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正文】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近年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层出不穷，本文通过搜集近15年内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当前新公共管理理论在高校管理中应用的研究情况。通过分析当前研究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内涵的解释、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研究现状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完善措施的借鉴，指出当前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研究深度不够、视野较狭窄、缺乏创新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理论;高校管理;文献综述
新公共管理理论近年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无所不在，丰富多彩，凡有公共活动必有管理方法。所以，在高校管理中同样理应场面热闹，新论迭出。但通过检索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的高校管理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一、现有研究成果状况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目录下进行文献检索，通过对2000－2015年间与本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关于高校管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因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2、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也比较多，体现了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趋势的认可和重视;3、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文献检索结果较少，反映出研究者对这个研究问题角度的忽视。
二、现有研究的基本观点和认识
(一)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到外部取向的转变，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强调管理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两大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河北工业大学石小娟、高骏敬认为“从实践来看，它是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一种新理念、新模式;从理论上说，它是以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为基础，对行政与管理概念、内涵的重新解读，对经济理论、私营部门和技术变革的关系进行再次梳理。”中央财经大学周湘林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公民为本、市场化、结果导向、分权协作、民主参与、多中心自主治理等理念和指导原则，旨在促使政府职能从‘划桨’回归‘掌舵’，并走出规制导向的困境。”虽然研究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相同点主要有: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人为本，加强公共部门内部竞争，明确的绩效标准和措施等。对我们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研究高校管理具有启示和帮助作用。
(二)关于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现状
从已有文献来看，当前研究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研究着重点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上。河北工业大学石小娟、高骏敬把当前政府与高校关系的问题主要归为两类:1、政府对高校行政的干预;2、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表示近些年来，由高校外调入高校任职的干部逐渐增多，高校中政府对高校的严格管控，因而高校中出现行政权力一家独大，让高校中逐渐缺乏学术氛围。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湘林教授提出政府应采取何种模式管理高校的问题。通过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模式分析，指出我国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管理模式仍主要表现为“政府服务”模式。并提出基于契约的高校管理模式，即政府与高校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协商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通过中介机构的评估，帮助双方判断和辨明对方是否尽到应尽之责，即政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责任和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产出责任。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其他方面的研究有教师绩效评价角度、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等，目前尚不足，还有待深入完善。
(三)关于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完善
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完善尚且不足之处。河北工业大学石小娟、高骏敬在理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引入竞争机制方面提出建议。主张建立现代化高校，树立服务型的行政管理理念，取代上级对下级的绝对管理模式，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并可以从人事制度入手。在完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方面，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还比较欠缺，上海外国语大学吴慧针对目前高效管理队伍中存在的管理角色模糊、管理观念陈旧、管理效率低下、管理目标粗放等问题提出完善措施。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责任和结果的强调及突出资源配置、竞争机制、对服务理念的追崇等理念，研究者吴慧认为应转换职员任用机制，在管理上强化岗位聘任和岗位考核，打破职务终身制，增强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办事效率。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属于紧缺的公共产品，高校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期内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现在高校的复杂程度、参与社会领域的深入，对高校本身的管理也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因此，对高校管理的完善在今后也应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对现有研究的基本评价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现有成果对于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稍重视，而对于结合具体问题的系统研究较少，客观分析问题的多主动建树少，而且从成果(文献)产出数量上看也不丰富，尚不足以形成基本研究的局面。第一，对于高校管理改革尚未引起重视。新公共管理理论已发展多年，但是在高校管理方面运用并不妥善，学术地位并不高，这主要体现在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也许，真正的高校管理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因此理论研究很少顾及至此，但是，任何实践都应是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第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的高校管理研究成果的深度不够。比如对政府与高校关系的问题上，研究者仍然在模式分析的层面，具体针对不同类高校的实施方法的研究成果还极为少见。同时，研究视野还比较狭窄，除了对政府与高校关系、政府职能的问题有些研究之外，对与高校管理密切相关的教师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研究极少。第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的高校管理研究成果创新性不足。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分析问题阶段，少有提出新的管理方法的研究成果。这种缺乏创新点的管理模式在建国之初或是改革开放之初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现在在一体化、全球化的新世纪背景之下，没有创新便没有进步。(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石小娟，高骏敬．基于新公共管理论对高校管理改革的探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101－103．
［2］吴慧．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完善我国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的启示［J］．上海管理科学，2009(31):66－69．
［3］周湘林．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的高校管理模式分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3):38－43．
［4］安萍．新公共管理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应用［J］．东方企业文化与策略，2010(6):136．
［5］张翼．新公共管理理念在高校管理实践中的适用性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8):103－106．
1.1教师人员安排不合理
尽管我国相关教学大纲规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当由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项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目前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对教师知识的储备和运用要求非常高，青年教师由于工作不久，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时间较短，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与老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其次，部分高校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定位选修课，学校以及学院对课程教学的投入的精力和关注度都不够，更不可能为青年教师提供专项的进修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而言，时间和精力的缺乏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而且还必须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教学工作。由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或是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工作，或者担负着行政领导职务，常常无法保证或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行教学工作，特别是毕业论文设计还是一门选修课，教学的质量往往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
