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村因为汉博士毛苌在这里口授《诗经》而得名。
《诗经》引出的故事
《诗经》是我国最著名的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据历史记载，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是由孔子删定的。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子夏，子夏传给了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给了毛亨。可惜的是，毛亨生不逢时，赶上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部被称为儒家经典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自然难逃厄运，毛亨这位很有来头的儒生也自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于是，他携带家眷仓惶地从鲁地逃离，一路向北，来到当时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今河间市，当初属赵国的北部），隐姓埋名，居住下来。
民间相传，毛亨出逃时将《诗经》熟记于心，但一直未敢流露。直到西汉惠帝四年，西汉政府宣布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天下太平了，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并亲口传授给侄子毛苌。毛亨去世后，毛苌开始在这一带讲解诗经。汉景帝时，河间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对能够讲解诗经的毛苌自然十分尊重，封为博士，在毛苌经常讲经的村子旁边建了“君子馆”，命毛苌在这里传授弟子。这样，毛苌的弟子一代一代将《诗经》传了下来，后世称为“毛诗”。
当时，除毛诗外，传授《诗经》的还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后来，这三家相继失传，独留《毛诗》存世。所以，可以说，是毛亨、毛苌在河间挽救和传承了《诗经》这部旷世经典，毛亨、毛苌因之被称为“诗祖”。
为了纪念毛亨、毛苌传播诗经的伟大功绩，当地人把毛苌最初讲解《诗经》的村子改名叫“诗经村”;刘德为毛苌讲经建的“君子馆”，在诗经村北3华里，也渐渐形成村落，就叫“君子馆村”;毛亨生活居住过的村子改名叫“崇德里”（传说是“崇敬国王刘德”的意思，后改名为“崇德屯”，清雍正年间因递铺设此，改称“三十里铺村”）。这三个村子相隔不过数里，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这里，便是毛诗也就是现传《诗经》的发祥地，是《诗经》传遍中国走向世界的始发站。诗出河间传天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氏叔侄，如果没有河间诗经村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毛氏叔侄和诗经村的交集，我们现在还能读到《诗经》吗？
探寻毛亨、毛苌的足迹
到了河间，要想看《诗经》的相关遗存，想感受现代河间人对诗经文化的那份执着和热爱，不能不看“诗经斋”。
“诗经斋”在河间城里，是沧州市政协文史委副处级调研员、原河间市文化局局长田国福的书房，以收藏不同版本的《诗经》闻名于世。田国福人称“中国收藏《诗经》第一人”，这里，则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世界之最。在田国福的书房里，靠西墙、北墙而立的6个书柜和柜顶放满了古色古香、线装石刻的古书，这些古书都是《诗经》，有明代至民国年间出版的各种不同的版本，包括中、英、法、俄、日、韩等六国文字，有700余种，近8000册，大多数四五册成套，多的册数达24册，全部保存完好。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诗经》典籍，不由人不心生震撼，不由人不感叹河间人对《诗经》、对毛亨、毛苌那种虔诚而又温暖的情愫。
现在，就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感情，从河间出发，去探寻毛亨、毛苌在河间的足迹。
