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各方面都保持了高速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而其中的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每位老百姓现实生活当中都能够体会到的。老百姓手里拥有了更多的钱却买不到更多的东西，或者是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如何应对才能使自己的财富不缩水，实现保值增值，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通货膨胀下个人投资理财进行了分析。关键词：通货膨胀；个人投资理财；投资理念在经历了“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一系列高物价浪潮的冲击之后，拿死工资的普通老百姓意识到物价的上涨使他们账户上的存款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个人的购买力严重下降。正如温总理对通货膨胀做出的一个合理而形象的比喻：“它就好似一只猛虎，一旦将它放了出来，就再难把它关回去。”如今的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手中的钱越发变得不再值钱了，如何通过个人投资理财来使自己的财富不缩水已成为普通老百姓不的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一、通货膨胀的概念及现状当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中国的通货膨胀过高并且压力越来越大早就是不争之事实。如果你问一个人普通人，为什么通货膨胀是坏事，他将告诉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他辛苦赚来的美元的购买1。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通货膨胀的压力，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就成了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想要了解通货膨胀对我们造成的危害，以及我们应该利用怎样的方式来规避和化解它对我们不利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先清楚它的概念及现状，正所谓“追溯其根源，才能解决其问题。”纵观经济学界，笔者认为通货膨胀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货币数量增速大于实物数量增速，普遍物价水平上涨，于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就是CPI指数。CPI(consumerpriceindex),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在我国2009年30%的货币扩张基础之上，2010年又将近20%的货币扩张。也就是说过去两年的货币扩张以50%的增长速度扩张。但是我们知道GDP累计增长速度肯定没有这么快。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是货币扩张速度的一半，通货膨胀也就必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2010年我国进行了价格调整，电、水、天然气价格都上涨，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同年11月，美国宣布采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释放的流动性使中国国外的农产品、大宗商品及原材料（如原油）价格上涨，并传到中国国内，使2010年CIP增速超预期。今年3月份CPI同比上涨5.4%，涨幅之高出乎人们的预期。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中国经济在延续了平稳较快增长态势的同时，通胀压力依然严峻。二、通货膨胀下个人投资理财的困境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生活水平下降，人们的生活状况随之窘迫。要找到合理的投资理财途径，我们首先应该找到通货膨胀下个人投资理财有哪些困境。1.传统的银行储蓄方式不能抵消通货膨胀对个人财富的影响.勤俭节约是我国传统美德之一。过去我国居民较为稳健的投资风格和稀缺的理财产品决定了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储蓄曾经是我国居民主要的资产保值增值途径。然而凯恩斯在其着作中曾提出了着名的“节俭悖论”，即储蓄率升高，虽然使得个人储蓄增加，但却使得国民收入由于消费的减少而减少。从宏观角度看，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过大，致使在人民币升值周期中外贸促出口企业损失非常严重。而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导致产品市场上供大于求。这本身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持久发展。从微观上看，即使是定期存款，所得利息也少的可怜完全不能跑赢CPI。虽然存入银行的利息上调了，可是靠利息的收益率远远低于如今的通货膨胀率，个人账户上的存款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若算上资金的机会成本，负利率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银行存款，使得它们在通货膨胀下不断贬值。2.投资品种难以选择.通货膨胀下,人人为了规避通货膨胀,都在不停的炒作实物和金融产品。面对央行不断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抵挡通货膨胀的影响，加大热钱的回收力度，那么流入股市的资金必定在不断的减少，这就导致股市在很大程度上趋于萎靡的状态，面临2011年股市低迷的现状，不少投资者把投资方向从金融产品转向实物的炒作。“豆你玩”，“蒜泥狠”等网络词语以表对当前高昂物价的不满、嘲讽和调侃，近几年来以蔬果、肉蛋、粮油、蒜、绿豆等为首的农副产品呈现疯涨之势，其涨幅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一些日常基本必须的农副食品已经被炒得很离谱,完全违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普通老百姓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原
[1][2][3]
因，他们不仅不能抓住住来势迅猛的一轮轮炒作的高潮，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式，还成为被别人掠夺财富的受害者。三、通货膨胀下个人投资理财的应对措施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压力，也给广大老百姓的切实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那么面对这样的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应付呢？在如今高通货膨胀时代，合理规划自己手中的钱就显得格外重要，个人投资理财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一）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既然投资理财是老百姓减少财富缩水的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理念是体现投资者投资个性特征的、并促使投资者正常开展分析、评判，决策并指导投资者行为，只有正确的理念才能指导正确的投资，最终导致较高的投资收益，也才能避免在投资中被别人掠夺财富的对象。如何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投资者明白，就可以做到的。它必须通过理论学习，在实践中经过历练才能得到的真谛。而普通的老百姓在现实的投资中往往因为缺乏对投资的基本认识，很容易落入投资的陷阱。因此作为一个投资者在准备投资之前，应该有意识的学习与投资有关的基本知识，才能形成一套正确的投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投资。（二）投资目标上定位于获取长期的稳定收益。由于普通的投资者处在信息不对称、资金量小、心态不稳定以及投资技巧不成熟的弱势地位，因此笔者建议其定位于长期投资而获取稳定的收益。从上证指数年至年的历史数据看，如果在历史上的任意一点向前推算年，会发现年后的大盘点位基本高于年前，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长期投资的意义。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沃伦.巴菲特，便是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坚信者。巴菲特长期投资一家公司，不搞阴谋诡计，正大光明，他每年的投资基本上都能保持%左右增长率的业绩来看，并不是最高、最耀眼的。但无论牛市还是熊市，除少数亏损的年度，他的收益率却一直很稳定。巴菲特的导师格雷厄姆有句名言：股市短期是投票机，但长期是称重机。短期投资收益主要靠运气，长期投资收益才能看出实力。连巴菲特这样具有深厚投资知识功底的人尚且坚持长期投资，那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在缺乏专业投资知识的背景下，如果盲目的选择短期投资，几个月之内急切得期望从投资中得到高额的回报，就很容易浮躁、盲目信任、听个信息就像抓个救命稻草，最终的结果往往与期望值正好相反。因此，笔者建议普通投资者不要过多的追求短期的利润，要明白投资是有风险的，更多的享受长期投资为你带来的稳定收益。（三）正确认识各种投资品种。在通货膨胀中，货币和财富是贬值的，与此相对应，商品和资产价格却是上涨的，所以持有随胀而涨的资产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目前市场上有各种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理财产品，普通投资者如何才能挑选到一款适合自身的呢？投资者惯用的做法是根据市场热点消息来选择投资品种。比如当上证指数涨到点的时候，市场上的热点是股市，此时每天到证交所开户的新股民剧增，因为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消息选择了投资股票，但这些新股票往往被套牢在点左右。而解释这一现象的答案是：投资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诱导。诱导越大，投资越大；反之亦然。因此根据消息来选择投资品种的做法是相当危险的，笔者建议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品种之前一定要认清其本质。.金融类资产投资。金融类投资的对象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一种以凭证形式存在的信用权益，如股票投资、基金投资、期权投资、期货权益及债券、理财产品（计划）等资产。历史经验表明，在通货膨胀初期，上市公司通常会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带动股价上涨。投资者投资股票，除去获得买卖价差外，还可能获得较高的股息回报。因此股票投资是取得资产保值增值的良好途径之一。但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投资者还应该密切关注国家出台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根据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把握股市的投资机会。因为知识、信息、精力等原因，一般的投资者无法从投资理财中赚取高额的收益，因此进行基金定投资是个不错的选择。基金是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资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也就是将自己的资金交给更专业的投资人士帮你管理以弥补自己在知识、信息、精力等方面的缺陷。据从事个人理财行业多家的专家介绍，按照风险和收益特征，目前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大致可分为保证收益型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三大类。普通的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的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期望的收益与可以接受的风险。如果是风险偏好者则可以更多的选择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如果是风险厌恶者则可以更多的选择保证收益型产品。.实物类资产投
一、引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我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重化工业来带动，其中制造业、冶金、机械、器材、化工等重型工业在39个工业大项中的比重达到了50％以上。重工业能源的消耗较大，增加了我国对能源等资源的需求，提高了我国的进口依存度。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197081.4亿元，GDP总额397983.4亿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49.52%。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美国在2009年与2010年先后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分别收购了1.15万亿美元与6000亿美元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导致国际市场中美元不断贬值，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国际市场上的高价格迅速传导到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力。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一）通货膨胀的概念国外经济理论界对于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比较成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Lailder(莱德勒)和Parkin(帕金)从货币角度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价格持续大面积上涨现象，从购买力而言，是货币不断贬值的过程。[1]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当货币的供给数量超过市场需求的数量时，通货膨胀便发生了。[2]货币数量论在解释通货膨胀方面的基本思想是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有货币供给迅速增长的因素存在，还指出通货膨胀来源于三个方面，即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货币供给增加和产量增长。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且收入处于潜在水平上，那么可以得出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增加。（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一般而言，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所引起的国内物价持续上涨现象。国外不同学者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表述，PhillipCagan(菲利普•卡甘)认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国外冲击推动了国内进口价格上涨，而国内对于这种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运用上无能为力。[3]MichaelR.Darby(迈克尔•达比)认为国内物价上涨的原因在于不断增加的进口需求推动了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4]国内学者李友普、刘思峰从价格传导机制角度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测度问题，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能够测度我国通货膨胀，但是依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测度通货膨胀的准确度会偏低。[5]卢锋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四段式推论表达，一是与本国无关的外部冲击改变了进口商品供求关系，二是上述供求关系变动引致国内用国际货币如美元标示的进口商品到岸价格上升，三是在非浮动汇率体制下进口价格上升通过定价机制传导为进口消费品或以进口材料为原料的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四是相关进口商品价格上涨。[6]三、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一）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导致国外通货膨胀传导到国内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参与到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国际市场参与度呈正相关关系。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与该国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也呈正相关关系，即与输入型通货膨胀呈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2010年全年生产原油2.03亿吨，进口原油2.39亿吨，出口原油0.03亿吨，原油净进口量为2.36亿吨，表观消费量为4.3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3.7%。自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原油对外依存度由6%开始逐年增长，到2006年突破45%，2007年为47%，2008年为49%，到2009年突破50%警戒线达到51.3%。此外，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63%，棉花对外依存度超过30%，这意味着当国际市场中这些商品价格上涨时，国内的采购价格也将随之上涨，进而导致工业品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居民消费品价格中，引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国内产品成本上升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缘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国际粮食价格上涨。2011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价格整体上涨了14.7%，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幅都在30%以上，如铁矿砂进口均价上涨了42.5%，原油上涨了33.2%，成品油上涨了31.5%，大豆上涨了30.4%。我国大宗商品存在供需缺口，原因在于国内资源严重短缺，资源浪费和破坏现象严重。工业制成品所需的能源等初级产品由于空间分布不均，受资源禀赋差异影响较大，具有不可再生性。在全球投资加剧时，随着初级产品需求量增加，这些产品的价格会产生较大的波动，且波动幅度一般会高于普通商品价格波动幅度。[7]初级产品的结构性短缺需要从国际市场上寻求平衡，导致我国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当国际市场上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不应求时，这些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并波及国内，最终便形成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食品价格先行主导上涨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表现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迅速，农业与工业的差距越拉越大。我国农业的比较收益很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造成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应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将会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在农产品价格刚性机制作用下，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信息会快速传递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非农业部门，引致食品价格的先行并主导上涨，最终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四）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大量资本流入近几年，人民币升值预期越来越大，人民币资产投资回报相对较高，国际资本流入的动力增加，国内银行、企业及个人将境外资产调回境内转化为人民币资产的倾向增强。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呈现双顺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536亿美元，其中，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计算，货物顺差303亿美元，收益顺差211亿美元，经常转移顺差95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4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155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入22亿美元，其他投资净流入454亿美元；我国国际储备资产增加96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资产净增加959亿美元（不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特别提款权增加1亿美元。截至2010年底，国家外汇储备额达到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我国目前实施的汇率制度是针对美元的汇率制度，在此制度下，如果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为了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就需要用本国货币购买美元，从而造成本国货币的供给增加，扩大了广义货币存量，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同时，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美元持续贬值，在中美利率倒挂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双重刺激下，国际资本大量注入我国，导致国内货币供给增加，物价急剧上涨。