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新区最东南、距上海市区人民广场约76公里的滴水湖，空气清新，高楼林立。十年前，这里还是海，大规模的填海造陆造就了今天的临港新城。相比市区的繁华，这里人烟稀少，近百平方公里内只有4.5万人。
临港新城从规划宏伟蓝图到城区雏形初现，一眨眼十年过去。相比崛起中的浦东新区，名义上获得更大政策优惠的临港新城几乎被边缘化，成为一个“烂尾”。
不过，这一切即将改变。8月22日，商务部网站消息，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作为与上述自贸区最具地缘优势的临港地区，目前有望接受自贸区的溢出效应。
自2010年世博会后，上海持续十余年的经济活力出现消退的迹象。如今，在现有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上海获批建设国内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无疑将为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大都会带来新的红利。
跻身世界级转口贸易港
上海诺爱压缩机有限公司是意大利诺爱集团设在中国的独资企业，专业生产和制造空压机，产品全部销往海外。该公司物流部经理Tracy告诉记者，上海自贸区一旦建立，将给公司业务拓展带来帮助。
“以前只做单一的出口，如果上海建立自贸区，国外商品自由进出，公司就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做进口、转口的业务。”Tracy说，对于国际化的企业来说，需要的正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
显然，自贸区的设立，既有利于像诺爱这类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也有利于内外贸兼做，以及服务贸易、中外相互投资等领域。
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资企业众多，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上海在建设综合保税区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这为其探索自贸区路径打下了基础。
所谓自贸区，通常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国家内部某种类似自由港的经济特区，二是指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签订自贸协定而结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组织形式。
上海自贸区是以一国之内的园区形式出现，对特定区域采取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相比国内目前的各类保税区，自贸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是一次“升级”。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告诉本刊记者，具体而言，与保税区相比，自贸区具备以下三点差异：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的理念；二是贸易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三是政策开放度，最重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贸区应率先开放外汇政策，同时税收政策也要有国际竞争力。
据悉，上海自贸区以外高桥地区为核心，沿海岸线扩展到洋山港、机场保税区，这片占地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上海综合保税区的主要涵盖范围。
“现在大背景发生了变化，全球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对《支点》记者表示，上海自贸区试验不仅仅只是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谋划，更宏观的意图是帮助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口困境。
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分别为53.9%、45.2%和0.9%。三驾马车中，净出口明显疲软，引擎失灵。此前的海关数据还显示，进出口额从5月起明显回落，6月更是出现了17个月来的首次“双降”，出口增速创下44个月新低。
潘正彦分析，上海自贸区的试验目的很明确，首先是要带动上海的“四个中心”的建设，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以及国际贸易中心。但从中央的表态来看，更寄望于借助自贸区的带动，解决目前较困难的出口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希望能够适应当前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应对国际间贸易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在今年4月的一次研讨会上，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介绍，自贸区表面理解就是贸易自由，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资金、外汇管制等）方面有一些政策性的特殊优惠。若上海自贸区采取特殊的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对国内的转口贸易将有促进作用，对离岸金融和航运服务也有极大推动。
转口贸易又称中转贸易，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货物的买卖，不是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第三国转手进行的贸易。对于转口贸易的中转国来说，其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拥有吞吐能力强的港口资源，以及采取特殊的关税优惠政策和贸易政策，如自由港、自贸区等。
可以料想的是，除传统的伦敦、鹿特丹、新加坡等转口贸易港外，自贸区的设立将使上海跻身世界大型转口贸易港之一成为可能。
国际金融中心提速
鉴于贸易和金融关系紧密，上海能否发展为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成为成功的港口城市，正是得益于中央对自贸区的支持态度，上海加快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脚步。
7月20日，上海市黄浦区宣布启动建设“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金融将成为两大核心。
