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
（一）对现行政策作用的评估，但对计划生育的效果，学术界众说纷纭。
1、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显著，效果有目共睹。连续30多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使中国飞驰的人口列车终于逐渐减速，摆脱了“人口数量危机”，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由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在70年代以后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转变完成。
2、相关甚小。例如，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的原理在人口过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如果制订一个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接近农民生育意愿的宽松政策,不仅可能比实际出生的孩子还少,更重要地是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妇女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都显著地取得了更大成就，我国的生育率同样下降很多。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划分了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政策差别，极有可能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的人口政策的多样性。
（三）现行生育政策的若干伴生现象——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升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难以维持人口正常更替。
1、关于性别比升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的资料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高达116.9，超过公认的正常标准，0至9岁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277万。性别比失衡将使未来少年儿童成长处于不正常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影响其心理和生理的正常发育。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引发“婚姻市场挤压”。虽然对计划生育与性别比升高的相关性有争议，但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选择确实可能有影响。
2、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我国目前有65岁以上老人近9000万人，203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3.57亿，2050年将达4.39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养老保障问题突出。使我们遭遇“人口结构失衡劳动人口减少”危机，劳动人口的减少，需要人赡养的老人增多，中青年负担增加等问题，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3、一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反比例增长问题令人担忧，城市居民实行“一胎制”，而广大农村地区“二胞胎”已是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人口素质的逆淘汰。
4、计划生育引发了部分道德问题，社会上出现包二奶、假离婚甚至借腹生子现象。
二、调，还是不调——调整政策的百家争鸣
生育政策的目标涉及到“人口理想”与人口现代化，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代人的政策，不能“一百年不动摇”。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微调。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郭志刚认为，对调整生育政策的担心主要在于以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一是仍有许多迹象表明1990年代的出生统计存在严重的漏报，二是顾虑生育政策调整本身可能刺激生育意愿的大幅度反弹，特别是顾虑历经多年严格的计划，现有大量育龄妇女堆积在只有一个孩子的状态，如果普遍放开二孩生育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出生高峰，影响到未来中国人口稳定发展，特别是30多年来计划生育的成就会不会毁于一旦。他通过研究指出生育政策调整不是渐变过程，而是突变过程。因此以往采用连续变化参数一是没有反映这种突变特性，二是预测方案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三是模拟方案的生育参数其实与生育后果是同义反复，因此后者不能认为是对某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的评价。
聂佃忠通过对我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市场生育优越性的阐述，建议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与市场生育相结合的生育双轨制，为最终确立市场生育的目标铺平道路。
牛祥兆认为，一些猛烈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如目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性别比例、逆淘汰等等，虽然关于它们是否是政策的副产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无疑它们都是伴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人口政策难脱干系。他建议用温和的、相对宽松的、渐进的政策，以实现人口规模的软着陆。另外，间接引导要比强制性政策更人道，效果也更长久，国际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反感，而倡导尊重人权，实行指导性的“家庭计划”，也正是这个原因。
林毅夫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当前的人口政策重新认真思考的时候，至少在内部需要仔细讨论。因为在人口数量方面，现在的政策是从如何压低生育率、减少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但到底人多是负担还是优势？人多了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负担？其实，这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展的主要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其特点是投资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连满足城里新增劳动力就业都有困难，以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用原始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效率与产出相应地处于低水平。事实表明，人口规模大并非一定会限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转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我国应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又可以容纳最多的就业，创造最多的财富，使资本增加最快，产业升级速度也最快。按照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的人口规模幷非劣势。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的人口密度都很高，但其企业极具竞争力。相反，人口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罕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蔡昉等认为，在21世纪至少在21世纪前期，必须坚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的总体人口发展战略，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仍然是人口政策的核心与关键。
三、建议——人口政策转变的选择
以时点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生育率为1.8，对此数据的争论暂且不论，已经可视为低生育水平，TFR低于1的地区，可进行城乡一体生育政策的试点，通过调整，若干问题可迎刃而解。JohnBongaartsandJudithBruce认为，良好的人口政策影响很大，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意愿，而且应当符合伦理道德，因此它应当谋求在降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同时，消灭对妇女的歧视，提高儿童的生活水平，应当加大家庭计划、生殖健康的投资（与我国提出的全面投资于人的理念不谋而合）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公民健康与福利。笔者认为，在目前已经确定“十一五”期间人口政策稳定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长远调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政策基础的转变。从两种生产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拓宽人口管理服务的领域，建立多部门联合的人口信息系统，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依据，使人口政策科学化、人性化；按照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人口发展规划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既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用于增进人口身体素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用于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各类教育投资应快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而且多年来这个比例基本没有多少变动，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反思与国际接轨，运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地借鉴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领域的经验。依法行政，政府要进行利益调节机制。国家通过教育政策、经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间接地调节生育率、延长预期寿命。