#p#分页标题#e#四、缓解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措施（一）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在目前，针对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我国应当在稳健的基础上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防止基础货币供给快速增加。有效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控制各行业的信贷规模，放缓房地产、钢材、水泥等行业的增长速度，促使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需求推动型转变。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改变频繁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适当运用贷款规模管理手段，积极支持粮食生产和食品工业发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金融创新，创立中国境外美元市场。（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降低所得税率，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二是采取财政补贴农业生产政策，加大支农惠农、兴粮强粮的政策力度，对从事粮食生产者给予适当的现金补贴；三是加大政府对科研开发的补贴力度。（三）加大农业投入，保证粮食安全保证农业、粮食安全是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通货膨胀往往是由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2011年上半年，我国CPI同比上涨5.4%，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5%，稳住食品价格，首先要稳住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目前，中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并不充裕，粮食是紧平衡，大豆2/3以上要靠进口，植物油、棉花也要大量进口。其次要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外出打工所挣得的收入比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要高，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积极性则越来越低。应借鉴欧洲国家的做法，对农产品实施较高的补贴和价格保护政策，确保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再次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四）调整产业结构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投资，这使得我国对于能源、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加大，再加上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上游、中游以及下游产业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当国际能源及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时，会引起工业制成品的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到制成品价格，最终引起通货膨胀。综上所述，缓解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根本对策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我国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生产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式转变为集约式，减少对能源及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过度消耗与依赖，有效缓解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关键词：NAIRU；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03－06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saleadingindicatortojudgethechangetrendofinflationrate,NAIRUhasbeenpaidmuchattentionwhenmacroeconomicpoliciesaremadeinwesterncountriesandit’sbasedonshort-termPhilipsCurve.IneconomictransmissionperiodinChina,thestructureofChineselaborforcemarketisdifferentfromthatoflaborforcemarketofwesterncountrie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unemploymentrateandinflationrateisinconsistentwiththelogicofshort-termPhilipscurve,sothatNAIRUisnotsuitabletobeadoptedasaleadingindicatortojudgethechangetrendofinflationrateinChina.
KeyWords:NAIRU；PhilipsCurve；Inflation
一、引言
NAIRU(non-acceleratinginflationrateof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在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讨论中是一个经常援引并引起关注的概念。这不仅因为实现充分就业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讨论者试图依据NAIRU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变化趋势、制定宏观政策的先行变量之一。在中国，对NAIRU研究和关注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NAIRU相关理论对宏观经济决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NAIRU理论综述，包括其由来、含义及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是NAIR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探讨；第三部分是中国NAIRU的估计；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NAIRU理论综述
（一）NAIRU概念的由来、含义
根据英国的资料，Phillips（1958）得出失业率与名义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呈现替代关系，Samuelson和Solow（1960）用通货膨胀率替换货币工资变动率，使用美国的数据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线”，其表明，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线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其政策含义是，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政策以容忍一般物价水平以不变的速度上涨为代价，实现一定的就业率。
依据Wicksell的“自然利息率（thenaturalrateofinterest）”概念，Friedman,Milton(1968)提出了“自然失业率（thenaturalrateofunemployment）”假说，认为自然失业率由实体经济力量中的供给方面决定，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就业没有影响，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就业；如果政府希望持续降低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之下，只有实行非预期的货币增长，出现非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结果，为维持低的失业率水平，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水平。面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滞涨”想象，及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判，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提出了NIRU(noninflationaryrateofunemployment)这个概念，其目的是为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决策指标。他们定义NIRU为“这样的一个失业率，只要实际失业率水平高于它，预计通货膨胀将下降”。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性状，有两种极端的情形：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是负的；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在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受货币主义自然失业率的影响，Modigliani和Papademos认为，正如在美国1953至1971年的情况，“菲利普斯曲线”在高失业率水平相对平坦，在低失业率水平接近于垂直。这样，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存在一个失业率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通货膨胀率是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内的失业率就是NIRU；实际失业率低于这个区间的下界时，随失业率逐渐减少，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概率增加；实际失业率高于这个区间上界时，随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概率增加（如图1）。
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当平坦的，特别是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代价增加就业；而货币主义者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当陡峭的，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产生高的通货膨胀率，但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不明显。这样，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者都认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存在一个失业率区间，在这个区间，通货膨胀没有上升和下降的压力。这样，尽管对政府参与经济的态度不同，NIRU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所共同接受，后来被Tobin(1980)称之为NAIRU(non-acceleratinginflationrateof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显然，NAIRU是把凯恩斯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黏合在一起得到的一个概念，依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失业率水平），但其逻辑来源于“自然失业率”假设（宏观需求管理的政策有一定限制）。
多数文献明确界定NAIRU为这样一个失业率，当经济中的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趋势；当经济中的失业率高于NAIRU时，通货膨胀有下降的趋势；当经济中的失业率等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不变。不过，依据这样的定义，NAIRU概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非那么明确，文献中NAIRU的含义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一些文献没有区分NAIRU和自然失业率概念，例如，LaurenceBall和N.GregoryMankiw(2002)。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在长期是中性的，非对称信息、长期劳动合同和价格黏性等因素导致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由此，涉及NAIRU的文献中，多数文献都或明或暗地假定NAIRU是短期的自然失业率，或者直接称之为theShort-runNAIRU，在涉及自然失业率假设时，更强调自然失业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为零，货币政策对自然失业率没有影响。例如，Camarero,LiuisCarrion-I-Silvestre,Tamarit(2005)把NAIRU分为三类，短期、中期和长期，认为短期NAIRU是政策制定者评估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一个合适指标，而长期NAIRU并不能估计。这是自然失业率和NAIRU概念在不同文献中存在的细微差异。
（二）影响NAIRU的主要因素
影响NAIRU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JosephStiglitz，1997），一是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例如劳动力中性别结构的变化影响NAIRU的高低；二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例如生产率增长慢时，NAIRU可能出现短暂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降低ANIRU水平；三是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些变化，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NAIRU就越低,诸如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一些市场法律法规的变化、职业培训等因素降低NAIRU；四是劳动力和厂商在决定实际劳动工资时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NAIRU的因素主要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有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影响NAIRU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NAIRU在经济决策中的运用
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NAIRU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验研究中可以用来作为评估通货膨胀率变化方向的参照点，如果失业率高于NAIRU，则预计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压力，如果失业率低于NAIRU，预计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压力；二是在经济理论中，NAIRU可以用来作为理解通货膨胀原因的起点；三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可作为一个评判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特别是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当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压力，这时不宜采取松的货币政策，当失业率高于NAIRU情况下，通货膨胀有下降的压力，这时不宜采取紧的货币政策。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运用NAIRU概念作为先行指标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Marcoa.Espinosa-Vega，StevenRussell,1997）。依据NAIRU概念，当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趋势，应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当实际失业率高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趋势，应实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规则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导致的工资率的变化将传导到一般物价水平，这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假定。在诸如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相对成熟，工资率的变化影响商品价格，这个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很多情况下是商品价格首先变化，然后才有工资率的调整。在工资率的变化不完全等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以维持币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NAIRU理论另外一个暗含的假定是，失业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变化的结果，或者说是总需求变化的结果，这样只要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就可以调整失业率，可以影响通货膨胀。然而，影响实际失业率的因素很多，在很多情况下，货币政策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实际失业率。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利用NAIRU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局限性。在时间先后上，物价水平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有三种关系：同步，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先于实际失业率的变化，失业率的变化先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在前两种情况下，利用NAIRU作为货币政策的先行指标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NAIR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实现最大限度的就业、维持物价水平稳定是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然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那么需要进行权衡和取舍，这种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取舍所面临的约束在经济学理论就是菲利普斯曲线。这里考察菲利普斯曲线和NAIRU在中国的适用情况。
