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体育传播；伦理问题；体育精神
乘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风，我国的体育传播媒体也迎来了传播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巨大盛会，无论是电视、广播、平面报刊等传统体育媒体，还是网络、移动视频等新兴体育媒体都受到了人们最多的关注。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体育传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如以“低俗压倒高尚”为特征的传播格调的蜕变，以“精英伦理压倒大众伦理”为特征的传播内容的单面化，以“工具价值压倒内在价值”为特征的运动员功能的异化，以“市场利益压倒社会责任”为特征的体育媒体功能的缺失，以“自由压倒规制”为特征的体育媒体伦理管理的弱化等问题。只有认清问题，扬长避短，解决问题，我国的体育媒体才能为中国及世界受众提供更全面准确的奥运信息盛宴，才能将奥林匹克精神传承发扬，把握奥运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一、低俗压倒高尚：传播格调的蜕变
目前大众传播媒介习惯性地将体育传播与娱乐传播相提并论，在同一媒介中体育新闻往往处于娱乐新闻毗邻的位置，运动员被塑造成为丝毫不逊色于演艺人士的偶像巨星，运动员的活动领域和价值领域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专业舞台上，还体现在更广阔的娱乐空间和商业空间。同时，大众媒介将运动员的绯闻轶事从花边随意提升到头条显赫位置，将“体育暴力”事件渲染得更“惟妙惟肖”，甚至把暴力符号如运动员受伤后的鲜血、运动员痛苦的表情等等作为煽情的“道具”，恣意放大其强大的“感染力”以吸引受众眼球。可见，我国体育传播存在严重的体育新闻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体育新闻的娱乐化也不仅停留在为受众提供娱乐的层面，娱乐化实际上经常异化为情色化和低俗化。这些都是传播格调由高尚向低俗蜕变的体现。传播格调的蜕变不符合体育传播在传递体育信息的同时还应弘扬体育精神的媒体功能和社会责任。因为媒介营造的“娱乐之风”可能消解运动员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对体育新闻和运动员的“娱乐炒作”也势必会滋长体育界的浮躁之风，滋生运动员对物质和金钱的无限向往，为运动员在体育竞技道路上前进设置无形的障碍。当体育精神及其核心价值被体育媒体用带色情倾向和暴力色彩的新闻信息所解构后，体育精神的积极意义也被消解。体育媒体不正确的价值导向还容易助长青少年对体育明星表象的盲目追逐，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时，体育传播的“娱乐化”会因其低俗格调而暴露体育媒体素质的相对低下及新闻职业精神的缺失，损伤网络体育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体育传播为什么会从原来的以弘扬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为主要宗旨、以高尚严肃为主格调的传播，转化为现今以吸引受众眼球为目标、以低俗娱乐为主格调的传播呢?我们可从现代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等方面去寻根溯源。在诸多因素中我们认为文化因素对媒介和受众影响最为深刻：后现代社会里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体育传播格调的蜕变和体育精神的解构提供了温厚的土壤。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上说是血脉相联的，只有在后现代社会里，大众文化才从边缘走向前台，成为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后现代的基本立场就是解构，是在“去中心化”的个性张扬中反对任何道德权威，同时不承认道德的价值与意义。大众文化正好有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累人的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这些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压力，备受人们青睐。因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娱乐，于是体育运动员身上体现出的坚忍不拔、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积极进取、精诚合作等崇高的道德精神，被体育传播媒介采取“去崇高化”的娱乐方式解构，体育新闻异变为低俗的娱乐新闻、花边消息，运动员异化为娱乐明星；体育媒介本应遵循的“人文关怀”被认为是一种与即时体验、轻松享乐以及平面感官刺激等相悖的严肃意义或者“深度模式”而一度遭到漠视。受众在媒体的培育下，也养成了不作深度思考、不追求深刻，而只贪图表面享受和快感体验的习惯。因为体育传播媒介吸收了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中的诸多“养分”，如关注身体快意体验、关注物质享乐，而放弃对超越精神和至善道德的追求，放弃对现实理性的批判，放弃对宏观叙事的解释，以及放弃对人间真、善、美的严肃的价值判断等等，才显现出格调蜕变和体育道德精神被消解等等诸多问题。
因此，体育媒体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武器，自觉抵御体育传播低俗化的侵蚀。体育媒体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深刻了解中华民族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自觉抵制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倡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样体育媒体才能自觉遵循道德规范，理性地传播体育文化，推进和谐文化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整合和引导正确的舆论，提高全国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精英伦理压倒大众伦理：传播内容的单面化
人是一种需要自由全面发展的动物，而体育恰恰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体育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而且能训练思维、增进智慧，能培养德性、优化品格，等等。体育也是人类加强沟通、交流和对话的方式，是人类展现力量美、艺术美的领域。加之，运动是人类的天性，体育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性的基本要求2--，所以，体育应是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进行体育锻炼、开展体育运动、欣赏体育比赛也应是现代人的基本人权。然而，在时下的体育传播中，传播内容常常被窄域化和精英化，力量美和艺术美被观赏化，这样直接导致竞技体育至上，而以非竞技体育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体育式微。在以体育直播为代表的体育传播中，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因为直播可以同步观赏体育比赛，在网络直播中还可实现双向交流，因此，体育直播的传播方式倍受推崇。然而，直播往往青睐那些竞技性强、有冲突和对抗色彩的、或者有体育明星影视大腕参与的体育赛事，而适合大众的体育运动因缺乏激烈的对抗、缺乏偶像亮点、缺乏戏剧性的比赛结果、以及缺乏快节奏的运动过程，往往在体育媒体那遭受“冷遇”，更甭提被媒介提上直播的日程。这样导致了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另外，随着网络体育媒体的崛起，网络体育传媒体利用拟态环境中虚拟的互动评论交流将网民牢牢吸引在计算机前。这样，在各类型媒体的综合作用下，受众对体育运动的视觉参与和信息参与多于身体的参与，体育场馆作为大众强身健体场地的功能发挥得越来越少，逐步成为一个仪式化的舞台，人们只有在作为仪式中的符号参与相关体育或娱乐表演仪式时才接近它，平时则远离它。体育成为一项大多数人看、少数人被看的不和谐事业，体育传播使体育这项重在全民参与的集体性事业蜕变为受众的观赏嗜好。
体育媒体忽视提倡大众体育，推崇竞技体育，在传播过程中制造了竞技体育一枝独秀的景象，使传播内容单面化严重，使精英导向压倒大众需求，不符合体育伦理精神的要求。究其原因，我国体育传播媒介显然受到了在体育传播中盛行的锦标主义的侵蚀。体育的本质功能就是“人的自然化”，使人的生物本能更加强大，竞技体育的价值就是展示运动员们超越常人的生命力，唤起人们“赢”(towin)、“争第一”(tobefirst，tobenumberone)的原始欲望。[3]因为体育蕴涵以促使人的生物本能更加强大的内在之意，往往被显现为竞争取胜的外在之形，战斗精神升格为竞技体育永恒的精神内核之一，这样，不顾大众体育的需求、只顾在各种体育比赛中拿到奖牌的锦标主义的诞生似乎显得名正言顺。几乎全世界的体育媒体都深受锦标主义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媒介就特别推崇“推崇格斗、崇尚力量、重视金牌”的体育传播理念，我国体育媒体也将追捧“冠军”、“金牌”和追求比赛获胜结果的锦标主义和精英主义放到了统领一切的高度，逐渐忽视了体育是属于全人类的活动的本质，忽视了“团结、友爱、和谐”的中国传统体育精神，对运动员的奋斗过程以冷漠处之，忽视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重体育锦标主义和精英主义，轻体育伦理精神和大众体育，对运动员一味以奖牌来度量其价值而缺乏终极人文关怀，这些不仅导致体育传播内容日益单面化，而且也是运动员功能异化以及体育媒体漠视社会责任的重要诱因。
我国体育传播媒介应牢记体育传播的应有之意即通过报道外在的身体实践活动，促使人类生物本能更加强大，同时影响人们的精神领域，促使精神生活的提高和升华。应牢记关怀大众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为大众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总之，体育传播要以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自觉肩负起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三、工具价值压倒内在价值：运动员功能的异化
体育运动员不仅仅是体育赛事的参与者，更应是体育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这些都是运动员的本质功能和社会价值。体育精神不仅包括和平、真情、团结、友谊、平等、公正等，还包括强调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以人为本”的价值核心，包括坚忍不拔、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积极进取、精诚合作等丰富的精神内涵。然而，在体育传播中，运动员成了商品生产链条上的一环，运动员的本质功能被完全异化：体育媒介极力将运动员包装成星光四溢的体育明星，充分挖掘其消费性功能，运动员成为媒介及其利益集团攫取金钱的工具，应该承载的传播体育精神的使命却被忽视。这样，体育传播中的运动员难以使传统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价值得到传承，还会导致消费至上、物质至上、个人至上等不良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从而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同时，体育运动员还被异化为夺冠获奖的工具，奖牌成为衡量运动员全部价值的符号，在体育传播中，常常可以见到“包揽所有金牌”或者“垄断冠亚季军”这样自豪的语句，对奖牌归宿的报道成为体育报道的重头戏。媒体对运动员或球队以成败论英雄，对失利者落井下石、冷嘲热讽。有的网络媒体还利用网络互动的优势引发网民发表过激言论声讨竞技失利者，如网民曾对中国足球发表过如下言论：“网民不要对中国足球抱什么希望了，拒看中国足球吧”。在体育媒介的引导下，受众对运动员寄予了过高或不恰当的期望，给运动员造成了巨大的无形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员在赛事上的正常发挥。
因此，体育媒介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摈弃运动员工具论的观点，抵制将运动员和人民群众的价值放在金钱的天乎去衡量的行为，尊重运动员的存在价值、需求价值和发展价值，尊重运动员自由发展的权力。
四、市场利益压倒社会责任：体育媒体功能的迷失
目前，我国有些体育媒体对自身功能认识存在较严重的偏差，有些体育媒体只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和传播信息的功能，而忽视了传递社会规范、整合舆论等社会功能。故我们常可见体育媒体热衷于将体育新闻按娱乐的模式传播，跟着经济利益的指挥棒运转，主动放弃自己肩负社会功能的使命，从而偏离社会核心价值观，推卸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全民族凝聚力的责任，对倡导大众体育等等也“无心向善”。体育媒体还打着“受众需要”的幌子，传播既易于吸引受众眼球又有利于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信息。传播学中有一种受众行为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受众接触媒介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某种特定的需要，那么媒体可以以满足受众需要为借口，提供各种信息给受众。受众了解体育信息的时候，有娱乐、释放压力、建立人际关系等的需要，同时受众还有猎奇、窥私的需要，在某些时刻也有群体传播需要，包括被群体情绪感染、模仿群体行为以及在群体活动中自我确认，等等。在诸多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需要中，体育媒体不分良莠，主动迎合受众的要求，甚至有意点燃受众压抑在心底的原始欲望。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本质上是以受众的注意力为标杆，开发提供一切可能的体育信息商品。这样循环反复导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受众的猎奇、窥私、发泄、暴露等欲望越来越强，对体育信息的需求格调越来越低，体育媒体成了尽量满足受众个人心理无限欲求的桥梁和平台，体育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被抛至九霄云外。
事实上，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曾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做过概括，他肯定了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实现经济功能，但是他也指出大众媒体还应发挥监视、协调等的政治功能和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以及提供娱乐的社会功能。
为什么体育媒体会迷失自身功能，甚至盗用“受众需求”为名，将其职业的天平完全向市场倾斜呢?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指出，“文化工业”时代是一个文化沦落为商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化工业生产产品、流通和消费过程都是严格按照商品的操作模式运行的，其主控者揣摩大众的需求大批量地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价值也由它的交换价值决定，而不取决于它们自身的特殊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体育是包含体育运动、体育科学、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四位一体的概念，体育文化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中的种类之一，必然摆脱不了沦为商品的“宿命”。所以，体育文化在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按照商品的模式运行，体育媒体会揣测受众的特殊消费需求和心理需求来生产和销售产品，即制造新闻或传递信息等。体育运动本身也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行进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体育产业。当商业化的体育和商业化的传媒以利益为联结纽带，被注意力经济撮合在一起，他们为实现利益的共赢，往往会抛弃奥林匹克精神的和平、真情、团结和友谊内核，也会牺牲新闻精神中公正、客观、真实的本质。“文化工业”时代经济利益至上观成为体育媒体偏离轨道最大的内驱动力。
因此，形成健康的“受众需要”是促使体育媒体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媒体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我国体育受众存在分布地域、年龄、学历层次都极不均衡的状况，并不是每位受众都能科学正确地“看”体育信息，因为看的能力也是一种知识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和辨别的范式。媒介素养是指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受众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培养受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能够抵制大众媒介对公众精神追求的误导，减少对大众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使他们能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帮助受众培养理性的信息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帮助受众合理消费信息，培育受众高级趣味的信息需求，防止体育媒体消极影响的扩张，最大限度地防止体育媒体的消极功能可能对受众及社会造成的危害。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相对长远艰巨的过程，其内容广泛繁杂，而我们可以对体育传播媒介在传播体育信息、构建拟态的体育环境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解读或批判人手，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如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媒体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等途径，让受众了解体育传播中出现了娱乐化和低俗化问题，让他们认识到娱乐化和低俗化对体育文化、体育运动员乃至受众自身将会造成的危害，引导受众对这一潮流进行批判及抵制。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受众合理地分享体育信息，也能够促使体育媒介提高自身格调，履行其社会责任，回归到传播和弘扬体育本质精神的正常轨道。
五、自由压倒规制：新型体育媒体伦理管理的弱化
体育价值中立论在当今体育传播界颇为流行。这种观点认为，体育远离意识形态，对体育以及体育传播无需太多管制。因此，与其他媒体相比，有关部门对体育传播的管理较为宽松，体育媒体也因此获得更多的传播空间和传播自由，尤其网络体育媒体出现后，体育传播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体育媒体拥有宽松的话语空间，有些体育媒体逐渐淡漠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在传播体育信息时“为所欲为”，有些体育媒体唯恐无新闻，千方百计制造一些新闻噱头，或编造一些纯粹吸引眼球的评论。这一现象在网络体育媒体传播国际赛事的过程中极为明显，如媒体随意使用“为国争光”、“非胜不可”、“报仇雪恨”等词汇来制造新闻看点，激起网民狭隘的民族情绪，引发网民激烈的反馈言论。网络媒体最大的特点在于互动性与主动性，网络传播对网民的参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网民可以直接对网络信息进行否定篡改、肯定完善和传播扩散，这样就会给体育传播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过程的异化、信息的变形、游离于话语环境中的杂质易进入体育传播系统，部分受众不道德的观点或行为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并被广泛传播，从而导致体育媒介的传播意图被误解、传播信息和观点被歪曲。体育媒体游走在国家法规的边缘，为换取点击率或收视率即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公正，这不仅背离了新闻客观中立的原则，违背新闻职业道德，而且违背了以增进了解、和平友爱为宗旨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体育媒体漠视自己理应承担的理性引导舆论、道德教化、积极弘扬民族体育精神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表现。