1.2相关专业教材缺乏
教材作为承担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高。目前，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相关教材数量而言，专门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国内开设较晚，加之相关高校对课程的定位偏差，直接导致了国内从事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编订的人员有限。由于缺乏相应的教材，许多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材往往采用政治学或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料，其内容缺乏公共管理专业所需的专业性、实用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就仅有的几部教材而言，教材内容普遍存在滞后性和非针对性。在这些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中，有的教材侧重于经济类管理，缺少针对性；有的侧重于政治学，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还有的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随国内外公共管理专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更新，许多方法和事例难以满足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要求。
1.3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
目前，相对滞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仍未摆脱普通课程教学的窠臼，缺乏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自身特点的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并没有注重通过将知识点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而是空洞的说教，一旦遇到具体的写作，学生就无从入手。因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停留和局限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第二，教学手段单一僵化。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该结合公共管理专业和本科论文写作的双重特点，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而现在的教学仍然停滞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依旧单一僵化。教学、教材和课件依然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强，被动地依赖教师，部分学生需要教师的亦步亦趋的督促式指导，不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提升的路径探析
2.1明确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目标
设置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当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各自学校自身公共管理专业发展的情况制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就目前而言，应当突出强调它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地位，引起师生们的重视。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总目标应定位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结合顾客——学生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建立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质量目标，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高水平的知识运用、技能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①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在教师的教授和帮助下，通过学习了解毕业论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逐步掌握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结构和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最终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2.2优化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构成的现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一，针对教学和科研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而言。未来公共管理专业的青年将逐步实现高学历，科研能力将成为青年教师的强项，教学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逐步的教学实践得以弥补。因此，未来青年教师无疑将成为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学的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首先，高校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教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其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恰恰需要平时的摸索和锻炼。其次，学校、学院可以聘请校内外一些学历较高、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通过这些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不仅可以减轻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压力，而且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其二，针对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而言。老教师科研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他们参与到毕业论文（设计）课程中来，对于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老教师承担着相对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行政任务，而毕业论文（设计）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校强制让这些教师承担这门课程，其教学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目前最优的解决路径是老教师和青年教师共同参与毕业论文课程的教学工作，老教师更多的是对青年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而青年教师直接参与到教学的第一线，形成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教学梯队，既达到了锻炼教师队伍的目的，又扩大了学生与教师在学术、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交流的空间，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
2.3更新专业教材内容
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强，教材多侧重于经济管理类或政治学类教学，脱离了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为了改变目前教学的现状，相关部门应联系开设公共管理专业的高校，组织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我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编写不同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教材，提高专业教材内容的适用性。教材应当服务于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首先，在理论层次方面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明确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共性特征和作为专业学科的个性特征。教材必须明确毕业论文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目标，并为教师的教授提供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教科书，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学习论文写作的教材。其次，在实践能力方面上，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知识熟练掌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并且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实现将四年所学知识与实践问题有机结合，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2.4改进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必须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运用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以学生实践为核心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首先，对于教师而言，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觉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使得教学活动逐步由re-ceptive”向creative”转变。专业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为解决问题进行文献检索，相关论文阅读，思考分析，并将问题解决方案以小论文形式提交等。这一过程既是培养学生的论文意识，提高写作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能力的过程。”
[关键词]：公共决策协商民主公共参与网络媒介素养公共新闻
Abstract:Anetworkofpublicengagementshouldbeestablishedundertheguidanceof“DeliberativeDemocracy”ifwearetoinstitutionalizetheinfluenceonpublicpolicy-makingbypublicopinions.TheeffectivefoundationandfunctionofpublicengagementrequirestheeffortsfromthePressinthefollowingtwoaspects:topromotepublicengagementconsciousnessandcapabilitythroughvigorouseducationofmedialiteracyandtocreatepublicengagementopportunitiesthroughpositivemovementofpublicjournalism.
