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世界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3.4/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49-05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21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所呈现的多重发展趋势，不仅构成当代世界经济的总的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和前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市场变化的走势，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信息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0世纪后期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并且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信息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科技革命的先导。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例，1946年2月，诞生于美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5000次；到2007年。美国IBM公司发明的超级电子计算机――“蓝色基因，L”，其运算速度已经达到每秒280.6万亿次。而发达国家还在研制每秒上千万亿次甚至上万万亿次的电子一光子计算机。
其次，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进步的动力。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对于整个经济而言，信息产业的发展，既加重了自身的分量，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
最后，信息网络的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1982年，互联网开始出现。到1999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2.6亿户。到2007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更是达到11.7亿户，即世界人口近1/5已经融入互联网。目前，以信息网络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的素质。
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各国基于本国国情，适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社会生活信息化进程，以便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先行一步。西欧小国爱尔兰仅有几百万人口。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该国推行信息化及新经济发展战略，其人均收入很快上升到2006年的3.5万美元，30年间增长了30多倍。
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技术差距”、“数字鸿沟”愈益成为南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继续加剧的基础和突出表现。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显示，富国和穷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比起国民收入数量，相差还要悬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93％；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其人口也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0.2％。
发展中国家只有努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规划本国未来的信息化发展，力争尽早建成世界信息技术大国。
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相当迅速。互联网是在1994年进人中国的。到2000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就达到2250万。到2007年底，这个数字超过2亿。
更重要的是，中国信息化发展的路径愈加明确。本世纪初，中国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力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六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就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产业”，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十七大报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这意味着，在今后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加快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着力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信息技术应用与传统产业改造相结合。
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和进程：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自由大量结合式的流动与配置，使各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和相互依存，使各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变动越来越紧密和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内涵是经济资源跨国流动。其特点，一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自由，即弱化国家界限，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二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全面，即包括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各种资源在内；三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大量。即流动速度加快，借以流动的国际市场容量增大。四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结合，即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成一体，而非各自互不相干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各国经济相互影响。随着世界贸易增长超过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全球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1950年为5％，1990年为18％，2007年达30％。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也突破了20％。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基础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既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关系状况。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在历史上，正是由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分工才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并且通过世界市场把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联结起来，促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那时还不叫“全球化”)发展。各国经济因而越来越具有世界性。
在当代，也是由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国际分工的广度、深度才得到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的联系、交融愈益广泛和深入，经济国际化因而表现为强
势发展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可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人为造成的。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国际分工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国际化的性质，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主要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生产关系的性质。且不说最初的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就是在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参加者。尽管这些国家仅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一成，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近两成，但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对外投资额、国际信贷额，以及国际技术专利申请额等，均占世界相应总额的七成、八成、甚至九成。因此，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性质，主要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也就具有不平等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世界经济获得总体发展，并且给所有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也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但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并非是通向各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不仅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南北两极分化，甚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继续走向更大的落后：或者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内，失去经济自主性，得益不多，受害不小；或者被排除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化国家。
其实，上述危险正在变为现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经济全球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南北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随着不平衡的全球化继续发展。世界经济还将继续分化。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世界上将只有20多个富国和20来个不断缩小同富国之间差距的新兴国家。而其余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穷国，其中最穷的50个国家会更加落后。
面对全球化和两极分化的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战略选择。其一。切实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才能更广泛、更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其二，正确处理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安全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扩大开放、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必须采取适合本国实际情况、又符合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的保护手段，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市场和国家经济利益。特别是注意运用当前各国普遍通行的“技术壁垒”做法(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世界经济区域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1世纪之初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两大趋势――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在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区域化趋势。相应于这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各国要在不同层次上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全球多边经济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流动，在广阔的国际空间中合理地配置资源。有效地运用比较优势，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应，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首先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全面发展同各类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关系。事实上，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已经波及世界的各个地方。并且还要继续扩大、不断完善。而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开展国家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具备的国际体制保障。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在全球性经济框架之下，积极发展本国与他国的多边经济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区域化――发展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区域多边经济关系。
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同根共生的并存发展趋势。全球化比区域化的范围更广，区域化比全球化的一体化程度更高。经济一体化的规律在于，它的范围与内部差异成正比，与整体程度成反比。全球化由于其范围广泛，参与者众多，差异巨大，利益协调比较困难，一体化程度就不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地缘经济关系密切。相对经济差异较小，从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一体化及其相应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便蓬勃发展起来。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必须足够重视区域一体化。因为。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既是全球多边的，也应该是有区域重点的。我国参与经济区域化，既要继续参与现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种地区经济论坛性质的组织框架，也要构建新的、范围更小而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有实质性内部优惠安排的区域多边组织框架，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这种合作机制。2001年11月，几乎是在加入WTO的同时，我国提出要在10年之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我国签署协议的自由贸易区已有5个。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7个。可以预期。发展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世界经济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排斥、甚至加强多极化。
全球化增强大国的利益倾向，为多极化注入新的动因。由大国主导的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关系，不是“零和”关系。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全球共同利益，更有各自国家利益。由于相互利益寓于共同利益之中，所以全球共同利益最终要分解到、归属为、化解成各个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排斥各国的国家利益，反而加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利益分野和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近年来发生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具体体现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与斗争。在利益分配、利益争夺之中，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大国，不仅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制造的好处，而且会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加剧大国的实力消长，为多极化提供新的条件。大国之间的动态经济发展速度，从来都是不平衡的。由大国需求所支配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孕育着、放大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风险。各国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一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更容易受到国外不利因素和不测事件的冲击，造成该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下滑：或者更合理地配置本国资源、更方便地运用国际资源。推动该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现有大国之间
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已有经济实力基础的准大国乘势而上。跃升为新的大国。
总体上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化世界的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同时还有新的经济力量中心正在崛起。
(一)美欧日经济三极的发展与变化
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里，当今世界经济三极出现的一大变化就是。美国与日本发生了动态增长速度的位置互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实力呈上升态势；欧洲经济增长居中；美国经济增长最慢，经济实力呈相对衰落态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成最快，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却变成最慢。在这10年里，就年均GDP增长率而言，美国为3.5％，欧盟为2.2％，日本仅为1.3％。
美国经济为期10年的动态增速优势，使其到1999年前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然而，自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的增幅陡然下滑。2001年第一、二季度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3％和0.3％。第三季度遇到9・11事件的冲击，更是给增长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出现了1.3％的负增长。从2002年初开始。美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0.3％到2002年的2.4％，再到2003年的3.1％、2004年的4.4％，之后由高点下降为2005年的3.5％、2006年的3.4％和2007年的2.2％。与实体经济相应，美国虚拟经济――如纳斯达克股指在同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然，美国经济中的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低储蓄率，特别是次贷危机，也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预计美国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呈增幅回落的态势。
欧盟经济年均2.2％的增长率持续了10年。然而，在2001年，欧盟经济也同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一样陷入不振。2002年、2003年，欧盟经济只有1％的低增长。2004年、2005年，欧盟经济有所恢复，但欧元区经济的增长率仍未达到2％。2006年、2007年。欧元区经济发展大大加快，增长率分别达到2.8％、2.7％。预计欧盟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与过去lO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大致持平。
日本经济的不振状态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年。受到美国9・11事件和美国经济疲软、衰退的影响，2001年，日本经济陷入10年来的第4次衰退。2002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走出谷底，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6％。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年均增长分别回升到到2％、2％和2.4％；2006年、2007年。年均增长率又分别回落到2.2％和2％。日本经济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经济周期的原因和经济的影响，也有严重的内在结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日本经济在2l世纪第一个10年里，只会是中低速增长。显然，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稍慢，但后一个10年比起前一个10年，年均增长率则呈上升的态势。
