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查试点，试什么
普查试点首先要做到目标明确，着重处理好“普查试点试什么”的问题，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内容。
普查方案。普查方案是开展普查工作的依据，每次开展普查工作前，国家统计局都会拿出很长的时间来制定普查方案，以确保普查工作的有序进行。在方案制定后，就需要对普查方案进行检验。
一是检查方案的科学性，看其能否达到摸清情况的目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项试点要研究“三上”企业的组织结构情况，在正式开展经济普查工作前，需要确定是由产业活动单位单独填报普查表还是由法人单位代替产业活动单位填报普查表；二是检验方案的可行性，即普查对象能否如实申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就是研究对人户分离的人口能否利用有关行政部门的行政记录替代居民申报，人户分离的人口在居住地申报还是在户口登记地申报。
普查登记表。普查登记表是实现普查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普查指标可以了解需要普查的情况。而普查登记表的指标含义能否被正确理解，普查的期限是否与实际情况相吻合，普查时点是否合适，都需要对其进行实际填报检验，才能正式确定。
数据处理。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普查数据处理更加快捷，而数据处理的程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实际检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光电录入的数据处理方式，由于数据处理程序对数字识别过于敏感，要求编码员填写数据要尽量规范，否则编码格内指标项中的数据显示会将“7”识别为“1”，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这在以后的普查工作中都是需要注意的。
普查试点，如何试
每次普查除国家统计局安排专项试点和综合试点外，各省市统计局都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试点工作，普查试点涉及大多数地区的统计部门，更好地把握“普查试点怎么试”，需要关注以下三个环节。
规范流程。普查试点不是为了展示工作成绩，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真实工作的情况。要严格执行试点工作方案，不能回避矛盾，不能擅自处理问题，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要放在全面开展的普查工作的环境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试点的成果在正式普查中得到应用。
认真组织。由于试点工作距离正式普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试点普查代替不了正式普查，容易产生到正式普查时才认真组织的错误认识。个别试点地区存在着普查方案已经确定，试点的情况就不会影响普查方案的意识，从而出现应付的倾向。鉴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性，承担试点工作的地区必须要高度重视，组建强有力的试点机构，精心选择有代表性的试点地区，强化宣传动员，让试点对象了解试点的意义，以便积极配合。
做好总结。将试点工作成果转化为确保普查工作顺利推进的有效措施，需要对试点工作情况进行认真地总结和研讨，找出问题、制定对策。各级部门在听取试点工作情况时，一定要让参加试点工作的一线人员参加，让其仔细介绍工作情况，畅所欲言地讲工作体会，不要怕琐碎，不要怕“事小”，只有这样才能去伪存真。不要层层汇报、层层加工，以免信息递减或忽视细节，从而导致无法将正确的意见吸纳到普查工作方案中。
破解普查试点的瓶颈
普查试点是一个严密的工作过程，要注意克服三种倾向，确保普查试点的工作质量。
克服仓促草率。试点时间一定要安排得宽裕，对于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必须安排充分的时间来完成，坚持一边开展试点工作，一边发现问题，以便于试点工作成果的积累和转化。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来认真做好试点工作，为正式普查提供帮助。试点工作一定要踏实、细致、深入，不能浮于表面。普查试点一定要在上级部门直接指导下开展，从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到后期研讨，上级部门都必须亲自参加，要了解每一个环节，才能发现问题，对方案进行完善。
[关键词]经济普查；乡镇一级；业务培训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6.23.074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3-0133-02
2013年开展了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是我国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进行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此次普查对于更好地把握改革发展全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好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工作，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往普查的经验可以看出，想要高质量地完成经济普查，必须建立一支热爱普查事业、掌握业务知识、善于运用普查技巧、高度认真负责的普查队伍，而要建立这样一支队伍，关键就是要做好普查员的业务培训工作。笔者参与了浙江省省、市、县三级组织的各种业务培训，并全程组织开展了乡镇一级的业务培训，因此从面向乡镇普查员的角度出发，谈谈如何做好经济普查乡镇一级业务培训，希望能对今后的普查工作有所启示。
1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新特点
与前两次经济普查相比，第三次经济普查在普查的手段、普查的技术要求、普查员的选择、普查的工作量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创新普查手段。和以往传统的手工绘制地图不同，此次采用电子地图划分普查小区；填报普查资料也由纸质报表改为手持电子设备PDA进行数据采集、审核、上报、传输等工作。
（2）普查技术要求更强。普查时，需要使用PDA设备，进行GPS定位，拍摄建筑物，录入地址，然后对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填报，最后还要拍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台账等资料。
（3）对普查员的要求更高。电子数据采集设备PDA作为高科技产品，需要普查员熟练掌握其操作方法，因此普查员不但要地方熟悉、业务精通，还需要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4）普查范围更广、普查对象增多。为保证基本单位不重不漏，采取“地毯式”的核实方法，涉及对象包括第一产业的法人单位和产业单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2乡镇一级普查业务培训的现状
省、市、县组织的普查培训面向的是各乡镇的极个别的业务骨干，他们一般文化程度高，接收能力强，经验比较丰富。因此，省、市、县在设置培训内容时，往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全面、系统地编排普查方案和培训课程。从宏观角度，讲解组织普查的工作精神、整体思路、基本原则、设计原理等等；从微观角度，讲授调查方法、询问技巧、专业知识，详细讲解各种报表和各个指标；并且预先强调各种碰到的复杂情况和特殊问题。
这种全方位的培训设计，让业务骨干从本质上了解如何做经济普查，系统地掌握各种业务知识，以及普查所能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乡镇一级在培训工作上是最基层的一级，存在乡镇自身的影响因素：
（1）乡镇资金有限，培训硬件条件差、时间短。水头镇有三百多人普查员和指导员，分两场在容纳量为170人的会场里进行培训。由于部分地区路途远，交通不便，且没有安排吃饭和住宿，就只能把课程压缩到半天时间里。
（2）普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接收能力有限。水头镇地理位置偏山区，招聘到的普查员本身业务水平较低，年龄结构偏高，文化程度偏低，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复杂的报表和较深的内容接收能力有限。
（3）乡镇碰到的特殊情况不多，没有必要讲解非重点内容。整个乡镇所能碰到的特殊情况往往不多，而每个普查员只有负责一两百个普查个数，所能碰到的特殊情况就更少了。
因此在有限的时间里，沿用省、市、县的培训方式，大篇幅地强调非重点的培训内容和一些特殊性的难点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
3做好乡镇一级普查工作和业务培训的建议
针对乡镇一级存在的特殊性，为做好此次经济普查，对乡镇的普查工作和业务培训，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3.1做好“两员”的选聘工作
普查员、普查指导员作为第一手资料采集人员，是保证普查质量的第一道关口。结合乡镇情况，从基本要求和来源选择上选调普查队伍。
在基本要求上，重点考虑工作态度端正，责任心强，有吃苦精神；文化程度高，经过短期培训能够理解和掌握普查表的填报要求；年纪较轻，具有计算机操作技能；从事会计、统计工作，熟悉统计业务知识；熟悉普查区的情况，对本村及村民较熟悉，有一定的威望和感召力；参加过以往经济普查或其他普查工作，有一点经验等等。
在来源选择上，重点考虑村干部，报账员，村（居）民小组长，大学生村官，参加过以往经济普查或其他普查工作的人员，参与农业统计报表、粮食监测等统计工作的人员，从事过企业会计工作的人员，社会上的大学生等等。
3.2抓好两个主要培训及其侧重点
（1）规范单位基础信息的培训。这项工作是为确保正式普查时，普查对象不重不漏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普查人员重点理解如何界定单位类型，以及报表填写的方法和指标解释，入户调查的询问技巧等。
（2）正式普查及普查设备PDA操作的业务培训。PDA是第三次经济普查的重要工具，准确使用此设备是此次普查的关键。普查员需要认识PDA，掌握基本常用操作，重点学习终端管理和PDA数据两个软件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掌握正式入户登记的操作步骤和具体的报表内容等。
3.3做好培训方案的设计和要求
（1）培训教员要精通普查的各种业务。业务骨干作为乡镇代表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培训要承担起培训教员的角色，要认真学习普查业务知识，理解制度上的规定和口径上的统一；做培训时，要明确培训的目的和要求，掌握培训的重点和难点，并考虑培训的方法和技巧。
（2）精挑细选，合理安排，突出重点。根据培训课件和培训笔记，有目标、有要求地甄别和挑选出最基本、最主要的培训内容；选择适宜的培训长度，合理编排顺序，注重内容的实用性，简化理论性材料，使课程结构清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3）创新思维，讲究方法，提高培训效果。电脑投影仪和文字资料相结合，直观呈现出培训的内容，在纸质资料上标记说明，让普查员无需作笔记就能够理解清楚。另外，除了把培训的文档材料放在QQ群进行共享之外，还可以利用电脑制作培训录像上传到网络上，让普查员进行下载，回放学习。
（4）现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突发问题。在正式进场普查时，要组织普查办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指导，解决万事开头难问题，确保每一位普查员都能够独立地、准确地完成单位录入工作；及时解决现场的突发问题，对无法当场解答的，应做好笔记与上级领导沟通寻求解答；另外还应当把反馈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整理成文档分享给其他普查员。
3.4提高企业填报经济数据的质量
为了避免经济普查流于形式，除了确保普查单位不重不漏之外，还要注重经济数据的质量。因此，可以结合统计专业人员分专业指导如何根据从业人数、水电的使用量、经营面积、税收等非敏感数据来判断企业上报的产值是否严重失实，让普查员心中有数，在普查时把握一定的合理区间。
3.5发挥普查办公室人员的重要作用
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不仅要指导和帮助普查员，还要完成办公室内部的各项工作。首先，做好人员分工，分片区对接，指导和帮助各自片区的普查员。其次，办公室内部的工作，例如编写行业代码，普查单位录入，修改系统里的错误，核实上级反馈的信息，整理纸质材料等要团结合作、统一方法、保质保量。另外，要不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和讨论会议，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乡镇一级业务培训直接面对基层普查人员，贯穿于经济普查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每一阶段的培训工作，是完成各个工作环节的基础和保障。培训工作的好坏，关系着普查员的重视程度和业务能力，关系着企业的配合程度和报表填报的准确性，关系着经济普查的质量和后续宏观决策的指导意义。因此，要把乡镇一级的业务培训工作作为经济普查的重中之重，保证每一阶段的培训质量，从而保证经济普查的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普查；难点；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0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开展经济普查能够更好的掌握我国的国民经济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本文针对我国前两次所进行的经济普查中的难点进行分析总结，便于以后更好的开展经济普查工作。
一、经济普查中存在的难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上了新台阶，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范围大、指标多、信息量大、结构复杂以及关联度大等一系列情况都一定程度上给经济普查带来难度。
1.普查工作要求高，加大了普查人员的选择难度
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普查数据质量保证的基础。普查员应由具有一定统计知识的人员组成，尤其第三次经济普查同前两次相比，新增了电子终端设备（PDA）的使用，对普查员选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村普查工作人员基本上是村干部担任普查员，他们大部分对统计工作不熟悉，在短期时间里掌握必需的普查员所必备的知识也有很大的难度。就算普查方案再科学再合理严密，若人员选择不好，普查员业务知识不行，没有责任心，整理的基础数据不可靠，经济普查的数据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2.普查对象范围广，配合度低，造成资料采集难
由于普查的范围包括覆盖城乡的除“农村住户”以外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变革和利益多元化的取向，对于一些设计到利润、资本情况、收支情况等资料，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人保护意识将不断增强，他们会隐藏一定的信息。例如，行政事业单位有时也不愿如实汇报单位的一些经济指标；一些私营企业根本就没有账目，使其无据可查；一些法人单位为了应付工作，私做一些账目等等，这些都为经济普查工作的进行带来难度。
3.普查数据的客观、真实性问题
普查数据的客观真实是普查数据质量的保证。但是由于普查时方法选择的不合理，技巧的不适宜，普查人员对业务知识的不熟，以及工作时候的疏忽，在工作进程中的控制和审查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等原因，这些都极大的增加了经济普查工作的难度。
4.普查经费的筹措问题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中规定，普查的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但实际情况是有些地方的经费落实不到位，甚至出现缺斤少两的现象。再者就是各级政府经费的筹措问题，特别是县乡的基层单位的普查经费筹措。国家税费改革，农业税的取消，乡村经费的筹措越发困难，没有足够的经费作保障，只有行政力量，普查工作难以进行。
二、针对普查工作难点的应对政策
经济普查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国家政府部门在其工作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为了确保普查工作的每一项都能落实到位，政府就要制定一套完善的管理和执行机制，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1.选择高素质的普查员，并对其进行业务培训。选择富有责任心、专业知识扎实的普查员对普查质量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因此必须重视普查人员的选择。可以从社会中广发招聘一些具有具有统计、会计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从高校里面选择一些志愿者学生，以确保普查员队伍的高质量。普查员选择后，还有对其进行集中的业务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2.减少普查对象的顾虑问题，增加其工作的配合度。普查对象如果全面了解经济普查的意义和目的，配合工作如实汇报资料，那工作的开展就顺利多了。这就要求国家、地方各部门通过各种媒介的力量，采取各种形式，不拘一格，对经济普查进行宣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要摆事实、讲道理，让上级领导重视普查，使普查对象和广大人民群众知道普查，了解普查，对普查有个全面的认识。对于普查对象仍有顾虑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参与进来，表明立场，打消普查对象的后顾之忧。
3.数据的质量要严格审核和控制。高质量的普查数据，是普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数据的质量是整个工作的核心，普查人员一定要严把数据质量关。这不仅要求普查员工作认真富有责任心，严格依法普查，按照要求来完成工作，做到不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篡改统计数据，按时、如实填报普查表，同时做到及时审核，每个环节都要有专门人员把控质量。
4.确保中央经费按时足额落实到位，地方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经费的落实，这就要国家各级部门严格管理自己，不私自挪用、占有国家财务，中央部门对其经费的落实要严格督查，一经查出有部门私口经费，要严加处理。再者把地方普查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财政和统计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加强普查经费的统筹使用和管理，努力提高普查经费的使用效益，确保各阶段普查工作有序进行。
三、结束语
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更加加大了经济普查工作的难度，对高质量的数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经济普查的各级工作人员更加努力，认真分析总结我国前两次经济普查的经验教训，确保“人力、物力、财力”三落实，为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的进行铺好道路，使其能够顺利高质量的完成。
参考文献：
[1]彭强.如何搞好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J].中国统计，2013（2）.