Keywords:PublicPolicy-Making,DeliberativeDemocracy,CivicEngagement,MediaLiteracy,PublicJournalism
在民意型决策体制中，公众意愿及其变化成为政策与决策演化的依据。从短期来看，这一决策体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把握动态变化的民意，成本相对更高；但长远而言，它可以降低失误型决策的机率，同时在出现合理失误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公众分担责任与后果的社会心理机制。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民意诉求开始影响政府决策，譬如“网民推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修改”。从2003年起，由“肝胆相照”论坛发起的“对全国公务员录用中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规定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2004年8月1日至8月31日，人事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就《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民对此予以了积极回应，仅指定邮箱就收到反馈电子邮件5300多封；2005年1月20日，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正式公布了政府部门录用公务员的全国统一体检标准，首次明确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担任公务员。不过无庸讳言，目前民意影响决策尚未形成制度。若要使“民意型”决策方式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笔者认为：公共决策应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去构建公民参与网络；有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需要多方合力，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一、“协商民主”的概念及其相关意义
1、“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又译“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解释。1987年和1989年，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相继发表文章《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合法性》，真正赋予协商民主以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主编《协商民主》一书，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在书中他们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作为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理论的反思或一种可能性的替代，“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亦有学者开始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审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
何谓“协商民主”？政治学家从作为决策形式、作为治理形式、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三个角度分别对其进行解释；还认为其具有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等特征[1]。因此，概括而言，“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
强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与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则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2]。它主张：民主的核心应是偏好的转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偏好聚合，主张公共政策必须经由公共协商的过程，通过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的讨论、对话和争辩而后作出决定。不过，协商民主吸收了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的长处，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
协商的参与者可划分为以下类型——作为公共权威机构的政府、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个体、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族群、治理过程中的机构或团体参与者。他们参与协商过程，并对达成共识、形成具有合法性的决策承担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并不要求全体公民在相同或所有理由上保持共识以实现“全体一致”，而是认同詹姆斯·博曼提出的“多元一致”概念。这一概念“只要求公共协商中的连续合作，即使存在持续的意见分歧”[3]。
总之，作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
2、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的意义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一文中曾论述：“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4]。考察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将协商民主理论引入当前的公共决策非常必要。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话语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在社会话语系统中，政治精英占据着制高点；知识精英的话语空间日趋扩张；经济精英用财富支撑其话语霸权；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则往往处于文本的重视与实际的边缘化之间的尴尬境地。作为整合各种话语力量、平衡各阶层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也相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和失灵。
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至少具有以下积极意义：（1）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政府可以最大限度捕捉到决策所需要的信息。（2）协商民主有利于打破公共决策的封闭神秘色彩,满足公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增强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公开化。（3）协商民主是弥补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有效方式（4）协商民主是有效整合政治精英论证、知识精英论证和利益团体政策论证的制度平台。（5）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有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此外，将“协商民主”引入公共决策还有利于培育公民精神。其一，协商民主有利于培养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性格。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等。其二，协商民主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通过公开检视个人决策的结果和假设，协商民主将使人们清楚认识：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其福祉有赖于其承担属于自身的那份集体责任的意愿。其三，协商民主有利于构建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不同群体之间才能够加深沟通，从而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
二、构建公民参与网络与“协商民主”
1、“公民参与网络”的内涵
“公民参与网络”（CivicEngagement）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随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民主治理和公共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的概念。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其中，“网络”更是他极为强调的概念，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并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他指出：由于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因此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在对意大利地方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帕特南发现：意大利北部地区具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它们充满活力；而南部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最终导致了南部和北部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由此，他将公民参与网络分为两类——横向的平等关系网络和垂直的等级关系网络。他还指出：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其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为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此外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也不大可能被接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解决参与者集体行动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6]。
2、实现协商民主有赖于构建公民参与网络
现代公共政策理论都注重强调公民参与。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地方层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控制。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诸如工作地点这类地区中广泛的政策参与的机会，会极大地改变国家政治的背景。个人将有多种机会学习资源生产和控制中的重要事务。这样，他们就能较好地判断国家政治问题，评判政治代表的表现，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公私之间的联系由此将得到较好的理解”[7]。美国学者彼得斯在讨论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时，则概括出公共参与具有4个方面的作用：促进信息开放和交流；增强公民独立决策和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的能力；加强在表达利益要求中的协商、对话式民主机制；促使公民投入公共服务提供[8]。上文在阐述“协商民主”概念时也曾强调：强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由此，笔者认为：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协商民主有赖于构建密集的、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
其一，这有利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开放结构。政府能否制定高品质的公共决策，取决于是否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而不同阶层的公民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策制定，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诸如对公共问题的理解、公共问题解决的建议以及公民自身的偏好等；从而增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开、透明与回应性。其二，这有利于推动治理型政策网络的形成。治理型政策网络授能给民间社会，允许第三部门、私人企业组织一起与公共部门机构合作完成一个政策议题。而公民参与网络的特点在于网络中公共的、私人的以及自愿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灵活、模糊，相互交换资源以及协商共同目的的需要导致了“网络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在公民参与网络广泛而密集的地方，政策过程的模式会由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行模式转变为各方面共同参与的权力多向度运行的协调互动合作体系，由此推动治理型政策网络的形成，建立能够实现政策过程中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我国当前一些公共政策在制定中开始注重公民参与，如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在3月20日—3月27日和3月27日—4月6日两个阶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先后收到公民建议4769条和32791件。这些建议都被整理，其中部分建议还全文公布在中国人大新闻网上。公民的广泛参与让人欣喜，不过其中立法者急于否定不同意见的态度却值得商榷。如有报道称，因为外商强硬拒绝该草案，认为该法实施后会影响经济发展；对此，《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就表示这是外企为了争取利益而通过夸大其词来耸人听闻。协商过程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环境，对外商积极主张自身利益的观点不应只进行简单的妖魔化。惟有通过理性的交流探讨而非空洞的道德谴责，才能促使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合法性和集体约束力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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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仅仅只是构建横向的、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还不足以支持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协商民主。若将“协商民主”真正引入公共决策之中，公共参与过程中还应遵循以下原则：（1）鼓励以多元沟通形式确保每个人的真实声音能够呈现；（2）使倾听与发言受到同等的重视；（3）使个人经验与公共议题产生连接关系；（4）使彼此之间信任并建立伙伴关系；（5）使参与者针对议题本质所存在的观点重新建构整理；（6）鼓励进行分析与理性论证；(7)协助人们发展公共的判断及产生行动的共同基础；(8)引导人们将自己视为行动者并真实参与；(9)使参与过程与政府政策制定治理之间产生连接关系；(10)创造持续进行的过程而非孤立的事件[9]。