[关键词]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对策
当下，社会舆论话语平台呈现以移动社交平台的话语空间转移，新闻APP（客户端）、微信、微博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平台。党媒的政治特定要求它主导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话语权，特别是党媒手机客户端已经是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信息源，党媒“两微一端”成为主流媒体，在此背景下，考量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的现实图景并设计提升策略，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话语、话语权与媒介影响力
话语首先出现在语言学中，是语言应用之初功能的对应物，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遵从一定规律的言语事实[1]。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话语概念扩展到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领域，语言成为社会行为。巴赫金认为话语是生生不息的言说活动以及制约言语的潜在社会机制，如新闻以及决定新闻的价值观。他将他人话语或杂语纳入自己话语的办法称为“话语镶嵌”，包含了所有自己话语与他人话语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2]福柯首次将话语与权利结合，提出话语是一种权利，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传播于社会中，以此确定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作为政治概念，话语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没有发言权。[3]随后，费克劳分析了各种话语如何包含并生成权力，斯皮瓦克指出一个社会只有一种话语权的有效表达形式即主流话语形式。而话语与舆论、权利有着紧密关系，如巴赫金认为，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内涵着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则认为，公民通过舆论和政治参与行使的政治权利是衡量国家民主化的直接尺度。[4]对媒体话语权关注源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因为公众只能通过媒介“投影”看到事实真相。麦克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揭示媒体有操纵话语议题的功能，戈夫曼解释了媒介主体叙事的价值观会影响受众的思考框架。随着自媒体发展，詹姆斯・卡伦（2006）指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出现，使得现存的主导型威权结构内部引发激化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党媒移动端的博兴，用户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参与社会议题的生产和讨论，形成新的自我权利和话语场，舆论场域的转移为话语理论注入新的研究内容。因此，本文界定的话语主导概念指党媒“端媒体”独特的生产内容、推送机制、品牌效应、政治资本等影响甚至改变社会公众的认知、观念和社会行为的效度和有用性。
二、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是建筑术语，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设计的总体性，即布局之处决定设计的理念与目标，本着顶层决定底层，高端决定低端的原则。二是设计的相关性，即布局设计的各个元素之间的关联性，围绕核心主题、对象形成关联、匹配的机制。三是设计的可行性，即设计的层次、逻辑、决策计划能在现实中落地。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的顶层设计是研究媒介的信息内容是“怎么说和说什么”的机制，谁在关注，他们的信任与满意程度，用户议题与媒介议题的对应关系等。内容包括：党媒手机新闻客户端内容生产与运营，党媒微博、微信发展现状；党媒手机新闻客户端舆情监测，党媒微博、微信舆情特点、监测机制；党媒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用户特征图谱；党媒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话语主导有效性的测评体系等。
因此，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的顶层设计的思路是：首先确定党管媒体思想宗旨，针对党媒移动端媒介特性设定话语主导有效性指标，立足“信息-情绪-关系-行动”研究框架，制定提成话语有效性策略。线上提升是立足资本和技术两个关键点，从“流量--内容--关系维系---粘度”深入展开；线下提升从党媒的政治资源能力、社会公信力、品牌辐射力等深入挖掘，线上与线下合力打造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体系。具体展开是：
1.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评价指标研究。
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与其线下有不同的内容生产方式，如图文取代单一文字，动态信息跟踪取代静态平面阅读、热点讨论取代信息单向度、重大舆论导向与民意的有效互动等，
表现在话语传播结构、传播节点、传播渗透等方面的差异化。因此，本文主张从媒介组织影响力效度和用户使用感知价值两个层面设定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中影响因子，再运用评价指标检视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表现状态。
2.党媒新闻客户端话语体系研究。
建立在云端的新闻APP聚合了音频、视频与文字信息一体，可视为一种“元媒体”（Meta-media），作为一种元媒介，它APP统领文字符号、音频符号、视觉符号、图像符号并将其整合在手掌中，随时随地随意使用并创造多重符号是其特点。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为其技术落地找到入口。APP的奇妙在于它能将世界装进口袋里，作为主体的人随时随意生产与分享信息，将其主体性发挥到极致，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自尊与满足。“方便”是其最大卖点，据数据统计，党媒移动端如《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已经发展为用户获得首选信息的第一载体。因此，本文提出从分析党媒新闻客户端信息生产、信息推送、热点事件的文本内容、词频语义和观点集合等，建构基于党媒组织话语引导、用户参与、平等、共享的话语体系。
3.党媒微博微信的公信力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媒介公信力研究即成为国外大众传播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国外关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集中于“可信度”（credibility）方面的考察，主要分为“来源可信度”（sourcecredibility）和“媒介可信度”（mediacredibility）两大领域，包罗了三个主题――信源可信度、内容可信度、渠道可信度。郑保卫认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5]喻国明、张洪忠在《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中将“媒介公信力”定义为“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6]媒体公信力的高低，决定其舆论影响力的大小，是衡量、评判其舆论影响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之一。靳一在《中国大众传媒影响力因素分析》中，将其归为四个方面：新闻专业素质、社会关怀、媒介操守、新闻技巧。[7]但是作为社交媒体的党媒微博微信具有媒介自身特性，因此，本文主张从党媒微博博文转发及其评论为样本，根据微博传播信息流、借用PageRank算法和用户加权，获得其微博粉丝数量、跟帖排行和互动质量。同时，以问卷方式收集用户对其博文满意度，考量党媒微信微博公信力的现实图景。
4.党媒移动端舆情机制研究。
随着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社会民众越来越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社会表达，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逐步汇流，信息传播仅是表象和浅层次，信息传播的背后是类似于病毒传播一样的社会情绪的渲染和传导。因此，本文认为从分析党媒移动端舆情演变机理、舆情扩散途径、网民情绪传导、舆情传播结构，提出移动端舆情预警模型和应对策略，有效引导舆情方向。
5.党媒移动端动态网络关系研究。
党媒微信微博通过互相关注建立的用户群体是一种典型的网络社群关系，该社会网络既是用户社会关系与兴趣偏好的体现，又是舆情传播的通道。因此，可以运用社会网络关系法分析影响力突出的主流用户群体、微信圈群文化、忠诚粉丝等，将其动态行为表现与移动端文本话语做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如何有效对接。
三、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的对策体系
话语权（discoursepower）是主导舆论的一种权利，是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的影响力。所谓影响力（Influence）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影响力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传媒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实现的。[8]媒体影响力的外显是对社会政治议题覆盖能力的聚焦，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团结的共同体成员就可以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把已有的互相承认的关系有意识、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9]党媒移动端媒体最大功能是打通了社会边界，作为陌生人的社会公众可以不计时空差异而聚焦成虚拟社群，同为共识问题发声并交换意见。这种社会功能决定了其必须作为党和政府舆论喉舌的话语渠道，以保证正确的思想舆论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媒介作为社会中介影响人们接纳信息，并作出行为判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媒介作用于社会的力度，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突出媒体覆盖社会主要政治议题的能力而表现。[10]党媒移动端影响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线下平面媒体影响力的网络空间延伸，即承担党媒影响力扩散的渠道功能；二是党媒移动端作为独有的媒体承担自身的媒介话语权功能。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的策略如下：
1.基于议程设置的党媒移动端媒介议题与用户议题同构研究。
话语权是在语言的繁殖中形成的，自媒体时代，用户议程直接成为媒介议程的重要来源，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1）分析党媒移动端的内容生产机制与推送运营，从媒体生产内容和用户生产内容两方面归纳其特点，重点考察“两微一端”报道的议题、热词及民意倾向，探讨其中舆情信息的结构、流向、话语文本，用户参与与满意度。
（2）党媒移动端影响力表现在自身特定目标群体和影响其他媒体的话语主导，因此，可以运用议程设置理论，从话题选择、话题传播、话语表述脚本共享及话语渠道通畅等维度，探究媒介话语和用户话语同构路径，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
2.基于情感共鸣的党媒移动端对话框架及引导机制研究。
党媒作为影响其他媒体的特殊媒体决定其用户群体的层级化和多样化，包括有影响力的主流群体、专业组织的舆论领袖、自媒体社群中的网络大V及一般用户等。因此，本文认为具体策略有：
（1）对用户群体分层，根据流量、知名度、代表的特定组织确定用户类型，勾勒用户动态信息图谱，如兴趣、社会网络关系、活跃程度等。
（2）通过大数据算法等工具锁定有影响力的用户群体，运用“信息-关系-行动框架建立党民对话机制，舆论领袖培养、忠诚粉丝激励，构建党媒移动端话语体系。
（3）从党媒微博舆情透明、舆论领袖扩散力、舆情平抑的修辞方式、重大、权威信息、正面能量评论等方面提出具体引导策略。
3.基于行为共识的党媒移动端社会动员能力获取路径研究。
话语权的本质是一个话语资源如何被占有和被分配的问题，从而构建“公共能量场”使参与对话各方在特定情景中就公共政策和议题互相沟通，形成合力。话语权的合理运用影响政治共识，政治共话使个人作为公民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检视党媒移动端的社会功能，分析其政治资源、内容权威资源、技术能力资源等优势，在媒介组织和用户共识达成的基础上，探讨其社会动员能力获取路径。
4..基于价值共享的党媒移动端功能系统集成研究。
党媒的价值发挥取决于党媒线上线下功能点的激活和释放，形成社会价值共享，这种共享指的是媒介内容与信息接受者在社会问题、社会责任担当、社会义务等方便形成的观念上的一致性，并进而将媒介内容作为用户自身生活决策的指南和方向。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内容集合、功能集合、效用集合三个层面探讨党媒移动端的功能系统集成作用。具体表达是：内容集合表达的是党媒移动端信息内容的权威性和不可取代性，是社会舆论正确方向的引领者、传播者和行为劝服者。功能集合表达了党媒作为党的舆论喉舌、t望社会、监督舆情、教育引导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展示。而效用功能是指党媒移动端影响用户的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这三个层面的功能系统集成才能实现党媒的社会价值，成为社会方向标。
5.线上线下合力，形成影响力渗透。
党媒移动端的影响力来自于其传统平面影响力的辐射，并通过自身的媒体特性，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媒体，与线下媒体一起承担党管媒体、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的重责。因此，本文主张，从线上与线下两个方面入手，线上提升策略立足资本和技术两个关键点，从“流量――内容――关系维系――粘度”层面深入展开；线下提升主要从党媒的政治资源能力、社会公信力、品牌辐射力深入挖掘，合力提升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
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有效性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前瞻个议题，本文只是从理论层面探讨其必须性与操作对策，具体党媒移动端话语主导的现实表现期待更多学者以量化的方式推进。
注释：
[1]托多罗夫，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柴克清：《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历史发展》，《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德]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4][9][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郑保卫、唐远清：《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3期
[6]喻国明、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靳一：《中国大众传媒影响力因素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
[8]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关键词：传媒教育实践性理念能力
2008年我国传媒教育受到多重考验：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和发生在新闻界的多起反常事件，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生效，“1・25”南方雪灾、“3-14”拉萨事件、“5・12”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国际金融风暴带来的巨大冲击，对新闻记者的正义感、责任心、判断力、选择力和反应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在“争领封口费”、“记者受贿门”等丑闻中，一些记者专业精神、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暴露无遗，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的传媒教育做出必要反思，不得不重新评价我国传媒人才的培养路径。近年来，徐州师大在探索传媒教育与现实生活无缝连接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毕业生进入媒体后能较快适应工作需要并迅速成为业务骨干。如在淮安电视台工作的2004级毕业生仇松强采制的评论“变味的中心村”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被评为淮安市2008年度宣传思想战线优秀工作者，受到市委的表扬；在南京电视台工作的2005级毕业生巫晓雯成为该台最优秀的出镜记者，由她出镜的节目先后多次走上央视新闻联播，受到各方好评；在宿迁晚报工作的2008级毕业生陈利今年2月23日在采访中千方百计为难产孕妇找到稀有血液，成功抢救了母子俩的生命，受到报社通报嘉奖。
传媒人必须拥有职业理念和专业能力两只翅膀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冲击着一切领域，传媒教育也不能幸免。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迅速扩散和蔓延，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骤然趋紧，源于西方传统的经院式新闻人才培养方式的弊端显露无遗。
