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业企业；经济效益；原因；对策；内蒙古呼伦贝尔
中图分类号F32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1）02-0279-02
林业是呼伦贝尔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市经济建设、财政收入及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认真研究分析该市林业企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途径，找到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策，解决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呼伦贝尔市林业企业走出低谷。呼伦贝尔市林业企业要认真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企业走出计划经济的影响，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呼伦贝尔市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有林地面积727万hm2（含松加地区），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0%，占自治区有林地面积的83.7%，森林覆盖率49%。森林活立木蓄积量8.85亿m3，占自治区的93.7%，占全国的9.5%。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是我国保存面积最大的后备原始森林，有林地722万hm2。该市森林资源丰富，“中东铁路”修通后，沿滨洲铁路线西段横跨大兴安岭的两侧遭受了严重破坏，使原始森林演变为天然次生林。近几十年来，呼伦贝尔市林业企业自身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受到很大阻力。
1呼伦贝尔市林业企业经济效益不景气的原因分析
（1）近50年来，各森林企业以采伐原始森林为主，出售采伐后的圆木及原料木材，没有很好地将育造林工作落到实际工作中，采伐数量大于育林数量。新育林生长周期长，没有生长成材，导致能够被采伐的森林资源枯竭，生产采伐任务不足，使森林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企业经济效益不景气。
（2）随着林区人口的增大，林业企业职工人数增多，致使职工人数大于生产劳动任务，离退休职工人数比例过大，青年劳力就业难，特别是随林区劳动工具的技术革新，使森林企业劳动力大量剩余。由于离退休职工人数比例过大，导致离退休职工工资福利难以保证，企业负担过重。
（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替代木材产品的不断产生和在社会各方面的运用，普通木材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减少，特别是在建筑建设中的运用不多，使普通木材产品销售难。在未来的发展中，社会生活对木材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森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4）呼伦贝尔市森林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高，企业科技含量低，普遍以简单加工木材为主，企业产品单一，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没有形成企业规模，企业自身没有发展和提高的潜力。各森工企业总是以木材为基础，进行原料加工，出售木产品，没有其他替代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木材原料越来越少，企业生产受限，使企业难以得到更大的发展动力[1-2]。
（5）企业社会负担重。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企业办社会是普遍的现象，任何一个林业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都要有独立的学校、医院、托儿所、保卫、城镇建设管理等一系列社会机关、社会生活体系。对于国家森林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明确指出：“森工企业办社会，是越办越办不起，越服务越服务不起，照这样下去，只能把企业逼到没有希望的死角”。一个规模较大的森工企业，林业局所在地就是镇级政府所在地，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服务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办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已严重影响到企业生产和发展。
（6）森工企业经营管理是系统工程，其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和动态性都有其客观规律。但是多年以来，森工企业在意识转变中，经营者对经营战略的提出始终在松散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徘徊，缺少结构调整与发挥资源最佳效益的力度，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产业产品结构改变上，常常顾此失彼。优化组织和生产要素具体表现为只在理论上强调宏观的“以营林为基础，保护培育和发展森林资源”，而缺少与之配套的措施，以解决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采伐与育林的关系，存在漫长的林木生长期与不断增加的林业人口、新增因素对资源砍伐的过分依赖等矛盾。
2提高呼伦贝尔市林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对策
（1）呼伦贝尔市森工企业都具有一定管理和生产经营经验，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林业企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采伐育造林方面进行重大调整，采伐与育造林同步进行，新育造林面积不断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兴办经济实体，发展合资企业，安置剩余劳动人员、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青年。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企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生活及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很大提升。
（2）为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该市森工企业，必须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木材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主体开发林业资源，主动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
（3）该市森工企业首先要从提高工人技术水平上入手。任何管理经验、科学技术都是通过人工完成的，工人只有掌握更多的技术，不断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将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劳动中，才能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3-4]。应该以人为核心，以人为基础，只有广大林业职工有技术、有文化，才能提高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要大力加强林业职工的群众文化、技术教育，提高工人素质，才是企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4）森工企业要转变经营管理理念，不能以伐木、售木材、简单加工木材等表资源利用为基础产业，观念上不能以林产业自居。以卖资源为代价换取观念上的转变，符合森工企业特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持续发展壮大。
（5）森工企业要解决资源的有续利用问题，呼伦贝尔市原始森林资源已不能再大面积采伐，森林资源蓄积量已下降到最低点。如果盲目采伐，再过几十年将会达到无林可伐的程度。该市森林主伐面积在20世纪50年代不足1.0万hm2，到90年代近1.8万hm2。而全市森林资源又以幼、中龄林为主，可采伐林木资源已枯竭，森林更新面积远远跟不上采伐面积的增加。要加大森林育林更新工作，主要通过人工更新、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育林，使森林面积不断增长，使宝贵的森林资源得到有续利用，使森工企业得到长期发展，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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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邦贵.林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06，26（1）：48-51.
