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改革开放；内涵；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期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如党的十报告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把握这一基本要求，调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提出与形成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这一决策的提出，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党从“”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反复强调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确提出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邓小平指出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就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经常保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状况，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1978年，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序幕的拉开。1982年，党十二大确定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二、改革开放理论的内涵
坚持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我们的改革开放，即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既联系又区别，它们有各自特殊的内涵。
（一）改革的思想
改革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来打破过去传统封闭状态，主要是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经济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理论主张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为我国把经济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我国生产力更快地发展。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必须全面改革。过去旧的那一套体制，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二）开放的思想
邓小平坚持对外开放，他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提议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城市，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中国经济要迅速发展，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格局中的三个关键环节，须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三、改革开放理论的特点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开放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改革开放理论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全面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农村改革开放和城市改革开放相结合，城市从来就是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不进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无法取得最后成功的。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相结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其次，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实践性。改革开放是一种实验。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正因为是试验，所以要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他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是靠实践，改革开放从实践中提出来，又经过实践的检验。
再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强调：改革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四、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理论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根本途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理论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生，这对加快经济发展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改革开放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是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改革。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理论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指引了方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抒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8，（06）.
[2]高雪莲.在新的起点上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J].学理论.2009，（05）.
【论文摘要】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总结改革开放的成绩，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胆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把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改革开放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如今重读《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我们会发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阐释。从正面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做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当代中国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等不同角度做了论述：其一，回顾历史，“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其二，面向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关于改革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来看改革的地位和意义，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三)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这次革命的特点在于：其一，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其二，这种革命不再采取阶级对抗的形式。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其三，这种革命是为了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其四，这种革命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亿万人民的实践自觉进行的。
(四)关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对改革目标设计给予了高度重视。改革伊始，他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做了高度概括，即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内涵越来越清晰。l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富强、民主、文明”就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关于改革的任务，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他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内容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和环节，是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而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国家开放。中国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六)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原则
为保证改革的航向，邓小平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原则。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说：“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他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改革。“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三，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多次强调，搞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要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坚决排除这些干扰。其四，必须始终保持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他曾反复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搞不成”。
(七)关于改革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曾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以上这些思想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不可逆性、改革地位的重要性、改革目标的科学性、改革方向的明确性、改革内容的全面性、改革原则的坚定性、改革实践的创新性、改革方法的灵活性和改革过程的长期性。这些思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个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思想。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着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
(一)基本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二是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加快发展。三是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趋向成熟，国家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机制初步形成。四是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五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体系向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转变。六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取得显着进展，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二)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从1978～2007年，我国GDP从3645．2亿元增长到24．7万亿元，年均增长速超过9％，增长了l3．86倍；财政收入从l132亿元增长到5万多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15282亿美元。目前，我国GDP位列世界前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3位，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国家外储备居世界第l位。
(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着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例如，邓小平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
(四)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也取得巨大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加强宏观管理、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推进集团建设和对外开放等方面，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科学知识生产数量增长迅速，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教育事业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总量提高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性因素。
(五)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改革开放3O年，是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l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58．6亿元增长到8．9亿元；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初期61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26．1平方米和30．7平方米。
综上所述，30年的辉煌成就雄辩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之路。任何时候，反对改革、阻碍改革的做法是错误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那种主张按新自由主义方式对中国进行改革是绝对错误的。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同样是死路一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全面推进；必须把握改革步骤的渐进性。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逐渐推进的战略、策略。实践证明，这种渐进性改革能较好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利益，避免出现大的利益对抗，使旧体制逐步地、平稳地向新体制过渡；必须坚持改革原则的坚定性，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过程的长期性，改革开放才能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三、以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30年的改革实践，雄辩地说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在20世纪的改革进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仍然面I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笔者以为：