回顾经济理论的发展，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承认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单纯的经验关系，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JamesK.Galbraith，1997）。这里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理解菲利普斯曲线背后的逻辑。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由于影响因素不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一种情形是，总需求首先增加，引起物价水平上升，供给增加，然后失业率下降。另一种情形是，首先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失业率下降，实际劳动工资率上升，假若工资是企业成本的重要部分，持续工资上涨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两种情形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表述的统计关系。在美国、西欧，经济政策关注的是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NAIRU理论暗含的假定是，就业率的变化影响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是厂商的主要成本，持续工资变化最终将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进一步的假定是，就业率和工资率的变化先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这样NAIRU可以作为判断通货膨胀率变化方向的先行指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关系，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关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主要存在于转型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失业率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通货膨胀率主要受商品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当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和商品市场的均衡联系相对比较弱，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统计联系就会相对弱，甚至统计上没有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就不存在。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1）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劳动力在农村的生产率相对于在城市的低，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失业。（2）1979年以来,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劳动力流动量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城镇工资率上升的压力。（3）无论实际工资率的变化，还是名义工资率的变化都没有完全反映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例如，国有企业、垄断部门等的工资形成机制呈现刚性，即使在失业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趋势明显。1985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1.25倍①，2006年成为1.7倍；2006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类型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993年的6.26倍、5.02倍和4.02倍。（4）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林秀梅，王磊，2007；李骏娴，薛江，2007；蔡，都阳，高文书，2004）。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就业率和一般物价水平联系较弱，有时关系不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联系较弱，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逻辑关系。同时，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是城镇就业人员工资率上升引起的，更多的情况是，过多的总需求在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城镇居民就业，降低了城镇居民失业率。因此，在中国依据NAIRU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先行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述结论可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数据得以验证。1980年至2007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散点图（见图2）、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简单相关系数（-0.4322）表明,从整体看，中国并没有完全背离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基本统计关系，即相对于低失业率水平，高失业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从图3看，相对于高失业率水平，在低失业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增加的幅度高，次数多。同时，在不同时间段，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变化趋势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例如，1980年至1984年，在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也在逐年下降；在1998年至2003年，通货膨胀率为负值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这些都和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结构吻合。
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的文献众多（范从来，2000；赵博，雍家胜，2004；曾利飞，徐剑刚，唐国兴，2006），但中国经济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一个一致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这些都实际上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因此，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的NAIRU在中国不能成为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先行指标。
四、中国NAIRU的估计
（一）NAIRU估计的文献回顾
由于NAIRU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对NAIRU估计成为NAIRU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多数涉及NAIRU的文献都是关于NAIRU估计的。已有文献对NAIRU的估计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依靠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估计NAIRU，依据菲利普斯曲线估计NAIRU，完全依据失业率数据估计NAIRU。相对而言，第一类估计方法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厂商和失业者的选择行为为基础，建立决定NAIRU的方程，但暗含的假设条件太多，实用性较差，应用这类方法估计NAIRU的文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较少，但在分析影响NAIRU变化的因素时都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对第二种和第二种NAIRU估计方法简单回顾。
早期研究者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完全从菲利普斯曲线出发，对NAIRU的值进行了估计。基本方程是=C++b(-1)+c,其中表示通货膨胀率，C为常数，UA为实际失业率，(-1)为通货膨胀率的滞后项，为劳动生产率。估计C、?琢、b、c值后，给定一个能够容忍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推导出NAIRU的值。以后的文献采用了一个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最简单的方程为，=e-?琢(U-U*)+?淄，其中为实际通货膨胀率，e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U*为NAIRU，?淄为供给方面的冲击。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将保持不变，则实际失业率U等于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U*。上述菲利普斯曲线不能直接估计，因为e和U*都是未知变量。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有各种假定，最简单的假定为随机游走模型为，e等于上期通货膨胀率，则由=e-?琢(U-U*)+?淄得到P=?琢U*-?琢U+?淄，在关于?淄假定条件下，使用P、U的统计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计上式中的常数项和?琢的值，则U*等于估计方程的常数项与估计实际失业率系数?琢之比。LaurenceBall和N.GregoryMankiw(2002)利用这个方法估计的美国1960年至2000年的NAIRU的值为6.1%。上述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NAIRU的估计有很多暗含的假定，文献中从这个角度估计NAIRU的方式，可归结为一个一般化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DouglasStaiger,JamesH.Stock,MarkW.Watson,1996；ThomasLaubach,2001）:
?仔t-?仔=?茁(L)(u-)+?啄(L)(?仔-?仔)+?酌(L)X+?着
其中?仔t为通货膨胀率,?仔为预期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为NAIRU,X为供给冲击，?着表示序列不相关的误差项，其中?茁(L)、?啄(L)、?酌(L)为滞后算子的多项式。上式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仔是一个不可直接观察和统计的变量，必须对其假定，文献中的假定有?仔=?滋+?琢?仔，或者?仔=?滋+?琢(L)?仔,还有其他形式。NAIRU也是一个不可直接观察和统计的变量，对的变化也有多种假定，最简单的情形是假定恒等于。20世90年代初，美国实际失业率下降后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趋势，由此，从20世纪90年代估计NAIRU的文献侧重于假定NAIRU是变化的。变化方式有多种假定，一些文献假定是离散的，随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间的值不同；还有一些文献假定NAIRU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即=?准′St；更多文献认为NAIRU随机的，通常假定ut=+?浊t，其中?浊t~N(0,?姿?滓),并且对所有t、?子的，E?浊t?着?子=0。对于还可以依据具体情形有其他假定，例如，ThomasLaubach（2001）假定=+?滋t-1+?浊t，其中?滋t=?滋t-1+?淄t，?淄t~N(0,?滓)，并估计了七个国家的NAIRU。
估计NAIRU的另外一种常用方式是仅仅依靠实际失业率的时间序列数据本身进行估计，暗含的假定是，实际失业率水平必然趋向于其均衡水平。一般化的方程（DouglasStaiger,JamesH.Stock,MarkW.Watson,1996）为u-=?茁(L)(u-)+?着，其中关于的选择仍然如上述的各种假定。MariamCamarero,JosepLiuisCarrion-I-Silvestre,CecilioTamarit（2005）假定=，Tb,i-1≤t≤Tb,i，上式变为u=?滋+?兹iDui,t-1+?茁(L)ut-1+?着t,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式，间接得到NAIRU==+。LaurenceBall和N.GregoryMankiw(2002)从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Ⅱ=Ⅱ-1-?琢(U-U*)+?淄出发,利用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失业率的数据估计了Ⅱ=?琢U*-?琢U+?淄，其中Ⅱ为一般价格水平，Ⅱ为通货膨胀率，U、U*分别为实际失业率和NAIRU,然后得到U*+?淄/?琢=U+Ⅱ/?琢，上式右边为已知数据，上式左边U*表示一种趋势变量，?淄/?琢表示供给冲击，应用HP滤波技术(Hodrick,Prescott,1997)得到NAIRU的值。
（二）对中国NAIRU的初步估计
由于中国转型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复杂，估计一个在经济理论和统计关系两方面都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目前仍没有完成的工作。例如，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2001），王少平，张洁（2007）认为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尚不具有适用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精确估计NAIRU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复杂的估计技术并不一定比简单的估计技术更有效。例如，RayC.Fair(2000)认为一些文献中关于NAIRU的动态设定是不精确的，在低的实际失业率水平，失业率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里从菲利普斯曲线和单纯城镇失业率数据两个角度对城镇NAIRU给出初步估计。不过，这两种估计方式都存在较多的假定。
由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并且对它的估计在统计上的效果很不理想，这里首先估计简单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仔t=c+?琢Ut+?淄t，其中,?仔t为以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变化表示的通货膨胀率，Ut为失业率，?淄t为其他变量的冲击。估计结果为?仔t=15.8-3.44Ut，其中，常数项和失业率的t统计量、F统计量都能在5%的临界水平通过检验；修正的R2=0.1555,这表明在统计意义上通货膨胀率变化可归因于失业率变化的比例很低；DW统计量为0.8969，在样本数为28的情况下，接受残差项存在正一阶自相关的假设。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率受供给、需求和通货膨胀率惯性等的影响，这里先验地假定通货膨胀具有惯性，估计方程?仔t=?琢?仔t(-1)+?茁Ut+?淄t，结果为?仔t=10.37-2.71Ut+0.54?仔t-1，其中，常数项和失业率的t统计量、F统计量在5%的临界水平通过检验；修正的R2=0.4761；DW统计量为1.5748，在样本数为27的情况下，残差项不拒绝零自相关的虚假设。对?仔t=10.37-2.71Ut+0.54?仔t-1变形有?仔t=-2.71(Ut-3.83)+0.54?仔t-1。尽管假定失业率变化引起的实际工资率变化导致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逻辑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逻辑，如果假定中国存在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且NAIRU不变，在通货膨胀率为零时可得到1980年至2007年中国的NAIRU为3.83%。从图1看出，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3%时，多数情况下出现了通货膨胀。
和存在成熟劳动力市场的美国、西欧不同，中国城镇失业率不仅和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有关，也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约束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有关，由此中国NAIRU是随时间变化的。不过，影响城镇失业率变化的这些变量很难量化，这里利用HP滤波估计城镇失业率中的非周期部分，可作为中国城镇NAIRU的替代，结果如表1。
五、结论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些摩擦因素，城乡劳动力市场是二元的，劳动工资率的变化并没有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工资率的变化也不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NAIRU概念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作为先行指标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依靠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中国的就业率的政策措施效率不高，而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放松劳动力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等微观政策对于降低中国失业率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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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57-03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第二,建立综合观测指标的货币政策,拓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证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以货币供应量(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M0为观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不稳定性,无法及时敏感应对通货膨胀,存在着缺陷,因此考虑新的中介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应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经济变量作为观测指标,加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应否“扩容”的热议，笔者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实证结果支持适度提高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为4.455%；在中长期内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可视为中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这一结果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关键词：通货膨胀容忍度；门限自回归；经济运行效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20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S2011040000414）。
作者简介：吴海民（1976-），男，湖南新化人，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运行效率研究；王建军（1966-），男，河南南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128-06收稿日期：2012-07-01
继通货膨胀目标和最优通货膨胀率之后，通货膨胀容忍度正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新关注的又一焦点。2010年10月，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把3%作为我国通货膨胀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胀警戒线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政界以及民间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阶段，存在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率波动区间，即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问题是，一旦通货膨胀超出事先设定的目标警戒线，其最大的容忍边界究竟为多少才合适？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本文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出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从而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
1.支持通胀“扩容”的政策空间论
目前，不少学者从我国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张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其核心理由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政策空间论”。李冀申（2011）认为，适度提高通胀目标可以减少频繁的目标偏离，增强中央银行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地引导和管理通胀预期。厉以宁（2010）认为，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增长越快，通货膨胀就会越高。中国这样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应当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为要素价格改革留出空间，从而需要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李斌（2011）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对提高通胀容忍度做了分析，认为非贸易品价格上涨是低生产率部门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有必要对B-S效应下的通胀提高一定的容忍度。黄石松（2011）权衡了通胀与汇率平稳升值的利弊之后指出，为了给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留出操作空间，宜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外贸的依存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
2.反对通胀“扩容”的经济损害论
针对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其核心理由可以概括为“经济损害论”。学者叶檀（2010）认为，我国现在的CPI数据存在系统性低估，用低估的CPI来证明应该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不科学的；除非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否则中国独自提高CPI水平就是“为国际热钱之渊，驱中国消费之鱼”，提高通胀容忍度将有损中国经济。此外，提高通胀容忍度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之中，由此导致的长期负利率对经济运行损害巨大。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让市场投机更加盛行，只会进一步损害我国的实体经济，削弱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地位。“通胀经济”只能维持中短期的繁荣，从长远来看，它是宏观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看法和观点并不一致。究竟应否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其实最关键的是必须首先找到确定通胀容忍度的合理依据，然后才能据以提出最适宜的通货膨胀容忍度。
二、确定通货膨胀容忍度的依据
长期以来，3%的CPI涨幅被西方国家认定为通胀的传统警戒线，超出这一容忍度，就得采取货币政策干预。但事实上，如何确定合适的通胀容忍度、特别是转型期国家的通胀容忍度，在理论上并没有标准答案与尺度依据。
1.传统研究方法的经验性依据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以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再根据潜在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2：1的比例关系，确定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可容忍区间为1%～5%。张权（2011）利用剔除异常值后的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值来确定通胀率的容忍上限，认为现阶段我国通胀容忍度为4.87%。王建（2010）则直接以经济增长率作为通货膨胀率的容忍极限，即“通胀容忍度≤经济增速”，如果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10%，则通货膨胀率也能容忍≤10%的极限。肖耿（2011）参考日本的经验，认为我国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的50%～70%是可以容忍的。也有学者认为，决定通胀容忍度的不是贸易数据和经济前景，而是央行的独立性。央行独立性越大，通胀容忍度就越低；反之，越高。