据报道，建设“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主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在空间规划上重点布局了“一城一带”，“一带”就是外滩金融聚集带。
分析人士指出，在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试验区不仅仅为本地涉及金融的企业服务，众多民间金融企业也将从中受益。
而金融开放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整个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包括投资咨询、法律服务等。通过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促进国内金融业发展，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帮助企业走出去。
“从加入WTO之后10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的商品贸易虽然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服务贸易相对滞后。”王志乐指出，服务贸易恰恰是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以服务贸易为主。
早前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已准许外资银行在上海自贸区直接建立全资分支机构。除允许在自贸区直接建立分支机构外，外资银行也可与内地国有或私人银行成立合资银行，而外国合作伙伴也可持有合资银行的多数股权。
对此，受访人士持欢迎态度。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外资银行对外资企业的服务更有优势，服务更易对接，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不仅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还会带动更多外资企业进入自贸区。
另一个受外界关注的焦点是自贸区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市场化问题。之前上报的自贸区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企业法人可在自贸区内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
根据规划，上海自贸区的定位除了传统的大小洋山港等货物进出口“硬贸易”外，将侧重技术及服务型贸易。此外，企业和个人可享受优惠政策，包括货币自由兑换、贸易货物长时间储存、个人离境购物免税等。
潘正彦认为，对于货币自由兑换，一般企业现阶段并不擅长，面对国际风险没有经验，只是对汇率波动有印象。同样，管理方在具体业务上也是生手，能否及时发出风险提示，对企业来说关系重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利率、汇率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表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相当于提供了一块“试验田”。有些金融改革举措一开始就在全国推开的话风险太大，可考虑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为全国探索经验。
复制香港存悬念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直接构成了对香港的冲击。
由于自贸区将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内地居民今后可以到浦东临港购买奶粉等免税进口商品。某种意义上，上海浦东可能变为一个新的“特区”。
一方面，浦东迪士尼若再配上免税购物商店，很可能分流访港的内地购物客、旅游客。另一方面，若浦东区域内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可能受到影响。
况且一直以来，因为部分进口商品价格内外差极大，大量内地人把钱花到香港、花到国外。今年上半年发生的香港奶粉禁售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香港已很难承受这种免税商品带来的客流压力。
香港《明报》分析称，上海浦东坐拥港口和国际机场，外贸、金融业务蓬勃发展，再加上处于建设期的迪士尼乐园，建立自贸区的优势明确，也合情合理。若能推进，则将更大程度地发挥上海交通枢纽的优势，带动周边长三角出口加工、贸易、服务产业的发展。
而在此前，中国社科院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指出，香港虽然连续11年蝉联中国城市之首，但是香港的竞争力已现颓势，内地龙头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与香港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关于亚洲金融中心的“港沪之争”由来已久，自贸区可谓是上海梦寐以求的发展机遇。而从高层的表态来看，上海自贸区的格局或许不止于“复制香港”。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近期在浦东新区调研时曾指出，上海要建设的自贸区是国家战略，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创新，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意义特别重大。
然而，要想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越香港，上海仍将面临诸多难题。有香港学者撰文称，香港的自由、法治以及简单低税制所构成的软实力，上海难以复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自贸区一旦建立，香港这个购物天堂会比现在冷清许多。
各地争建自贸区
随着中国首个自贸区尘埃落定，新一批开放程度更大的贸易窗口正一扇扇打开。
7月23日，广东省政府下发《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2013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正式表态南沙新区启动申报自贸区。记者看到，在对南沙新区2013年建设目标进度一栏中，明确提出“启动申报自贸区”，这是广东官方公开文件中首次提及此事。
在上海自贸区获国务院原则通过后，自贸区概念随即蔓延至各地。紧随上海之后，天津的自贸区方案也已经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深圳前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已经启动。另有消息称，浙江舟山、重庆两江新区也已加入到争取自贸区试点的行列。