(一)进一步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历经30年，如今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随着改革的推进，将更多地涉及利益的调整，改革的阻力会加大。只有深化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对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对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现在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首先，要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其次，要围绕消除不利于贯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当前的重点是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再次，要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障碍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三)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必须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每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努力在最大范围内取得共识。对群众反映强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进一步扩大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进入2l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深，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对我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和谐，尽快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参考文献】
[1][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3．202、284、368、15O、219、347、78、64、78、131、265、l18、l35、135、397、370、237、237、248、265、256、199、284、242．’
问：为什么要出台《意见》？
答：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顺利启动实施“十二五”规划、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意见》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责任，是推进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问：《意见》为什么提出要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既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大胆探索，又要有效运用法制手段规范改革程序、深化改革实践、巩固改革成果。对符合发展方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改革创新，要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局部试点，控制风险，稳妥推进。对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改革措施，要及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已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律法规，要按照立法程序及时修订或废止。对个别地方出现一些以改革的名义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要依法坚决予以纠正。
问：在重点任务布置上，《意见》是如何考虑的？
答：《意见》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一是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二是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三是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化改革，四是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此外，对一些近年来已取得阶段性进展、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化的改革，也提出了工作要求。以上改革任务，既立足应对当前突出问题，又着眼解决长期矛盾，大多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会议和文件明确部署的重点改革工作，还有一些是适应当前改革发展形势需要提出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的重点改革工作。同时，兼顾工作连续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了力争年内取得突破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并根据职能分工，对每一项任务提出了牵头或负责部门。
问：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的主线。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有效转变的根源。为此，《意见》提出今年要重点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税收制度、垄断行业、金融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成品油、电力、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二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收制度。三是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稳步开展电力输配分开试点，推进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四是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五是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六是健全支持境外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问：《意见》将食品安全监管和完善境外投资政策列为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社会关注度很高。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着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为此，《意见》将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列为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监管基础能力建设和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完善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程序。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由过去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进入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一项重大举措。与境内投资相比，对外投资面临的经济政治环境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更多。特别是最近有关国家局势出现动荡以后，相关问题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正确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促进对外投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为此，《意见》将完善境外投资体制机制列为今年的改革重点，提出要加快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支持“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问：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意见》提出，要处理好发展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体制的关系，更加重视从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今年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统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在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二是围绕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五是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问：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政府依法行使权力、有效履行职能的基础和前提。政府预算公开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意见》将完善政府预算公开机制作为今年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包括进一步细化公开中央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继续推进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公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大力推进地方财政预决算公开等。此外，《意见》还提出了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开展省直管县（市）改革试点等其它改革任务。
问：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意见》提出了四项今年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一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修订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二是推进国有农场、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是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四是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与会者一致认为，三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刘国光始终站在经济理论战线的最前沿，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他都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见微知著，及时提出独到的经济观点和对策建议，引领经济拨正航向，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有学者说，中央多次提出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这个共识始于刘国光上个世纪80年代开展的理论探索，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双重模式转换”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于1985年先后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略论两种模式转换》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两篇文章，提出两种模式转换就是指发展模式转换和体制模式转换。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过去以高速增长为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包括发展目标、方式、重点、途径等，目标是从片面追求高速增长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的适度增长，方式是相对平衡，重点是国民经济的薄弱和基础环节，途径是以内涵为主的发展。而体制模式转换，就是转换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政企分开和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的组织结构等为特征的新体制模式。［2］他通过进一步的论证，又相继于1986年发表《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换》和1988年发表《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及模式转换的若干问题》两篇文章，为“双重模式转换”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见，“双重模式转换”思想是刘国光学术上的一种提炼，是对改革实践中的矛盾、问题和出路进行不懈探索的结晶。到上个世纪90年代，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刘国光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指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他提出的“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两个根本性转变”，为国家的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最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思想。与会者指出，改革开放之前，刘国光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机制中重要的一环，搞好综合平衡，是调整比例关系、提高经济效果和改革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些理论观点对当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量化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一些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难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通货膨胀，因此对通货膨胀采取了相当程度的容忍态度，甚至希望甚至早一点通货膨胀。刘国光对此给了非常明确的反击，他指出，不能搞通货膨胀，如果长期化通货膨胀，首先受损的是老百姓，通货膨胀作为一个宏观现象，单个的个人和企业是不可能摆脱的;其次受损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通货膨胀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于一时，但是不可能成为长期基础。同时，1987年我国理论界在集中讨论1988－1995年中期改革的思路，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提出的“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论点，以刘国光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多次被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并成为我国在制定改革和发展规划时长期坚持的总基调。