[2]戚建美.简析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利用[J].浙江统计，2009（11）.
主题词：做好经济普查思考
全国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逢三、八的年份实施。自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以来，我市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为做好2013年第三次全市经济普查，对于我市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提升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第三次经济普查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为了摸清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了解产业组织、产业技术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查实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更新建立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健全统计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为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这次普查的对象是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生产经营户。普查内容为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普查标准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3年度。
二、经济普查存在的主要问题
前两次经济普查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一是为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管理提供了基础；二是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三是为修订历史数据，为制定“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四是锻炼了普查队伍。但在开展普查工作中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主要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组织协调难。前两次普查少数部门和单位重视程度不够，参与、配合程度较低，未有效形成“政府领导、统计牵头、部门配合、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普查工作格局。
（二）经费落实难。《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明确规定了普查经费筹措原则，国务院、省政府文件在普查的经费保障方面也提出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各级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经费足额落实依然存在一定困难。
（三）“两员”选调难。第三次经济普查采用PDA操作，对普查员的选聘提出高要求，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留守人员文化水平低；农村基层干部和乡镇干部力量不足；经费保障乏力，“两员”待遇低，不愿参与普查工作的现象突出。在“两员”培训方面，由于经济普查表种多、指标复杂、表间关联多、逻辑审核强，就是一般专业人员也难以掌握，何况基层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四）入户登记难。调查对象配合下降。一方面，入户调查难。一是建筑物内单位办公和人居混杂，不挂牌的经营单位入户难；二是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单位入户难；三是无经营场所的单位入户难；还有普查员入户调查时，门卫等人员以不知情或单位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入户调查等。另一方面，调查对象配合程度下降。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计法制观念谈薄，不愿如实申报普查登记信息，拒报、漏报、瞒报的现象突出。
（五）数据审核难。经济普查的表种多、内容杂、指标繁、要求高、难度大，特别是表内、表间的平衡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审查，普查数据与部门数据的对应衔接，登记数据与实际状况的误差修正等等，技术性要求高、工作量大。加上数据处理程序、审核程序随时更新，新的“差错”不断涌现，这些都给数据审核增加了相当难度。
三、对做好我市第三次经济普查的几点建议
经济普查是一项全局性工作，需要许多相关管理部门的参与、支持和配合。要从更加有利于开展普查工作的高度，要求各级各部门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加强，确保全市第三次经济普查有序推进。
（一）机构组建到位。各级都要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要夯实普查工作基础，明确责任，普查人员要做到行业分工、专业到位、责任到人。对于普查对象可以分条、分块，专人专管，使其形成既是块，又是条，条块结合不重不漏。
（二）选聘人员要精。在开展普查工作前，必须把选配人员跟普查工作结合起来，用普查工作的内容和要求来衡量被选配人员的基础条件和综合能力。让一些工作能力强、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员参与到普查工作行列。经普办可以采取“抽硬人、硬抽人”的行政办法就地加以解决；村、居普查区可以采取选聘的办法，从社会上临时招聘一些熟悉会计、统计或有经济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三）确保经费到位。普查经费是普查工作的基本保障。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做好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安康市普查工作的实际，合理安排普查经费，确保及时到位。同时要认真做好普查设备物资的预算工作，落实好选聘的普查人员的报酬。切实加强普查经费的使用管理，做到资金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发挥出最大效益。
（四）培训落实到位。从以往各项工作中得出，业务培训是否到位是直接关系到普查数据结果成败的关键。经济普查是一项业务性强、操作性难的社会调查，广大调查员知识能力和业务水平又参差不齐，因此在培训过程中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指标含义，数据的来源，要以经济普查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案例，只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讲，广大普查员才能接受和掌握。同时，业务培训的对象都是各地的骨干，很多是镇村干部和企业财务人员，他们在当地基础好，群众威信高，因此培训过程也是一次很好的统计法制宣传过程，可以引用历次普查的感人事迹和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正面引导广大调查对象做好普查报表的填报工作，营造如实提供普查资料的良好氛围。
普查数据和专业统计报表数据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
从普查数据和专业统计报表数据的产生过程来看，影响数据最终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被调查对象的范围大小，二是被调查对象的数据大小。具体来说包括：
1.因范围不一致产生的差距。由于经济普查是全面“地毯式”调查，日常专业报表对于“三下”企业及个体经营户采取抽样调查，其抽样总体均是建立在以前历次普查加上平时调整的基础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抽样总体可能不能及时更新。因此，从理论上来讲，经济普查包括的单位数和个体经营户均应大于专业报表的统计数字。但从实际来看，由于普查人员的不认真，也存在一些地方普查对象没有查全的现象。
2.因数据不一致产生的差距。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在“三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这两者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调查到的数据与实际不符。当前，“三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一般没有规范的账目，即使有规范的账目，也不对外提供。因此，被调查对象思想上普遍有顾虑，怕泄露商业秘密，怕秋后算账多缴税，所以不敢如实申报。此外，数据的高低也受调查人员素质的影响，有的不懂专业知识，或有的工作态度不认真，被调查对象说多少填多少，而不能帮助其算好账，评估数字的真实性。二是抽样误差的影响。由于经济普查和专业统计报表均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但专业与专业之间采取的抽样方法不尽相同，同一专业所抽选的样本也不尽相同，所以会产生代表性误差。
缩小普查数据和专业报表数据差距的途径
缩小普查数据和专业报表数据的差距，其核心就是如何使统计数据更切合实际，还原经济现象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统计要做到全面、准确、真实。只有这样，经济普查和专业报表数据才能相吻合。
1.提高普查数据质量的途径
（1）高度重视清查摸底工作，确保普查对象查得“全、准、清”
集中审核时发现的问题，一般需要普查员重新入户进行核实，对于交通、通信不便的山区，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为保证清查工作质量，为普查打好基础，要给基层多留一些时间，清查摸底的时间也应适当提前和延长。
（2）加强登记环节质量控制，保证普查数据源头质量
调查登记要认真细致，调查方法要灵活多样。入户调查登记时，一定要耐心细致。对于账目不健全单位，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如在入户前，与有关部门、同行、邻居等座谈、走访，搜集相关信息，才能登记到比较准确的数据。
（3）严格审核评估，不断提高普查数据质量
首先，加强对清查表的审核评估。在对清查表进行全面审核的同时，要把审核重点放在对普查质量有较大影响的如单位个数是否查全、单位性质和行业是否划分准确、个体经营户的经济指标是否符合行业特点等方面。其次，加强对普查表的审核评估。普查表报到经普办之后，先集中人员进行会审，重点是审核单位个数、单位性质；再由各专业人员进行录入前、录入后的表内逻辑关系的审核。
（4）加强专业对普查数据质量的控制，普查全程分专业进行
由于经济普查涉及第二三产业的全部各类型单位，专业人员的审核和指导至关重要。
2.提高专业统计数据质量的途径
（1）做好基本单位名录库工作，为“一套表”和“三下”单位抽样框的建立打好基础
当前，基本单位名录库已被列为统计“四大工程”之首，可见其工作的重要程度，影响经济总量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单位数和被调查单位数据的大小，而基本单位名录库直接影响到单位数能否查全、查准。可以充分利用乡镇企业办的力量，他们对辖区内企业比较熟悉，调查企业情况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做好基本单位名录库工作，才能真正保证调查单位不重、不漏。
（2）加强与部门的联系沟通
要想在人、财、物的条件下做好统计工作，必须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特别是加强对部门数据的利用。如用好工商部门的注册登记资料，税务部门的企业人纳税资料尤其是一般纳税人的资料，质监部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登记资料、工业主管部门的行业资料、乡镇乡企掌握资料等。
（3）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源头数据质量
加强对基层统计工作的检查指导。对乡镇、村以及各类型企业，每年要抽选部分单位进行检查，从制度建设、数据采集、资料管理到台账建设，都要逐一检查，指出差距和存在问题，不断提高工作质量。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高网络的利用效率，实行网上直报制度，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要培树典型，选取条件较好的乡镇和企业，使其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起到典型带动作用。
20*年是全面贯彻党的*精神的第一年，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统计局的具体指导下，按照“内创和谐、外树信誉、优质服务”的要求，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瞄准一个目标（打造*市金三角实力板块），围绕两个中心（创业富民、创新发展），发挥三大优势（区位、资源、环境），把握四个重点（发展、服务、民生、稳定），实施五项战略（工业强县、农业稳县、三产旺县、科教兴县、依法治县）和市统计局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统计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优势，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权威，抓好普查调查、统计服务两大重点，狠抓统计改革、统计建设、统计和谐三个关键，为我县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
（一）着力提高统计数据权威。
一是加强对基本单位名录库，专业统计字典库和抽样调查样本框的更新维护管理，新增基本单位63家，规模以上工业5家。二是召开全县统计工作会议，部署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三是建立完善每月报表数据质量集中点评分析制度，加强对各专业统计中与GDP核算相关指标数据的审核把关，防范系统误差、指导失误，再生错误和审核缺位。四是努力在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中及时、准确的提供数据。五是加强统计调研，规定各专业至少每季度下到基层单位进行数据核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六是跟踪大项目，对我县今年新开工的大项目，派专人现场跟踪，以便及时准确上报。
（二）认真做好全县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成立了机构。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要求和部署，我县于20*年5月17日成立了新建县第二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并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新府字[20*]22号），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具体普查工作开展由县统计局负责实施。二是积极落实经费。县第二次经济普查办公室按照市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的要求，提交了经济普查的经费预算，整个普查经费分20*、2009、2010年三年拨付，20*年普查经费正在落实中；三是落实了人员。县第二次经济普查办公室现已抽调了18名前期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普查规划设计、宣传报道、工作协调和联络，普查指导员、普查员将在下半年选拨和培训。四是办公条件基本落实。县第二次经济普查办公室设在统计局，办公室已配备了通迅设备和一台电脑，交通工具现正在落实。
（三）针对热点、难点问题，为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优质服务。
1、圆满完成了各项调查任务。一是认真做好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开发利用。利用农业普查成果，全面掌握我县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情况，弄清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基本信息，我局准备出资5万元，组织普查骨干向省、市统计局学习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拟编印《新建县农业经济通览》，为我县研究制定“三农”惠农政策提供翔实依据，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提供统计信息服务。二是按照上级要求积极开展了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工业规模以下和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限额以下抽样调查、投入产出调查等调查工作。三是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完成了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工作。
2、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分析调研。一是定期编印《新建统计》、《新建县情》、《统计年鉴》、《全县经济运行季度分析》等内部刊物，为县党政领导及时掌握全县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提供依据。二是深入开展统计调研分析。主要围绕社会经济现象，紧扣党政领导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展统计调研分析。三是加大课题研究力度，组织并参与完成了5篇经济普查研究和《统计法》修改征求意见等研究课题。
（四）继续深化统计改革。
一是调整月底投资统计全面调查起点，建立了3000万元新开工项目入库核查制度。二是加强对省外入县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的调查，做好建筑业、房地产业增加值核算基础工作；三是加强能源生产、消费和流入流出统计，做好节能降耗的监测、考核工作。四是增强名录库维护的更新和管理，改半年更新为季度更新。五是做好联网直报工作。
（五）抓好统计四项建设。
着力加强法制建设。认真执行统计监督检查制度，对19个乡镇、38个部门进行督查检查和回访，通过监督检查，立案查处4起，其中罚款1起，通报批评3起，限期整改的单位5个。
夯实基层基础建设。一是全面实行在地统计制度。二是举办乡、村两级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班。就农村经济统计、工业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有关抽样调查等统计相关基本知识进行了培训。三是加强对企业、劳工单位的原始记录，台帐建设等规范化建设的管理，从源头上把好统计数据质量关，切实保证数据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四是加强对城农住户调查样本点（户）的检查指导。五是以统计从业资格监管和统计业务监督检查为抓手，加强对部门统计的协管。六是按照省、市统计局部署，开展数据质量自查，整改了存在的问题，规范了专业工作。
强化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统计信息网建设，加快信息更新，利用县政府网站，做好统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做好统计内网的扩充工作。
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结合“双创”和“深化机关效能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双月整治”等教育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加强组织学习，认真查摆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提高办事效率，坚持每周五学习制度，争创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节约型机关，落实有错与无为问责办法，严令禁止公务时间上网玩游戏、聊天、炒股。
（六）努力构建统计和谐。