毋庸讳言，我国传媒教育并未脱离这种经院式教育的窠臼。按照经院式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传媒人才，往往会出现如下三种情况。一是食古不化，崇尚空谈，眼高手低，缺乏基本的职业能力。早在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教授就对现行的传媒教育模式提出质疑，指出“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事实上，传媒专业的博士不会写新闻稿件不是个别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传媒教育的缺憾。二是受“第四种权力”、“无冕之王”、“中立超脱”等观念的影响，追求所谓绝对的“客观公正”、“独立”、“自由”，严重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一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开口“普利策”，闭口“施拉姆”，基本上是重复和克隆西方的“普世”理论，缺少对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成熟思考。三是急功近利，个人主义色彩严重，有的甚至私欲膨胀，利令智昏，不惜以手中的笔作为寻租的工具，有偿新闻、关系新闻、人情新闻乃至有偿不闻的事件时有发生，与中央的要求格格不入，更谈不上“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使新闻宣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了。
如何改变这种教育理念，在形势突变的状况下迅即调整传媒教育理念和新闻人才培养方式，成为摆在我国传媒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在当前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认真解决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不能适应新闻单位要求的问题，成为我国传媒教育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要下大力气培育职业精神，训练职业思维，形成职业理念，使学生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强化现代传媒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训练，给他们插上专业理念和职业能力的翅膀。
良好的传媒教育可以有效开发传媒功能
传媒教育功能与新闻传播功能密切相关。传媒事业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就在于它能及时、准确和全面地提供关于世界变动的信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新闻工作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的历史责任，它要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动情况，要研究社会变动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和道德价值，要探索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和最佳途径。新闻记者首先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真切了解、思想和睿智。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闭门造车式地进行传媒教育，是不可想象的。
新闻功能之多，无法一言以蔽之，比如，它有告知的功能，能为公众提供世界变动的信息；有议事的功能，能组织公众参与讨论，并向他们提供各种成熟的意见；有沟通功能，能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交流的平台，通过讨论来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有启发民智的功能，能培养公民思考的习惯和自治的能力；有集中民智的功能，能集思广益，提升管理者的思想水平和管理效率；有预警功能，能在社会发生动荡之前发出预报，避免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手忙脚乱；有宣泄功能，社会运行过程中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可以通过新闻得到合理宣泄，保证社会平稳运行；有抑制腐败的功能，能通过及时的、全程的、阳光的跟踪监督，使社会腐败得到有效遏制；还有心理抚摸功能、地位授予功能、陪伴消闲功能等。
传媒教育就是开发这些功能的重要途径。它对新闻功能的有力开发是通过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和对新闻人才的有效培养实现的。传媒教育培养合格人才，关系到社会信息的健康流动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要把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放在首位，帮助他们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能力，做有思想、会思考的记者。记者的职业责任从本质上讲，是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培养和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记者实际上是社会的教师，是社会进步的领路人。他们必须具有爱岗敬业的职业素质、明辨是非的政治素质、闻风而动的行为素质、吃苦耐劳的身体素质、博学多识的文化素质、左右逢源的社交素质、惜贫怜弱的人文素质、立马可待的写作素质。一些人忽视记者工作的本质特征，提出要培养所谓技术型记者，这实际上是本来倒置了。作为以理性思辨为特征的传媒教育，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思考人类的未来，指导现实的媒介运作，传媒教育必须以现实社会为背景，充分吸纳现实生活的各种崭新信息，并努力以超前意识和宏观思维对社会运行趋势作出必要的预测和解释，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等观念深入人心，引领社会进步。
引领社会不断更新观念，是传媒教育最为核心的价值优势，是传媒教育区别于其他门类教育的根本标志，是传媒教育工作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身体力行。我们今天正在进入公民社会的新阶段，培育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建设，是传媒教育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传媒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在社会转型期，腐败瘟疫般吞噬着社会健康的躯体，从经济腐败到用人腐败，从作风腐败到立法腐败，花样翻新，目不暇接，究其原因，无不与政情不公开不透明有着直接关系，无不是公民权利缺失、不法分子利用制度真空背着人民群众干出的罪恶勾当。因此，要阻断腐败的继续肆虐，打通人民参与政治的通道极端重要，而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力必须经过大众传媒的培养，这项工作应该从传媒教育这一环节就开始抓起。
遵循传媒教育规律是传媒人才成长的关键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是他继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2003年12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2006年1月在报讲话以来，又一次集中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的理论阐发。他的这一讲话，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再现了马克思166年前表达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843年马克思就曾写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马克思后来关于党的报刊工作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尊重报刊规律的基础上的。而的讲话则“深刻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面分析了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重强调了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们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一句话，他揭示了新时期新闻传播的历史规律。
毫无疑问，传媒教育与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质的差别。二者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包括社会需要规律、存在第一规律、真实性规律、时空规律等，都要探讨新闻传受过程中，传受双方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要说二者有所不同，那就是传媒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要积极主动地为实现新闻传播的社会动能提供学术、智力和人才支持，同时也要不断从新闻传播业界吸取营养。
只有遵循传媒教育和新闻传播规律，传媒教育和新闻实践活动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新闻传播过程本质上是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以新闻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信息和精神交往活动，新闻信息的分享是结成新闻传播关系及推动新闻传播过程不断循环往复的基本动力，它不仅是讨论整个新闻传播过程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归纳新闻传播过程规律的立足点。如何使这种关系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传媒教育必须提供理论答案。
花气力探寻传媒教育的现实路径
要遵循传媒教育的客观规律，完成传媒教育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实现传媒教育与现实生活的无缝连接。在阶级斗争年代，新闻工作是政治的附属物，传媒教育被政治化，新闻报道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难以形成职业精神。在新时代，新闻人要有随时学习的习惯，有终身学习的准备，善于吸纳各种最新知识成果。一些学校在新闻专业学生中开展课外阅读竞赛活动，对于改变本专业学生的浮躁性情，提升他们的学术修养和思辨能力，大有好处。
传媒教育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教育，也是一种职业能力的教育。从思维方式来讲，它必须培养学生敢于质疑，不轻信传言，鼓励学生千方百计寻求真相和答案，探索原因和出路；从职业能力来看，它必须使受教育者在职业敏感的支配下，利用各种职业技能，迅速获得事实信息，快速向社会传播事实真相。这些品质的形成，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锻炼才能够形成。
国土资源部出台《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划》中提到：“2006年，对中央媒体曝光的重大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调查率要达到100％。”??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发出声明：“如果媒体发现有高校拒收经济困难的学生，导致学生无法顺利进入大学，一定要予以曝光，教育部也会坚决查处。”??……
这是三条貌似毫无关联的新闻，但如果您逐一细心解读，就会发现虽然事件主体不同，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对象――媒体。在这三条新闻中，事件主体都非常重视媒体行为，并不约而同地将媒体推至了事件中心，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或者介入来确认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当这一条条类似的新闻不断见诸于报端的时候，社会各个组织对于媒体的依赖也就显而易见了，于是，就有人将这种产生于政府机构和广大民众中的情绪称为“媒体依赖症”。可是，什么是“媒体依赖”，它是在何种背景下出现的？当它被以“症”来定义，具有明显的泛化趋势时，又将对大众社会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媒体依赖”产生的三大基础
在传统的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并没有“媒体依赖”这个概念。与此最相近的概念是依赖论（dependencytheory）。依赖论（dependencytheory）是假定大众媒介对我们的社会至关重要、我们都依赖大众媒介以承担某些社会功能的一些理论，认为我们都依赖媒介提供生存环境的信息、文化价值的传播、娱乐活动以及对关键性社会问题的辨别和解释。??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理出几个关键词：一是大众媒介承担着某些社会功能，二是民众对于媒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三是获取媒介提供的信息及对关键性社会问题的辨别和解释。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依赖”与这个定义有所不同，首先是主体不同，在“媒体依赖”的概念中主体已经突破了民众的范畴，延展到了社会职能部门；其次是诉求不同，在“媒体依赖”中不是以获取媒介提供的信息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媒体的介入解决问题；三是媒介功能不同，在“媒体依赖”中媒体的功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而是切实成为了协调各社会主体关系的工具。那么，“媒体依赖”是如何产生的呢？
社会基础――法治体系欠缺、监督体系不足。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执行不力、系统内部信息不畅等，直接导致某些政府部门对自身和社会的监控能力缺乏。一方面，一些上级部门不得不依赖媒体来实现操作监督和信息提供，甚至乐得以媒体的报道或行动为风向标，对下级部门被曝光的问题进行审查和纠正；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媒体的平台，对权力流程、重要信息进行政务公开，并建立了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等制度。
受众基础――社会文化发展、受众现实需求。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从以往过于强调集体的共同利益开始转向强调个人的价值，甚至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方面，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面对着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解决的方法或者渠道。此时，拥有强大的传播渠道和独有的报道权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就进入了视野，人们对媒介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了解信息、获得娱乐，而是转向求助媒体、解决问题。
媒介基础――满足受众吁求、实现经济收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转向市场化、开放化趋势发展，如何赢得受众的关注、如何满足受众的需要、如何创造更高的数据，成了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更深刻地影响了媒介的传播理念，从此之后，媒介不仅仅负有“把关人”和“议程设置”的天然使命，不仅仅要“对流入的新闻内容进行挑选、修改或剔除”??，承担着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和提供娱乐的社会功能，更要根据对节目内容的判断和传播方法的选择吸引受众的关注，以往传播学理论中的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
正是这“社会基础＋受众基础＋媒介基础”的结果，于是，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为了某人的家庭纠纷、邻里矛盾介入调解，开始为了某人的消费陷阱、行政处罚参与投诉，开始为了某家的物业管理、房屋质量反复呼吁；于是，“××帮忙”、“××热线”、“××调查”等栏目在各家媒体陆续火热，记者带着当事人们穿梭于各个职能部门、来回于大街小巷的画面热闹荧屏……不知不觉中，受众眼中的媒体形象变了、传统的媒介功能变了、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也变了，而“媒体依赖”也就形成了。
“媒体依赖”改变了什么
如果说，把“媒体依赖”形成的因素架构成一个模型，可以得到图1：
可以看出，在社会、受众和媒介的三重催化下，媒介的功能和媒介实践发生了改变，从而使得“媒体依赖”通过媒体的新闻、节目展现在了屏幕上，并通过受众的二次解读进一步强化了“媒体依赖”。那么，媒介的功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大众媒介的功能入手。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将大众媒介的功能归纳为：监视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对拉斯韦尔的功能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提供娱乐的功能。??与此四项基本功能相对照，可以看出，媒介如今承担的功能与其中的“协调关系”有些交叉，却又有些不同。所谓“协调关系”是指“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在这个功能中，媒介更像是“桥梁”和“纽带”，它通过言论和深度报道的评析，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系。而在我们前文所列举的事例中，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媒体对受众注意力的抢夺，媒介的功能更多的是以受众为对象，从受众出发、指向社会其他部门的服务。而这种功能发挥的前提，就是媒介不可能单纯地只作为一个观察者或评论者，而要一定程度地参与其中，所以在媒介发挥这项功能时一定要注意尺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出现以下三类问题：
首先，媒体越界。部分媒体有时会出现一种以行代言的行为，就是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行政监督过程中，过深的卷入了事件的发展进程，把自己看作政府的纪检部门，超越了自己应有的角色边界。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媒体的权力欲望膨胀，有“制造新闻”之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运转机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其次，媒体失职。一些媒体热衷于权力，过于注重经济利益，使其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社会预警者、社会优秀文化的建构者的角色功能被削弱了。它本来应该提供相对客观准确的事实，为政府和人们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行为获得一个比较扎实的信息基础，建立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但是其行为的失位却往往产生误导作用，导致整个社会心态失衡，媒体往往有意识的强化和培养这种社会的“媒体依赖症”。
第三，媒体审判。有些媒体甚至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即媒介充当‘法官的法官’，凌驾于司法之上，它扭曲了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改变了新闻媒体的角色定位，干扰了新闻界的正常工作，并有可能使媒体陷入讼累之中。”??