上述方法为我国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方法大多以经验法则、现实观察、国别对比、未来预期等作为依据，不仅得出的结论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而且本身也欠缺理论上的说服力。
2.非线性关系与门限值依据
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两者之间正相关，而货币主义则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在被预期到的情形下不会有实际效应，只有未被预期到的通胀变化才会有实际效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恰恰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促进或促退的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单调、非线性关系。
Fischer（1993）在研究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非线性的判断。此后，Omay（2010）对通货膨胀门限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当通货膨胀值低于门限值时，它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没有影响；而当通货膨胀值高于门限值时，它会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Villavicencio（2011）运用面板平滑过渡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非线性效应给予了实证支持。我国学者赵留彦等（2005）、王少平等（2006）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同样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非线性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的影响呈现结构性突变，从而可依据突变拐点所对应的这一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我们认为，鉴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探索我国的通胀容忍度，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途径。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设定
由于一般的线性模型不能反映时间序列的突变现象，因而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的影响必须从非线性模型着手。目前，有关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研究方法大致有四类：一是Tong（1983）提出的TAR门限自回归模型；二是ARCH类模型；三是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四是STAR平滑转移模型。其中，GARCH类模型主要侧重波动率的刻画，无法完全捕捉经济动态行为中的结构变化；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只能推断不同区制相互转移的概率，其结果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TAR模型是STAR模型的特例，能够刻画时间序列在不同机制（Regime）中呈现的不同动态特征，具有模型设定简便、参数估计有效、具有良好的经济解释意义等优点。TAR模型作为突变现象的一种描述手段，允许机制变化是内生的，而且机制转换是可观测的；它还将微分方程中的极限环概念引入非线性随机系统，由于门限的控制，保证了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采用TAR模型来分别考察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以此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起伏。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商品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定价，物价波动与通货膨胀开始变得较为频繁。因此，我们决定采用1978年～2010年间的时序波动数据进行研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的模型1中，经计算的通货膨胀率门限值为4.455。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4.455%时，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增长率提高0.549个百分点；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4.455%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货膨胀的机制2下，通胀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负面促退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第二年经济增长降低0.086个百分点。同理，在以经济运行效率为因变量的模型2中，通货膨胀率的门限值下降为3.741。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3.741%时，低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正面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运行效率提高0.005个单位；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3.741%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胀的机制2下，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反向抑制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第二年经济运行效率降低0.001个单位。模型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确实存在方向相反的结构突变。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短期内“稳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政策取向上倾向于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该突变点对应的门限值4.455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超过该值可以启动反通胀的政策调控。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追求将置于更优先的政策选项序列中，因此模型2中突变点所对应的门限值3.741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胀的容忍边界。郑秉文（2011）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市场驱动”的第一阶段（1978年～2000年）、“要素驱动”的第二阶段（2001年～2009年）、“效率驱动”的第三阶段（2010年～“十四五”规划）以及“创新驱动”的第四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从“高增长”向“高效率”转变，除了改善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力、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外，我们同时还应在宏观政策上合理调控我国的通胀水平，尽可能将其控制在3.741%以内的适度水平。
五、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基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利用门限自回归TAR模型所测算的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完全可行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4.455%的门限值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在长期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的门限值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当实际通货膨胀超越控制目标区间并接近上述容忍上限时，应启动相应的紧缩措施，以降低实际通货膨胀率。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适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由于当前推高我国CPI指数的系统性因素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通货膨胀走势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持续增长，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服务业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仍存在趋势性上涨动力，加上国际输入性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叠加，物价持续上行的压力更大，客观上对通货膨胀要求有更高的容忍度。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相对于3%的传统警戒线或4%的调控目标线，实证结果都支持适度上调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近期内，可以将通胀容忍度调高至4.455%，货币政策可以参考4.455%的警戒线相机行动，只要物价涨幅低于4.455%的容忍限度，就无需采取价格干预措施；长期内，考虑到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经济平稳良性运行的政策目标，通货膨胀容忍度应逐渐下降到3.741%左右。
2.通货膨胀容忍度宜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
受区域梯度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态势。2012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天津等沿海省市开始下调GDP增长速度，以往备受关注的GDP增长目标正在逐步淡化，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型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的质量型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常态，转型升级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成为这些地区当前发展的主旋律；而贵州、陕西、等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省份依然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目标，“扩规模、上总量”仍是其发展的第一要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也相应不同，因此，通货膨胀容忍度也应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以增长为目标的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至4.455%的水平；而以转型和效率为目标的沿海地区，可以适度降低通货膨胀容忍度至3.741%的水平。我们认为，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选择相应的通货膨胀容忍度，较之全国实施“大一统”的通胀管理目标，可能更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3.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工作
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宽松。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缓解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稳增长”的短期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控信贷投放，控制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长期目标。为此，必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注重规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前提下，仍然要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工作，通过优化信贷结构，确保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从长远来看，在不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追求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是要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上下功夫。
4.妥善解决通胀“扩容”带来的民生福利损失问题
通货膨胀容忍度提高后，当物价在调控目标线和容忍度之间快速上升时，通货膨胀可能对民生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太完善的背景下，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保障措施以消除通胀“扩容”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提高社会对通胀“扩容”的承受力度。考虑到目前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企的现实，直接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增加企业经营负担，而在现有基础上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则可增加全体居民尤其是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因此，结构性减税是增收的首选措施。其次，要通过补贴等财政政策更多地让利于民。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可能造成生活必需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为此，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要建立和完善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做好水、电、煤气等基本民生用品的价格调节工作，切实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总之，提高通胀容忍度不应以民生福利下降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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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什均衡货币政策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下的货币政策博弈分析
货币政策博弈分析即利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宏观金融博弈问题。因而,博弈论是宏观金融博弈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发表了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文章,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的存在,基本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础。因而,该均衡以后被博弈理论称为“纳什均衡”。即是指由所有的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成的策略组合。在这种策略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者的策略,没有任何单个参与者有积极性选择其他策略,也就没有人主动去打破这种均衡。相反如果一种均衡或制度安排,如果不是一种纳什均衡,即不是所有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合,那么,这种组合就不能成立或者至少不能持续。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和公平。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现实中,大量的经济博弈问题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发展为其在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合作博弈的进一步发展。
纳什均衡假定博弈参与者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时,把其他参与者的策略当做给定的。而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如何影响博弈对手的选择。这个假定在静态博弈下是成立的,但在动态博弈下却不成立。在静态博弈中,所有参与者同时行动,不可能在自己采取行动前观察到其他人的行动,因而就无暇反应。但在动态博弈中,一方行动在先,另一方行动在后,后者自然会根据前者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选择,前者自然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点,所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由于决策者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选择的影响,纳什均衡允许了不可置信威胁的存在。1965年泽尔腾(Selten)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定义了“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的概念,将不可置信的威胁策略从纳什均衡中剔除出去,从而解决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均衡求解问题,将不可置信的策略变成可置信策略的行动,即经济学中的“承诺行动”。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其承诺时将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承诺就是可置信的,否则就是不可置信的。该概念的提出,对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货币政策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纳什均衡在货币政策效应中的应用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我们考察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假定中央银行的目标成本函数为:
其中:π为通货膨胀率；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中央银行期望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卢卡斯供给曲线:y=yn+α(π-πe),α＞0
其中:ynt为潜在经济增长率；πet为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α表示非预期通膨胀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即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假定α=1,即:y=yn+(π-πe)
同时假定中央银行对货币增长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公众的预期完全理性；不存在真实供给冲击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影响,通货膨胀率π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m,通货膨胀预期πe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me；中央银行期望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相等。有:
令公众的目标函数为避免由于预期误差导致的通货膨胀之害,因此可把公众的效用函数定义为:U＝-(m-me)2
可得该货币政策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关键词：调节成本；总量均衡区间；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放大”效应
标准宏观经济分析认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的波动最终将推动社会经济总量趋向于一个均衡点，该点给出的即既定总供求背景下的均衡社会总产出或均衡国民收入。这一分析，构成了现代各国政府实施短期需求管理、通过宏观调控保持总量平衡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这一分析中，有个隐含着的假定前提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略，这一前提即供给方调节生产规模、改变供给量、进而推动总供给达到与总需求相均衡状态的过程本身是无成本的。然而，现实经济运行中，供给量的调整显然不可能是无成本的。如果确认并引进调节成本概念，则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均衡供求总量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点”，而将扩展成一个“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对宏观经济运行将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特别是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将产生一种特殊的“放大”效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首先阐明总量均衡区间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就总量均衡区间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放大”效应进行考察；最后归纳出若干有益的结论与启示。