一是完善“季度述职半年考评”管理，实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奖能罚庸的激励机制和竟争环境。二是增加各专业间的协作，实现数据衔接、趋势一致，确保集成数据的客观准确。四是加强工业、投资、贸易统计和GDP核算中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实现口径统一，数据衔接，成果共享，从而提升统计工作的整体合力。五是组织开展集体活动，加强同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六是认真落实治安综治，平安创建、计划生育、廉洁从政等责任制度。
二、下半年工作计划
1、继续抓好我县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一是认真组织好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选用和培训工作。二是认真做好普查的试点工作，为全面普查积累经验和进一步开展普查奠定基础。三是加强宣传力度，使普查工作家喻户晓，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四是按上级普查工作要求，抓好普查登记前的其他各项工作。
2、认真抓好统计执法大检查。
20*年7月是统计执法大检查月。我局准备联合县人大财经办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统计执法大检查，通过检查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规范统计管理。
3、开展对全县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工作。
重点是按上级要求做好20*年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和下半年城镇劳动调查工作。
4、协助做好全县文物普查和土地普查工作。
在上级部门和局领导的正确领导下，我积极抓好主管的业务工作，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深入开展调研工作，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局业务工作基本情况
统计工作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统计部门是经济决策的智囊团，统计数据是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具。我深知做好统计报表、调查等各项业务工作关系到我县整个统计事业的发展。县统计局共有工业、农业等9个统计专业，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认真完成月、季、年的统计报表工作，把好质量关，保证统计数据科学、准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在做好日常统计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从服务大局、服务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开展各种专项调查。有序开展了1‰人口调查、人口变动与劳动力抽样调查、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限下工业能源调查、个体工业能源调查等多项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的内容，我们及时撰写调研分析报告，分析实际情况。另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县里的各项考核等重要工作，我局在我县星级乡镇考核及上级政府对我县县域经济考核的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县域经济考核工作中，为我县取得良好的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今年，我局积极做好各项普查工作。一是及时了我县农普的主要数据公报，普查中，我局共调查了27个乡镇（场），14.6万户住户，282个村级组织，经过全局上下的努力，出色的完成了我县农普工作任务，并得到了部级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和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得益于各乡镇普查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二是做好经济普查的前期清查摸底工作。在清查摸底过程中，我局认真按照《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要求，成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乡镇（场）也要有下设普查办，做到部署统一。并分别对全县489名普查员进行普查培训，使他们全面掌握普查知识。现清查摸底阶段工作以基本结束，初步统计，全县共有法人单位1570个，产业活动626个，个体经营户24012户。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局根据县委学习实践小组《关于做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调研阶段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所组织的“六查六看”的活动中，认真查找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共有以下几点：
一是统计监测范围还不够广泛，第二、三产业样本少，能够经常报送的单位仍然停留在少数。还无法通过数据全面系统地反映市场运行的整体状况与发展趋势，更不能深度、系统、科学地反映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情况，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二是目前在我们的统计报表制度执行过程中，有的单位统计人员队伍不稳定，依然有个别单位因为统计工作人员出差、学习等多方面原因，统计工作没有及时交接，报送报表时断时续，造成统计调查对象范围不固定，汇总数据难以形成统一口径，无法进行纵向比较等问题，影响我们统计工作的成效。
三是报表迟报现象仍然存在，现在仍有一些单位不能按时报送，有时甚至迟报四五天，严重影响了工作的进程。
四是报表填报内容不全。在日常各乡镇的报表内容上，存在漏填内容的情况，给统计汇总工作带来很的难度。
三、改进方向和措施
1、明确责任，加强管理。加强对各股室的管理，明确责任。要认真将统计报表进行归集、汇总、分析，经局长审核同意后，及时报送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充分保证统计网络的稳定性，确保统计报表渠道畅通。
2、稳定队伍，上下联动。切实增强统计人员的爱岗敬业精神和业务水平，适时开展必要的统计培训工作，全面提高基层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这次政府统计巡查，共实地检查了各县（区）20个县直单位、10户企业、23个乡镇。巡查组采取随机抽选县直部门、乡镇、企业，实地查看统计工作机构、办公场所、电脑、卷柜等必备办公设施配备情况，检查统计报表、台帐、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工作人员落实情况；召开被检查单位主要领导及业务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反馈检查情况。实地检查工作结束后，巡查组听取了县（区）政府统计工作情况汇报，向县（区）政府分管统计工作的领导和统计部门负责人通报了情况，指出了存在问题及差距，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各县（区）对重点巡查内容落实情况
1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陇政发[]79号）文件，对各县（区）统计部门的机构、人员、经费安排，都有明确的要求，体现了市政府对统计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发文件落实市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共性问题是九县（区）都存在统计人员、经费不足，工作任务和工作力量、手段不相匹配，绝大部分县没有按辖区人口0.5元/人的标准落实统计事业费和信息化建设经费。
2按照全国、全省的统一部署，各县（区）都全面展开了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前期工作。巡查发现县际之间工作进展很不平衡。工作责任落实较好的有。其中在办公场所的落实、地图制作和制度落实方面都有创新；组织经济普查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分管副县长带队深入重点乡镇督查；政府高度重视，部门配合较好。县经济普查前期工作迟缓，经费落实少。
3统计执法目标责任制落实不够理想，尤其是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不够得力。
4部门统计、企业统计和乡镇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专兼职人员配备、电脑等数据处理手段、办公场所配置等方面，虽比往年有新进展，新老问题依然存在部门统计工作，巡查中未发现非法报表，所抽查到部门均能较好地执行部门统计和政府统计部门共同制订的各项制度，按要求填报表，但有些部门数据受到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有些单位统计台帐、档案管理不够规范。但同时也发现有些部门统计非常规范、有特色，如水电局计财统计股，办公室独立，有2名专职统计员，而且台帐、报表、档案管理非常规范，自1975年至今的统计档案完整存放在单独设立的资料室，按索引、目录查找非常方便，堪称样板。所抽查的企业，普遍重视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尽管开展工作的形式多样，但都把统计作为经营决策和管理的重要环节来抓，并能在完成内部统计任务的同时，按相关规定向政府统计部门报送有关报表。乡镇统计工作站建设，各县（区）落实情况差别较大。绝大部分乡镇统计工作站是联合型的一般是兼职统计员，人员稳定性、工作连续性较差，只有乡镇统计站落实了3-5人的专职统计员。从形式上看，做得比较好，形成了由乡镇长兼任统计工作站站长、专职统计人员任副站长的制度，通过组织人事部门发文，给各乡镇都配备了专职统计人员，更换了电脑、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尤其是随机抽选的栗川乡统计站建设很有特色，独立的统计站办公室，8个制度上墙，办公设施齐备，统计档案分类管理到16个行政村，目前条件下是一个完整的样板统计工作站。从内容上看，对各乡镇统计工作站配备专职统计人员81名,并且由县统计局对这些同志进行考核和管理，从根本上保证了乡镇统计有自己的腿”可依靠。这次经济普查中，已有效地发挥了其独特作用。
5统计信息化建设，做的较好的有，目前已成为政府门户网站的管理者，但运作经费不足，影响了作用发挥。因受电信部门技术制约，统计网络运行受到严重影响的。市上要求各县（区）统计信息在省统计局信息网上累计全年采用20条为达标，但县、至今没实现零突破。
三、需要县（区）政府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实际问题
1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陇政发[]79号）要求，落实《意见》中提出的有关机构、人员、经费等问题。人口、农业、经济三大普查已成为党和国家掌握国情国力的重要依据，已成为政府的一项长期性工作，而目前全市成立了普查办的只有和县，其余县报市编委待批。因此，请各县（区）进一步明确认识，抓紧设立普查办的同时，尽快配备工作人员、办公设施，安排办公场所和工作经费，以确保三大普查工作高效进行。
2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目前正处在单位清查清理的关键时期。但在巡查中发现，有些县认识不到位，把经济普查这项涉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当成统计部门的日常业务工作，放松了政府牵头推动力度。各县（区）要进一步落实经济普查责任，明确政府行为和相关部门责任，做好宣传动员等各项工作。同时，请各县（区）认真监督，把已到位普查经费管好用好，做到专项专用，不出问题。
3市县两级统计专业报表上报有部分不及时，巡查中了解到造成报表不能及时报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上对统计数据非常重视，但同时在领导手中传阅、审核时间过长。统计报表的上报时限国家有统一规定，过时违法，影响全局汇总。请各县（区）分管领导及时沟通、衔接，切实支持县统计局的工作，保证各种统计调查依法依规进行，依法如期上报。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调查对象主要涉及我区境内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即在我区17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230个普查区内的3000多个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2万户左右的个体经营户。
遵照省、市经普办的统一部署，我区整个普查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准备阶段（20*年12月31日前）。二是普查登记及数据处理阶段（2009年1月—9月）。三是数据、资料开发和总结表彰阶段（2009年10月—2010年）。
前段，我区经普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经普办的精心指导下，各项工作正按预期目标整体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汇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努力夯实各项基础
1．研究部署，组建机构。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下发后，我区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区政府于20*年3月19日下发了相应文件，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副区长郭薪同志为组长，政府办、发改局、人事局、统计局等14个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经普领导小组，并设立了相应的办公室。在普查办组建了综合协调、业务指导、后勤服务和数据处理4个工作组，承担全区经济普查的各项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全区17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也都在3月底前，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明确了专人负责普查日常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区20个普查办公室都做到了“五专”，专人、专室、专机、专职、专项（列为政府专项工作）。
2.编制预算，提供保障。按照全市的统一布置，我区经济普查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全面推进。一是积极筹措普查经费。年初我区从实际需要出发，编制了普查经费预算，经区财政局审定，区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批准将当年所需经费纳入了区本级20*年度财政预算。各乡镇在年初时，也将经普经费列入了乡本级的财政预算之中；二是购置了办公设施。区经普办新购了一台IBP服务器，6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个专门文件柜和20余张办公桌椅。各乡镇普查办也全部落实了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和办公室桌等必备的办公设施。三是制订了工作规划。各级经普办根据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将任务进一步细化，制订了相应的工作规划，为有序推进提供了保障。
3.宣传发动，营造氛围。一是建立了宣传网站。利用现代统计网络开辟了经济普查宣传网站，相继经普信息60多条，为加强信息交流，及时了解国家对经济普查的有关政策，进行业务解难答疑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在省、市统计信息网上了我区经普信息10余条。二是走上街头宣传。今年10月份以来，各级普查机构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一起走上街头，大力宣传第二次经济普查。在市区、乡镇繁华街头设立了经济普查咨询台，制作宣传牌，悬挂横幅标语、粘贴宣传海报和大字报，向市民开展了经济普查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政策的宣传。据初步统计，10月以来全区共悬挂了200余条横幅标语，粘贴宣传标语2000余幅。三是利用媒体宣传。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多次报道了经济普查的有关进展，扩大了经普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自10月份以来，区经普办积极与区委宣传部联系，在郴州电视台播出的《苏仙新闻》栏中打出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广告。四是寄发《致全区
调查户的一封信》。我区自9月份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相继向全区的调查户寄发了《致全区调查户的一封信》1.1万封，为使广大调查户了解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选聘“二员”，强化培训。一是认真抓好“二员”的选调。区经普办严格抓好各乡镇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选聘。按照责任心强、业务熟悉的标准，区、乡镇、村三级层层把关，将那些素质较好、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同志选入了普查队伍。二是在10月16日，动员大会结束后，区普查办组织各乡镇、街道分管经济普查工作的领导、统计员，省、市驻区部分单位的统计员共计150余人进行了普查业务知识培训。10月25日前，全区各乡镇、街道又完成了对村（居）委会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业务培训工作。通过笔试和面试，所有人员均达到合格成绩，现已全面持证上岗。
（二）立足实际，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各项工作
针对苏仙区为市本级区，城区范围广，经济成份复杂，人口流动性强的特点，我们重点落实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因地制宜，精心划分小区界限。划分普查区和绘制普查地图，是经济普查的重要工作环节，是整个普查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级经普机构指导工作、检查质量和验收的重要依据，对防止普查对象不重不漏，确保普查数据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我区各乡镇（街道）积极的开展了此项工作，于10月20日之前全部完成了普查区的划分和普查地图的绘制工作，并将普查地图上交到了区经普办。针对苏仙和北湖两区普查区的划界问题，我区又多次与北湖区经普查办协调,通过共同协商，基本解决了划界问题，为胜利完成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认真试点，不断摸索普查经验。根据普查方案要求，9月份，区经普办与白露塘镇经普办进行了经济普查试点工作。经过区、镇普查办的共同努力，全面开展了组建机构、选聘人员、业务培训、上门登记、资料整理归档、信息等各阶段工作，历时3天，如期完成了各项工作，为顺利组织实施全区经济普查工作积累了经验。
3.“地毯式”搜索，扎实开展清查摸底。“地毯式”搜索是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的重要手段。自清查摸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采取了“地毯式”地搜索方式，核实普查对象。一是区经普办向各乡镇（街道）下发了基本单位底册，让各乡镇（街道）按图索骥开展清查工作。二是要求各乡镇把清查数据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进行反复比对，查找单位减少（增加）的原因。三是实地走访反复排查。在各乡镇（街道）实地走访调查的基础上，11月1日到11月10日，区统计局所有人员会同19个乡镇（街道）的190名干部分成四个组，对各自负责的乡镇（街道）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入户走访工作，特别重点走访了容易忽视的出租房、宾馆、写字楼、车辆出租等场所。通过以上方式基本摸清了我区普查对象情况，现阶段各乡镇（街道）正在进行汇总评估。
