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81-04
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党的执政形象建设研究”（GD14YDS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阳松（1983-），男，安徽宿松人，博士，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州青年运动史与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党史党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研究。
当今时代，新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一个基本环境，是当代青年信息接受和传播的主要平台。新媒体所传播和呈现的信息对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和嬗变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事关民族兴衰和国家前途。”[1]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从新媒体视角探讨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媒体与当代青年价值观生成的内在关联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主要是指依托现代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当代青年接触和使用的新媒体主要有以互联网为技术依托的手机等触屏媒体、BBS、QQ、微博、微信、数字杂志、数字电影等。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以其自身快速的传播方式和海量的传播内容吸引着大批受众特别是青年这一群体。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了《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越传统的PC使用率，而在这庞大的网民中80后成为主力，30岁以下的网名比例占到573%，40岁以下的网名占到807%，在校青年学生的上网率几乎达到了100%。无独有偶，由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广告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公关的《2014“媒介?消费”中国青年调研报告》显示，20―30年龄段的社会青年上网率高达90%，微信使用率为823%，微博使用率为711%。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以其独特的功能和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最易接受新生事物的青年群体，已经成为青年群体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的主要渠道，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青年原有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观念模式，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嬗变越来越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新媒体的“交互”传播模式传递和展现的多元价值观，使得当代青年在价值选择上产生茫然。以电视、广播、报纸为载体的传统媒体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舆论导向功能”“议程设置功能”“把关人功能”等方式向人们传播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人们无需选择也不能选择。“在传统媒体面前人们只有看或者不看的选择权，并没有看什么的选择权。”[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颠覆了这一传播格局，较之于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新媒体“交互”传播特征展现的是“人人即媒体，人人即记者”的个人信息时代，人们能够及时地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发表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他人对某一事件的观点，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出现，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纷繁复杂，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和评论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对，更有看法和观点挑战传统的价值底线，这些看法、评论和观点所传递的价值观，使得尚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当代青年在价值选择上表现为茫然。
二是新媒体信息传播所呈现的即时性、开放性特点，很容易使当代青年在价值取向上产生困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各种新兴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青年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时呈现的即时性、开放性特点，使得新媒体所传递和展现的信息具有多元化特征。各种不同的信息充斥网络，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这里汇集交织，各种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主流的、非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扑面而来，其中不乏有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以及各种消极、反动和非健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嚣尘上，这些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对青年价值标准的选择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很容易使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产生困惑和紊乱。
三是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左右青年的价值判断，使社会青年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容易颠覆自我，造成自我价值混乱。青年是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青年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增强，社会参与与社会责任感也随之上升，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定型，其社会政治态度和认知社会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冲击和左右。一些社会青年是非判断能力不强，辨别信息能力有限，很容易受到新奇、怪异东西的吸引和不良信息的影响，难以对价值客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缺乏判断能力反而很容易出现颠覆自己的价值判断，衍生出“从众”的价值社会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广泛性，青年在互联网上接触了许多主流媒体报道里没有的东西，面对网上眼花缭乱、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很多社会青年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从而认识和判断事物越来越不是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内在逻辑，而是更多地依赖传媒和大众的描述和呈现，把媒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作为自己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媒体不仅给我们的青年提供海量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在传递信息和知识的进程中引导人们做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生成或在重构人们的价值版图，从而表现为颠覆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判断从而造成自我价值混乱。