重新审视媒体责任
在媒体依赖形成并扩散的过程中，大众的心态也受到了影响，最初大众也许是期待媒体能够为其排忧解难，慢慢的他们发现确实能够获得一些具体的效果。久而久之，大众不再把媒体高高地捧在神坛上，而是将其作为实现自己诉求的工具，于是，一种“新型”的受众和媒体的关系就形成了。有学者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试图通过这样的非常规渠道和方式来进行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时，这意味着社会正常冲突解决机制的缺失”??，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认为，媒体这种补缺的发挥，能够弥补社会机制的缺失；但另一方面，媒体沦为解决日常琐事的工具，又会大大损耗大众传媒的公信力。所以，媒体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位置所在。
媒体的中心任务应该是信息交流平台，是社会守望者，是健康文化的建构者。同时，媒体应该利用社会权力和威望，为尽可能多的人争取权力和服务，而不是强化自己的社会权重，形成依赖。
当然，如果要克服媒体依赖，不仅仅是媒体单方面可以完成的，归根到底，媒体依赖形成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失范。那么，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创造性地重建社会规范。包括社会各种改革的深化、法律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新的各种规范体系和制度能够真正深入人心，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氛围。还有，政府应该全力提高其机构的工作效率，主要是两个方面：自身和群众监督体制的完善，保证其主要不是通过媒体来了解自身的问题和局部的变质。保证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和问题能够有合理和通畅的社会办理和疏通渠道，防止人们求告无门，盲目依赖媒体。
注释：
??《脱衣讨薪：媒体依赖症的极端个案》，山西晚报，引自http：／／www．daynews．com．cn／mag4／20060626／ca674531．htm。
??《国土资源部：中央媒体曝光案件逐一调查》，中国青年报，引自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2／16／content＿1316326．htm。
??《教育部称将严查“拒贫”高校不让学生因贫失学》，北京晨报，引自http：／／edu．sina．com．cn／l／2004－07－29／77327．html。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72页。
??吴飞、王学成著：《传媒・文化・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311页。
??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64至66页。
??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65页。
??慕明春：《“媒介审判”的机理与对策》，《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大学生德育；德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作为新媒体主要成员的网络已遍及高校的每一个角落，并迅速改变了阅读、写作、运算和信息交流的传统方式，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育教学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同时也影响着作为高校教育根基的高校德育。本文拟结合新媒体环境的特点，在分析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德育的影响的基础上，探讨高校大学生德育功能的多样化。
一、新媒体环境的特点
关于新媒体内涵的表述甚多，但目前没有一种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归纳众多表述，是从时间的相对性、技术的数字性以及传播的互动性三方面特征来解释新媒体的，即：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我们认为，移动多媒体（手机短信、彩信、游戏、电视、报纸等）、网上即时通信工具、虚拟社区、电子信箱、门户网站、播客、微博、户外LED等，都属于新媒体的范畴。
（一）多种新媒体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互联网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环境。各形态的传播媒介发挥所长弥补所短，同其它媒介互补形成一种配合优势。如今大多传播媒介都是以网络信息传播媒介为基础，形成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整体。
（二）新媒体提供多元文化环境。以往媒体传播的信息很单一，有一定局限性。首先信息的传播者是固定的，导致信息的内容很局限。其次，信息的接收者也是确定的，而且以往媒体传播受时空限制，以上原因导致以往媒体营造的并非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随着科技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者和信息内容变得多元化，信息接收者接收信息变得不受时空限制，信息接收者变得不确定。新媒体的出现丰富了信息内容，增强了信息的开放度，这就意味着新媒体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多元文化环境。
（三）新媒体带来的不可控性和虚拟性。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主要依靠互联网，互联网方便快捷，但是也使得传播的控制度降低。网络技术使以往统一传播、统一内容、统一接收的信息时代一去不复返，同时也使政府对言论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下降。另外，网络技术的时空特征使网络传播具有虚拟性，使网络主体有更强的自主性，这样会导致不真实的信息产生，并且没有有力的机制进行监控。因此，新媒体特征使信息传播更加复杂，其复杂性使得舆论导向的控制更加困难。
二、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德育的影响
新媒体自身特点及其不断发展变化不仅影响着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更影响着高校大学生德育现状。我们从四个方面来阐述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德育的影响。
（一）新媒体使德育主体的“灌输”能力下降。现代科技之下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丰富多彩、传播的形式各种各样、传播迅速及时以及涉及范围广，特别是自由交流的功能，使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新媒体带来的影响和教育，更排斥教育主体的理论灌输，这样就削弱了高校大学生德育的效果。其次，由于政府监控信息的力度不够使得媒体上出现了超越道德范围的信息，从而德育主体的权威受到挑战。高校大学生通过新媒体获得大量信息，不自觉地接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念，逐渐对德育主体“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排斥或抗拒，因此削弱了高校德育的效果。
（二）新媒体使德育客体的思想行为发生变化。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具有不可控性，一些不良思想观念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慢慢侵蚀着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大学生正值身体、心理和思想塑造和成熟的阶段，形成的三观还不稳定，有些大学生缺少自控能力，好奇心强，易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可能被错误思想误导，被腐朽文化侵蚀。更有一些高校大学生沉迷于网络，被网络的虚拟世界所迷惑，道德意识淡薄，最后迷失在人生道路上。
（三）新媒体使德育环体多元化。现代媒介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大学生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身边的事、国内的事，外面的世界对大学生来说并不陌生，方便快捷的网络让如今的大学生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但是信息的多元化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不明确，多元文化的碰撞导致价值冲突加剧。高校大学生面对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价值观，产生矛盾心理和迷茫心态。
（四）新媒体促使传统德育方式改变。新媒体视野下的高校德育方式受到挑战。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信息内容之广泛、信息承载量之大、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是德育教育必须面对的挑战，高校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浏览各种新闻，查阅需要的资料，自由的进行网络交流，在这过程中他们会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大学生接受德育主体的灌输，但不愿意接受陈旧的德育教育方式。
三、新媒体视野下高校大学生德育功能多样化
面对新媒体的各种特征，德育应与时俱进、主动变革，并且发挥自身在教育领域的主导作用，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应充分发挥高校德育的功能。
（一）德育引导思想意识的功能。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言论更加开放，高校德育的导向功能更难充分发挥。在这种相互冲突的多元化状态下，高校德育的引导功能显得更加重要，其价值更加突显。
“高校德育在多元化的价值趋向中突显主旋律，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媒介环境中的主导地位，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来武装大学生的头脑；要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广大青年学生，使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以直观形象的或间接抽象的，语言或非语言的，简单的或复合的多种方式影响大学生，并促使大学生在与其他社会成员交往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把外部这些功能转化为认识性的、情绪体验的和意志性的经验”，只有这些道德规范转化为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这些道德规范才具有社会主义导向性和规范性。
高校德育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各种优越条件，更好地发挥德育功能。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德育可以利用网络的生动性、快捷性和开放性建立有关德育的网站，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弘扬主流思想，使这些思想观念深入大学生心中，从而进一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他们逐渐成熟的道路上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高校德育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转变德育教育方式为更生动更灵活的方式。现代网络技术已与高校大学生密不可分，大学生都积极主动地接受现代网络媒体传播的大量多元化信息，德育主体的灌输权威受到挑战，因此，德育主体更需要发挥引导功能。
（二）德育传授道德知识的功能。德育传授道德知识的的功能是指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德育向高校大学生传授道德知识以及培育他们道德能力时所发挥的功能。有学者称其为“中介功能”，即“当我们把它作为环境影响人的素质的中介因素的时候，我们主要强调道德教育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和提高他们运用道德知识分析判断道德领域中发生的问题的能力。”
在科技进步网络发达的时代，高校大学生德育深受新媒体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大学生缺乏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力，那么就可能做出错误选择。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越来越不可控制、越来越不可预测，信息的多元化使大学生愈来愈难做出价值判断。因此，德育应发挥作用，向大学生传授德育知识培养德育能力，使得大学生面对积极的和消极的信息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显现新媒体带来的积极影响，回避消极影响。在高校德育中，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把道德知识和道德理论生动巧妙地展现出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传授德育理论知识。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网络技术相互沟通，引导大学生正确分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三）德育创设环境的功能。在现代网络技术环境下，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现代媒体，由于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环境具有高度一致性，所以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深受新媒体影响。因此，为了完善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就需要发挥高校德育功能，改善大学生道德形成与发展的环境。
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现代媒介进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德育环境建设，创设更有利于道德知识和道德理论深入大学生心中的德育环境，同时加强建设有关德育的网站，优化德育的媒介环境。在新媒体视野下，只有充分发挥德育功能，才能提高高校大学生的德育水平。
参考文献：
[1]邓香莲.新媒体环境的信息传播特征[J].编辑学刊,2011,(2):14-17.
[2]杨红梅.论现代媒介环境下高校德育的功能[J].孝感学院学报,2004,24(4):93-96.
【关键词】媒介权力;政治权力;舆论监督;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大规模开展反对腐败的努力过程中,新闻传媒也无疑承担了反对腐败的重大使命,期间,既有大量的以孔繁森的报道为代表的反对腐败的正面典型宣传报道(朱幼棣,1995:8-10),也有大量的以、的报道为代表的反对腐败的反面典型的宣传报道(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等,2000:34-78),这些新闻报道,表现在新闻媒体和党(政府)的关系上,典型地是党(政府)控制和要求下的宣传报道,是官方所要求的新闻传媒的“规定动作”。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新闻媒体旨在反对腐败的新闻报道却并非完全属于官方所要求的“规定动作”。从1980年7月份《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关于“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程金福,2008:36),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电视栏目和报纸周刊《南方周末》的一系列报道的问世,到2000年先后刊发于《深圳法制报》和《南方周末》的“地下组织部长”事件的报道(谢春雷,2004:128),再到2001年《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关于“南丹矿难”事件的报道(郑盛丰,2003:18),再到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阿文的噩梦”节目中关于“长洲戒毒所案”的报道(赵世龙,2004:145)。
上述新闻报道,在报道内容上都是关于官员的腐败行为,属于对于腐败官员的揭露;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都不是官方,而是记者自己的主动发现;从官方于新闻媒体的关系来看,则是官方要求的新闻媒体的“规定动作”之外的“自选动作”,因而显著地区别于官方查处腐败分子之后的新闻媒体的以官方警示教育为目的的宣传报道;从新闻报道的政治社会影响来看,则是先有新闻媒体的揭露报道,后有官方在媒体的揭露报道之后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的查处,而官方对于腐败行为的查处又典型地是新闻媒体新闻报道推动的结果。
对于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一类新闻报道,有学者称之为“舆论监督报道”,也有学者质疑这一概念指称的严谨性(李咏,2002:136);有学者沿用过去的用语称为“批评性报道”,但显然难以涵盖这一类报道的新的特殊性。本文鉴于其属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反对腐败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将其称为“揭腐报道”,以区别于官方主导下的“惩腐报道”,譬如关于、的报道,后者是官方直接控制的宣传报道的产物,以官方的警示教育为目的。杜力夫认为:“传媒对权力的监督不同于对已决案件的报道。后者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传媒所揭露的或渎职失职案件,其责任者往往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受到法律制裁。传媒通过公开报道发出警报,提供线索,引起有关国家机关和监察部门的注意,督促并协助国家机关依法对或渎职失职的违法行为人进行制裁。”(杜力夫,2004:359)杜力夫所谓的“传媒对于权力的监督”和新闻传媒的具体实践上的“揭腐报道”是非常吻合的。
单从数量上看,和其他报道类型相比,“揭腐报道”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反对腐败的宣传和报道中是罕见的(柯惠新,2003:501)。但在当代中国媒体的体制框架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罕见的“揭腐报道”?这些罕见的“揭腐报道”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下的结果?
