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兴国家崛起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2001年，吉姆·奥尼尔在高盛集团全球经济报告中首次提出BRICs国家”的概念。2003年高盛集团第99号报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的道路》预言：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BRICs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的关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快了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西方传统发达经济体受到本次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2010年希腊引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世界经济衰退危险加剧的现实情况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四国对全球经济增幅贡献率超过45%，成为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火车头”。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0年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均进入世界前十二位，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印两国进入世界前五的行列，俄罗斯、巴西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九位。
尽管在人均GDP、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新兴经济体照比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动摇了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向中心区域靠近，国际经济中心区的国家数量增加，在成员上向新兴国家偏移，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国际经济权力分配分散化趋势将逐步加强，权力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传统强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1〕（p4-20）。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变化
随着西方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其管控国际经济发展、应对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能力也逐渐减弱，以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效率降低，其作为国际经济领导者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1999年，由七国集团首先倡导建立包含十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以二十国财政部长级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形式，使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就防止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问题展开对话。尽管在二十国对话机制内，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经济议题，但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建立使新兴经济国家有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机会，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终于有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加快了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不对称格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的新变化。2008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G20金融峰会，决定增强相互合作，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本次危机带来的影响，承担国际经济治理责任方面表现突出，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009年于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G20金融峰会被正式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个成员占据全球经济总量90%，贸易额占全球80%，融合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成为代替由传统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七国集团的新机制。
根据匹兹堡G20金融峰会领导人宣言，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①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在2008年通过的改革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份额和治理，按照这一改革方案，将有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型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四国”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个最大股东之列。②2010年，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中，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两大重要国际经济机构在成员份额和投票权上的改革，一方面表现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承认和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制定，与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国际经济权力的具体表现。
三、国际经济秩序从等级向平衡的转变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涵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利和规则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意见一致和相互利益，可是，它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2〕（p49），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反映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导致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技术扩散速度增强，处于经济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外部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体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建立在固有国际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秩序必然要发生转变。
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使新兴国家成为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获取的经济权力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原有经济制度。但从国际经济现实来看，新兴国家群体并不具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意愿。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大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结构上仍然以制造业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经济结构质量和经济发展可持续能力受到质疑。其次，新兴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崛起，是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和其他新型强国不想抗拒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只是想在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力”〔3〕（p37）。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正在现行经济秩序内进行渐进性调整，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已于2011年3月正式生效，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也已提出。现存国际秩序越是公开并呈现良性，相对于挑战原有秩序来说，崛起国家如果参与其中，那么它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大”〔4〕（p143），当新兴国家群体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秩序内部变革实现其利益，就削弱了新兴国家通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因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将是渐进性的而非颠覆性的。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是一种进程性变化，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渐进性调整。从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根本性易位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使国际经济权力分散化，国际经济体系将从由西方国家垄断到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新兴国家将更多参与全球经济议程的设定，在国际经济机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表决权。调整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同时包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形成多元共存、相对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
结语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承担责任的表现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要求，清楚地表明新兴国家正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国际经济制度与规范正逐步兼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新兴国家群体并不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革命性修正主义者，国际经济秩序正在传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两个群体的互动中通过和平调整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将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将与新兴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秩序将从由西方发达国家大权独揽的等级制走向由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更加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参考文献〕
〔1〕张建新.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05）：4-20.
〔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2.
关键词：文化；文化产业；经济属性；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35-0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已经“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
一、文化的经济化与文化产业
从概念上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等现象。在这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并列，但是一样蕴含着经济价值。广义的文化可以从不同学科进行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1871年，泰勒的描述性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具体包括知识、信仰、风俗、艺术、法律、道德，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2）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的历史性定义：文化是群体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能够因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获得社会意义。（3）1905年，斯莫尔的心理性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才能的总和，以及其他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或手段[1]。
文化具有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已经“经济化”、经济日趋“文化化”[2]。日本著名学者日下公人认为，在经历经济开发、社会开发和人才开发的时代后，开发文化经济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2]。文化与产业相互渗透，必然出现文化产业化。所谓文化产业化，就是在保持文化原有功能和特征的前提下，以资产为纽带，以精神需求为方向，以相应物质为依托，把人类的知识、智力、信息、精神和艺术，加工成文化产品，并进行交换、消费和服务。