三、新闻媒体应如何构建公民参与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社会转型问题时普遍运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对此，陈卫星教授指出：真正的公共领域要求检验个人是否为政治群体的充分成员，是否行使公民责任和义务，也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方面的资源支持。因为“公民不仅仅是一个身份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即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否则，公民身份并不能保证积极自由的政治参与”[10]。由此，笔者认为：公共决策中构造公民参与网络的关键在于：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因此，新闻媒体应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1、大力实施媒介素养教育
我国缺乏公民文化的历史传统；西方式公民文化又难以传播；双重因素导致国人的“公民意识”普遍缺失。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去积极追求表达“异见”的权利；习惯于消极服从，而不是积极参与。表现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即是心理指向的侧重点都是“输出”而不是“输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国人的参与意识已明显增强，在公共决策中表现出强烈的输入愿望，这在“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个税起征点的上调”等事件中都有鲜明体现；但无庸讳言的是，参与意识的强度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如何才能增强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关键在于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何谓“人的现代化”？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曾为“现代人”总结出12条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概括为4个主要项目，即：现代人是一个见闻广博的、积极参与的公民；现代人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现代人能独立于传统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现代人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中外已有不少研究显示：新闻媒体是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特别指出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活力、社团和地方报纸之间的关系。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注意到：即使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凡处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下的人现代化程度比不处于其下的人高。英格尔斯则认为：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与个人现代性之间有一种相当规则而且很强的关系，并且明确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11]。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浙江进行了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所得结论之一就是：若受众接触媒介频度较高，时间较长，并偏好新闻性内容，则传统观念较少，现代观念较多[12]。如果只有输入的愿望，而无输入的知识和能力，那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只是镜花水月。因而在培养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基础之上，更应培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对此，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展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美国学者瑞妮·霍布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1）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2）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地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13]。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力、质疑力和判断力，还包括公众有效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因此，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公众以下方面的能力：理解如何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
2、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
美国学者A.维尔达夫斯基在提出“政治偏爱”和“制度偏爱”研究命题的基础上，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四种取向：忠诚—驯服、忠诚—参与、疏远—参与和疏远—驯服。其中，“忠诚”和“疏远”涉及个人对待政治系统的态度；“驯服”和“参与”是个人对待参与政治系统的态度。笔者以为：在以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下，忠诚—驯服和疏远—驯服是国人政治心理的两种基本取向。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培养更多具有忠诚—参与取向的公民。此类公民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还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过程；因此，必须给予公民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新闻媒体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非常必要。学者赵月枝在《维系民主》一书中就指出：“公共新闻与其说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它提醒我们“新闻业能潜在地帮助培养民主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构成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14]。
“公共新闻”(public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journalism）是一个于1990年前后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实践层面，它倡导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客体，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建构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年来，由于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公共新闻”开始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公众在网络论坛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
新闻媒体如何开展“公共新闻运动”？美国《威奇塔雄鹰报》的经验可资借鉴[15]。1992年，这家报纸联合当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台一起组织了主题为“人民的方案(PeopleProject)”、副题为“我们自己解决问题(SolvingItOurselves)”的活动。该活动共持续10周，先是由媒体对威奇塔地区的居民进行采访，一共做了193次各为时两小时的采访，调查居民对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对政府管理的认识。根据调查结果，报纸连续出版专刊发表了有关犯罪、公寓式学校、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压力等社区问题的报道；刊登服务性特写和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每期专刊都以深度报道形式分析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鼓励读者从多角度进行思考；读者以来访、来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出谋划策。报纸还为此专辟一个名为“起点(PlacestoStart)”的栏目，并在其中刊登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直接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电视和广播与报纸同时进行这些报道,为公共参与讨论提供了空中论坛。此外，《维吉利亚导报》总结出的该报做“公共新闻”的4点经验中，“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亦值得我们注意。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普通公众的思考能力，提升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同时亦可让媒体自身受到更多关注。
当然，开展“公共新闻”活动的运作成本不低。首先就需要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其次需要拓展报道的深度，对事件的报道不能只停留于其表象，而应深入分析其内在因素以及形成原因。如何降低所需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调查成本呢？首先，新闻媒体应该整合力量，积极、充分地利用“外脑”及“外力”。如2004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改版后推出“舆情”版（现名“青年调查”），运用报道的形式来反映调查数据，同时辅之以对相关访谈，访谈中注意平衡专业判断和公众常情。该版运用的数据来源渠道非常广泛，除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调查外，还有来自权威学术研究机构、大型门户网站、独立调查公司、国内各大高校、政府机关的职能部门、部分社会组织、专业期刊等进行的调查以及联合实施的调查。其次，鉴于“公共新闻”向“参与式新闻”发展的新动向[16]，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应该有效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媒体的“实”和网络论坛的“虚”决定了它们很难单独建立各自的公共领域模式，两者之间应该建立良性的互动、协商机制。
[注释]
[1]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P54-P56页
[2]参见[澳]John.S.Dryzek：《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P32页
[3]陈家刚选编：《协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P299页
[4]参见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2005-09-28
[5][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203-P204页
[6]同[5]，P205-P206页
[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339页
[8][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80-P83页
[9]同[3]，P107-P117页
[10]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437页
[11][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220页
[12]转引自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3页
[13]转引自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P29页
[1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P166页、P188页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权力制约绩效评估绩效审计
从2003年3月SARS危机爆发，到2004年6月“审计风暴”席卷全国，中国的媒体已经把人民知情权、政府透明度、政府可问责性等符合世界潮流的理念广泛传播开来。这引发了我们对审计与权力制约、政府责任与绩效评估、绩效审计等问题的思考。本文将聚焦“新公共管理”这一公共行政学领域的新动向，力图客观认识其在绩效审计演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政府责任及其绩效的强调，从社会需求和审计能力两个方面促进了绩效审计的发展，并导致其从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制约机制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的绩效评估工具。目前，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外。推动我国绩效审计的发展，需要扩大审计需求、提高审计能力、改革审计体制三管齐下。
一、传统的绩效审计：权力制约机制
198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最高审计机关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发表了《关于绩效审计、公营企业审计和审计质量的总声明》。在该声明中，绩效审计被定义为：对公营部门管理资源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即“三E”）所作的评价与监督。和其他类型审计一样，绩效审计产生的基础也是受托责任。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受托责任，即政府接受国家立法机构或全体公民的委托对公共资源进行经营和管理，从而对公共资源所有者负有的责任。公众作为资源提供者，享有监督政府运营效率、考察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权力。现实世界里，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公众自然不会亲历亲为的进行监督和考察，而是通过将审计权力赋予立法部门、司法系统或独立机构来达到对政府使用资源情况的最终控制。绩效审计也就成了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一种制约机制.
