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今年。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巩固第二届曹禺文化周市容市貌整治效果，加大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探索建立数字化城管及“大城管”管理模式，积极推行城管领域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全面推广“以钱养事”改革，切实推进乡村生活垃圾处置费代缴改革，努力加强城管执法保证，进一步规范执法人员行为，不时提高长效管理水平，促进水乡园林特色、历史人文特色的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为把潜江早日建设成中部强市作贡献。
二）目标任务及主要措施。
运用信息化手段（数字城管）提升乡村管理行政执法整体效能，建立数字化乡村管理新模式。开展数字化乡村管理系统建设。从严从细从快管理好城市。
推动乡村管理重心下移，推进乡村网格化管理。依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乡村管理架构。强化城区、街道、社区的自治管理，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管理模式，争取市政府支持，向社区拨付基本工作经费及奖励经费，重新启动“门前四包”工作。实行乡村网格内的以钱养事”改革，完善和落实绩效考评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提高基础管理能力。
利用升格为政府工作部门的契机，努力构建“大城管”格局。借鉴宜昌市城管局做法。争取市政府尽快成立乡村综合管理委员会，市长任主任，分管市领导为副主任，构建政府监督指挥、部门协调运作、各有关方面各司其责，各尽其责，相互配合的大城管”格局。
调整了运行软件，切实推进“乡村垃圾处置费代缴”改革工作。今年已拿出利息监审意见。制定了改革实施方法草案。今年依照省物价局、省住建厅专题督办会要求，迅速组织实施。
分布实施”工作思路，启动乡村管理行政执法局申报工作。依照“一次报批。拟定在潜江城区实行相对集中奖励权工作申报方案，按“先上市长办公会，再上市委常委会，向市人大汇报后，报省政府批准”工作流程推进，整合乡村管理资源，推行乡村管理领域相对集中奖励权工作，整体提升乡村管理水平。
加快专业市场、环卫设施的建设速度，完善乡村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市政府加大乡村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为乡村管理发明必要条件。
依照“新人新办法，规范城管执法人员管理。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政办发[2010]102号）文件精神。老人老办法”原则，坚持“逢进必考”严把入口关；对现有人员统一考核，择优录用，对达不到要求的人员合理分流，妥善处置；规范后的城管执法人员争取纳入参公管理，提高城管系统干部职工待遇。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WWW.133229.COm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关键词】数字电视双黄乡调研
一、2012年全乡数字电视工作概况
2012年，我乡在莲都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及区网络传输中心、黄村广电中心站的正确领导下，不怕苦，不怕累，抢时间，赶进度，全力以赴的努力工作，并于今年年底基本完成数字电视整转工作。目前，共有661台终端用户、87台终端低保户顺利看上数字电视，已销售36台数字电视机顶盒。
二、全乡数字电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农民对数字电视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调查发现，尽管普通农民通过各种渠道早已对数字电视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数字电视是什么、有什么功能？绝大多数农民概念不清，认识模糊。里佳源姓谢的一位村民说：“不管是什么电视，只要有电视看就行。搞数字电视不过是换一种方法向用户多收一点钱而已。”村民们还说：“安装了数字电视后，一个机顶盒只能用于一台电视机的收看，家中其它电视就看不到节目了，只能当摆设，若想看，还得花几百元买机顶盒，三台电视以外的，还要多付费用，还不如买个‘卫星锅子’收看”。
（二）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薄弱。
调查发现，对于安装有线数字电视的接受程度，经济条件好的村好于经济条件差的村。只有10%农户有安装数字电视的愿望和要求，想及早地享受数字化生活；大多数农户都认为现有的有线电视节目已满足收看，认为可装可不装，但是对于买个机顶盒花上几百元还是不太愿意接受；剩下的属于低保户，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有机顶盒赠送，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对于数字电视如何遥控，如何正常的开关电视都存在困难。
（三）开展数字电视以来对于我们工作人员来说增加了维护的难度。
数字电视不像有线电视那样只需要保证用户家里信号强度满足要求，稍微一点不清楚都是可以正常收看电视节目的。现在的数字电视信号稍微有一点差错就出现马赛克现象，根本无法正常收看电视节目，而且还要考虑到误码率、载噪比等好多技术问题。农村并不像城里百姓那样住在小区的楼房里，他们家一般都是分散的，线路信号计算需要更加精确，有些偏远的农村甚至还需要爬山，这对于我们维护起来就更增加了难度。
（四）很多农户不会正常运用和收看数字电视。
调查发现农村老百姓家里电视机很多都是旧的，有些甚至是二十年的老古董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后座不存在视频输入和音频输入插孔，根本无法安装数字电视机顶盒，需要他们重新购买电视机；而且有些农户家里的遥控器不是配套遥控器，他们不得不要交叉使用两个遥控器，有些文盲的连电视机都开不起来，就更别谈正常收看电视节目。
（五）存在不法竞争因素影响。
由于卫星电视接收装置成本较低，安装简单，加之缺少监管，相比于数字电视，部分群众违法私接卫星接收器就显得很便宜，如，用户常用的一种“卫星接收小锅”，包括机顶盒等一整套在内也只要150元左右，并且平时不需要收取使用费。
（六）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数字电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广播电视台现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尽管电视台前期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搞调研、搞学习、搞培训。但由于缺乏此类工作的经验，一切工作都是从莲都区网络传输中心或是别的乡镇文化站学习而来，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在所难免。反映在用户身上，就出现了诸如服务电话经常占线、故障报修后由于工作人员过少不能及时上门维修、技术水平跟不上、维修质量不高、需要反复多次维修等问题。