从“诗经斋”出来，沿106国道向北，走30华里，就是崇德里，也就是现在的三十里铺村，这里就是当初毛亨、毛苌从鲁地一步步远离尘嚣、所要寻找的福地，是毛亨、毛苌当初隐居的地方，这条路线，也应该是当初毛亨、毛苌从鲁地出来到河间之后走过的路线。现在，这里鸡鸣犬吠，人烟稠密，绿树掩映着村庄，庄稼布满田园，一片欣欣向荣的华北平原景象。但是，那个时候却不是这样的。据查，河间的很多村子大都是明朝时候建的，真正从秦汉时期遗留下来的村子并不多。就这一路上来说，沿途经过的十里铺、二十里铺、蒲禾屯等村子在明朝之前还都没有建村，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初毛亨、毛苌来到这里时候的满目苍凉。不过，那时候，河间水多，本身“河间”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处于九河之间而得来的，这一点，也可以从“蒲禾屯”这些美丽而又富有诗意的村名看出来，说明即使到了明代，这里依然蒲苇茂盛，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毛亨、毛苌来到这里时候的“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人地生疏，清幽静寂，环境优美而又安全，想来，这正是毛亨、毛苌当时所要的。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现在，这一带已经不再是“水乡泽国”。不过，进了三十里铺村，还是很容易就让人意识到这个村子的不同寻常。在这里，还可以依稀看到崇德屯古城的遗迹，突起的古城墙、淤平的护城河和野荆、酸枣、古蒿，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村子西北边，有毛公祠和毛公书院遗址。遗址后边，是河间市政府2005年重修的毛公墓碑。毛公墓周边用石头垒砌，3米高的汉白玉碑竖立在墓前，墓碑上，是著名书法家田英章先生亲笔书写的“汉博士毛苌公之墓”几个金色大字。据了解，毛公墓最早是在毛苌去世后修建的，后来在墓前建了毛公祠。元代至正年间，河间路总管王思成奏请皇帝又在毛公祠前建了毛公书院，1928年，毛公书院改称“毛公学堂”。后经几次重修，一直到初期，这里依然古柏森森，书声朗朗。可惜的是，毛公学堂和毛公祠、毛公墓在“”后期被夷为平地。现在，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除了市政府重修的毛公墓碑外，还剩有两座清顺治十二年和乾隆年间重修毛公祠、毛公书院的石碑，一座同治三年“汉博士毛苌公讲经处”石碑和一方刻有“毛公学堂”的匾额。尽管这样，每年，都有许多研究《诗经》的专家学者和全国各地的诗词爱好者们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拜谒毛公墓，缅怀毛亨、毛苌承继传播《诗经》的伟大贡献。
从崇德里出来，往东南方向走不多远，便是君子馆村。因为年代久远，毛公开馆授学的“君子馆”已经没有了踪迹，授学的场景也只能出现在我们想象中了。不过，这里出土的一块有着“君子”字样的汉砖，现在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算是当时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
诗经村在君子馆村南3华里、三十里铺村东南约6华里的地方。遥想2000多年前，毛亨、毛苌叔侄二人抑或毛苌一人一定是把这条道磨平了的，他们一定是日出而来、日落而归，从三十里铺村到诗经村，从三十里铺村到君子馆，漫洼地，踩泥涉水，往往返返，忙着传诗解义，讲经授道，使得《诗经》在这里生根发芽，发扬光大。想到这里，不由人不对这两位先贤生出感恩之心、崇敬之情。
现在，诗经村分为东诗经村和西诗经村，两个村子紧紧地连在一起，其中西诗经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故里。村子东边和东北边，有着占地约300亩的冯国璋“将军第”和国葬墓。以前，对于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知名人士，人们习惯于用其原籍或出生地来做称呼。比如，唐代诗人柳宗元，籍贯是河东人，人们称他为“柳河东”;晚清重臣张之洞，原籍直隶南皮县，人们称他为“张南皮”;冯国璋，人们则称之为“冯河间”。千百年来，在河间，能够担得起这个称号的，只有三个人，除了冯国璋，还有清乾隆时期的纪晓岚和金代名医刘完素，分别叫“纪河间”和“刘河间”。而冯国璋，除了“冯河间”这个称谓外，还有一个称谓是“冯诗经”，就是在村名前面加上姓。现在想来，冯国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一定是时时眷恋着他的家乡，并时时处处以他的家乡为荣，人前人后没少提他青少年时候生活过的这个小村。