政治学中的权力制约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那里。作为一种学说，进而作为一种政治纲领和理论武器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并发展起来的。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分权学说（立法权、执法权、联盟权）和君主立宪的主张，试图通过三种权力的相互牵制和均衡来削弱和限制王权（[英]约翰。洛克，瞿菊农等译，1982）。孟德斯鸠丰富了分权学说，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正式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思想。他认为，权力集中于一个机关或某一个人就会被滥用，没有限制必然导致腐败，以致侵犯公民的自由权。“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1982）。
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职能分工以及权力制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选择。众所周知，政府经营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来自法律明文规定，其实这背后的实质在于：社会全体成员发现自然状态中不利于其生存的障碍超出个人能力，而寻求一种联合形式，以共同的力量来保护自身。于是，他们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社会契约，再通过一定的立法机构和程序将该权力交由政府统一行使从而达成联合的目的。相对于社会成员各自为政，以集体的力量克服障碍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方式。政府是通过国家立法机构接受全体公民委托来治理国家的。
存在委托关系，难免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特别是在政府工作人员所获报酬不足以弥补其付出的努力时，“经济人”的属性将诱使他们在相关物质利益的驱动下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也一再证明政府完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不现实性。结果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偏离公共目标，公共机构不能够代表公众利益，这又会造成巨大的交易费用。
要从制度上减少政府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发的交易费用，在事前就必须对其拥有的权力进行某种制约；事中保证权力行使过程受到监督；事后则需要对权力行使的结果进行评价，或论功行赏，或追究责任，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在现实中，事前的权力制约演化为立法机关拥有社会重大事务决策权，政府拥有社会重大事务执行权和日常管理事务决策权；事中通过政府对外报告体系保持权力行使过程的公开和透明；事后的结果评价和处理主要有赖于对权力资源受托情况进行考察的绩效审计。绩效审计就是通过对政府运行结果的评价来参与权力制约的。
二、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绩效审计的发展：绩效评估工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各国相继掀起政府改革浪潮。进入90年代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改革趋势。各国的政府改革均表现出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即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这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NPM）运动。在我们看来，新公共管理的实质是：在公共责任与顾客至上理念的指导下，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及政府责任机制的改变和再造。在这种新的责任机制下，公共管理实践中又逐渐引入竞争与市场机制、绩效管理与评估等灵活有效的管理方式。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责任机制如欧文。E.休斯所述：政治责任与管理责任，前者是政府对选民的责任，后者是官僚系统对政府的责任（[澳]欧文。E.休斯，彭和平等译，2001）。政府部门的责任链表现为行政人员通过各个部门的等级结构，在技术上对政治官员负责，并最终对公众负责。与此同时，政治官员负责的政策事务与留待行政人员完成的行政事务也被严格区分开来。显然，这是一种没有明显结果指向的管理责任，政治责任也间接、含混，必然导致官僚系统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消极作风的盛行（李东云，2003）。
新公共管理变革的突出特点就是克服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责任机制的模糊不清，行政系统的管理责任上升成为主导责任并相应的落实到对结果的实现上。这极大地激励了政府组织内部的创新意识、效率意识和成本意识，具体表现为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来改善公共部门的运作绩效。新公共管理给政府责任机制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增加了政府对公民的直接政治责任，要求政府倾听公众意见、增加行政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从而为公众利益表达和参与政府管理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与方法。为突出行政系统与公众的直接责任关系，更是把公众喻为公共服务的“顾客”，并提出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要做到“以顾客为中心”。
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个公共行政模式由权力至上发展到责任至上的进化历程。其核心特征是对政府责任的高度关注，又主要体现为以“三E”为标准的、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以“三E”为标准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的目标形成耦合，极大地推动了绩效审计的发展。
新公共管理对绩效审计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需求扩大和审计能力提高两个方面得以体现的。
首先，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二者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转变成为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政府被界定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相应的也就更加重视服务提供的效率与质量，并在实践中引入竞争机制，使得成本效益观念、绩效管理与评估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蔡立辉，2002）。例如，1993年美国颁布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开宗明义，指出：进行政府绩效评估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和管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和发展公共责任机制，改善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
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政府部门内部也进行了以放松规制和引入竞争为取向的改革，广泛采取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措施，进行以结果为本的控制（蔡立辉，2002）。一方面根据“日落法”对存在价值不大的机构进行审查和调整，一方面通过合同、政府招标等形式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交由社会承担。同时，为配合“日落法”（sunsetlaw）的实施，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与效率，进行严明地绩效管理。