工程哲学是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过渡和延伸，更多针对实践层面的问题[4]。工程哲学的基本思想是模式问题，即模式和真理的联系，实践模式与主体性、价值性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现代的土木工程师应具有全局的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并掌握正确的工程观，以社会视角处理工程中的难题[5-6]。
通过向高空发展，高层建筑在有限面积的土地上为人类社会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促使城市道路、市政管线等公共设施相对集中。目前，高层建筑将工作和生活设施适当集中，综合了各种配套设施，比如办公、商业、娱乐、展览、餐饮等，将人们不同的活动有机联系[7-8]。高层建筑是现代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晶，其设计、施工和运营涉及诸多学科、专业和领域。高层建筑的发展涉及土木工程学科中的土木工程测量、土木工程材料、建筑结构、岩土工程、土木工程施工和土木工程机械与设备等众多的二级学科，且有赖于材料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与控制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一级学科。
由于涉及多个学科和专业领域，高层建筑具有复杂的体系，并体现显著的社会性特征，如将工程哲学纳入到高层建筑这一工程实践中，有望更科学、经济、有效、合理地指导高层建筑的设计、施工和运营。因此，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中，有必要引入工程哲学的思想，将工程系统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伦理观等与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培养学生以全局、系统的观点处理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问题，并在社会层面思考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理念。
一、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中的工程系统观
高层建筑结构呈现复杂的体系特征，影响因素繁杂，影响范围大，系统规模巨大，结构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环境影响错综复杂，并表现出因素及目标的多样性，且人的影响及经济利益性日益明显，因此，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具有显著的工程系统观，包括整体性、动态性、目的性及多目标性和人本性。
（一）整体性
整体性是工程系统最核心、最本质的特点。工程系统一般具有明确的结构、功能相对清晰的边界，并具有相对独立的系统元件或要素，各元件或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且可实现能量转换，并根据系统功能的相互依存性、逻辑统一性和技术规范性进行了空间与时间的优化[5]。在一个系统中，即使各元件或要素并非最优，但也可采用一定的集成方式组合、协调成为具有优秀功能的系统；反之，即使各元件或要素均优异，但因集成方式不当而不具备某种合格的功能，也无法称为合格的系统。
高层建筑结构最主要的荷载为水平荷载，为减小水平荷载的不利影响，高层建筑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结构体系，结构的竖向和水平布置宜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避免因局部突变和扭转效应而形成薄弱楼层或薄弱部位。结构的水平和竖向布置，均为宏观、整体意义上对高层建筑结构的控制，在全局上协调、综合成为完善的系统。
对于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等高层建筑结构，强柱弱梁、强节点弱构件、强墙肢弱连梁等规定了不同构件之间在刚度和承载力等层面上的协调方式，使梁与柱、节点与构件、墙肢与连梁之间均构成协调的系统，从而形成较完善的内力分配，在荷载增长期间形成合理的内力重分布路径，在破坏时使塑性铰出现的先后顺序符合结构体系的破坏模式。
（二）动态性
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工程系统自身运行的动态性使工程系统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亦要考虑结构在荷载变化和使用过程中的动态性发展历程。
随着荷载逐渐增大，直至达到极限荷载而发生破坏，单一构件的破坏方式有延性破坏和脆性破坏。对于脆性破坏或延性破坏而言，单一构件的极限承载能力可能相同，但在构件的整个变形和塑性发展历程中，塑性铰的转动能力不同，构件对地震能量的耗散不同，导致体系的破坏模式完全不同，从系统和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导致结构体系的承载力有所不同。因此，高层建筑结构的构件大多设计为延性破坏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可使结构体系在全寿命服役过程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协调。
以梁柱构件的强剪弱弯和双肢剪力墙的偏心受压为例，对于梁柱构件的强剪弱弯，通过限定不同破坏模式发生的时空特征，在破坏历程中达到结构的动态协调。对于双肢剪力墙，如果有一个墙肢出现小偏心受拉，该墙肢可能会出现水平通缝而失去受剪承载力，则由荷载产生的剪力将全部转移给另外一个墙肢，导致其受剪承载力不足；当双肢剪力墙中有一个墙肢出现大偏心受拉时，墙肢会出现裂缝，使其刚度降低，剪力将在两墙肢中进行再分配，此时另一墙肢承受的弯矩和剪力将增大。显然易见，双肢剪力墙的小偏心受拉和大偏心受拉，在截面设计中均要考虑服役过程中内力的动态性协调。
（三）目的性及多目标性
工程系统为人造系统，一般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功能，力求实现系统的创新和发展。现代工程系统的目标通常具有多重属性，来自这些方面的多重目标要求，而其中又不乏相互冲突的目标，需要权衡优化。
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往往要满足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经济性、施工的便利性等多方面的要求。首先，高层建筑应能承受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荷载和变形，在地震或爆炸发生时和发生后保持必需的整体稳定性不致发生倒塌，一般通过承载力计算实现。其次，高层建筑结构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应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一般通过水平位移和加速度进行限制。然后，高层建筑结构在正常维护条件下应完好地使用到设计规定年限。另外，高层建筑结构的造价不宜过高，并且方便施工。
（四）人本性
在工程系统和工程活动中，人的因素凸显，人-机-环境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这中间要考虑业主、设计者、施工方、监理方等投资、决策、建设、运营的各方利益，因此，相关利益方的观点及协作方式愈加重要。工程系统中人的要素、管理要素、信息要素等日益重要，系统“软化”趋势较为明显。工程系统应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大局利益服务，应该以人为本。