二、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与会者指出，多年来，刘国光一贯地强调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实行的市场经济，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脱离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制约。针对目前有人宣扬的我国经济体制是所谓的“半统制半市场”等谬论，刘国光挺身而出，有理有据的进行驳斥，并明确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已基本完成，不足之处需要完善，过头之处需要裁减，而不能简单的宣扬“进一步市场化”，要警惕以市场化为名推行私有化之实的倾向，否则，就可能会带来由于过度的市场化而引发种种灾难的后果，这些精辟论述，实际上都是深刻地揭露一些人所主张的全盘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只有反对建立一个不讲计划、没有国家强有力宏观调控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错误主张，才能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3］他还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经济的主体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从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制度、从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等方面入手，实现改善民生，逐步解决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还有学者指出，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改革仍将面临一场攻坚战，不改革或放弃改革是死路一条，只有改革才有生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国光秉书直言，不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市场化走过了头，中国都没有良好出路。如果我国改革完全市场化不要国家宏观计划调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为主体，完全的两极分化不要社会公平，这都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改革是失败的、迷失方向的改革。［4］他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层次上，这与国家宏观调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经济双重调节体系。、
三、坚定不移地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走向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得到不断修订与完善。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三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宪法发展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意大利共产党曾是其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党，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其影响力十分巨大，它曾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拥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在之前，曾提出过许多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发展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其中著名的有罗马纲领和先锋队进攻理论、里昂提纲和葛兰西的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领导理论、阵地战理论、党的建设理论、萨勒诺转折战略与群众性政党理论等著名的优秀理论。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的提出是里程碑式的，是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它是在悠久的历史大潮中检验出的真理，它是关于意大利用和平的经济政治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意大利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分别是意大利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改革的实质。
一、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结构改革理论，结构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意大利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经过一步步的探索和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状态的理论。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理论认为应该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弊端，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迫在眉睫，明确表示将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希望意大利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的过渡，这一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意大利共产党于1945年12月召开了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改革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在这次会议中，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全党应放下武器，放弃暴力起义，通过在民主制度上的调整和改革来逐步争取走向社会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上支持建立民主共和国，最终目标是保证人民自由的权利和民主的权利，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毒瘤。由此得出，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开始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实现意大利里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大利共产党于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理论，并且结构改革理论的基本内容得到了系统全面阐述。在会上，意大利共产党在肯定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内容的前提下，明确表示将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希望在意大利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过渡。
1956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里程碑式的，是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在意大利国内进行给够改革，为了最近达到社会制度转变的目的，应该提高社会主义因素在国内经济政治体制和制度中的比重，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体制中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生产结构和社会群众基础应该进行调整。通过国内的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合作社，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准和保护范围，解决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整顿城市建设，进行社会结构的革新，最终使改革适应经济民主发展的计划。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理论中的实现国有化的主张和限制垄断资本的主张也值得倡导，它还提出改变阶级结构和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变。废除特权制度，扩大政治民主，确保自由和权利，提高议会的作用和监督作用，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从根本上??现国内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力量的变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善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国有地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在1960年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意共对于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结构改革理论是共产党向全国各阶层提出的总的政治目标。
二、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坚持认为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消除私有制的阶级基础，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现象。陶里亚蒂曾说：“要集中火力打击垄断主义，垄断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它是反动的，是具有侵略性的，意大利共产党应该努力使它处于孤立的地位，处于被告地位，最终消灭它，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革命任务和目标。具体来说，首先要在国家内部实行土地改革，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土地原则，公民有权占有土地以及普遍和永久地限制地产，应该把土地还给人民，最终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其次，要进行工业改革，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通过国家干预，使关键部门能在有步骤有计划的情况下实现国有化，从而消灭私有制和垄断主义使人民能够享受经济生活、参与经济管理。”关于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理论的性质和目标，意共认为它是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它的目标是通过对垄断资本的约束和消灭，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转变。
在政治方面，意大利共产党认为要打破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打碎国家机器，通过在民主国家利用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两证方法，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了最终能使工人阶级进入国家的领导体制，应该逐渐地改造国家的内部结构和政治体制，实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领导政权的目的。陶里亚蒂曾说过，迅速推进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从大资产阶级的手中夺过来，加速国内的经济政治改革，使人民能够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使宪法能够得以实施，保障各阶层劳动人民基本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以及最根本的经济利益。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最重要的是建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按照宪法确立的政治原则，建立民主政府和民主政体，体现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和政治协议，代表多数人和他们的政治组织，或者推动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力量上台执政，取得议会斗争的全面胜利。这样建立的政府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与此同时，我们要和平改造国家机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改革司法制度使司法完全自主，实现军队的民主化和警察的民主化。
三、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的实质
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理论的实质，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带领和领导下，在思想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和群众力量，要实现意大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形式，通过群众斗争、群众运动和群众监督等方式，实现意大利国内的，一步步扩大和争取工人阶级及其他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从根本上实现国内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力量的变化，最终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和确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确保自由和权力，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从根本上实现国内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力量的变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善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国有地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理论在西方的工人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强烈的反响，并在世界范围内为大多数共产党所接受和吸收，他们以结构改革思想为理论指导，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而后的时间里形成了影响世界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它的提出者是陶里亚蒂，他是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先驱。陶里亚蒂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是他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在二战结束之后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折，意大利共产党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理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体制改革；以人为本；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它要深刻调整人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机制的变革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要使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健康顺利进行，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一、以人为本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为这一崇高目标的实现不断创造条件。以人为本，促进入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合理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飞跃。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促进入的全面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政治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造福于人民。政治权益是公民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权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之一。为此，必须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保护公民的政治权益，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改革使少数人不正当得利的体制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让改革成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改革，而不是国家机关自己给自己的改革，政治体制一些方面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大的进展，就是因为没有体现出改革的民主性。