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环境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制约在形式上已不限于刻板的规则和条文，而是寓市场竞争机制于政府管理之中，变过去的规则控制为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对政府责任及其绩效的关注为绩效审计创造了一种市场化的需求。政府部门为帮助自己改进绩效、赢得公众信任，政府内部机构和公共服务的外包者为获得生存空间，都将绩效审计看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客观上产生了对绩效审计的需求。
其次，虽然社会需求对绩效审计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导向作用，但这种发展要落到实处，还取决于审计自身的供给能力，后者是决定性的平衡力量。历史上，绩效评价标准难以确定、审计规范建设难度大、审计人员胜任能力不足都严重制约了绩效审计的发展。
随着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到来，对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视推动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经验积累、以及人才培养。例如，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主政時期的“财务管理改革方案”（FMI）鼓励政府各部门大量运用绩效指标来引导工作目标的达成，其绩效指标在1986年为500项，至1989年已增加到2300多项；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就任之初便指定副总统戈尔组建政府改革委员会，并于1993年发表《国家绩效评估报告》（NPR），同年颁布《政府绩效与成果法》（GPRA）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发展和使用绩效评估技术，并向公众通报各自的绩效状况。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为绩效审计能力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得绩效审计的发展不仅有必要到而且成为可能。
新公共管理运动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正是绩效审计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果以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绩效审计的职责为其兴起的标志，那么加拿大是1977年、澳大利亚是1979年、英国是1983年.这有力的佐证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绩效审计的促进作用。此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绩效审计仅仅是作为一种权力制衡工具出现的话，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绩效审计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费者对公共服务进行直接控制和选择的市场责任机制。也就是说，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推动绩效审计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其从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制约机制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的绩效评估工具。
三、推动我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几点思考
在1991年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首次提出：“既要继续进行财务审计，又要逐步向检查有关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审计’方面延伸”。这标志着我国绩效审计开始进入一种实验阶段。当时绩效审计的侧重点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深圳市审计局2002年对12家市属医院的医疗设备采购、大型医疗设备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的审计，可视为我国绩效审计的开端。到目前为止，我国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的仅有深圳市审计局、上海徐汇区审计部门、以及审计署2002年对18个重点机场和38个支线机场进行的审计。从工作量分配来看，这些绩效审计占政府审计工作量的比重不到1%.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重超过90%、澳大利亚超过50%、瑞典和日本也分别超过40%.在这些国家，绩效审计已经成为政府审计的工作重点。相比之下，我国的绩效审计尚处在萌芽起步阶段。为缩小这一差距，推动我国绩效审计的发展，需要扩大审计需求、提高审计能力、改革审计体制三管齐下。
1、扩大绩效审计需求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数量巨大；另一方面，公共支出需求与政府财力供给的矛盾也相当突出。这均对政府所管理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客观上需要绩效审计的存在。但要将这种理论上的需求变成现实，还有两件工作要做：第一，提高人们对绩效审计的认知程度；第二，促使政府机构进行以结果为本的绩效控制。
就前者来说，我国目前政府审计中财务审计的主导地位导致人们对绩效审计了解很少。传统观念更是认为，政府部门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纯消费性质的行为，不直接创造财富，也不具有事后补偿性，一旦发生便无法挽回。因此，由财务审计来监督政府运行过程的真实、合法即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由于绩效问题不如腐败问题敏感，绩效审计也一直未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见，目前在我国开展绩效审计，人们在观念上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只有打破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束缚，让政府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绩效审计理念深入人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绩效审计的重视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对政府绩效和绩效审计知识的宣传。
就后者来说，它有赖于根据新公共管理纲领进行的政府改革。公共管理实践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与之相关联的必然是以结果为本的绩效控制.政府改革具体可采取以下几种做法：第一，通过权力下放和鼓励机构竞争来释放政府部门的进取潜能，削减政府开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把政府管理人员提高绩效的努力与政府机构的产出，进而与管理人员的收益联系起来，为其重视绩效提供经济上的回报；第三，将政府界定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同时，把部分公共服务供给工作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在公共服务社会化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行政审批，多采用合同、政府招标等市场化的方式。
2、提高绩效审计能力
审计能力的提高，可以从制约绩效审计发展的三个瓶颈入手。