（三）建立制度，明确职责，全面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针对苏仙区为市本级区，城区范围广，经济成份复杂，人口流动性强的特点，我们重点落实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例会制。即每半个月组织召开一次例会。由区委常委、副区长郭薪同志主持召开工作例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区第二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在普查工作做得较好的和较差的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会议内容主要是各单位汇报工作进度，介绍经验并提出问题，讨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建立了较完善的联动机制。
2.建立健全督查督办制度。一是由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
室、区纪委行政效能监察室、区统计局等单位派人组成督查组，从20*年10月起到2009年3月止，每月对各乡镇（街道）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一次督查。督查内容包括各乡镇、街道的经普工作进展情况和各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履职情况，并将督查结果通报全区。二是由区政府督查室向各乡镇、街道发放《第二次经济普查督办卡》。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以及在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督办。要求责任单位收到督办卡后，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对逾期办结的予以通报，逾期不办理的，由区纪委行政效能监察室发出监察通知书，限期整改。三是由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第二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郭薪同志向全区的乡镇（街道）一把手寄发《关于认真履行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职责》的信函。要求乡镇（街道）一把手，一是要积极参与经济普查的协调和组织工作；二是要加强物资保障方面的协调工作；三是要认真配合做好能源消耗普查相关工作；四是要加强宣传，为第二次经济普查营造良好氛围。
3.建立健全回访制度。即是由区经济普查办公室和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已经督查的乡镇、街道进行回访。其目的一是核实其提供数字的真实性；二是进一步了解各乡镇、街道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电话询问、上门走访、座谈会和调查问卷等。
4.建立健全问责制度。在全区形成“一把手抓、抓一把手”的格局。区领导抓乡镇（街道）一把手，乡镇（街道）一把手抓村（社区）主任。对于不作为、缓作为、乱作为的行为由区纪委纠风室、行政效能监察室对其进行行政问责，由此在全区全面形成了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确保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我区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的几个特点
（一）行动早。一是文件下发早，我区于3月19日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是全市较早发文的县（市、区）。二是试点工作开展早。市经普办在北湖区的试点工作还没完全结束，我区就在白露塘镇开展了试点工作，是全市各县（市、区）中较早行动的。三是动员大会开得早。全市经济普查动员会于10月15日召开，我区动员大会于10月16日召开，是全市第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的县（市、区）。
（二）基础实。一是明确职责。5月份，区委常委、副区长郭薪同志在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全国电视电话上认真布置我区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明确了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各乡镇（街道）的职责。二是认真执行经普工作报告制度。每月按要求按时向市经普办报告工作动态，及时反映我区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市经普办指导和推进我区经普工作提供了信息支持。三是层层签订了普查责任状。区经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向区政府签订了普查责任状；各村（居委会）向乡镇、街道签订了普查责任状。
（三）效果好。一是到目前为止全区共有12个乡镇（街道）完成了清查摸底工作，其中有5个乡镇已经把清查摸底表和评估报告上交到了区经普办。还有7个乡镇（街道）已经完成总工作量的90%，即入户登记工作基本结束，正在进行汇总评估。经过区经普办对交上来的报表验收情况来看，合格率达到90%以上。二是市经普办10月份，对我区工作进行了调研，对我区经普的开展情况相当满意。三是区民调中心还针对我区经普宣传效果情况进行了电话随机调查，全区居民对经普工作的了解率也达到80%以上。
三、我区开展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以来的几点感受
（一）领导重视是关键。这次经济普查工作涉及范围广，工作任务重，时间相当紧，要完成这项工作，离不开各级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区长陈湘安同志在全区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经济普查工作增拨了15万元经费，使全年经普经费达25万元以上，并在5月12日和9月25日两次区政府常务会议上强调：不重视经济普查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不了解经济普查内容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
（二）宣传发动是前提。通过试点工作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经济普查的宣传工作，使经普工作深入人心，才能提高普查对象的配合程度，节省普查员的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悬挂横幅、出墙报、张贴和寄发一封信等形式是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的有效手段。相反，如果宣传工作不到位，普查对象不清楚经济普查这回事，普查员的工作效率就明显较低。
（三）部门配合是保障。在试点及清查摸底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普查中，如果能取得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试点工作中由于得到了区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的支持，让我们轻易地了解到市场内各门面（摊位）的分布情况以及各门店（摊位）号码、业主姓名、联系电话、工商登记号、经营种类、单位性质、经营面积等基本情况，方便了我们工作的开展。在上门登记的过程中由熟悉区域情况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担任向导员和宣传员，更使我们的上门登记工作轻松自如。
（四）培训到位是基础。加强对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业务培训，使他们充分掌握普查知识是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只有通过到位的培训工作才能使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熟悉业务知识，掌握询问技巧，在单位清查和普查时驾轻就熟，有条不紊，有效的保障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存在的几点问题和下段打算
一、认清形势，找出问题，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普查工作的自觉性
全县第一次经济普查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各部门按照县委、县政府和统计部门的安排部署，强化组织领导，精心设计方案，广泛宣传动员，密切协作配合，经济普查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具体工作中，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听取汇报，做出批示，给予支持，提出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普查工作的开展。各乡镇把经济普查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落实了机构、人员、经费和办公条件，主要领导及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具体工作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证了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统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服务水平和工作质量有了较大提高，研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经济普查方案和实施细则，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完善工作方法，提高数据质量，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帮助经济普查工作的浓厚氛围。广大普查工作人员也紧紧围绕第一次经济普查的要求和部署，奋力开拓，扎实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前期的清查摸底工作，为全县经济普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对普要性认识上的不足。个别乡镇的主要领导对经济普查工作认识不到位，分管领导对普查工作不了解、不过问，对统计工作的指导不深入、不细致，组织协调不利，工作有布置无检查，普查工作仅仅是统计办的几个人单兵作战，严重影响了全县普查工作的进度。二是对普查工作复杂性认识不足。这次经济普查涉及工业、建筑业、贸易业、运输邮电、服务业等18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不仅要调查各类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财务收支、资产状况等基本情况，还要调查它们的生产经营、能源消耗、税金和效益等经济技术指标，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新形势下，普查对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配合程度下降，虚报、瞒报统计数据的问题时有发生，给普查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三是对普查工作艰巨性认识不足。这次经济普查范围为全县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及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是迄今所有大型普查中涉及行业最多、调查范围最广的普查，组织协调难度特别大，各项工作都离不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参与、支持和配合。但是，个别单位领导对被抽调人员的工作不支持，不能保证专职专用，在工资待遇上也有厚此薄彼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为此，希望各乡镇、各单位的领导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总结前段工作，及时制定改进方案，精心组织，科学安排，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和高效率地完成经济普查工作。
二、突出重点，明确任务，扎扎实实做好经济普查的各项工作
这次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年12月31日，现在进入普查登记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尽快落实人员、落实资金、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强化措施，切实把当前的普查登记工作搞好。
一要努力提高普查队伍业务水平。业务培训是经济普查工作的重要环节，培训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普查的数据质量。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对经济普查培训工作高度重视，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方案，并及时上报县普查办公室，尤其是各乡镇要抓紧时间落实经费，搞好基层普查人员的培训，决不准再出现因经费不到位而影响培训工作，也不能以经费短缺为借口，影响了普查员正常的办公和生活。分管领导要负起责来，亲自靠上抓培训工作，科学安排培训内容，尽快提高普查人员的业务水平，让他们熟练掌握应有的知识和技能，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以保证普查登记工作的顺利完成。对人员培训方面不能走过场，不仅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要明白如何填报普查表，而且被普查对象也要清楚如何填报普查表，要通过认真学习，弄清指标含义，掌握填表方法，按照经济普查的登记要求，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这就要求各乡镇确保普查经费到位，加强对普查人员的管理，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以确保普查人员培训质量。
二要切实保障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普查的最终目的是取得准确、可靠的数据资料。如果普查数据搞不准，整个普查工作将功亏一篑。从前期的清查摸底情况看，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统计台帐不健全，给核对普查数据填报的真实性造成困难；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瞒报、拒报现象比较普遍，使普查源头数据得不到可靠保证，给提高普查数据质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把搞实普查数据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和完善普查工作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扎实做好方案设计、人员培训、调查登记、收表审表、数据录入、数据处理、质量验收、开发应用等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工作，采取有效的数据质量控制措施，确保普查资料真实可靠。在具体工作中，要针对入户难、调查配合难等影响普查质量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解决办法，充分发挥普查机构、统计部门依法独立行使普查资料的搜集权、审定权和报告权，保证及时、准确、全面地上报普查数据，
三要坚持严格执法、依法普查。9月13日，国家、省、市召开了贯彻落实《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电视电话会议，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我们要认真贯彻好会议精神，加大宣传《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等统计法律、法规的力度，提高全社会依法普查的意识。对违反普查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依法进行处理。对虚报、瞒报、迟报、拒报普查资料的单位和个人，依照《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予以处罚。同时，各级普查机构及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统计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保密职责，对普查中知悉的国家机密和被调查者商业秘密严格保密。有关部门对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也不能作为收费、纳税和罚款等执法活动的依据，保证他们如实提供资料和数据。
三、强化领导，落实责任，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年终岁尾，工作头绪比较多，工作任务也都比较重，各级、各部门领导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将经济普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要求，精心组织，妥善安排，共同做好经济普查的各项工作。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是各乡镇的普查领导小组第一负责人，分管乡镇长是普查办主任，在普查登记期间，领导小组组长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经常听取情况汇报，及时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积极准备好普查所需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分管乡镇长要靠上去，解决登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时调度工作进度；人员较少的乡镇要统筹安排，该调人的调人，不能调人的要抓紧从其他部门借调。对普查工作要实行责任追究，哪个乡镇出现问题，就追究哪个乡镇领导的责任，哪个单位出现问题，就拿哪个单位领导是问。
二要加强宣传发动。各乡镇、各部门要大力开展普查的宣传动员工作，让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了解这次经济普查，全社会都参与到这次经济普查中来。在普查登记期间，报纸、电台、电视台要拿出黄金时段播放经济普查公益广告，并进行专题报道，使这项工作能够深入人心。要利用户外广告牌、宣传画、宣传栏、宣传车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思想动员和组织动员。在宣传中，要讲清楚经济普查的对象、内容、要求和意义，对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存在的疑虑，经贸、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搞好解惑释疑，打消思想顾虑，突出解决“入户难、配合难”的问题。对违反统计法和国家普查方案有关规定的，要公开曝光，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为经济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主要做法及特点
(一)切实加强经济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1、组建成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做到普查工作人员、经费、办公条件“三落实”。
2009年8月，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昭政发〔2009〕42号文件精神，我县以绥政通〔2009〕53号文件行文成立了××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杰任组长，财政、发改、经贸、监察、人事、工商、税务等部门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统计局，统计局局长杨楣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立后，随即下发了《××县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绥政发〔2009〕47号文件，并从经贸、发改等部门抽调人员到办公室工作。与此同时，积极争取到启动经费15万元，购置了办公设备。普查工作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的落实，为经济普查工作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制定普查实施方案。