(二)正在崛起的其他经济力量中心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经济三极之外。目前还有实力规模较大和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继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这几个国家也可能不用多久的时间，就会分别在多极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现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尚不具备分别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的条件。因为如此，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以上。二是要有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即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以上。这“三个5％”，是世界经济大国的经验数字。而现时的美国、欧盟、日本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可谓当今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三极。其他国家则还不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
(三)中国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各约占世界相应经济指标的3％，而人民币还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在迈进新世纪门槛之时。我国还不具备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需的“三个5％”的条件。
然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我国的生产、贸易、金融的实际水平，正在使我国愈益接近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须具备的“三个5％”的衡量标准。
从生产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逾10％。2007年，我国的GDP总量达到24万多亿人民币元，按照当年年末的汇率折算，约为3.4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逾6％。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不低于年均增长率7％的发展，到2022年，我国的GDP总量将达到6.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4500～5000美元)。这样，从国内来说，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2年比2000年翻两番；从国际来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生产总值的近10％。
从外贸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率为24％。2004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首次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2007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进一步达到2173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8％。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年均增长率10％的发展。到2022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近6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10％。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基本框架；动力机制；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D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73-02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与全面的批判，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书中的一些论点存在一定问题，也招致学术界的批判，弗兰克在这本书中构建的世界体系论，在一些理论结构上存在不科学，不严谨之处。本文拟就书中所涉及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三个方面进行评述，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根源。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
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具有以下特征：时间宽泛化，世界体系形成于5000年前，成熟于19世纪，不存在16世纪的“历史的断裂”；空间扩大化,世界体系始终是一个包括全球各地在内的整体，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模式；组织模糊化，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大致以亚洲,主要是中国为中心的模糊组织，没有明确的中心-边缘组织架构。世界经济体的定义是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通过频繁、大量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经济联系体制，而在16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偶然的、少量的奢侈品贸易，从16到18世纪，作为亚洲文明的中心--中国，其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以政治外交为目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的联系体制，且这种联系更多的限于周边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他认为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是欧洲居统治地位。如果用当时的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1］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也不认同弗兰克所提到的1400-1800年已经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以“白银资本”为纽带的成熟的世界经济体。弗兰克的论证和推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书中对于“世界贸易”的分析主要限于欧亚，对于其他地方视而不见，这是不符合世界性的，即使是欧洲，主要叙述的是西欧情况，而没有将东欧纳入研究范围。而亚洲则把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以偏概全，使其标榜的世界性大打折扣。
（二）书中仅列举了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之间贸易的绝对数值，并没有将对外贸易额在各自国民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列出来。只有列出比重，才能真正反映各国在经济方面是否存在密切的结构性的联系，而仅仅是贸易的绝对数值是无法得出紧密联系的结论。
（三）弗兰克研究世界性贸易联系，只关注“交换关系”，而忽视交换的性质和结构，而交换的性质和结构对于判断是否存在真正稳定的、结构性的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
（四）弗兰克试图把15到18世纪世界各地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经济单位强行划归到一个笼统的经济体之中，并以白银作为所谓世界货币，在流通中的表现来揭示世界处于一个经济体，他抹杀了世界各地区实际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性质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严重影响了其理论基础的科学性。
二、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问题
弗兰克引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然而在体系的运行动力问题上，他的观点出现了问题。首先，他彻底否定生产、积累、交换、分配以及文化、社会结构等一切内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了局部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外因和整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在事物变化中其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影响整体。弗兰克刻意割裂内因与外因、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片面地否定前者，突出后者，结果只能造成理论的空洞化。因此，他虽然含糊地提出应该以“基本的经济力量”解释体系的变迁，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基本的经济力量”，它如何以整体的形式作用于局部，如何导致了体系的发展演变，都没有、也无法进行明确清晰的解释。其次，弗兰克试图彻底的向“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并努力与其一切理论联系进行切割，但他在否定这一切过程中，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也一同去除，如他否定“生产关系”、“封建主义”“国际关系”等概念，而作为历史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必然体现为某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是用以分析、界定这个体系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一个给孩子洗澡的母亲，洗完后连孩子带脏水全部倒掉了。”［2］弗兰克放弃这些概念体系,等于挖去了理论的根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世界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最终必然要陷入理论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在本书中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仍然未解答好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亚洲为什么会在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走向衰落而欧洲却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弗兰克坚持，西方的兴起是“暂时地胜出”，并强调“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弗氏借助的解释工具仅仅就是“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这未免轻率。虽然弗兰克也试图从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与需求、生产成本高低和技术变革等方面来辅助说明原因，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他彻底否定马克思、韦伯等一切与“西方”相关的理论以及西方内部的对现代经济体系作出贡献的一切因素，最后仍只能回到所谓的康波理论，导致自身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问题
理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理论创新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扬弃，这有这样理论创新才有意义，由于弗兰克对相关西方理论全面否定，又无法创新，导致理论空心化，无法使人信服，他所推崇的亚洲中心论仍然是传统的学术观点，弗兰克“破”有余而“立”不足，他所谓的创新只是用一种传统理论取代另一种传统理论而已。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世界体系的阐述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反映他在历史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一）弗兰克过分强调生态、经济、技术之维，而忽视了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这是由于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的结合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所要求的资料也更庞杂，这是弗兰克本人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也是他所阐述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全球经济网。
（二）关于史料的取舍运用及史学方法论问题。《白银资本》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史料多取材于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推翻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却很少运用原始资料，诚如作者预料的那样：“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作者引用的布罗代尔的问题：“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否象自然科学那样将研究建立在已知的研究成果上？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方法、态度（历史观）、是否科学等一系列因素。
（三）《白银资本》一书对量变与质变关系原理的贯彻存在着争议。由于作者一直强调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就引发了疑问：难道500年来甚或500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就从未发生过本质上的变更？当然，弗兰克同意在这所谓“同一个”世界体系里存在着量的增长与扩展，他说在1500年前后特别是美洲的白银进入世界体系后，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便处在不断扩张之中。同时弗兰克也承认了西欧在这一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网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欧人而不是亚洲人将美洲的白银发掘出来并将之融入世界市场，是西欧而不是亚洲率先于1800年前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后出现了所谓“西方”的兴起，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此前亚洲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一直存在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以1800年为分水岭，世界体系前后是有着巨大区别的，1800年前亚洲主宰，此后欧洲唱主角。但是由于弗兰克认为“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依附”等等都属于“普洛克路忒斯式”空洞概念，同时他认为按照康波理论，世界体系的主宰在经过“欧洲”或“西方”这一曲折之后必然回到“东方”，这就有历史循环论之嫌。
可以说，《白银资本》一书的成功和失败都导源于它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其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强调全球视角。但同时为了给这个泛化的世界体系提供存在的依据,弗兰克竭力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甚至不惜剪裁、扭曲历史。这也是该书中存在大量与史实不符、逻辑混乱之处的原因。从中国中心论和中心西移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5-36.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它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跨国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的垄断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和渗透，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进行插入和干涉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的目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清楚地知道隐藏在跨国公司背后的弊端。
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当代资本主义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反过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在一定程度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美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所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引领着世界经济潮流。
(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所处的地位不同，作用不一样。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后进的、不发达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强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有利于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为资本的输出、国际分工合作以及跨国公司向全世界扩伸打造了较为便利的基础，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两级分化严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优势地位，通过把国家垄断扩大为国际垄断，从而赚取最大化利润，占据着相当大的世界财富份额。
(五)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使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矛盾国际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资产阶级最终是难以解决，甚至是没有能力解决的。
二、跨国公司的扩张战略及影响
1、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控制和掠夺
发达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采掘业、原材料加工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渗入，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开采技术以及原料的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极大掌握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控制权。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先进的高科技优势，极大地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开采和生产。
2、夺取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跨国公司为了实行扩张，侵占销售市场，大大剥削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就会尽可能的逃避关税，去别的其他国家投资办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大量进行产品加工制造生产，通过不断在外设立子公司，不断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通过各种广告促销手段和与当地厂商的合资合作，使得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比他国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3、大量并购企业
由于发达国家的矿产、能源、木材等战略性的资源总量有限，难以满足他们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通过国际并购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储备来支撑他们的经济发展。跨国公司并购的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投资利益，外资并购他国的主导企业后，凭借一些手段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获得独占市场权和定价权，通过合并实现对商品和投资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掌控材料、技术和人力资源，成功实施全球战略管理。
4、通过技术垄断，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和关键技术转移给独资公司或名下的子公司，而把成熟技术和技术转让给非不相干的合资企业或外部企业。即使是因为某些情况需要将其最先进的技术进行转移，也会让它自己公司内部牢牢控制其核心技术，通过采取母公司研制，子公司生产创造，以及采取控制技术人员流动，监控技术等手段来防止先进技术在别处迅速扩散，掌握产业核心技术的主动权。
三、跨国公司扩张的实质