二、新媒体视阈下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困境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一场新的传播革命。传统媒体环境下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培育多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破坏，而新媒体所开创的信息传播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使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引导和践行变得复杂艰难。
首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与传统媒体传播信息不同，新媒体传播信息有着更为强烈的综合性，“应有尽有”是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一个显性特点。相关统计表明，目前通过新媒体等传播的信息中有过半是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主要集中为四个方面：一是暴力色情类，如各种淫秽、色情、暴力等低俗信息，各种缺乏监管的成人信息，各种、犯罪、毒品等教唆信息;二是挑战道德底线的各类信息，如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稳定等各色各类不负责的信息，违背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公序良俗的各种封建迷信、邪教信息等;三是各色颓废腐败类的精神污染信息，如宣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健康的信息以及各色各类不健康的游戏娱乐信息;四是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有目的针对性强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信息等。这些信息杂糅在一起，兼之新媒体信息传播本身的隐蔽性、广泛性、盈利性和监管不易等特点，为不良信息的滋生传播带来了生存空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变得更为困难。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其快捷、互动和高效率的沟通在当代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振，成为青年群体获取信息和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与此同时青年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塑造的重要阶段，易于接受新事物，追求新潮、新奇、新颖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对“政治宣传”和“政治说教”普遍不感兴趣甚至有较强的逆反心理，这就直接动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而网络上充斥着的各类各色新奇观点和信息正迎合了其心理特点，与这类信息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更为“普通”令很多青年“不屑”，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宣传和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宣传、教育等手段展开，本身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和教育方式在新媒体环境下很容易遭遇到互联网的截击，“台上讲的”与“网上说的”不一致，而现实中对这种截击的可控性和监管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遍较弱，很多时候教育者和宣传者宣传的内容和材料，在网络上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论调，给青年群体的思想和价值选择造成疑惑和混乱，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培育变得更为困难。
再次，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多挑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本质上是人类基于信息化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所构建出来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比较有本质区别，但正是这种“虚拟社会”使青年群体能够暂时逃离现实，抛开世俗世界的各种偏见和限制，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挑战一切进而达到自我满足。在这种“虚拟社会”中，多数人是以虚假或匿名的身份在网络等新媒体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多重角色的相互冲突、虚拟身份与真实身份的相互矛盾，使他们无法将网络中的“虚像”同现实中的“真我”统一起来，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其自身真诚性的缺乏和对他人真诚性的怀疑，减小了交流的可信度，直接影响青年诚信度的提升;同时借助新媒体的各种载体，很多青年人在网上可以与网友甚至陌生人侃侃而谈，能够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智慧和幽默的交际才能，但在网下现实交际中却不善言辞，导致其现实人际交往的勇气与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与培养，在现实中更加沉默寡言，性格更趋内向，严重影响个体社会化进程，这种过分依赖网络的间接交往而疏于现实的直接交往的人际交往方式，直接导致他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封闭，严重者甚至出现人格分裂，很容易使其出现道德意识弱化、责任感降低等，严重弱化了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实现。
三、新媒体视阈下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要善于利用积极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多渠道多途径推进。
首先，要积极完善新媒体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努力净化现代媒体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相关领导机制。当前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高校相关部门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明确职责，培养一批既懂新媒体传播技术又懂教育宣传工作的新型领导队伍，使他们成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引导者。二是要建立完善的相应的系统培育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长期、系统的规划，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制度保障，特别是物质保障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要切实净化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环境。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从实际意义上改善其成长环境，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现代媒体政策法规建设，加大网络环境治理力度。