一、调节成本与总量均衡区间的形成
阐明总量均衡区间的形成机理，须以确认调节成本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我们从调节成本问题人手开始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需求与供给是两个十分活跃的变量。厂商要获得满意的生产经营效益，就必须在价格信号指引下经常调整生产规模，使供给量尽量适应需求量的变动。显然，这种对生产规模从而对供给量的经常性调节，如同其他经济行为一样，不可能是无代价的，亦即调节本身是需要耗费成本的。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成本可称为微观调节成本，并可一般地定义为，厂商将其供给量调整到合意水平所需的费用。微观调节成本通常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摩擦耗费。主要包括调整生产规模和产量引起的各种技术性、经济性摩擦所造成的损失。二是时间延滞。微观调节通常均需花费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厂商的生产经营效益会与目标状态下理应产生的效益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损失无疑应视为微观调节成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是操作费用。厂商要有效地调节自身的生产规模，需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实际操作，从而相应地需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部分费用显然是最直接意义上的微观调节成本。
以上说明的是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及其构成。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分析还可进一步扩展到宏观范围之内。因为从理论上说，正如各单个厂商的供给量可以加总成社会总供给量一样，各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也是可以加总成全体厂商的总的供给量调节成本――总量调节成本的。这一总量调节成本，实际上是微观领域内无数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在宏观层面上的综合反映。显然，总量调节成本在构成上也必然与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一致，即也主要由摩擦耗费、时间延滞和操作费用三部分所构成。
微观调节成本及其加总――总量调节成本的存在，使宏观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化的过程复杂化了。原先，在不考虑调节成本时，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的波动将引导社会总产量或国民收入达到一均衡点。为便于展开分析起见，我们将该点称为“总量均衡中心点”。但如果引进调节成本概念，问题便不再如此简单了。我们首先考虑初始社会总产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情况。这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价格将上涨，于是厂商们可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因而他们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倾向。我们将这时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改变供给量所能获得的额外收益称为“总量调节收益”。显然，随着生产规模渐次扩大，厂商们所能获得的总量调节收益将逐渐减少。道理很简单，因为总需求价格高于总供给价格的差额会随着实际社会总产量向总量均衡中心点逼近而逐渐减少。因此，如果我们将每变动一单位社会总产量所增加的总量调节收益定义为边际调节收益的话，那么边际调节收益是递减的。
再看总量调节成本的情况。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改变供给量的过程中，一方面，摩擦耗费与时间延滞因其与生产过程的特定联系，通常便与供给量本身的规模和水平存在大体同步变化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操作费用显然也与供给量的规模密切相关。因为一般而言，生产规模越大，调整供给过程中的各种调控操作便将越复杂，从而使得操作费用也越高。因此总体上看，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的过程中，总量调节成本将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地增加；而且，为使分析简便起见，可以认为，总量调节成本的水平与社会总供给量的规模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关系。于是，如果我们将每变动一单位社会总产量所增加的总量调节成本定义为边际调节成本的话，那么边际调节成本通常就是一个常数。
这样，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的过程中，一方面存在递减着的边际调节收益；另一方面存在大致恒定不变的边际调节成本，因而厂商们调节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的行为客观上便存在一个合理界限的问题。根据边际分析的一般原理不难理解，这一界限应在边际调节收益与边际调节成本相等的临界点上。因此，该点便成为厂商们改变生产规模、调节供给量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当生产规模小于该点时，边际调节收益大于边际调节成本，意味着厂商们调节生产规模、增加供给量的行为所带来的调节收益高于其为此付出的调节成本，因而这时扩大生产规模是合理的；当生产规模超过该点后，边际调节收益小于边际调节成本，意味着这时即便实际产量可能尚未到达总量均衡中心点，但现在扩大生产规模所耗费的调节成本已高于由此所能得到的调节收益，因而这种调节已是不经济的，应当停止。我们称该点为供给量调节的“低位临界点”，它位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左侧。显然，“低位临界点”决定了厂商们主动中止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供给量的合理上限。
以上讨论的是初始社会总产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情况。在初始社会总产量高于总量均衡中心点时，问题依然如此。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压缩供给量的努力，一方面会减少因市场供过于求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同样须付出调节成本。因此，与前述分析相类似，在这一过程中，厂商们也会在压缩生产规模所减少的损失同为此所需付出的调节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一个损失最小的调节界限。于是，类似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在总量均衡中心点的右侧相应地找到供给量调节的“高位临界点”。该点给出的是厂商们主动中止压缩生产规模、减少供给量的合理下限。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由于调节成本的存在，在总量均衡中
心点的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在这两点之间，厂商们不会再对其生产规模进行主动调节。也就是说，从市场运行角度看，社会总产量一旦进入该区间，市场机制便不会再对其发生作用，因而这时就应视社会总供求已经达成均衡状态。所以，“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便界定了一个特殊的区间，我们将其称为“总量均衡区间”。这样，传统分析中的均衡社会总产量或均衡国民收入，便由原先的“点”概念被修正为“区间”概念。
二、总量均衡区间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放大”效应
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由其产生的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特殊“放大”效应，便是一个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阐明总量均衡区间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放大”效应，有必要首先指出如下规律性现象：总量均衡区间产生后，无论在总量扩张还是总量收缩过程中，实际的总供给通常总是位于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或“高位临界点”处。具体说，即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总量扩张阶段时，总需求快速增长，拉动总供给相应迅速攀升，使社会经济总量向更高的总量均衡水平推进；但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总供给扩张的浪潮在到达新的更高水平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之前，便会为“低位临界点”所阻滞，而止息于新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处；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总量收缩阶段时，总需求滑落，总供给随之迅速下降，使社会经济总量向较低的总量均衡水平收缩；但同样地，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总供给收缩的势头在实际减少至新的较低水平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之前，便会为“高位临界点”所阻遏，而停步于新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上限处。简言之，总量扩张时，实际总供给将位于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处；总量收缩时，实际总供给将位于总量均衡区间的上限处。
明确了这一规律便不难证明，现实经济运行中，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将产生一种特殊的“放大”效应。
我们先看总量扩张、存在通货膨胀时的情况。这时的总量对比态势与价格总水平变动可借助下图予以说明：
图中，横轴OY代表社会经济总量或国民收入，纵轴OP代表价格总水平，AD、As分别为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YLYH分别为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与上限。假定现在总需求正处于扩张过程之中，于是总需求曲线AD正在向右移动。按照传统分析，当AD右移至AD1位置时，总需求与总供给将在E1点达成均衡，此时均衡社会总产出或均衡国民收入为YE1均衡价格总水平为PE1；尔后，总需求继续扩张，AD进一步右移至AD2位置，从而在E2点与总供给达成新的均衡，新的均衡社会总产出为YE2，均衡价格总水平为PE2。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总需求扩张一方面带动社会总产出由YE1增加至YE2，另一方面则拉动社会价格总水平由PE1上升至E2。这种由总需求扩张而导致的社会价格总水平上升，宏观经济学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但总量均衡区间出现后，问题便复杂化了。根据存在总量均衡区间条件下社会经济总量扩张时实际总供给将位于总量均衡区间下限处的一般规律，重新审视上述总量扩张过程便会发现，当总需求右移至AD1位置、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1点时，实际总供给其实并不会如传统分析所认定的那样将达到E1点所对应的总产出水平E1，而是将只达到此时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所对应的总产出水平，即YE1；相应地，在社会总产出为YL1时，社会价格总水平也将不会是E1所对应的PE1而将是YL1所对应的价格总水平PL1；十分明显的是，PL1高于PE1当总需求曲线进一步右移至AD2位置时，类似于刚才的情况。虽然这时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2点，但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实际总供给也不会如传统分析所认定的那样将达到E2点所对应的总产出水平YE2，而是将只达到现在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所对应的总产出水平，即YL2；相应地，此时的社会价格总水平也不会是E2点所对应的PE2，而将是YL2所对应的价格总水平PL2；同样明显的是，PL2高于PE2。
概括以上分析可见，在总需求扩张、价格总水平渐次攀升的过程中，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使得实际社会总价格将总是高于既有总供求对比所本应确定的水平。也就是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将在原有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升社会价格总水平，从而对通货膨胀最终起到了一种特殊的“放大”作用。
再看总量收缩、存在通货紧缩时的情况。与前述分析相类似，我们不难推知一种相反的情形，即当宏观经济运行处于萧条阶段、总需求滑落带动社会经济总量收缩从而出现通货紧缩时，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将使得实际总供给位于随总需求曲线左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上限处，从而使得实际社会总价格将总是低于既有总供求对比所本应确定的水平。换言之。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将在原有通货紧缩的基础上进一步压低社会价格总水平，从而最终对通货紧缩同样起到一种特殊的“放大”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总量均衡区间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放大”作用，是一种源自总量均衡区间本身特性的效应，同总供求的实际对比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中经总量均衡区间“放大”的部分，在生成机制上与一般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完全不同。这种“放大”效应的强弱，主要取决于总量均衡区间本身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当时总供求间的实际对比态势。从上图不难看出，一般而言，总量均衡区间越大。它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放大”作用便越大；反之。其“放大”作用就越小。因此，从宏观调控角度说，对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中因总量均衡区间而“放大”的部分，便无法借助通常主要作用于总量变动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而加以消除。要减小总量均衡区间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放大”效应，必须从压缩总量均衡区间的大小人手，而这主要应通过微观层面上改善市场环境、健全企业经营机制、提高管理水平等等来降低调节成本才能奏效。本文限于篇幅，对此不再展
开分析。
上述总量均衡区间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放大”效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将导致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第一，将加剧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危害。众所周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对实际经济运行会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通货膨胀通过其特有的“再分配效应”会扰乱以致破坏正常的社会利益格局，通过扭曲价格信号将降低经济效率，长期内将影响和抑制经济增长；此外，恶性通货膨胀还将引发社会动荡与危机等等。而通货紧缩则将侵蚀企业效益、影响生产正常运行与发展，加剧失业、增大社会就业压力，抑制居民收入增长、制约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诱发市场混乱、扰乱正常竞争秩序，加剧金融领域矛盾、增加货币政策操作难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证明，无论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其负面效应的大小通常均与其剧烈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既然放大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也就必然将放大其负面影响，从而加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现实危害。
第二，将强化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预期。总量均衡区间“放大”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后，整个社会无疑将感受到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压力，而这必然会强烈影响到人们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判断，从而将强化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预期；而预期本身作为影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强化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现实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对之起到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从而便使得其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第三，将增加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难度。实际经济运行中，既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决定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真实程度，但总量均衡区间对之进行了“放大”，这就增加了准确估计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真实压力进而予以有效应对的难度。因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人们直接感受和观测到的，只能是经总量均衡区间放大后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从认识角度说，在现象层面上要区分清楚其中多大程度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体现了其真实水平，多大程度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则系总量均衡区间“放大”的结果，是相当困难的。因而，这就对科学地判断形势，从而采取正确的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措施，恰当把握宏观调控力度以尽快消除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危害，设置了新的障碍。
三、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可归纳出几点有益的结论与启示。
1总量均衡区间是现实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应给予必要的关注。由于厂商调节供给量须耗费调节成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由此导致宏观层面上形成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便具有了外在于人们主观意志的客观必然性。所以从根本上说，总量均衡区间并非纯粹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现实经济运行中一种鲜活的客观存在。既然确认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是对传统理论的一种超越，是理性认识对客观现实的又一次逼近，那么，对总量均衡区间问题就有必要备加关注，对其基本性质及多方面的影响就应当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在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性状方面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一步。
本文共分四部分。开篇阐明对通货膨胀作出定义的必要性。第一部分通过引述上通货膨胀的定义和其缺陷，进一步阐明下定义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列举了历史上几个典型的通货膨胀的案例；第三部分通过对所列举案例的分析，得出通货膨胀的实质并非弗里德曼所讲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现象；第四部分以第三部分得出的结论为依据，提出一些解决通货膨胀的浅见，认为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在于分配结构的控制。
关键字：通货膨胀定义本质治理
正文
6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话国家出现了1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与衰退并发的滞胀。在严峻现实的迫切要求下，西方对通货膨胀的出现了一个高潮。各种关于通货膨胀的汗牛充栋，五花八门。维也纳理工大学教授赫尔穆特弗里希把这些整理出来，系统地加以研究。发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的通货膨胀理论，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通货膨胀的定义。“通货膨胀的概念未经进一步说明就加以使用了。”
新成立以来，也曾出现过几次通货膨胀。然而对通货膨胀讨论时所使用的定义不是引用西方的定义，就是从马克思的“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而造成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中演化来的。并没有给通货膨胀作出一个合理的定义，只不过对通货膨胀稍加解释就展开了研究。“然而，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并不始于对它的解释，而始于给它下定义的尝试。”因此，确切地定义通货膨胀十分必要。为此，本文拟通过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定义及其缺陷的分析，作出通货膨胀合理的定义。