（七）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改造的资金投入不足
有线电视数字化既是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群众文化生活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区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已不能满足有线电视数字化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网络升级改造，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予以支撑和保障。虽然前期，我们即将完成莲都区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但要完成全区所有乡镇农村的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还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资金缺口很大。
三、全乡数字电视普及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一）深入宣传推广，形成社会共识
对有线电视数字化重要意义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地宣传教育，不断形成社会共识；对我乡数字电视的运营模式、收费标准、整体转换等进行解惑释疑，引导用户转变消费观念，化解矛盾和阻力；积极主动向用户普及数字电视知识，细化使用说明和指导，帮助用户改变收视习惯，克服使用数字电视的障碍；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为推进有线电视数字化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
（二）加强管理服务，满足群众需求
一是研究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新情况，加强安全播出监管，巩固宣传阵地，维护文化信息安全。二是增加服务内容，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对基本用户要适当增加节目套数或服务内容，对过渡期间保留的六套模拟电视节目，要保证用户正常收视，过渡期结束后应继续保留六套基本模拟电视节目，保障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和困难家庭能够看到基本的电视节目。三是加强客服中心建设，公布服务规范，加大技术维护力度，健全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保障用户正常、便捷使用。四是努力开发网络业务和功能，加快推广数字电视多样化、个性化、多功能、多层次服务内容。
（三）重视队伍建设，做好人才保障
要灵活用人机制，解决人才问题。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度放宽主管部门自主聘用人员的权利，聘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进入队伍，以解决目前乡镇数字电视管理范围广，队伍人员少问题。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和骨干队伍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以适应数字电视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要切实重视乡镇广电网络维护队伍建设，健全基层技术服务网络，切实提高技术保障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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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昌进；浅析当前有线电视网络中数字电视技术应用及发展前景[J]；科技资讯；2010年13期
检查评比多还因为政出多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所有职能部门的工作最后都集中到乡镇，由乡镇来贯彻，所以，最后也都要检查到乡镇。在平行分工，各司其责的部门化体制下，各个部门都会强调自己那一份工作的意义，更有那些涉及检查评比一票否决的规定，例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就更是不得轻慢。于是，乡镇也总是隔三差五地迎接检查，往往一个检查刚结束，下一个又来了。结果，一年到头，光是应对这些检查就要花去不少时间。我曾经在一个乡镇做过一年半以上的调研，我注意到，这里一年光计划生育检查就有五到六次，其中区里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市里也如是，再加上省里再安排一到两次。这样，可以说大的检查每季有，小的检查月月有，难怪有研究者会将乡镇的迎检称作是基层“应酬政治”的重要内容。
这“应酬”二字甚为准确，因为要迎检就得花时间，费精力，出人力，耗物力，损心力。下级对上级的“应酬”是不敢怠慢的，因为这涉及到评先和排名，涉及到领导的帽子与位子。现在的政府管理都已经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上级的检查要抓数据，于是，迎检也要与时俱进，将应酬提升到数字化水平。数字化管理本身有一个特点，即层层加码、越做越细、愈益繁复，例如，上级部门确定一个检查指标，设计一张考核表格，任务到了下一个层级，为政者为了显示重视，细化和落实上级部署，往往就会多出一组数据和表格，这样，到了乡镇，就可能已经是好几十个数据指标和多张表格。而电脑普及所带来的数字化管理的方便，无疑又可能会加剧这种数字化泛滥的趋势，结果，每一次检查，乡镇干部都要为对付和琢磨各类的账、表、卡、册，填报数不清的数据而费尽心力。
那么，这话是不是在暗示上级有意为难基层？似乎不能这么说。上级对下级实施制度化管理，不依靠表格和数据又靠什么？难道还真的要领导们像古代官员那样来一个微服私访？乡镇干部倒是这样在发牢骚，可话说得容易，真要做起来并不现实，不要说随着现代媒体的发达，领导长什么样下边的人都清楚，已无微服可言，仅从管理的内容来看，现代管理较之于古代，也不知繁复了多少，将其制度化根本就不可行（即使在古代，微服私访也并不普遍，不然何以为民间所津津乐道？）。所以，数字化的管理和检查还得继续，乡镇也只能不知疲倦地备检，想尽一切办法去打理这些表格和数据。