（四）国家整体目标和区域人口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协调平衡，促进城乡平等、民族平等、区域平等、男女平等，完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为强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重要举措，开展了独生子女保险、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险等工作调节群众生育观念，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缩小政策生育和群众生意意愿的差距，并有利于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人口发展的和谐。
（五）人口管理的内容市场化取向，符合“小政府”的公共管理取向。人们在核算生育的投入和产出时做出生还是不生、生几个的选择。政府在生育政策上逐渐放宽，通过制度建设来达到人口增长的自然减缓，最终由“市场生育”取代“计划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将完成工作观念和思维方式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型。
（六）加快人口城市化，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是降低生育率和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提高人口素质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略，缩小城乡间人口政策的差距，可考虑先放宽城市的人口政策生意同农村生育政策一致，也有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转变；计划生育；以人为本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现状疏理
（一）计划生育的实质
实行计划生育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应该相适应的原理，结合当时中国国情而制定的决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人们关于计划生育认识更多的是“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个子女”。关于计划生育的概念实质我认为更倾向于家庭生育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familyplanning，但在我国，计划生育所提倡的实际是birthcontrol，政府通过实施政策进行强制的生育管制。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利影响
不可否认，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的确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国家对家庭都带来了有利影响。
其一，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
其二，实行计划生育，缓解了人均资源、土地、粮食占有量，从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均资源水平。
其三，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累计。
其四，实行计划生育，对于单个的家庭来说，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家庭消费成本，减轻了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繁重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物质水平。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作用
计划生育在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看到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人口结构比例逐渐失调等。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一个小孩肩上所承担的养老负担，结婚后如果对方也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不仅承担着四个父母的养老问题，更多还有上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同时不可避免，另外一方面计划生育使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潜在风险。意外风险倘若发生，孩子一旦出现意外，部分家庭可能会面临“失独”的痛苦。
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转变的价值探讨
“单独两孩”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在《决定》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实施三十多年，我们应正确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转变调整所带来的多方面价值。
首先，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了群众的合理生育要求，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生育政策的适度放宽给百姓在生育数量上的选择空间更大，进一步使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愿保持一致，缩短了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距离，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相比于“一孩”或“一孩半”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会更小，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其次，由于我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率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转型，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年龄普遍上升，年轻壮力劳动力越来越稀缺，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状态，从而“未富先老”的问题逐渐突出。同时由于持续低生育率，所演发的一些学校资源等社会公共资源利用率下降。放开“单独两孩”政策能够较好地在一定周期内缓解这种状况，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同时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其潜在风险包括子女成长风险以及今后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养老负担等风险。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独生子女一旦有伤、残、亡等风险的产生，出现这种情况时，家庭不得不陷入痛苦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实施，有利于规避家庭风险，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第四，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由于对不同民族、城乡地区之间规定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人口比例逐步失调。农村地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加之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观念色彩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如若不做出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今后人口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调整，有利于缩小民族、城乡、地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差别，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恢复正常水平，有利于实现“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最后，人口政策的调整变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口子”一下收的太快，会在一定情况下对人口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会引起人口结构的不规则变动，从而导致人口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口子”放的太宽，不仅会再次增加我国人均负重而且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对环境生态、经济水平发展都会有相应的负担。在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生育政策显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生育政策的制定充分认识到了人口政策具有缓调性这一特征。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控制人口数量、解决人口问题，它关系着社会人文与自然规律的双向合理发展。由于人口成长是动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惯性幅度，这次改革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利于保持人口结构的稳定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器和人口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而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实施已经三十多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我们应反思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应把握好时代变化的节奏，高瞻远瞩，统筹规划。