不过，国家发改委官员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国务院高层倾向在广东和上海先试自贸区。特别是南沙新区是唯一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级新区，在政策获批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下半年要加大对东部地区的制度供给。重点加快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福建平潭、舟山群岛新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功能区建设，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和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为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
这一表态无疑为未来几年中国出现更多自贸区提供了可能，而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与创新将为其他地区试点做出表率。
潘正彦则认为，各地的动作对上海确实将产生竞争感，如今这种争先恐后的做法到底好不好，目前还很难说。但记者注意到，在上海自贸区申报成功后，其余城市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调，近期关于其他各地争建自贸区的报道明显有所减少。
香港与东盟经贸联系密切
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越南。坐拥45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亿人口、成立近半个世纪的东盟，是亚太区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市场潜力和经济影响力日渐增大。
中国总商会永久名誉会长乔纳森?乔伊博士说，香港应充分发挥与深化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伙伴关系，作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有机构和市场，这为当地和国际客户及投资者提供了广泛的产品和综合的服务。
蔡冠深说，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而香港在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都有其独特优势，可为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作出贡献。
他说，作为与纽约和伦敦齐名的国际商业、贸易及金融枢纽，香港拥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已超过90%。可以说，服务业的发展支撑了香港的繁荣。经过多年发展，香港已成为世界一流的服务中心，已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在金融、法律、工商业等领域，可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供人才和管理服务。此外，香港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已有50多年历史，可谓根基深厚，近年来联系更是日益密切。
蔡冠深还表示，无论在货物、服务还是投资方面，香港与东盟地区都有着很紧密的合作。因此，“一定要把香港的功能、地位用好。”而随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推进，香港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这也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良机。
看到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东盟越迈越大，蔡冠深说，将进一步努力推动内地与香港联合“走出去”，让港资企业带头，充分利用香港在东盟广泛而深入的经贸联系网络，鼓励内地和香港企业共同开拓国际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
蔡冠深认为，让港资带头出去，对双方都有利。内地企业与港商合作共同投资东盟发展项目，不仅可减少投资障碍，也可增加投资成功率，“这是我们合作的商机”。蔡冠深还说，除了经济“走出去”之外，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很重要，这方面香港也可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据介绍，除经贸往来外，多年来香港企业在文化、教育等领域也为东盟地区作了诸多贡献。
在蔡冠深看来，香港位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中心位置，是连接两地的桥梁。香港与东盟加强经贸合作，不仅将为双方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同时，香港还可以利用“一国两制”以及独特的地理优势，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此前曾表示，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已成功实现了“量的扩张”，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对外投资目的地。但在走向“钻石十年”的过程中，依旧停留在这种“量的扩张”已经不够了，而应该通过优化战略、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尽快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升华”。
期待自贸协定早日签署
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的首轮正式谈判于2014年7月11日成功举行。东盟10国政府代表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于7月10日、11日在香港举行首次香港-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标志着谈判正式展开。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说：“东盟是香港的重要贸易伙伴。香港与东盟缔结自贸协定将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区域贸易枢纽、以至东盟与内地贸易及投资桥梁的角色。”
苏锦梁说，区域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与东盟已经有一个自贸区。香港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角色，好像是一个超级联系人，可以把不同经济体系联系起来。内地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香港的国际经验跟东盟、跟全球其他经济体系联系起来，这是香港的角色。