乡镇管理的草根性很强，所谓草根性，也就是非制度、非文本特性，许多工作，做就做了，却未必有时间、有精力去文本化和数据化。这种状况势必在实际的工作方式与制度性规定之间造成一定的距离。本来，领导也多半有过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下面的工作是怎样做的，他们自己亲历过，心里面应该有数。可是，到了检查的时候，这种知情不顶用了，一切还得按规定动作玩。这可真难为了下面的人，因为哪儿来那么多的规则和数据，哪里又有那么多的记载呢？但这个时候不做还不行了，既然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只能去适应。于是，上级有什么标准，定什么数据，下面就只能给你准备什么材料，填报什么数据。以计划生育检查为例，计生办的干部说：目前计划生育工作所要求的优质服务指标如此复杂和精确，在农村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不要说许多农民不在家，统计从何而来？就是在家，人家也未必配合你。但上级既然要，下级就只能去找，下发的各类账、表、卡、册，要求填报的项目多，要求完成的时间短，于是，为了完成这些报表，下面除了对人口、孕妇数量、出生率等这类最为紧要的数据不敢凭空想象之外，其他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便只能由你自己去揣度了。再以我自己亲历过的一次税费改革检查为例，按照考核评比的要求，农户手中必须备齐的资料就包括：土地经营权证、年纳税通知书、年农民负担监督卡、省委、省政府致全省农民的减负公开信、交税退税票据等；村里必备的材料则包括：任务测算表、村到组、组到户农业税任务清册、征收清册、村级债务清册、转移支付到村凭据、农业税附加返还凭据、农业税减免到户清册、结算清退清册、军烈属优抚款及五保户统筹款到户清册、村组干部工资清册，报刊征订收据、化债凭据、接待处理政策咨询及农户来访情况登记、村税费改革方案及工作总结、推进税费改革的会议记录、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近两个年度各种数据的公示牌、标语等，大大小小总共好几十件。凭心而论，上述资料以前可能也发过或做过一些，但乡村不像上级机关，以前下发过的资料不等于现在还有，更无法确保已经发到农民手里的资料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农民手里，所以，保险的办法就是重新准备，重新发放。于是，检查任务一宣布，全体干部就都投入到了各种考评资料的准备之中。因此，所谓迎检，往往就是一个重新准备与制作资料的过程。这也真苦了我们的干部，但不这样做就通不过检查，通不过检查就要进“笼子”管理，一旦进了“笼子”，
不要说大大小小的检查考评跑不了你，所有的评先、评优、提职、提薪、晋级等也都没有份，直到出“笼子”为止。所以，再苦再累，工作量再大，也要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稍多调查经历者都知道，一些乡、村的档案，与其说是对日常工作的整理和记录，不如说都是这样在迎检之前的突击中制作出来的。对之，与其去苛求，不如一笑置之，将其正解为一种有特色的运动化管理模式。而用时髦的学术话语来表达，这大概可以归入某种“新传统”一类的范畴，只不过，若是想用这些材料来做研究，就得多长个心眼。
如果这种迎检的游戏仅仅是政府内部的运作，也就罢了，花再多的人力和物力也只是体制内的资源损耗。但乡镇工作是面向农村的，各种档案材料和数据的指向物皆为村庄和农民，于是，乡镇要备检，就不得不将村干部和农民也拉出来陪练。以准备村级档案为例，村干部也得上阵参与这种“数学作业”。但村干部和乡干部不同，后者是公务员，饭碗捏在领导手里，一声令下，一般干部就是有什么看法，发发牢骚，过过嘴瘾也就罢了，该干什么还得照样干。现在可正闹机构改革，要是不怕下岗走人，就一边儿歇着去。可村干部不吃皇粮，光凭乡镇的命令就要村里配合，可能会有些问题。所以，为了确保村里合作，乡镇就要出血，往往是乡镇一把手向各主职村干部许诺，检查评了先，政府奖励村里多少钱，村里拿去怎么分，政府不管。这样一来，村干部的积极性上来了，跟着乡镇做起了数学作业。不过，这一招不可能用来对农民，农民不处于乡村权力与利益的网络中，更没有什么东西攥在政府手里，用干部自己的话来说，现在的农民是“有吃有穿不求你，种啥做啥不，有了问题却找你。”所以，要他们陪干部玩“迎检的游戏”并不那么容易。但现在上面的检查越搞越细，不仅要检查文字性的东西，还要进村入户询问情况。这本是为了杜绝形式主义和基层作假，可这样一来，乡镇就不仅得做好迎检之前的案头准备，还得想办法将这些“作业”的内容和答案让受访农户知晓与熟悉。例如，每年的计划生育例行检查，检查组总是会向对象户询问诸如计生干部是否上门，来过几次，什么时间来的，都交待了什么事情等问题，如果对象户一问三不知，检查者就可能由此反推乡村工作的真实性。那么，如何才能让对象户掌握这些必问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村落日常生活本来以散漫与无规则为特点，偶发性的事件–过程、不经意的询问与对话，如果不经过特殊的强化灌输，你能肯定对象户一定记得住？假如计生干部做了工作，对象户在接受问询时却答不上来，就有可能形成对已做工作的否定。再假如有的对象户与干部有矛盾，故意乱说，也可能会出问题。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在既没有办法向农民做强制性灌输——这样做会引起对象户的反感，起反作用，又没有办法确保农民一定会主动配合工作的情况下，计生干部想出了一套不“扰民”、不求民，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农民“上套”的办法。即通过特别安排的自检自查，将上级检查时可能涉及的内容预先操演，以让对象户将干部们平日里做过的工作反复地“印象化”和“程式化”。
基层干部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上级的检查到来之前，计生办的干部便三天两头进村入户，以检查者的身份反复向农户询问上级检查时可能会涉及的问题，如有不知者，再来一个现场的解释和提示。整个过程搞得跟真检查一样，并不告诉农民这只是一场预习和“背书”，这样，对象户便在不知不觉的仿真环境中习得了应对检查所需要的知识。于是，未经被检查者察知，也不需要给任何劳务报酬，却达到了向他们灌输检查信息的效果。
乡镇干部用这一套办法来操练农户，村计生专干有时也会以同样的办法先将对象户操练几遍。所以，往往是乡镇还没有动作，计生专干就以自检自查的形式先将这套游戏玩起来了，结果，等乡镇干部下户，发现对象户竟然能够对答如流。“这真是奇了？！”计生办的人颇感惊诧，但惊诧之余，他们也很快就反应过来，既然你能这样来应对上面，下面又为何不会以此来应对于你？于是，彼此相视一笑，也算是找到了几分战友的同情。
一切都万事俱备，就盼着上级来检查。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想办法打听到有关检查的信息，如检查的时间、线路，甚至于检查组的车牌号等。这样，不待检查者上路，一切就早已经在迎检者的掌控之中了。
基层的匠心独运不能说上级就不能领会，他们不同样要经受更上一级的检查，做同样精心的准备？所以，有朋友就说过，在应对自上而下的检查中，地方上存在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那么，市、县、乡、村都会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来检查，县、乡、村则都动员起来，共同应付。比如省里检查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会提前探明情况，向下面的县提供某些检查信息与应对方法的“公共服务”，当市里来检查时，县里也如法炮制。结果，检查者永远处于被孤立状态，而被检查者则利益一致，共同对“上”，布下天罗地网，将检查活动消解于无形（参见赵树凯：《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10省（区）20乡镇调查》，三农中国网20__年8月15日）。有备如此,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拿下?