第一，评价标准。我国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绩效评价标准，严重制约了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建立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目前，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已提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职能指标、影响指标和潜力指标3大类、共33项指标组成。
第二，审计规范。由于绩效审计项目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评价对象不同，审计技术、方法和程序也不一样。这导致其规范建设难度很大。而完善的规范体系正是绩效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条件。国外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一些绩效审计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绩效审计规范.我国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规范。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推动绩效审计规范建设，并在具体操作中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将会有力的推动我国绩效审计的发展。
第三，人员配置。绩效审计工作方式和评价对象的特殊性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为适应这一特点，世界各国大多形成了多元化的审计人员结构。反观我国，审计人员多来源于传统的财务人员以及财经院校审计、会计类的毕业生，这显然难以满足绩效审计的要求。为此，审计机关一方面应加大对现有审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另一方面，在吸纳审计人员的时候也应注重人员素质的综合性，多招收工程、法律、计算机等非财经类的人员，以优化人员结构。非财经类人员被录用后，为使其胜任绩效审计的工作任务，审计机关可以对其进行财经审计知识培训。
3、改革现行审计体制
和国外情况不同，我国独立性地位较低的行政型审计体制也是制约绩效审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审计机关隶属于行政序列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审计监督在政府对公众政治责任的层次上留有空白；难以监督同级官僚系统的管理责任；实行双重领导体制，难以突破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屏障；等等。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绩效审计被视为一种市场化的绩效评估工具，行政型绩效审计由于难以摆脱政府自我检查的嫌疑，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政府变革使得政府越来越像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那么，企业审计的一整套做法应该也可以移植到绩效审计中来，即“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并行.其中，“外部审计”把整个政府作为审计对象，是指立法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政治责任进行审计，以便解除其公共受托责任、增加行政透明度、赢得社会信任：“内部审计”以各个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外包者为审计对象，指的是行政序列中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对政府内部机构以及公共服务外包者的管理责任和经营责任进行审计，目的是考察公共资源的经营效益、确保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二者并行的体制实际上是立法型和行政型审计模式的结合，它可以从制度上割断审计机构与被审计机构之间的利益联系，提高审计独立性与审计质量，政治责任、管理责任和经营责任的考核也落到了实处。在设置具体的审计机构时，建议负责“外部审计”的机构隶属于全国人大，负责“内部审计”的机构隶属于国务院。为避免出现双重领导下“权力压审计”的现象，地方各级审计机构都应该仅对上级审计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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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约翰。洛克。1982.《政府论》下篇（中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新媒体的高交互性，为政府与民众搭建了沟通新平台新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虚拟的环境中更为直接和频繁，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逐渐改善。新媒体固有的交互性特征使其天然地成为了满足受众和政府间互动共享危机信息的最佳平台。2012年7月21日，北京城遭遇61年以来的最大降雨，并且引发了房山等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引起群众广泛关注。暴雨发生后，网友通过微博、微信发出求救信号，相关部门联动积极应对。政府通过网络及时危机事件的进展情况，并设立微博平台与广大网友沟通。针对网络中出现的对死亡人数的质疑，北京市政府积极辟谣并微博直播救援情况。在广大网友监督下，救援工作圆满完成。北京市政府运用网络坦诚地和民众互动沟通，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无形中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增强了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性。
2.新媒体的舆论导向性，重塑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政府形象取决于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度和满意度，政府利用新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为政府形象塑造创造了机遇。危机来临时，政府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基本义务包括公开实情并付诸行动，政府在危机事件爆发后迅速核实情况、澄清事实、引导舆论、平息谣言和公开相关信息不仅有利于危机的化解，也有助于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四川省会理县“PS门”事件即为一例。2011年6月16日，四川省凉山自治州会理县人民政府网站的一则新闻中，使用了合成痕迹明显的照片。在图片中，县领导“漂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而图片说明显示，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的通乡公路”。6月26日晚，有网民在某论坛上将其爆料，这引来全国网民的热议。就在大家认为会理县会在假照片丑闻中愈陷愈深时，事件却峰回路转。事发第二天下午，会理县政府将致歉信和原始照片传到政府网站和天涯论坛。不到24小时，会理县政府官方微博开通，第一条微博即对此事件作出道歉，承认照片是经过PS的，并进行了真诚的道歉与深刻检讨。同时，一个名为“会理县孙正东”的微博以轻松幽默的方式与公众互动、祈求谅解。会理县道歉微博发出后立刻赢得网民好评，三条致歉微博共引来网民两万多次转发。在评论中，网民纷纷表扬会理县政府处理及时、表现坦诚。“会理孙正东”随后又了多条微博，贴出来一系列会理当地的风景照片，并称绝对没有PS哦。会理县政府通过微博在48小时内转危为机，用真诚的道歉和检讨化解质疑，对于网民的调侃幽默地应对，还顺带推广了会理县的旅游资源。
二、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局限性
新媒体在给公共危机管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政府如果不能恰当合理运用，新媒体就可能沦为加速公共危机恶化、蛊惑人心、煽动不良言论的工具，对社会稳定和公众的生活带来恶劣的影响。