一、已有的通货膨胀定义及其缺陷
通货膨胀的定义形式繁多，众说纷纭。M布朗芬伦纳和FD霍尔兹曼把起归纳为四种类型：
（一）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的普遍的超额需求状况。
（二）通货膨胀是总的或人均的货币存量或货币收入的增加。
（三）通货膨胀是带有附加条件的物价水准上涨，它的预期是不完全的，它会（通过成本提高）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它不会使就业和实际产量增加，它比某种“安全”速率变动地更快一些，它由“货币”方面的问题引起，它是扣除了间接税和补贴的价格度量，而且它是不可逆转的。
（四）通货膨胀是由外汇汇率或黄金价格度量的或是由黄金超额需求或官方汇率的外汇额需求表示的货币对外价值的下跌。
以上四种定义从不同角度给通货膨胀作出的定义，正如寓言“瞎子摸象”所描述的，大家虽然都摸到了象的一部分，但谁也没有说出象的全貌。
前两种定义从商品价值出发，出发点是正确的，至少是希望从本质上给通货膨胀予以揭示。但其均以某一种原因给通货膨胀作定义，难以使人信服。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样的，以某一种原因作定义是不全面的。第三种定义是以外部标志为根据的通货膨胀定义的扩大形式，它要求通货膨胀定义具有某些特征，事实上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定义形式。第四种定义强调一般物价水准的对外上涨。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其适合开放经济，但其参照系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完全舍弃了通货膨胀内在本质的体现。
除以上四种定义外，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一般把通货膨胀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定义为：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并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虽然其把通货膨胀定义为再分配，与分配形式联系起来，找到了通货膨胀的本质，但其以纸币发行过多为原因，并不确切。且把通货膨胀归结为“有利于资产阶级”，更需商榷。过去我国也曾用过这个定义，但以后对其作了多次修改，，一般定义为：由于流通中货币供应量过多，超过流通中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对通胀的研究已经表明，引起通胀的原因不止货币供应量过多一种原因。
另外，人们比较广泛接受的一个使用的通胀定义是：通胀是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等价地说是货币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这个定义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外部标志。因其没有述及通胀的原因及效应，因而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但是这个定义显得非常模糊。为了使其精确，，必须附加以下三个条件：
1.这个定义指明通胀不是什么；
2.必须强调通胀指的是一般物价水准即所有价格的加权平均值的上涨；
3.最好不要把年低于10%的物价水准上涨率称为通货膨胀，在什么样的物价上涨率称得上“通货膨胀”，这取决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敏感程度。这显然是一个客观标准。
前文已经述及，这个定义非常模糊，而正是这种模糊，使得人们愿意接受它。没有必要述及通货膨胀的原因及效果，正是这个定义的精明之处。这样一来，便避免了对通货膨胀的原因持不同见解的人们的攻击。但是，它仅仅是以外部标志来作定义，没有涉及通货膨胀的本质，使得人们在研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向感，并没有起到一个定义的作用。而且，它需要解释才够精确，它的解释中，到底要把怎样的物价上涨率称为通货膨胀，还取决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敏感程度。并没有一个标准。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定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所有有关通货膨胀的定义，都不是很令人满意的。以下本文通过历史上通货膨胀的案例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实质，期望以此为出发点，尝试给通货膨胀以合理的定义。
二、上几个典型的通货膨胀案例
许多人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条件下的特有产物，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不可能发生。这种看法是很不确切的。以下关于通货膨胀的案例中，有纸币条件下的更有金属货币条件下的。这要求我们更深刻地探求通货膨胀的本质。
（一）古罗马的通货膨胀：铸币成色下降的恶果
公元138-301年，古罗马军服的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至3实际末，小麦价格——物价水平的主要标志——涨了200倍。这一次通货膨胀，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罪于纸币，因为纸币要到其后1000年才出现。
古罗马实行的是金属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铜和青铜。政府财政基本上采用现金形式。帝国的皇帝们为了强化他们对资源的控制，相继削减铸币尺寸或在铸币中添加贱金属。同时却希望凭这自己的权威保持其价值不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违背的行为在罗马帝国代代相传，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铸币贬值，物价上涨。公元235-284年，古罗马陷入无政府状态，通货膨胀臻于极致，铸币急剧贬值。在公元253-268年之间，银币的含银量还不到5%。
（二）黑死病与价格行为
14世纪中叶，欧洲普遍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在3年的时间里，物价至少翻了一番。作为通货膨胀，这一时期并不引人注目，值得重视的是它的背景——黑死病。这是一种能致人猝死的病疫。在当时，此病夺取了2000万人的生命，是当时整个欧洲人口的1/3。在病疫流行期间，商品的价格出现了突然的、短暂的下降。原因很明显，人口锐减导致需求下降，而流通中的货币及商品存量却基本不变，但幸存者的需求却是有限的。而随着疫情的过去，物价又回升了。原因是储存消耗殆尽，同时由于人口减少，产量随之下降——因为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恶劣，因而生产人员减少的数量远大于有稳定需求的富人。
（三）西班牙：白银与价格革命
16世纪，西班牙物价上涨4倍多，年上涨率1.5%，贵金属过剩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根源。1501-1600年，由墨西哥和秘鲁神话般的矿山产出的1700万公斤纯银和18.1万公斤纯金涌入西班牙。除官方渠道，走私的数量估计相当于官方进口的10%，相对于已有的储存，来自新世界的金银可谓数额巨大。无论如何，贵金属的涌入掀起了一场价格革命。这次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缓慢，没有对西班牙的各个经济部门产生什么。想想年增长率1.5%，这在来说是经济过程中一个再合适莫过的数字了。它证明了这样一些观点：
1.货币不等于财富；
2.和缓的通货膨胀可以和经济增长兼容；
3.白银减缓了制度变革的压力；
4.以贵金属为保证的货币制度并不能预防通货膨胀；
5.西班牙最终没有留住海外流入的金属；
6.始于西班牙的通货膨胀扩散到其贸易对象；
7.对经济规律的懵懂无知并不妨碍人们自行其事；
8.货币幻觉尽管充满了神秘，但如果人们警惕周围的变化，其迷惑性必将大大降低。
（四）德国：经典的通货膨胀
1923年间德国的经济状况——恶性通货膨胀，迄今为止只有1946年的匈牙利和1949年的出其右。
1923年12月，以战前价格指数为100，德国40中基本商品的价格指数达到143×10。沃伦教授和皮尔逊教授曾将德国的通货膨胀数字绘成书本大小的直观柱状图，可是限于纸张大小，未能给出1923年的数据柱，结果不得不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如果将该年度的数据画出，其长度将达到200万英里。
德国在一战败北之后，丧失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各种共行及产品均减少，同时按1921年金马克赔偿1320亿赔款。在操作中，德国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度过难关，结果是陷入灾难的深渊。当时政府以极低的利率向工商业者贷款，同时投放巨额纸币，它们又很快贬值，从而债务人得以有廉价的马克偿还贷款。“新富”们在通货膨胀中发了大财，“旧富”们面临崩溃。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家庭生活在此不公平中受到致命打击。
（五）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下的通货膨胀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就已走上了通货膨胀之路。革命后，为了保障政权，必须控制国家资源。因此，前苏联印发纸币，维持庞大的预算开支。在1918-1920年间，反动力量很快聚集，发起反扑，此时前苏联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品总量短缺，再加上连年战争，使生产得不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分配物品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于是黑市猖獗，物价飞涨。
三、通货膨胀的本质及定义的探索
古罗马和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给那些只注意到通货膨胀时代始于放弃金本位制的时期，并因此而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以沉重打击，金本位并不是防止通货膨胀的天然屏障。即使金银充当货币，它们成色的降低或数量的急剧增加都会导致自身的价值降低，物价上涨。这点符合基本的供求规律，也与纸币条件下流通中纸币过多而导致物价上涨的本质是相同的。比较黑死病时期的价格行为，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即不论是货币数量主动增加还是社会产品的减少，抑或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它们的失衡即只要社会产品总量小于货币数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一结论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通货膨胀的深化。把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从单方面扩大为两方面。德国1923年间的经济状况和前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通货膨胀分别从两方面对此做出了证明：一个是滥发纸币，一个是物品供应不足。无论什么时候发生通货膨胀，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它最直观、最深刻的影响是它的不公平――有人在通货膨胀中发了大财，有人面临崩溃。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本文拟假设这样一个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资和货币量、价格是密切相关的，是即时变动关系。任何商品都有其内在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货币量应是与生产各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总量一致的。这就是说，无论有多少货币，都可以把它们均摊在社会劳动总量上，而劳动者则以其劳动的多少获得相应的收入。在前文所假设的条件下，虽然货币量与社会劳动总量不平衡时会导致物价波动，但物价的上涨与下跌只不过表示分配在每单位社会劳动量上的货币的增加或减少。由于工资和货币量的即时变动关系，每个劳动者手中的货币数量因为其劳动量的不变而紧随货币总量变动。其消费水平并不以货币的多寡而决定，而决定于其劳动的多少。物价变动并不影响消费水平。但实际情况是，每发生通货膨胀，几乎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笔者认为，这是现实中，工资制度、分配制度滞后及一些现实原因，使工资不能与货币量及社会总劳动量一致即时变动的缘故。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领头羊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他所谓的货币现象是指实际经济是内在稳定的，货币成长可以使它变得不稳定，通货膨胀率完全由货币供给增长率决定。而且只有在货币数量比产量增长得更快时才会发生。且不说其相反情况――产量突然降低引发通货膨胀，就新的事实也对此提出了挑战。美国90年代中期货币供应猛增，但并没有随之而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80年代中期，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央银行制定货币增长目标。但实验刚刚开始之际，市场采取一系列新的――从货币市场账户到划拨――所引起的大变动，几乎使得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已起不了作用了。这些新技术条件下的事实说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是不成立的。通货膨胀的本质仍须进一步挖掘。
以上事实和假设说明两个问题：一、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二、即时是纯粹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导致的物价上涨或下跌，在前面假设的社会中，并不影响消费水平。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来审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社会效应。”“它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窃贼。它不声不响地从寡妇、孤儿、债券持有者、退休人员、年金受益人、人寿保险受益人手中窃取财富。小偷、抢匪、贪官污吏等所掠走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通货膨胀的祸害。……它不光是江洋大盗，同时也是慈善的施舍者，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施舍者，惠及债务人、囤积居奇者、不动产所有者、政府及普通股票长期持有人。通货膨胀对债务人、不动产所有者的赠与超过了所有慈善事业、捐献、捐赠的总和。”
既然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货膨胀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不是弗氏所说的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拟如此考虑：通货膨胀之所以被人们广泛关注，并不在于物价变化本身，而集中在它的社会效应上。由于一系列社会机制的影响，物价的变动总是比较超前，而工资、债券收益等等却对其的反映总是滞后。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社会上各种人――消费者和商家等之间的矛盾计划，和谐的社会关系被破坏。
鉴于此，笔者认为通货膨胀应该如此定义：通货膨胀是物价发生变化时，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角色的利益分配发生变化，生活标准，消费水平，社会关系因之而发生变化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四、通货膨胀治理的浅见
在此定义下，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只是通货膨胀这个的一部分。解决通货膨胀的思路在此定义下得以拓展。一方面考虑物价为什么变化，一方面考虑社会制度对其的，例如信用制度、分配制度、工资制度等。关于物价为什么变化，一直以来是人们的重点，而社会制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需要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笔者认为，条件下，首先实现完全货币化是可以缓和货币问题的压力的。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用下图表示：
L
GNP
B
I
C0
C
Y
S
I
B－中央银行
L－银行贷款规模
C－现金发行总量
I－全社会投资规模
Y－个人收入
C0－消费
S－储蓄
GNP－国民生产总值
纸币条件下，由于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使得上述过程中，Y≠C0＋S，出现现金漏损率的概念。不但给央行测算货币流通速度增添麻烦，而且使得货币总量的控制变得困难。使用电子货币的好处之一就是使得Y＝C0＋S。间接融资机构可以更好地控制信贷规模，央行也可以更精确地货币流通速度；其次个人工资通过电子划拨方便及时发放，可以更加有利地使个人工资与物价水平联动。
电子货币可以解决货币存量的初步问题。更深层次的货币存量还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流量，它取决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同时还受商业银行行为影响。应当说，处于阶段的，居民潜在消费需求是巨大的。在理想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边际消费倾向为0。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社会关系平衡，应该是简单而明了。可以肯定，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关于宣称自己已经达到这种状态。发达和欠发达的差别只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因此，人们的需求仍须逐步满足。要用宏观手段来平衡消费和储蓄的结构，用合理的手段控制好消费的需求弹性。一旦消费不和谐变动，储蓄就会紧随其后，此时必然发生财富的“双重转移”即“一方面是消费品从储蓄者转移到消费者整体中去，另一方面是财富从生产者整体方面转移到储蓄者手中去，但消费总量则保持不变”。随着双重转移的发生，分配结构发生变化，其中伴随着物价的变化，终将导致发展的不稳定。由以上可以看出，控制分配结构是关键。前人研究物价控制较多一些，物价平稳了，则分配结构平稳，社会关系也会很和谐。现在我们找出了通货膨胀的症结所在即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和价值传导机制，在以后的研究上，就这分配结构和价值传导机制的控制展开研究，必将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主要资料：
《通货膨胀》(奥)赫尔穆特弗里希著费方域译商务印书馆1992版
一、什么是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通货膨胀定义
当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必需的货币量，每个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就要减少，即纸币贬值。由于每个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减少，购买同样的商品就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纸币，表现为物价卜涨，而且不是一种商品或几种商品的价格上涨，而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种经济现象称为通货膨胀。
随着结算制度的改进，货币的范围已从纸币扩大到银行存款，因此对通货膨胀的概念也应从纸币改成市场货币供应量，而不仅仅是纸币发行量。这样通货膨胀可以概括为：由于市场货币供应量过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实际必需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引起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的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必然表现为三个方面：
(1)从货币流通量上看，与其必要量相比显得过多。
(2)从每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不断减少。
(3)从商品价格上看，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不是季节性、然性的价格上涨。暂时性、偶然性的价格上涨。
以上为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彼此密切联系，同时出现。一个国家出现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不平衡：一是货币的发行速度与物价的上涨速度不平衡；二是物价总水平上涨过程中，不同商品其价格上涨的时间、速度不平衡。这两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在通货膨胀的初期，物价上涨的速度慢于货币发行的速度；在通货膨胀后期，物价上涨的速度要超过货币发行速度。
（二）通货膨胀成因
1.内因：我国发展
一般而言，超过3%则视为通货膨胀，而超过5%则视为恶性通货膨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高峰。第一次高峰在1985-1989期间，1989年通胀率高达18%;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发生在1993-1995年，连续三年通胀率都是两位数，并在1994年创下最高为24.1%的记录。
2007年7月我国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6%,自此拉响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警钟。10月物价指数继续攀升,同比上涨6.5%。这使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明年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取代已实施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央行面对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迫于汇率升值压力的无奈之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物价上涨。货币持续发行，超过了经济需要，使得货币供给和产品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所以引起最终品价格上涨。
货币超发而导致的“流动性持续过剩”是对当前通货膨胀的较好解释，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信贷快速增长。
2.外因：全球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
在国际大环境中，美国的次贷危机成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导火线。由于美国和英国房地产多年的持续上涨，导致高处不胜寒，开始下滑，从而引发了过度向房地产领域投放以次级按揭为代表贷款的金融机构巨额亏损，特别是那些以“金融创新”为名将次级贷款证券化的西方大型金融机构，相继暴露在风险面前。