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廉洁高效、严受监督、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个大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构成了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子系统中包含更小的系统，小系统中包含着各种环节和要素。各种环节和要素之间、环节和要素与系统之间、小系统和大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中又包含着很多小系统、环节和要素。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使得各种环节和要素之间、环节和要素与系统之间、小系统和大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一)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改革协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它要受到现实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经济为政治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文化的繁荣对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大多数人缺乏民主知识、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这就必然影响民主制度的制定、人民实际参政议政的能力。而创造使民主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条件，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使人们树立起公平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这是发展民主尤其需要的。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能够形成民主发展的文化环境。进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社会管理有序、就业充分、社会公正、社会和谐能够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良好的生态意识、生态环境，严格的生态标准和要求，也会激发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执政、为民执政、依法执政。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广泛地动员、领导和组织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依法管理好国家、社会事务和各项事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发扬人民民主，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人民依法治国的主体地位。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依法治国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执政地位。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之中。
(三)民主意识、民利、民主活动、民主制度和机制要全面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公民具有正确的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很多公民缺乏民主意识，因此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公民行使管理、监督权力要有法律依据，因此宪法和法律要把公民应当享有的民利规定下来。由于我国封建传统的影响，很多公民缺少民主习惯，因此党和政府要加大力度组织公民参加民主活动行使自己的民利，特别是组织公民参加基层民主管理，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公民参加民主活动后就会企盼民主的长期性、稳定性，因而就必须加强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意识、民利、民主活动、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才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持续原则。政治体制改革的可持续原则，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他还指出：“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我们的民主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是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可持续性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要符合我国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
三、统筹兼顾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指导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艰巨、庞大的工程，必须照应到方方面面，使各方面互相适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这就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要统筹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在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间，制度决定和制约着体制的发展走向，而体制作为制度的具体体现，又制约和影响着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绝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背离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离开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失败。我们要改革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二)要统筹局部与全局、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人口众多，由56个民族构成，情况复杂。虽然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地区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文化教育和民主意识等方面有较大提高，但各地方建设民主的条件和因素依然相距甚远。同样一个改革举措，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要求很迫切，很容易推行；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群众反应淡漠，缺乏推行的现实基础。同样一个改革方案，有的社会阶层、群体强烈期待和拥护，而有的社会阶层、群体则强烈反对和抵制。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严格遵循、深刻体现和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统筹兼顾，不断提高政治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要统筹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稳定的环境，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稳定压倒一切。“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自觉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以政治稳定保证改革发展，以改革发展促进政治稳定。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导推进了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此定义的内涵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同其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环境、并被新的环境所接受、认同以至发扬光大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同的历史实践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形式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论断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是什么”，而应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梳理后，探讨“怎么样”和“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历史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经历有几个鲜明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选择这几个阶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一是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开拓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肇始于此，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深度和形式各有不同。
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革命或者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旋律。而马克思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曾依据唯物史观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正在为中国前途命运上下求索的志士仁人一下看到了希望，所以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引导中国革命事业、甚至引领中国未来的指南针。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这个“民族形式”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式。“具体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是其他的形式或实践，这是由当时中国那个风雨如晦、战乱纷飞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而中国经济实践只能在革命实践的笼罩下散乱地、碎片式地存在，即使如延安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活动，也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了。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仍然是混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以“计划经济”为手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绩得益于我国有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从整个时期来看，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其发展规律，且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管得太死，统得太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羁绊和限制，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曲折。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真正开始，倒不如说只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立足中国国情、集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如、、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的冲动行为。1956年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言：“长期以来，不从具体实际出发，用一个标准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了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历史条件的政策措施，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还使已有初步基础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①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时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长足发展，这同时也是中国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首先，我国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任务；其次，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再次，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指明了中国要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坚持了唯物史观，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深刻地、生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在曲折发展中创造着新的辉煌。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真正价值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深刻探索和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能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要，始终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以后，我们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丰富其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深刻、最全面、最生动的中国化。