这个地方确实值得一提，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不仅出了冯国璋，这一带还出过察哈尔省（旧省名）教育厅长、知名诗人、书画家郭贵u，爱国将领郭宗汾，抗日名将赵锡章，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以及原江西省文联主席、作家俞林等。这些人，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在毛公书院上过学。毛公以及毛公书院，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人。
借得毛公灵秀韵
诗经村是诗乡，河间是诗城。《诗经》在这片热土上得以再生之后，便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火种。从汉魏六朝到明清、民国，这块古老的诗歌乡土诞生了数不清的诗人，不论是低吟“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的“五言长城”刘长卿，浅唱“风前欲动金波影，云外疑闻玉臼声”的程敏政，还是慨叹“无情谁似金城柳，不惯留O惯送O”的左乔林;以及愤怒于日寇“毁我好山与好水、杀人盈野复盈城”的曹明贤，高呼“我已飘零久，国亡人尽囚”的金紫衡，都在河间乃至中国诗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此外，还有诸多在河间工作或者游历过的诗人，创作了许许多多歌咏河间的诗篇。爱诗词复爱家乡的河间人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精选了9885首，编成了《河间遗韵》一书，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河间这座小城“人到瀛州齐道古，天开云汉自为章”;“屈指茫茫两千载，鸿儒毕竟数河间”的泱泱诗风。
2001年，河间成立了“毛公诗词协会”，成立不久，各乡镇云合响应，迅速发展到了18个分会，覆盖了全市20个乡镇615个行政村、9个社区居委会和14所中小学校，全市参与诗词创作的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公务员等达到了2000多人，出现了“乡乡有诗会，村村有诗人”的局面。现在，这座80万人的小城共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34人，河北省诗词学会会员66人，沧州诗词学会会员68人，河间诗词学会会员560人。会员中，既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孩童，其中2004年加入中华诗词学会、时年14岁的诗童裘帅是当时中华诗词学会最小的会员诗人。“玉叶银珠似水晶，幽幽田野鸟啾鸣。清风徐过撩衣摆，又见东方旭日升”，就是她11岁时的作品。
作为毛公故里，诗经村人自然不甘落后，河间“毛公诗词协会”刚刚成立，冯振江、李瑞林马上组织诗经村一带的诗词爱好者成立了诗经诗社，并创办了《诗经村》会刊。现在，经常参加诗社活动的诗词爱好者有200多人，其中仅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就有24人，刊印了31期会刊，刊发了4000多首会员们的作品。会员们的作品除了刊发在自己的会刊上，还多次发表在《中华诗词》《燕赵诗词》《毛公诗苑》上，成为河间诗词创作的亮点和窗口。
“盛世艺林多烂漫，春风化雨育新枝。人人出口皆佳句，处处欢歌处处诗。”是诗经诗社的真实写照。在这里，最典型的是农民诗人。平时，村子里为数不少的农民“头顶蓝天脚踏埂，手持农具口吟诗。”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或农家小院里，农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商讨起、争论起诗来。“耕尘不掩胸中锦，汗臭无伤骨内贤”;“身后仪从羊两个，门前哨卫树三棵”;“粱花入砚庄稼味，落纸出尘沃土香”……这些诗句都出自既是诗社会员，也是这一带的普通农民之手。这一首首用满是老茧的手写出的带有故乡泥土芬芳的诗词，沾着晶莹的露珠，犹如一朵朵初绽的鲜花，在河间大地上争奇斗艳，竞相开放。