必要时还有绝杀的一招，那就是给每一个到访的检查人员适时地“上菜”。
可以预料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上级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数据，乡镇在检查中创造了优异的成绩，由此，乡村工作上了一个台阶，进入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现在，新农村建设正在红红火火地展开，不知道是否又多出若干需要考核的指标，多出多少个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检查评比。
关键词：阻尼测度；非线性回归拟合；城乡数字鸿沟；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PDi，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阻尼值1年份1阻尼值199010.011641200110.04982199110.012931200210.05412199210.013841200310.05905199310.014081200410.06362199410.014791200510.06662199510.018161200610.06999199610.023131200710.07425199710.027241200810.07770199810.034781200910.08292199910.040041201010.08653200010.045861-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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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07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民间团体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为迎接全省五保、特困户救助工作大检查，市财政局、民政局11月29日召开了紧急工作会，省政府将于12月2日至12月10日派工作组对全省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两项工作进行明查暗访，为做好这两项工作，经财政局、民政局研究决定，召开这次由财政所长、民政所长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请认真听讲。[文秘站-www,,找范文请到文秘站网]
一、市会议精神
会议首先各县市区对两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了汇报，其次市民政局救灾救济科陈科长汇报了11月下旬全市互查情况，五保供养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
1、部门乡镇已保人员政策落实较好，地保人员落实不好，没有做到应保尽保。
2、资金到位不好。资金到乡镇财政所后，没有及时把资金拨付民政所，有的乡镇财政所直接将五保供养资金交给村，有的在财政所滞留，有的在行政村滞留，没有到五保户手中。
3、五保资金未能实行专户管理，各乡镇、财政、民政没有设立五保资金专户，没有实行专帐管理，资金不能实现封闭运行。
4、部分乡镇民政所证件，资金未发放到位。
农村特困救助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资金落实不好；
（2）、县配套资金未落实；
（3）、操作不规范。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1、各级财政、民政部门没有向领导汇报好，没能引起领导高度重视。2、民政，财政没有配合好。
最后市财政局刘局长做重要讲话，要求
（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落实好两项资金。
（二）、要掌握政策，弄清底数，落实到位。
05年五保供养资金无法单列，不再是村级经费的一部分，有的乡镇财政所将五保供养资金同村干部工资和村办公经费混在一起，交给行政村是严重错误的，这个政策一定要把握好。五保供养标准是集中供养每人每年1200元，分散供养每人每年1000元，给地五保是1000元减去土地收益，任何人不得随降低供养标准，五保数字是法定数字，不得随意乱动。有些乡镇财政、民政报一次一个数，并且相差很大，到底什么原因。各乡镇财政所民政所、财政所需要立即设立五保供养资金专户，实行专帐管理，由民政所将资金直接发放到户。
（一）弄清底数，凡五保数字不准确的地方，请立即弄清底数，建档建卡，建立台帐。
（二）要明确责任，资金不到位是财政部门责任，资金到位，没发到户是民政部门的责任。
（三）3天内将两项资金全部发放到位，（12月2日前）
二、我县五保供养，特困救助工作存在问题及工作要求
1、五保供养底数不清，有些乡镇报五保数字报一次一个一样，有时差别很大。要求底数不清的乡镇财政民政两部门，密切配合，尽快澄清底子，建立台帐，建立档案，报审批表一式两份，由县民政局审批，五保数字以今年8月份财政局农税办统计数字为准。
2、未能做到应保尽保，有的乡镇把没地五保保起来，给地五保没保。
3、未能设立五保资金专户，各乡镇财政所一定要将五保资金按照县农税办里核定数字，如数拨付给民政所，在民政所设立专户，坚决纠正将五保资金交给村里发放的错误行为。
4、五保户，特困户证件，发放到位。上次市民政局检查发现，有个别乡镇仍在使用老五保证。特困救助证，五保证款未发的，要求12月5日前一定将五保证，包括地保的五保证、特困户证款发放到位，否则，省政府明查暗访谁出问题谁负责任，资金不到位由财政所负责，资金到位，五保证（包括地保）、款不发，由民政所负责。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129号令)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电总局60号令),在全国范围内向经许可接收我国直播卫星“村村通”加密平台节目的用户,提供相应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特别是其中的解码器、收视授权智能卡的安装服务,由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批许可的机构提供。
直播卫星“村村通”加密平台由节目加密、用户管理和客服呼叫中心组成,由直播星用户管理中心负责运行和管理。直播星用户管理中心会同机顶盒生产企业以及全国各级广电行政部门承担村村通建设及相关管理工作的机构(“用户管理中心”、“省级村办”、“市级村办”、“县级村办”),建立加密智能卡的管理机制,为“村村通”用户提供服务。
各级“村办”认真做好该项工程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县级村办”作为此项工程的最基层,工作量大,过程繁琐,必须认真对待。
我县2010年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工程涉及县域辖区内604个自然村,受益农户18120户,第一批设备到位15606套。
我县广播电视局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广播电视业务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局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完成了15606套设备用户信息录入工作,完成信息上传工作,以及入户安装工作,这是全局广播电视工作者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的结晶。笔者参与了此项工程的整个实施过程,历尽艰辛,从中感悟出实施此项工程的一些“好”做法,在此赘述如下,供广播电视同仁们共同探讨,以便总结出更好的工作方法,使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工作又好又快地完成。
广播电视
直播卫星村村通用户信息录入工作
我县的用户信息录入工作是由各乡镇广播电视站统计、填入单机版电子表格后,交到县级“村办”(县级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工作办公室)。乡镇统计、录入的内容主要有八项内容:用户姓名、联系电话、身份证号、邮政编码、省、市、县、详细地址。由于统计录入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和村委换届工作同时进行,错误之处难免,主要表现在:联系电话,身份证号,详细地址以及用户数的统计汇总几方面。县级村办对以上几项必需认真核对校正,否则在今后的批量上传过程中,失败户数多,造成工作量加大,工作进展速度慢等情况。
错误“项”的应对方法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是必填内容,指受益农户的联系电话。如果农户没有联系电话,就填该村小组长的电话或者其附近农户的联系电话。若手机号码必须正确无误的填入,若是固定电话,必须填“区”,格式为“xxxx-xxxxxxx”,而不能用“(xxxx)xxxxxxx”格式。