秉承了与时俱进品格。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马克思曾经指出，他所提出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据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17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要进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相继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发展。实践证明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依据这一论断和中国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国上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任务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一重要论断的确立符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在中国的具体化，堪称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正确论述，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为经济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市场经济，严重排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人们固有思维的误区。邓小平突破了这些固有思维，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这些论述如闪电划破夜空，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在经受了“”浩劫后，我国本就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受重创，生产力亟待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历史决策。党的十三大又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并将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阶级斗争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再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两项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绝对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这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潮流，试观当今世界各国，哪个不是在努力改革自身陈旧落后的体制，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等等，都在改革的大旗下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扩大市场资源；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潮流，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新的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后，计划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出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这种互渗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得日益广泛化、深刻化，以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西方“凯恩斯革命”以及苏联引进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邓小平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并最终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为社会体制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并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覆，而是按照其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飞跃，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邓小平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好在哪里？好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能够把人类引向平等、自由和富裕的道路；好在我们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好在它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只有建立制度自信，才能保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建立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促使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抒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还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开放朝着多元化、深刻化方向发展，这些经济实践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开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贯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错误认识，找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结合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最终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我们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创造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危机处理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等等。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面对这一创举，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不止，则影响不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中国化实践还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李铁映：“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体会”，《求是》，1996年第23期，第3～9页。
②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64～76页。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986年6月28日“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每一个措施都牵动成百万成千万人，所以每一个措施都要慎重、稳妥。要加深改革，步子要放快，但也要一步一步地走。（1987年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一行时谈到）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
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诬蔑我们“不要民主”，实际上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西方议会”那一套，目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民主之外，而由他们少数“精英”来统治。我们批判他们这些谬论，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90年3月同志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2007年10月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在耶鲁大学斯普拉格礼堂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转轨
一、序言
2010年8月26日深圳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深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试验者和先行者。事实证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经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经济总量正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飞速增长。在这里，不是要重复渲染深圳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是希望以小见大，从深圳巨变中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活力及其经济绩效。
由于各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对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我国是转轨国家，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其他转轨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些转轨国家借鉴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模式和做法，但它们仍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如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指出：“转轨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和调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包含着系统性的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也成为一种社会转轨。”转轨国家在经济制度、运行方式、国家职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与西方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区别。因而，“转轨国家经济既不同于转轨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西化’了的经济，它已构成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二、市场化的内涵和类型
对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分析文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丰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化为主旨的市场化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由于“转轨”这一体制演进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转轨国家的市场化应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理念和思路，更多地反映转轨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体制影响、转轨目标和改革路径等。
内涵的合理界定是市场化研究的前提。基于对经济协调机制的分类，陈宗胜(1999)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体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光(2000)在肯定陈宗胜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演变过程的正确性的同时，指出了这一定义对市场化过程中内在联系的割裂性，指出：“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尽管对市场化研究的不同角度是客观存在，这两种观点也可看作两个角度，但上述两种对市场化内涵的界定与其说是代表了对市场化研究的两个角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种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及国内对市场化道路与方式的不同认识。
考察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可以认为，“市场化，有两种理解：一是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二是改革或者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无疑，经济体制作为市场化研究的对象，其变化过程构成了不同研究视野中的市场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对中国研究者而言，上述两种观点显然构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现状的实用性模式；二是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目标的理想化模式。前者在忽略市场化进程中很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的同时，却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化，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后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准确判断中国市场化目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文化与传统对当前制度形成的影响，因而处于理想状态。
综合两种观点，在准确反映当前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跳出对资源配置的具体分析，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指导和改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念，这是以市场化认识促进市场化改革应采取的有效路径。当然，以市场化内涵认识引致市场化路径差异从而市场化类型区别的研究不仅上述两种。有研究者将市场化划分为以英、美、法等先行市场化国家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市场化，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政府策动市场化和以德、日等国家为代表的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市场化三种类型。循着该研究逻辑推理，“中国市场化道路应是一条政府策动和民间自发力相相结合，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统一，渐进式改革与突变式改革相交叉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与上述论断是一致的。
三、市场化研究的意义
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在我国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市场化程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但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和全球贸易联系在一起”。可以将国内理论界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归纳为“制度改进”和“身份证明”。“制度改进”意义基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存在，“身份证明”意义基于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及市场化通用标准的国际比较关系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就制度改进意义下的中国市场化研究提出过批评，认为依照目前的研究，尤其是测度方法，运用同一指标体系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必将形成一个悖论，即“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即市场化水平不能真实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批评实际上只能说明市场化研究的指标设置及测度方法尚需改进，丝毫无损中国市场化研究的制度改进意义事实上，市场化研究的学科意义与方法意义恰恰被国内学者忽略了。
四、市场化的动力机制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时，无一例外地指出我国市场化进程在市场体系和区域分布中的不平衡性，但所有研究者都不否认，我国市场化程度与改革前相比所具有的显著性。这就迫使人们思考以下问题：（l）中国的市场化成就是如何取得的？（2）除转型意义外，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市场化具有什么特点？（3）中国将如何继续其市场化进程？上述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的方式问题不如说是市场化的动力问题。因为方式只是动力存在前提下的一种自愿或非自愿规定。