从跨国公司实行的扩张战略可以看出它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扩张和经济兼并的实质。列宁在谈论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附属国的兼并时，还曾提到一种兼并，表明那种不涉及“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跨国公司对政治上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这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在跨国公司扩展的经济兼并下，已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商业殖民地”和“工业殖民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种手段方式渗入到发展中国家，侵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极大地控制和剥削，因此殖民地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经济上的殖民地性质。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经济力量的薄弱性，它们通常很难抵御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这种兼并。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政治上独立，经济上遭到跨国公司的兼并。虽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后形成的，表面上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合作共赢，但这种扩张实质上依旧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殖民扩张的，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殖民扩张的延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扩张。
四、总结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全世界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向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在发展中国家里广设跨国公司，凭借跨国公司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对他国资源、市场、技术的掌控。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打破跨国公司扩张战略下所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漫长，最终结局必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地位。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哑铃结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
作者简介：林文(1973－)，男，福建平谭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52－04收稿日期：2007－04－10
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主要指以人均收入及其对应人口与经济禀赋(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与创新能力、自然资源稀缺程度等)为基础的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项全球化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本质在于以一种有序的方式通过资源的流动与分配、机制的设计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从欠发达的状态演进到更为发达的状态――直至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但也受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
一、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业绩
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利用环境的改善促进发展，如20世纪印、70年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合理国际贸易体系的斗争，促进成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缔结关贸总协定，并在历次协定谈判中争取权益，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改善内部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FDI，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取得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即新兴工业经济体)进而向周边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促进其它发展中经济体的向上演进。拉美国家在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方面(如20世纪60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首任秘书长即为前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劳尔・普雷维什，但东亚地区取得了更为辉煌的发展业绩。这些国家的努力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展的环境，从整体上讲，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名义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19.4％上升到2001年的23.6％，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业绩主要体现在：
(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比例上升。从1960年的35.3％上升到2002年的36.5％(表1)，总体上这个变化虽然不大，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比例同期从11.4％上升到24.2％，只是中东欧、非洲及拉美的商品出口比例不同程度的下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商品出口中的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取得显著进步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鼓舞了整个发展中世界。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内部市场扩大。在出口商品构成上，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比例不断上升，矿产品和燃料的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农产品的出口比例变化不大；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上，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与中等技术的产品增长最为快速。这两方面都为可持续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地的比例在上升。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以贸易促进国内发展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发展中国家有出口能力(主要是工业生产能力)；第二，要有出口市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世界的15.4％，消费能力有限，市场容量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出路在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扩大自身对工业产品的吸纳能力，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战后60余年，发展中国家内部贸易市场日渐扩大，1960～2001年发展中国家内部相互作为出口目的地的比例由不到25％上升到40％以上，亚洲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这种潮流，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出口目的地的比例从30％上升到45％以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虽然向美国出口仍是东亚和南亚总产出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区域已形成一种内部需求形态，使该区域能够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不易受世界其余地区中存在的周期性问题和结构问题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的扩大中发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作用：2002年和2003年，它们占世界出口量增加的四分之三，进口量增加的60％。东亚和南亚国家，已成为范围广泛的各类制成品和初级商品的重要市场，它们同时也在非常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制造业。
(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业资本流动(FDI)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并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与作为出口目的地一样，无论FDI流入还是流出，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占有大部分比重，并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趋势。发展中美洲国家在吸引FDI上也具有重要分量，但在FDI输出上差强人意。非洲、中东欧及大洋洲的影响则很小。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一)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整体演进特征。战后发展中世界整体的进步及各经济体(区域)的发展差异促进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图1反映了这个过程。从单一年份结构图看，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哑铃”型，1965、1975年的这种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这主要是在此期间发达国家整体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其内部各国发展差异比较大，导致其人均GNP／GDP分布比较散，单一人均GNP／GDP人口峰值比较低，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同时发达国家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因此在1985年及以后的结构图中，发达国家部分呈现“方差”较小的“正态”分布，尤其在2003年的结构图中低收入国家呈现一个“峰”，发达国家呈现一个“峰”，整个结构的“哑铃”型特征很明显；从静态看的另一个结构特征是“哑铃”型结构的非对称性，低收入国家的庞大人口与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值的低比例相对应，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合占世界人口40％的国家都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决定了这种结构特征，正是这种结构特征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整体演进；还有一个结构特征是“哑铃”型结构的中间部分比较细而长，这反映了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弱小，这种特征在1985年的结构图中有很大改善，这主要归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的不俗业绩，但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又恶化。
从结构演进的动态特征看，整体上，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在20世纪80代以前在扩大，之后差距在缩小，有两个因素影响这个特征：第一，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支撑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取得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及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给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差距提供了机遇；第二，鉴于其庞大人口规模，中国和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飞速发展，印度经济也取得较快的增长，从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世界，实际上与不同的人均GNP对应的有两个人口峰值，中国和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态势(图2)。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均GNP一直低于印度，总体上两国的发展速度也相当(中国政治经济的动荡降低了其发展的平均速度)，因此低收入国家呈现一个整体的向上演进，其内部没有分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加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水平赶上、超过印度，并逐步拉开距离，这在1995年的结构图上得以显现，2003年的分布图上这两峰进一步拉开距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巨人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
图2五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国家的演进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1965年的结构图上，中等收入国家实际与高收入国家的低端部分连为一体，之后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拉开差距，中等收入国家内部也差异化，分布比较散，以致在1975年的结构图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分布十分扁平。1975～1985年间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使得在1985年的结构图上中等收入群体呈现比较大的规模，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前苏联及其经济体系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如果这一趋势能继续下去，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宽松的发展环境从而加快其演进进程，不幸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及继之的社会蜕变，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大倒退，以前苏联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塌陷”了，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在规模上减小了，也失去了追赶高收入国家的势头，以致在2003年的结构图上呈现的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主体部分与高收入国家的低端部分融合，而是与低收入国家的高端部分融合在一起。中等收入群体没有走得更远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其另一支主力军拉美国家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进口替代战略创造的快速增长后，在70年代逐渐陷入进口替代工业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困境，在80、90年代更是掉进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泥潭，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有心无力。
前苏联国家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塌陷”反映出一个突出问题，即以各国人均GNP或人均GDP衡量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掩盖了各国自身经济特质，如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资源状况、生产能力等，同时也掩盖了一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战后直至前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体系被人为割裂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这是一种“异质”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反映出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也是“脆弱”的。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塌陷”就是从“异质”变为“同质”的一种不成功的“代价”，而中国则是成功转型的代表。
(二)各地区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中的变化特征。前述以各国人均GNP／GDP与人口衡量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不能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总体上，过去的20多年来，拉美经济停滞，前苏联国家、中东欧及南撒哈拉非洲经济倒退，但中国、印度及其它东亚经济体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困率的下降。以占核心国家收入比来衡量，1960～1999年间南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西亚和北非的人均收入占核心国家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在下降，南亚保持基本稳定，东亚(除中国)增长迅速，中国也在增长但其基数较低(表2)。因此，中国和印度与步履蹒跚的像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及阿根廷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绝对差距在缩小，但与北美、西欧及日本的绝对差距在扩大。
三、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好发展
经过二战后60余年的发展，发展中世界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在三方面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一，占全球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在不断增长，这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占世界人口40％的低收入巨人在最近20余年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尽管基数低，中国与印度的强劲增长，将会促进世界中产阶级的崛起，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构筑坚固的资本、技术流动管道，并打破发达国家在促进发展中具有的资本、技术垄断地位。而且中印在经济上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体制上均实行市场经济，都具有创新能力与经济规模的极大潜力，中印经济的崛起会形成不会塌陷的稳固的世界经济结构的脊梁；第二，发展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异化，分为不同的发展水平，这有利于避免发展中国家像战后初期那样集中在低收入水平，陷入同种发展阶段同种战略的“竞争性陷阱”。东亚的发展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日本、“四小龙”、东盟四国、中国及其他东盟国家循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先发展起来的不断对后发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既促进自身产业不断升级，分享后发国家快速增长的收益，同时引导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东亚的发展成功证明这不失为在“哑铃”型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办法；第三，战后初期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所反映的发展本质是“虚弱”的，即这种空间结构所掩盖的是工业国家与主要以农产品与工业国家交换的、不具有工业生产能力的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欠发达国家的这种地位具有脆弱性，因为当工业国家凭借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快速发展时，欠发达国家还在为从农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而苦苦挣扎，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资金、技术与市场是制约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战后60余年，不仅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朝着有利于发展的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而且现在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所包含的是更为“强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发展中世界主体上已完成的面向世界经济的从农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在体制上，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蜕变，世界经济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冷战划分统一到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这样一国或地区发展业绩反映了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真实的”竞争力。