预计自贸协定将包括撤销或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优惠产地来源规则、开放服务贸易，开放、促进和保护投资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涵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诸多方面，其中转口贸易关税、服务领域开放以及促进和保护投资等将成为重点事项。估计有关谈判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完成，如果顺利推进的话，到2016年香港和东盟“10+1”合作框架就有机会正式建立并开始运作，香港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谈到香港-东盟建立自贸区问题时，蔡冠深表示，香港和东盟地区早就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香港一向是东盟各国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以及中国内地商品输入东盟市场的重要渠道，也发挥着东盟各国企业、尤其是华人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作用。建立香港-东盟自贸区将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从而给香港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蔡冠深指出，香港-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这是香港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开端。香港和东盟建立自贸区对本港转口贸易、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都会带来新的商机，将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商贸服务中心的地位。
由于香港没有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在有关自由贸易缔约方实施关税减免措施后，虽然经香港转运的货物大体上不受影响，但经香港转口的货物必然受到限制，从而逐渐影响香港在亚太区的转口枢纽地位。
香港和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将在开放、促进和保护投资方面迈出重要一步，预计东盟将向香港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包括为港商提供在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和特殊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投资机会；与此同时，东盟多数国家生产成本低于香港和内地，自贸协定提供的投资便利，使东盟未来有机会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
关键词：自由贸易；便利；安全
中图分类号：F752.8
一、自由贸易区相关概念
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论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园区的差异
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缩写为FTA，也称广义自贸区）是指两个以上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通过签署协定，在世贸组织（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多数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形成的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加入了不止一个自贸协定，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达500多个。而自由贸易园区（FreeTradeZone，缩写为FTZ，也称狭义自贸区）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块特定区域，类似于世界海关组织前身――海关合作理事会所解释的“自由区”。按照《京都公约》的解释，自由区（FTZ）系指缔约方境内的部分领土，进入这一部分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常视为在关境之外。有的国家还使用其他一些称谓，例如自由港、自由仓等等，全世界约有1800多个狭义自贸区，其中发达国家占35.4%，发展中国家64.6%。
“FTA”、“FTZ”同属自贸区定义，也是被国际公认的，两者区别在于：一是框架不同。广义自贸区（FTA）分属WTO（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充分授权“最惠国例外条款”，狭义自贸区（FTZ）分属WCO（世界海关组织）；二是区域不同。广义自贸区覆盖缔约方全部关境地区，狭义自贸区覆盖缔约方境内的一部分关境地区；三是约束力不同。广义自贸区条款对缔约方约束，狭义自贸区条款有标准条款和建议条款，并不对国标准条款之外的法规突破和创新有约束。
（二）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FTZ关系上存在不同认识
20世纪80年末，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程度及政治因素等多种原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文名称未能直译为“自由贸易区”，而使用了“保税区”的称呼。之后为区分广义自贸区与狭义自贸区，将狭义自贸区单独表述为自由贸易园区，更是引起许多误读和曲解，如一些媒体认为“海关特殊监管区≠狭义自贸区≠自贸区”。笔者认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中国特色的狭义自贸区，应纳入国家自贸区战略，其中国特色是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设立遵循了狭义自贸区规则，参照了其框架内容；但又未签署狭义自贸区条款，不是完全意义的狭义自贸区。而在许多方面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同国外自由贸易区是相同或相似的：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设置隔离设施；对区内均实行相对自由贸易；进口货物暂不征税、入区设备免税、出区货物征税；可开展仓储、物流、加工、展示等；进口货物仅限于生产性消费而不允许用于生活消费等。但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定性定位、立法设区和管理体制设置等方面又有明显差异，在功能上与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园区相比，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方面还没有相应的发展。