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立法规范，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大力消除媒体的不良信息和不健康的信息，净化网络信息环境，引导青年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营造文明健康的网上环境，改善青年价值取向选择的外部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加大网络法制和网络道德观教育，充分发挥法制和道德的规范约束作用，及时了解网上信息和青年的兴趣爱好，通过加强网络管理来加强网上宣传和引导的针对性，同时加强网络信息的监控，通过建立各类防火墙，安装网络信息净化器等措施，突出信息检查和过滤，对网络环境和传播渠进行切实净化和有效监管，为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提供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其次，要强化当代青年的网络观教育，增强青年的媒介素养和媒介辨识能力。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是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第一次提出，是指在人们面对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思辨批判能力的总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和批判能力尤为重要，是衡量一个人的媒介素养的重要指标。当代青年只有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才能正确有效地认知新媒体，才能具备辨别网络信息是非的能力，才能对不良价值观具有抵抗能力，但当前社会青年的媒介素养现状却不容乐观。大量调查和研究显示当前我国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普遍较弱，绝大多数还处于自发状态，网络媒介知识和运用能力不足，对信息的深度解读能力、批判质疑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处于较弱水平，轻信、偏信甚至盲从网络信息呈现较为普遍现象。[3]提高当代青年的网络媒介素养，强化网络观教育，已经成为培育和践行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内容和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提高和培养青年媒介素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青年媒介素养教育和提升，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配备师资力量，定期开设宣讲相关媒介素养报告以及各种相关知识讲座，普及新媒体相关知识，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提高媒介辨别、批判能力，强化媒体道德意识和法律法规观念。
关键词：社交媒体；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企业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4）15-0152-03
社交媒体虽是近几年的新生事物，但在中国却实现了迅猛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不仅带来了广大用户信息沟通上的革新，而且对企业经营理念和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企业要适应社交媒体环境带来的变化，重新审视企业的经营行为，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1社交媒体的特点
社交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它是基于web2.0技术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在我国，随着互联网和移动平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日益突显，已成为个人之间、组织机构与个人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社交媒体大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1自主性
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用户即为媒体的拥有者，其的信息具有极强的个性特征，基本不受“主管部门”的制约，因此也有人将社交媒体称作“自媒体”。从信息的产生过程来看，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来自网民自发的创造，是网民自身观点的自由表达；从信息的传播过程来看，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也是网民根据个人关注点和偏好筛选提取的结果，创造并分享他们自认为可供展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信息。
1.2时效性
随着信息技术和设备日益呈现的集成化、移动化、手持化、无线化以及人们对于社交媒体粘着度的不断提升，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大大增强，信息很可能在瞬间即变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
1.3便捷性
技术手段的成熟使视频、音频、图像、文字多种格式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终端轻松获取。社交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比以往轻松便捷得多。
1.4扩散性
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可以和选定的人群分享最新的资讯、个人的观点及其他所见所闻所感，传播方式由以往的点对点转变为一点对多点，信息传播呈现出裂变式的增长。用户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和价值判断，去“关注”、“分享”、“评论”和“转发”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事件，通过网络告知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和网友等。
1.5多元性
社交媒体中，人们可以对某一事物作任何角度的评判，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因此，即便是对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多元化的评价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交媒体真正实现了信息对思维的同步展示。
1.6聚合性
这与自主性、多元性看似矛盾。事实上，尽管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权是均等的，但草根用户的舆论并不能影响舆论的走向，真正影响舆论走向的是意见领袖的信息。意见领袖的善于表达也赢得了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拥趸。比如，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粉丝数10万以上的“大v”用户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大v”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大v”超过200个。意见领袖严重冲击了传统媒体的在社会舆论中的话语权，使得他们的观点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代表性观点。
2“透明”的企业
社交媒体为个人提供了表达思想、分享感受、发表观点提供了自主表达的空间，甚至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受个人经验、主观好恶、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对同一事物评价的角度会有所差异。因此，在“围观”、“评论”、“转发”等互动作用下，社交媒体用户对企业的评价呈现出“360°”的发散式状态，甚至原本属于企业的一些细枝末节会在放大效应的作用下变得十分突出和惹人关注。在如此透明的环境下，企业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再享有强势地位。相反，消费者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出击，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美国著名学者、核心竞争力理论代表人物普拉哈拉德和拉马斯瓦米在《消费者王朝与顾客共创价值》一书中指出，消费者传统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开始汇聚成一股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购买决