高层建筑结构，归根结底为人住宿、办公、从事各项工业活动等生活环境，理应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特征。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承载力的要求，还要考虑高层建筑的使用功能要求。在风荷载作用下，高层建筑结构应具有良好的使用条件，需考虑人体的舒适度，不能仅用水平位移来控制，通常结构的风振加速度是衡量人体对风振反应的最好尺度[9]。高层建筑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将产生振动，如振动加速度超过一定的限值，将降低高层建筑内居住者的舒适感，甚至让人无法承受。因此，需要计算顺风向和横风向结构顶点的最大加速度。在地震作用下，通过消能隔震设计，减小楼层内的加速度反应及上部结构的水平力和层间变形，地震时上部结构处于弹性状态，使高层建筑结构中的家具和日常用品不跌落翻倒，电力、上下水和煤气等管道或管线可实现日常功能，专用设备、大型设备等可正常运行，从而实现高层建筑结构在小震或中震等类别的地震作用下可正常使用。
二、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中的工程社会观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具有显著的工程社会观，包括工程目标的社会性、工程活动的社会性、工程评价的社会性。
（一）工程目标的社会性
工程目标的社会性往往反映在工程的社会效益上。工程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矛盾。对于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工程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而另外一部分工程以社会效益为主。许多工程，尤其是公共、公益工程，其首要目标并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生态环境等。
在许多城市由政府主导建设的作为经济适用房的高层建筑是为工薪阶层提供住房，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比如医院等高层建筑，是为民众提供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的保障，国家科教组织部门建设的教学楼、城市图书馆、博物馆等是为民众提供教育，传播文化。公共、公益性的高层建筑，旨在经济的长远发展、社会福利和稳定等，而不仅仅局限于追求短时间内的经济效益。在这类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中，不应单纯地考虑工程造价，而应更多地考虑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等特征，且在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等方面均应高于普通高层建筑。
（二）工程活动的社会性
工程活动是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工人等协同参与的，其在工程实践活动中各尽其责，相互配合，每类人员都各有其自身特定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在工程活动中，业主进行投资活动，管理者实施管理活动，工程师要进行工程设计、施工组织等技术活动，工人则具体进行施工方面的操作。由此可见，工程活动是各学科、各领域、各类型的人以一定方式组合的社会性活动，不仅包含了繁杂而系统的、物质性的操作活动，且包含了各类人群的协作活动。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社会性，重点体现在施工工艺、工序上。在基础工程方面，高层建筑基础包括桩基础、筏式基础、箱型基础等，存在着深基坑支护、桩基础施工、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深层降水等施工问题，在高层建筑基础的设计阶段，应结合施工工艺和施工流程进行结构设计和施工阶段的力学计算。在模板、钢筋技术、脚手架、砌筑、放水和装修等施工技术方面，同样需要在结构设计阶段预先考虑施工的便利性，并分析施工阶段的力学性能。
（三）工程评价的社会性
在工程的社会评价时会遇到两个难题。首先，与经济效益的可精确计量性质相比，工程的社会效益通常是很难衡量的，因此应确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其次，在当代社会，已呈现多元价值观与利益分化的特点，同样的工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会得到决然不同的评价，这就提出了如何合理确定主体以及评价程序的问题[10]。
高层建筑往往涉及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电气等诸多行业，需要大范围、多层次、全方位深入地对高层建筑进行评价，同时，对于高层建筑在运行期间的能源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人文景观、社会公益等方面进行衡量。因此，对于高层建筑结构设计阶段的工程评价，应综合考虑不同专业领域，并结合建设和运行、经济和环境等多重效应的相互影响，在社会层面上对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进行评价。
三、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中的工程伦理观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工程伦理观包括质量与安全、诚信与利益冲突、工程师与雇主的关系等。
（一）质量与安全
质量是工程和技术产品发挥功能、实现其价值的先决条件。世界上的工程规范、规程和标准等均要求将民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社会福利置于首要考虑的位置，保证工程质量合格、可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反之，不达标的工程或产品则会给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甚至巨大的破坏，并带来连锁性的次生灾害[10-11]。世界上诸多国家在大地震后调查和研究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原因时发现，降低建设标准和未按要求进行检测通常是许多建筑物倒塌的两大直接原因，而在其“深层”则存在着伦理观念、伦理责任方面的原因。
安全与风险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所有的工程必然涉及风险。日益复杂的技术系统一旦出现问题会产生意想不到、无法估量的后果。某些过去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产品、安全的化学物质、安全的生产流程、工艺等，后来却发现其实并不安全。许多事例告诫人们，现代社会正面对空前巨大、复杂的风险。
