贷所决定的国内货币需求对M2/GDP的影响,对外可理解为外汇储备所决定的国外货币需求对M2/GDP的影响。
2.2国内信贷对M2/GDP的影响
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国内信贷对M2/GDP畸高的贡献率直接地体现在信贷规模的扩张增加使得该比值分子增加,并通过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过程成倍的派生货币。当银行资产项目扩张速度大于负债和净资产增长速度,将引起信贷规模扩大,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又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使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成倍增加。同时,国内信贷规模的扩大也可能是投资或消费增加的一种体现,投资或消费是GDP的组成部分。因此,当投资或消费增加导致的信贷增加时,GDP等量增加,而M2成倍增加。
2.3外汇储备对M2/GDP的影响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行各种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实现双顺差。截止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高达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居民和企业获得外汇收入以后,通过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将外汇出售给央行从而得到等值的本币,导致央行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同时又被动的提供大量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又通过二级银行体系派生出更多的货币,从而使得M2成倍增加。
3实证分析
3.1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假定货币乘数是稳定的,货币供应来自于两个渠道：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因此,M2在数值上可用年度国内信贷总额与外汇储备总额之和来表示。
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和与M2/GDP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统计数据的单位不一致,因此模型中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来表示增长率建立回归模型。设定的模型1为：
LMGDPtβ1+β2LDCt+β3LFERt+Ut
其中,LMGDPt为M2/GDP的自然对数,LDCt为国内信贷的自然对数,LFERt为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
另外,在数据期间内,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过重要改革,尤其是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现汇率并轨,从实行双重汇率制到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变。这一重要事件可能对国内信贷量和外汇储备水平造成重要影响,于是使用邹突变点检验来判断1994年之前和之后的两段时期模型的回归参数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结果显示,回归参数在1994年前后有结构变化。因此,在第二个模型中将加入虚拟变量进行回归。设定的模型2为：
LMGDPtα1+α2DTt+β1LDCt+β2（DTtLDCt）+β3LFERt+β4（DTtLFERt）+Ut
其中,LMGDPt为M2/GDP的自然对数,LDCt为国内信贷的自然对数,LFERt为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DTt为虚拟变量。这里
DTt1，t为1994年以后
0，t为1994年以前
3.2数据选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1978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官方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很多也是始于1978年。因此,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3.3平稳性检验
根据ADF检验结果可知,在两个模型中,各时间序列的水平数据均为非平稳数据,但其二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由此可认为,M2/GDP的自然对数和国内信贷额自然对数与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残差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可以说明M2/GDP的自然对数和国内信贷额自然对数与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3.4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本文使用EVIEWS软件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总回归方程显著,即“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等变量联合起来对“货币化水平”有显著影响,但由于经济系统的惯性、经济活动的滞后效应等原因,使得变量产生自相关。因此,采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自相关。结果显示广义差分模型中已无自相关,同时拟合优度、F统计量也均达到理想水平。但是,模型1中解释变量LFER的系数仍不显著。当模型2根据邹突变点检验结果加入虚拟变量后,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回归方程显著性明显,同时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后自相关基本消除。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用中国的国内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水平来解释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具有说服力的。另外,通过比较可知模型2优于模型1,这说明1994年开始实行的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并轨对我国的国内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水平有重要影响,使回归模型发生显著变化。
4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根据货币分析理论基础和结合中国的实证分析,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由国内的信贷规模和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所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看成不正常的货币现象,而应该根据其影响因素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进行分析,进而改善我国的M2/GDP水平和引导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
4.1加强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
首先,要保持合理的国内贷款结构,引导银行体系资金及时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决策部门应针对信贷市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尽快制定并出台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规范对信贷市场的管理和维护。其次,注重信贷风险的管理,提高流动性和增强透明度。可以根据市场运行的特点,建立信贷市场统计、分析的基本指标体系和反映市场运行趋势的先行指标体系,构建有效的监测系统,为宏观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持。
4.2完善汇率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和对外贸易总额不断增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外汇储备过多一方面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加大汇率弹性,通过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防止和缓冲异常因素的冲击,保持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和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
4.3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78年至2009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但是,中国在人均GDP、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影响很大,存在较大的风险。所以,要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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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东亚货币一体化欧洲货币一体化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CurrencyAreas）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年在12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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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Monetary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写作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作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写作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