普查工作要开好头，起好步，制定实施方案是第一件大事。我们吸取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经验和不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依据《××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结合实际拟定了《××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普查工作的总体安排和阶段划分，整个普查工作从2009年8月起到2010年8月完成，分为准备阶段、登记阶段、数据处理阶段和数据、应用及总结表彰阶段四个阶段。
3、优化关键环节组织方式，创造性地开展普查工作。
为保证普查工作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我们优化关键环节的组织方式，创造性地开展普查工作。一是做好“三员”的选调工作。尽可能把熟悉会计、统计业务的人员选聘为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被调查单位调查员，把好人员素质关。全县共选聘普查指导员24名，普查员42名;二是整理和规范基础资料台帐。全县“限额以上、规模以上、资质以内”的三上单位不是很多，大部分是三下单位，原始记录、统计台帐不规范，有的企业没有会计账簿。为使正式调查登记时有据可查，我县以绥经普〔2009〕1号文件通知各被调查单位做好基础资料整理和规范工作，建立健全会计账簿和统计台帐，尤其是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台帐;三是单位清查。我们采取先比对、后清查的方式，由相关部门提供单位名录资料，电脑程序汇总生成《单位清查底册》，然后由普查员带着《单位清查底册》进行“地毯式”清查，做到不重不漏;四是普查表的发放。县经普办分专业直接培训到被调查单位调查员，由被调查单位调查员领取普查表，在正式普查登记时，依据相关资料认真填写普查表，之后把普查表连同单位统计、财务台帐资料一并交回相应负责的专业人员审核验收，专业人员进行手工快速汇总，初审过关后，进行数据录入;五是数据处理责任到人。数据处理是相当繁琐的工作，县经普办建立了数据处理责任制度，由分摊普查表的相应专业人员负责普查数据的录入、审核、错误修改等环节的工作，直至市级审核验收。这种操作方式既增强了专业人员的责任感，也保证了数据处理工作的质量。
(二)积极营造经济普查工作的良好环境氛围
经济普查要整体推进，顺利实施，加强宣传，大造声势是必须做好的工作。我县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积极营造经济普查工作的良好环境氛围。一是进行动员部署，组建工作机构后，县政府立即召开领导组成员单位领导和乡镇政府领导参加的会议，进行启动动员，明确各部门职责，落实责任;正式普查登记前，县政府杨杰副县长发表电视讲话，总结准备阶段工作并对普查登记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二是搞好业务宣传。采取书写标语、张贴宣传画、出动宣传车、广播、电视、刊物类新闻媒体和以会代训、现场讲解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经济普查的重大意义和普查业务知识、操作技能，达到了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刊物有文字的效果。共书写张贴标语167条、宣传画179幅，出动宣传车22次，以会代训9场次;三是开展法制宣传。利用各种时机宣传《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处分规定》，提高被调查对象的法制意识，做到依法普查，依法如实提供普查资料，确保普查数据客观真实。
(三)严格制定经济普查工作的质量控制制度
1、签订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县政府结合市政府制定的××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相应制定了××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并与五个乡镇分管经济普查工作的政府领导签订了目标责任书，落实了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
2、制定经济普查质量控制工作细则。我县紧紧围绕普查数据质量这一核心，建立起普查工作的岗位责任制度、质量控制制度和检查验收制度。结合实际制定了《××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质量控制工作细则》，对每个环节的工作都有明确的质量控制办法和验收标准，加强审核把关，严格检查验收。
(四)认真落实经济普查工作的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保障。明文规定乡镇政府、社区、村(居)委会主要领导为经济普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为第二责任人，具体抓。同时细化领导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依法责任追究。
2、强化物资保障。采取上级匹配和本级购置的办法积极组织普查物资的就位和到位工作。
3、强化法制保障。成立经济普查执法检查组，不定期深入一线执法检查，查处违法行为，保证普查工作依法进行。
二、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验
我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通过扎实细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单位清查不重不漏。全县共有法人单位493个，其中企业法人212个，机关法人67个，事业法人140个，社团法人31个，其他法人43个。有产业活动单位285个，其中生产经营性产业活动单位63个，非生产经营性产业活动单位222个;二是普查数据客观真实。全县生产总值、二、三产业增加值及企业成本、利润、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水及能源(售电量、用水量)等各项主要指标与一经普、年快报比对能分析出其中差异因素所在;三是初步建立起单位名录库与电子地图。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一是领导重视是搞好普查工作的前提;二是经费落实是搞好普查工作的重要保障;三是超前的思维、精心的组织、严格的工作制度是普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四是抓住重要环节创造性开展工作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五是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是确保数据质量的根本;六是依法普查是普查工作高效率、高质量的根本保证。
三、存在的问题
回顾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在工作超前思考和总体部署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在工作进展过程中处理好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在对业务技术的指导上做得还不够超前;四是在对工作的督促检查上做得还不够及时;五是在加强部门的协调配合上做得还不够到位。上述不足，导致工作中出现时紧时松的现象，问题出现了才采取措施补救的现象以及不能按规定时间报送普查报表的现象。
四、今后工作的建议
今后的普查工作，要确保取得高质量、高效率，提出如下建议：
关键词：伦理道德；问题轨迹；伦理上两极分化；精神形态；
作者简介：樊浩，本名樊和平(1959—)，男，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
引言：“问题意识”的革命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型和欧风美雨的洗礼，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到底呈现为何种精神哲学形态？是古希腊的“伦理”形态，近代西方的道德形态，现代西方的伦理与道德的“临界”形态，还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一体的形态？伦理与道德还能否作为精神世界环绕生活世界公转的椭圆型轨迹的坐标系的两大文化焦点，一如继往地支撑中国人的精神宇宙，进而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继续使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
问题太大也太重要，难以论证又必须论证。
也许，简捷的路径是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一次精神世界的体检和巡阅，在病理诊断中发现和复原生命体质。于是，问题域便从“是什么”理论思辨转向“缺什么”的现实诊断。“缺什么”的诊断基于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实证分析，在“问题轨迹”中发现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辩证互动的精神节点，由此复原现代中国社会精神世界的本原图像，描绘和演绎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
仔细反思发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忧患意识的“问题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大众话语中，轴心时代孟子所提出的“人之有道也，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具有形上意义的哲学表达，在近代转型中被表述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日常话语。在这一问题式中，“日下”和“不古”表征同一性与合法性的解构与丧失，而“世风”与“人心”则分别指向伦理与道德，因而文化忧患同时指向伦理与道德，是伦理与道德的双重忧患。然而，最近三十几年来，无论大众话语还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忧患一以贯之并愈益强烈地指向同一对象：道德。从“滑坡—爬坡”的学术论争，到“公民道德”的国家话语，“道德”毫无例外地都是问题所指和重心所在，“伦理”只是在偶然的学术话语中出场。在现代文化忧患与问题意识中，道德，已经不是精神世界的总体性话语，而是独白性话语；道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世界中“孤独舞者”。然而，有待追问的是：“道德”忧患到底为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忧患？道德问题到底如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只是精神世界而且是生活世界的重大问题？道德问题到底因何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以致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痼疾？“为何”之问体现伦理型文化背景下精神世界的“中国国情”；“如何”之问有待对伦理道德“问题轨迹”的实证分析；“因何”之问需要在“问题轨迹”的现象学复原中寻找答案。
走出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忧患，期待一种“问题意识”的革命。“问题意识革命”的要义，是面向“正在发生的事情”，从对“道德问题”的原子式探讨，进入对伦理道德问题链或“问题轨迹”的诊断和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的追究。
稍许有点学术想像力便可发现，现代中国社会似乎表现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某种同步性，或“人”的两种再生产的同步性。在人的肉体生命或人种的再生产进入“独生子女”时代的同时，人的精神生命或精神世界的再生产也进入“独一代”。最大特征是伦理与道德分离，道德成为精神世界的“独生子女”，在文化情结和对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诉求中，集万千希冀于一身，也集万千责任和风险于一身，在万千宠爱中陷入万千孤独与万般无奈，形成道德在精神世界中的文化孤独与文化“超载”。然而，历史反思和经验事实都表明，无论道德问题的根源还是其文明后果，都不在道德本身，经常的情况是，道德问题更像人体感冒时的高烧，既是疾病的表征，也是生命与病毒对阵的硝烟；伦理，才是其根源和后果。就像今天独生子女时代的诸多社会问题一样，表面上是“独一代”的道德价值问题、行为取向问题，内在的根源和后果都聚焦于独生子女生长的伦理环境及其未来的伦理风险。
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都被当作一种学术和思想的奢侈品而被边缘化。在生活世界中认为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象牙塔，在学术研究中认为二者的区分只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多此一举，理论与实践“共谋”的现象学图景是，将所有与善恶相关的意识、行为、关系问题，都当作道德问题。于是，道德不仅因其文化功能的严重超载而力不从心，不仅被迫越俎代庖，而且要承受太多的批评、失望甚至诅咒。更重要的是，这种缺乏哲学教养的不幸粗疏，严重遮蔽了道德问题的深刻社会后果，进而使对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世界规律的探讨，使对伦理道德与生活世界互动规律的探讨，丧失学术冲动和现实驱动，最后，使对现实生活中伦理道德问题的真正解决成为不可能。在这个生活世界追逐奢侈而精神世界又拒绝精致的时代，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哲学思辨也许过于不合时宜，但放弃对这一前沿问题的探讨无疑不仅抛弃了学术，而且放逐了现实。两极“商谈”的中庸智慧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现象学复原，在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中寻找二者关系的真理与真谛。
一、“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
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还是伦理—道德问题？这一诘问不仅关乎“中国问题”的诊断与解决，而且关乎对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规律，对人的精神世界发展规律的把握，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前沿。
2006年以来三次调查的海量数据表明1，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问题，表现为由道德到伦理的明晰而深刻的“问题轨迹”：道德问题演化为社会信任的危机；社会信任危机演化为伦理上两极分化。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
1.何种“道德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最深刻的道德问题到底是什么？三次调查在做出问题诊断的同时，也揭示了问题的强度，以及社会大众的道德心理底线。
[诊断]2006年的“调查一”以价值忧患的方式切入对“道德问题”的调查：“你对改革开放的最大担忧是什么？”“导致两极分化”与“腐败不能根治”分别以38.16%和33.79%高居前两位，居第三位的是生态环境破坏(26.25%)(图1)。
三大担忧，既是事实判断，也是社会预警，在两极分化和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事实的背景下，大众的担忧是“不能根治”。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腐败”因何、如何成为改革开放的两个“最大之忧”？“因何”的深刻根源在于道德的崩坏，而“如何”则表明它们已经由个体道德问题演化为群体道德问题和群体之间关系的伦理问题。群体不能简单等同于普遍，在一般意义上，“最大担忧”预示着它们已经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但普遍之为普遍，并不只在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大量存在，而且还在于它们潜在的群体性。在大众话语中，“腐败”特指官员群体的道德问题，表征经过量的积累，已经成为官员群体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道德问题；“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并不是个体而是诸群体之间的分化，分化的结果也是形成具有群体意义的伦理两极。在这一信息中，个体与群体虽然是两个“最大担忧”的对象，但群体是更深刻的指向，个体向群体的积聚，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过渡，群体性伦理问题，是对于“两极分化”与“腐败”“担忧”背后的最大“担忧”。
[问题强度]七年后的调查对“两极分化”与“腐败”这两个“最大担忧”和社会预警进行了跟踪，只是变换了问题方式，转换为对两大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并在话语方式上将“两极分化”表述为“分配不公”，因为“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具有深刻的因果关联，“分配不公”更易于为经验所感知，也更具有直接的表达力。“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的严重程度如何？”调查显示，全国28个省市的调查中认为“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超过70%，江苏省的调查超过80%(表1)，问题的严重程度或“问题强度”在70%—80%之间。
三次调查表明，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有待论证的是：它们因何又如何是一个道德问题？“官员腐败”是道德问题，准确地说是政治道德问题，不证自明。“分配不公”为何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又是道德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关乎社会公正，关乎对人的权利与利益的侵占和剥夺。虽然“分配”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环节，但分配的“公”与“不公”，却通过对财富的占有，表征个体与实体的关系，表征经济制度以及处于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个体之间关系的道德性质，因为“占有”的实质，是对自己和他人劳动的占有，“公”是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不公”或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或是自己劳动的被占有，由此所形成的两极分化，本质上群体的两极分化，是一个群体占有另一个群体劳动而形成的两极。所以，收入、占有、财富三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精微而深刻的殊异：“收入”是经济学概念，“占有”是法哲学概念，“财富”是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共有的概念，三者之间的共通在于其道德性。也许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们一开始就形成并且应当不断强化一种共识：分配是一个道德问题。
以下信息对“分配不公”的道德属性作了佐证。“你认为影响当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的因素是什么？”“分配不公”在调查二、调查三中都由第三因素上升为首要因素(表2)。
“分配不公”的加剧，成为人际关系日趋紧张的首要因素，其道德性质和伦理后果在这一数据中得到量化的诠释。
[道德心理底线]以下两个信息可以表征“官员腐败”与“分配不公”作为“道德问题”的文化性质，以及社会对它承受的道德心理底线。第一，“哪种因素应对当今社会的不良道德风尚负主要责任？”调查三表明，“官员腐败”以41.9%的选择率高居榜首，居第二位的是“社会不良影响”，占37.4%。第二，“你对目前收入差距的态度是什么？”调查二、调查三虽在“不能接受”的心理底线上出现近10个百分点的差异，但“不合理”的价值判断是绝对主流，其“不公”的道德性质获得高度一致的认可，因而这种心理底线实际上是道德心理底线，或道德与心理的双重底线。由于调查三是在江苏地区的调查，而江苏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以推测，经济越发达，收入差异越大，人们对它的“不能接受度”越大。调查三已经表明，在发达地区，收入差异已经高于“可以接受”的心理接受度，突破“不能接受”的道德心理底线(表3)。
2.社会信任危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