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自会有不同的发现与见解。本文试图以政治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视角来分析探讨,当代中国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结构上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从而催生了新闻传媒“揭腐报道”的兴起。
二、当代中国研究框架下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
政治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ModernChinaStudies)的重要分析框架(赵文词,1999:56-66)。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理论界也有不少借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孔德元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发展分析认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一经济领域的部分撤退,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育,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质上包含着调整并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内容。”(孔德元,2001:57)陈晏清也认为:“市民社会的建构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性整合,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陈晏清,1998:84)对于孔德元、陈晏清等的研究及其发现,邓正来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范式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说是在―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相关论者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思考。”(邓正来,1997:266)
这样的分析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呢?有学者以为,西方的理论模型只是在历史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具有普世的、超西方的价值(马长山,2002:128-129)。但在我看来,即使我们可以“普世主义”的观点来借用来源于西方的理论框架,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套用”框架,而无视西方和中国的特殊历史境况;否则就难免会陷入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形式主义的谬误”(林毓生,1985:14)。
日本学者竹内郁郎认为:“言论自由是作为市民权利的近代自由的核心,在其构成要素中处于中枢位置的,则是新闻事业的自由――这样一种设想,不管从经验上看,还是从历史看,都有充分根据。”(竹内郁郎,1989:65)竹内郁郎将新闻自由视为市民权利的核心,而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历史中,为新闻自由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的历史,就是反抗国家对媒体控制的历史,换言之,即媒介权力摆脱政治权力控制的的斗争史。而当代中国研究,无论是基于二分法的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分析,还是基于三分法的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个人力量的分析,都未能如竹内郁郎之见出媒介权力乃市民社会权力的核心这一关键。因而,在当代中国的研究中,笔者未见有将媒介权力作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或核心而关注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
倘若以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新闻传媒的“揭腐报道”,正可见出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特征,“揭腐报道”无疑是媒介权力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而“揭腐报道”在报道内容上所揭露之腐败,也正是政治权力在实践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廉洁表现。同时,倘若借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变迁以及“揭腐报道”的兴起与发展,那么,至少下面的三个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性特征又是必须要把握的:
第一、在当代中国,“党管媒体”的总体性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这样,在总体上,媒介权力就只是党的权力的一部分,或者只是党的权力的延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变化,都是在“党管媒体”的总体性结构之内发生的。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还不能套用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而认为当代中国的媒介权力已成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而与国家(政治)权力相对。
第二、在当代中国,党的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合二而一的。因而,当我们借用政治社会学理论而使用“政治权力”这一概念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党派性特征。譬如腐败,特别是在官方,是在“党的建设”的框架内来理解的,[1]而不是单纯地在政治理论的框架内将腐败视为政治权力的表现。因此,本文的概念指称将以“党(政)权力”来取代“政治权力”。
第三、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按照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等和政治权力的等级机构相对应的媒体权力表现和角色定位,长期以来都是属于各级党(政)机构的下属宣传部门而定位;这样,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作为政治权力行使者的党的各级宣传管理部门都没有管理所属地区以外的新闻报道的权力,倘若A地区以外的B地区的传媒机构来对A地区进行批评报道,那么,A地区的宣传管理部门是无权管理的,而B地区的宣传管理部门由于B地区的传媒机构所进行的不是B地区的批评报道,因而也不违背B地区宣传管理部门的管理原则;这样,由于官方对于传媒机构管理权限上的限制,也就为新闻传媒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报道实践空间,有学者称之为“跨地区监督”(孙旭培,2002:52)。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揭腐报道”主要的也正是在跨地区的范围内实现的。
如果我们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的把握前提下,借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又可见出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怎样的变迁呢,从而催生了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揭腐报道”呢?
三、“”: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初立
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初立,从时间上看是起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但在逻辑上却是起于1942年党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3月16日发出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即提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0:223)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也有学者将延安时期形成的一直延续下来的党关于新闻媒介性质功能等的一系列观念概括为“党报理论”(张昆,1991:1-5)。而其核心,就是将报纸等新闻媒体视为政党的宣传工具。
童兵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来,关于新闻事业性质有了新的表述,较有代表性的是‘喉舌论’。”(童兵,2002:74)这一“喉舌论”的新的表述主要来源于1985年2月8日在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因此,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0:288)
一般认为:粱启超最早把报纸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梁启超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梁启超,1896:9)而如有了报纸,则情况就会不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这里所讲的“报馆”的功能,所指的实际上是包括了“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的报纸的共性,而不仅限于“一党之报”。作为报纸的共性的功能,梁启超认为主要有二大功能,一是“耳目”功能,其比喻所指,即报纸可以提供信息,以便于了解“比邻之事”和“同室所为”。二是“喉舌”功能,其比喻所指,既包含了作为“上”(统治管理者)的“喉舌”,以传达政令;又包含了作为“下”(民众)的“喉舌”,以表达“所苦”。梁启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在“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也。”的现代社会环境下,大众传媒(报纸)所能发挥的功能。
将的“喉舌论”和梁启超的“喉舌论”比较,党在对新闻事业的性质的理解上,一方面抽去了梁启超的“耳目”功能,而特别强调“喉舌”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淡化新闻媒体的提供信息功能,而强调宣传和传播党的政策观念等功能。另一方面,又抽去了梁启超的新闻媒介的共性特征,而特别强调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个性特征。显然,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身份,新闻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定位上也就有理由不同于“一人之报”等其他非党派的新闻传媒。
倘若以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喉舌论”的形象指称下,党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媒介权力一直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党政不分的,我们也可以说,媒介权力一直是从属于党的权力的。媒介权力是作为党(政治)权力的延伸、作为党(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关系中,媒介权力是不允许超出党(政治)权力范围之外去发挥其影响力和作用的。也就是说,媒介权力没有任何独立于党(政治)权力之外的权力空间。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中,媒介权力也就不可能形成任何独立的对党(政治)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制衡,除非党(政治)权力有利用媒介权力进行自我约束的需要,譬如,党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利用媒介权力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中国的政治学者蔡定剑认为:“不能要求在战乱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上建立制度,因为战争和动乱更需要集权。”(蔡定剑,1999:168)在集权的政治框架下,媒介权力只能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而集权政治之必要,正是由于“战争”和“动乱”的社会土壤。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党报理论”及在这一理论之下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在延安时期的战争年代初建,显然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当国共两党相争之时,对于政治权力来说,不是制约监督的问题,而是鹿死谁手的生存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迫切问题也不是如何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加强政治权力,以重整社会和建设国家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政治权力的监督与约束问题显然缺乏现实需要的基础,媒介权力从政治权力中生发出来,成为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独立力量来监督制约政治权力也不可能。此后的中国社会有先后历经“”和“八九事件”的激烈动荡,使得当代中国虽处和平建设时期,但依然仰赖集权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集权政治虽有在战争和动乱时期维护稳定之正面功用,然而,对于已处和平建设时期多年的中国社会来说,集权政治的负面危害无疑也是巨大的,先有时代集权的灾难以及邓小平基于历史经验的对于“权力过于集中”问题的反思;后有改革开放过程中日益猖獗的权力腐败。这样,一方面社会的动荡需要集权来维护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和平的建设时期又需要防止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给社会所带来的灾难。这样的矛盾一直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发展,表现在官方对于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就是一方面强化新闻媒介的“党性原则”和“喉舌”功能,试图继续维持媒介权力从属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以防止出现社会动荡,维护现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开始形成了对于媒介权力的需要,以籍助媒介权力的力量,来发挥对于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正是这后一种需要,催生了当代中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新功能的建构和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上的历史意义的突破。
四、舆论监督: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突破
中国的新闻改革的提出,是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林枫,1997:6)。起初只是新闻报道实践的具体微观的改革,譬如,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提出了“真”(真实)、“短”(短篇)、“快”(时效)、“活”(活泼)、“强”(思想性)的“五字方针”。但新闻改革的思考却并不局限于此。童兵指出:“‘’以后新闻界认真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今后在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犯错误的时候,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党的机关报,能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能不能监督和帮助党纠正和消除错误?”(童兵,1994:211)这样的问题的思考,一方面有1978年《人民日报》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具体实践的促动,[2]也和邓小思时代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社会灾难而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邓小平,1983:288-289)。显然,这样的问题的思考已不再是微观层面的,也不再是新闻业务的思考范围。在其实质上乃是动摇了媒介权力对于党(政治)权力的绝对性从属地位,媒介权力是否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力,以纠正党(政治)权力的错误?这样的问题思考,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党(政治)权力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是有着不代表民众利益的现实可能性的。正是这样的逻辑前提构成了对官方“喉舌论”理念下媒介权力从属于党(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的动摇。因为如果建立在一种逻辑前提下,即党(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代表着民众利益,那么党(政治权力)也就不会出现错误,媒介权力也就没有必要摆脱对于党(政治)权力的从属地位,谈什么纠正党(政治)权力的错误。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部分提出:
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刘蓉华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舆论监督’写进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刘华蓉,2001:148-149)李良荣进一步认为:“虽则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地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李良荣,2004:149)李良荣显然也看到了党在80年代提出的“舆论监督”和50年代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关性。丁和根就认为:“而党的报刊上所进行的群众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后来党所倡导的舆论监督的雏形。”(丁和根,2003:15-21)
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党提出的“群众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3]相比,再进一步分析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舆论监督”的官方语境,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舆论监督”的提出,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在其提出初期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制度中的一种――“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一部分被提出的。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主要是为了“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其中协调矛盾的主要思路就是通过“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来进行领导机关与群众的沟通,以达“互相理解”。这种对新闻传媒的功能的理解实际上包含了政府信息公开和受众(群众)“知情权”满足的政治意义。“群众”只有知情了解政治权力的行使,才能看清其中的缺点错误,也才能提出有效的“批评”。群众的“意见”可以是表扬意见,也可以是批评意见;但“舆论监督”中所提出的群众意见,则主要是指“批评”意见,以“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以帮助避免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失误。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明确为新闻传媒所代表的群众对于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
第二、从“群众批评”到“舆论监督”,是从党群关系的建构到权力结构关系建构的转变。
“舆论”的西文表述为“publicopinion”,西文的解释为:viewsamongthegeneralpublic,中文也翻译为“公共舆论”,在西方的学理上,“公共舆论”是来源于公众,其内涵是公众作为一个集体的意见,因而和个人意见比较,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这一力量所追求的目标则是维护公共利益,针对着公共利益的委托行使对象――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当其维护了公共利益,则公共舆论会形成舆论支持,而当其侵害了公共利益(即腐败),则公共舆论会形成舆论压力,从而约束和防范对公共利益的侵害。
而在官方的逻辑中,“群众”作为主体,是在党群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所以。群众批评只是一种意见表达,批评的对象是党的党员领导干部,批评的内容则是党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包括贪污和等,党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其指向是帮助党的干部自我完善,改正缺点和不足,维护党的形象。
而“舆论监督”则是在公共利益和其委托对象的关系中的建构。公共利益和其委托对象(公职人员)的利益并非一定是统一的,由于公职人员个人利益的存在,使得他有可能会出现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况。由于更加关注于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于是其逻辑指向就是强化对公职人员政治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舆论”成了可以与政治权力制衡的一个重要力量。提出“舆论监督”,实际上是对于公众意见表达的制度上的权力建构,公众意见不再仅仅是一种意见表达,而可以作为一种权力,成为政治制度建设中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从其影响来看,舆论监督的提出一方面动摇了“喉舌论”的关于新闻传媒的单一角色定位,也动摇了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单一的从属性结构模式;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新功能建构,并为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设置了一个全新的使命,即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腐败分子形成舆论压力,以成反腐败的重要一环。它为当代中国的传媒实践建构了当代中国媒介权力监督党(政治)权力的最初合法性。此后的中国,无论是官方规范,还是传媒自身,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理念都无法逃避。