身份证号:必须认真统计、认真填写。填写时,身份证号只可能是18位数或15位数,多一位少一位数都是错的,如发现有误,告知相关乡镇统计员到当地派出所进行校对,切勿“生编乱造”。
详细地址:详细地址必须填xx乡镇xx村委会xx村。有的乡镇只填xx村委会xx村,不利于今后的“查询”。县级村办必须要给予纠正。
用户信息汇总,统计工作
各乡镇填好的用户信息统计电子表格,交到县局后,县级“村办”要认真复核,主要是用户数。每个自然村建一张电子表,核对用户数并加以命名标注,每个村委会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标注该村委会的受益农户数,最后再建一个文件夹,命名该乡镇的名称以及用户总数,便于以后的上传和总汇。各乡镇的用户数核对无误后方可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
设备信息录入工作
由于我县是采取先录入设备信息,再发往各乡镇进行入户安装的方法,即:县级“村办”在各乡镇录入的用户信息表上,再录入设备信息。在实施工程中主要做好:
1、严把设备入库出库关
设备信息录入工作过程中,每天都要有大量的设备(接收机)从库房搬出,逐台录入,录好后装箱再搬回库房,按乡镇分别码放。这需要有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的仓库管理员专人负责,认真核对每天搬出仓库的设备数量与收回的设备数量是否相等,堆码位置归类是否正确,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2、严把设备信息录入和设备再装箱关
设备信息录入是一项繁琐的数据工作,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具有耐心细数的工作精神、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否则录入的信息“张冠李戴”,前功尽弃。
我局抽出六名职工,参与设备信息录入工作,每两人为一组,按任务数、按乡镇责任到组(切不可几组同时录入同一个乡镇,否则会出现重复录入或漏录现象发生,错误互相推诿)各自开展工作。
每组主要操作流程:
每组两人:一人负责拆箱(拆箱员)取出条形码,再把条形码粘贴到保修单上,交给另一人(信息录入员);信息录入员用电子扫描枪读取条形码上的三组数据(机顶盒序列号,加密序列号,智能卡号)分别填入相应的表格中,再填上安装日期;至此该设备用户户主已确定,录入员必须按照电子表中用户、设备信息认真按要求填写保修单,再交给拆箱员;拆箱员对照条形码的数据,把保修单分别装入相应的机顶盒小箱内,并在小箱外面注明此设备的用户详细地址,用户名。再装入大箱,大箱装满一箱(20台)后,再在大箱外面标注箱内设备的用户地址、用户名,便于今后设备分发工作,方可人库分类堆放。
主要注意事项:
拆箱员:粘贴条形码时要认真,不得倒正不分随意“糊上”;放回保修单时一定要做到一一对应,严禁随意“塞入”。
录人员:因条形码的数据是用扫描枪读取的,不会发生数据位数多少现象,但要注意相应的设备只能录在相应的位置,不能出现两台设备数据互换的情况。一定要填写安装时间,格式为:如2010年4月5日,填成20100405,否则上传不成功。
信息上传工作
用户信息、设备信息是通“直播卫星村村通管理系统”平台上传到直播卫星用户管理中心的,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传结束,才能保证用户的正常收听收看。
“管理系统”的安全管理工作:
从县级村办的“直播卫星村村通用户管理系统”的管理者来看,其掌握着全县村村通用户能否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生杀大权”。所以登陆系统的工号、登陆密码一定要指定专人妥善管理,最好是一人单独管理。否则出现密码被修改无法登陆上传信息;用户信息擅自被更改、注销;用户不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等的现象发生。一定要严加管理。
信息上传工作:
信息上传工作必须由登陆“村村通用户管理系统”的工号、密码管理者上传完成,最好一人。若两人操作,上传时失败的用户数难“找”到。由于用户信息、设备信息用“单机版上传表格”也录入完成,所以第一次上传信息要采用“批量上传”的方法进行,上传失败的少量用户用“单户开户”的方法进行,逐户开户。
在联网的电脑上首先登陆“直播卫星村村通用户管理系统”;在“文件导入浏览”中找到要上传的文件;将文件名重新命名数为英文名或数字名字(如某村委会的第一个自然村有25户用户,将其命名为001.25);用笔记录下该数字(英文)名字对应的中文名字及用户数;然后“上传”,待文件上传结束,立即点击批量操作“查询”。
查询该上传自然村的上传情况:
其显示有你刚才上传该自然村的“处理户数”、“成功户数”失败户数。你应核对:上传户数与显示的处理户数是否相等;“成功户数”与“失败户数”之和是否与上传户数相等;对于上传失败的用户数要查询失败的原因;用笔记录下失败用户所在的“行”,失败的“项”;再打开上传的原始文件找到相应的用户信息并记录下用户姓名,错误原因。待上传完成一个乡镇的用户信息后,立即查看“前台报表”,看成功户数与记录的失败数之和是否等于整个乡镇总户数;若互不相等,请用笔记记录情况对照电子原始表格逐一核对,直到“成功户数”+“失败户数”=“乡镇总户数”为止。对于上传失败的用户要告知该乡镇的相关人员,纠正错误项,再逐户上传;上传再不成功的用户,再继续修改错误原因,如此往复,直到全乡镇的用户全部上传成功,放可转入下一乡镇的上传工作。
批量信息上传失败原因提示语表示的意思及其应对方法:
提示语一:“非本公司生产设备你不能销售”。说明该设备的信息生产厂商还未传到“村村通用户管理中心”,系统不承认。应对方法:过几天,待该设备的信息厂商传到“中心”后,再上传。
提示语二:“身份证号码唯一性检验失败”。说明该用户的身份证号在这之前你也上传了相同的号码,故此该用户上传失败。应对方法:你把此号码复制到系统页面的顶端第三个格内,然后在前两个空内分别选择“省”、“按证件号”、点“查询”,就可以查到以前输入同号码的户主、姓名、地址,然后告知该乡镇相关人员进行修改,再上传(这种情况可能存在部分用户在不同村寨登记,套取村村通设备,应查明)。
提示语三:“身份证号码位数校验失败”。说明该用户的身份号码“多位”或“少位”,校对后重新上传。
提示语四:“两个设备未绑定”。两个设备指“机顶盒”和“智能卡”。说明机顶盒系列号和智能卡号录入时没做到一一对应,必须重新录入,再上传。
提示语五:“加密系列号不正确”。说明该台机顶盒的加密系列号录入了别台机顶盒的加密系列号。须重新录入再上传。
提示语六:“文件格式不正确”。说明安装时间没有录入,需重新录入再上传。把握上传时间,提高上传速度。
全国有近千个市县集中向一个“系统”上传信息,网速慢、“道路拥挤”,上传时间如果单户开户,一个下午(三个半小时)最多可开30户,并且错误率高,所以必须错开上传高峰期。晚上因全国有数以亿计的网民在网上“偷菜”,上传速度也不怎么快。上传速度最快的时间是在凌晨5点到8点之间,如果用“批量上传”的方法,每小时可上传近千户,包括查询、记录、汇总三不误。
妥善保管保修单: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当前指导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中的“五个统筹”之首，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无疑更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意义。要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消除城乡差距，率先走出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互动发展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农村广播电视工作，推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对农广播电视的服务水平，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的基本需求。
广电局根据《**县第一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吉学组发〔20xx〕3号）的安排，以及对广电事业进行深入调研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要求，于4月7日至10日，围绕“如何提升广播电视节目质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方面进行了调研，调研方式采取现场考察、与乡镇干部职工座谈、个人群众深度访谈及对相关材料分析等方式。现将调研报告汇报如下。
一、广播电视概况及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现状