关于“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作为当前中国最突出道德问题诊断中所隐含的最重要的信息有三：一是高度一致的“不道德”的定性判断；二是“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定量判断；三是“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道德心理底线。三大信息的意义在于，“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现象和群体性的道德问题。于是，便产生一种可能：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中介是社会信任危机。
在现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深刻性，不只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危机，更紧迫的是社会关系中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道德危机，是由道德危机引发的信任危机，社会关系中的信任危机是伦理危机，是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三次调查表明，道德信任危机已经向伦理信任危机转化，伦理信任危机，以群体性不被信任的方式表达和呈现。
“你对哪类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三次调查，多项选择的共同结果高度一致：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不被满意的三大群体，其中政府官员高居榜首(表4)。
三次调查，结果相同，不能不说明问题。这一信息的重要内涵在于：第一，这是一种群体性的不满意或不信任，表示整个社会对某一或某些群体的不满意或不信任，是群体性或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第二，这种信任危机，是由道德危机而引发的伦理危机，即由道德问题所引发的伦理危机，调查所呈现的三大群体不被满意的主要理由或问题指向分别是：官员腐败，以权谋私；演艺界炒作绯闻丑闻，污染社会风气；企业家不讲诚信，损害社会利益。第三，更应当引起警惕的是：在政治、文化、经济上掌握话语权力的三大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或信任的群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信任群体的判断，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且代表一种社会态度，因而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由此，这种判断的内核和本质，是一种伦理信任，是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信任。支持这一假设的事实根据是：两个不同时段的三次调查中，对政府官员不满意或不信任率下降，但对演艺界和企业界的不信任率提高，这说明，国家惩治腐败的举措收到了实质性效果，不仅是政治效果，而且是伦理效果。
3.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如果说伦理道德方面三大最不被满意群体表征一种社会信任危机，以及由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那么，关于诸社会群体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的判断，则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以上信息的深刻意义不在于对满意—不满意群体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演艺界、商人、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专家学者、教师之间在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与两极对峙。如前所述，前者是政治、文化、经济上掌握话语权力的群体，而后者则在相当程度上是草根群体。人们一般都指认并深深地忧虑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然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至今未被发现，更未被承认。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刻、现严峻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因为它不仅是生活世界的两极分化，而且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的两极分化，极易演化为文化的两极分化，并且极易过渡为政治上的两极对峙，是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积累到相当程度的极为重要的信号。同时，工人、农民、教师等草根群体成为道德上最受信任和满意的群体，也传递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走向：“礼失而求诸野”。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在精英群体集体失落之后，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草根时代”？另一个信息似乎可以支持这一假设。“你的思想行为受什么人影响最大？”调查发现，随着伦理道德问题的演进，社会影响力群体发生重心下移，从知识精英转移为父母和教师，而政府官员和工商界精英则位于最后(表6)。
这一结果，传递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其一，在当今中国，家庭依然是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本位。父母成高居思想行为的影响力群体之首，不能一般性地被诠释为“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导师”，而是标示家庭的自然伦理实体在道德、在人的精神养育中的起源地地位，这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特征，也是伦理型文化的最重要基础，佐证当今的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同时也佐证伦理是道德的基础。其二，它与图2和表5所显示的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在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相一致，虽然父母和教师不能笼统地归结为“草根”，但政府官员和工商精英无疑是政治和经济精英。其三，政府官员和工商精英以极小的影响力偏居影响力群体之末，这不能不说是精英层的文化地位、伦理道德地位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集体失落。
4.结论：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
综上，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经济上两极分化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呈现为一幅从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演进、从伦理问题向伦理上两极分化演进的“问题轨迹”。“问题轨迹”的过程与中介是：从个体道德问题到群体道德问题，从群体道德问题到社会信任危机，从社会信任危机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由分配不公导致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在调查中已经被指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忧患之首，或最大的“改革开放之忧”，它被70%以上的人群认为已经达到“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程度，并且在“不合理”的绝对主流判断下接近或达到“不能接受”的道德心理底线。特别重要的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道德内涵，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道德问题积累的结果———不仅是分配不公的结果，而且是不道德行为的结果，因为，不仅分配本身是一个道德问题，分配不公是制度性不道德，而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与官员腐败、演艺界污染社会风气、企业家唯利是图等强势群体的不道德行为存在因果关联，或者说，它在相当程度上不仅是分配的结果，而且是不道德行为的结果。于是，两极分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性质，既是经济问题，分配制度问题，更是严重的道德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的经济上两极分化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之处，是两极分化的“中国问题”，于是，它不仅具有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性，更具有道德上的不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经济上的两极分化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仅有待于分配制度的改革，更有待于一场道德觉悟乃至道德革命。
经济上两极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转化，是通过社会信任危机的中介。三次调查中对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界以一贯之的伦理道德上的不信任，已经说明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及其文化性质。如前所述，这种信任危机，不是一般性的社会信任危机，即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而是对一个群体、几个群体，更严重的是，是对政治、经济、文化上掌握话语权力的强势群体的信任危机，是群体间的信任危机。所以，当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官、仇富现象，不能一般地表述为社会心态的不正常，而是对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不道德性的文化反映，当某种心理状态发展为普遍现象时，应当追问的不是社会心态，而是社会存在，毋宁说不正常的不是社会心态，而是社会现实。群体性社会信任危机，使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转化。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信任危机，既是道德危机，也是伦理危机，是由道德危机演绎的伦理危机，其要义是部分群体由于群体性道德问题而生成的伦理上的合法性危机，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绎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至关重要并且必须高度警惕的是，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刻、更严峻的两极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生活世界的两极分化，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的两极分化。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不仅造成生活状态的两极，而且造成价值的两极、文化的两极，它是诸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承认、并且以此为基础对社会合理与合法性认同的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标示着社会凝聚力、文化同一性、伦理合法性的瓦解甚至丧失，是社会在文化和价值上的一次分裂。伦理分化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各种由经济社会地位决定的阶层，是事实判断所产生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依然属于生活世界的层次；而伦理分化则是由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并且以价值判断为主导、以合法性为标准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是群体之间的伦理合法性的相互承认与相互认同，因而是更深刻、更彻底的分化，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长期积累的结果。伦理分化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不稳定性，而伦理分化因为以合法性判断与伦理认同为基础，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文化上的稳定性。伦理分化也不同于经济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可以通过经济制度改革而消除，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则必须透过诸群体的道德努力，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分化—社会分化—伦理分化，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展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其中的变量不仅是经济，更重要的是道德。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由于道德问题积累而生成的社会问题，其后果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远、更严重。
二、伦理上两极分化的精神现象学图景
“问题轨迹”表明，必须发出关于当今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预警———经济上两极分化，经过道德问题的积累，已经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当今中国社会正遭遇深刻的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它潜伏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由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等道德问题的恶化，通过社会信任所体现的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的危机，最后演绎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化为伦理上两极分化，是社会问题由生活世界进入精神世界的恶变过程，在这种演化轨迹中，道德问题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深刻原因。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可能引起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但这只是可能性，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分裂，伦理上两极分化，是道德问题积累和恶化到一定程度，已经侵蚀到社会的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的严重文化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道德问题恶变，尤其是由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恶变的结果，因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是群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认同的危机，最终将演化为诸群体对社会这个伦理共同体的认同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正在发生，已经发生，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新问题和新动向，在理论研究中还没有被关注，甚至没有被提及，迫切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前沿性的学术准备。
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如何发生？有何精神哲学根据？现象学还原表明，在伦理道德，在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和历史地内在分裂为难以调和的“伦理两极”的可能，一旦条件具备，逻辑便异化为现实。在精神哲学意义上，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展现为由三个精神阶段或三个精神环节构成的不断演进的进程：“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卑贱意识”与“高贵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或“伦理精神”的两极。“伦”的两极是存在的两极分化，“理”的两极是意识的两极分化，“贪民”与“贱民”的两极是人格的两极分化。“伦”的两极—“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两极，构成由存在到意识，由意识到人格的伦理上两极分化的精神现象学图景。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三阶段或三个环节中，伦理上的任何两极分化，任何伦理两极的生成，都是道德堕落、道德坠落的结果，因而都是伦理与道德的互动进程。
[“伦”的两极：“单一物”与“普遍物”]伦理逻辑地存在两极，甚至以两极的存在为前提。无论概念还是现实，伦理都指向个别性的“人”与作为其公共本质和普遍存在方式的“伦”或所谓“共体”的同一性关系，于是便以两极的存在为前提：作为个别性存在的“单一物”即人的个体性、单一性，或所谓“个体”。作为普遍性存在的“普遍物”，即人的“共体”、普遍性，或所谓“实体”。简言之，“人”的“单一物”，“伦”的“普遍物”。但伦理的真谛既不是“单一物”，也不是“普遍物”，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即所谓“人伦”。“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它以普遍性为现实性与内容，其目的不仅生成普遍性，而且要使“普遍物”作为“整个的个体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所生成的“整体”就是“整个的个体”：对个体来说，它是整体，是个体的“普遍物”；对其他整体来说，它又是“个体”，使“整体”作为个体而行动，民族、国家、社会，包括家庭在内的伦理实体的文化真理和精神秘密都在于此。在生活世界中，如果两极统一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不具备或严重缺场，便会导致“人”与“伦”的分裂，固化、分裂为相互对立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两极。道德与道德主体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最深刻的精神哲学条件。“单一物”与“普遍物”、个体与实体统一的伦理过程，是个体透过道德努力，由个体性存在提升为普遍性存在的道德过程，这一道德过程的实质，就是道德主体生成。“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个体与实体的统一的本质，是伦理两极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的实现及其现实性，有待道德主体的造就，由此，“人”与“伦”、“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过程，就是道德主体生成的过程。“个体—实体—主体”，是伦理两极之间和解与相互承认的精神过程，是伦理与道德统一，或由道德达到伦理的精神哲学过程。因之，“人”与“伦”的两极分化，本质上是道德的坠落或道德主体的失落。黑格尔就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为隐喻，指证在教化世界或生活世界中，精神最后“把自己分裂为同样抽象的极端：分裂成简单的，不可屈挠的，冷酷的普遍性，和现实自我意识所具有的那种分立的、绝对的、僵硬的严格性和顽固的单点性。”[1]119“冷酷的普遍性”与“顽固的单点性”，便是内在于伦理中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两极，其政治历史图像便是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那种“绝对自由”和“恐怖”的两极对峙。一极是个人或“单一物”的“绝对自由”，一极是“普遍物”的“恐怖”。由此，社会便可能陷入个人主义与集权主义、自由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沼泽，伦理问题便演化为政治问题，伦理便走向政治。“伦”的两极，本质上是个体与实体、个别性与普遍性、个人与共同体的两极分裂与两极对峙，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就是“伦”的两极的精神表现与文化表达。