另外，在诗经村一带，诗人雅集也是一景。每年清明时节和每逢国家重大节日或者重大活动期间，都是诗人们聚会的日子，每次聚会都有六七十人，这是大聚会。至于三五个、七八个人的小聚会，则不分时候，全凭兴致。聚会时，人们还保留着古人久远的风习。出外采风时，顺手折根木条，分成长短不一的小木棍，各拣一段，拈韵作诗;酒席宴前，围绕一个主题即兴联席赋诗。“闻君今又南疆去，正是征鸿向远时。一宴排开知己酒，众人联赋动情词。阳关怅望云烟暗，故里难辞步履迟。从此天山明月夜，巍巍钻塔矗乡思。”就是最近诗人们在酒桌上为一位要返塔里木油田上班的诗友联吟的一首送别诗。在一个小酒馆里，人们会时时看到一群谈吐儒雅的人轮流举杯吟诗作词，对此，当地人习以为常。
2005年，中华诗词学会在河间考察验收“全国诗词之乡”，专家学者们到了诗经村，看到大场院里出自农民之手的诗词作品挂满墙、铺满地，深受感动，他们说：“走了这么多地方，什么是诗词之乡？这就是诗词之乡！”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晨崧欣然提笔写出《颂河间诗词之乡》：“自古河间俊杰多，如今才子若星罗。飞云飘处吟声醉，路上行人尽踏歌。”中华诗词学会副秘书长李一信先生在《考察河间创建诗词之乡有感》中也发出由衷赞叹：“童叟朗吟风雅颂，干群争创画诗联。西河大鼓翻新曲，诗经村民承古贤。”诗经村以至整个河间浓浓的诗词文化氛围深深地感染了专家学者，2005年11月，河间市顺利成为全国第十四个、河北省第一个“全国诗词之乡”。2006年，河间歌诗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这，我们采访了诗经诗社社长李瑞林先生，他说：“歌诗是在《诗经》传播的同时出现的，它是汉代以来汉族民间口头文学的杰出代表，是《诗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代口口相传而来。古时候，我们这里的读书人都可以写诗、吟诗、唱诗，使单调的背诵不再枯燥而是充满趣味。在村里，闲暇没事的时候，老人们会凑在一起，用古韵做诗演唱，以二胡、古筝等乐器伴奏，自娱自乐。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这里还有白守才、白涵等老先生会吟咏、吟唱。遗憾的是，随着一个个老先生的故去，现在已经没有会唱的了。不过，离这儿大约50华里的行别营村还有裘孝信、饶敬华等几位老师会唱，我们打算去学学。”说着，他在电脑里放进了一张光盘，说，“这是他们最近录的光盘，你们可以听听，感受一下。”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双目失明但却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李瑞林说：“这就是裘孝信老师。”裘老师唱的是《诗经》中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听起来声调华美苍凉，悠远古朴，极具乡土味道。裘老师一边唱，一边头和身子随着诗的韵律和意境自得地摇摆，诗、人合一，沉浸其中，颇有古贤之风。看着、听着裘老师动情的吟唱，让人不禁想起当年毛苌在这里设馆讲授《诗经》时，是不是也是这般唱着，感受着《诗经》带来的生命的愉悦。
连香油都是“诗歌”牌
受毛公传诗的影响，诗，已经浸入了诗经村人的血脉，诗经村人对诗、《诗经》、毛公有着绕不开的情结。在诗经村人看来，诗经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诗，都可以入诗。不说别的，连他们用传统工艺做的小磨香油，都取名为“诗歌”牌。诗经村是典型的农业村，诗经村乡也是典型的农业乡，千百年来，诗经村人一直保留着“耕读传家”的治家理念，一手拿锄头，一手拿书本，他们生产的西瓜、芹菜、甘蓝经销河间及周边8个县市，并畅销京津市场。另外，这里还是优质棉和优质花生生产基地。全乡耕地面积5.5万亩，经济作物达到了4万亩。小磨香油是这一带的传统产品，已经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诗歌”牌香油则是他们的知名品牌。
关键词：鸱；禽言诗；周公作品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32－02
一、“鸱”本非恶鸟
从汉代到清代，直至当今，由于对“鸱”为何鸟纷争不已，直接导致人们对其寓意、主旨、思想等的聚讼不一。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考证，明确“鸱鹑”到底为何鸟，才有可能对诗歌作出正确理解。
