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服务业发展现状可持续发展
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准确把握其服务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发展服务业对推进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发展的深远影响。
1.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整体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房地产业稳中有升。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建区以来房地产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迄今为止，已建成住宅小区100多个，高层商办楼7幢，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米。
1.2商贸流通业发展迅速。近几年来，开发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比较迅速，麦德龙、易初莲花、农工商三个大型超市运行良好。茧丝绸市场、建材陶瓷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各类市场2011年完成成交额400多亿元，其中茧丝绸市场成交额达到240亿元。外商投资商贸领域项目逐渐增多，业态也越来越广，为我区的商贸流通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3餐饮休闲业渐成规模。近五年来，随着我区商住区块开发的逐渐成熟，区内餐饮休闲行业发展日益红火，迄今为止已开设了各类餐饮休闲企业共300多家。成为我区第三产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4生产业逐渐起步。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20年来招商引资形成的制造业集群为生产业提供了现实的消费市场和极大的发展空间，伴随着开发区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楼宇的崛起，原在市区的及一些新的金融、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相继转移到我区。迄今为止，在我区设立的各类生产企业和机构已有300多家，从而构成了我区楼宇经济的中坚，为开发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2.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2.1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人均GDP5000美元和10000美元是两个重要的经济发展节点，越过这两个节点后，经济产业结构和服务业的比重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前一个节点上，服务业产值比重迅速增加（主要是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而在后一节点上，服务业比重的快速增加则主要由生产业（即现代服务业）带动的。而2011年嘉兴市人均GDP达到12067美元，超过了10000美元的节点。按照上述经济发展的规律，嘉兴市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正处在这样的关键阶段，因此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将促进第一、二产业发展。
2.2发展服务业对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的促进作用
制造业是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目前拥有已投产工业企业1000多家（含个私企业），其中规模以上200多家，其间引进外资制造业企业共500多家。而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结构调整有赖于投入更多、更有效率的与“知识经济”内涵相吻合的各类服务，如研发、电子商务、电信、金融、信息中介、教育等。嘉兴在继续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联动发展，才能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
3.充分认识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3.1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持久动力。近年来，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一直在2%以下，且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是经济的支柱，但其发展到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短缺与对环境影响的矛盾制约，增长受到限制。而服务业需求潜力和增长空间大，这几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2加快发展服务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的重要突破口。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加快发展，一方新增就业人口，另一方国有企业减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城乡就业都面临很大压力。而服务业包括的行业门类众多、渗透面广、存储劳动资源的潜能大，已成为我省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3.3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当前，嘉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对吃、穿、用的质量需求不断提高，对教育、文化、旅游、住房、医疗保健等生活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
3.4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将促进金融、保险、技术、人才、房地产等要素市场的发育，带动法律、会计、审计、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为吸引国内外投资，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带动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综述
当前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如何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服务业发展的机遇就显得尤为重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结合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客观环境及现实条件，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扶持，促进本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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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善同、华而诚：《21世纪初的中国服务业》[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一、经济领域中政府职能的调适
政府职能从统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的理念，深入人心，是管理观念革命的转折点。目前，服务型政府在政治方面的职能因政治具有特殊性质而表现不明显，但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表现突出。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主权与人权是对立的，人权扩大是对主权的限制。但在国际社会中，各国的主权与人权是统一的，没有主权的独立，也就没有人权的保护。
人权最基本的两种权利就是生命权和经济权。经济权是生命权的保障，确保生命得以延续，为生命权创造条件和更好的环境。经济权与国家主权是高度一致的，无论在内或在外。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政治的强大和稳定。经济的繁荣又依赖于个人的经济权的扩大及经济活动范围的延伸。但是，洛克说了，人仅仅在自然法则下活动，人权和自由是得不到保障的，人的经济权也一样，仅仅依靠市场的自然状态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因此，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显得格外重要。管理能让市场处于有序的状态，保障公平竞争能力；服务能使经济活动更流畅，拓展经济活动范围和形式，繁荣经济的发展。经济权的扩大促进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展，丰富了政府职能的内容。
然而，在经济领域，政府不能过多地干涉经济活动，影响经济权的行使。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放任政策，认为政府应该实行不干涉政策，给予个人与企业最大的自由，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政府应该介入经济。经济实际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观干预和微观服务。相比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领域更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活跃多变的经济活动，向四面八方发展，每条线路都需要疏通，一旦一条线路堵死，它的洪流会返回来破坏其他路线而可能造成整体瘫坏，如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服务，以便扫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保证其顺利流畅地发展繁荣。为了防止市场绝对自由发展而使其调控作用失灵，政府必须加强宏观管理，制定好相关法律并保证其有效地实施。
在国际经济领域，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活动个体，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天生的本能。在遵守国际经济法的大前提下，各国政府都在挖空心思去扩大本国经济个体的经济权，扩大个体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国际市场。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切实有效地行使国际经济职能，为本国人们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努力提高本国经济实体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二、服务型政府的国际经济职能
在国际市场中，各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尽可能的平台参与国际竞争，扩展政府的服务范围和途径，重视企业能力的培养和信息的摄取。国际竞争力是衡量一国服务型政府的国际经济职能的标准之一。怎样更好地行使国际经济职能，是服务型政府正要思考的问题。
1.承担和减少风险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各国不可避免地要分担国际风险。迈克·b·德弗罗克斯（michaelb.devereux）和格雷戈尔·w·史密斯（gregorw.smith）认为，分担国际风险会使收入风险多样化，从而因呈现出风险厌本文由收集整理恶而减少储蓄。如果经济增长受外部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那么减少储蓄也就减少了经济的增长。这是他们从经济角度拿竞争状态下的增长率与理想增长率相比较分析而得来的结论。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是不需要外界管理的，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只能在竞争状态下存在。所以国际风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且各国正分担着这种风险。为了使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各国的合作显得格外重要，国际组织的建立也就变成不可避免。维护国际公平竞争，合理分担国际风险，比较理想的办法就是各国政府依法管理，竭尽全力服务。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加上国际法的缺陷与不足，是国际风险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目前，发达国家往往可以将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国家服务能力和力度的不够，国际风险会严重破坏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成功地转移了风险，事实上，国际市场的正常状态受到破坏，经济整体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进而也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发达国家因风险过大而采取风险规避，风险规避会影响商品的国际流通，而依靠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的发达国家自然会受到冲击。
为了合理地管理国际风险分担，各国政府必须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建立风险分担管理机制。2004年6月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nternationalriskgovernancecouncil，irgc）在瑞士政府提议下于日内瓦挂牌成立，旨在为科技评估建立一个国际科学辩论的平台，形成协商机制，对科技发展与风险管理进行研究。尽管irgc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国家信息通讯、国家电网）、食品安全、基因工程、生物和纳米技术等领域，但它只是对这些领域的失效或失控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风险进行研究，提供信息，并没有对国家怎样分担国际风险作出规定和管理方案，也没有包括传统风险的管理研究。随着国际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应该为降低国际风险、合理分担风险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公约，以保障经济权的流畅行使，使得科技发展为经济权的扩展铺路搭桥。
2.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政治秩序是不可分离的，国际经济秩序虽然是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但国际政治秩序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是转折性的。战前那种掠夺式的、弱肉强食的秩序是践踏人权的国际秩序，战后的那种大国推行强权政治，支配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建立军事集团，开展军备竞赛等，不是人们想要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在这种国际政治秩序下的对弱国进行软掠夺和剥削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不是世界人们想要的秩序。而相互尊重经济主权，充分尊重人们的经济权，各国政府通力合作，促进世界贸易公平交易、公平竞争，以达到双赢互惠的国际经济秩序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秩序。
转贴于
严格遵守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等，是维护正常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之一。任意违反践踏国际法的规定，为了本国眼前的利益，毫无顾忌地损害他国利益，是正常秩序的最大的敌人。例如，wto法，虽然是美国提倡的并承载了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理想，但它的存在不仅给发达国家带来贸易利益，而且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由此，美国屡屡违反wto规则拖沓dsb决议的实施引起其他成员的担忧和指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贸易秩序，不能因成员国的故意轻视而崩溃，各国有责任维护它的权威和声望。没有国际法的规范作用，国际贸易及国际经济都不会正常发展，畸形的秩序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整体提高，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好的国际经济秩序能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全世界人们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如果一个政权只想霸权于世界，利用经济实力的强势变相地掠夺他国，控制国际经济走向，那么它所得到的利益是眼前的短期的，因为它违反了基本规律——国家主权与个体经济权的统一性。任何政权靠侵占人权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换句话说，它不是服务型政府，而是强权政府。
3.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符合长远利益的重大课题，既关系世界各国当前的发展进程，又关乎本文由收集整理全人类未来的发展。
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大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国际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使得各国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蝴蝶效应”使得各国不得不关心国际社会的稳定及经济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发展差距越拉越大；新的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不断出现，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面临困难；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的转移，使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源消耗大幅度增长，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问题严重；加上包括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阻碍世界经济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的发展进程。然而，人类的共同目标应该是继续推进各国的合作共赢，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未来留下发展余地。