**县电视转播台，始建于1983年，当年11月开通试播，位于县城东南方山梁上。发射塔高116.7米，为边宽1米拉线式轻型调频电视塔。台内设卫星地面站4座，分别收转134º卫星和105.5º卫星广播电视节目。
**县有线电视台，始建于1995年，并与当年8月开通试播，20xx年进行光缆改造，现为光缆，电缆混合（hfc）网络，前端光缆传输为18芯＋18芯＋4芯。光接收机以下为电缆网入户。现开通26套电视节目，拥有2680户用户。设有卫星地面接收站三座，分别接收亚太1a（134º）卫星和亚洲3s（105.5º）卫星。
1992年起，在原有的6个乡级广播放大站的基础上，陆续在喀尔交乡、托斯特乡、别斯铁列克乡、恰勒什海乡和**镇设立了5个乡（镇）广播站，设站功率为10-50瓦，隶属于乡（镇）政府管理。现有50瓦电视发射机一部、30瓦发射机2部、10瓦电视发射机4部、30瓦调频广播发射机2部、10瓦调频广播发射机4部，这部分广播电视设备都是“西新工程”乡乡通广播电视配发的设备。20xx年后各乡广播无线发射机相继停播，改为有线电视传输覆盖，5个乡（镇）均建有前端设备，传输8-10套不等的电视节目。20xx年启动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在5个村安装了有线电视3+1系统，在6个行政村安装了1+1无线广播电视发射系统，20xx年村村通工程在2个村安装了4+2无线广播发射系统。
二、存在的问题
**县广播电视近年来发展较快，取得了显著成绩，覆盖全县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和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极不协调，城市广播电视已逐步进入现代化阶段，而农村广播电视还处在落后的初级阶段。**县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主要特点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其主要矛盾和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设施薄弱
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各乡镇、村广播电视硬件设施落后。基本上没有专用机房、设备急需更新和维修、没有办公室、办公经费没有保证。大部分村村通站点设在村民家中，乡镇广播站没有机房或把地下室作为机房。机房简陋、阴暗潮湿，条件差，需要新建，1992年以后配置的电视发射机已陈旧老化，未得到更新。因缺乏维护经费和技术人员，大部分乡镇广播站不能保证正常转播。
（二）无线电视覆盖滑坡严重。
无线覆盖是广播电视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手段，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由于我县为山区、丘陵地带，地形复杂，县电视转播台信号覆盖范围有限，而各乡镇广播站的电视发射机，由于经费不足，无力支付最基本的电费和维护经费，已经基本处于停播的状态，目前只有**镇的4+2发射机在工作，直接影响了中央和自治区节目的转播覆盖，无线电视覆盖滑坡已成为**县目前广播电视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三）“村村通”工程起点低，存在覆盖盲区和返盲问题。
由于受经费限制，投入少，起点低，“村村通”工程开始是每个村只能收听收看到一套广播和一套电视，后来是4+2模式，这与县城居民能收听到多套广播、看上数十套乃至上百套的电视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村村通”（指农牧民群众自筹有线系统）由于缺乏正常的维护经费，线路损坏严重，塔斯特村、章阿托干村的有线电视系统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出现“返盲”现象。
（四）体制不顺，运转困难。
1990年11月，新疆贯彻国家人事部和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颁发<乡、镇广播电视站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人地编发【1990】5号），全面实行县（市）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与乡镇党委政府双重领导，以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
20xx年6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乡镇党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新党发【20xx】16号），《实施意见》第四条中“其他如农机、农技、畜牧、兽医、文化、广播等涉农和为基层服务的机构，原则上都要下放到乡镇管理”。根据《实施意见》，一些以县直接管理的乡镇广播电视管理体系，又演变回乡镇管理的体制。县（市）广播电视局对乡镇广播电视站的管理权仅局限于业务指导和技术维护，乡镇党委政府对乡镇广播电视站的宣传和人财物事进行具体管理。
**县在“块块”管理体制运行中，乡镇财政困难，无力支持乡镇广播站的事业建设和维护经费，农村广播在低层次上运作，延缓农村广播的发展。乡镇“块块”管理，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普遍不能做到专人专用，影响广播的不间断播出和安全播出。“块块”管理的乡镇站，人员编制不足，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新鲜血液得不到补充。条块分割，无统一规划，无统一技术标准，无统一网络，不利于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五）队伍素质不高，不能适应广播电视发展的需要。
由于人员编制属于乡镇，因此，广播电视局并未把乡镇人员素质培训纳入自己的计划，而乡镇党委、政府又无能力和经费培训其广播站人员，造成维护技术水平落后、工作人员素质差的后果。
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普遍不能做到专人专用，影响广播的不间断和安全播出，我们在乡里调研时发现，各乡镇机房没有专人值机，大部分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承担着乡镇其他的工作，农忙季节脱离了广播工作岗位，严重影响了广播站的日常宣传和维护工作，同时也给安全播出留下了隐患。
三、提高农村广播公共服务发展对策
为了解决以上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水平，我们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目的。因此，推进农村广播电视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最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件惠及全县农牧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也是农牧民群众盼望已久的民心工程。
（二）抓住“村村通”契机，尽快改善农村广电事业现状。
“村村通”工作是广播电视服务“三农”的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国家新一轮“村村通”的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今年，我县有1352套数字直播卫星接受设施安装和51套“大喇叭”设施安装任务。完成好这项任务，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县农村广播电视事业落后面貌。
（三）实施县乡联网工程，缩小城乡广播电视差距。
由于我县为山区、丘陵地带，地形复杂，而居民多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沟内），广播电视有效覆盖难度较大。采用单一方式无法实现全面覆盖，必须采用多种技术方式，结合农村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实际，可采用的方式有有线电视光缆联网、mmds、地面卫星接收小前端和无线覆盖相结合的方式。在人口相对集中或离乡、镇光缆干线较近的地方，采用有线电视光缆联网的方式到行政村和自然村；在边远农村、村落分散和人口较少的区域，尤其是牧业村，采用mmds覆盖，作为光缆有线传输覆盖的延伸和补充；对光缆延伸不到、无线覆盖不好的边远自然村，采用卫星接收小前端新建独立网的方式解决。目前县乡有线电视联网工程正在实施过程中，采用租用光缆的方式，将目前自办的25套有线电视节目和116套数字电视节目传送至5个乡镇，利用乡镇现有网络传送至用户端，使乡镇有线电视用户可以收看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电视节目，同时将本县自办的节目用无线发射的方式发射，使有线传输覆盖无法达到的地方也可以收看到本县的电视节目。工程实施完毕后，将使广大农村群众与城镇居民共同公平分享广播电视资源。在有线电视网络传送中多使用先进的光纤技术，既能够满足群众看好电视，还能将广播信号和电视信号共缆传送，为乡级广播站节省大量费用。
（四）推行县乡广电垂直管理，建立“村村通”长效机制。