“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鸱，幽州人谓之，或日巧妇。”《尔雅・释鸟》：“桃虫，鹪，其雌。”郑玄《毛诗笺》：“鹪之所为鸟，题肩也。或曰，皆恶声之鸟。”郝懿行《尔雅义疏》：“茅鸱即今猫儿头，其头似猫，大目，有毛角。其鸣曰毂辘猫，故蜀人谓之毂辘鹰，扬州谓之夜猫，喜笑，俗人闻其笑声，云有凶祸也。”由以上训诂可知，“鸱”即“”、“巧妇”、“桃虫”、“茅鸱”，是一种恶鸟，即今俗称之猫头鹰。《诗经》中提到鸱”的篇章还有，《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萃止”；《鲁颂・泮水》：“翩彼飞，集于泮林”；《大雅・瞻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都把“鸱”当成一种不善或不祥之鸟来对待的，多含有斥问讽刺之意。
但是历史却告诉我们，“鸱”并非历来恶名昭著，也曾有“辉煌”的过去。“鸱”这个在周、汉以来不知何故背负恶名的鸟，却在商代以至远古时期大行其道，声名显赫，到处受到人们的崇拜。这一点可以从内蒙古辽河流域，直到江苏连云港的大量鹦形岩画，以及被摆满了文物架的一系列形出土文物――陶、石、玉、青铜鸦等形器上得到充分的证明。不仅如此，在商代四号提梁卤上装饰有鸱鸦纹。而尊的造型则完全模仿蹲。铜尊是酒器，在商代也做礼器，较为高贵，因此，鸱的身价也不低。
这种历史文化的强烈反差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就说：“在中国，猫头鹰作为厄运之象征……然而在商朝。猫头鹰却是美好的象征，许多出土的青铜容器上都刻有它的图案。”王昆吾在《楚宗庙壁画鸱龟曳衔图》一文中指出：“鸱应即所谓‘跋乌’或‘三足乌’。鸱是曾经备受尊崇的一种神鸟，在殷商时代的墓葬中频见此物。……种种迹象表明：鸱之所以被殷商人看重，正如龟之所以被殷商人看重一样，乃因为它代表了这一民族饿图腾或祖先，是太阳鸟。”
近年又有学者从更加激进的立场要求恢复猫头鹰作为商代图腾的地位。提出所谓生商的“玄鸟”并非燕子或者凤凰，就是鸱即猫头鹰。并且认为，鸱地位的降低和最后被丑化，是由于周人对前代的敌对者的圣物亵渎和侮辱态度。不过，如果西周和东周的玉器中依然可以看到鸱形象的话，这样的结论还需要重新考虑。不管怎样，“鸱”在殷商时期的神圣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鸱》非“禽言诗”
《诗序》说：“鸱，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焉。”“毛传”、“郑笺”都以为是周公托为鸱之言，朱熹《诗集传》又以为全诗是周公话为“乌言”。但是无论“鸱言”或“鸟言”，从汉儒至今，都一致认为它是一首“禽言诗”、“寓言诗”，也算是定论了。经过对《鸱》诗所作的初浅探求，我认为“禽言诗”、“寓言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首先，把《鸱》看作寓言体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查《诗经》中除《鸱》外的所有诗歌，都是以写人为中心，人都是直接出现在诗里，还没有全篇是托物咏怀的例子。尤其是“国风”，更是如此，都是直接歌词欢乐和悲痛，劳动和爱情的。为什么会有《鸱》这篇“唯一的寓言诗”呢?它真的是个例外吗?以写人为中心，是《诗经》的时代特点，而“寓言诗”却违背了这个时代特点，违背了文学发展的一般进程，就像在西汉出现五言诗一样，是不可能的。在散文中，《庄子》虽有不少寓言，但在每篇中也只是片断，还不是完整的寓言体，而且那已经是战国时代了。这当然不会是《鸱鸦》超越了它的时代，变成了“例外”。它是时代的产儿，而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有问题。其次，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内容，形式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我认为过去对《鸱》的内容按“寓言诗”去理解，出现不少问题，主要有：
1、诗的开头，朱熹说：“话为鸟之爱巢者，呼鸱而谓之曰……。”其他各家，实际上都是把全诗解为“话”的，但《诗经》中“比”是所谓“六义”之一，是最常用、最重要的艺术手法，却还没有全篇是“话”的例子。这里为什么不可能仍然把它理解为“比”，象《硕鼠》的开头“硕鼠硕鼠”句是“比”一样呢?假如《鸱》的开头是“”，那么第二章“今汝下民”何解?前面呼“鸱鸱”，这里又叫“下民”。岂不矛盾!