发达国家应该停止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停止将淘汰的高耗费产业转移到非发达国家，因为环境污染的不断扩展不会自动受限于非发达国家，就像空气是流动的一样，无法避免蔓延。高耗费产业消耗的不仅是非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的也是整个地球资源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发达国家变相的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勒紧了这些国家发展的咽喉。南北差距的拉大，会影响国际环境的稳定。
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跟紧时代的脚步，多学习，多参考，加强与国际接轨。重视科技人才，鼓励企业加入可持续发展行列，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风险相对而言比较大，那么在行使好国际经济职能的同时更要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需求。首先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分担国际风险时，尽量减少国际风险对国内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体系，采取各种抑制国内外市场力量、政治力量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①；尽量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风险的承担。除传统风险外，科技发展会带来新型风险，阻碍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发达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惜重金从事研究。我国应受到启发，具有超前意识，对风险管理问题重视起来。
其次，健全国内立法，加强法律实施力度，建立成一个既能与国际法接轨，又能形成国内自我保护系统的法治体系。比如，在修改或创制国内法以保证与wto法一致的同时，也要重视自我保护系统的建立，运用wto的有关法规，在绿色标准、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动植物检验、卫生防疫等方面，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自我保护体系②。遵守国际法是维护国际经济正常秩序的需要，所以，作为有较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保持对国际法的诚意，为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作出努力。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服务转型；微笑曲线；发展路径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6.06
中图分类号：F127；F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24-06
TheChoiceoftheManufacturingServiceTransformationPathin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AEmpiricalStudyBasedonSmilingCurve
ZHANGYuchuan，DAICheng，ZHANGJinxin
（SchoolofBusiness，HubeiUniversity，Wuhan430062）
Abstract：RegardingthelistedmanufacturingenterprisesinYangtzeRiverEconomicBeltasourstudyobject，andselectthefourmanufacturingindustrieswhosenumberoflistedenterpriserankedthetopfour.Thispaperdividesthenineprovincesandtwocitiesintothreepart，includingupperreaches，middlereachesandlowerreaches.Basedonthesmilingcurvetheory，itquantitativelystudiestheproblemoftheChoiceoftheManufacturingServiceTransformationPathofthetopfourmanufacturingindustriesbysubsectorsandsubregionalanalysisthe20122014paneldataofthetopfourmanufacturingindustrieslistedenterprises，anddrawingoutthesmilingcurvemapabouttheservicetransformationpathofthetopfourmanufacturingindustries，givingthechoicedirectionandtransformationstrategyofservicetransformationoflistedmanufacturingenterprises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Keywords：YangtzeRivereconomicbelt；manufacturingservicetransformation；smilingcurve；developmentpath
制造I服务转型是指制造企业由最初的单纯提供物品向现在的提供物品―服务包进行转变的一种动态变化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商的主要任务由提供有形产品向提供服务的方向发生着转变[2]。具体体现就是制造企业向市场所提供的物品中，服务成分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高[3]。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的研发和销售附加值较高，而产业链中游环节制造附加值较低[4]。在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和利润日趋压缩的严峻局势下，制造业服务转型是制造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获取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而采取的一种以服务为导向、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品质服务的变革过程[5]。研究表明，以我国服务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6]，服务产品在制造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7]，制造企业能够在产品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以获取竞争优势[8]。从国内外若干制造企业服务转型成功实例的经验看，通过提升制造能力、减少投入和消耗从而降低成本的方法同样可以提升企业的附加值，并带来微笑曲线的上移[9]。制造业在其价值链上地位的转变可以从营销等产业链的下游转变[10]，也可以同时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移动[11]。以价值链为研究对象，制造业服务转型可供选择的转型路径有四条，即下游产业链服务化、上游产业链服务化、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和完全去制造化[12]。因此制造业服务转型的路径不唯一，而如何选取最合适的服务转型路径是值得研究的。
从现有的文献看，关于制造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是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推导研究[13，14]，很少在微笑曲线的视角下进行实证研究。微笑曲线是以企业价值链为对象来刻画的，本文认为即便是同一产业（如制造业）中的不同分行业，甚至是同一分行业所处地理区域的不同，其“微笑曲线”的“微笑”程度也是不同的。此外，在对制造业服务转型这种产业融合模式的探讨下，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适合于此转型模式，制造业服务转型会受到诸如企业所处地理区域以及企业所属行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探索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不同行业制造企业的服务转型路径，并试图刻画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区域不同分行业的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微笑曲线图谱，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
1样本数据搜集与模型设定
11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文统计了长江经济带所有制造业各分行业上市企业的数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选取了企业数量最多的4个行业：机械、设备、仪表（C7），石油、化学、塑胶、塑料（C4），金属、非金属（C6）和医药、生物制品（C8）（行业名称后括号内为行业分类代码，本文将用此分类代码表示这些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这4个行业上市企业的数量为452家，占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所有上市企业的791%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报告每个行业的企业数量。。为了研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区域不同分行业服务转型的路径，本文按照地域分布将长江经济带9省2市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其中上游涵盖的省市有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中游涵盖的省市有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下游涵盖的省市有上海、江苏和浙江。
用研发投入利润率（R&DIPR）、制造投入利润率（MIPR）和销售投入利润率（SIPR）3个指标分别表示企业价值链研发环节、制造环节和营销环节的附加值。其中研发投入利润率、制造投入利润率和销售投入利润率分别等于企业的利润总额（TP）与其相应环节投入的比值，当相应环节没有投入时，其利润率为零。样本企业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样本企业在2012～2014年的年度报表，452家公司的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
12模型设定
为了量化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行业的制造企业在研发、制造和营销各环节的附加值水平，本文利用所搜集到的452家样本企业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用样本企业的利润总额（TP）作为企业附加值的衡量指标，以其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R&DI）、制造投入（MI）和销售投入（SI）作为企业分别在研发、制造和营销环节上所贡献附加值能力的衡量指标，以这些指标作为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综上得出本研究的回归模型：
TP=β0+β2R&DI+β2MI+β2SI+μ（1）
2微笑曲线的量化分析与绘制
按照样本企业所处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区域和企业所属C4、C6、C7、C8各行业的不同，将所搜集到的452家样本企业划分为12类，即长江经济带上游C4、C6、C7、C8行业的样本企业，中游C4、C6、C7、C8行业的样本企业和下游C4、C6、C7、C8行业的样本企业，利用Eviews72对模型（1）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基于表2的回归结果，以产业链各环节对企业利润总额的贡献能力即以上回归模型中研发投入、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这3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率）作为企业附加值的衡量指标，绘制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服务转型的微笑曲线图谱，如图1所示。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及图1所绘的“微笑曲线”图谱可知：长江经济带上游C4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制造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这表明由于地理区域和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上游C4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尚未呈现出一条固定的适合其发展的转型路径；长江经济带中游C4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中游C4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向下游产业链发展，以此将“微笑曲线”整体上移；长江经济带下游C4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的改没有显著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下游C4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减少或舍弃制造环节的投入，选择向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发展，因为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所以企业在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时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
长江经济带上游C6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没有显著影响，表明长江经济带上游C6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舍弃其研发环节的投入。长江经济带中游C6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产生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产生显著负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中游C6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的路径，因为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明显大于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因此企业在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路径的前提下，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下游营销环节；长江经济带下游C6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的增加对企业利润总额均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制造投入的增加对企业利润总额产生显著正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下游的C6行业应继续保持其制造业的发展，放弃服务转型。
长江经济带上游C7行业的企业在研发和制造环节的投入对其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其营销环节的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上游C7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向下游产业链发展。长江经济带中游C7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中游C7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此外，由于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因此在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的同时，应重点发展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环节。长江经济带下游C7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下游C7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向下游产业链发展，以此将“微笑曲线”整体上移。
长江经济带上游C8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上游C8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同时，由于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因此在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的同时，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长江经济带中游C8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利润总额没有显著的影响。且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因此长江经济带中游C8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同时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并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长江经济带下游C8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下游C8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向下游产业链发展。
C合以上描述，本文将长江经济带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路径选择方向列入表3。
3总结与启示