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时，要首先保证安全的影响，包括结构的安全、防火、台风、恐怖袭击等多种因素。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的膨胀、各种高科技工业的产生，将会出现诸多不可预料的事物，将会对高层建筑结构在全寿命过程中的服役性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未来地下空间的发展、地下水的抽取对高层建筑结构地基和基础的长期影响，地铁长期震动对高层建筑结构地基的影响，空气污染、酸雨作用对高层建筑结构腐蚀性、耐久性的影响，恐怖袭击、突发事件对高层建筑结构安全的影响（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通风、采光、环境等对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影响。因此，面对未来诸多不可预料的发展前景，应前瞻性地思考问题，预测设计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宜以长远的眼光和超前的设计思想保证高层建筑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
（二）诚信与利益冲突
美国工程师伦理规章要求工程师必须诚实地参与任何工程，诚信为工程伦理的最基本要求[12-13]。工程活动是一种通过客观规律，采用物质、能量、信息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其必然要求，诚信是对工程活动的一个基本伦理要求。
高层建筑往往涉及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往往与投资、施工等多方面相关，其工程活动是在社会的多种合力驱动下进行的，并涉及多方利益，因而也经常处于利益冲突的境况中，利益冲突的影响对工程师个人、群体、单位、社会往往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工程师应诚实并公正地进行设计，且应通过回避、公开、制定有关规则，审查和教育等方式保持基本的职业诚信。
（三）工程师与雇主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工程师都服务于一定的组织机构，在古代往往是军队，在现代则大多数是企业，少部分是政府部门。由于近代工程自诞生之日起主要就是与企业联在一起，于是，忠诚于企业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已成为了工程师职业伦理的一个基本准则。但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不但必须忠诚于雇主（或委托人），而且要坚持其道德原则和职业底线，即首先对人民和社会负责[12-13]。但是，这两种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很多情况下可能发生矛盾。工程的社会价值目标与企业目标或工程的商业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工程的社会价值目标通常对商业价值目标中的赢利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冲突会直接影响到工程师和企业管理者的复杂关系。因此，工程师应具备双重的忠诚，且对人民和职业的忠诚将置于对雇主的忠诚之上。
由于高层建筑结构涉及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涉及商业、住宅、办公楼等诸多领域，工程师在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施工、管理等过程中，必须具有“双重的忠诚”，对社会大众和土木工程职业的忠诚应置于首要位置。
作为草原的儿子，胡连义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真情投入、真心付出，以一个务林人忠于使命的绿色情怀，常年奔忙于生态建设的前沿现场，用责任和执着写就了厚重的绿色故事。
初生牛犊不怕虎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一样，胡连义对事业和情感都有着美丽的憧憬。憧憬是美好而甜蜜的，然而现实的工作与生活，却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
1982年，毕业后的胡连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巴尔虎左旗，成为新巴尔虎左旗林业局的一名技术员。新巴尔虎左旗地处大兴安岭北麓，呼伦贝尔市西南端，是个受风沙危害极为严重的牧业旗。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新巴尔虎左旗很少有自己培育的苗木，用于造林的苗木多数依赖于外调。
一次，胡连义为旗里定购樟子松树苗，在当时，樟子松树苗是非常稀缺的，如不立即交付苗款，那么购买这稀缺的苗种机会便会稍纵即逝。然而，捉襟见肘的款项却使他犯起了难。情急之中，胡连义想起了贴身衣袋内准备为女儿买书包和为妻子买礼物的钱。
苗款付清了，可是吃饭的钱和回旗里的路费却分文没剩，胡连义只有用双脚当车轮，用棉衣当温室，在近零下30摄氏度的寒风中用双脚丈量着40多公里的路程。途中经过一家路边小饭馆，路边那口滚烫的热锅内翻滚着泛着浓浓香味儿的羊汤，胡连义早已饥肠辘辘，但是身无分文的他只得讨了口水喝便又匆匆上路。回到家中，望着女儿伸出一双期待的小手，看着妻子渴望的神情，胡连义的心中怎么也不是滋味。当他说出实情，妻子理解的抱起已泪流满面的女儿不住的安慰着，在女儿嘤嘤的抽泣声中，疲惫不堪的他早已响起了鼾声。当他和衣从睡梦中醒来，妻子微笑着端来一碗香飘四溢的羊汤，胡连义感觉像在做梦似的，要知道，在他们生活还很窘迫的当时这已是十分奢侈了，胡连义告诉记者，感觉自己对妻子和女儿亏欠的太多太多……
但也就是这件事，让胡连义下定决心：解决苗木问题。
从此，胡连义与苗圃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反复实践摸索，两年后，胡连义和奋斗在草原上的同事们培育出了小叶杨、家榆、山杏、沙棘等一大批适合本地造林的苗木。
苗木问题解决了，但胡连义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又一道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如何保证造林的成活率。经过多次的反复研究，胡连义根据呼伦贝尔特有树种——樟子松的习性，开始着手试验沙地樟子松野生苗带土移植造林技术，他把3—5年生的幼苗在早春和晚秋带土坨移植，隔年进行栽植，经过几年的实验，其成活率达85%以上，这远远高出了高纬度半干旱地区苗圃苗造林的成活率。之后，胡连义在全旗范围内推广这一造林技术，推广面积达到了2000亩以上。他个人也被新巴尔虎左旗科委授予科技推广先进个人。至今，这一技术仍被广泛使用。
新官上任三把火
1988年，胡连义离开了新巴尔虎左旗林业局，来到了巴林林业局工作，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1993年，他被任命为巴林林业局二道河林场场长。
国有林场与一般基层林业站所单位有些区别，级别不高，但机构分支齐全。为了管好林场，管好森林资源，胡连义动了不少脑子，想了不少招式。
胡连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发展目标和远景规划。通过摸索总结，胡连义确立了“在扩大林木销售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活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首先，他向管理要效益，规范了木材进出场制度，既提高了木材销价，也提升了林场的品牌形象，每立方米松木提价30元，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他完善财务制度，当好林场的管家。再次，他努力探索多种经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职工开展多种经营。如：提供发展资金，鼓励职工发展养殖业等。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所在林场的种植业、特种养殖业搞的有声有色，职工收入也得到了增加。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他更注重的是保护林场的森林资源。胡连义告诉记者，“要管好森林资源，重要的是要管好人，特别是当地的群众。要想管好人，就要与其处好关系，处好了，偷砍滥伐的就少了，发生火警群众也会积极扑救。”