[“理”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概念地存在于伦理中的“人”与“伦”，或“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两极，使伦理学在理论上存在两个可能的重心，即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涂尔干发现，“有两个极端观念充当了伦理学的重心，伦理学就是围绕它组建起来的：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普遍主义。”[2]279在涂尔干看来，前者以卢梭为代表，后者以黑格尔和叔本华为代表。前者认为，个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一切事物都与个人有关；后者认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伦理既不是“单一物”，也不是“普遍物”，而是二者的统一，是“人”与“伦”的同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伦理学就是有关整体的事情。”[2]283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毋宁说是达到这个统一的两种方式，即两种“伦理方式”，这两种方式被黑格尔概括为“从实体出发”与“原子式地思考”的“集合并列”。虽然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根本目标也是建构这种统一，但伦理所达到的“人”与“伦”的统一，首先也必须是一种精神的统一，或透过精神达到的统一。“精神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但是，精神的统一决不是没有现实内容的统一，在生活世界中，它表现为与最重要的两种伦理存在，即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的两种意识关系，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国家权力与财富是生活世界中伦理本质的两种存在形态，即政治存在与经济存在，它们是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统一的两个基本的世俗性的实现方式，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是个体对这两种伦理本质的不同自我意识的判断。“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乃是高贵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的那种意识，是卑贱意识。”[3]51“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是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的关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它们构成伦理在生活世界中所呈现的“精神”的两极。它们都是“意识”，亦即所谓“伦”之“理”，它们的“高贵”与“卑贱”完全在于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伦理存在关系的肯定与否定的判断，即黑格尔所谓“认定”，或现代话语中的所谓“认同”。“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既是意识的两种形态，也是精神的两种形态，是“伦”之“理”的两极或两种形态。意识的“高贵”与“卑贱”，不在于世俗生活中对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而在于对权力公共性与财富普遍性的自觉，在于权力与财富所体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属性。在精神发展过程中，两种意识关系会发生“倒置”，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一旦丧失这种关系的伦理本质，“高贵意识”便沦为“卑贱意识”；相反，守望和捍卫这种关系的伦理性，“草根”便从“卑贱意识”上升为“高贵意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针对那个权力腐败、财富不公的时代，毛泽东所揭示的就是这个精神哲学的辩证法。
[人格的两极：“贪民”与“贱民”]揭示“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两极，无疑是精神哲学的贡献，但是，如果停滞于此，乃是头足倒置。存在决定意识，生活世界中所以存在这两种意识形态或自我意识的认定，根本上是因为存在这两种现实，具体地说，在生活世界中存在个体与国家权力、财富的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政治经济关系，其客观性并不以人们的“认定”为转移。由此，自我意识关系中的“高贵”与“卑贱”，就现实化为生活世界中的“同一”与“不同一”的政治经济关系，即所谓占有关系。“高贵者”总是与国家权力与财富“同一”；“卑贱者”总是与国家权力与财富“不同一”。问题在于，国家权力与财富是生活世界中的伦理存在，或人的两种本质性，一旦丧失公共性与普遍性，也就丧失合法性，进而发生善与恶的倒置。“同一”与“不同一”不仅表现为对于国家权力与财富的两种不同占有关系，而且最终表现为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于是，便可能产生两种状况：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过度占有或不当占有；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过度不占有。二者都表现为与国家权力和财富同一性关系的丧失，进而表现为伦理本质的丧失，但其伦理后果不同，前者造就“贪民”，后者造就“贱民”。由此，便形成生活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道德主体的两极：“贪民”与“贱民”。他们既是伦理的两极，也是精神的两极，是伦理精神的两极。无论“贪民”还是“贱民”，都兼具生活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双重属性，他们不仅指向权力与财富，更重要的是与权力和财富的不正当伦理关系及其所体现的道德性质。“贪民”是对权力和财富的不当占有与攫取，官员腐败与企业家的唯利是图，都是“贪民”的体现。政府官员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也是实际占有者，他们是社会大众在权力上的“被委托人”或所谓“代表”，其伦理本质与道德气质应当是黑格尔所说的“服务的英雄主义”，或毛泽东所告诫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一旦将公共权力当作“个人的战利品”，以权谋私，“服务的英雄主义”便蜕变为“阿谀的英雄主义”，即对权力和财富顶礼膜拜、阿谀奉承。企业家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应当是“财富英雄”，一旦唯利是图地追逐财富，便由“财富的英雄主义”也沦为“阿谀的英雄主义”。至此，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高贵意识”便沦为“卑贱意识”，“英雄”便沦为“贪民”。由于政府官员与企业在权力和财富关系中所处于的特殊地位，如果丧失坚定的“高贵意识”，便很可能是沦为“贪民”的高危人群，这就是三次调查中所发现的他们之成为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的人群的深刻的精神哲学原因。
“贱民”是什么？所谓“贱民”，按照黑格尔的诠释，特指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重贫困的人群。“贱民”诞生于贫困，但贫困并不就产生贱民，贱民标志着财富与道德的双重沦丧。“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244当遭遇贫困，并且丧失“正义、正直和自尊”的道德感时，便很容易滋生“贱民”，在这个意义上，贱民是一个人格的概念。重要的是，贱民的产生加速了财富的两极分化，产生马克思所说的贫困与财富的两极。黑格尔不彻底的方面在于，“贱民”本身是两极分化的产物。因此，当“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忧患时，就应当特别警惕“贱民”的诞生。黑格尔特别提醒，“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1]244由于贱民伴随对“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这种“内心反抗”积累到一定程度，会走出“内心”的情绪，付诸行动。由于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因而这种反抗往往采取极端暴力的形式，甚至是对更为弱者的暴力，从而沦为“暴民”，形成由“贱民”到“暴民”的恶变。1在当今中国社会，不仅“贱民”已经存在，大量存在的职业乞讨群体就属于此。“这样一来，在贱民中就产生了恶习，它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扰求乞为生并作为它的权利。”[1]245更严重的是，不少贱民已经沦落为“暴民”，从马家爵在大学中对同学的残忍杀戮，到小学、幼儿园的大量伤害事件，都是“贱民”沦落为“暴民”的表现，它们在本质上是“伦理病灶的癌变”，标示着中国社会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由此便可以对生活世界中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做一个现象学描绘：“单一物”与“普遍物”是“伦”或“人伦”的两极，是伦理存在也是伦理概念中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是“伦”之“理”或“精神”的两极，是伦理意识中的两极；“贪民”与“贱民”是“伦理”或伦理人格、伦理精神的两极。其中，“贪民”与“贱民”是最具有现实性，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深刻、最严峻的伦理上的两极分化，而“贱民”向“暴民”的癌变，是必须高度警惕的精神底线与社会底线。
三、“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是内在于精神世界中“伦理的两极”的“中国式”或历史表达。如何走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或“伦理的两极”？必须找到问题演进的节点或质量互变点。根据以上分析，在“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或由经济上两极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中，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伦理问题向伦理分化的演化，是三个重要的精神节点。
[节点一：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及其质量互变点]由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是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第一步。任何时候社会生活中都会存在大量个体道德问题，但当某些道德问题成为一定社会群体的痼疾时，就标志着道德向伦理的转化。群体道德问题不同于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主体应当遵循的共同道德规范，而群体道德问题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对职业道德的毁坏，而且已经成为一定时期特定群体在文化和价值上的共同缺陷，是在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中具有负面意义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符号。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方面，当某一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个体共同具有某种道德缺陷时，就标示着这一群体在道德上的陷落；另一方面，量的积累产生一种可能，社会将这一道德缺陷作为该群体的文化符号，进而作为它既定的伦理标识，放弃道德评价而对群体中的个体进行抽象的伦理预期，由此，群体道德问题就演变为群体之间的伦理态度和伦理关系问题，进而成为伦理问题。腐败便是如此。最初，以权谋私无疑只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当这种人积聚相当数量时，“腐败”便成为官员群体的道德问题，也在文化心态上积累为其他社会群体对官员群体的道德标签和伦理态度，由此，道德问题便成为伦理问题。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积聚，有一个质变点或质量互变点，这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譬如某种道德问题的携带者在该群体中达到半数，不只是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侵蚀该群体的精神机体，足以影响社会对该群体进行道德评价、确定伦理态度的程度，它更像人体中的病毒或癌细胞，只要活跃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病变，使人体出现病态，而由于癌细胞往往是人体中最具有活力甚至被医学家通过显微镜呈现的人体中最美丽的细胞之一，因而人体生命力越是旺盛，病毒的繁衍就越是迅速，因而任何放疗和化疗，同时都是对健康细胞和癌细胞的双重扼杀。这便是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演化的镜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解决道德问题的困难所在。事实上，无论官员腐败还是企业家唯利是图，至今在这两大群体中仍是少数，但“少数”病毒已经蔓延到足以侵蚀群体整个机体的程度，于是“腐败”与“唯利是图”在成为道德问题的同时，也在为其他群体的伦理态度，出现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道德与伦理的最大区别，在于“道”的本体性与“伦”的实体性。“道”是行为主体对某种具有形上意义的价值规范的认同，“伦”是个体对实体也是实体对个体的认同。前者是个体性和主观性的，后者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个体道德向群体道德、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最后通过群体之间社会信任的方式表现出来。调查中所发现的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成为三大在伦理道德上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便标示着这三大群体的道德问题，已经演绎为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态度与伦理关系问题，而不只是对三大群体中的个别主体乃至不只是对三大群体的道德评价，它在本质上表现的是社会对这些群体的伦理信任和伦理信心，其长期存在也可能演绎为一种伦理偏见和伦理歧视。个体—群体的量的积累，道德问题—伦理关系和伦理态度的质的演变，是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进程中的两种重要节点。
[节点二：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及其质量互变点]腐败、分配不公等道德问题为何、如何向伦理问题演化？道德问题—伦理问题的质量互变点在于伦理存在与伦理认同。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归根到底破坏甚至颠覆的是社会的伦理存在，具体地说，是社会伦理实体的存在。家庭、社会、国家，是生活世界中的三大伦理实体或伦理存在，其中，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制度化的伦理实体，作为二者相互过渡中介的社会的伦理实体性，必须通过财富和国家权力两个现实中介才能达到。财富的普遍性与权力公共性是社会作为伦理实体存在的必要条件。财富普遍性的要义，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种精神本质：为自己劳动即为一切人劳动，一个人的享受也促使一切人享受，“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3]47。权力公共性的最大敌人，是其成为少数人的战利品，进而与财富私通。因此，财富与权力的伦理合法性，社会的伦理存在的要义，都在于“公”，即所谓“本性上普遍的东西”。分配不公，以及由此演发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直接瓦解了社会财富的“公”，官员腐败以权力与财富的私通消解了社会权力的“公”，财富与权力“公”的伦理合法性丧失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伦理存在的颠覆，即社会失去伦理合法性与伦理凝聚力，也失去伦理的基础。这是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最严峻和最深刻的社会后果。现代西方社会精神世界的深刻危机，是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特殊的内容和“问题式”。在现代中国，伦理认同并不只是一般哲学意义上个体对于伦理实体或所谓共同体的认同，而是对于伦理存在的反思和追究。因为，伦理认同的客观基础是伦理存在，如果社会生活中伦理存在的真实性被侵蚀和颠覆，伦理认同就失去客观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伦理认同必须首先保卫伦理存在。在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成为“最大担忧”的背景下，保卫伦理存在便成为伦理认同的前提条件。于是，在当今中国，伦理认同的危机便展现和演绎为诸社会群体之间在伦理上相互承认、相互认同的危机。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成为三大最不被信任的群体，就是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具体地说，由伦理存在危机转化为伦理认同危机的表现。这种以社会信任方式或社会群体之间以伦理信任方式表现的伦理认同危机，毋宁可以被当作是社会捍卫自身的伦理存在的否定性表达。由此，诸群体之间社会信任的危机，便成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强烈信号，或者说，由群体道德问题演进为群体伦理对峙的文化信号，因为它标示着其他社会群体开始以伦理上认同或不认同的精神武器，来保卫社会的伦理存在。社会信任，不是个体间，而是诸社会群体间的伦理信任，是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重要质变点。社会信任的内核是伦理信任，伦理信任的基础是伦理存在，即伦理这个“本性上普遍的东西”或“普遍物”的客观存在，其自在自为的表现，是社会的伦理认同，或诸群体在伦理上的相互承认，伦理存在与伦理认同，在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成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演进的质量互变点。