本文基于微笑曲线理论的视角，定量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属于制造业的前四大分行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的问题，发现制造业前四大分行业因企业所处区域和所属行业不同，其服务转型的路径也各有不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31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
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尚未呈现出一条固定的适合其发展的转型路径。由实证结果可知，其在制造环节的投入仅能产生较低的附加值，这些低附加值甚至会比该行业在制造环节上投入的资金还低，这是由于该行业的企业要想在制造环节上获得附加值，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该行业的企业完全可以将其制造业务外包出去，通过减少成本的方法来提高利润；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在中游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和下游产业链的服务环节上具备良好的竞争与盈利能力，因此其应该将发展重心落脚在制造环节和营销环节上，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独特的营销手段来发展固定的顾客群进而发展企业的品牌，获得更高的市场影响度；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因处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其在产业链的上下游服务环节中均能够获得较高的附加值，由于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的性质，其在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可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因此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同时发展上下游产业链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选择发展上游研发环节，通过研发获得品牌特有的核心竞争力，以此获取消费者的青睐。
32金属、非金属行业
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金属、非金属行业，在研发环节上的投入会显著地降低企业利润，而在其他环节上的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该地区该行业的企业应该舍弃研发环节，在技术上可以直接采用拿来主义，引进别人的技术，再消化吸收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技术，并结合区域以及行业的发展特性和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合企业长远发展的转型路径；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金属、非金属行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均具有明显的获利能力，而产业链中游制造环节的投入会降低企业利润，因此服务转型选择是完全去制造化，并由实证结果可知，其下游营销环节的获利能力高于上游研发环节的获利能力，因此处于该区域的金属、非金属企业可以先通过在营销环节上的投入来攫取较大的市场份额，获取一定的利润后再发展研发环节，通过研发技术获得属于企业产品特有的核心竞争力，稳固已获得的顾客市场并开拓新的市场，使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从而逐步走向金字塔的顶端；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金属、非金属行业，其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均没有明显的获利能力，而制造环节对企业利润的增加有显著的贡献作用，因此应该继续保持制造业的发展，放弃服务化转型。
33机械、设备、仪表行业
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在研发环节上的投入很难给企业带来较高的附加值，研发环节上的大量投入还会使企业整体的获利水平降低，因此应该重点发展其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努力做好产品营销，加强同其他区域其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企业的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升议价能力，在该行业的市场供应方面获得较其他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占领更大的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在其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上都可以获得一定的附加值，尤其是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可以获得高附加值，因此当该行业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使其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环节得到均衡发展时，可以优先发展上游产业链，通过研发技术确保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再向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发展，在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营销便可以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应从而进一步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其产业链的中下游均可以给企业带来附加值，但是相对于下游的营销环节，中游制造环节的获利能力更强，因此可以在保证制造环节正常高效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向下游营销环节发展，通过营销环节的投入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企业实现高额利润提供有力的条件。
34医药、生物行业
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命健康，因此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医药、生物行业，由于地理区域的限制，首先应该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研制出新的有利于人类生命健康的医药或生物技术，再发展产业链的下游营销环节，通过加强区域合作，获取更多的顾客群体，从而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医药、生物行业，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获利能力，但研发环节的获利能力最大，因此应重点发展研发环节，在具有一定的研发技术基础上，加大制造环节的投入，通过有效的营销将企业的成果推向市场；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制造环节和营销环节而言，在研发环节上投入的回报需要大量时间的积淀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应直接引用长江经济带上中游的研发技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营销环节，获取一定的市场份额，再通过区域合作将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游的医药、生物行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推向市场，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十三五”期间，面对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增多的挑战，适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形成经济结构的新动力，需要在重点领域的改革上实现突破性进展。
经济转型将面临哪些新趋势？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但经济转型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
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十三五”期间，将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估计到2022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从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从而使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差距从目前的17%缩小到10%左右。
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估计到2022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发达地区有可能达到60%左右。
对外贸易正处于从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转型。这将使我国在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合作优势。
经济转型将形成什么样的新结构？
“十三五”期间，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占比达到47%。从今年的情况看，年底达到52%大概成定局。估计到2022年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将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实现生产业的倍增。
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十三五”人口城镇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从目前的37%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主要依据是：第一，如果到2022年人口城镇化率达不到50%，与发展阶段、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第二，2011年全球人口城镇化率为52%，估计到2022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能接近或者达到全球2011年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规模城镇化率能达到60%，与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0个百分点。我的看法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有新思路，需要提速，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农民工”应当成为历史。建议尽快将户籍制度改为居住证管理，由人口的控制转为人口的服务。
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要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我的主要判断是：第一，“十三五”期间消费每年还会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第二，到2022年消费总规模将由2014年的32万亿元左右提高到45万亿～50万亿元。仅从消费总量增加的趋势看，“十三五”实现6%～7%的增长是有条件的、有可能的;第三，到202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65%的区间，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极其重要。
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占比过低成为对外贸易的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大约为20%，而我国仅为12.3%，估计到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达到20%左右。
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例如，我国工业部门的开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业部门50%左右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突出矛盾在服务业领域，关键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
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在服务业领域还比较突出。例如电信能不能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提高速度和效益，降低价格。同时涉及到生产业、生活业如何打破垄断。可以说，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本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中之重。
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增长转型全局。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加大，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要形成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就是说，服务业市场开放将成为“十三五”期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以改革投资体制为重点，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投资消费失衡是结构性矛盾中的突出特征，也是形成经济领域诸多风险的重要因素。我国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不仅在于基础设施领域，更在于与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生活业、生产业领域。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国有控股为主的大银行体制与经济转型、发展服务业经济和实体经济不相适应。以加快发展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尤为迫切，也是破解结构性矛盾、加快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财税体制要改革。目前，“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十三五”加快形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调整教育结构。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巨大压力。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加快发展，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应当得到缓解。从实践看，从一般性的劳动力到技能型劳动力的转型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人口的客观要求，问题在于教育结构与转型升级、发展服务型经济不相适应。“十三五”需要加快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改革。
纵深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激发市场，激活企业。例如，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尽快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尽可能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规范权力运行。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
一、江苏服务外包业发展亮点突出
江苏利用外资规模连续10年位居全国第一，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达357.6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其中，服务外包业迅速成长，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比已占到31.3%，成为江苏外资经济中的新亮点。
速度和规模增长迅速。2012年，全省完成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18.5亿元，离岸执行金额97.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3.6%和53.3%。目前，全省登记外包企业6524家，从业人员约84万人，在岸和离岸外包协议金额约占全国的1/4多。江苏企业的接包能力迅速提升，目前离岸外包业务在3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约有300家，4000万美元以上的超过20家，世界外包百强企业纷纷落户江苏。
集聚效应显现。目前江苏服务外包业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地，这些地区基础设施优良，人力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吸收的外资规模大。据统计，80%以上的外包业务收入来源于苏南地区，外包集聚效应日益显著。南京、苏州、无锡入围全国“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
业务范围及来源集中。江苏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软件、动漫创意、工业设计、医药研发、供应链管理、金融后台服务等领域，其中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等ITO业务份额最大，BPO（业务流程外包）和KPO（知识流程外包）等中高端业务也逐步发展。所承接外包业务主要来自日本、韩国和港台等地区，但近年来自欧美的外包业务量也增长迅速，总量已近一半，其中来自美国的业务已占离岸执行额的26.9%。
但是，在江苏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缺乏大型排头企业，只有零星企业跻身于全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行列，这与江苏经济在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二是业务主要以ITO等业务为主，高端业务相对较少，同质化竞争严重。三是外包企业仍以注入型居多，缺少知名外包品牌，竞争能力大多不强。此外，中介组织不够发达、园区建设不尽规范、融资难、高端外包人才缺乏等问题也是制约未来发展的因素。