为此，胡连义设身处地为当地群众着想，为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和难处，并加大了林业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对于确实生活困难的群众，他就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岗位或是一些资源，帮助他们致富。
群众利益无小事。平时，有来找胡连义反映情况、解决问题的上访人员，他只要有时间，总要亲自接待并耐心听取他们的反映。有些问题当场能解决的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处理并反馈意见。
这位“新官”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离开林场时，林场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职工收入得到了增加，所在林场也成为了标兵林场。
“两危”低谷中的“二次创业”
1998年，胡连义接过南木林业局当家人的接力棒，此时，计划经济已退出历史舞台，财政拨款已“断炊”，整个林业进入了“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的“两危”低谷，也正是这一年，天保工程试点开始在全国启动，南木林业局成为了试点林业局之一，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通过对林区资源的实地考察、论证，胡连义与党委班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木林业局离扎兰屯市很近，是发展第三产业的好地方；而雅鲁河穿过施业区，有发展森林旅游业的前景。
万事开头难。当时的现状是，林业局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产业结构单一，上项目短缺启动资金。加上林业职工一生从事林业生产，养成的性格既敦厚又封闭，很难接受新的思想和事物。人到中年半途改行重学技艺，困难不少，胡连义总是耐心地启迪广大职工，激励人们克服眼前暂时的困难，用真诚和以身作则去感动、引导大家转变思想观念。在他的带动下，林业局职工开始了“二次创业”。
胡连义对外引资、对内发动群众筹资、严格财务纪律，有效解决了缺乏资金的困境。这样的思路和举措，为南木林业局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逐步形成了以“乾坤”、“木杉”食用菌厂为龙头的食用菌产业，以昆尼气、三七林场的二代野猪及森林猪为龙头的养殖业，以木天植艺园、“鹿鸣”山庄、“石佛”山庄为龙头的森林旅游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格局。
别了，扎兰屯
2000年11月，胡连义调任扎兰屯市委副书记、市长。到任临别时，回想起在扎兰屯的岁月，胡连义满是感慨。
扎兰屯市地处祖国北疆，兴安岭东麓，峰高谷深，林木葱茏。2002年5月，扎兰屯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3年12月，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扎兰屯的这份绿，得之天然，更成之人为，倾注了胡连义太多的心血与汗水。
世纪之初的扎兰屯各项建设事业刚刚起步，利税较低，财政基础极为薄弱，财政收入勉强维持基本开支，根本无力支付生态建设的巨大开支。胡连义开始了艰难的求援助、跑项目工作。他跑市里，去区里，上京城，进部委，到处申请，处处游说。
一次，发着高烧的他在国家某部委相关司局门外一等就是四个多小时，这已是他来该部门的第五个回合了。待该司局领导送走最后一批接待人员准备下班时，见烧得满面通红的胡连义依旧等在门外，听完胡连义略带颤音的汇报后，领导一改常态，当即签字拨付扎兰屯市生态建设专项资金近千万元。之后，胡连义又从内蒙古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争取到近五百万元的专项建设经费，扎兰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建项目就此拉开帷幕。
这次生态建设行动，不仅让整个城市亮起来了，美起来了，绿起来了，也让人们充分享受了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果。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扎兰屯的生态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森林覆盖率达到70.04%，绿化率达到35%。
胡连义对工作质量要求很高，却不在乎享受物质条件。这与其说是内蒙古人纯朴、热情的品格，不如说是胡连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每次外出办事，他都住普通宾馆，吃便宜快捷的工作餐。下乡检查工作也从不讲排场，搞迎接。很多人不理解，作为一市之长，为何如此低调，简朴，如此另类，对此，他并不做过多解释。也许，他的心中始终装着那段创业的蹉跎岁月，装着女儿没有等来书包的眼泪，还有妻子为他端来的那碗奢侈的羊汤……
就在扎兰屯生态建设亮点倍出，异彩纷呈的时候，胡连义又抖擞精神，奔赴新的岗位。
呼伦贝尔的圆梦行动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不管是在餐桌上、还是在生活中，胡连义总有雅兴来上几首来自大草原的歌曲，《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呼伦贝尔大草原》……“我是草原的儿子，唱歌，不仅是对草原的热爱，也是对生活的向往。”胡连义告诉记者：“歌声即心声。”
原本广袤美丽的呼伦贝尔随着上世纪的战争掠夺和过度采伐以及过渡放牧，导致了土地严重沙化，这个昔日的“天堂草原”生态环境变得极其脆弱。让草原恢复往日的生机和美丽，是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梦想和心愿，也是胡连义担任呼伦贝尔市林业局局长之初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009年，呼伦贝尔市提出向2000万亩呼伦贝尔沙地宣战的口号，计划在5年时间内投资6.5亿元，治理沙地500万亩，再利用5年时间，彻底消除草原沙害，实现沙区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的决策。自此，呼伦贝尔市公共公益一号工程——“呼伦贝尔沙区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实施，胡连义也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治沙规划者、实施者的重任。