国家广电总局在广播影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广发〔20xx〕27号文件）中明确要求：“要逐步理顺县乡广播电视事业体制，推进县乡广播电视的垂直管理。”乡镇广电站队伍的建设是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理的极为重要的环节。为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稳定乡镇广播站队伍，要尽快推行县广电局对乡镇广播站的垂直管理，落实服务机构和维护人员，保障维护经费。县乡广电垂直管理体制有利于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整合开发农村广播电视资源；有利于不断提升农村广播电视服务工作水平；有利于防范和遏止不法分子破坏和插播。特别是发展农村有线电视，建立“村村通”长效机制，县乡垂直管理体制有决定性作用，能够解决各乡各镇各管一片网的分割问题，解决规划、建设、营运、服务缺乏统一性、规范性问题。
（五）加快有线数字电视的发展步伐，丰富节目内容。
数字电视是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采用数字电视技术不仅使各种电视设备获得比原有模拟设备更高的技术性能，而且还具有模拟技术无法实现的新功能。一是数字技术使节目的收看质量更加清晰；二是数字技术使频道资源大幅增加；三是数字技术使有线电视服务更加周到；四是数字技术使有线电视提供海量互动信息。20xx年8月起，通过租用光缆的方式，数字电视信号已经传送至我县，通过实施县乡联网工程，采用数模混传的方式，可将数字电视信号转送至各乡（镇），这样乡（镇）的有线电视用户在装备机顶盒后，即可看到数字电视节目。目前在数字电视推广安装中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目前机顶盒的价格较高，农牧民的购买能力有限，大范围推广数字电视的难度还比较大，在地区的其他县市中，基本上是采用由县财政出资购买机顶盒，免费发放给农户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二是5个乡镇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还不能完全满足数字电视信号传输的要求，需要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可以采取县、乡财政投入一部分，有线电视网络中心投入一部分，在预收一部分线路维护费的办法来解决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
（六）政府主导是城乡广播电视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
国务院要求：“以政府为主导，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加大投入、强力推进，不断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基本服务水平”（〔20xx〕79号）。建立农村广播电视服务机构，建立“村村通”长效机制，单靠广电部门难以完成任务，需要财政、人事、税务和农、林、水、电等部门的支持配合，需要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只有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才能按中央要求把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广电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考核的内容”。因此，始终坚持政府主导是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实现城乡广播电视长期协调、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
（七）加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队伍建设
一、社会背景：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的必然性
(一)对目前的乡村治理与乡镇体制的满意度
问卷中以1-10等十个数字来测评专家学者们对目前的乡村治理与乡镇体制的满意度，1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统计数据如图表一。
表一：
附图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专家学者对目前的乡村治理和现行乡镇体制是不满意的。以6为中间线，63人当中，选择6的5人，占7.9％；选择6以下数字的51人，占80.9％；选择6以上数字的只有7人，占11.2％。值得一提的是，选择非常不满意的人不在少数，共9人，占14.2％，而满意度高的9、10两个数字没有人选。
(二)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方面职能发挥情况的评价
专家学者们认为的乡镇政府各项职能发挥情况依次排序如表二。
表二：乡镇职执行党的路
能发挥线、方针、完成上级
情况评政策和上级人民政府维护从事管理从事促进保护公民、
价
行政机关的交办的其社会经济社会公共文化其他组织
命令、决定他任务
稳定建设事务服务建设合法权益
人数
53
52
47
32
29
11
9
7
百分比
84.1％
82.5％74.6％50.8％46％17.5％14.3％11.1％
统计结果表明，对乡镇政府在执行路线、上行下达、完成任务和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专家学者们给予了充分肯定，其认同度均超过了50％。但对其保护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和从事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不高，其认同度均在20％以下。这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乡镇政府的转型尚未完成。
(三)促使乡村治理变迁和乡镇政府改革的主要因素
专家们认为目前乡镇存在的最突出的三个问题依次是：1、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过多；2、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公共服务能力较差；3、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在公益事业和处理负债方面陷入困境。详见表三。
表三：当前乡机构臃
乡镇政府
取消农业税
乡镇与站
镇存在肿，财政职能转变
后，乡镇在
所责、权、体制障
乡镇政府村两委
的主要供养人
滞后，公共公益事业和
利不统一，碍，党政缺乏权威，交叉任
问题员过多
服务能力
处理负债方
相互之间
关系难
在群众中职后，乡
较差
面陷入困境
的关系
以理顺
威信不高镇工作
难协调
难度大
人数
46
39
32
20
18
16
6
百分比73％
61.9％
50.8％
31.7％
28.6％
25.4％
9.5％
从分析来看，专家学者们认为促使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和乡镇政府改革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是财税体制的改革。乡镇政府财政拮据日益显现，乡村治理模式难适应，持这种看法的达47人，占74.6％。其二是市场经济的呼唤。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和乡镇政府的职能未能随着市场经济而转型，持这种看法的达41人，占65.1％。其三是乡村关系的乱象。党政关系、条块关系、县乡关系、乡村关系诸方面的不协调，持这种看法的达39人，占61.9％。其四是村民自治的困惑。缺少自上而下的配套，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不明显，持这种看法的达33人，占52.4％。其五是土地保障的缺失。农民土地权益缺乏保障，出现种种矛盾和纠纷，持这种看法的达30人，占47.6％。
(四)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与对改革的基本态度
据统计，对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依次排序如下：一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加快乡镇政府改革；三是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四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乡村矛盾；五是解决土地纠纷，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六是抓好基础教育，搞好乡村文化建设；七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非农化；八是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详见表四。
表四：
解决土地