二、国际服务外包特征及发展新趋势
服务外包是一种新的现代服务业形态，主要是基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实现，具有技术含量及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高、能耗低、污染少等特点。同时，因其与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使之具有可迁移性和交互性分离的特点。此外，服务外包具有轻资产特性，高度电子化和数据化的业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小，有利于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业务领域日趋多元并高端化。尽管当前在全球范围内，ITO业务规模占据着约2/3的份额，但BPO（业务流程外包）和KPO（知识流程外包）成长较快，2012年全球BPO业务估计已达到9750亿美元。服务外包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医疗、电信、人力资源、政务等新领域的服务外包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服务外包模式创新不断。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发包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纯的离岸外包模式正逐渐被在岸、近岸和离岸的混合模式、多层模式以及最佳地交付策略所取代。特别是云计算技术的引入，对传统服务外包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云平台的“云外包”模式把人、知识、基础硬件等服务资源集成于一体，可根据用户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智力和硬件设施等服务，开始成为服务外包的主流。
接包方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激增，拉美、亚太地区国家已成为主要承接方。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外包业有了长足进步。我国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成本优势，面临新加入的更低成本承接地的有力挑战。因此，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差异化竞争将成为未来竞争的主要方式。
发包方主体日渐多元化。当前美日欧仍是服务外包市场的主要发包方，约占了全球市场的90%，但是这种产业格局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另外，受经济复苏影响美国的服务需求重新开始启动，而债务危机则使得这两年欧洲地区的服务支出在全球所占比重明显下降。
三、以服务外包业发展
促进江苏外包业经济转型升级
应抓住全球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的契机，进一步明晰服务外包业发展的战略重心及产业方向，不应只关注规模，应更多地重视发展质量与内涵，借助服务外包的健康发展，推动江苏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
注重区域互补与梯队化发展。服务业的可迁移性和交互性分离特征，为区域有序、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苏南地区可利用其经济外向程度高和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率先实现外资利用由“量”到“质”的提升，重点承接技术含量较高的BPO和KPO业务，力争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对于苏中和苏北地区来说，应基于当地资源禀赋和已有产业基础，把握市场定位，抓住产业转移和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的契机，吸引外资梯度转移，重点发展以ITO为主的外包业务。
促进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当前，江苏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制造业向高端延伸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延伸，尚缺乏对服务外包业本身“结构提升”的关注，如能着力于服务外包业本身的内涵发展和与当地优势制造业的互动，将会对产业升级有着积极的影响。
先进的制造业需要由现代的、先进的服务业来为之服务。首先，服务外包要注意与当前主导产业间的互动与支撑，以促进现有主导产业的升级。同时，要注意加强对诸如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和生物工程等技术含量高、增长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新兴高端外包业务的发展，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推动本地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高端。特别要注意服务外包业本身的“结构提升”，更多地关注软件和信息服务、服务外包、科技、商务、教育培训、居民服务等成长性产业的外包业务，避免被锁定在ITO等低端业务中。
加强服务外包品牌建设。地区品牌与形象对承接服务外包至关重要。政府部门要结合当地产业基础和战略取向，有选择地引导和扶持若干重点服务外包领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吸引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整合现有资源，支持外包企业做大做强。打造“江苏服务”品牌，增强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推动江苏在现代服务业转移的浪潮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推进服务外包模式及内容的多样化。江苏服务外包业发展既要着眼当今世界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来源地，也要紧紧盯住进入国内及长三角的世界500强企业，承接跨国公司在我国国内的服务转包。其次，还要依托江苏较为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服务外包模式及内容的多元化。此外，可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来实现外包合作方式的多样化，通过知识资本化、劳动入股和远期期权等金融工具创新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展和结构提升。
建立较为完善的服务外包管理和引导体制。快速发展服务外包业，不仅需要政府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还需出台相关的政策及配套措施。要加快服务外包管理体制及具体政策层面的一系列创新，重点着力于建立服务外包管理体制。江苏服务外包的发展应与上海、浙江两地错位，推动服务外包由单点外包向综合外包转变，建立服务发包和承接方长期、共赢的合作机制，构建江苏创新型、高端化的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体系。同时，省内应加强对各市和示范园区业务定位的指导，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协调有序、共同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服务贸易
一、中国外向型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是中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12.3%，超过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平均增幅10.3个百分点，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6%，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10.8%，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也升至世界第三位。
中国外向型服务贸易中，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快速增长，其中咨询服务出口增长17.8%，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8.2%，广告宣传出口增长18.6%，金融服务出口增长122.5%。从贸易国别情况来看，2012年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是中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了3100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
二、经济全球化下服务贸易的特点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企业和个人对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服务的国际间流动逐步兴起，服务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虽然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原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对国际旅游收和国际运输收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不利，但是据WTO的统计，全球服务贸易总体上仍在增长。1990年至2012年的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为7%，高于同期货物出口增长率的6%，近几年，服务贸易也始终以高速度发展着。
（二）新兴服务行业也不断涌现，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调整
服务贸易不但发展速度惊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涉足的领域日益广泛随着全球科技产业化浪潮的不断发展，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到服务产业，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建筑设计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并迅速扩张。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贸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推动下，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商业零售等服务也迅速发展。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仍不平衡，但差距正在缩小
目前，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主体地位从规模上看，2012年发达国家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达74%，而且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顺差，从结构上看，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与经济实力、制度优势以及规则的制订权利，在发展迅猛的知识含量高的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存在绝对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结构上存在明显劣势，只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旅游及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有一定的竞争能力，比较乐观的是，发达国家有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服务贸易的趋势，这一趋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总体贸易发展不相匹配，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缺乏高新技术支持，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国际贸易地位不相匹配。
（一）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较低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吸纳就业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一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可用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来衡量。中国2012年的水平为42.1%，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60%～80%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55%的比重水平。
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在全球名列第3位，但是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试点的。
（二）服务贸易总体发展规模滞后
相对于对外贸易总额及服务贸易额的全球占比情况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服务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为10.35%，这不仅大大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如英国（30.13%）和美国（19.88%），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如韩国（14.68%）、新加坡（18.08%）和印度（37.23%）等。
（三）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
中国服务贸易项目结构单一，对货物贸易的依赖性较强，在货物贸易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同货物进出口直接关联的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即生产贸易增长很快，如国际运输服务、国际货物保险等。尽管中国服务贸易收支增长的态势良好，但发展的行业结构、国别（地区）结构和区域结构仍不平衡。
中国服务贸易主要分布于传统服务业，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贸易落后。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极小，发展不平衡。
（四）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虽然我国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等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立法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一些规定与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改善服务业的政策发展环境
服务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增速缓慢、总量偏低、结构不合理、竞争力弱等问题都严重制约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将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并不断优化服务业结构是发展服务贸易的根本。
长期以来，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偏向制造行业，这不利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应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使之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同时，在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对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项目，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
（二）加快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保持和促进原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在传统服务领域，应将海洋运输服务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以满足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需求；旅游业要继续大力挖掘丰富的旅游资源，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建筑服务领域一直具有比较优势，要继续鼓励国内的企业走出去抢占国际市场，提高参与国际工程的层次和水平。在现代新兴服务业领域，把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通过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快速发展来实现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三）改革服务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
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深化改革，迅速建立服务贸易的科学管理体系。明确各归口管理部门对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中央和地方应加强互动，各地方的服务贸易政策和规章应与总体战略和整体规划保持统一，并与其他地方政府的政策规章相协调。政府和企业也应加强沟通和联系。
现有服务贸易立法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应加强有关国内服务业的立法工作。尽快制定既适应国情又符合国际规范的服务业对外开放法规；参照国际惯例，加紧制定各种行业管理法规，依法严格规范和监督行业经营；并辅之以各项基本法规的实施细则和单项法规，针对基本法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某些特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增加法规透明度，规范立法权限，确保中央和地方立法的统一和协调。
参考文献：
[1]吴元波.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商业银行组织更新的关联[J].改革，2007（11）：76-79.