工程实施过程中，胡连义多次赴工程现场进行办公，实地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他制定下发了《呼伦贝尔市防治草原沙化实施方案》，建立了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并将防沙治沙、草原保护年度目标和任期责任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政绩的指标。工程实施四年来，完成沙地治理面积452.16万亩，使近千万亩草场得到有效保护，项目区内大片流动沙地得到有效控制。目前，治理区内林草植被生长茂盛，植被盖度由治理前的不足5%提高到目前的30%以上，部分项目区达到了60%以上。全市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显现持续双减少，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就在沙区治理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胡连义又将目光瞄准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这不仅是胡连义的绿色情结，也是呼伦贝尔的圆梦之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一项十分浩繁的系统工程，要经过专家论证、编制方案、规划布局、逐级申报、项目审批、统筹建设等十几项程序。为节省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森工作中，胡连义几乎吃、住都在单位，为立项审批，他多次跑市委市政府、林业厅、自治区政府、国家林业局。为征求专家意见，他数次赴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等学府，找专家、拜学者请教问题，征询建议。期间，他又多次陪同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赴林业厅、国家林业局和相关部委汇报创森工作的进展情况。由于长时间劳碌奔波，胡连义整个人瘦了一圈，而他却诙谐地说，“衣带渐宽终不悔，创森硕果苦犹荣”。
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累计投入94.4亿元建设城市森林，累计造林400多万亩，义务植树2000多万株。基本形成了城区绿美相融、城郊森林环绕、城外绿色田园和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森林体系。截止到2012年5月，呼伦贝尔市城区绿地率达33%，城区绿化覆盖率35%，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1.42平方米，中心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5.14平方米，以市区为核心绿化道路216公里，道路绿化率82.67%，水岸绿化率88.2%，城市森林的自然度0.63，建设和扩建森林公园10个，古树名木保护率81.34%，创建生态科普基地9个，建设街头景点和小游园15个，开展生态科普活动10次。
在地处高寒地带，年均降雨量不足400毫米，植树造林条件极为严酷的土地上，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一条条绿网横亘在祖国的塞外边陲。呼伦贝尔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他们身边的森林在快速的向前延伸，他们的视线不断被绿色牵引——窗前那掩映的枝条，门外那如茵的绿草，路边那浓郁的松柏，河畔那盛开的鲜花……
坦阔的鄂尔多斯高原上，古老的乌兰木伦河以一副安之若素的表情默默伫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水面上凝结着晶莹的银冰。乌兰木伦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址静静地躺在河流的北岸，沐浴着冬日暖阳，陪伴着乌兰木伦河，这就是鄂尔多斯古人类曾经生活的地方。
在乌兰木伦遗址的地层中，存在着多层古代湖泊的沉积，这里埋藏有古人类打制的丰富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工具三大类，工具有锯齿刃器、凹缺器、各类边刮削器和适于装柄的各类尖状器、鸟喙状器、石锥、石钻、石刀、使用石片、盘状器、雕刻器、原型石镞等。还有古人类猎获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如披毛犀牙齿、牛角、鸟类化石、螺壳等。遗址中还发现有古人类使用火的迹象。
几万年前，乌兰木伦景观河以南地区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内陆湖泊，是鄂尔多斯古人类生存、繁衍、打猎的区域。乌兰木伦古湖周边是植物丰茂、动物成群的广袤绿洲，有多条流经绿洲、汇聚古湖的河流，不仅气候适宜古人类居住，而且出没其间的披毛犀、野马、鹿、驼、水牛等食草类动物，也为远古猎人提供了充足的狩猎资源，能够保证人类生存的需求。古人类从上游河卵石堆积层中挑选出优良的砾石，打制成石器，趁猎物们心无旁骛地享受清凉的河水和肥美的嫩草时，突然将厚重的石球、锋利的石器和尖长的木棒向它们掷去，精壮的动物们逃走了，老弱病幼的动物就成了古人类的食物。乌兰木伦河畔的先民们把受伤的猎物围起来，用石锥剥下动物的皮毛，用骨针缝制成衣服，又用石刀把猎物割成块，在河边架起篝火，支起木架，将捕到的猎物烤熟后，在这里就餐。
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点分布众多，因而这里很可能不仅仅是当时常住居民的生活区，还可能是生存在周边数十甚至数百公里内的古人类采集石料、加工石器的场所。结伴远道而来采石的古人们，熙熙攘攘来到这里，选取到理想的原材料后，就近在湖边避风遮阳的河沟中暂时栖身，一边打制石器，一边烧烤野味果腹。沟谷内的地面上，既遗留下他们打制石制品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石块碎屑、丢弃的不中意的石片、加工失败的石器残件、偶尔遗弃的加工成的石制品等，也散布着野炊后篝火的灰烬、兽骨残块。这其中不乏跋山涉水从欧洲大陆来的远客，他们和乌兰木伦古湖畔的先民们互相教授石器的打制方法，遗址出土的石器以发达的锯齿刃工具与凹缺器为代表，类似于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说明这里存在着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洪水来临，湍急的河流裹挟着泥沙，淤平了他们的临时“营地”。一批人携带着他们的收获返回自己的故地，而另一批人接踵而至，继续重复着同样的生计，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古人类走后，河水流沙将这里淹没，形成了今天乌兰木伦遗址的地层堆积。
乌兰木伦遗址的考古发现，使这处沉寂数万年的古人类活动遗址重见天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乌兰木伦遗址将成为我国史前时代历史文化的新地标，这里将成为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发掘、科研、展示、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关键词】传统建筑；材料选择；土木结构；群体组合；斗拱