全球化语境下，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市场化主题总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甚至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市场化的落脚点，由于现代化所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在市场化分析中，从方法论意义上，市场与现代化的比较是可行的。贾明德（1996）在对人类经济史上业已发生过的两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机理与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时，提出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是如何拉开市场化帷幕这一命题，指出：“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从其分析过程不难发现，论者虽认为这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产权演进中的一次革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了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城市化浪潮”，而产权保护、产权制度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市场化的核心，产权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一定形式的市场化的开始。所以，该论点的潜在用意是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是先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是市场化制度的确立引致了工业化、城市化。
就中国而言，市场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转型――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集的变迁。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早于市场化推进战略。建国以来，基于西方国家围攻、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及时确定了“赶超型”目标，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并相应选择了“国有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城市主要也是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随产业发展扩展开来的，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的相应推进，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并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既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的背景，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所在。市场化改革最初表现为一种体制选择过程，但工业化及其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反向驱动力要求相应的市场体制，因此，市场化改革由一种模糊取向走向明确的体制取代就成为一种必然。市场化改革中，无论政府或是其他的经济主体所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动力选择一种适宜的制度。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政府在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强力量，因而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动力不同，不仅体现在动力来源不同，也体现在其动力传导机制不同。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动力主要是民间自发演进与积累的市场力量，其传导机制为：市场制度――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力量强化――新的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动力来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其传导机制为：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市场制度――政府选择市场制度――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市场力量增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运行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推动是不能置疑的。依上述逻辑推理，当中国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完成后，新的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动力就不是主要源自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源自于市场力量的积聚。因此，“要将市场化继续向前推进，就必然寻找新的推动力。这股力量现在已经逐渐壮大起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市场力――市场经济自发地为自己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今后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将主要由新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社会经济力量的合力来构造。
参考文献
[1][美]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3～150
[2]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163
[3]冯瞬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105
[4]贾明德.中国市场化理论大纲[M].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0～53
[5]光.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经济研究．2000（10）：73～77
[6]范新宇．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J]．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2001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坚持向苏联学习，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通过推进改革，逐步摆脱旧的传统体制的束缚，改革又上升为国家意志，来维护和保证人民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就是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
关键词：法制；经济改革；中国梦
一、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特征及弊端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政化、命令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斯大林的经济体制只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基本上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公有制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管理经济，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片面发展重工业，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国家是管理经济的主体，权力高度集中，企业自主权受到严格限制。经济增长方式上采取粗放式发展道路。在对外方面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行合作。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排斥其他非公有制形式的经济，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严过死，让企业缺乏活力，以致效率低下。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扼杀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有关民生的轻工业发展非常落后，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高投入低产出，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对外经济的封闭性，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来临，其又未抓住机遇，逐渐落伍。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宪法发展
1.上下求索
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但是经验不足。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颁布，而1954年宪法是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其在总纲里面写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54宪法是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成果。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成，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国际形势风起云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赫鲁晓夫做的“秘密报告”举世哗然，我们开始不再迷信苏联经验，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1966年-1976年十年动乱，我们探索自己道路的实践中断，我们仍旧沿袭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我们的法制建设反而提出了实行人治好，法制建设遭到巨大破坏。
2.指路明灯
经过这些年的动乱，我们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大大限制了我们同外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在这历史关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重心彻底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同时还强调，为保证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从此我们开始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在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宪法，1982年宪法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它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二宪法”既是我国宪法发展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在经历了极为曲折的宪政立法进程之后，种种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4
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在西方的面对该问题有三种理论：英国亚当·斯密提出夜警国家论，强调市场体制和自由竞争，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而苏联直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在该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打破了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了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这条理论为对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具有灯塔式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2年宪法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在1988年对其进行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
3.韬光养晦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抵住国内外各方压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指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6中共十四大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里程碑。71993年我国对现行宪法进行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以十四大精神为指导，修改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写进宪法，使党的基本路线上升到国家意志；第二，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等等。在法制建设方面，江泽民明确地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8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稳妥推进，于是在1999年我国对现行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国家正式把依法治国这一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这对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推进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道路。
4.石破天惊
入世后不久，中国申请世博会也取得成功，这表明中国更加开放，正在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越演越烈，西方经济都出现了衰退，但中国的GDP仍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100美元，令世界刮目相看，西方国家不得不审视韬光养晦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与我们推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同时加强法制建设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制建设仍需发展。为此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为贯彻此次会议精神，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三、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而带动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巨大推动力量。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的进程中获得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是逐步推进的，而我国的法制建设亦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认识，也是渐进式的过程，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也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1979年以来，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系列基本法的制定的实践证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是彰显了这些原则，反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而进行的，结果导致苏联解体，教训足以警醒后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必须要加强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现在我们的改革即将进入了全方位改革的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也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各个方面形成合力，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引文注释
1顾海良.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1.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81.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150.