然而,1987年十三大提出“舆论监督”,其突破意义也仅仅停留在传媒实践的新空间的拓展,以及在理念上对“喉舌”论中权力关系的动摇;并没有在理念上建构出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新的明确的结构关系。党在提出“舆论监督”的时候,看到的还只是“舆论监督”的积极建设意义,在认识上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实践中所隐含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矛盾。对于新闻传媒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报道实践,也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舆论监督”作为来自“群众”的一种对于党(政治)权力的“批评”力量,到底是独立于(党)政治力量之外的一种社会力量呢?还是依然作为(党)政治力量之一部分?如果是后者,新闻传媒又将如何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这个问题涉及到与原来的“喉舌”功能的关系调整问题,实质上就是媒介权力于党(政治)权力的关系结构的调整问题。
也由于“舆论监督”的突破之后未能建构起明确的新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导致了官方对于大众传媒的主动追求的顾虑重重,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主动揭露腐败的新闻报道分明有利于党反腐败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如果因此就放弃党的领导,则有可能“添乱”,妨碍党政治合法性的存在。由此,当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在舆论监督的具体实践的历程上也就充满了权力双方的博弈与角逐。
结论
有学者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媒介体制已不适用于传统的报业四种理论的分类了,特别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自8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媒介功能和对媒介的控制也发生了显著而且连续不断的变化。”([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2000:370)
是的,当代中国的媒介功能和对媒介的控制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新功能的确立,动摇了“喉舌论”的关于新闻传媒的单一角色定位,以及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单一的从属性结构模式;也为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设置了一个全新的使命,即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腐败分子形成舆论压力,以成反腐败的重要一环。它为此后的中国传媒实践开拓了新路,拓展了空间,也建构了当代中国媒介权力监督党(政治)权力的最初合法性。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实践中所兴起的“揭腐报道”正是此合法性空间的产物。
如果说,当代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新功能建构,在党更多的是从反腐败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将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放在“完善监督机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去理解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自身,则是在一直以来的党传统的“喉舌论”功能定位之外,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空间。当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在党反腐败的政治需要中找到了自我角色和功能定位的新空间,在这个新空间里,大众传媒的追求和实践,其成功的努力,其悲壮的探索,成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发展道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党开始着力以基层民主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此构架下,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又当如何构建,新闻传媒是否可以走出摇摆不定的角色定位?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释:
[1]譬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又譬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党的建设”部分第三点标题“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提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
[2]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创了党报史上的一个先例,即在党党中央指导思想(“两个凡是”)错误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为推动错误的改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民日报》社有人调侃说:“我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错误”。说是“重大错误”,指的是违背了宣传纪律,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的表现。由于《人民日报》违背等人意图,编发了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稿件,批评者指《人民日报》丧失了党性。
[3]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北京: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参看其中收集之:1950年4月19日出台的《党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及1954年7月17日出台的《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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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美国哈钦斯委员会所作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今天需要的是:第一,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和态度的工具;第四,一种呈现与阐述社会目标与价值的方法;第五,一个将新闻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该委员会对新闻界提出的期许,放在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传播现实中,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有效的标杆。
从目前媒体所处的生存环境来说,中国媒体还处在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两种张力之中,不同的媒体应对这两种张力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几乎没有哪一个媒体能够忽略其中任何一种力量。就中国媒体来说,承担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是一种常态,“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基本上就是中国新闻媒体唯一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正确的角色。但是,转型期的中国经历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商业化意识形态开始逐渐消解媒体的政治使命,再加上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更使得中国媒体在转型的关口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主导下,受众作为消费者的需求得以凸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媒体角色的转变,无疑使市场成为影响媒体生存发展的关键。谁赢得了受众,谁就能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进而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媒体,越来越重视报道手法的多样性,以更贴近读者的形式和方式,来报道和解读新闻,以求得读者最大程度地接受新闻,从而接受和认可媒体。
当今社会,媒体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媒体都希望通过种种策划、抢抓新闻,通过独特的新闻报道体现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中对热点事件的报道,更是成为媒体间展示技能、扩大影响力的舞台和短兵相接的沙场。
在热点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报道的目的、动机决定了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报道的倾向。
当今,媒体功能泛娱乐化现象,正成为不少媒体经营者运作媒体的一种手段。他们将媒体娱乐化的功能加以强化,严肃的新闻被娱乐的手法加以软化而包装成“娱乐信息”,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性悬念或煽情刺激,新闻越来越故事化、文学化。
几年前,全国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新闻娱乐化的案例。事件显示出杨丽娟心理和生活不正常的一面。在某些媒体的描写下,杨丽娟是病态的,她的家人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媒体甚至在诱导受众去欣赏一场闹剧。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媒体为了提高发行量、收视(听)率、点击率,为了满足读者和受众的猎奇心理,杨丽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无论是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质出发,还是从媒体的社会责任出发,以某些积极参与的媒体作为幕后推手的“杨丽娟事件”,显然是一些媒体借人文关怀的感性外观来扩散“娱乐至死”的极端逻辑。当把一个家庭的非理性悲剧不断加以导演并重新包装上阵时,显露出某些媒体在追逐商业价值时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价值。
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除了比较显著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之外,它的一般社会功能还包括传递社会规范及作用、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以及行使社会控制等。所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功能只是这诸多功能中的一个小小分支。然而,我们的许多媒体却把这种娱乐功能无限扩大,并作为媒体竞争的主要手段和立足市场的法宝,无限制地使用。表面上看,这种泛娱乐化行为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后果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被忽视,严肃的新闻原则遭到了商业逻辑的损害,公众利益也受到市场取向的威胁。
在这个媒介功能得到充分挖掘的时代,新闻的传播必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一个媒体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新闻本身的眼球效应,而是自身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大众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为社会负责,为人民大众负责,这应该是媒体人和每一个社会人的共识。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们还有多少媒体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呢?又有多少媒体考虑到了报道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呢?对于热点新闻事件,社会影响肯定高于它所附带的新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信息的社会价值预判显得尤为重要。而媒体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媒体只有承担起自己所应负的社会责任,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树立起良好的公信力,使自己在多源性传播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新现象、新情况层出不穷,热点问题、热点事件不断呈现,公众期待媒体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而在社会转型期,因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公众更是期待媒体对新现象、新情况作出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分析判断。
被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往往伴随着某一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代表不同利益的观点激烈碰撞,形成舆论漩涡。如果事件发生地的政府没有及时信息或处置措施不当,舆论迅速汇集,一个小事件也会被放大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某一新闻事件是一起社会事件,还不如说是一次舆论事件;如果说媒体如何报道这一新闻,还不如说如何引导舆论。
2007年发生在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引来全国各地众多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成为当年最为轰动、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深的新闻事件。从2004年10月开始拆迁,其余的280户陆续搬走,只有杨武、吴苹一家坚守两年多的时间不肯搬迁,于是他们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
既然是“史上最牛”,当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媒体的职责就是提供读者需要的资讯,它们当然要做出报道,这很正常。
然而,一些媒体对事件过程进行了过分的渲染和描绘,几乎毫不克制地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新闻元素,投入了所有能够投入的热情来“展示”自己巨大的议程设置能力。
从媒体角度看,大众传媒具有放大事件和舆论的天然优势。按照西方一些传播学者的观点,大众媒介是从事“拟态环境”再生产的机构。在不少情况下,它营造的“拟态环境”并不完全与客观环境相一致,而是被媒介机构和传播者根据自己的某种需要和利益重新“建构”了的。有人把媒介的这种议程设置和环境再生产的功能,形象地比喻为“聚光灯”和“放大器”。它不再是客观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聚光灯”――照到哪里哪里亮,是“放大器”――放大事件和舆论,从而引起公众的重视和关注。
虽然群众利益无小事,重庆拆迁户与开发商、政府的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是有关“钉子户”的拆迁纠纷和利益诉求,却有被媒体扩大化的嫌疑。很多媒体的报道表现出一边倒的倾向性,明确表示支持“史上最牛钉子户”,并且将其行为上纲上线到“捍卫私产的典范”。
从很多报道来看,记者对两个基本事实了解不够,而且也是他们当时不能完全了解的。第一是“最牛钉子户”的要求是否合理,这需要第三方机构做出评估之后才能确认;第二是《物权法》是否保障这样的个人权益,一些记者似乎认定私产就应该保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在这两个重要事实都不明了的情况下,媒体就倾向性地支持“最牛钉子户”?凭的是什么?难道凭的是自己代表了“社会良知”?但媒体认定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理和正确的,也还需要进行事实的核对。其实,部分媒体的所谓代表“社会良知”,有时候是一种对民众情绪的投其所好,借此成为所谓民意的代表,谋求自身的地位;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向媒体献媚,于是形成了一个生产社会情绪的产业链。献媚只能是短期有效,它不能帮助媒体长远地获得社会和市场地位,媒体的生命力最终还是要以保持客观中立等专业素质作为基础。
新闻媒体应该慎用话语权。不少人把记者的笔说成是“笔下有千军万马”,记者的新闻报道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所以身为新闻工作者,保持应有的职业操守是一种必需,而对话语权的慎用就是重中之重。“慎用话语权”的基准就是“以公众利益为重”。
在写评论出身的人民日报副总编米博华看来,“新闻工作者的话语权不是个人权力和单位权力,而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同样不可滥用。权力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话语权也不例外。当新闻工作者拥有采访报道权的时候,必须同时履行自己的责任;当新闻媒体拥有发表意见权的时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里说的责任是报道应真实客观,这里说的义务是发表意见应考虑社会影响。不能因个人利益而编造新闻,不能因个人好恶而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是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底线”。
在“钉子户”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媒体对于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于自身报道权力的过分“张扬”,甚至有的还将这场“拆迁纠纷”当成了一场自我表演、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很少看到有媒体对事件理性的分析、客观的报道,以及对事件报道造成的舆论膨胀所作的克制疏导。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会从维护公益的角度通过他率或自率、法律或伦理的手段对于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约束。美国新闻学者提倡的“社会责任理论”,就是强调媒体在行使自己的报道自由时要对社会负起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发展新闻学,也强调媒体要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放在其他权利和利益的首位。
新闻媒体的责任,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当中,都是一个严肃的、不能回避的课题。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闻媒体的功能在持续扩大,作用不断显现,自身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但是媒体绝非媒体自己的媒体,乃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媒体,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重大,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媒介即讯息,而讯息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尽管新闻媒体是本着客观中立的角度和态度去报道事实、传播信息,但其引导舆论、传授知识、教化民众、弘扬正义、捍卫真理、构建文明的信息内涵,决定了媒体不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承担着责任并通过报道履行着责任。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每种媒体都要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
热点事件报道已经成为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重要一部分,这不仅考验着媒体的报道策划能力,更重要的是考验媒体在热点事件报道中能否保持理性的能力。媒体是否能在热点事件报道中保持理性,直接关系到受众接收信息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职能部门对热点事件的处理速度,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热点事件报道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程度。
因此,媒体在越来越激烈的新闻报道中,已经不单单是在扮演一个事件的叙述者或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一个热点事件的引导者。
媒体应是舆论的引导者。信息的狂轰滥炸、信息意义的消解、文化的娱乐性包装,时常让受众掉入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柯勒律治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大海,人们不知该游向何方。新闻媒体不仅应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还应以其正确的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及公众。
信息是群众的第一文化需求,今天的社会已经走进了信息多元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的规范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控制问题。社会必须对新闻媒体有更客观的认识和相应的约束,而对新闻媒体而言,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就需要在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中,对新闻事件的社会价值作出正确的判定。从社会价值考虑新闻传播的可行性,突出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这是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源泉。新闻媒体只有承担起自己所应负的社会责任,才能树立起良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功用以及相对独特的追求。
【关键词】全媒体；新媒体；大众媒介；媒介的生存；媒介发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B
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有时用来泛指传播方式（如印刷媒介、广播媒介等），但是人们最常用于指实现这些传播方式的技术形式和技术手段。