策时，他们不再盲目地被商家引导，而是主动积极地搜集各种有关信息；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广告，而是主动向企业提出实用的
反馈。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革命3.0》中也指出，随着数字化媒介和社会化媒体等新兴事物的兴起，消费者和企业信息不对区间越来越小，被新兴社交媒体连接起来的消费者正在越来越像一个具有共同精神追求和普世价值观的立体的“人”，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它的企业责任感息息相关。
3社交媒体催生责任企业
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正从对产品、服务质量和价值关注逐渐上升到对消费过程能否满足自我实现这一精神需求的关注；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也变得更有深度——他们会透过企业具体行为的方方面面形成对企业价值观的全视角审视。在消费者眼中，企业如同一个“社会人”，他的一言一行者可能对购买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在混乱嘈杂的商业世界中，他们努力寻找那些具有使命感、愿景规划和价值观的企业，希望这些企业能满足自己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问题的深刻内心需求。”
有学者指出，在科技高度发达、媒体活跃的时候，对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督已经不仅仅是个别行政机构的任务，每一个消费者都在监督着企业的一举一动。同时，他们手中拥有的自媒体影响力不容小觑。企业在各方的监督下，更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保证其产品、服务的优良品质。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透明化让人们对企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他们对企业也产生了更高的期望——不再满足于产品、服务本身质量的好坏，而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综合对企业进行评价，进而形成他们的购买决策。这些角度已扩展到教育、公共健康、就业、福利、环境保护、节约和爱护资源等诸多方面，社交媒体环境要求企业努力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各个领域都“做得漂亮”，以满足消费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以2011年新闻集团“窃听丑闻”为例，公众联合起来，用twitter发起了一个活动，给所有在新闻集团投放广告的广告主发送信息，要求他们不要再将广告投向新闻集团。结果是这家报纸再也无法获得一笔广告收入，主编被捕，报纸关门，整个新闻集团的股票市值也在一个月之内蒸发了逾80亿美元。再如2012年《纽约时报》披露的沃尔玛墨西哥行贿丑闻，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催化下，一天之内，沃尔玛的股票市值损失了100亿美金。如果单从产品服务功能角度来解释上述现象，这两家企业的上述行为似乎无关消费者：窃听行为本身并不影响报纸的质量，行贿行为也不影响沃尔玛所售商品的功能和服务质量，但有二者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违反了诚信、公平、尊重等社会最基本的商业道德——这与绝大多数消费者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因此，他们遭受迎头痛击是必然的结果。
相反，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如果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尊重消费者的意见，即便是发生危机事件，也可能赢得消费者的理解和支持，转危为安。2012年，麦当劳北京三里屯餐厅违规操作等问题被央视3·15晚会曝光。在被曝光之后的一个小时左右，麦当劳中国迅速在微博上了一则诚恳的致歉声明，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谅解和支持。截至3月20日赢得了近2万多转发、1万多评论，实现了舆论的“逆转”。从销售业绩来看，央视曝光后其在华销量并未受到影响。
4结论
社交媒体是给予用户参与互动可能的新型在线媒体，随着社交媒体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升级，社交媒体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它使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多维度的视角及放大作用要求企业从战略层面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让企业更多地关注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精神需求及其变化趋势。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要求，全面履行社会
责任。
首先，将社会责任置于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并在经营实践中全面履行社会责任承诺。企业要取得成功，需要将社会责任置于企业战略核心，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注重社会效应，在创造良好业绩的同时做一名出色的企业公民。这就要求企业要改变传统思维，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自觉行为”，而不是被动选择下的“履行义务”。企业应当从产品设计、提供服务开始，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共事务、慈善活动，以一贯之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承诺，关照各利益相关方的深层需求。
其次，
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听取消费的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承诺的重要前提。有研究显示，81%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朋友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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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的信息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购买决定。因此，企业应建立多种了解客户心声的沟通渠道，如建立官方微博、微信平台等，及时了解客户心理动态，以便快速地、有针对性地做出回应。
最后，运用社交媒体，吸引消费者共同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使之成为企业社会责任行动的参与者和传播者。社交媒体的高度发展，不仅让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递由传统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传播模式，同时他们的信息互动过程中也让企业的经营改变了性质：消费者通过他们的意见表达参与到了企业决策，企业的经营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企业与消费者协作互动的过程。企业应合理运用社交媒体，让消费者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动中来，一方面让消费者切身感受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通过这一过程增强消费者的价值实现感，从精神层面赢得消费者对企业的深度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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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版社，2013.
[4]汪璐.浅谈社交媒体时代的市场营销[j].中小企
业管理与科技，2012，（8）.