县农村经济局把“树立行业新风，优化发展环境”作为农经系统的重要工作来抓，坚定不移地以“深化农业系统软环境建设，树立农业系统新形象，促进全县经济发展”为工作目标，多措并举加强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做法：
一是抓服务，工作指导到位。年初，该局组织人力物力，围绕农业推广体系改革建设示范县项目开展开展农业科技下乡活动，共在全县100个村中对1000名农业科技示范户进行技术指导100多次，结合农民产业需求发放适当的农用物资，如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同时还发放技术教材1000册。主要培训食用菌、玉米、花生、蔬菜等种植技术，通过面对面交流，手把手交授，农民能够把科学种养当成致富目标，既减少不必要的盲目投入，又能提高农产品产量，个别有创新意识的农民还从农经局的技术服务中积极探索新品种种植技术，开拓新的副业增收渠道。其次是加强农产品检测与测土配方施肥服务，投资330万元，于2010年新上农产品检测设备，主要检测产地蔬菜，平均每月抽检样品100个，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反馈，保证了居民食品安全；投资25万元，在县内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采集土样300个，检测项目由原来的5个达到现在的14个，此项工作使农民能够科学施肥。另外，今年还在洋河、新甸两个乡镇投入500万元，用于解决土地清理、土壤改良以及田间作业提供农业技术，新修5.7公里作业道，打井40眼，土地平整6000亩，使地力产出比大大增加。
二是抓效率，业务能力水平到位。农经局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强化为农服务意识，多服务不索取，多帮忙不添乱，多支持不刁难，牢固树立“农民至上”的服务理念。在沼气建设工作中，该局能源办自主研发的玻璃钢自动出料沼气罐获国家发明专利，已在县内迅速推广使用，因其生态环保、安全方便、经济实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在惠农政策落实上，该局抢先抓早，将中央直补的5654万元粮食直补资金于今年3月15日前以“一折通”的形式全部准确、安全的发放到农民手中，在全市率先完成任务。在农业保险工作中，今年初对去年县内受灾的2万余户农民兑现风险理赔达255万元。因政务高效从而保证农民种地实惠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是抓维权，司法公正到位。去年他们按县里要求成立了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业务工作由局经管站负责。自成立以来，负责仲裁的干部们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注重政策把握与实际情况调查，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积极化解群众内部矛盾，充分发挥了因农村土地承包等引发的农民内部纠纷的调解与仲裁作用。今年以来共接待各类咨询电话90人次，受理投诉案件6起。处理结论符合政策，切合情理，同时他们还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尽可能让当事人满意。目前该局没有一件因有失公正而引发的上访或越级访。
四是抓执法，依法行政到位。深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执法行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加强对经营业户的规范管理，同时分阶段有重点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查农资，保增收”专项执法行动。截止五月末，已开展专项检查100余人次，检查农资业户200户，查处违法经营业户65家，其中种子经营业户50家，农药经营业户15家，共罚款45，000元，没收超范围种子100公斤，责令退回套号种子1万斤。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干部统一着装，严格遵守告知、处罚程序，避免与经营业户发生冲突，杜绝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乱执法、形成执法过错、执法错案、吃拿卡要等问题的发生，做到文明执法，文明办公，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既保持了执法人员的文明形象，又有效地维护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五是抓学习，结合工作实际到位。从3月份开始在全系统开展了软环境建设与政务知识、法律法规学习练兵活动，以每周一学习为基础，组织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学习内容围绕农经局业务范畴与职责要求组织学习材料，要求干部们做好学习笔记，此外还组织专题讲座1次、考试1次。通过学习练兵，极大地激发了全员学法用法、提高政务水平的积极性，提高对软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六是抓监督。跟踪检查到位。严肃工作纪律，一是由局党委书记牵头成立局软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年初农经工作会上与各基层单位党政一把手签定工作责任状,将软环境建设纳入到全年考评工作打分当中。二是开展定期与不定期抽查。由党委书记程吉祥带队对各单位工作纪律、出勤情况进行检查，同时还检查各单位项目进展、任务落实、制度建立、学习、卫生等情况。截止目前，已开展检查15次，对每次检查结果由局纪委记录在册，并由部门负责人当场签字，督促局属各单位加强工作纪律、加强行政效能与软环境建设。三是将信访率作为软环境建设的重要评分标准。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各单位在为农服务工作中、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等出现的投诉案件，目前还没有一例因干部违纪而出现的群众投诉案件。
总之，农村经济局在创建“廉洁、公正、高效”的政务环境与行业文明过程中，通过以上“六抓”“六到位”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今年国家惠农资金全部及时安全足额的发放到农民手中，农资市场稳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良好，农民科技培训进展顺利，农民土地纠纷得到解决。在软环境建设工作中，切实发挥了农经系统在“服务三农”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全力维护农村稳定，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积极出力！
德国汉诺威，一个人口只有51万的小城，因为每年举行大量品牌展会，被誉为“世界会展之都”。海南博鳌，也因举办“亚洲经济论坛”而成为全球焦点城市。广东也涌现出了中国（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东莞）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等大量名牌会展。
“世界展览看德国，未来发展看东方”。国发〔2015〕1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到发展目标：到2022年，基本建成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基础扎实、布局合理、发展均衡的展览业体系。落脚点则是改革管理体制、推动创新发展、优化市场环境、强化政策引导等方面。
《小康》记者从佛山获悉，中德工业服务区和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将联手打造国际会展中心，依托佛山机械装备和家电等方面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会展业。该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处在中德工业服务区与北蛐鲁侵间，占地面积达24.2万平方米，周边地块将同时开设酒店、商业娱乐、文化旅游等项目。
为获得国际一流的高水平会展建筑设计方案，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城市标志性的会展建筑，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近日国际竞赛公告，开展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建筑方案设计及周边地块城市设计研究国际竞赛工作。会展中心首期建设预计明年动工。
依托制造业基础
与其它大型会展中心错位发展
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是亚洲最大、国际第二大的会展中心，面积仅次于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一年四季上演着“永不落幕的交易会”，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供应商。佛山也要打造国际会展中心，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顺德区委常委刘怡说，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是建立在佛山制造业基础之上的。目前，佛山是全国乃至国际著名的制造业基地。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8810亿元。近年来，佛山以工业设计、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等为引领，不断向高端、智能产业领域进军。
“因此，佛山有大型会展的巨大需求，但欠缺类似广州、深圳、东莞等市已建成的大型高端展览设施，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可弥补这一缺失。”刘怡表示，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是综合性的展览会，而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定位是以发展专业会展市场为主，能较好的与已有的大型会展中心实现错位发展。
据了解，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定位为“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的转型产业交易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国际性专业展馆”。根据规划，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4.2万平方米（366亩），其中首期用地面积13万平方米（197亩），二期用地面积7.5万平方米（113亩）。会展片区将主要包括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创新创业组团和文化休闲组团三个功能部分。今后，会展中心将打造工业技术和产品专业展示平台，突出产品展览、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先进成果，为全球客商实践“工业4.0”提供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全面实施“互联网+”
加快佛山产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时代来临，佛山把全面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一个重要抓手，推动现有优势产业全面联接“互联网+”大平台，努力加快佛山产业转型升级。
佛山市经信局副局长张庆云对此谈到，“佛山经济实力雄厚，具备创办中国‘互联网+’博览会的产业基础;佛山信息化水平较高，具备创办中国‘互联网+’博览会的产业环境;佛山‘互联网+’应用早、起点高，具备创办中国“互联网+”博览会的领先优势。”
“与‘互联网+’联系，向互联网靠拢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与潜在动力。顺德的北部片区建设国际会展中心，将成为‘互联网+’博览会永久的落户之地。”佛山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晓明说。
除了永久举办“互联网+”博览会，国际会展中心还将成为华南（佛山）国际智造博览会、顺德家电博览会、慧聪家电展、华南高端装备零部件交易会、顺德国际汽车博览会等专业展览的永久展馆，同时拟借助国际展览公司的影响力，引入其他国际性的展会。
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选址顺德北部片区北蛏狭牛是缝合顺德北部片区与中德工业服务区重要战略要地。根据规划方案，以国际会展中心为核心的片区，将以项目建设为发展引擎，完善生产配套、强化交通、环境等优势，成为广佛创新创业新经济带上的新增长点。在该片区的远期规划中，已经有创新智慧社区建设和“优质生活体验之都”目标，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的功能被升华到产业转型和城市升级。
以中欧中心为载体
大力发展现代会展经济
“中德工业服务区将以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为契机，办好盛会，以中欧中心为载体发展会展经济，与规划建设中的国际会展中心形成承接与呼应，进一步发挥中德工业服务区这一重大对欧合作平台作用，逐步把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打造成为世界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到会商客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互联网+’技术成果展示与交易的综合性展会。”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月18日，惠普亮出了它2011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公司净收益达到3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每股净收益则为0.93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同时公布的还有惠普加速战略转型的更多细节，这其中就包括“全部或部分分拆”其PSG业务（PersonalSystemGroup）――惠普的信息产品集团。
PSG业务主要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工作站和手机等产品，这可是惠普的当家产品。2010年PSG业务为惠普贡献了约1/3的收益，而根据Gartner的2011年第二季度全球PC市场报告，惠普依然以1488万台的出货量和17.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一。