（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依据人的主体价值，坚持“以人为本”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公共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将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既要从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适时了解民众的意愿与诉求；同时又要把不占多数的弱势群体作为服务重点，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与利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价值的时效性，贯彻“可持续发展”
孟子讲“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一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价值主体的时效性，尊重历史，不否定公共政策在当时阶段时期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客观看待评价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应着眼当下，与时俱进，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逐步调整和完善。通过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实施应根据社会实际发展和民众意愿而调整改变，着眼解决当下问题。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做好长期规划，有效估算政策实施后对长远发展所带来的预期价值利益，从而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的协调统一。
（三）公共政策制定应认识到主体间性，注重“公平效率”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主体与主体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主体间的矛盾与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还应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追求“公平”，但由于过分强调“公平”，导致出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局面；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公共政策的理论点着力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现如今，市场的独立运行相对于政府干预能够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所以说现如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的竞赛结果源于相同的起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使公民权利的行驶在同一起跑线上，运行同样的规则。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运行实施过程中注重效率的价值导向。这一过程主要是指人类的各个主体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主要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效率原则引导支配经济活动，通过个人财富的创造产生使社会财富总和达到最大化，从而做大“蛋糕”，公平分好“蛋糕”。这样逐步减小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距，减少主体间矛盾的产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分配不公的程度，逐步实现公平正义。
（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联系，实现“和谐发展”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所构成的社会。家庭生育本是公民自己的家事，是公民的权利，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强行将家庭生育规范在权力政策内，我国这一政策的实施与群众的生育意愿有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应尽可能地建立在合情合理使群众易于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公共政策在指定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相协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既要满足群众的既得利益，又要从整体布局出发，做到个体与集体的协调统一；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给个体利益的实现活动范围划定了界限，所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把握拿捏到位限制的度，不可太紧影响个体利益的实现，又不能太松使个体利益膨胀影响集体的长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追求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双赢”，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静态结构，而公共政策的事件过程是动态化的。因此公共价值的制定与调整应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完善。但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制定仍旧需要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将“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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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政策;生育政策;出生率;老龄化
一、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的界定是研究人口政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因制约人口因素的复杂性加大了科学界定人口政策的困难程度。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如“国家直接调节和直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所颁布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称人口政策”(刘家麟,1992);“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采取直接干预、调节和影响人口数量(包括鼓励或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构成、人口分布等而制定的法令、措施、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底书贵,1989)。人口政策在最近几十年人炸式的增长中逐步调整和完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它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
二、中国人口政策调整
1982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纳入中国的国家大法――《宪法》,其中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2001年12月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是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对于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实现在新时期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总量大这个突出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突出,中国开始分步骤地实施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控制人口总量。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导致了全球性资源、能源的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内容
限制人口增殖政策,是国家政府通过多种措施,鼓励人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以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稳定和缩小人口总量的规模。现行人口政策属于狭义人口政策,即生育政策。现行人口政策规定: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二)中国人口出生率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出生率,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率和出生率迅速下降,减缓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缓解了人口压力。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现在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率开始迅速的下降,由1978年的18.25减少到2003年的12.41,2008年降到12.14。
三、中国人口政策实施中的弊端
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对中国人口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出现了一定的弊端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必须逐渐建立合理完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口政策的协调发展。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