一、媒介的物质形态
大众媒介是新兴的事物。也经历了漫长的小范围传播时期，信息资源被社会一小部分人所垄断，普通大众创造着物质文明，却享受不到信息带来的精神文明。
1.大众传播媒介的演进
（1）农业社会
早起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并出现了固定的语言符号——象形文字，我国在商代出现了甲骨文。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固定传播媒介的产生。最初，人们以天然的石头、甲骨、纸莎草、竹木片为媒介，手工抄刻，其数量和传播范围十分有限。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东汉时，蔡伦改造了造纸术；隋唐时期，我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为传播的大众化开辟了健康发展的光明之道。
（2）工业社会
工业革命引发了农村到城市、农业劳动到制造业的大迁移。城市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兴起、交通运输便利、印刷和通讯技术提高等一系列工业革命的成果，最终促成了大众媒介的产生。19世纪30年代，城市廉价报纸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成为大众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基本工具。此后，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媒介相继出现。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担当了社会宣传舆论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媒介不断崛起，它们互惠互利，共同构建着大众媒介的范畴。
（3）信息社会
在后工业社会里，信息的作用日益强化。整个大众媒介系统营建的信息流不断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领域内。计算机、网络和同步卫星技术使大众媒介传播系统在重新整合社会资源的同时，也整合了自身。媒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一体化的数字技术可以对不同媒介实现对接，所以，什么样的媒介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媒介与受众间的互动，使得受众能够快捷、高质量、便利地接收到融合声音、图像、文字于一体的信息。
2.大众传播媒介的类型
按照大众媒介发展的时间顺序，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别：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
（1）印刷媒介
印刷形式的大众媒介包括图书、报纸和杂志。图书是最古老的大众媒介，但是它长期属于社会上层的专用品，大众很少利用。首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媒介是报纸，它以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大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不久，杂志从报纸中独立出来，弥补了报纸难以大篇幅、深入地报道社会事件的不足。然而，报纸以其快速、综合的新闻和娱乐内容，赢得了大众媒介龙头的地位。
（2）电子媒介
电子媒介包括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它不仅具有接收装置，还有摄录编播设备和传送设备。广播媒介最早应用于军事领域，后来，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电视有力地促进了战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构建，成为大众媒介新的霸主。电影自产生之初就走上了满足娱乐需求和赢利的道路，具有引导和推动社会文化潮流的作用。
与印刷媒介相比，电子媒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电子媒介以声音和图像为主要载体，利用人的听觉和视觉，非常具有真实感、立体感和参与感，各种受众均能够接受信息，受众范围极其广泛。第二，电子媒介具有跨时空性，电波传送信息的速度和范围远远优于印刷媒介，也非常便于跨国传播。第三，广播和电视报道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能够对突发性事件进行同步报道。第四，具有伴随性，其声音和画面能够伴随受众的其它活动进行。
（3）数字媒介
数字媒介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种媒介形态。不仅包括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手机等新兴媒体，而且还应涵盖传统大众媒介的数字化。数字媒介不仅具有许多信息传播的优点，而且重新整合了传统媒介，使大众媒介呈现出整合汇流的趋势。数字信号传输从根本上改变了模拟信号系统，保证了信号的高保真、高质量、高效率。由于各种媒介使用统一的数字技术，格式的互相转换更为便利。数字媒介在吸收卫星和互联网传输技术后，使信息传播真正实现了即时性和现场性。
3.大众媒介生态
罗杰.菲德勒总结出媒介形态变化的一些基本原则，勾勒了大众媒介生态的生存法则：共同衍进与共同生存。其发展过程不是新旧更替的，而是不断融合扩大。旧媒介不断吸收新的元素，继续为受众获取信息和提高娱乐。现在，所有媒介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媒介生态环境。【1】除了大众媒介自身构成的生态环境外，还有影响其生存的外部环境。
二、大众媒介的各种功能
大众媒介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显示出多种功能，各国政府十分重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卫生等诸多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
（1）控制功能
大众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评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事情上，并对此做出有效的回应。大众媒介把某一种事件或某几种事件，经过选择、整合、评论，激起人们对该事物的兴趣，从而产生公众效应。通过这种方式，商品得以促销，政客赢得选票，群体文化受到影响。在米歇尔.福柯看来，人类传播体系的推进，增强了统治阶层对民众的监督。“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2】“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民众处于被统治阶级监视的地位。
（2）教育功能
大众媒介的教育功能包括直接教育和涵化作用。大众从廉价媒介中获得人类社会的种种知识，由此而影响大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社会信息量大、生活节奏快，父母教育子女的时间就被压缩了，将教育子女交给了大众媒介。多种媒体信息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作用，最终达到塑造性格和决定人生道路成长的效果。当然，净化大众媒介的内容和方式是人类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
（3）娱乐功能
大众媒介娱乐功能非常强大，甚至冲击和减弱着其它功能的发挥。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未能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娱乐功能，使其表现形式简单，政治色彩浓厚。改革开放以后，大众媒介的娱乐内容日益丰富，也成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大众媒介的娱乐内容有泛滥现象又将会给受众带来负面影响。
（4）产业功能
大众媒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高以及信息作用的膨胀。其与经济变成了孪生姐妹，媒介产业，销售信息产品，如报纸、杂志、图书、拷贝、广播和电视节目、多媒体碟片等；提供服务，如网络游戏、数字电视、移动电话等；广告收入，广告商为了宣传产品、推销产品，向媒体购买广告时段或频段，由此大众媒介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收入。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产业功能，人们已经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
2.大众媒介功能的特点
（1）多样性
大众媒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它起到了传承文化、监督舆论、控制宣传的作用，同时给人们提供了娱乐条件，创造了经济利益，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因此，在经营大众媒介时，必须从宏观和长远利益着眼，将各种功能的利益与危害放在社会发展的宏大事业中。
（2）阶段性
大众媒介的某些功能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产生此消彼长的态势。在不同时期，某些大众媒介的功能会得到强化，另一些功能就被削弱。同时，娱乐功能和产业功能受到抑制，过去消减的功能基本上得到了均衡的发展，但有强化娱乐和产业功能的现象。
（3）适应性
大众媒介的生存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和受众的需要。如果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大众媒介是积极向上的，就会得到蓬勃发展；相反，如果大众媒介不能发挥其本质特性作用，就很难得到受众的认同。
（4）可变性
大众媒介的功能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社会制度的调整、变化相应地制约着大众媒介功能的变化，而缺少稳定性和平衡性的大众媒介功能，却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助长社会的变动和失衡。
3.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1）大众媒介与政治
在西方，大众媒介被视为与立法、司法、行政并列的第四权力机构。西方学者把大众媒介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概括为四种：第一是独裁论，封建君主制或法西斯制度下的大众媒介完全沦为独裁统治的工具；第二种是自由主义论，媒介不受政府控制，按照自身的原则，自由传播信息，经营产业；第三种是社会责任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既要求大众媒介享有自由，又要向社会负责；第四种是社会主义论，大众媒介主要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经济发展，被纳入社会主义体制框架内。【3】国家政治决定着大众媒介的总体方向，没有一个国家会使媒介处于完全自由状态。
（2）大众媒介与经济
大众媒介的产业功能非常强大。作为产业的大众媒介一般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点，上市快、流通迅速、内容更新快、发展也快，并且能够通过产业交融产生更大的经济利润。大众媒介的广告业，即使其它产业的宣传工具，又是自身产业的助推剂。良性运转的经济必然带动广告业，而广告为大众带来稳定的生活、充裕的休闲娱乐时间。令受众有更多时间消费大众媒介，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3）大众媒介与文化
大众媒介使教育普及化、日常化、多元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决定着文化的呈现方式和内容。人们购买广告宣传中的商品，就以为享受到了广告中的美满生活。于是，人们受虚假广告的驱动，购买了许多并非真实需要的物品。消费主义文化泛滥，势必拜物主义，与注重家庭和社会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不想一致的矛盾。
（4）大众媒介与社会变革
大众媒介推动社会变革。印刷媒介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安德森提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4】而数字媒介则推动现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革新。
（5）大众媒介与军事
一旦战争爆发，大众媒介发挥着其舆论宣传的功能，它能够统一全民思想认识、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斗志、争取中立国支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二战期间，德国与美国间的通讯切断后，欧洲战场的消息主要来源于伦敦，这成为美国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在二战期间，成立“战争资讯办公室”来作为政府的宣传机构，对传播的功效进行测试和研究，这就成了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起源。
海湾战争时期，进行实况转播和24小时连续播放的有线新闻网CNN一战成名。美国、伊拉克和其它国家领袖通过电视将信息传送给对方，取代了传统的外交手段，“媒体战”就此成为惯用语。【5】
（6）大众媒介与道德
作为大众思想、观念的引导者，大众媒介在提供信息时，应该恪守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或其它因素各种媒介的经常化影响，扰乱了大众媒介的职业观念。
当前社会诸多的虚假广告，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只顾收广告费用，而很少去签别和验证广告产品的真实性，已经对社会和民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些都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给受众。假冒伪劣商品同样可以堂而皇之地扩大知名度，最终进入消费者手中。这样，媒体牺牲了公信力，获得的是受众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另外，大众媒介的暴力内容诱导青少年的攻击，它与性内容一起成为犯罪的重要诱因，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尽管这些内容从一开始就受到批判，但媒介为了吸引大众、提高接触率，一些媒体还是让社会道德和经济利益发生了变异。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2][法]米歇尔.福柯：《规则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8-250页
[3][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透析“新闻娱乐化”趋势的成因
受众心理需求的变迁。随着当今社会工作压力的与日俱增，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疲于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工作之余，受众已经没有精力和兴趣去观看传统新闻所呈现的刻板的画面和机械的“宣传式话语”，特别是对于你说我听式的“说教式新闻”已经产生逆反心理。受众所需求的不再是透过呆板的新闻话语思考、探讨新闻背后所揭露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而是简洁、明快、轻松的新闻，好让自己“疲惫的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正是基于受众的这一心理需求，媒体通过“硬新闻软包装”“新闻娱乐化”的方式既充分拉近了新闻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满足了受众求知之余，也求点乐的消遣心理。
媒体的生存现状。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的高速发展，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与日俱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等于生意，新闻等于营销”。①市场占有率、收视率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媒体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如何成功占领受众市场对于媒体来说至关重要。所谓“众口难调”，面对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性别、性格各异、文化层次差异甚至是文化背景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受众群，什么才是其共通点？在媒体眼中答案无疑是娱乐。在“娱乐心态”占据受众市场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娱乐化”也就成为各大媒体的必然选择。
媒体的生存经济利益成为“新闻娱乐化”倾向加剧的内在驱动力。“注意力经济”决定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而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即是：媒体必须用“娱乐化了的新闻”来迎合受众市场中普遍的娱乐需求，以期引起个体受众的共鸣，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从而占领市场，获得更高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因此，有效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耳朵”不仅成为媒体的目标，更是赢得广告商青睐的必由之路。
“新闻娱乐化”的负面影响
对于“新闻娱乐化”这一现象，新闻界内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认识，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不可否认，“新闻娱乐化”蔚然成风以来，硬新闻不再那么严肃刻板。但是，在追求新闻娱乐化的同时，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尺度。一旦逾越这个尺度，“新闻娱乐化”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媒体的错位与缺位。美国学者赖特曾经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以下四种功能：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新闻娱乐化”无疑是对媒体娱乐功能的一种异化放大，并非新闻传播的正途。在当代社会，诸如揭露名人的性丑闻或绯闻，充满血腥暴力的社会花边新闻已经长久占据了媒体大量的版面和时间，而与广大公众利益紧密关联的新闻却只能“屈身”于有限的版面和边角时间。“新闻娱乐化”导致了新闻的“新闻功能”萎缩和新闻本性的迷失，媒体也在这场追逐市场占有份额的竞争中，缺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社会规范功能”。
媒体公信力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电视台，主持人用调侃的口吻讲新闻，更有甚者启用一些影星、歌星来客串新闻主持，使得受众感觉这俨然就是一场“秀”，新闻频道也摇身一变成为“娱乐频道”。为了放大新闻中具有故事性、趣味性、消遣性的部分，不惜掩盖新闻背后的真实。这一切势必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甚至导致“虚假新闻”的产生。
受众社会责任的消解和对社会认知的分裂。过度的新闻娱乐化，导致受众由被动地接受软新闻逐渐转变为主动寻找此类新闻，从中享受感官刺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受众以寻求消遣的态度来对待严肃政治社会新闻，从而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判断标准也可能随之沦丧。
大众传播具有引导大众舆论的作用，传统新闻以其犀利的新闻视角，准确的是非判断于受众对于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以舆论引导。但是随着传统新闻的“娱乐化”，大众传播的这种舆论引导作用逐渐被消解，这将导致受众对于社会认知的分裂，和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传播媒介素养
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代世界，危机传播无疑是传播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焦点大多集中于危机处理、危机效果，传者本位研究倾向较为严重。相反，对传播受众研究甚少。泛媒体环境下，信息来源空前广泛，“碎片化”日益严重，人人都是受传统一体，只有正确理解危机信息，降低危机恐慌，培养科学的危机认知能力，才能更好地正确应对、有效处理危机。
一、泛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新特征
公共危机大体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公共危机因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而成为报道的焦点，在泛媒体环境下,其传播也具有了新特点、新规律。
1、信息发声体日益泛化，媒体竞争愈发显现
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是各大媒体争夺话语权的传媒竞争焦点。泛媒体时代，自媒体的使用趋于普及，作为传播信息的发声体日益增多，传播主体呈现多元泛化。互联网、移动网络的广泛应用，例如微博、微信的便捷渠道，促进了危机信息传播的及时与多元。由于媒体在综合实力、技术装备、品牌人才等方面存在差异，国内外媒体对信息报道的深度、媒体可信度也存在了明显竞争。2014年3月发生的马航失联事件，近一个月的国内外媒体的追踪报道，无论从新闻资料的及时性，提问的专业性，还是线索的追踪调查、深度挖掘等方方面面，在这场国际媒体的较量中，西方媒体凭借其绝对优势占领了上风，掌握了国际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话语权。
2、信息传播愈发碎片化
泛媒体时代，媒介专业人员垄断传播话语权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公民可以通过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多媒体接受并传播新闻和信息。但是相比专业媒体从业人员的危机信息认知和利用能力，一般受众对信息的甄别、认知、制作、传播却呈现了表面化、碎片化特征。其传播意向较为主观、随意，甚至夸张。信息的过度碎片化，影响公众对危机信息的合理筛选、科学认知，容易造成恐慌。如2011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由于核泄漏危机一度引发我国民众疯狂抢购碘盐，而抢盐危机真是由于网友在微博上的博文以及该文的疯狂转发所导致的。
3、信息的空间选择更加开放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危机信息的公开度很有限。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管理者对公共危机事件信息的限制。此外，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加快,政府逐渐认识到化解危机与信息的密切关系，对信息公开的态度越来明朗,政策氛围变得更加宽松。公共危机发生后,受众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媒体获得自己所关注的文本、图片、声音、图像等不同的信息。①如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得到现场的受灾情况、图片等，受众对危机信息的接收渠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和专业记者，而是更加开放化。
二、泛媒体时代受众接受公共危机信息时存在的问题