全球PC行业的领导者，竟也沦落到要被分拆的境地？
单纯的PC制造不再是“香饽饽”
据2010年财报，惠普全年收益达到126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虽然PSG占惠普的收益比重约为1/3，而其为惠普贡献的利润却只占到13%，运营利润率也仅为5.9%，这样的配比不均是导致惠普分拆PSG业务的重要原因。
从惠普内部六大业务集团对比来看，无论是利润贡献度还是业务成长性都远远落在了其他几个集团之后。2011年第三季度，惠普服务集团（Service）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4%，而运营利润率却达到13.5%；同期，软件集团（Software）的营收增长为20%，运营利润更是高达19.4%，其他业务集团的业务增长和运营利润率也都高于PSG。
最让投资者恼火的是，即使其他几个业务集团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惠普还是下调了全年每股收益（EPS），这已经是CEO李艾科上任以来第三次下调财务预期。这样一来，PSG和它在惠普内部垫底的5.9%运营利润率就成了被分拆的最好理由。
除了资本对投资收益的要求，全球PC行业价值链的变化也是惠普决定分拆PSG业务部门的重要原因。随着PC行业技术门槛的降低、行业内的不断并购整合以及亚洲IT制造力量的逐渐壮大，PC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行业集中度上升的同时使得平均利润率不断下滑。即使是在全球采用直销模式的戴尔电脑，其利润率也只有8.省略）
面对早已绝尘而去的iPad，以及虎视眈眈的安卓平板电脑和Windows平板电脑，惠普清醒地意识到：WebOS还未上场便已经被提前淘汰了。
关键词：两岸服务业合作；两岸经贸；转型升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影响下，两岸经济关系克服重重阻力，从相互隔绝走向逐步开放，迅速发展为彼此最密切的经济伙伴之一，不仅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形势下，两岸应抓住服务贸易协议签订的有利契机，大力加强服务业合作，这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打造两岸经济关系“升级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岸经济关系步入新一轮转型升级期
过去30多年来，以台商不断扩大对大陆投资及其所驱动的两岸贸易高速成长为主线，两岸经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近年来随着两岸外部及各自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两岸传统的贸易与投资发展方式正面临新挑战。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速趋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商对大陆投资大致先后形成过三次高潮与三次低潮。第一次高潮为80年代中后期，随着岛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新台币大幅升值及台湾当局放宽外汇管制，岛内轻纺、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向大陆转移。第二次高潮为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大陆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台湾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追随下游产业加快向大陆投资，1991―1993年对大陆投资额由1.74亿大幅增至11.4亿美元，增幅近5.6倍。第三次高潮则发生在21世纪初两岸加入WTO前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台商掀起对长三角等地区投资热。
低潮方面，第一次发生在1994―1995年。1994年台湾当局为减缓对大陆投资热，出台第一次“南向政策”，鼓励岛内企业赴东南亚投资，使1994年台商对东南亚投资猛增至50.31美元，同比增长1.86倍，而同期对大陆投资衰退45.9%。第二次为1997―1999年，在台湾当局采取“戒急用忍”政策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台商赴大陆投资额由1997年的16.16亿美元连续下滑至1999年的12.53亿美元。第三次则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台商对大陆投资额由2008年的98.43亿美元大幅减至60.58亿美元，衰退幅度高达38.5%。
值得注意的是，2l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后，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速明显减缓。从商务部统计数据看，大陆实际使用台资金额除2008年增长7%外，2003―2009年连续6年出现衰退，台资在大陆外资中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7.5%连续下滑至2009年的2.1%。在两岸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带动下，2010年大陆实际利用台资金额虽大幅增长31.7%至24.8亿美元，但2011年再度衰退11.8%。
（二）两岸贸易增长日渐乏力
台商对大陆投资是拉动两岸贸易的主要动力，受台商对大陆增速趋缓影响，近年来两岸贸易额增速也有所减缓。根据商务部统计，2000―2004年，两岸贸易以年均近30%的速度快速增长，但2005年后增速回落至20%以下，2012年增速仅为5.6%。按台湾方面统计，2000―2004年，两岸贸易平均增速高达25%以上，但2005年后，两岸贸易平均增速明显放缓，2005―2012年平均增速不到10%，其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及2009年两岸贸易增速分别为1.7%和-17.6%，2012年增速也仅为-4.2%，不仅远低于台湾与东盟贸易额4.4%的增速，也低于台湾对外贸易-3.1%的平均增速。受两岸贸易增速放慢影响，大陆在台湾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有所降低，其中大陆在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版图中的比重由2007年的40.9%降至2012年39.4%，而同期东盟的比重则由14.7%升至18.8%。
（三）以制造业为主轴的两岸产业合作动力不足
近30年来，由于大陆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制造业成为外商对大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同期台湾经济处于由工业化向服务业社会的转型之中，1988年服务业产值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0.1%，首度超过第一及第二产业之和，标志着台湾正式步人服务业占主体的后工业化社会。两岸经济发展阶段的巨大落差，导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的投资成为两岸产业合作的主要领域。同时，由于2008年前两岸关系严重对立，两岸并未建立起正式的经贸协商机制，使两岸服务业合作受到极大地制约。据台湾“投审会”统计，截止2012年底，台商对大陆投资累计40208件，金额1244.9亿美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投资比重仅为0.02%；对制造业投资32831件，占总投资件数的81.7%；金额约1014.29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81.5%；对服务业投资6290件，占总投资件数的15.6%，金额约210.8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16.9%。这不仅与台湾对海外（对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投资以金融保险、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投资布局大相径庭，也与国际市场中FDI（外商直接投资）以服务业为主的投资潮流存在明显差别。随着台湾制造业外移步入一个新的高平台期，台商对大陆制造业投资很难重现过去的高速增长态势，增速放缓已成为必然。这不仅严重制约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长，也使得过去以制造业转移带动的两岸投资与贸易方式动力趋减，导致2003年后大陆统计的实际使用台资金额持续衰退，两岸贸易增速也相应地由过去30%左右的高速增长回落至双位数甚至个位数。
（四）全球及两岸各自经济形势均发生深刻变革
首先，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形势进入深度变革期，需要两岸经济关系予以相应调适。一方面，全球经济虽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低谷中缓慢回升，但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另一方面，世界需求与产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全球需求结构重心正由欧美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搞金融、中国搞制造”为主要特点的全球产业分工模式进入深度调整期。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其中东亚地区最为活跃，TPP、RCEP等各种区域合作机制层出不穷，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也步入重塑期。其次，两岸各自经济均步入重要的转型升级期，对两岸经济关系转型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1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大陆区域、城乡等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确立“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工作主线。台湾经济也步入新一轮转型期，当局先后提出“六大新兴产业”“四项智能产业”“十大服务业”“三业四化”等产业政策，并通过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等加快经济自由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再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不断增进及两岸经济合作日益深化，为两岸经济关系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基础与条件。自2008年至2013年6月底，两岸两会先后举行9次会谈，签订19项经贸协议，并在产业合作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有力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与制度化进程。特别是2010年6月两岸签订了ECFA，为两岸经济关系的机制化与自由化搭建了重要的平台。而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成立运行及两岸投资保障、两岸服务贸易等后续协议的陆续签署将进一步深化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服务业合作是打造两岸经济关系“升级版”的重要引擎
（一）开创两岸经济合作新模式
首先，两岸服务业合作将改变过去制造业“面向欧美、两头在外”的合作模式，建构一个以大陆内需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新型合作模式。在过去两岸制造业合作中，台商主要为利用大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加工出口欧美市场，这导致加工贸易在两岸贸易中的比重偏高，而以大陆市场为目的地的一般贸易比重较低，据海关统计，2012年两岸一般贸易占两岸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30.4%，而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比重超过50%。与制造业所不同的是，两岸服务业合作不是简单的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而是经营模式的创造和复制；不是传统制造业的“面向欧美、‘两头在外”’，而是以大陆消费者为主要服务目标；不是“台湾经验”的翻版，而是新经验的累积和新经营模式的创造，台湾服务业将结合大陆本土资源，因应不同地方市场特性，发展出全新而独特的经营模式。
其次，两岸服务业合作将极大地丰富两岸经济合作的内涵，为两岸经济合作创造新的利基。过去两岸制造业合作主要表现为台商对大陆的产业依次转移，台商“逐水草而居”，而服务业合作内涵较制造业丰富。根据WTO定义，两岸服务业合作既包括双方服务业的投资合作，也包含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境外消费及自然流动等4种服务贸易模式，同时还包括国际合作（两岸联手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二）增强两岸经济合作新动力