出生性别比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与女婴之比。按照国际的标准,正常的出生性比变化范围是103-107之间,超出这一范围,则属于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者偏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世界上属于偏高水平。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持续攀高。“三普”期为108,“四普”期为111,“五普”期为117。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传统社会对男孩的偏好,所以人们采取各种的办法,希望生育男孩,造成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偏高的现象。在2004年3月份的中央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上,书记提出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集中力量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
(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由年轻型到成年型再到老年型的转变。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老年负担系数(65岁以上人口规模/15岁-64岁人口规模)从1953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10%,而同期少儿抚养系数(0岁-14岁人口规模/15岁-64岁人口规模)从61.17%下降到32.63%。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中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适当放宽人口控制。第二,改善人口性别结构,防止人口出生性别比过高。第三,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冯玉平.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意愿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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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变化人口转变老龄化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1.1970-1980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生育政策形成
20世纪50年代，死亡率的下降引起了人口的迅速增长。1969年我国总人口突破了8亿，人口与经济矛盾更加突出，人口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涉及到城乡亿万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74年中央要求切实落实计划生育工作，肯定了按“晚、稀、少”方针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方针的内涵，提出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人口政策的具体表述上，概括为“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同时，计划生育第一次写入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2.1980-1984生育政策紧缩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正式宣布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计划生育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过增长的阶段。1980年秋至1984年春，计划生育政策由“晚稀少”向一孩紧缩。原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变成了除有特殊困难者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一孩政策）。而70年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的政策，在1980年则改为实行比汉族微宽的计划生育政策。
3.1984至今地方条例形成，计划生育完善
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宣布对一孩政策进行调整：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例如允许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严禁超计划外二胎和多胎；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可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7号文件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可。在7号文件的指导下，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完善，而各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出台的计划生育条例，标志着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暂告一个段落。2000年3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3年2月，中央决定将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
二、计划生育下的生育率转变
1.20世纪70年代
由于70年代国家开始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推广避孕和节育服务，生育率迅速下降。1970到1979十年间，总和生育率由5.81下降到了2.75。
2.20世纪80年代
到了80年代，紧缩的一孩政策下，中国的生育率不再像70年代那样大幅度下降而是开始波动，甚至还有了轻微的上升。1980年到1989年，总和生育率由2.24上升到了2.38。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过于紧缩的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贯彻中受到了阻力，对人口的控制起到了反作用，说明严格的一孩政策在农村不具备可行性。但是该观点忽略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不仅仅只有生育政策一方面。李建民教授在分析中就指出，这一时期生育率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农村经济改革、新婚姻法的颁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有年龄结构及婚姻生育的进度效应等因素的作用。1980年开始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促使一些家庭倾向于早婚早育。婚姻法的修改，婚龄提前都影响了出生率和生育率。而最重要的年龄结构方面，由于80年代与70年代不同的年龄结构，育龄人群也相差甚远。随着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回升。
3.20世纪90年代
1987年后，生育率重新开始下降但幅度极小。直到90年代，生育率才结束了波动。1992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1993年进一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逐渐稳定在1.7-1.8。新一轮的下降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先，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人对于生育问题的传统观念。其次，养育子女的成本大幅提高，社会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人们在面对生育问题时也更为谨慎。此外，国家给独生子女制定了一些优待政策，也使得人们倾向于选择只生一个。在这一阶段可以非常显著的看到，生育率的转变与价值观，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计划生育与人口挑战
随着人口转变，中国面临这一系列的人口挑战，其中，老龄化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启动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人口老龄化受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的影响。而我国的国际迁移规模较小，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不大，死亡率与出生率才是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死亡率逐年降低：首先，战乱与社会动荡结束，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处在安定的环境中；其次，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健康状况提高；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医疗事业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与此同时，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逐渐降低。生育水平的下降，使新生人口的规模缩小，低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站的比重相对减少，使得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增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而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中，由于养老问题所造成的社会与家庭负担，劳动力短缺等情况都是对社会的极大挑战。
要正确解决计划生育与老龄化之间的矛盾，首先要分析老龄化的根源。计划生育对老龄化真正的影响在于老年人比重增加引起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减少老年人的比重是肯定不可能解决这一养老难题的。长远来看，只有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在社会体制完善之前，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既是减轻家庭压力，又是减轻社会、经济、能源等的负担。（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参考文献
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
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