[5]史蒂夫·奥勒斯基.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发挥品牌影
【关键词】新媒体平台；生活律动；转换成本；网络效应；用户孵化器
一、遵循用户生活律动：把握信息推送时间和频率
在新媒体格局下，没有什么信息产品是不可替代的，也没有什么信息产品是用户非用不可的。唯一不变的就是用户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新媒体时代为网络用户提供了接收海量信息的可能，但没有办法将用户的时间和精力无限制的扩大。在有限的24小时中，网络用户的时间被无限地分割，更加破碎化。新媒体平台运营者，只有遵循用户的生活律动，掌握信息推送的时间和频率，融入到用户的生活方式之中，才能实现信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顺应用户时间安排：减少无效推送
从r间维度来说，信息产品的推送需要把握好时间点，在用户可以接受信息的时间发送信息。否则，该信息产品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失去它的阅读意义，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会受到影响。媒体信息产品推送的时间点和推送形式的选择，需要信息产品运营者根据目标用户的大致情况来决定，也可以由用户主动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来获取信息。
以罗辑思维公众号为例，在每天早上六点半推送语音信息产品，约耗费用户60秒的时间，随后用户可以根据关键字提示获得相应的推文。罗辑思维经过多少用户研究后决定这样的推送不得而知，但这种对时间的把握绝非任意为之。如果罗辑思维的信息推送情况与其核心用户生活律动不同，就很难与用户对接。如果其用户在相应的时间段不选择点开其内容，公众号推送的信息很有可能被其他信息所淹没；或在一定时间翻阅多条信息，其信息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就会削弱，多条信息同时冲击用户的感官，会使用户信息接收渠道受阻，难以达到信息传播效果。这种情况属于无效推送或低效推送，很难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二）把握信息推送的频率：增强累积效应
新媒体用户的不同活动之间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而且分布在每个活动上的时间都有一定的区间。如何利用用户的活动时间间隔和分布在媒体平台上的时间，将用户吸引到信息产品和媒体平台上，是新媒体信息产品运营者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媒体信息产品到达用户受众的时间间隔越长，就越会减弱媒体信息产品的影响力。用户接触媒体信息产品的时间间隔，就是用户遗忘该产品信息，选择其他媒体信息产品的时段。提高信息产品和媒体平台的用户忠诚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减少用户接触其他信息产品和平台的可能性。适当地提高信息更新频率，提高用户接收该媒体信息产品的机率，可以加深用户对其产品的认知度。
但媒体信息更新的频率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达到媒体用户的信息承载上限。过高频率的信息推送，会使信息产品成为冗余信息。一方面，信息过量会超出用户承载力，引起用户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信息更新过快会增加媒体生产信息的成本，影响信息质量，会消耗媒体的传播资源，增加运营负担。新媒体信息产品的推送量，需要得到合理的把控，否则会影响到新媒体平台信息产品的传播效果，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最理想的效果是，用户在不同的时间都可以接收到媒体的信息，但信息量又不能达到用户接收信息兴趣的饱和点。保持适当的信息推送量，既可以对用户起到“适度侵扰”的作用，也可以不断地激发用户对平台信息的兴趣。
二、媒体互联共享资源：整合媒体运营资源和传播力
（一）整合媒体资源：最大限度让利用户
核心竞争力，在稻盛和夫看来，就是全方位的“利他”，[1]做到利益让渡才能获得用户的支持。在新媒体运营中，要做到真正地让利用户，就必须让自身具有足够的可整合性资源，实现媒体运营结构化和信息产品微创新化。新媒体运营，应具有一种极致思维，将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并不断地实现微创新，最大限度地让利用户。
但单个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品牌的影响范围较小，所拥有的媒体产品、用户的资源局限性较大。媒体平合，实现媒体间的资源自由流通，将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一方面，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有利于避免单独运营过程中的不可抗拒性风险。媒体联合可以促使媒体间的资源重新整合，扩大运营资本、市场份额，扩展业务链，降低运营成本，实现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各媒体间的人力资源相互流通，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高质量和多元化的信息产品。媒体业务的创新性也会随之增强，但媒体联合如何实现结构性运营，是其面临的难题。