关键词：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渊源；流派；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在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着历史性大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理论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由于该理论形成时间短、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学界在其性质、内涵及其价值的把握上产生了分歧[1-5]。在地缘经济理论的学科价值上就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从地缘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二者并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从属于地缘政治学。此外，在理论指向上也出现了论争，且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由此造成人们对地缘经济认知的困惑甚至是混乱，并束缚了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旨在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一探其性质及内涵特征。考虑到欧美地缘经济学发展史只有二十余年，但是地缘经济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即地缘经济合作实践和相关或相近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并随着地缘经济合作于7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左右的两度兴起，为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创立作了较为充裕的时间积淀。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表1）。
2理论孕育：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
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与国家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共体的形成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使得维持了近20年、以国际政治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松动，一个更为均衡稳定的多极格局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各国将竞争目标及重点由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调整到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注重区域性协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集团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化。继经互会（СЭВ，1941）、经合组织（OECD，1961）成立后，欧共体（EuropeanCommunity）于1967年在欧洲正式诞生，并适应形势要求在广度（新成员国加入）和深度（合作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或是为经济合作组织的示范效应所吸引，或是为区域性竞争压力所迫，开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地体毗邻及邻近关系而实施的跨区域合作的第一轮高潮。集中表现于在欧、非和拉美地区，一些毗邻及邻近国家与地区竞相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实施地缘合作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6]。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试图对地缘经济合作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而其研究成果则为地缘经济理论生成提供了必要养分。
（1）国际贸易学的解释。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等，主要以企业生产成本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对专业分工与提高劳动效率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Viner、Lipsey、Williams等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等效应。在此基础上，Kindleberger研究了区域合作的投资效应，提出了投资创造（InvestmentCreation）和投资转移（InvestmentDiversion）理论。由于影响深远，关税同盟理论被视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促成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奠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学派，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对贸易进行了分析；小岛清、Helpman、Balassa等进一步考察了贸易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2）国际政治学的解释。不同流派诸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近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旨在得到关系认同与关系维护，“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不经济的”[7]。恩斯特·哈斯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之一，其围绕三个概念——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共同利益升级等分析了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区域化背后的政治因素。约瑟夫·格里科用权力变量来解释当代的区域化机制，把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部分决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先决条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尤尼·高瓦特别研究了政治-军事同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吉尔平、莱克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以稳定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高瓦还从安全的角度解释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有利于结成共生关系。
（3）地理学的解释。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没能解释清楚地缘经济合作的“区域问题”，即为什么是发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不能揭示其地理意义。而擅长于解析地缘性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由于二战以来被曲解为“一门支持法西斯侵略扩张行径的学说”，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地。除了极少量回顾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史及批判性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以地缘政治学术语作为书名的论著在西方问世。涉及到该领域，则需要借助地理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表达，甚至在术语上都不用“Geopolitics”而是用“PoliticalGeography”。从而使得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其分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成为了研究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8-9]。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天然存在某种经济联系的，这种联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美国地理学家厄尔曼以空间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表示两个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英国地理学家哈格特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主要分析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揭示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政治地理学对跨国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于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可见，此阶段对跨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虽然卷帙浩繁，却没有真正深入到“地缘”问题本质，当然难以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
3理论萌芽：地缘经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
第一轮世界性地缘经济合作，并非纯粹是为经济考量，大多出于政治结盟意愿。而各成员国间的诸多边界争端、政治冲突、族群矛盾、宗教与教派纷争等传统政治安全问题在冷战后期渐次显露，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由此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跨国合作组织要么分离，要么陷入停滞状态未能真正履行其协调职能，从而使得跨国经济合作陷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谷期。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降低，也未因此降低学界探索地缘经济现象及问题的兴趣。刚刚复苏的地缘政治学，因其擅长于地缘问题的综合研究，并格外关注新形势下世界权力结构变动的经济因素及经济影响，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
1964年，S.B.科恩就在研究中称两极体系终将瓦解，人类必将生存在一个“分裂但是更加永久的世界”。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其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转变，原属两大集团内的各成员国间利益关系分化重组，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局域性热点问题频现。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等，在已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重新掀起了世界政治及其格局与国家战略的研究热潮，从而使得地缘政治问题与其描述体系——地缘政治学理论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迅速复苏，新地缘政治学逐步形成：继S.B.科恩提出“多极世界体系”论和I.沃伦斯坦描述其“世界体系理论”之后，罗伯特·吉尔平论述了其“霸权稳定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发展了“领导长周期论”，H.A.基辛格阐述了其“五头政治”（pentarchy），Z.K.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三边论”概念（trilateralism）。
虽然新地缘政治学坚持认为，基于现实主义解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并未从根本改变。但是，就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及其地缘政治解释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的学科基础上，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论到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跃升；在理论的现实依据上，完成了从国家中心论到世界多极论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从地理决定一元论到世界发展多元论的扩展；在战略导向上，突显了从对抗到对抗与合作并举的转移；在政治安全理念上，其内涵概念得以扩大化，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可见，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新地缘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其经济性及经济内核[10]：
（1）新的权力因素的凸现，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包括经济因素在内新权力要素体系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学者们对沃勒斯坦和麦金德“中心-边缘”结构比较之后得出：“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的理论仅仅考虑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换而言之，I.沃伦斯坦是以“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模式构建世界体系的。此外，沃勒斯坦后续研究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可见，经济实力、经济手段、经济竞争政策等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及强力手段。
（2）新的世界权力结构的突显，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世界权力的分配结构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权力分配结构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世界图式、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欧亚大陆的大棋局理论及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等。这种权力分配方式逐渐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由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组成综合国力成为了权力的支点和联系纽带。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秉承“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4理论初创：欧美地缘经济学形成及流派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并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各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原本比较沉寂的亚洲和北美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区域：①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增长四角于1985年和1997年先后建成。东南亚的东盟内部则建立了“南部三角区”、“东部成长四角经济合作区”、“北三角”经济合作区、“大马增长三角区”、“中部成长三角”等。中亚的中亚经济联盟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西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建立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②北美建成了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继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其成果尤为显著[11]。正是现代地缘经济合作第二轮高峰迭起之际，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
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专门研究的是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其于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并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2-13]。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1）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的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研究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economic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方面的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14-15]。
（2）意大利学派。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F·B·罗查等人[16]。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3）俄罗斯学派。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化空间和两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Э·Г·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17]。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5简要评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内涵特征
综上可知，欧美地缘经济学不仅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理论源流。在其理论生长轨迹中，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三大学科理论起到了特殊的催生、孵化与支撑作用（图1）。其中，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或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组织形式。此外，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理论与其相关及相近理论间还存在彼此交错、相互借鉴、互为引证甚或矛盾、抗诘的复杂关系。以上种种，导致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呈现出一派活跃异常、学派林立的局面，却难以掩饰其理论尚不成熟、更缺乏严密规范体系的事实。整体而言，欧美地缘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1）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后，尽管还存在政治与安全威胁，甚至在国际热点地区频频爆发军事冲突。但是，更多的威胁来自于贫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失衡、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谋求在竞争中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换而言之，地缘经济不仅不排斥对经济共同利益的追求，还在更广阔领域要求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而且，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从争端的起因、实质到对抗的手段，都严格地限于经济范畴。对于处在和平的世界事务中心区域的国家而言，军事威胁与军事结盟的重要性不断衰退，经济的重要性不再受抑制，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并成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以爱德华·卢特沃克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上，并不认为二者能够相互作用，而是将地缘经济看成是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或补充，且倾向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2）以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为研究基点。经济利益从来都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在新地缘政治时期更是被视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要参量。不过，直至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及其集团的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才真正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轴与世界竞争的目标。为此，欧美地缘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一方面，地缘经济仍然把国家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还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强调这种竞争与对立关系，关键取决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通过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方面的竞争手段，谋求超额利润并占据世界经济核心地位，进而使得小国和弱国成为其边沿与，形成深层次依附。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对经济合作给予特别关注。以美国为例，其正在构筑的以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今后可能的美洲贸易区为内核、以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和环大西洋自贸区（TTIP）为其东西两翼的地缘经济战略，几近将全球大多数重要国家和地区纳为合作对象。这表明，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