2、诗的第二、第三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的人的劳动，而与鸟的行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谓寓言，是指写假想的故事或对事物做拟人化的描写。来说明某种道理，因而那种事物必须有可以产生联想、与人有某种相似之点，才有可能。比如“彻彼桑土”句，既然大都理解为剥取桑树根的皮，那么怎么会是鸟儿?何况桑根皮也非筑巢之物。“绸缪户”句，有人把“户”解为鸟巢的“空隙”，这就更勉强了，它显然是指人的房子的门窗。如此等等。
3、最能支持“寓言”说的，恐怕莫过于第四章的头两句了，因为明明有“羽”、“尾”两字。但是，“谯谯”、“”如何解释?《毛传》：“谯谯，杀也。”“。敝也。”这个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因而孔颖达《正义》说：“此无正文也。以此言鸟之羽尾疲劳之状，故知为杀、敝也。”这明明是主观臆断了。王先谦《集疏》：“案，‘’当为‘’。”“唐石经，作修。”于是就以去解谯，以修去释。这虽然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别无佐证，仅以一例成说，似乎缺乏说服力。可见，前人对这两句诗并没有解释妥当，当然也就不能成为“禽言诗”的证据了。
总之，把《鸱》解为“禽言诗”或“寓言诗”，我认为是很成问题的。
六年前，我与王家洋受故乡之邀参加“全国百名诗人百里杜鹃笔会”签到后，王家洋对我说：“蒋哥，在外工作的毕节籍诗人，就我们俩受邀请回来参加此次笔会，荣幸呀！”笔会签到册上有韩作荣（原《人民文学》主编）、叶延滨（《诗刊》主编）、李小雨（《诗刊》副主编）、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曾凡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王明韵（《诗歌月刊》主编）和周占林（《中国诗歌》主编）等。为他说的荣幸，是晚，在水西宾馆，我与他同一1206室。也许真的是荣幸或是多年没有回故乡的缘故，我与他摆了一夜的各自经历。他说过的一些经历被我写成散文，笔会结束时，文字也在《毕节日报》副刊刊发出来了，标题是：背后。想想徐源要的故事，我就将一些没有告诉他人的背后的背后拿出来，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一个诗人的经历才是诗里的诗。
王家洋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九六七年出生于贵州省纳雍县寨乐乡的鼠仲河畔。这个农民的儿子，对读书有天生的兴趣。三四岁时在乡村老木屋里的煤油灯下，他的父亲就教他读诗词;还没满六岁（那时是七岁才允许读一年级），就闹着要去上学，没法，他的父亲就让寨子上大一点的把他带去学校偷偷地读，不几天便被发现送了回来。那时人们很单纯很原则，校长是他的叔伯，和他的父亲是铁哥们，就是他把王家洋送回家的，“娃娃还小，别急。把脑筋读坏了不好！”循规蹈矩的叔伯，很是认真。王家洋只能在家里，在父亲看书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写得大大的，不知疲倦。父亲偶尔举过头来，给他一百分，他自己将得一百分的字，贴在木墙上，自己鼓励自己。
上学后，尽管用心学习，但在同龄人中显山露水还是在初一上半学期才有起色，即在那次期末考试两科（语文和数学）都过了九十，得了全班第一。副校长兼班主任的老师，亲自登门向王家洋的父亲祝贺！他父亲同他的老师喝得大醉。王家洋的父亲发现儿子读书有劲头，就问自己的儿子怕吃苦不？如果吃得苦，就送他到县城城郊的拉嘎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虽然离家远，但那里的教学质量比家门口的学校要好。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王家洋，身上背着的不仅是书包，而且要背着包谷米、豆子、洋芋之类的步行四十多公里才到离拉嘎学校较近的亲戚家。