2003年以来国际油价单边上扬为全球通货膨胀爆发打开了薄弱的突破口，2007年，原油价格在高位上继续攀升，年末纽约报收96.98美元一桶，全年上涨幅度达到57%，2008年上半年最高达147.27美元。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原油价格上涨，带动了铁矿石、铝土等原材料价格的同步上扬。为替代高价原油，美国进行玉米代替燃料计划，玉米被大量炼制成乙醇，推高全球玉米价格，导致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减少，造成小麦、大米、大豆等基本农产品价格上涨。
能源和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是本轮通货膨胀的主力,价格的传导不断推动着各种成本的上扬。能源和粮食属于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不断高起的油价迫使全世界加快发展替代能源,进一步增加了对玉米加工为燃料乙醇的使用,推动了全世界玉米价格的上涨;油价上涨使化肥和柴油等价格上涨导致的产粮成本的提高需求的增加,以及饲料的价格上涨,直接表现为猪肉价格首当其冲地上涨。当前,食品上涨是一种全球现象,受全球粮价影响,个别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已经带动其他相关生活必需品同时涨价。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当人民币对某一货币明显升值时，我国对该货币发行国（区）的出口增速就会明显下降，而进口增速明显上升，这主要发生在以美元结算的国家。人民币大幅升值使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巨大挑战，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流失，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出口造成很大冲击。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减息，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其结果是美元大幅贬值，从而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至少在客观上向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出了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影响我国经济的哪些方面
（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当发生未预期通货膨胀时，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以及债权人遭受损失。相反，对于非固定收入者及债务人都是受益者。在现代社会中主要包括股票持有者、企业和国家。
消费者一次性货币收入的增加,其未必将增加的货币收入等比例地用于现有的消费品中,究竟消费者如何分配新增货币收入可能会因收入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对于投资者而言,一次性货币收入的增加可能会增加实业投资、增加商品供给而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水平,也可能因为虚拟经济部门更高的收益率而增加对虚拟资产的投资导致实体经济部门供给不足从而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水平。虚拟经济通过影响通胀水平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作用于通胀水平。
（二）对财产分配的影响
由于通货膨胀侵蚀着货币购买力，使任何以固定货币数量计算的资产的真实价值也受到影响。对于持有不变价格财产的人来说其拥有的债券、银行存款的票面价值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价值将随物价上涨而下降。对于持有可变价值财产的人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会因通货膨胀而受益。
（三）对于经济效益的影响
通货膨胀造成人们对货币贬值的预期，导致流通中的囤积居奇，出现“投资不如投机，生产不如囤积，存钱不如存货“现象。导致生产下降，通货膨胀恶化，企业不再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而是乘通货膨胀之机，抬高物价，粗制滥造，结果形成资源浪费，生产能力降低，严重影响经济效益。
通货膨胀的发生即意味着货币的贬值，当居民的名义收入不变或其涨幅低于物价上涨幅度时，其实际收入将会减少。虽然2007年CPI为4.8%，但食品价格上涨了12.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1.7%，油脂价格上涨26.7%，鲜蛋价格上涨22.9%，涨幅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加，考虑到居民膳食结构升级的影响，本轮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
美国消费下滑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和外贸顺差，并且通过乘数效应和全球效应影响中国的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直接降低中国出口的增速。对美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逐年提高，2007年达到7.2%，对美顺差占总顺差的62%。出口下降首先直接导致国民收入下降，继而降低消费和投资（尤其是出口行业的投资），对国民收入又有间接影响。美国经济下滑还会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和这些国家的收入增长，继而影响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我们将以上直接和间接因素均考虑在内估算美国GDP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将带来我国GDP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美国经济下滑对我国当年的出口影响较大，而对投资的影响则在次年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我国投资增速尽管今年因某些一次性因素将保持较快，但明年将大幅下降。
（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短期看，当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社会存在闲置生产能力时，通货膨胀可以刺激政府的投资性支出，扩大总需求，从而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从长期看，通货膨胀会增加生产性投资风险，提高经营成本，使生产投资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们的消费以物质消费品为主,物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状态下,人们会将货币收入大多用于追逐物质消费品,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供给与通胀一一对应关系成立,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潜在的生产供给能力已经能够根据需求的变动及时提供物质消费品,这将导致人们消费内容的转变,从以物质消费品为主转向物质消费品、精神消费品并重,物质消费品不再是人们关注和追逐的目标。而潜在物质消费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和部分未计入GDP的精神消费品构成了虚拟经济膨胀的基础。大量资金由于逐利进入虚拟经济部门。这样,货币供给的增加由于并不一定形成对物质消费品的新增需求,可能会流入虚拟经济部门,因而未必会使实体经济部门价格水平上升。即便货币供给增加的同时实体经济部门价格水平上升未必是由于需求的变动所致,可能是由于过多资金流入虚拟经济部门,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生产供给不足引起的,因而必须深入分析虚拟经济变动对实体经济价格水平的影响。
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其实际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减少，对储蓄者不利，还可以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发生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还会引致失业甚至导致经济崩溃
（五）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国家，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出口商品价格也上涨，从而影响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出口减少。而本国货币贬值，必然导致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增加，致使国际收支恶化。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初和美国的利率差,大量的国际游资和热钱通过各种手段悄悄的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的流动性的大大过剩,其次的原因就是本币不可以自由兑换,让大量的国际游资和热钱只可以进入,出去就很困难,从而也是造成流动性大大过剩的原因。
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紧缩性财政政策
通过紧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谋求预算平衡，减少财政赤字来减少总需求，降低物价水平。第一，减少财政赤字；第二，适度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国家发行规模；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一些可能会引发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或者过热的因素，要进行严格控制。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
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来减少总需求，降低物价水平。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使信贷规模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进一步收缩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的弹性。
提高利率,收缩信贷,缩紧银根,减少市场的流动性;同时,现阶段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大,热钱会想方设法进入中国,中国政府要么继续严格加强资本管制,阻止热钱涌入;要么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让其快速回归均衡汇率。否则,货币政策会失效。
（三）紧缩性收入政策
通过控制工资的增长来控制收入和产品成本的增加，进而控制物价水平。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规定工资和物价水平增长率的标准，如规定工资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保持一致。对于每个部门，由于劳动生产增长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增长率的差距引起的成本变动，允许其通过价格浮动来消除。第二工资-价格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府说服工作，使企业和工会自愿执行政府公布的“工资-价格指导线”。第三工资-物价管理，即对工资和物价实行强制性冻结。第四以纳税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政府以税收作为奖励和惩罚的手段来限制工资-物价增长。
（四）价格政策
通过一定的手段限制价格垄断，来避免抬高物价。针对2007年以来我国以食品类为代表的价格长时间的过快上涨，始终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来抓。要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把抑制当前食品和居住类价格的过快上涨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以及物价部门、有关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价格手段和措施，强化价格宏观调控监管，控制总需求的过度扩张，保持总供需的基本平衡，确保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现在也有学者对这种价格管制的政策提出了质疑：易宪容先生就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形成对企业及个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让企业、个人能够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来调节其行为。如果市场价格被管制，那么企业与个人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价格政策是否能行之有效，我们得通过市场的实际检验才能证明。
（五）供给政策
通过降低税率，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增加商品和服务，消除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如果市场中出现垄断，物价易于人为控制，则发生通货膨胀的概率较高。通过加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可以消除人为控制物价的隐患。应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市场、产权市场、期货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发展，特别是要防范和打击农产品市场中的垄断和哄抬物价行为。当前，尤其是要注重发展期货市场，获取参与资源的定价权。
中国是石油、铜等原材料的重要购买国，但参与交易规则制定的权利非常有限，应逐步推出各种原材料的期货产品，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建立完善的经济信息系统，应增强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公开度、真实度，防止虚假信息，误导民众。
四、结语
目前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走向还没有定论。但随着通货膨胀这一目标在我国经济体中地位的提升，控制通货膨胀无疑成为新货币政策的关键目标。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GARCH模型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引起了社会政治危机。自从1976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Milton.Friedman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提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一非正式观点以来，学术界涌现了大量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Ball（1992）从博弈论观点出发，研究认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简称Friedman-Ball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学者采用货币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ltzer采用Baaro-Gordon模型，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但是非常重视通过惊人的通货膨胀率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1]在该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普通消费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当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时，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产出收益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简称Cukierman-Meltzer假说）。但是，Holland却基于货币当局偏好稳定的内在动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当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时，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货币当局将会有积极性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2]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负面影响（简称Holland假说）。
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李拉亚（1995）提出黏性预期理论，指出黏性预期对通货膨胀不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会阻碍通货膨胀的治理，他应用卢卡斯滤波分析了这种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指出中国信息不完备较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正确预期的能力更弱，通货膨胀的变动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叶阿忠和李子奈（2000）从实证上说明了我国通货膨胀存在GARCH现象，并建立了一个GARCH（1，1）模型，将估计的GARRH（1，1）模型与回归模型比较，得出通货膨胀的GARCH（1，1）模型优于回归模型的结论。赵留彦等（2005）基于马尔可夫域变模型（Markovregimesswitchingmodel），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细分为未来通货膨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货膨胀均值在不同域之间转变的不确定性，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段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增大，[3]也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围绕该水平值波动更剧烈，同时该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稳定。
近年来，受次贷危机和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通货膨胀产生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价格预期变化，降低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当前我国决策层已把管理通胀预期与保增长、调结构一同纳入宏观调控范围的背景下，如何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量化与评估，如何降低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避免其向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通胀不确定性测度的技术路线
本文将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时产生的偏差的发散性定义为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简称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可理解为经济人通货膨胀预期值的离散程度。目前大致有四种测度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一）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地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测度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
（二）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用来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该方法还存在另一个缺点：有可能所有受访者对未来都极不确定，但他们却给出了对通货膨胀相同的估计，使得预测结果的标准差很低。
（三）利用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族测度不确定性
在给定的经济结构下，GARCH族模型能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而且条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原本的定义，因此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准确地测度不确定性，也逐渐取代前面两种方式成为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
（四）其他测度方式
除了上述三种测度方法外，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创新也被不断地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为了能够体现宏观经济中控制通货膨胀变化的内在“体制”的演变以及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马尔可夫转换机制（Markovregimeswitching）”和“时变参数（Time-varyingParameters）”。但是这种测度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地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测度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虑到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方式，各种不断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的创新计量模型还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检验，而GARCH模型族的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是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所以作者遵循“中规中矩”的学术要求，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该类模型来进行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分析。