1.概述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建筑文明。中国的古建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发生阶段：从原始社会至汉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已日渐完善，并确立自身体系，成为之后2000年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体构造形式。同时，人们掌握了夯土技术，烧制了砖瓦，建造了石建筑。秦汉时期，开始出现规模宏大的工程，如秦之上林苑、阿房宫、长城，汉之长乐宫、未央宫等；（二）过渡阶段：魏晋南北朝。魏晋为秦汉之余脉，南北朝为隋唐之初始。砖瓦的产量、质量及木构架技术都有所提高。大量兴建佛教建筑，云冈、龙门石窟建于此时，敦煌石窟亦始建于此时；（三）成熟阶段：隋唐五代宋辽金，中国古代建筑达到顶峰。砖被更多地使用，琉璃制作工艺大为提高，建筑构件比例逐步定型。建筑类型完善，规模极恢宏，图样和模型在建筑中被广泛使用，建筑师成为专门职业。这一阶段中隋唐建筑雄伟、简洁、朴实，两宋建筑则精巧、繁缛、绚丽；（四）程式阶段：元、明、清（1840年前），建筑技术达到极至，建筑体系高度标准化、定型化，个体建筑形制凝固，总体设计发达。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无论处于哪个阶段，中国传统建筑材料的基本“语汇”都离不开土与木。
2.中国传统建筑之精神
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如此执着地热衷于土木结构及其群体组合。梁思成曾指出：“从中国传统沿用的，土木之功这一词句作为一切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和木是中围建筑自古以来所采用的主要材料。这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在古代有茂密的森林，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而黄土的本质又适宜于用多种方法（包括经过挖掘的天然土质、晒坯、版筑以及后来烧制的砖、瓦等）建造房屋。这两种材料之掺合运用对于中国建筑在材料、技术、形式传统之形成是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建筑从其起源意义上的材料选择开始，就走上了土木结构这独特的文化发展之路。
人类文化史的一条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两者往往是同步对应的。建筑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主要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出现的，它必然受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而生产方式又深受时代、地理与种族因素的影响。中华原始初民世代繁衍生息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广阔的亚洲北温带区域，这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植被丰富，为创造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提供优越的条件。以“耕耘为食”的大地文化与“土木为居”的大地文化，恰成内在的文化对应。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质构架是土地和木材，这正是东方大地农耕文化的有力馈赠。
因此。中国建筑自古以土、木为材，在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上，又是与远古农业文明相联系的，对大地（土）、植物（木）永存生命之气的钟爱与执着。
3.中华传统建筑之特色
以土木为材，决定了中国建筑技术、结构的发展方向。在结构上，由于以土木为材，墙只成为划分空间的一种手段，一般不用于承重，而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创造了与木构架相应的平面与建筑外观。从而出现中国建筑所独特的群体组合和独有的技术文化即斗拱。
斗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的名片，“知名度”极高，是中国建筑文化一项突出的技术与艺术成就。它的出现由以下所决定：
（一）为中国建筑的主要材料之一的木材的性能所决定。木材是自然形态的建筑材料，它具有与石材等不同的韧性，但木材的长度、粗度与刚度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木材这种建筑材料的性能与整座建筑荷载之问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存在，推动了斗拱的发明。
（二）为中国建筑的空间造型所决定。中国建筑的传统样式，是一种大屋顶形制，而且是一种以大屋顶为主要空间造型的土木合构的建筑样式。其始终要求较大的出檐，这就造成了梁柱最大的承重力与屋顶重量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便促使承檐结构大发展，而逐渐发展成为组合复杂的斗拱。从结构技术意义上讲，斗拱对屋之重载具有一定的承托作用，加强了柱子与梁、枋、檩的结合，使其木构接榫处不因过重的压力而受到损害，在力学上具有分力的作用。由于外檐斗拱具有逐层挑出支承荷载的分力作用，正是这样，才能使沉重的屋面出檐深远；在伦理学功能上，斗拱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品位、等级观念在建筑文化中的象征，斗拱形象的政治伦理色彩总是以中国皇家宫殿、坛庙之类为最典型、最强烈，推崇王权，是以建筑技术所表达的斗拱文化的强烈主题；在审美功能上，斗拱是独具风韵的美的构件，它的美由技术转化为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斗拱之结构错综多姿，具有错综之美；逻辑清晰，具有葱郁的理性之美；作为整座建筑的装饰，又具有装饰之美。
[关键词]《痕迹》；生态扩张；殖民扩张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3―0101―05
Abstract：AsaNativeAmericanwriterdeeplyrootedinecologicalawarenessandracialconsciousness，LouiseErdrichpresentedprofoundecological，politicalandculturalconnotationinher“NorthDakotaQuartet”.Fromtheperspectiveofpostcolonialecocriticism，thispaperpointedoutthatEuropeansettlerspromotedtheircolonialexpansionbyboostingecologicalexpansion.Byusingtheconceptofterraincognita，theWesternsettlerssabotagedthevalidityofNativeAmericantraditionalwisdom，andachievedtheircolonizationofbotheconomyandculturebycolonizingtheecosystem.Thepaperalsoindicatedthatthenatureofecologicalexpansionisakindofcolonization，whichdamagedthelocalecosystemaswellastheculturalsystemunderthenameofsocialdevelopmentandcivilization.Furthermore，thispaperproposedthatLouiseErdrichcondemnedthisecologicalexpansioninher“NorthDakotaQuartet”andevokedpeople’sthoughtsontheethicalparadoxofdevelopmentandcivilization.