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回家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然后再背背粮食回学校。穷人家的孩子省事早，懂得每走一步都有父母的牵挂，出远门不就是为了学习吗？王家洋就努力学习，用好的成绩回报家人的操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总算拿到了全班第一名，这时的他已是初三学生了。多年过后，他读大学时回纳雍，在县城偶遇当年的语文老师，老师对他说：家洋，你的作文本，我还保存着好几本呢！用着范文对后来的学生讲。
在水西宾馆的那晚，我问王家洋：你是几时开始学习写诗的呢？他笑道：早了！在他在纳雍上初中一年级时，就喜欢上了诗歌。他记得，初二时，那是一个假期，他的父亲去贵阳参加全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回来，用大k箩从县城背来了创作会期间各杂志社、出版社赠阅的许多书，他听父亲说：在贵阳装书的网兜在纳雍下车时破了一个大洞，于是不得不借亲戚家的k箩装书回家。王家洋在那堆书里，翻啊翻啊，翻到了一本诗集――《戴望舒诗选》。他随手翻开，读完一首，又读一首，如饥似渴地读着，母亲叫他去喂猪他也没听见！就是这本诗集，影响了他对诗歌的执着追求;而这种影响，就像初恋，刻骨铭心。他的作品中，无论风格怎样变化，戴望舒诗的那种淡淡的忧伤的影响，总是或多或少、抑制不住地呈现。
一九八七年九月，王家洋到贵阳读大学。老师给学生布置的第一次作文是记叙文，主题是校园里的一件事。他写出了小说《谁的错》交上去，当晚写作老师刘智祥教授就到学生宿舍找到他，并把他叫到校园一处安静的大树下才对他说：你交的作文是你写的吗？显然认为他交的作业是抄袭的！他说：老师，我是在农村放牛长大的，与牛一样实在。老师说：你是毕节的，你认识地区文联的陈学书吗？他说：没见过面，但知道他是《高原》杂志主编，我向《高原》投过稿。后来作文本发下来，老师的评语是：“前途无量，望继续努力！”二十八年过去了，他仍然珍藏着这个本子！
都大学二年级了，他还在小说与诗歌之间徘徊。期末，贵州大学发起贵州省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他写了一组诗歌――《黔西北蛮子》，请刘智祥老师看，明说想参赛。刘老师看后望着自己的学生，认真地说：你应当写诗歌！就这样，因导师刘智祥教授一语，王家洋坚定了写诗的决心。是年，《黔西北蛮子》获得“贵州省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二等奖。
走向社会的那一年，王家洋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那时在县城读高中，喜欢诗歌，第一次见面就把她的笔记本给他看，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是《笔》。俩人一见钟情。那一年年末，她父亲过生日，他由于酒醉和年少气盛，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导致大家反感，严重影响了本来很热闹的气氛，老人家是八十岁生日啊！
那一年除夕是王家洋最难过的日子，乡下父亲病重，他的爱情受挫，事业前途一遍渺茫……《除夕：1992》就是见证。
是什么东西，将某种物质
撕裂
阿英，我怕！我怕
我怕听鞭炮的声音
这种难以言状的心情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受用
明明是条死胡同
我却一直坚持往里走
漂泊已久的一片云，最终
被严冬击碎。成为雪花。飘落
然后，以一种水的形式，活埋于大地的底层
这样的夜晚。阿英，我无力说出一句话
一滴泪水
无情地击中了我所有的行装
时光滔滔，我努力抓住的一棵大树
一转眼变了一株小草
阿英！这么高的门坎
你叫我如何跨过
我实在是难以置信。一夜之间
我们内容丰富的小屋
竟然野草丛生
后来，他每一夜都去老人的窗下认错，一个多星期了，最终他们终于原谅了他。