文化的产业化带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早在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文化产业：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3]。西方文化经济的创始人之一大卫・索斯比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具有创意的生产活动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具有知识产权，能够传递某些社会意义；文化产业实质上是指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满足消费者需求[4]。如今，文化产业已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中轴。因此，有人将信息产业称为“第四产业”，将文化产业称为“第五产业”[5]。当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称谓可能不同，如美国的版权产业、欧盟的内容生产、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感性产业，我国台湾的创意文化产业。但不论称谓如何，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经营符号性和信息性的产品，并实行以创意为手段的产业化运作。1999年，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文化立市”，2004年提出打造“设计之都”，2005年将文化产业确定为继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之后的第四支柱产业。目前，深圳已建成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集聚效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5个，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以及占全市GDP的比例逐年上升。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颁发《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1）核心层。包括新闻、广播、电影、电视、书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群众文化服务、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2）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旅游景点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3）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卷、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二、文化的商品性与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
文化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塑造了社会的理想人格，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不过，文化的价值内涵常常表现为外在感知，并且被符号化和系统化。无论是音乐、舞蹈、服饰，还是节庆、晚会、习俗，都通过媒体表现出来，从而表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鲜明独特的个性，正是文化的绚丽特征和丰富内涵，产生了经济价值[6]。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仅体现为文化具有的表层服务功能，而且说明文化本身具有经济属性。
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在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界定中，特别强调：“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在于把裸的盈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7]1980年召开的蒙特利尔专家会议认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被生产或再生产，并且被储存或分销。由此表明，经济属性是文化产业存在的基础。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性。文化产品或服务是商品，具有商品的本质特征，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竞争进行生产和交换，实现价值最大化。图1显示，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绝对有效，文化产业市场能够自发实现均衡，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这时候，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均衡点为E，均衡价格为P，均衡产出为OA。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文化生产企业的供给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处于平衡水平，即在均衡点上，既不存在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也不存在过剩。在这一框架内，文化产业只能依靠市场化运作来取得经济效益，没有其他途径可循。这是因为，如果出现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水平，文化产业的生产企业愿意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将高于消费者即人民群众的购买意愿，就会出现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过剩，对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直到达到均衡价格。同样，太低的价格会产生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也会促使价格上升到均衡水平。在这一情形下，文化产品和服务实行产业化运作，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繁荣文化市场，带动经济发展。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包括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经济效应。通过“区域联合”“产业集聚”等方式，分散的小规模文化产业生产体系相对集中，各个分散经营的文化企业被纳入统一有序的经营过程，形成强大的联合生产力，推动建立大规模文化市场生产体系。文化企业专业化联合体系，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培育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提高文化市场的经济效率。文化产业园是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始起步，2007年后呈现爆发式增长。2008―2012年，我国共建成1122座园区，年均增速为42.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200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50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在这些文化产业园区，有336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具体包括以北京为主的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以上海为主辐射南京、杭州、苏州的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西安、重庆、成都为首的川陕创意产业集群，以昆明、大理、丽水为主的滇海创意产业集群，以长沙为核心的中部创意产业集群。深圳市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部分区文化产业集聚体数量分布（如图2所示）。
三、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与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
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在生产、技术、投资、消费等方面表现出独具魅力的经济价值。可以预言，随着时展，文化产业终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高新技术的前沿产业。具体说来，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文化产业提升城市价值。在塑造城市价值方面，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文化企业发展，能够产生品牌效应，发挥城市经济价值；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能够提升文化氛围，发挥城市文化价值。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升城市价值品牌，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一座城市拥有文化底蕴，就会拥有城市价值品牌，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制高点，为城市创造更多价值。例如，深圳大芬油画村依靠油画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龙岗区乃至整个深圳的文化品位和城市价值。目前，大芬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油画第一村”。有关数据表明，大芬油画村目前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1200多家，居住在大芬村内的画家、画工1万多人，年产值近10亿元，约占全球油画市场份额的70%。
其次，文化产业增加经济增长点。城市日益成为文化资源聚集地，经济增长速度快，市场需求大。正由于此，文化产业以其独特优势，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文化产业体系大，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高，不仅能直接贡献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如今，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文化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并且每年平均提高0.7～0.8个百分点。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全部高于经济发展速度。2009―2012年，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2.9个百分点；1986―2010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3个百分点；2008―2012年，英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2.5个百分点；1995―2012年，中国香港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4个百分点[8]。
再次，文化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文化产业不仅能增加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文化产业是一种知识经济，属于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通过文化产业，信息、技术、创意、知识相互融合，“资本”与“知本”协同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资源融入经济运行，技术、知识、智力等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物质生产领域的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以上。美国娱乐业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日本娱乐业的生产经营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产值，英国艺术业以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汽车工业不相上下。然而，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3.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迫切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根据霍夫曼系数等相关指标，广州、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需要考虑新的符合时展要求的经济结构模型。
另外，文化产业缓解就业压力。文化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吸纳能力。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开辟新的就业空间，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从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率来看，该比率2013年全球为5.49%，约3/4的经济体为4%～7%，其中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超过7%[8]。目前，在深圳，文化创意企业约4万多家，从业人员约90万人，年度产品和服务出口额约30亿美元。
最后，文化产业辐射其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是风景名胜、文化遗址以及博物馆等文化资源，对旅游、餐饮、时装等产业拉动作用大。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文化旅游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和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2012年墨西哥的文化旅游对GDP贡献率约8%；2012年西班牙文化旅游入境人数达15.9万人次，占入境游人数的50.7%；2011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产出的乘数效应为1.43，对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乘数效应0.58。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文化产业支出，就可以为新加坡全国经济增加1.43个单位的产出、0.58个单位的增加值[8]。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的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注意三点。（1）营造宽容环境，实现文化产品的“包容性增长”。在保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减少对内容生产的干预，使文化生产者能够在更大空间实现思维、创意和形式的跨越，提供更多优秀产品。当然，宽容不等于纵容，要坚决抵制敌视社会主义、宣扬消极主义的精神鸦片，保持文化领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2）减少对重复性作品的支持，提倡原创和协同创新。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文化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文化产品的快速增长。但在支持的同时，要鼓励学术创新、表演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加大对创新性和原创性的审查。对相同创意者要联合交叉，发挥各自所长，实现协同创新。（3）克服物质至上的思想，多出精品力作。精品的创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文化生产者要不为眼球左右，不为物质利益诱导，平心静气埋首创作，一心一意创造精品，坚决反对造假之作、抄袭之作和平庸之作[9]。
参考文献：
[1]郭莲.国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J].大地，2002，（6）.
[2][日]日下公人.新文化产业论[M].范作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56.
[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9.
[4]大卫・索斯比.经济与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165.
[5]赵子忠.内容产业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
[6]施惟达.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经济化[J].思想战线，2004，（3）.
[7]阿多诺.文化研究：第1辑[M].高丙中，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96.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3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3。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