（3）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地缘政治盛行时代，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总是假定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目标完全一致，而在地缘经济时代，这种假定则失去了其共同基础，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取向、市场区位差异极大[18]。经济全球化情境下，一个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极可能延伸至十多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自然突破政治结盟的战略框架，形成复杂交叉的利益共同体。故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利益关系的层级性与复杂性，在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非政府组织、消费群体、生产部门及业界的利益与需求。罗伯特·帕特南在1988年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论及具体策略：其一，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之下，由跨国公司进行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为渗透市场进行投资，进而借助大量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二，由政府实施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进口设置规定性或隐蔽的障碍，推进技术开发计划等。
（4）不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并基于此形成的两极对峙格局已经被打破。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相互间的依存程度，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甚至发展潜力，成为了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据。新兴大国经济板块的交替发展，必将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随之调适。据此，美国莱斯特·瑟洛认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与重组，正逐步发展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即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北美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经济区[20]。德国的海纳·穆勒·莫巴齐提出了地缘经济学中的“三角模式”：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区域在价值体系、、语言、凝聚力等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主宰着今天乃至未来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并非完全一致，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且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地缘经济学家的预判，新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必将为世界经济版图改写注入了新力量。
6结论与展望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生成，是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及科学研究实践的结果。1960年代后期以来，地缘经济合作经历了高涨-低谷-高涨的发展轨迹，从正反两方面为地缘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背景与经验。在地域空间上，随着地缘经济合作先后继起与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转移，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也转移至北美主要是美国，初步完成了理论创建，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此外在乌克兰、土耳其、德国、英国等国也有不同程度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与地缘经济合作潮流已现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势头，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其理论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有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形成创新性地缘经济理论。
作为一门新生的、活跃的交叉学科，欧美地缘经济学有其深刻复杂的理论渊源与分支流派。经济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及其分支，先后将地缘经济纳入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为地缘经济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准备，并被吸收为地缘经济理论体系的相关或相近理论；而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其极强的理论张力，形成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流派。这些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地缘经济研究泛化，难以形成支撑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不过，由宽泛、分散、庞博走向集中、完整、严谨，是新时期交叉学科理论创建的必由之路与一般规律。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处于理论初创后发展的十字路口，亟需科学界定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独特学科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家发挥了学科优长，从“地缘”问题本源出发，结合世界性跨国合作趋势与自身的地缘经济实践经验，提出了地缘经济研究范式，已初步建立理论框架[21]。
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伦理价值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表明，地缘经济学已初步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地缘政治与经济本身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欧美学者们在创建地缘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包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合理成分，更是直接借鉴、参照、沿袭甚至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此，致使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难免受到缘政治学的多重复杂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美地缘经济学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的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想，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必将为地缘经济时代应有的开放、合作、共赢与发展等新思维、新理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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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TheoryOriginand
DevelopmentVeinofGeo-EconomicsAbroad
LIZheng1，2，CHENCai2，XIONGLi-ran1
（1.SchoolofEconomyandManagement，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650092，China；
2.SchoolofGeographySciences，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关键词：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它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跨国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的垄断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和渗透，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进行插入和干涉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的目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清楚地知道隐藏在跨国公司背后的弊端。
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当代资本主义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反过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在一定程度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美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所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引领着世界经济潮流。
（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所处的地位不同，作用不一样。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后进的、不发达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强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有利于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为资本的输出、国际分工合作以及跨国公司向全世界扩伸打造了较为便利的基础，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两级分化严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优势地位，通过把国家垄断扩大为国际垄断，从而赚取最大化利润，占据着相当大的世界财富份额。
（五）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使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矛盾国际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资产阶级最终是难以解决，甚至是没有能力解决的。
二、跨国公司的扩张战略及影响
1、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控制和掠夺
发达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采掘业、原材料加工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渗入，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开采技术以及原料的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极大掌握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控制权。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先进的高科技优势，极大地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开采和生产。
2、夺取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跨国公司为了实行扩张，侵占销售市场，大大剥削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就会尽可能的逃避关税，去别的其他国家投资办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大量进行产品加工制造生产，通过不断在外设立子公司，不断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通过各种广告促销手段和与当地厂商的合资合作，使得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比他国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3、大量并购企业
由于发达国家的矿产、能源、木材等战略性的资源总量有限，难以满足他们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通过国际并购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储备来支撑他们的经济发展。跨国公司并购的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投资利益，外资并购他国的主导企业后，凭借一些手段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获得独占市场权和定价权，通过合并实现对商品和投资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掌控材料、技术和人力资源，成功实施全球战略管理。
4、通过技术垄断，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和关键技术转移给独资公司或名下的子公司，而把成熟技术和技术转让给非不相干的合资企业或外部企业。即使是因为某些情况需要将其最先进的技术进行转移，也会让它自己公司内部牢牢控制其核心技术，通过采取母公司研制，子公司生产创造，以及采取控制技术人员流动，监控技术等手段来防止先进技术在别处迅速扩散，掌握产业核心技术的主动权。
三、跨国公司扩张的实质
从跨国公司实行的扩张战略可以看出它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扩张和经济兼并的实质。列宁在谈论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附属国的兼并时，还曾提到一种兼并，表明那种不涉及“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跨国公司对政治上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这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在跨国公司扩展的经济兼并下，已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商业殖民地”和“工业殖民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种手段方式渗入到发展中国家，侵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极大地控制和剥削，因此殖民地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经济上的殖民地性质。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经济力量的薄弱性，它们通常很难抵御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这种兼并。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政治上独立，经济上遭到跨国公司的兼并。虽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后形成的，表面上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合作共赢，但这种扩张实质上依旧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殖民扩张的，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殖民扩张的延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扩张。
四、总结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全世界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向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在发展中国家里广设跨国公司，凭借跨国公司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对他国资源、市场、技术的掌控。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打破跨国公司扩张战略下所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漫长，最终结局必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地位。（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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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界关于《白银资本》的整体研究状况
《白银资本》[1]的发表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更震惊了中国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层面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讨论文章有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我读〈白银资本〉》（/older/dp/dp55.htm）；《再谈如何看待〈白银资本〉》（.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6.htm）；刘禾《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琼岛整理《贡德·弗兰克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思再整理《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程群《〈白银资本〉：问题与挑战》（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一部严肃而有益的世界经济史著作》（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罗翠芳《改变历史的固定思维——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光磊《重归东方：弗兰克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读书》2001年第2期）；江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侯旭东《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陈平：《历史佯谬、理论猜测和定量方法——从“李约瑟问题”和〈白银资本〉谈起》（/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6）；周立红《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孙捷《白银资本与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评〈白银资本〉》（《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赵凌雲《历史视角的反转：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世界经济体系史观”》（《中华儿女(海外版)》2002年第9期）；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安然《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自我否定——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姜锡东《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传利《中国在1500年至1800年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吗?——〈白银资本〉读后》（《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何爱国《亚洲的路灯，还是欧洲的路灯？——试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论战》（盛邦和、井上聪主编：《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黄一映《“世界——体系”，还是“世界体系”?——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三只眼睛看“李约瑟难题”——评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王钱国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版）；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赵凌云《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长江日报·求知》2004年4月30日）；王毅《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由“权力经济”的死结看〈白银资本〉对中国社会臆释之误》（.cn/page/china/wenhua/shidai/0822abax04.htm）；《欧洲站在谁的肩上崛起》（/stock/pages5/bigthree160600.html）；《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99）等。
学术界对《白银资本》的评价见仁见智，以下我从基本缺陷和合理内核两个方面来整理学术界的的基本观点。
二、从基本缺陷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主要从《白银资本》对东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方面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开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高度决定论的说明，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作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难以确定的，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尤其如此。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2]