[节点三：伦理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演进]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既是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最为严峻的后果，也是社会以伦理认同方式保卫伦理存在的最后和最高伦理手段。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是以客观性为基础，以道德评价为中介的主观性。伦理分化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恪守不同的道德准则与伦理本务；二是诸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伦理认同与伦理态度。一般情况下，只有当群体道德问题积累和积聚到相当严重程度时，才会出现伦理分化，因而伦理分化应当是群体道德问题严重到相当程度的社会信号。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则是社会伦理矛盾的深刻体现，它标示着在精神世界乃至生活世界中，伦理分化可能已经演绎为伦理对峙，甚至在精神上分道扬镳。由“伦理分化”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演进，也是一个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伦理分化既是精神世界的分化，也是群体之间的在伦理上的分化；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则意味着在精神世界中诸社会群体已经形成伦理的两极，意味着诸社会群体的伦理分化已经明晰和积累到这种程度，以至形成两种“精神集团”或“文化阵营”。伦理分化是道德问题演进为伦理问题的严峻信号；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伦理分化达到严峻程度的文化信号。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分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两极”分化，是因为它已经形成或出现伦理的“两极”。重要根据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信任的群体———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是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强势群体，而信任度最高的群体———工人、农民、教师，则属于社会生活中的“草根”群体，乃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弱势群体，两种群体既是生活世界的两极，也是伦理上的“两极”。有趣而且令人深思的是：经济上两极分化与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正好形成一种“倒置”，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恰恰是伦理上的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而工人、农民等“草根”群体或弱势群体，则在伦理道德上成为强势群体。尤其是政府官员群体，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伦理道德方面是敏感和容易被误读的群体：它们极易遭受道德批评和伦理怀疑，因而是最敏感的群体；由于腐败仅是一部分人的道德问题，但很容易甚至已经被渲染为整体群体的道德问题，因而是极易被误读的群体。强势群体与草根群体或弱势群体在伦理上的分化与对峙，是必须特别关注和警惕的现象，它将给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之所以将它们归之于“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信任与不信任主要基于伦理道德的判断；另一方面，群体之间的两极对峙，在相当程度上是伦理地位和伦理态度上的对峙。这种伦理上的对峙，不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自我构筑道德的高地，或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强势群体进行道德批评和伦理歧视。否则，这种误读将大大歪曲当今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应当视其为道德问题演绎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达到相当程度所释放的最为严峻的文化信号，是对伦理存在最为敏感、伦理良知最为敏锐的底层社会群体自觉保卫社会的伦理存在的集中表现和群体表达。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昭示：一场伦理保卫战已经开始。毋宁说，它是社会的自我捍卫和自我康复，是社会的伦理觉醒和伦理信心、伦理决心的自觉显现。
由此，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累，群体道德问题透过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向伦理问题的转化，伦理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演化，便成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演进，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绎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的三大精神节点或文化节点。了解和掌握这些节点，才能能动地发现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课题，尤其是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难题。
四、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问题轨迹”显示，在现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已经”演化为伦理问题；对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哲学思辨表明，道德问题在理论上“必定”演化为伦理问题；“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哲学叙事呈现，道德到底“如何”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走向伦理。于是，“问题轨迹”以个案的方式呈现了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问题的现实图像，由此在理论上隐喻并反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轨迹”，是伦理—道德问题；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这种伦理—道德形态的特征是：伦理与道德既相互区分，又共生互动，浑然一体，构成精神世界的辩证构造。“问题轨迹”不仅表明道德问题必定演化为伦理问题，而且反证，道德问题的解决，也必定有待伦理的努力。现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问题及其所显现的精神形态，既不是道德的独舞，也不是伦理的孤鸿，而是伦理与道德的协奏。
如果认为由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向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的演绎，在逻辑上的缝隙和哲学上的跳跃过大，那么，下列两个信息及其分析可以为这一演绎提供支持和过渡的中介。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伦理世界作为人的现实精神世界的第一个阶段。伦理世界是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世界，在这个阶段中，精神客观化为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由此在精神中也内在家庭成员与国家公民两种自我意识，或“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两大“伦理势力”的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导致精神的自我否定，导致自我意识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人。然而，黑格尔的这一精神哲学思辨似乎对中国社会缺乏彻底的解释力。因为，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形成所谓“国家”文明。在中国现代社会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文明”的重要创造，是在家庭与国家之间有一个过渡环节，这就是所谓“单位”，这是“社会”的现实和主导形态。“单位”既是“家”，又是“国”；既有家庭自然伦理实体的功能，又有国家政治伦理实体的本质，因而既在现实性上也在精神上连接着家与国。然而，最近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社会转型解构了家与国之间的这种纽带，使中国社会进入所谓“后单位制时代”。“后单位制时代”的精神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原子式的个人，也不是传统的“单位”的伦理实体，而是由原子式个人构成的“集团”。“集团”既不是家也不是国，而是个人的“集合并列”，因而既不能使个体与实体相互过渡，也不能使家庭与国家相互过渡。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大量出现“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的集团行动的伦理—道德悖论。调查一显示，50.3%的受查对象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集团行为不道德比个体不道德危害更大；31.1%认为二者相同，13.1%认为个人行为不道德的危害更大，表明中国社会早已产生一种集体觉悟：集团行为的不道德危害更大。而对诸如党政机关为本单位子女入学提供方便，大学和中学为本校子女降分录取等司空见惯的现象，三次调查中，在做出“不道德”或“严重不道德”的判断的同时，也产生“符合内部伦理，但侵蚀社会道德”的洞察(表7)。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关于道德与不道德的判断，而是揭示当今中国社会可能造成最大道德危害的那些集团行为，是具有伦理与道德的双重属性或伦理—道德悖论的行为，这些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伦理与道德的矛盾体，并且，社会对这种矛盾已经产生了觉悟和警惕。“问题轨迹”显示，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问题的关键环节，是群体道德问题和群体之间的社会信任与伦理认同危机，“群体”是伦理与道德的混合体。“问题轨迹”中群体的伦理—道德混合体的文化性质与精神中介的发现，与“集团行为”的伦理—道德悖论的发现，相互契合，相互验证，它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个体”之外的第二个道德主体与伦理形态，这就是“集团”或“群体”。“集团”或“群体”作为“第二伦理形态”，直接地就是伦理—道德形态，它不像作为“第一伦理形态”或“第一道德主体”的个体那样，需要通过群体的中介，才能实现由道德向伦理的过渡。“第二伦理形态”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理论自觉和现实建构的伦理形态。在此之前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一般都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形态，它可以称之为“第一伦理形态”。特别重要因而必须重申的是，以集团或群体为主体的“第二伦理形态”，直接地就是“伦理—道德形态”，它的大量存在及其内在的精神问题，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伦理—道德形态”具有直接表达力和解释力。
正由于“问题轨迹”中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演化，尤其是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演变，现代中国人的伦理精神取向或伦理精神形态在不太长时期中，已经悄悄发生深刻位移，最典型体现，是“德性优先”与“公正优先”两种取向的变化。在2006年的调查一中，“德性优先”与“公正优先”两种取向势均力敌，伦理精神似乎处于某种有趣的“50%状态”，即精神转型的十字路口。然而，2013年的调查三却发现，两极对峙已成既往，公正优先的主张已经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伦理精神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表8)。
也许人们会认为，德性优先与公正优先只是德性论与公正论争讼的中国移植或中国问题式。然而，如果联系上文所提示的“问题轨迹”就可以发现，由德性优先和公正优先的“50%状态”1向“公正优先”的绝对地位的转变，是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由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尤其是向伦理上两极分化演进的自觉反映，是精神世界的重心由道德向伦理的重大位移。它表明，由于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恶变，当今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课题已经不是道德，而是伦理，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的背景下，必须保卫伦理，保卫伦理存在，在群体伦理认同中重建伦理和谐。公正优先，就是捍卫伦理存在的精神表达，也是解决“问题轨迹”的“中国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前提。同时，它以精神自觉和理论主张的巨大跨越的方式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
诚然，“问题轨迹”只是以“问题式”或否定性的形式反证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形态，其论证方式是：道德问题已经、必定演化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伦理的努力。至此，这种论证只是完成了一半。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的确证，还有另一半论证必须完成，这就是肯定性的论证。肯定性论证的要义是：伦理是道德的家园或根源。也许正是由于这两种论证方式或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的辩证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在黑格尔精神哲学体系的起点和终点中那种表面看来似乎相互矛盾的结构和理论。在黑格尔亲自完成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中，他建构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客观精神体系；在他亲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哲学原理》中，建构了“抽象法—道德—伦理”的法哲学体系。两部作品都是精神哲学巨著，但伦理与道德的地位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也在人的精神体系中发生戏剧般的倒置：前者，伦理是第一结构；后者，伦理是最后结构。为什么？直接的原因当然与二者的研究对象有关。《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意识，是“意识的经验科学”；《法哲学原理》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意志，是人的意志自由如何由抽象向现实发展的辩证过程。按照黑格尔的理论，意识与意志是精神的一体两面，它们不是精神的两种结构，而只是精神的两种呈现方式或表现形态，意志只是冲动形态的思维。对自我意识的发展来说，伦理，伦理实体是道德的根源和策源地，道德的神圣性只有在自然的伦理实体中才能建构；对意志自由的发展来说，伦理，伦理实体是道德的客观性和意志自由的现象性，道德的主观性和抽象性只有在现实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中才能扬弃。“问题轨迹”在相当意义上所呈现的只是伦理—道德的法哲学轨迹，而三次调查所显示并揭示的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根源地位，则在相当意义上是伦理—道德形态的精神现象学表达。2它表明，现代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但家庭作为伦理道德的根源的文化地位没有变，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
因此，在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与伦理道德的“转型轨迹”下，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呈现两种不同的方向：“问题轨迹”体现某种现代性，而“转型轨迹”表征某种传统性。但是，它们都表明：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并且依然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形态”。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在中西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史。在西方，经历了由古希腊的“伦理”形态，到古罗马的“道德”形态，再到近代的“道德哲学”形态的抽象发展过程，也许这就是黑格尔在进行精神哲学思辨时将它表述为“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历史哲学根据。在中国，伦理与道德几乎在同一时代诞生，而且在时间上老子的《道德经》要早于孔子的《论语》，这种历史巧合似乎隐喻中国精神哲学源头伦理与道德一体的文化基因。然而，为何后来是孔子及其《论语》而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成为中国精神哲学最重要的缔造者？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理论构造。《道德经》的核心概念是“道德”，主题是“德道经”，而《论语》则建构了一个融伦理与道德一体的精神哲学体系。在《论语》中有两个基本概念：礼与仁。礼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伦理与道德一体最著名的命题是：“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伦理与道德一体的精神哲学范式。在这个范式中，表面上追求仁的道德主体，实际上以礼说仁，以仁的道德主体重建礼的伦理实体。在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之间存在某种紧张，扬弃紧张达到二者和谐的精神哲学之路是“克己”。“克己”的真谛是“胜己”即自我超越，超越什么？超越个别性，达到普遍性，即所谓“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由此，“克己复礼为仁”就显现为伦理与道德统一的精神进程。重要的是，这一范式的终极目标是“复礼”，即伦理重建，精神条件是“仁”的道德主体的建构，通过“克己”达到礼的实体与仁的主体的统一。于是，这一精神哲学范式，扩而言之，《论语》乃至孔子的整个努力的要义，是在“礼崩乐坏”背景下礼的伦理秩序的重建，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以“正名”释仁释礼。礼仁一体，伦理与道德同一，伦理优先，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范式，也是孔子及其《论语》的精神哲学秘密所在。1这一哲学范式奠定了日后中国精神哲学传统的基调和基色，也正因为如此，孔子及其《论语》才对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解决力。在孟子那里，这种精神传统以终极文化忧患方式表达，这便是《孟子·滕文公上》中那段著名的诊断：“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这里的关键性逻辑是“人之有道……教以人伦”。人之有道，如何走出“类于禽兽”的失道之忧？便是“教以人伦”。演绎开来，道德是人之为人的精神本质，如何建构和拯救人的精神本质？人伦即伦理是必由之路。无论如何，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一体，伦理是走出道德困境的根本路径，“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的“孟子范式”，与“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子范式”一脉相承，都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而且，二者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逻辑和历史地指向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都以伦理与道德的精神统一为目标，都试图通过伦理的努力建构精神世界的和谐。这种精神哲学传统在日后的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得到辩证展开，“三纲五常”、“天理人欲”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这种传统的哲学演绎和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