（三）《京都公约》和我国履约情况
《京都公约》是由海关合作理事会1973年5月18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41/42届年会上通过，1974年9月25日生效。1999年6月26日，海关合作理事会在布鲁塞尔通过了《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修正案议定书》。《京都公约》是海关合作理事会在简化和协调各国海关手续方面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一个国际文件，由主约和附约两部分组成。附约有30个，称为《京都公约附约》，供各国分别签署参加实施。每个附约涉及一项海关业务，附约中提出的“标准条款”为简化和协调该项海关业务制度必须普遍实施的条款；“建议条款”为促进各国简化和协调海关该项海关业务制度可能广泛实施的条款，签署加入《京都公约》必须至少接受一个附约，并把该公约附约中的原则规定转换成本国立法加以实施。这些原则规定为各国海关业务制度的简化和统一作出了规范，已经成为各国海关制度的通常做法。中国于1988年5月29日交存加入书，同年8月29日正式生效。2000年6月15日又签署《京都公约修订案议定书》，接受了附约4中的第一章海关仓库，未签署第二章自由区。由于我国至今尚未签署《京都公约》附约自由区（狭义自贸区）条款，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在运用国际规则上，以及在国内法规制定上都遭遇了不同程度困难，现行各部门涉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规定许多条款背离自贸区规则，有的距国际自贸区规则渐行渐远，弊端逐渐显现。诸如：多部门参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区域“一线”进口不断增加的配额许可证等。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既面临着良好机遇，又要应对新挑战：一方面，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具有历史积淀、地理区位与经济实力的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内外部基础条件也逐渐具备；另一方面，近代工业革命时期及二战后兴起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多携“先发优势”，已快速实现了向全球性网络中心节点的转型，而中国和上海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也迫切需要上海建设高级形态的国际贸易中心。韩正市长在2009年上海两会期间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投资便利、商业繁荣、流通发达、行政高效”的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目标。“十二五”时期是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趋势和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具有技术、功能与制度三个层面的“节点”特征，基本都是“信息港”、“服务港”、甚至“自由港”。从技术与功能上来说，新时代的国际贸易中心，逐步承担了全球性一体化综合资源配置的高端贸易功能。在制度上，主要表现为相关管制的弱化，或者说贸易便利与自由化的促进，这是国际贸易中心功能转型与提升在制度层面上的决定因素和主要推动力。上海要建设现代国际贸易中心，还取决于最终能否形成以网络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能力，取决于能否形成在电信和通讯技术快速发展基础上的全球性综合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取决于能否尽快出台并落实吸引全球资本与高端人才等要素流动集聚的宽松的服务性便利化制度与政策。
近年来，尽管上海的内外贸易量快速增长，但仍然属于低附加值的初级和中级制造类货物贸易中心，向高级专业贸易中心转型还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上海要成为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就路径而言，一要厚实的腹地，二要国际化公司与人才的集聚。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提供了广阔的腹地，不断集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不断推出的吸引全球化高级人才的制度创新，使上海的全球性综合资源配置和高端服务贸易功能逐渐发展并成长起来。
（一）洋山深水港使上海逐步转变为世界第一集装箱大港
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深水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海大桥起始于上海南汇芦潮港，跨越杭州湾北部海域，直达浙江嵊泗县的小洋山岛。全长32.676公里，为6车道，按高速公路标准建造，一期投资约为130.7亿元。东海大桥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外海大桥。在世界现有30多座跨海大桥中，东海大桥是最长的一座。以往，中国大桥的寿命都以50年为限，而东海大桥的设计寿命是100年！这意味着它创设了中国造桥的新标尺。而在这背后，靠的是科技进步，其中专利申请已有20多项。建设者们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下，创造了国内吹填施工的多个“之最”。据悉，东海二桥的开建时间预计在2015年左右，极有可能建成铁路和公路两用桥，目前东海大桥只能通行集装箱卡车，其运输服务范围是500公里以内，不适用更长距离的运输。
上海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长期的正确政策的指引下，成为全国经济中心。随着全球运输业的不断发展，上海也不能满足现状而停滞不前，认识到深水港口已经成为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必要。在未来20年内，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对全球货物的供应量都将急剧扩充。但如果国家航运受制于其他地区或国家，不但贸易成本提高，中国整体经济也将受到影响。世界航运中心的重心正从欧美向东亚转移，而东亚尚未形成成熟枢纽港的现状，让该区域对航运中心的争夺分外激烈。上海、香港、高雄、釜山、神户、横滨都在暗中较劲。