对大陆而言，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随着大陆经济转型进程加快，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日益提升。2012年大陆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为44.6%，与工业45.3%的比重相差无几。2012年大陆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十二五”时期将向更高水平迈进，必然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业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就开始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截至目前服务业占台湾GDP的约7成，但台湾服务业以岛内狭小的内需市场为导向，竞争力不强，仅在名义上有较高的比重。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台湾服务业增长速度趋缓，服务业比重快速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增长速度减缓所致，与欧美等发达地区相比有“早熟”之嫌。因此，推动台湾服务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是改变目前以岛内内需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扩大服务业的服务半径，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两岸均大力推动服务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加强两岸服务业合作，一方面可充分发挥台湾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且与大陆“同文同种”的优势，为大陆服务业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台湾服务业的发展市场，为其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2008年后，台湾对大陆服务业增速不断加快，2010、2011及2012年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5.1%、38.6%和51.9%，其中在两岸扩大开放金融业等带动下，台商对大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更呈现井喷增长之势，日益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新动力。
（三）带动两岸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过去两岸制造业合作中，台商主要利用大陆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为欧美大厂代工。台商的代工生产方式固然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比较优势，但由于不掌握通路，没有自己品牌、核心技术，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上游海外客户由于去杠杆化产生流动性紧缩，以及上下游厂商的去库存化紧缩采购的过程中，订单突然消失，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同时，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以代工生产方式为主的台商也面临着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困境。总体看，目前两岸制造业合作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的地位，产品附加值较低。促进两岸制造业合作转型升级、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迫在眉睫。
加强两岸服务业合作，特别是金融保险、物流、信息等生产业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为两岸制造业合作提供配套产业支撑，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将加快两岸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即所谓的“2.5产业”，带动两岸制造业合作升级，延长两岸制造业合作的产业链，促进两岸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自有品牌、标准制定等领域延伸，增强两岸制造业合作在世界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三、对加强两岸服务业合作的初步思考
未来，两岸应逐渐将服务业作为经贸交流的重心，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合作，同时也应充分吸收借鉴过去制造业合作的经验与不足，创新合作方式，以更大程度地发挥服务业合作效益，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加快落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扩大协议的积极效益
2013年6月21日两岸所签订的服务贸易协议是ECFA后续谈判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根据具体承诺表，双方开放承诺144条，涉及100多个服务行业，涵盖商业、通讯、金融等多个领域，其中大陆向台湾开放80条（非金融开放承诺65条，金融领域15条），全部属于“超WTO”待遇，台湾也向大陆开放64条（非金融55条，金融领域9条）。这将逐步减少或消除两岸服务贸易的限制性措施，为加强双方服务业合作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服务业合作专业性与技术性较强，且服务业市场开放还涉及到用工、土地制度等各种隐性壁垒，因此要扩大两岸服贸协议的积极效益，就必须在“开大门”的同时“开小门”。同时，根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第3章第16条规定，“经双方同意，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就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市场开放展开磋商”。两岸可在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实施后，借鉴大陆与香港、澳门CEPA的经验，根据双方客观需求及实施的实际情况，适时启动商签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补充协议，尽早实现两岸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二）创新服务业合作机制，减少合作进程中的障碍
两岸服务业合作与过去制造业合作方式有明显差异。两岸制造业合作主要表现为台商埘大陆产业依次转移，台商对制造业投资对大陆各地方的经济总量、就业等均产生直接的积极效益。两岸服务业合作则主要以各自尤其是大陆内需市场为导向，虽然从长期看台商加大对大陆服务业投资可成为刺激大陆服务业发展的“鲶鱼”，但短期内势必对大陆地方的部分服务业形成一定冲击，且服务业带动的税收、就业等不如制造业明显。在大陆当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方政府吸引台商投资服务业积极性难以超过制造业。这需要两岸创新服务业合作机制，才能提高两岸推动服务业合作的积极性。如大陆可考虑将服务业发展水平纳入各地绩效考核体系中，建立健全两岸服务业合作联盟，加强两岸服务业合作机制保障建设等。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服务型政府；内涵及特征；现实意义；对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涵盖了“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要求，还包括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广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以民生为本等诸多内容。这标志着我国生产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必然要求行政体制的改革与之相适应。如果说农耕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是专制型政府，工业社会是管制型政府，那么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处在信息化与工业化加速融合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建设的就是服务型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及特征
服务型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即执政为民的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正、透明、高效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与传统管制型政府相比，服务型政府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职能有限。职责明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要不断地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要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求政府不断规范其行政权力。党的十六大将我国的政府职能确定为：经济协调、市场监督、社会服务、公共管理。这就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职能有限、职责明确的政府。其功能不再是无所不为的全能型管理，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管理与服务的政府。
(二)依法而立，执法为民。法治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之一，服务型政府由法律产生、受法律制约、依靠法律办事、对法律负责。公民能依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通过正常途径和渠道参与国家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的和谐关系。
(三)合理分权，监督到位。服务型政府的分权是基于有限政府的权利空间范围内，建立权力分工和制衡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滋生的蜕变和腐化，是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有效保障。
(四)公正透明，民主决策。服务型政府具有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特征，其要求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法规和法律条款、政府预算及开支等各种政治信息能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有效的为公民所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以便公民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
(五)反馈迅速，回应到位。服务型政府的回应性即政府对社会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的反应、驾驭和处理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均衡的互动关系。对于重大突发性的公共事件，须确保政府能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合理决策，各级政府及部门常备对各种危机性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使政府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六)机构精简，层级扁平。服务型政府要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级，降低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有利于避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政府回应性差、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使信息的传递更为直接、迅速，公众能更有效地确保政府为其服务。
二、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意义
(一)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维护市场稳定和建立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方面发挥作用。市场本身很难决定什么产业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也无法促进产业结构朝既定的方向前进，只有政府实施具有明确目标的产业政策才能起到这种作用。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为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务院日前决定到2010年底前投资四万亿元，扩大内需，并且明确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灾后重建、支持自主创新、结构调整、企业技术改造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等十大方面。既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强调夯实基础，保障民生，体现了扩大投资和优化结构并重。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服务型政府职责明确的鲜明特征。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面临下滑风险时，转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审时度势，用政府“有形之手”去解决市场“无形之手”不能解决的问题。达到既解决当前经济下滑的问题，又加大了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优化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目的。
关键词：人才工作；服务；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96-03