弗雷德·斯皮尔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欧洲发展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弗兰克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有几点是有争议的。其一，弗兰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概念漏洞颇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弗兰克强调公元1500年以来的单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体系在任何地方的后果都一样。例如，尽管都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但1999年秘鲁的经济陷入停滞，而荷兰的经济仍在发展。我认为经济上的宏观体系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其二，弗兰克不愿意承认公元1800年以前欧洲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人摧毁了美洲的全部帝国，征服了整个美洲，同时俄罗斯帝国也扩张到中亚。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据点。这些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干的。此外，欧洲科技确实有了新的实质进步。我认为，弗兰克过大地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其三，弗兰克依赖其他学者的著作，缺乏对艰苦的历史学技艺的亲身体验，这可能是弗兰克弱点产生的主要原因。[3]
王家范从经验事实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批评。其一，王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己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推翻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其二，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4]
陈燕谷认为，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16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16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5]
刘北成认为，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6]
秦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对弗兰克的“贸易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理论硬伤”）和“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理论困境”）作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本典型的刺猬（指思想家）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本书是缺乏说服力的。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这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这种前提取决于给定的制度背景。弗兰克的这本书没有考虑这一点。照我看，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弗兰克写作此书，不是出于考据的爱好而是出于历史观的冲动。他的历史观之最大特点，姑且归纳为“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它一方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弗兰克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想解释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7]
刘志伟严厉质疑《白银资本》的“白银效应”理论。他认为，《白银资本》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8]
徐友渔对《白银资本》的史料缺陷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9]
何维保对弗兰克的长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三个方面展开批评。其一，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其二，弗兰克以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其三，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10]
李根蟠对《白银资本》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11]
江华对《白银资本》的极端反“欧洲中心论”、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严重缺陷、没有慎重使用康德拉捷夫长波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弗兰克将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次，弗兰克以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50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总之，《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12]
三、从合理内核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从《白银资本》提供的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方面对它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意识到商业的成长，他们却依然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迎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彼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作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作出一个论证。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1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伯特·伯格森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波梅兰茨（彭慕兰）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哈班斯·穆克希亚在《印度快报》撰文认为，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克·古迪认为，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马克·塞尔登认为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在《政治家》评论道，《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14]
李伯重从西方学术走向和创新思维的角度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15]
陈燕谷主要从历史的联系性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对《白银资本》作了认可。他认为，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16]
刘北成从《白银资本》的“三个支柱”对弗兰克“重构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和“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17]
樊树志主要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亚洲（中国）停滞论”的角度作了认同。他认为，在弗兰克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如此，弗兰克还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创造性地指出，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不论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18]
叶坦从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角度予以肯定，他认为，无论此书为其庞大架构而在史料的运用（基本为二手材料，且大抵未用中国学者的成果）乃至论点上有多么“千疮百孔”，但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史问题，以一种“全球视野”关照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综括近年来西方学者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众多成果，试图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连根有错；甚至在人们“习惯的”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方面，给出了探讨新的可能的路径，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以往许多似成“定论”，如此等等，都需要读一读此书，即所谓“你可以褒可以贬，却不能绕过”。如果说“破”还容易的话，“立”更要难得多，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或哪个，但拿出一套新的、有说服力的东西却太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银资本》作出了尝试，有可能提示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也应注意，作者虽属西方非主流学者且多有新论，但实际上并未能改变西方学者的习惯思维或话语方式，且关键章节如“西方为什么能够胜出”等并不能充分而有力，而且这样的薄弱应看作是结构性而非技术性的。此书或还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理路，即改变研究的“正确”结论只有一种的“习惯”。同一具体历史事件，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或相同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而置具体史事于其所处之整体世界格局和自身发展的时序脉路，从而作从“树”到“林”再反观“树”的研究，以达“宏微相济”（并非作者已做到，他的大架构和许多论点能引起人们争论，价值可能也在此）。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学识、功力（不讲勤怠）以及学科局限，使得“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的要求可能永难做好，却也不能不做。[19]
叶书宗主要从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缘于作者在反诘欧洲中心论时，提出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我并不赞同《白银资本》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但是阅读此书也同样被震动，因为它敲碎我单一的思维定势，启发我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20]
刘禾从视野、理论、方法、史料方面对《白银资本》做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白银资本》一书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失当来评判。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21]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22]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白银资本》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键不在第一手文献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的研究，且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九十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23]
汪晖联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宋朝资本主义”理论从发掘“亚洲现代性”的角度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评论。他说，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论述：“亚洲自己早就有一个自己的近代”，他提出的假说叫“宋朝资本主义”，认为在十世纪北宋建立的时候，以中国为中心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早于欧洲。同样，朝鲜的十四世纪，日本的十七世纪，基本上构成了亚洲的近代叙述。自所以说十世纪是亚洲的近代，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从唐末开始，贵族制度开始瓦解，第二个理由是，唐之后五代十国的冲突中，这些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所以宋朝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的民族国家或者准民族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他认为成熟的郡县制国家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他把理学看成是民族主义学说。第三，他强调运河在贸易和连接内地和海洋中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海发现的古船也证实了那时的海上贸易是非常发达的。显然，他关于宋朝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欧洲的。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些特征都没有消失。他有一个逻辑结论：“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他的观点在弗兰克的最新著作《白银资本》中获得了回响。但是实证研究到底能不能解说近代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24]陈晓明同样从发掘现代性起源的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他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对现代性起源于东方提出大胆推论。随后还有波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对西方文明的源头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源头克里特岛的米洛斯文明，受古代非洲、亚洲文明的影响相当严重。既然其文明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至少它就不能看作单纯的西方文明。由此也可以推论后来的现代性起源之内在动力，也未必是单纯西方文明的功劳。[25]
卫斯主要从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野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却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26]
何维保主要从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质疑、对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的质疑诸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第二，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弗兰克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第三，弗兰克还认为，“原始资本主义”、“原工业化”、“半封建主义”及“原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术语缺乏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州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弗兰克认为当前世界史领域流行的一套学术范畴实际是带有很强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它歪曲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它必须被抛弃，而用一套新的学术范畴和分析架构取而代之。弗兰克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27]
江华主要从世界历史重构、反“欧洲中心论”等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无论如何，《白银资本》也算得上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一部力作。《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白银资本》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其次，《白银资本》对走出欧洲中心史观又迈出一大步。再次，《白银资本》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28]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全球学”，或者说“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总体史观”，尤其是指“世界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考的结合、模型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得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结论（在1400——1800年东亚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社会科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等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一定的肯定；而对其中的五千年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纯经济分析方法（缺乏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极端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坚决否认所谓“欧洲特殊性”）、史料的运用（以二手文献为主）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与其把《白银资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倒不如把它看作经济发展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因此，《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将会随着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深入探讨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1]关于《白银资本》，有关的书评可参考《读书》、《中国青年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一些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较集中的讨论，学术期刊如《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月刊》等；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等。
[2]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思再：《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原文参考英刊《国际社会史评论》总第45卷第2期（2000年8月号）。
[4]参考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该文对《白银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也极为深刻的剖析。作者是从历史事实与理论思辩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
[5]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7]参考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
/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8]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
[9]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
[10]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11]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
[12]江华：《〈白银资木——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3]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4]参考《书评摘要》，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5]转引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6]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7]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8]参考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
[19]叶坦：《关于〈白银资本〉》，参考/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20]参考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
[21]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
[22]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或见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3]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4]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该文是2001年12月28日汪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07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由高飞整理成文。
[25]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