三、中国月度数据的计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
目前国内对通货膨胀率的衡量主要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而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因素，从而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并可以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的最终价格。此外，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变化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样本区间为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共34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1中国通货膨胀率（左图）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右图）（1983.1-2011.6）
从图1来看，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多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从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中国经济运行中曾出现了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1994年底、2004年底以及2008年初达到峰值，目前正在经历第六次通货膨胀过程，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3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1989年底以及1994年底形成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通货膨胀态势。此外中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曾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情形，而价格紧缩态势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随后通货膨胀率变化又逐渐出现了攀升势头。自步入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急剧扩散，最终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随之相应呈现出相对剧烈的波动态势。2010年下半年，美国第二次启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带来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首当其冲，面临着美国持续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和资本流入难题，自2010年7月份以来，中国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表1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图1（右图）是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可以从该图时间路径中直观地观察到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很大。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偏度统计量和峰度统计量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分布特征，同时Jarque-Bera统计量的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序列及其平方序列具有显著的序列相关性特征，而LM检验统计量则进一步证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因此，本文基于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序列的不确性进行分析与测度是可靠且必要的。
（二）测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GARCH模型的条件标准差来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GARCH模型的思想如下：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πi，建立ARMA（M，N）模型：
则称（a）、（b）与（c）为ARMA（M，N）-GARCH（p，q）模型，这里（a）与（b）也成为均值方程，（c）成为条件方差方程，从（c）式可以看出某一特定时期的随机误差的方程σ■■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早期的方差（GARCH项）。
经过不断建模试验，最终建立了ARIMA（12，1，0）-GARCH（1，1）-M模型。表2是使用EViews6.0软件构建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最终测度模型，图2是利用该模型进行样本内静态预测后所描绘的历史值和预测值折线，最终测度模型的各项参数良好，模型整体预测精度很高。同时对测度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LM检验，不能拒绝“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测度模型的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于是完全可以使用测度模型残差的条件方差与条件标准差来反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图3和图4分别是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方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方差的趋势成分、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标准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标准差的趋势成分。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到：首先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趋势成分表现出持续下降的特点，其次1999年之前出现过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而同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多次出现，而1999年之后出现过两次轻度的通货膨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只出现两次，最近的一次较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出现在2009年。直观上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的相关性，但仍需要做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的关系检验
1.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的影响，本文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s）具体分析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条件标准差的动态响应。与传统脉冲响应函数相比，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有两个优势，首先它允许多变量模型中的复合相关性，其次它可应用于非线性多变量模型中，因为它不考虑冲击的范围、符号和历史。图5和图6给出了具体的脉冲响应轨迹图，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月度），纵坐标表示冲击响应程度（百分数），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5可知，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条件标准差（右图）的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当期迅速响应，并分别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14.44%、第10期达到最大值7.91%，之后几期分别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趋于收敛，而是分别保持在10%、7%的一种发散水平。由图6可以看出，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从第2期开始迅速响应，并于第3期达到2.13%的峰值，然后逐期下降，第5期开始演变为负向水平，第25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而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右图）在第2期达到-3.33%的最低值，然后逐期上升，第8期达到最大值2.43%以后期下降，第16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总体上讲，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趋于发散，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趋于收敛。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分别对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方差、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标准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确保检验的有效性，滞后阶数分别选取1至5。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在5个月之内将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的变化；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不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大于0.10，说明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的检验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唯一区别的滞后期是4个月而不是5个月。Gr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4-5个月的短期内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验证了Friedman-Ball的观点而不支持Cukieman-Meltzer的观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的CPI月度数据，通过构建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ARIMA-GARCH-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有：
第一，中国的数据实证支持了Freidman-Ball假设，即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原因，而不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也不支持Holland假说。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呈现显著的动态单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引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应比处于低通货膨胀水平时更加注意通货膨胀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应比面对通货紧缩时更加注重引导公众的预期。
第二，在现实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控制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根据常识判断，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下来，但经济行为人很难判断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大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在当通货膨胀率尚处于低位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应给予关注，防止其向高位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最明智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选择。
第三，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平稳性和连续性。稳定的经济政策能够降低公众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政策反复引起预期的偏差，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微观行为的影响。同时扩大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供求，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较强的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消费者获取更多的信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ukierman，A.andA.Meltzer.ATheoryofAmbiguity，Credibility，andInflationunderDiscretionandAsymmetricInformation[J].Econometric，1986，（54）：1099-1128.
[2]Holland，S.InflationandUncertainty：TestsforTemporalOrdering[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95，（27）：827-837.
[3]赵留彦，王一鸣.中国通胀水平与通胀不确定性：马尔可夫域变分析〔J〕.经济研究，2005，（8）：60-72.
关键词：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269-02
自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以来，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各自假设条件不一样，分析的视角也不一样，导致对此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下面笔者先对几种典型的观点进行一下概述。
一、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不同理论
1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
凯恩斯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存在闲置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加只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之后，总需求的增加无法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发生了通货膨胀时，一定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这种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即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2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增长率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因此，这条曲线就可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失业率高，则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则通货膨胀率高。也就是说，失业率高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低；反之，失业率低表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高，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生产，增加劳动的需求，减少失业。
3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货币主义学派在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时引入了适应性预期的因素。所谓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形成并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他们根据适应性预期，把菲利普斯曲线分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在短期中，工人来不及调整通货膨胀预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可能小于先前预期的实际工资，从而使实际利润增加，刺激了投资，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在此前提之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正是表明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的曲线。所以，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是可以成立的。这也说明，在短期中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可以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的，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有效性。
在长期中，工人将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上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迟早会一致。这时，工人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通货膨胀就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这时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线，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而且，在长期中，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因此，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变动，失业率总是固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以引起通货膨胀为代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能减少失业，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无效性。
4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
理性预期学派所采用的预期概念不是适应性预期，而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合乎理性的预期，其特征是预期值与以后发生的实际值是一致的。在这种预期的假设之下，短期中也不可能有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一致的，从而也就无法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都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无效的。
二、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态度
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的发展，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历史现实的反映。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围绕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表明了他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无论在短期中还是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存在交替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中还是长期中都是有用的。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在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交替关系，而在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只在短期中有用，而在长期中无用。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无论在短期中或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不存在交替关系，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无用的。
三、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很多学者都对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宏观调控建议。
1现实经济是非均衡经济，在非均衡条件下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现在中国经济仍处在非均衡状态，根据国内的经验，宏观经济调控的警戒线应该是4%的失业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警戒线，如果失业率超过了4%，可以出台一定宽松的适应经济的政策；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则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