传统媒体时代的公众是“专业”的“受众”,但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公众角色已不同于过往,与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有了很大差别。然而泛媒体时代的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首先，作为被动受者的公众，由于危机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导致危机认知存在偏差。泛媒体时代，大众媒介逐步走向小众化，在开放的媒介面前，公众由于媒介素养的准备不足,选择和解读危机信息时难以对海量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作出判断,容易受群体性潜意识暗示。②其次，作为主动传者的公众，由于媒介专业危机信息利用能力不足导致对信息的制作、传播存在偏差。使得传统严肃的新闻出现草率化倾向。再次，具有受、传双重身份的公众在新闻价值判断、利用能力上存在偏差。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自媒体的应用使得我国公众的公民意识不断被唤醒，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泛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信息海量化，传者构成复杂，对于危机信息的认知，受传统一体的公众往往存在新闻价值判断的偏差,片面追求对政府和管理部门的质疑问责；在媒介利用层面上,无论是传者还是受者,更多的公众缺乏独立判断能力，仅仅热衷于转载、粘贴和跟帖。
三、危机信息传播中如何提升媒介素养
面对危机信息的传播，提升媒介素养迫在眉睫。媒介素养教育不应单单针对普通受众，应当是一项全民教育。在泛媒介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学校、政府、媒介机构、家庭、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联动推进。
1、学校教育部门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学校因其教育组织方式的系统性、规范性应成为推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担当者。教育主管部门应从各个方面对不同阶段的教育进行总体建构。教育模式层面，应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努力实现学生受动、能动的统一。积极与媒体合作，让学生多形式、多途径、全方位参与，从而培养其应对危机信息时应有的素养。
2、政府部门的媒介素养
（1）正确处理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新闻媒体是政府部门信息的主渠道。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通过大众媒体及时危机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稳定人心，实现不同信息部门的协同和联动，提升自身的公信力。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采取信息公开制度，面对灾难快速反应、积极有效救援，让国家形象、军队品质、民族意志等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深刻的报道出来，使政府的公信力得到质的提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赢得世界的尊重。③从传播效果来讲，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开展危机公关，尽量快速、准确、全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服务公众的形象。
（2）掌握信息流动的规律，加强信息公开。2008年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新闻报道的信息公开度、透明度是空前的。媒体谱写了感人肺腑的“灾难新闻”，全国人民都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热忱。大灾面前，没有流言，没有动荡。可见，信息公开更能维护社会稳定。2003年“非典”、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皆因事件初期信息处理失当，流言四起,引起公众心理恐慌，导致了“非典”时期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疯狂抢盐等非理性的并发事件。实践证明，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加强信息公开能有效地稳定人心，安定局势，有利于科学合理应对处理危机。
（3）积极做好正确的舆论引导。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政府是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者。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迅速协调组织媒体报道口径，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尽可能快速地将各方的信息汇总、梳理并通报、分析，形成主流社会舆论，发挥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功能。政府管理部门的认知导向权威性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可以形成良好的政府引导氛围，可以起到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功能，引导各阶层统一认识，高效处理危机。
3、新闻媒体的媒介素养
社会常态之下，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监督舆论等。公共危机的非常时期，媒体的功用则细化为预警、沟通、参与等。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对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防范、化解公共危机发挥着主导作用。媒体功能发挥得好，公共危机就会较为顺利度过、得到解决；媒体功能发挥得不好，公共危机不但不能安然度过，甚至还会愈演愈烈。因此媒体功能发挥的好坏，对于处理任何公共危机，十分重要。④
（1）明确媒体功能与职责。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中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监视社会环境和适应社会环境等功能。施拉姆称传播的这种功能为“社会雷达”。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作用，协调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不仅要很好履行“社会雷达”的功能，而且要向公众释疑解惑,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负责任的分析、解释、评判，引导舆论，协调各方，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⑤马航失联事件中，马来西亚政府和官方媒体的含糊其辞、隐瞒不公开真相则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2）提升新闻工作者自身职业道德素养。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新闻规范和准则，是社会道德对新闻从业人员所提出的特殊要求，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社会信誉的保证。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助于新闻工作者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和工作使命，能够更好地通过评论、报道等来引导公众，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得媒体与社会、传播者与大众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更为顺畅。
4、受众的媒介素养
在泛信息化的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普及教育对于公众十分重要。其内容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第二,了解媒介的基础知识,掌握使用媒介的技能与方法；第三,学习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第四,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不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去伪存真地辨别信息，如何有效地利用信息。自媒体的应用使得处于信息接收端的受众由幕后走到台前，打破传统，扮演起了传者角色。公众在信息的同时，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危机信息进行甄别、思考，有选择性地进行解读和传播，不断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成为理性网民。当我们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时，首先要在对媒介认识的基础上，发现信息对自己或对社会的意义。⑥
媒介素养教育重在启发受众内在主动性和自觉性，以求达到高度的自律和对媒介的有效利用，这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王宪政、雷鸣，《公共危机视域下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J].《河北学刊》，2010（4）
②李文冰，《危机信息传播的公众认知与媒介素养教育》[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5）
③陈实，《浅析突发性事件下的政府、媒体的媒介素养培养》[J].《金田》，2012（1）
④陈睿，《传媒在危机事件中化解社会风险表现——公众对2008南方雪灾传媒表现的评价研究》[J].《新闻知识》，2010（5）
⑤裴蕾，《播音员主持人语感的特殊性》[J].《现代传播》，2004（3）
⑥张芹，《从“非典”事件看媒介教育》[J].《现代传播》，2004（3）
关键词:手机媒体;大众传播;培养理论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媒介为公众营造的媒介环境如何、为公众提供多少的信息量、能起多少公众的共鸣、激起多少的民意都是制约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任何程度都有一个客观不变的媒介意义：媒介即讯息。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1］
手机媒体即是如此。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手机媒体被视作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代媒体”，实现着向大众传播领域不断渗透的媒介新功能。随着手机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手机短信的一对一发送到一对多群发；从手机与网络媒体的融合探索，到三网融合的不断深入和实现，手机媒体已经超越其通讯的基本功能具有了传播媒体的特点和传播模式。尽管，最开始的手机，仅是作为一种通讯工具走进人们的视线。
1手机媒体培养理论基础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教化分析”、“涵化分析”，其基本观点是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而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2］
社会实际是，手机媒体逐渐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逐步显示出其创设“拟态环境”的功力和强势劲头。据统计，目前全国有4亿多个手机主人一年通过拇指了4000亿条信息，单从信息发送量，我们即可看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依靠手机短信与其他社会个体、群体进行沟通。除了手机短信，手机报、各种软件客户终端的不断升级、手机网络的链接和手机自媒体的快捷实用等等，都使公众渴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得以最快、最方便的实现。公众越来越多的依靠手机的强大功能实现信息的获取、传递、信息、观点呈现、自媒体传播等传播活动，那么，公众就越来越多的依靠手机媒体来培养他们的“媒介环境”，在新媒体营造的氛围中进一步认识社会，在原有基础之上一定程度修改社会传播准则，开始在新媒体基础之上制定新的传播规则和模式。
手机媒体本身具有的媒介优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大众传播中所占有的地位。
2手机媒体对培养理论的实践意义
2.1手机短信的传播及构建功能。手机短信新闻的传播分为两种，第一类的传播类似传统媒体，主要以定制文本信息为主，比如新闻、天气预报等，有重大比赛的时候还可以定制实时战况播报。第二类传播类似交互式，新闻的传播整个过程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一种媒介要成为大众媒介，它首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是传播新闻、提供信息。手机短信的新闻传播功能是它成为新媒体的首要条件，也是它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目前手机短信的新闻传播功能还远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3］
从这个角度看手机短信也具有传播新闻的传媒功能。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小众传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最终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不小的影响。新闻传播又多了一条途径，而且是更容易实现的途径。这当然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造成不小的压了。手机传播新闻优势在于以下几方面：及时性是最大优势，它可以由手机持有者随时记录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并在第一时间传向外界公众，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中，手机传播的及时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就是手机传播的传者范围不断扩大，这也是其他传统媒体无法具备的优势。
手机通过短信功能，同样起到了培养舆论环境的重要作用。如上文所说，手机信息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在传播中展现的信息途径成为人们了解外界社会的窗口。所以，其为公众构建的舆论环境也日渐与其他媒体构建的媒介环境融合。所以，只有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之下的媒介变革及新媒体的出现，媒体的构建功能才能被发挥的更加深入，公众眼中的媒介环境才会离现实环境越来越近。
2.2其他手机客户终端的媒介构建意义。除了手机短信，手机报、手机视频、手机广播、手机杂志、手机搜索、手机定制信息功能也在构建媒介环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功能的发挥是在三网不断融合的背景前提之下，手机的客户终端不断升级并且不断和互联网接轨，其信息覆盖面不断扩大，同时也具有了网络所具备的几乎所有功能。那么，手机的媒介潜力绝对是不容小视的力量。“第五媒体”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优势和传播效能，对于媒介环境的构建产生了新的意义。
随着传媒面临的市场逐步“碎片化”，有学者指出，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三网融合”的实现程度不断深入，手机屏、电视屏、电脑屏也将渐渐实现融合。利用更广阔的平台和资源，手机媒体将迎来新的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移动全媒体的优势，以三屏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推动实现自身价值的大幅提升。［4］
参考文献
［1］《传播学教程》郭庆光148页“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传播学教程》郭庆光226页“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事件把关人新功能媒介新结构
一、新媒体事件的含义
正如对“新媒体”、“新媒介”、“新传媒”概念的争议一样，对于什么是新媒体事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众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研究新媒体事件的概念同时，他们也指明了新媒体事件的特征，正是在研究新媒体事件的特征中，才能概括新媒体事件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在界定新媒体事件时首先明确新媒体事件以网络、手机为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以新媒体事件的外延来划分，可以分为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
广义的定义认为：新媒体事件是指由网络、移动媒体等新媒体技术支撑体系下形成的为民众广泛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蒋谢尔指出，所谓新媒体事件是指由网络、移动媒体等为主的新媒体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为民众广泛关注能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蒋建国指出，新媒体事件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传播最近在社会上发生并引人注目的事情。韩敏指出，所谓新媒体事件是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开放式媒介技术为基础，通过公民新闻运动产生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事件。
中性的定义将新媒体事件界定为突发事件。周葆华指出，“新媒体事件”（newmediaevent）的概念必须追溯至“媒体事件”（mediaevent）。如果说“新媒体事件”主要指向突发事件，则“媒体事件”更多的是非突发事件——即预先计划好的事件。
狭义的定义将新媒体事件界定为突发事件中的反抗权威性事件。许鑫通过对新媒体事件和传统媒体事件的比较指出，新媒体事件是“新”媒体事件，不是“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主要指以为传播媒介，由网民传播、推动事件进程并挑战意识形态和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权威，带有争议性的社会事件。新媒体事件的“新”特征根本上体现于两点：一是事件的意义并非完全由权力阶层来定义，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二是事件的社会效果并非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更多的是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挑战。
以上有关新媒体事件的定义，从外延上递进缩小，即从热点事件突发事件挑战主流社会的突发事件。这三种定义，各有特点。广义的定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其优点是普适性强，但本文认为，这个定义太宽泛了，除了媒体形式有所区别外，新媒体事件和媒体事件很难有所区分。媒体传播的形式区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功能的差别所在。狭义的定义将新媒体事件界定为突发事件中的反抗权威性事件，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由于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各个阶层利益冲突相对比较严重，加之各个阶层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在中国发生的新媒体事件基本上都涉及公共领域，挑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获得社会的共鸣。这也与中国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精神有很大关系。这类新媒体事件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但从现实来看，这种概括太单一，以至于把现代社会大量存在的新媒体事件的其他类型排除在外。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类新媒体事件的比例会逐步降低。本文赞成中性的定义，认为这一定义既说明了新媒体事件和传统媒体事件的区别，又为新媒体事件有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新媒体事件”之“新”
第一，新的把关人。威尔伯·施拉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媒介=把关人。他说：“我们将媒体称为‘把关人’，而不是过滤器，这个词是库尔特·勒温启用的社会心理学术语。大众媒介是信息在社会流通过程中的主要把关人。”新媒体事件的平台载体从报纸、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转变为新闻网站、博客、论坛、手机、视频、搜索引擎、sns社区等，这种媒介形式的转化，使得传统媒体的“把关人”风光不再。新媒介技术门槛降低、互动性强，普通民众甚至是社会底层可以和权力精英或者明星一样成为新媒体事件的重要参与者或者赋权人。这样，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经新媒体披露和传播后，在一定条件下，会由孤事件发展为可持续的运动，在营造群体氛围的基础上影响主流社会，其传播效果得到放大。这不仅是媒体形态的变化，或是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展，也是媒体内容、话语权、主体性的变迁，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笔者以为，这是公民新闻以及“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
第二，承担新功能。在媒体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下，传统媒体监督和批评权力精英的功能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挥，媒体事件的这一功能不算突出，突出的是娱乐社会的功能——这本是媒体的原本功能之一。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思想的影响，媒体的监督或者制衡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由于传统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精英主导与策划的，其程序单一，很容易被控制。但新媒体事件的出现使得政治精英对传统媒体原本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迅速走向失灵，其底层赋权与大众书写特征使得其发展方向充满着不确定性，它打破了事件传播与舆论进展的单向性而呈现出复杂状态，事件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往往很难由事件中的单一力量所能完全决向失控，这种状况下，预警失灵也就成为事件中的常态。如果新媒体事件没有承载新的功能而仅仅是发生了传播形式和方式的变化，这种对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就会丧失其现实意义。
第三，形成媒介新结构。这里的媒介新结构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形成的新的结构状态。由于不同社会结构性差异，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其新媒体事件的表现也并不同一。在港台社会，借网络平台而生的新媒体事件常常被吸纳进主流媒介的光谱之中而逐渐“常规化”，新媒体事件由此变成传统媒体获取经济利益的有效素材；而在中国大陆，由于新媒体相对传统媒体具有“另类”色彩，所以新旧媒体之间更多体现为竞争、甚至对抗关系，而较少出现港台社会的那种吸纳特征。就事件走向而言，在港台会因传统媒体的吸纳效果而使其常规化；但在大陆，新媒体事件的前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新媒体事件或者因其发展产生体制性变革，或者则因权力结构的打击而饱受压制、无果而终。在中国，新媒体事件的频发使得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竞争性结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