当前发展农加快完善保障维护社纠纷，实行抓好基础农村城镇防止
农村村经济，乡镇体系，解会稳定，土地制度教育，搞化、农业农民
工作增加农政府决农民后化解乡改革，提好乡村文工业化，农负担
重点民收入改革顾之忧
村矛盾高土地使化建设
民非农化反弹
用效率
人数
47
39
33
32
32
30
27
随着经济的繁荣、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面对现实,积极响应党关于建设新农村的号召,发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逐步开展农村数字化信息服务,让信息资源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乡、镇农业资料室工作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图书馆业务指导下的农业资料进行管理利用体系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和国家在建设新农村工作中对我们公共图书馆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而乡、镇农业资料室又有着与乡党政机关、中小学图书室不同的特点,把乡镇农业资料室建设好,对普及乡镇文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有着重大意义,而乡镇农业资料室面临如资金严重缺乏,资料少,信息不快,不易被农民朋友认识等现状。造成这些现状主要原因有:
(1)资料室的房屋建筑破旧,没有专门的读书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
(2)资料室仍然以印刷型文本形式收藏为主造成慢、散、不全现象,而有的乡、镇资料室还徒具形式,有名无实,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无资料室。
(3)数字化信息资料的出现解决了上述问题,同时又出现诸如声像、音响、多媒体等新载体的分类、管理等问题。
(4)农业资料室目前仍处在或基本处在原始的文本检索状态,对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和农业科研都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5)声像、音响、多媒体等信息资料的出现,对建设新农村有着独特的意义。
因此,乡镇农业资料室的建设发展就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网络条件下,数字化农业信息的大量涌现,给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检索和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资料室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我们建设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乡镇农业资料室建设的意义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网络信息,他们多以数据库超文本、多媒体的形式存在,电子型、数字型信息资源逐步占据网络时代的主导地位。随着网络信息数量的不断扩充,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地组织与控制的要求日益迫切,将现代化技术手段应用于资料室,不仅是将手工操作转换为计算机操作,更主要的是它将服务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载体的多样性,数字化影像资料的大量利用,解决了长期以来依靠手工检索资料的难题,因而大大提高了资料的利用率,尤其是满足农村读者可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就能搜索到所需的文献信息。
3乡、镇农业资料室特点
3.1农业资料载体特点
农业资料一般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几大学科。特别是各种动植物标本,由于专业种类繁多,农业文献资料类型多样化,资料室收藏不但有印刷型的纸质文献,还有非印刷品的实物标本资料,以及磁、光、电介质的资料如VCD、LCD和磁盘、光盘等。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农业资料室的专业文献收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迅技术将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源进行综合数字化处理,不但使大农村读者更有效利用这些文献,还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彻底解决特殊文献难以实现的查检和存取难题,实现按需阅览和随机存取,同时还可提供多用户使用,不再受藏书量、时间、地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农业资料室网络化、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具有新的活力的。
3.2乡、镇农业资料室的特点
乡、镇农业资料室的服务对象不同于公共图书馆较集中于城区,而是主要面向广大农村,而农村读者居住较散,交通不便。许多村社距乡、镇较远,且农村读者白天还要忙农活,他们主要是夜间学习。农业资料室还有一个特殊的收藏特点,即实物标本的收藏。这些标本不能像书刊一样借给读者,其定期展示的受益面也是有限的,所以网络化、数字化的农业资料室更方便读者学习。
4乡、镇农业资料室的困境
4.1资料室工作人员网络信息服务意识不强,计算机操作技术欠缺
首先,由于受传统文献服务方式的影响,资料室工作人员目前仍然偏重于手工检索和局限于资料室收藏的印刷型文献的查找,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计算机知识不够深入和全面,不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网络信息的检索和利用,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分类、加工、著录。
4.2资料室文献收藏形式单一,现代化设备不够完善
目前,乡、镇农业资料室仍然以印刷文献形式收藏为主,绝大多数没有自动化系统。
5农业资料室管理的组织设计
负责制定农业资料室建设的发展、目标、方案、制度和运行机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其争取更广泛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促进农业资源共享,有计划地协调和控制管理职能,宏观调控农业信息资源的建设。调控资源建设。根据各农业资料室所处的地理位置、特长、特点等因素,对信息建设进行合理的调配,解除资料室的后顾之忧,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切合实际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发展具有自己优势的信息资源。
6对农业资料室建设发展的设想
6.1进行资料室网络信息组织设计
以现有资源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依托,构筑一套农业网络信息技术系统模型。首先,建成单位农业信息网络数字资源库,向全乡、镇广大读者提供农业资料查询、信息资源开发,大众目录服务,开展网上读书、光盘数据库查询和提供文摘、索引、全文数据库及多媒体信息服务等。
6.2抓紧进行资料室资源库建设
抓紧进行资料室资源建设是实现农业网络信息组织优质服务的首要任务,资源建设要把重点放在建立本乡、镇农业文献资源库上,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文献资源库。
6.3注重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将社会上大量分散的农业信息资源,经采集、分类、整理、加工、建库,形成大型的农业数字资源库,向大众提供服务。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为建设新农村服好务。
6.4进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建设
随着因特网的广泛应用,给传统资料收藏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难得的机遇。网络信息资源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比传统资源大得多的空间,拓展了资源利用和服务的渠道。进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可以使大部分读者不用走进资料室,就可通过网络得到大量宝贵的农业资源服务。
【摘要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