“除了诗歌，家洋有两大嗜好，一是热爱朋友，二是热爱酒。因此家洋常把朋友们召集到他家里，用不同的方式喝不同类型的酒。酒到酣处，家洋和朋友们便重新记起诗歌，在酒精的催动下谈论诗歌或朗诵诗歌。近来家洋又多了一个嗜好，那就是唱歌。家洋唱得最好的是俄罗斯民歌。在朋友们经常持续到深夜两三点的歌声里，当数家洋唱得豪迈而有激情。
家洋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在他的身上，兼具了乡村人和都市人的特点。穿西服、打领带，拿手机洒脱地走在都市大街上的家洋，是不露任何破绽的都市人;而“卷起裤脚，敞开胸膛”，到乡下去的家洋，无论是情感或外表，又都是完完全全的乡下人了。”（陈金平《解读王家洋及其诗歌》）
一九九八年，海风出版社出版了王家洋的第一本诗集《到乡下去》。一九九八年后诗歌少了，一年难有一首，有些年是空白，主要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2000年，在国家提出对经济落后的西部进行大开发之际，他认为因客观原因蒙尘失色失声的地域诗歌也急需大开发，就像大山里出走的孩子在城市里沉默的太久，一旦回到故乡对久别的山水放声，想听听大山回声撞醒自己，是否是在梦里。他叫上志同道合的两个朋友，由他出资，就办诗刊，刊名就叫《大开发》。四年间，出版了十期，向全国有联系地址的诗人寄送，认认真真地为一个个优秀的诗人做嫁衣，把他们有质量的诗歌举向读者。其间，将贵州诗人陈灼荐上了部级纯文学大刊《人民文学》。
2002年1月26日，由《诗选刊》杂志社主办、福建《丑石》诗报承办的“2002・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暨民间诗歌报刊年会”在闽东古城霞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诗人、诗评家和民间诗歌报刊主持人在听王家洋的发言，只是，不是他本人在读自己的“诗界需要大开发”的文字，而是组委会的人在读，他因事没能出席会议，是发过去的电传稿。这篇电传稿后来又在《诗选刊》“大会综述”中摘登。
2004年，他主编的全国公开发行的《当代教育》接下《大开发》的旗帜，辟大量版面刊发诗歌。只要是好诗歌，他便不吝惜版面，拿二三十页发一个人的诗歌（散文诗）都可以。以大篇幅先后推出了蒋德明（贵州）、杨朝东（贵州）、祝发能（贵州）、末未（贵州）、哑木（贵州）、王家鸿（贵州）、汤成伟（贵州）、喻子涵（贵州）、徐源（贵州）、姚辉（贵州）、牧之（贵州）、吴海歌（重庆）、王小忠（甘肃）、谢寿国（广东）、王妍丁（北京）、转角（黑龙江）等诗人的诗歌（散文诗）。
《当代教育》十二年来，一直以“坚守文学公益，捍卫高尚情操”为宗旨，以“培育未来作家，振兴中华文化”为目的，先后开展了十一届贵州学生作文竞赛。其中，小学生和中学生作文竞赛各四届，大学生作文竞赛三届。
“作为编辑，为他人做嫁妆天经地义;作为诗人，家洋，你是否对得起自己？”几年前在一次诗歌活动中我不经意的一语惊醒了他，他说：“诗人，是要文本立脚的呀！”
之后，两年多时间里，他写出了两百多首诗。这些诗，他不是坐在桌子前写的，是在床上、车上、船上、车站、机场、码头、步行中从内心自然流出的。他一直认为，诗歌要适合朗诵，要打动人的才是好诗。
有一天，妻子对他说，你害人！让我在驾校偷偷地流泪。当时他莫名其妙。我又没惹你。她说在微信上看了他的诗，她哭了。她说的是下面这首：
《元宵夜的思念》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思念”的时候
月亮升起来了
父亲，今天是元宵节
我远在贵阳，不能给你送去灯盏
只有把文字写上天空
让那些星星陪伴你
不管风有多大
他们永远不会熄灭
父亲，当年和你一起给爷爷送灯的小孩
如今马上就到半百了
已不是当年的蹦蹦跳跳了
他时刻努力让自己的腰杆晚些弯下
他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
一大家子人还要靠他
父亲，今夜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我想你了
那些星星
是我给你送去的灯盏
那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