4周叶中,江国华.在曲折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立宪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529.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版):236.
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人民出版社,1996:28.
7陈金全.新中国法律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2011:243.
【关键词】改革新逻辑新进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继往开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提出了事关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国家抉择。全会以改革新逻辑提出“六个紧密围绕”，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定位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六大方面，真正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
全会展现的改革新逻辑
同志在全会召开之前就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论述。这一论述让举国上下意识到，今天的改革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改革前后党的历史与国家历史。全会正是根据这一逻辑积极主动地肩负起未来使命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前后历次党的三中全会都从不同方面承担了国家改革的重要使命，进而做出了对党和国家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抉择。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七次三中全会，每一次都深刻体现了党的执政治国理念的成熟、发展与深化以及国家各方面改革发展的新认识。
不得不说，这些新认识往往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实际问题的严重困扰时产生的。例如十一届三中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十年“”动荡造成的国家发展落后、社会秩序混乱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唯有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才是让国家焕然一新的新逻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需要胆量，没有胆量就没有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前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们必须将它做好。”同志也说：“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以解决党和国家现实面临的问题为落脚点。”①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五年，党和国家都是以改革来解决发展历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的。思想认识问题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解决；市场经济问题被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解决；发展观问题被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解决等等。可以说，改革的春风化雨不断深化、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三十五年风雨兼程中时刻指引党和国家朝着新的历史高度迈进，推进中国改革不断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全会开启的经济新进程
首先，全会要求中国经济要协同求变。这意味着中国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转变过去多年所提出的增速“保八”的僵化维稳思维，而是将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相协同、调整，建立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系统。所谓求变，就是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动态思维，保证经济和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并积极勇敢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局。此外，中国经济协同求变也是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协同与求变，它要求全方位转变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不仅要做到上下、内外协同，还要做到中央与地方、各产业、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中国经济协同求变的根本价值在于，曾经非“左”即“右”的既定单一经济评价标准无须再提及，而是综合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手段推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制度，偏“左”与偏“右”两者也都需要协同。如果做不到协同求变，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风险。
其次，全会要求对分配结构进行有序调整。分配问题是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个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科学检验改革开放成果的根本。当然，现实社会中这一问题的解决比经济学领域常用的“分蛋糕”比喻要复杂得多，而全会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这块“难啃的骨头”上。②例如全会试图针对国民赋税进行均衡化调整。中国在分配领域曾经长期高度依赖针对流转环节的税收。换言之，就是偏重于对劳动者征税，反而对资本及资本所有者的征税偏轻。如果言及赋税公平，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背离了赋税正义与公平原则，也逐渐背离了经济效能与效率原则。有鉴于此，全会突出了深化国家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期望从正义、公平原则出发，改变税收结构不合理甚至逐渐扭曲的状态，从而避免近几年在中东、北非国家因赋税结构扭曲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和政治教训。此外，全会所提出的国家财税制度改革还涉及到定向转移支付问题。定向转移支付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再分配的均衡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资本分布在地域和产业层面上的均衡化，从而引导国民经济的结构化改革。在必要时，定向转移支付也会与金融创新、改革相互结合，让国民经济加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阴霾。无论如何，通过对分配领域进行结构化、有序性调整，进而从根本上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可以使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继续保持正常发展的态势。现在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或政治精英估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如果真的能够落到实处、经济结构调整步入正轨，那么只需要大约五年时间，中国经济可以预见到崭新的、平衡的、有序的状态。
最后，全会要求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努力实现自主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努力调整内部结构的同时，还需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努力调整日益严重扭曲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毕竟它已经是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介入这种国际性调整。中国要实现自主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国家以经济为手段适度延伸至全球范围。也就是说，中国将从单纯的商品生产与输出进阶为包括生产、流通、销售等领域在内的全球商品管理。当前，扮演这一国际角色的只有美国一家。但国际金融危机业已表明，美国作为全球商品管理者并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反，它在不断利用这一角色地位为自己牟取暴利。与此同时，以德法两国为发动机的欧盟正在努力挑战美国全球商品管理者的地位。所以，中国没有理由坐视不理，而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的管理工作，或者至少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管理成员之一。
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自主性，必须立足于不断迅速成长的金融力量，而中国金融力量的根本在于人民币的实力和国际认可，同时也在于中国国家财政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强大。基于这一点，建立稳定、健康、高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是全会胜利召开后中央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目前，中国仍然处于难得的发展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历史机遇期内，因此，中国需要正视这个机遇期内所存在的三种历史可能性，以严肃的危机意识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第一个可能性是，开启经济全球化的自主进程，推动国家健康、高速发展。第二个可能性是，陷入漫长的调整过程甚至是停滞过程，犹如当年的日本。第三个可能性是，调整失败，彻底陷入贫困、腐败、萧条的历史周期，犹如当年的南美洲诸国。然而，全会及其《决定》无疑给中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第一种历史可能性，更有理由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完成历史性飞跃。