[26]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
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所生产的产品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产业和生产力标准都要按照世界水准来发展。且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贡献最直接、服务最贴近的教育类型。因此，职业教育也必须具有世界水准，否则，我省的职业教育教学就无法与日益迈向国际化的产业和企业对接，就培养不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合格技能型人才。目前，我省在构建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过程中已迈出了扎实的步伐，职业教育发展的美好前景值得期待。
借鉴国际先进职教经验，推进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国际先进经验是我省建设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案例，广东要立足区域经济，放眼国际，坚持在全球的视角上观察经济社会的运行以及教育的改革创新，充分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经验或者教训，这样既能少走弯路，也能提高广东特色职业教育的世界水准。德国职业教育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德国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以及应用技术大学、双元制大学培养高端技术人才的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省职业院校积极与德国行业协会、企业和职业学校合作，在引进职业教育理念、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模式、教学资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在这个日益开放的世界里，广东亟需加强与教育强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去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德国，并在粤德高层互访中指出：“广东要与德国加强‘双向交流’，学习其职业教育制度规程，并邀请德国有关专家到广东指导完善职业教育机制运行。”其后，书记又在广东赴德职业教育考察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此举有利于促进粤德双方在人员交流互访、制度设计、师资培训、标准建立等方面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共同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有助于我省构建世界水准的现代职教体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A.超级大国铁幕下的世界政治角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战后，形成了以美、苏均势为基础维持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系，并由此形成了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联合国的成立，实现了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成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与此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关贸总协定成立，美国由此奠定了在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
美、苏在二战中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由于两国在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上的根本性：中突，引起了双方的“冷战”。“冷战”导致德国的分裂、欧洲的分裂以及朝鲜的分裂和战争，造成了战后初期世界动荡不安，影响着战后历史的发展进程。
战后初期，英、法、德、意、日等昔日的世界强国由于实力的衰退，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受制于美国，被纳入美国冷战的战略轨道，与美国组成帝国主义阵营。东欧、亚洲出现的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则与苏联结成社会主义阵营，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战后，欧亚诞生的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世界大国，苏联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和瓦解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其他兄弟国家推行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政策，它使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走向对抗，直至分道扬镳。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趋向在独立、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演化成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随着西欧走向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美国同西欧、日本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西欧、日本在经济上日益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政治上要力图摆脱美国的摆布和控制，要求以平等的伙伴关系来替代过去的主从关系。美国虽然仍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面临来自西欧、日本的有力挑战，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向它们随意发号施令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迅速衰落。三是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和第三世界兴起。在战后反殖反帝反霸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大批新兴民族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走向相互支持、相互联合和共同发展，在世界上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这些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其大部分国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它们积极参与国际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国控制联合国、控制国际政治事务的局面。这三大变化推动了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推动了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转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苏关系出现了大转变，“里根主义”强化了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则标志着苏联因不堪军备竞赛重负，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主动放弃了与美国的对抗。战后世界的两极格局体制由此发生动摇，
随着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中的一极消失．雅尔塔体制遂告终结，而德国的统一也宣告了欧洲对抗和分裂时代的结束，宣告了冷战的结束。在世界历史的剧变中，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正在显现。
进入世纪之交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地区；中突和局部战争依然不断，威胁全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还在增加，如何有效地避免战争，持久地维护和平，仍然是人类最关心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B.两条经济道路的浮沉
二战结束后，美国实现了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平稳转轨，确立起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西欧、日本经历了战后初期的重建和调整，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50―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较快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分不开，也与各国实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密切相关。这些经济改革包括：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制定改良主义的社会立法，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等等。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欧、日本重新焕发生机，独立意识日渐增强，开始重返世界强国之列。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政策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西方各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发展后，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诱发下，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随后陷入经济的“滞胀”之中，引起经济衰退，并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抬头，美、英等国保守派上台，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采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实施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主张。8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克服了经济的“滞胀”和衰退，经济出现回升，政局也趋于稳定。与此同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并向政治大国迈进。在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保持增长，欧洲的一体化步伐加速，欧洲联盟的诞生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确立了以高度集枳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曾为推进苏联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但在战后全球经济发展加速的条件下，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障碍。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了改革苏联模式的进程，东欧各国也不约而同地迈出了体制改革的步伐。苏联与东欧的改革在不同的层面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却终因未触及或革除旧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而陷于停滞或者失败。但是，这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一场革命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自我完善。80年代中后期，苏联、东欧的改革进入新阶段，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和内外矛盾的进发，导致国家制度的剧变。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南斯拉夫等原联盟国家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进入90年代后，俄罗斯和东欧诸国继续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社会体制转型，这些国家在各自的基础上正以不同的速度构建着适应全球现代化进程和当代历史条件的新体制。
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事业向世人昭示：苏联、东欧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并没有走到尽头，社会主义可以凭借自身切实有效的改革与发展从而焕发出强盛的生命力。
C.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崎岖的前进道路
战后，亚非拉以民族独立为政治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40年代末，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菲律宾等一大批亚洲国家走向独立。50年代，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7整个非洲大陆。17个非洲国家在1960年宣告独立，这一年被作为“非洲年”而载入史册。到70年代中期，亚非拉民族独立的洪流终于彻底摧毁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国家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大大推进了全球现代化进程。在以“非殖民化”为历史使命的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百余个新兴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上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兴的民族国家体系，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改换手段，向亚非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依靠经济、技术和军事的优势，继续保持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新殖民主义的阴影仍在世界上游荡。
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些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为如何推动社会转型、发展民族经济、提升发展层次提供了经验和数训。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精除殖民主义影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摆脱了贫困和落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亚洲经济增长较快，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在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融入世界市场方面比较突出。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取得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80年代却陷入经济困境之中，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走出困境，再现发展势头。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大陆，人口和债务、内乱及贫困问题严重制约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众多的发展难题，它们是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努力探索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斗争。
D．科学技术的狂飘突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发生的每一次突破即科技革命都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并直接影响到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并延续到战后。战后技术革命得以产生并发展的首要前提，在于科学理论在20世纪获得了重大突破，同时有赖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巨大推动。这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从二战后期到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电子、能源、空间等基本技术领域均发生了重大变革。70年代中期以后，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新能潭、空间利用等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成为这场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并引发了当代技术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第三次技术革命无论是在规模、影响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技术革命，它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引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物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并且还在继续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E.语言化、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深刻变化
当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科技进步使人们视野的广度和思维的深度超过前人。人类向科学和人文精神提出的新的挑战，加快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变迁速度。当代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潮、艺术流派派别林立，其流派之众、大师之多史无前例，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思想家各领十数年或数千年，其具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使当代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和空前繁荣的景象。在世界各国日益密切和频繁的思想和文化交流中，人类思想文化的封闭时代结束，多元化的全球思想文化正在形成。
战后世界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是人类的交往空前频繁，交往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人类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二是人类在利用最新的技术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三是人类生活的封闭性被彻底摧毁，人类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面貌在技术革命和传媒革命的影响下，不断革新和加速融合，人类生活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趋同化。
「关键词中国崛起/轨迹/基本条件/绿色发展
1.中国崛起：从梦想到现实
中国崛起是历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梦想，即中国梦。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的前两个设想。这一设想就是旨在现代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们认为，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不易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中国崛起首先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崛起或继续崛起？二是能否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以新的发展模式崛起？讨论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是每个国家都期望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如愿实现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与自身的综合国力高度一致的。国力强大，就会享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相反，国力衰微，就会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甚至落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最近二百年中的历史发展轨迹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没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谈不上崛起，更谈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敦实崛起的国内基础。