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战略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建设洋山深水港这一世界性大港工程，必将对上海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广大建设者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在海上建造港口和大桥，创制的工程建设标准对国内外同类项目建设具有示范效应；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培养出一批“帅”字头领军人物和优秀技术人才；在艰苦环境中工作，锻炼出具有坚定信念和甘于奉献的建设队伍；用心血汗水培育和体现的“洋山精神”，即不辱使命的负责精神、勇挑重任的拼搏精神、保持本色的奉献精神、不断学习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具体体现，又丰富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大家坚持团结奋斗、克服各种困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在小洋山海域形成现代化港区雏形，在茫茫大海上筑起东海大桥骨架，临港新城也进入建设发展阶段。洋山深水港工程是上海“十五”期间启动的重大战略项目，对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二）国际航运、贸易中心建设对口岸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坚持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建设，促进服务经济发展，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建立“单一窗口”制度
近年来，各口岸管理部门均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提高通关效率，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由于口岸执法部门较多，事权较为分散，口岸通关事务协调比较困难，社会各界对于口岸通关的整体效率仍不十分满意。提高口岸通关整体效率最理想的方式，是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口岸通关事宜。但这种方式涉及口岸管理体制和国家机构设置的重大调整，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实现。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单一窗口”制度，企业向一个部门或一个信息系统申报，即完成所有口岸通关手续，将大幅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程度。在具体推进过程中，由于口岸通关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建议以推进报关报检“一单两报”为突破口，先行整合一些关键部门信息和操作流程，发挥“单一窗口”制度的优势和效应，逐步建立健全统一信息系统，将各部门、各单位的信息有序纳入，最终实现完全建立“单一窗口”的目标。
2.发挥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
自由港是迄今最受推崇的自由经济区模式，最大程度地叠加整合了转口贸易、保税物流和口岸功能。目前，世界自由港功能正在经历从单一贸易型向综合型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势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展的态势非常明显。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根据自身的优势，提出相应的自由港政策。如香港自由港政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和汇兑自由三大方面。而汉堡自由港的特色除了上述之外，还包括运输自由，将对进出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鹿特丹港的最大特点是储、运、销一体化，通过一些保税仓库和货物分拨配送中心进行储运和再加工，提高货物的附加值，然后通过多种运输方式将货物运往荷兰等欧洲国家。一般认为，自由港最大的优势在于，进出口的商品不征或只征少额关税，并可在港内自由进行装卸、储存、分类、改装、买卖、加工和制造等。事实上，自由港还具有除减免关税，简化海关监管之外的其他重要优势，比如减免企业经营税收、不受外汇管制、企业注册简便、金融活动自由等。保税港区是我国目前政策最为优惠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但与自由港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见表1）。
由于各方面原因，目前尚不适宜完全实施自由港政策，但可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步成熟，在一些具体领域完善、创新甚至突破现有政策和制度，有序地向着建成自由港的目标不断迈进。海关可以重点通过推动“三区三港”联动发展，积极推动电子口岸新开发的联网项目在“三区三港”先行先试，切实提高“三区三港”信息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特殊监管区域海关信息化管理系统，支持企业在“三区”内跨区开展业务，努力实现资源使用效能最大化，切实提升上海的整体贸易服务能力。
3.保障国际贸易安全
一是大力提高实际监管效能。充分发挥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及各类检查仪器的使用效能，尽可能减少对货物外包装的破坏，逐步实现非侵入式查验继续开发完善现有智能化手段如GPS、电子关锁等在物流监控中的使用效能，对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车辆安装GPS定位系统，实时监控运输车辆的路线和时间，有效防范非监管车辆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及可能出现的迂回运输和偷换货物的风险，杜绝监管场所偷货、换货行为的发生
二是强化口岸打私力度。根据上海口岸特点，以打团伙、办大案、办精品案为主攻方向，以谋略性案件经营为重要手段，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各类恶性走私活动，适时组织开展打击走私专项斗争和联合行动，进一步加强对非传统走私物品及渠道的查控，努力实现缉私办案的法治效果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支持国家品牌战略，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配合有关部门对国内名牌商品、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商品、科技含量高的商品和自主创新类的产品进行重点保护，坚决打击进出口领域内的假冒、盗版、侵权等行为，建立健全进出口货物知识产权状况预确认制度，保障相关国际贸易货物快速通关。进一步发挥各有关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探索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为目的的反走私综合治理新模式和新途径，发挥整体威慑作用。