经济发展决定人才开发的方向和层次，人才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保证。近年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区域人才竞争格局，淮安市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后发、人才先至”的新思维，坚持人才优先式发展，以高端人才创造奇迹经济引领跨越发展。涟水县、洪泽县、盱眙县、金湖县分别采取“人才强县”战略、“三大举措”战略、“三进三帮、三增三帮”战略、“荷都俊才”引育工程助推县域经济发展，人才在淮安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已经起到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该市经济发展与苏南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还非常缓慢。因此，加快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淮安”，打造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积极探索人才工作为县域经济服务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好人才工作为经济转型服务的结合点
在人才工作中要围绕经济发展的主题，坚持以服务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和人才工作的根本方向，以支柱产业、人才重点项目为载体，着力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人才对县域经济的引领支撑作用。
（一）根据经济建设目标制定人才工作规划
为实现淮安市县域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在编制全市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时要紧紧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这一主题，找准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点，形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人才开发体制及运作机制，特别在县域人才工作方面，应该制定吸引人才向县域流动的长远规划，促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各组织部门要做到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与制定人才规划同步，谋划产业发展项目与谋划人才项目同步，确保人才工作服务县域经济转型跨越稳步前进。洪泽县在建立健全人才发展规划体系方面，要求各镇、各部门要依据洪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本规划为指导，突出本镇、本行业人才发展重点，编制本镇、行业系统以及重点领域人才发展规划，形成“统一规划、上下联动、各有特色、整体推进”的全县人才发展规划体系。各县域要以抓人才工作为载体，统筹规划，有效整合资源，盘活存量人才，扩大增量人才，实现人才队伍结构优化与素质提升。
（二）立足服务经济确定人才工作重点项目
实现县域经济转型跨越关键在于抓好项目，搞好人才工作也离不开重点项目的启动。全市要紧紧围绕工业立市的发展理念，大力集聚产业高层次人才，特别是能引领和带动产业发展的尖端人才。各县域在实施人才项目时要找好找准经济发展的需求潜力点，着力为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壮大和农业现代化发挥科技领军人物作用，编制“急需人才目录”，努力实现人才与项目有效对接，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在农业产业化方面，金湖县紧紧围绕农业特色产业，依托农村经济组织，开展大规模农民培训。每年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农村经纪人培训班等100多期，培训10000多人次，为全县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提供人才支撑。从而在推进人才项目中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人才工作与项目开发与经济转型的齿合联动、一体化发展。
（三）结合县域经济项目开发人才资源
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人才是决定性因素。根据主导产业和人才重点项目在开发产品、革新技术、引进设备等方面在人才和技术上的需求，采取内培、外引并举，并注重引导企业建立产学研互动的长效机制，为支柱产业和重点项目引进优质人才，构筑人才集聚高地。一方面，加大对本地人才的培养力度。探索建立“政府调控、行业指导、企业自主、个人自愿”的培训机制，充分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推动社会职业培训和企业成为培训的主体，根据企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面向全市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开展培训。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引进工作力度。鼓励各县企事业单位采取咨询、讲学、兼职、短期聘用、技术合作、人才租赁等“柔性流动”方式引进人才智力。
二、构建科学的人才领导机制，找好人才工作服务经济的切入点
人才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落实党管人才要求，最根本的是要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全市上下要逐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领导机制。
（一）加强服务
为促进人才资源流向经济建设第一线，为县域经济转型服务，各县不断完善人才服务机制，积极构建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政府服务体系，特别是强化101%服务理念，完善服务配套设施，优化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此外，实行人才“绿卡”制度，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其子女入学、就业、住房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便利。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实行“一事一议”，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人才不总是流入能提供高收入或能带来高收入机遇的国家和地区，而是流入最能够使他们发挥才能、做出成就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创优舆论环境，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大力宣传优秀人才创新创业的先进事迹。
（二）明确责任
人才作为生产要素，是不折不扣的稀缺资源。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处理好党管人才和依法管理人才的关系，这样才能把人才管好用活。各县域结合本县域实际，加快培养一批优秀党政人才队伍，促进县域人才工作向前发展。通过充分发挥组织部门组织、检查、监督职能，通过实施人才重点项目增强各部门合作，并明晰责任，落实任务。金湖县坚持“一把手”抓“第一资源”，成立由县委书记陶光辉同志亲自担任组长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每半年召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会议，研究全县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人才工作组织网络，健全了人才工作领导机制。
（三）强化管理
科学管理人才重点项目，落实人才项目责任。对于人才重点项目，从科学规划、严格审验、立项与任务分解到跟踪服务、督查验收总结方面都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人才重点项目经营质量。建立人才信息管理协调制度，完善人才信息的收集、整理、、交流等多项功能，使之成为人才统计、人才需求预测、人才动态分析、人才诚信服务等人才开发技术平台和有效载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完善人才信息服务系统。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要结合项目定期举行人才培训班，以使各类人才结合自身专长定目标、发挥自身能量，激励其干事创业。近年来，金湖县劳动部门根据不同企业的需求，采取订单式培训和见缝插针式培训方式，把高技能人才培训的课堂直接开到企业，每年培训人员都在6000人以上。
三、抓好平台建设，夯实人才工作为县域经济服务的坚实基础
为了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才工作为经济工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就必须从全方位保障人才工作顺利开展，切实为人才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条件。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保障工作。
（一）政策保障
政策保障是人才工作的前提。为了保证该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2011年，该市出台了《淮安市“十二五”人才规划纲要》、《淮安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创新创业人才工程实施意见》（2011—2022年）和《2011年淮安市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在人才待遇、配偶工作安排、子女入学都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这一系列政策将有利于为各县人才引进工作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人才引进的成效。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该市还将尽快出台专门的县域人才引进实施办法，加快人才向县域流动速度，从而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二）资金保障
资金保障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基础和后盾。各县域要建立由政府、社会、单位、个人等多元化、多渠道的投入机制，设立一定的投入比例作为人才专项资金。市委、市政府每年都拿出充足的资金，对县域入选高层次人才的科研项目进行择优资助，鼓励人才创新创业。与此同时，市政府应积极引导，强化企业在人才投入上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了政府在人才投入上的导向作用，保证人才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发挥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鼓励用人单位设立人才开发资金，形成上下联动、上下匹配的全县人才发展资金投入模式，为人才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积极探索多渠道、多元化、多形式的科技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创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吸纳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其他形式资本参与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动。
（三）组织保障
为明确政府、企业、社会在人才工作上的责任，抓好人才工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的落实，成立全市县域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和相应办公室，专门负责县域人才工作，减少人才引进、流动、创业中的人为阻力。通过制定完善领导与拔尖人才联系制度，确定结对名单，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通过目标考核把人才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有效提高人才工作管理水平，为县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给予外来人才异地安家补助费、工作经费资助和贡献奖励。用人单位应为引进的人才发放充裕的生活补助。为更好地促进县域非公经济的发展，可以选择一些非公经济单位作为人才中心常驻联系点，定期了解各单位中人才使用和需求等情况，主动提供各种人事人才服务，拓宽人事人才工作。此外，在职务安排、养老保险缴费和家属子女安置等方面也要明确优惠政策。
（四）载体保障
为解决好人才载体建设的瓶颈问题，要重点围绕各县的支柱产业和人才重点项目，积极寻找载体、搭建平台，促进人才工作为经济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一方面，要加快各县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以园区为依托集聚人才，以项目为纽带吸引人才，推动人才工作上质量、上水平；另一方面，在全市要常年开展“百名专家服务三农”活动、“科技人才三下乡”活动，建立专家人才与农村之间的长效服务机制。同时，要在各县拔尖人才中开展“3+1内帮外联”活动，即每名县管拔尖人才对内服务一个基层单位，帮带培养一名年轻科技工作者，开展一个科研项目，县外联系一名优秀专家。这样，通过内帮外联与中青年科技新秀“结对”，可以加速各县中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有效提高各县专业技术人才的学术、技术水平。
结语
人才的集聚和成长、人才作用的发挥，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市场机制“无形的手”与行政力量“有形的手”共同作用的过程。对于尚处于江苏省内欠发达地区的淮安市，相信通过体制创新，在吸引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服务人才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定能够实现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建设一个令人向往、受人尊敬的新淮安。
参考文献：
[1]王辉耀.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左蕾蕾，周志红，余斌，等.县域经济发展与人才支撑体系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