1.新媒体的及时性可能导致信息的随意性，引发公众不满传统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对于即将发行与公布的内容有严格审核机制，公布的信息往往比较权威，用词严谨。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事件一旦发生，网络的使用者常常会即刻对网络信息进行判断。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一般网民，他们往往是在看到某个事件、某种现象的最初时刻，通常不会超过30秒，就已经作出判断，表达意见。这样的即时性应激性的意见，显然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见当然不会完全一致。”[1]网民快餐式地阅读网络上的信息，缺乏足够的耐心来深入了解危机事件本身。有的网络媒体为了在第一时间信息以抢得关注，对相关信息缺乏足够的验证就转载。而此时的信息往往比较简略甚至不实，因此信息“证实”与信息“否定”交替出现，使公众产生了被愚弄感，不满情绪积聚。2014年3月8日的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初期，各种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当公众渴望真相的希望一次次被点燃继而破灭后，他们的情绪可想而知。在这次事件中，连波音中国总裁马爱仑都误发了一条微博称，飞机已经找到，技术团队会协助官方调查。此条微博发出后瞬间被财经网、新浪网等知名官方微博转发。然而在几十分钟后马爱仑就删除了原微博，并发新微博表示搜救仍在继续。据相关人士推测，波音总裁引用了错误的媒体消息，从信息的获取者成为者，进而又成为媒体上的信息源。[2]当时马来西亚官方没有结论性消息，而公众的信息诉求却十分迫切，于是一些编造的“消息”不断出现并被转发。所以说，新媒体的便捷性同时导致了它的随意性，海量而不确切的信息使公众失去了判断力，容易引发不满情绪。
2.新媒体的意见聚合功能易引起群体极化，扩大危机规模新媒体的意见聚合功能既可以被政府部门用来监测网络舆情，也可能使一些非权威信息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且，网络空间中的公众情绪更容易相互感染，导致群体极化，扩大危机规模。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3]他还指出，互联网中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发生，极化程度也高于现实世界。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他们对一些失实的悲观信息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并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加速公共危机蔓延，引起民众心理的不安和社会的动荡。在2011年3月的抢盐事件中，因为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有谣言称日本核辐射会污染海水导致以后生产的盐无法食用，而吃加碘盐可防核辐射。这个言论首先在微博传播，随后这则信息被转发约300万条，居于微博热门话题榜首。尽管国家发改委、各地政府紧急辟谣，不少百姓仍继续盲目抢购。网上甚至出现日本核辐射图，图中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标在内，一时间祸起谣言，人心惶惶。由于听信网络谣言，很多人加入了抢盐大军，超市的食盐被抢购一空。一些抢不到盐的人甚至转而抢购泡菜盐、紫菜等含碘食物，这样的情形给了不法经销商可乘之机，他们哄抬物价，严重干扰了正常市场秩序。最后在政府与相关专家出面协调与辟谣之后，“抢盐”事件才得以平定。由此可见，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的意见聚合功能导致群体极化现象，极易扩大危机规模。
3.新媒体环境下把关人作用弱化，失真信息的传播成为危机的根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通道。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对于信息的把关比较严格，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把关人”作用逐渐弱化，“把关”的权力被分化，“把关”的可行性被降低。网络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采集、、评价信息的自，因此虚假、负面、恶意的信息不可避免，这可能成为引发公共危机的根源，2011年的“响水谣言事件”即为一例。2011年2月10日凌晨，江苏响水县有传言称：化工厂毒气泄漏，马上要爆炸。随后这则消息通过微博、手机短信、微博等方式在熟人之间迅速传播，数万居民由于惧怕爆炸纷纷出逃。在逃离过程中，由于马路拥堵，民众的手机、座机因通讯堵塞而无法拨打，更制造恐慌，导致谣言泛滥。在谣言传播的6个小时内，上万村民逃难，4人死亡。从“响水谣言事件”中看出，由于在网络上信息缺少把关人，所以极易造成谣言四起从而引发公共危机。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新媒体角色的优化
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它既可以帮助政府走出危机困境，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和公信力；亦可以引爆网络谣言，侵犯他人隐私，制造暴力事件，对现实中的行政和司法形成干扰。所以，政府应该做的是对新媒体积极利用、加强引导、科学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公共危机的化解服务。
1.利用新媒体，开发治理新工具新媒体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创造了开放互动的环境，也提供了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政府应该积极利用这些渠道更好地与公众沟通，推动危机的化解。政府网站作为政府信息的权威平台，在危机发生时，应该及时信息，跟进报道，对网民的疑问公开回应；新闻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和知名商业性门户网站（如新浪网、腾讯网）用户规模庞大，使用频繁，政府应借助其进行危机信息公开，并依托这些网站建立微博等政务社交平台，针对危机事件与网民进行直接互动，听取网民的意见，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和加大对话群体的覆盖面，有助于公众配合政府促成危机事件的解决。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和移动应用终端费用的降低，手机网民不断增多。政府应积极开通手机客户端，方便手机网民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同时应尝试应用政务微信，在出现危机时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在第一时间信息、解释真相，澄清谣言，稳定民心，避免危机不断扩大。
2.引导新媒体，把握舆论风向标网络天生具有信息便捷、传播迅速、辐射面广的特点。新媒体时代，各种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网络平台上的谣言具有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影响力极大。尤其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会导致人们恐慌，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在公共危机中，政府要特别注重对舆论的引导。一方面，政府要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因为危机不会毫无征兆突然爆发，也不会自觉停止，所以时刻洞悉社会舆情变化，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非常必要。政府只有在了解舆情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回应和引导。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注重与其平等对话。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主动了解意见领袖的观点，并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解答，可以消解民众疑惑，掌握舆论引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