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现实思考与发展展望
上海自贸区实行“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上海自贸区简化监管手续、降低成本。经过3～5年努力，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服务贸易发展充分、贸易投资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离岸业务发达、监管高效便捷、透明度良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我国深耕亚太，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范围包括上海综管区“三港三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其特征可概括为“三大自由”：一是货物进出自由：凡合乎国际惯例的货物进出均畅通无阻，免受海关通常监管；二是投资自由：投资不会因国别差异带来行业限制与经营方式限制（负面清单）；三是金融自由：主要包括外汇自由兑换，资金出入与转换自由。其功能定位在于：国际投资规则的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的引导区、离岸型产业体系的集聚区、对外投资服务的先导区、监管方式优化的先行区、政府管理创新的示范区。
专家对于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上海开辟自由贸易区利好上海与全国经济发展；二是人民币开放程度不高，生产力不高，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行性不大；三是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上海资源环境压力、推高上海房价；四是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将造成更大的区域不平衡；五是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得香港的影响力被削弱；六是可以在江苏或浙江建立自由贸易区，利于形成城市群。其包含五大领域政策创新：（1）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2）自贸区将争取15%企业所得税优惠；（3）贸易领域将实施创新监管新模式；（4）构建离岸金融中心需行政法规创新；（5）借自贸东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或有新突破。
上海自贸区的影响包括：一是外汇和税收政策改革：自由贸易区需要有便捷的资本进出通道；税收政策更加需要有国际竞争力，在关税、所得税和流转税层面有更为宽松自由的变革。二是转变整体管理思路：需要有关部门从现在的以监管为主，把自由贸易区看成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来经营。三是利益平衡：如果浦东退税后产品价格仍明显高於香港，结果必然是政府削弱浦东免税店的竞争力；但如果完全自由放开，包括内地等二三线城市高端零售业也会遭遇冲击将难以分流香港消费者。四是带来金融风险：若浦东区域内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港币的地位将会被削弱。若今后自由兑换进入内地，则人民币可能受到海外资本的恶意做空。
对此，建议各政府部门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注意准确把握安全有效监管与支持促进、先行先试与“可复制、可推广”的关系，切实采取措施确保有效监管、风险可控。具体而言：一是围绕《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监管方案（试行）》等重要文件，制发政策解读和试验区监管实务操作指引等辅导材料，准确把握新形势、新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在安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试验区建设。二是完善配套机制，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大科技投入，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完成试验区监管信息化系统开发，为各项试点项目提供有力的信息化作业平台。实现车辆过卡时系统一次完成车辆GPS信息核销、车牌及集装箱号自动识别、货物信息扫描验核及卡口自动抬杠验放等程序，并在卡口实施无人工干预随机布控查验，正确把握“安全有效管住”与“支持促进”关系，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营造良好执法环境，稳妥、合力推进试验区建设。
综上所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上海贸易、航运、金融等服务业发展，而在上海进行试点先行取得突破为以后能在全国推广打下基础，另外自由贸易园区获批有利于引进跨国公司，从而通过投资体制的突破来激发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上海自贸区若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于上海打造金融中心意义重大，甚至将引领中国金融业新格局的形成。对于香港来说，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有助于帮助香港缓解内地客流带来的压力。但港币的地位将会被削弱，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可能受到动摇，由于整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模式的改变，香港的影响力会变得越来越微弱。上海自贸区会使内地二三线城市乃至香港的高端零售业遭遇巨大冲击，其负面作用值得警惕。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基础。此举有利于缩减与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的差距，加大贸易开放程度，防止中国消费力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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