2.中国崛起的轨迹与效应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纵观全球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段，几乎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些后进经济体能够通过恰当的贸易与投资战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本国产业分工的升级和深化，全面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出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的赶超，成为全球市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经济体。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中国实现真正的经济追赶的过程。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经历并将经历不同的四大发展时期：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2年）与经济强国期（2022～2050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全球贸易的主导者。在经济大国的衰落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与全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显著逆转。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开始了经济追赶过程。从对世界经济参与的程度来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1950～197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有所成效的经济追赶的“计划经济实验”，当时脱离了以分工与贸易为基础的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第二阶段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追赶（1978年至今），这是一个引入新的历史转型阶段，存在明显不平衡性而又充满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追赶期与大国复兴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显著变化将呈现“∪”字型曲线轨迹变动。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追赶与竞争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工业化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先后出现了4次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美国是第一个成功追赶的典范。美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花了43年的时间追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成功追赶的典范。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崛起，人均GDP花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亚洲“四小龙”是第三个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的时间追赶上西欧国家。中国将是第四个成功追赶的范例。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发展差距，1978～1995年西欧12个国家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5%，GDP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西欧12个国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西欧12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为1995年的19.0%.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如果从1750年算起的话，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中国不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最新研究，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90%，1950年已经降至21%，到2001年又上升为59%；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相对差距，1820年为2倍，1950年扩大为22倍，2001年又缩小为8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1820年为33%，1950年降至为5%，2001年上升为12%（见表1）（注：AngnsMaddison，"MensuringandInterpretingWorldEconomicPerformance：1500-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4-9-28.）。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范例，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高于前三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2004，TheWorldEconomy：HistoricalStatistics，OECD.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全面发挥将有效实现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趋同”，从而改变1820～1950年期间长期趋异的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符合国家生命周期（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久性的强国，也没有永久性的弱国。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大体可以经历五个时期：经济发展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经济发展迅速期或迅速成长期；经济发展强盛期或鼎盛期；相对发展缓慢期；国力衰落期。），也符合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应战”模式，如果我们能够对现代化挑战做出积极主动的应战，中国将继续走向强盛。21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国内条件基本具备、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基础上，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充分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则实现速度快、效益好的跨越式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3.中国崛起的基本条件
通过考察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2022年是中国现代经济高增长或经济起飞阶段，将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储蓄率、积累率保持较高增长成为经济增长基本动力。从2022年后中国可以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我们认为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自然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由于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国选择新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欧美式的高资源消费、高污染排放（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消费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这一非传统现代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这包括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起飞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从资本存量和资本来源看，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利用外资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和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二，从工业基础看，中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三，从社会基础设施看，中国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城市公用事业有了相当的改观；第四，从国内市场条件看，市场巨大无疑是中国的重要优势；第五，从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飞不同于其他国家，它将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起飞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244-247）。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先进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承载世界人口1/5的大国规模，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相对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进国的速度，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带来变化，而且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速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生产力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从改革前的极端闭关自守发展到赶上世界大国标准的水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体现出开放的重大效应；同时，中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纪末的3/4，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注：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42-249.）。
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见表2），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战略构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战略构想；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步构想”，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加速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应吸取新的原则和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主题（见表2）。根据我们对大国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具体地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表2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
资料来源：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第263页。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按实际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为2000年的12.5%.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左右，将建成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汽车等少量工业产品之外）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75年的3.4%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21.5%，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为17.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980年的4.4%上升为2000年的18.2%，已经超过美国（为16.2%）。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2003年外贸额超过8500亿美元，2003年中国出口额4382亿美元，接近于美国1992年的出口额（4480亿美元），而1978年中国出口额为97.5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期的出口额（1950～1955年为90亿～110亿美元）。到2022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贸易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0%以上。
中国已经是世界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其总人力资本（指15岁到64岁人口与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在过去20年翻了一番，是建国初期的近20倍。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0年的24.0%.中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口几乎增长了近10倍。
中国面临最大的发展难题就是为占世界总劳动力1/4的各类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中国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总数大得多（将近2倍左右）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后，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物经济体和制造业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尤其是对土地、水资源、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品的需求压力尤为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每日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费和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节约利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中国需要选择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应该是：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避免在经济财富和知识资源的贫富两极分化；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4.现代中国崛起的六大目标及发展模式
鉴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不同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的苏联模式和追求高消耗、高消费、高增长的美国模式均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追求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贡献，实现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选择。
纵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总结而言，这一传统的发展模式遵循着效率优先、增长优先、竞争优先和物质生产优先的原则，具体地说：追求资本生产率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简单地认为GDP的增长就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人类福利而不考虑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的损失；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产品更多、竞争优势更大，但同时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人类关怀；强调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浪费，忽视服务和使用价值。其结果必然是，忽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潜在成本。然而，某些环境破坏具有不可逆转性，即使可以逆转，它对于人类的福利仍然是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环境破坏直接摧毁了他们的生存基础。
对比中国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而且有着中国自胶的独特理由。具体地说：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只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注：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149-158.）。
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注：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149-158.）。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代表着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也代表着我们对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代表着我们对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这是中国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国际关系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是中国摆脱人口、资源、环境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非传统发展模式，它以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为核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将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模式与新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相辅相成的，绿色发展应被视为新一展战略的核心，我们称之为“中国之路”。
走绿色发展之路，则中国将会为全球发展做出巨大的绿色贡献。中国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国内社会将更加趋于公平，国家更加强调科技发展，个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从而更加有效地减少生态赤字，消除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以绿色发展道路追求和平崛起，最终实现绿色的和平。
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的、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的益处的政策”。换言之，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为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绿色发展需要使用绿色GDP核算发展成绩。所谓绿色GDP是区别于名义GDP，它是指在名义GDP中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消耗之后的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实行绿色GDP是实行绿色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它意味着从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的名义GDP核算单位转向扣除自然与环境成本的绿色GDP.绿色发展的目标是：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数（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与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上升，贫困人口减少，水的使用量有所下降，用水的效率明显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减少，水的污染有所控制，空气污染有所控制，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森林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扩大，草原有所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治理，从而为中国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基础之上，2022年中国非传统发展模式的基本目标设定为“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具体地说：第一是经济增长目标。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5左右，贸易额占世界总额比重10%左右（2003年已超过5%）。
第二是综合国力目标。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与美国的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缩小在两倍以内，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
第三是富民目标。由目前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由目前的中上发展水平进入到较高发展水平。
第四是国家安全目标。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和战略技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第五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目标。由目前的排位世界30～40之间进入到世界前列（前10位）。
第六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022年人口增长进入零增长阶段，森林覆盖率达到23.4%.加强防御各种灾害的安全网建设，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紧急救援体系。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注：参看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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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本质正是反对依附的。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