媒体联合会使各个媒体间的业务结构和人力、物力、财力相互融合，以达到组拳出击的效果。但媒体联合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有效联合，如果其中结构不合理，会给各个媒体带来巨大的负担。媒体联合的不合理结构组成，会影响整个媒体联合价值链的运行。庞大的联合体，不仅不利于共同进步，而且会相互掣肘，制约原本良好的单个媒体运营机制。因此，媒体联合运营，只有使相互间的配合结构化，才能更好地服务用户，做出用户满意的信息产品，降低成本并更多地让利用户。新媒体运营过程中，只有做到真正地让利用户，才能得到用户的认同。
（二）扩大媒体辐射范围：建设新媒体用户孵化器[2]
不同媒体平台有其各自的用户辐射范围，但媒体间的用户群具有相互交织性，同时符合多种运营媒体的用户定位。风格不同但用户群具有一定重叠性的媒体平台，可以为其伙伴培养新的用户群。对于全媒体运营格局的运营者来说，其传统媒体平台和新媒体平台之间，可以相互为彼此培养潜在用户，实现用户的流转和共享。而且在新媒体平台运营过程中，其用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共享的资源。在某种媒体关系链的建构条件下，媒体用户资源的共享，有利于扩大单一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且媒体之间及其用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可以使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具稳定性。
具有利益共享关系的媒体平台，既可以分属不同的运营者，也可以是同一运营者运营的媒体平台矩阵。针对不同运营者的媒体平台，建立在合作关系下的用户资源的共享，可以使各自的用户享用更多的个性化信息产品，提高用户感知价值。[3]针对同一运营者来说，不同媒体平台可以形成一个媒体矩阵，这些媒体不仅包括新媒体平台，也包括传统媒体平台。媒体矩阵中的媒体平台，可以为其他媒体平台培养用户，成为媒体用户的孵化器。矩阵媒体之间，可以为其他平台培养用户，作为媒体孵化器，既可以是完全盈利的媒体平台，也可以依靠价值交叉补贴[4]来维持自身运转，从盈利总额中获得利润的平衡。在矩阵平台中，不同的媒体平台处于整个运营环节的不同位置，为整个运营价值链的流动付出各自的努力。媒体矩阵中的不盈利媒体平台，不是真的不盈利，而是以不同的形式获取价值，其经济价值会在媒体运营总体的经济价值中得到补偿。
总之，媒体联合实现资源之间的自由流通，在整个媒体运营的关系网中，可以更多地让利用户。德鲁克提倡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5]因此，媒体联合资源共享、结构化运营，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用户，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创造性信息产品。媒体用户从媒体平台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成为提高媒体用户黏性的关键点。
三、挖掘用户社交价值：提高用户“转换成本”
（一）利用虚拟关系网络：实现裂变式传播
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很强的聚合作用，自发聚合的网民具有很强的分享性。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的分享特性，可以有效现250定律[6]的价值。将媒体的运营与用户的社交关系结合起来，将信息产品的价值附加于用户社交需求之中，利用网络效应[7]来实现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的无限增值。社交媒体中自发聚合的网民，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同时，为了这份归属感和信任感，网民也会有些许的从众行为。因此，将新媒体信息产品的价值和用户社交关系网络结合，更能发挥新媒体信息产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利用网民的社交关系网络，塑造新媒体平台品牌形象，扩大新媒体信息产品的传播范围，提高新媒体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可能性。但未来主义者保罗・萨弗[8]指出社交网络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出现与梅特卡夫定律[9]完全相反的结果，即社会网络的价值会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减小。社交网络作用的大小，不完全在于其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其内部的稳定性。邓巴数字150[10]指出，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所能保持稳定人际关系范围有限。社交媒体时代，邓巴数字已经超出了150定律，150N时代[11]已经到来。但网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社交媒体算扩大了用户的社交范围，其社交网络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社交分层的具体人员构成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分层本身保持不变。[12]因此，社交关系链中存在一定的僵尸数字，即有一部分人际关系处于冻结状态或阶段性冻结状态。