全会开启的政治新进程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察觉到，改革的总体框架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③1986年，他以当时日益突显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权力过分集中、、特权思想和家长制问题为着眼点，拉开了结束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着重发展社会主义和党内民主政治。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末，在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顶住了压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而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稳妥、积极为主基调，以政治建设为重点，放到依法治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上来。进入21世纪，十六大明确了国家性质和宏观发展道路上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顶层设计的理念。从国家性质而言，就是要始终将政治体制改革框定在社会主义原则之内，绝不将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一套模式照搬进来。从宏观发展道路而言，就是要始终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积极稳妥推动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正是因为多年来我党坚持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才使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随着行政运行和政府权力行使的日益透明，一个法治理性与民主色彩日益浓厚的中国正在给世界制造一个又一个惊喜。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改革政治权力的配置模式。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党的领导机制范畴，还关系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中国的政治权力配置长期以来呈现出一元化格局，具有明显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特点。具体表现在人治超越法治、党委领导一切、书记一人说了算等很多方面。例如，尽管确立了党委协调各方、总揽全局的领导模式，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关系进一步理顺，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党委高度集权的行政领导格局；尽管有步骤地削减了党委副职人数和职数，提高了交叉任职在党委班子中的比重，缩小了只能由党委班子拍板决定的事项范围，但实际上党委书记的一言堂现象还是没有能够从机制上得到有效遏制；尽管党在民主监督、管理、决策、选举等多方面相继施行了新的举措，还通过“适度放权”实现了“还权于民”，但实际上人民群众的行权、维权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过去的政治权力配置体系仍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图谱。
之所以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不符的局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以权力配置为重点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化。有鉴于此，全会提出：第一，施行党政职权适度分离。在科学合理处理好党政关系的同时，党委要避免过多介入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日常事务。各级党委要积极面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路子、新方式。例如，地方政府党委书记在一般情况下应规避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能随意插手或控制人大事务；有的地方政协主席由一名党委副书记兼任，使党委过多干涉了政协内部事务。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那么所谓党委协调各方、总揽全局，就会成为事实上党委集权的借口。第二，要改变运行缺乏监督的状态。当前，各级党委实际上集中了各级党员代表大会或其常设机构的决策权，而它在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又对本身被赋予监督权力的纪委施行领导权力，客观上使党委成为集决策、执行和监督为一体的绝对权威机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活力的施展。第三，要充分发挥我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法宝。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与其他党委成员在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同质、同量、同等行使票决权，绝不能只流于民主集中的形式，只集中、不民主或者只民主、不集中都是不可取的。总之，全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目标明确、方式果断，切实以顶层设计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全会开启的社会新进程
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社会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社会主义社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要进一步探索的改革新领域。党的十七大就已经意识到，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逐渐与经济建设相剥离，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于是提出“社会建设以推进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增了一项范畴，即业已独立于经济建设的社会建设。全会继承和发扬了十七大的社会建设创新理念，下决心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推进就业政策，将改革目标定位于充分实现就业、提倡就业公平、改进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以兼顾公平、效率为原则，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为基调，让人民普遍分享改革开放红利；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价值目标，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社会创新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公众积极参与、社会共同协调、政府负责到底的社会科学化管理新格局。全会之所以提出上述社会体制改革目标和途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社会体制改革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全会在该领域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良好开端、开启全新进程。
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一大重点和难点。三十五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④如今，中国在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极富活力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实现了政府主导、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文化生产和经营主体依法管理运营的多位一体。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描绘了中国文化事业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全会之所以提出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让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和整个世界民族之林。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另一方面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真正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真正提高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自信心，真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此外，全会还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作为社会改革的另一项重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还不断加强和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时至今日，社会管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成为“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及其负面影响的正确途径。全会提出，要让九亿农民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必须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工农互惠、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城乡结构关系。为实现这一点，全会还明确提出了四个要求，即：推动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和市场要素的均衡化配置；充分赋予和保障广大农民的财权；构建农业经营的新型体系。这些具体措施明确了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城乡活力、促进共同繁荣影响深远。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
【注释】
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45～47页。
②《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33页。
③周小文：《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解析》，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