社交网络系统有效信息趋于一个特定的值，[13]只有保持社交网络的稳定性，才能发挥网络用户的网络效应。但盲目的贪图社交网络的规模和流量，并不能有效发挥社交网络的价值。新媒体平台不能为了流量而引流，过多地引流反而会降低流量转化率。因此，在适当地控制做用户新媒体平台的聚合作用，保持新媒体用户虚拟社交网络的规模，增强社交网络的稳定性，有利于更好地提高用户的黏性。
（二）利用社交情感诉求：提高用户黏性
新媒体运营者，可以通过提高用户“转换成本”，来提高用户黏性。“转换成本”，指新媒体用户离开平台或放弃信息产品时，用户所需要承担的损失。[14]网络用户使用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会付出相应的时间、精力、习惯和社交等方面的成本。对于新媒体用户来说，舍弃这些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也决定用户将抛弃其以往的付出，并且舍弃付出可能带来的收获。在这些“转换成本”影响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用户付出的社交成本和培养的习惯。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用户的“转换成本”，增强用户粘性，就必须注重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甚至是生活方式，并且让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关系。
互联网时代，虚拟社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角色，甚至更能满足网民的社交需求。网络社交关系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性，其社群的文化相似性、归属感、信任感更强。在社交媒体聚合过程中，用户付出了或多或少的情感。因此，针对新媒体运营者而言，提高用户黏性，可以更加侧重于感性因素。新媒体运营过程中，信息产品和平台运营赋予社交价值，就能更有效地构建媒体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情感关系，赋予信息产品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增强用户粘性。
结语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媒体用户承载了接收海量信息的负担。媒体信息产品同质化严重，且新媒体用户流失也很严重，用户的稳定性较差。新媒体运营过程中，很难维持用户长期的忠诚度。新媒体引流量屡创新高，但流量转化率相对较低，未能实现其经济价值。新媒体运营，需要更多地将用户吸引在自己的信息产品上，使用户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新媒体账号矩阵和媒体之间的联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其空间辐射范围，将各自的用户群体交叉影响，无限放大其影响范围；努力塑造新媒体用户孵化器，培养新媒体用户的信息产品消费习惯，加强用户对新媒体品牌的各方面认知。
新媒体用户不仅是新媒体运营者所要服务的对象，也是新媒体运营者可以利用的传播资源。利用虚拟人际关系网络，将新媒体用户变为自己的传播渠道，把媒体产品分享给社交网络中的人。当用户社交网络中的资源都在使用某一新媒体产品时，新媒体用户要放弃这一媒体的使用，就会承担巨大的转换成本。新媒体运营主体之间，具有可相互整合的资源。新媒体相互联动共享资源，有利于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提高用户感知价值。在新媒体运营的过程中，如何提高新媒体用户的平台“转换成本”，是提高新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和经济价值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注释：
[1][5]孙正源.当德鲁克遇见稻盛和夫[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9-11.
[2]曹雪琴.浅谈新媒体与传统报刊媒体的融合[J].新闻研究导刊，2016（22）：215.
[3]加里・阿姆斯特朗，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2-13.
[4]克里斯・安德森.免费：商业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0-29.
[6]李原.墨菲定律[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杜，2013：239-240.
[7][14]陈威如，余卓轩.平台战略：正在席卷全球的商业模式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0-22、35-37、128-130.
[8][9]汤姆・海斯，迈克尔・马隆.湿营销：最具颠覆性的营销革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25-26.
[10]定国.朋友圈里神秘的邓巴数字[N].深圳特区报，2015-10-20.
[11]杜修平.150N时代探析[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4）：435-438.
[12]安贾娜・阿胡贾，曹.朋友圈真能无限大？[J].国际公关，2016（4）：18.
[13]王洪伟，任豪.社交网络的有效信息量研究：基于节点强度的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5（5）：693-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