Keywords：Tracks；ecologicalexpansion；colonialexpansion
一
美国印第安女作家露易斯・厄德里克因其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精湛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而广受好评。她的小说《痕迹》（Tracks，1988）、《爱药》（LoveMedicine，1984）、《甜菜皇后》（TheBeetQueen，1986）和《宾果皇宫》（TheBingoPalace，1994）被称为“北达科他四部曲”或“北达科他州系列”。这四部小说均以北达科他州龟山印第安居留区为背景，通过记叙北达科他州几个齐佩瓦家族的历史故事，描述了多个家庭和族群中人物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并从中演化出欧洲社会主流生态观与当地原生生态系统、白人定居者与印第安原住民、主流文化与印第安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本文将以后殖民生态批评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厄德里克在她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小说”中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印第安人的苦难历程和顽强精神的描写，阐述美国印第安人的原生文化与西方发展观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揭示出白人定居者通过豪夺当地土地所有权、破坏生态环境、他者化当地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以达到实现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二
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因其对种族不平等、生态危机和世界发展等问题富含深意的关注而备受学术界人士的青睐。克罗斯比（A.W.Crosby）早在1986年就将生态危机和后殖民进程联系在一起，提出欧洲移民在温带地区推进的殖民扩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取得生态扩张的成功。在此之后由海伦・蒂芬（HelenTiffin）和格拉汉姆・哈根（GrahamHuggan）合著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环境》（Postcolonial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一书被公认为该学说的奠基之作。该学说指出应该重新审视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探索文本中蕴含的后殖民主义影响，反思西方主流社会与第三世界和原住民的文化差异，最终消除各种形式的生态扩张和政治文化殖民。当今西方主流社会以推行先进文明和发展经济的名义对于相对较贫穷落后的原住民社会以及经济欠发展的内部殖民社会在环境、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面对席卷而来的全球性发展狂潮，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生活非但没能得到改善，反倒因为本地生活和生产方式遭到破坏而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可以说，生态、发展与文明之间的悖论是当前时代背景下重要的伦理议题。
对美国印第安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以上的议题。美国印第安人虽然没有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一样经历过他国殖民者的占领和掠夺，但是自欧洲定居者到达美洲大陆以来他们以土地为核心的原生文化就一直和白人文化处于冲突之中，他们也在美国走向强大和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根据蒂芬和哈根等人对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定义，应该可以说美国文化属于后殖民文学的研究范畴[1]（P2），而美国印第安人也一直承受着“内部殖民”[2]。在争取种族权益的过程中，大多数印第安作家都敏锐地意识到白人社会主导的线性发展观对自然生态和印第安社会的巨大冲击，白人定居者能在北美大陆上迅速取得殖民扩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们对大陆上生态系统的征服和改造。露易斯・厄德里克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在“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厄德里克自觉地将土地流失、生态破坏与政府大肆推动的发展经济政策和政治文化同化策略相联系。
三
在欧洲定居者来到美洲大陆之前的千百年岁月中，土地与印第安人的生存密不可分，也构成了印第安文化的核心内容。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就是围绕着“土地”这一主题展开的。《痕迹》重现了印第安人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悲怆岁月，《甜菜皇后》讲述了故事主人公们在白人的土地上的生存故事，《爱药》描写了留在保留地的人们的挣扎，而在最后一部小说《宾果皇宫》中，厄德里克向她的读者们展现了印第安人民及其土地的未来。
不同于美洲印第安人对大地的敬畏与崇尚，欧洲定居者将土地视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P211）。因此，当这些欧洲移民者发现北美大陆丰富的土地资源的时候，就开始占领土地并建立白人主导的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期间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举措就是1887年通过的《道斯土地分配法案》。该法案表面上打着土地托管的幌子，实质上就是为了夺取土地并提供给白人使用。该法案实施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印第安人手中的土地就剧减了65%[4]（P43）。厄德里克在借艾伯丁之口表达了该法案的批判之情：“土地分配法案就是一场闹剧。我开车的时候环顾四周，看到很多我们的土地已经永远的失去了，都被卖给白人们了”[5]（P12）。《痕迹》的主要故事情节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展开的。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之一，纳纳普什讲述了那段历史：“……我们经历了疾病（天花）得以幸存，后来逃到了那多索之地。但是政府的文件和条款让我们背井离乡”[6]（P2）。当时美洲大陆的土地之于白人定居者只是可以随意买卖的荒野。劳伦斯・布伊尔提及荒野时将其野兽的栖息地，属于人类，或是文明人至今还不应栖息之地[7]（P164）。而后来的白人定居者为了瓦解和损毁当地印第安人对自然和土地的认知诉求，将广阔的北美大陆认定为非人类所有的荒野之地。他们一方面通过火药和枪支暴力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另一方面将特属于白人社会的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强加给当地印第安人。伴随着生活的日益艰难，疾病和饥荒使许多当地的奥吉布瓦人开始质疑祖先的智慧和信仰，被白人社会所认可和尊重，甚至获得幸福和财富。不同土地观所带来的冲突在“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处处可见。《甜菜皇后》中单一的经济形态―甜菜种植―让曾经生机勃勃的印第安大地变得死气沉沉。《爱药》描述了保留地上新建工厂给部落带来的一场骚乱。《宾果皇宫》中年青一代的印第安人利普夏坦言：“我曾以为我对保留地了如指掌，却忽然发现过去只是通过车轮子了解他，而不是我的脚。现在我们迷失了……我需要一个归属……”[8]（P133-158）。由此可以看出，当地印第安人栖身之所的丧失，土地、森林和湖泊的易主一方面意味着当地原生态自然环境的沦陷，也同时预示着当地印第安人及其传统文化被统治和被他者化。
欧洲定居者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北美大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结构孕育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物种多样的动植物生态圈。当地印第安人在与自然共生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和泛神论。当经过某个地方时，他们可以像鸟飞过或者鱼儿游过一样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惊动任何东西的离去[9]（P101）。但是欧洲殖民者们的经济观念极度推崇大工业化经济模式，并且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视为原始的、落后的。因此，在夺取了当地人手中的土地之后，殖民者开始迅速地夺取当地的植被资源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痕迹》就反映了1912年到1924年之间木材业对当地森林的砍伐和密集开发。约翰・毛瑟成为了弗勒尔家土地的所有者后，迅速地砍伐了弗勒尔土地上生长的上好橡树，将其中一部分树木卖给铁路修建者获取利润之后，另一部分被他运回城里给自己建造了一所大房子。从欧洲定居者到达美洲大陆起的不足三百年内，美国的林木几乎全部被砍伐。这些上好木材均被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房屋和商业出口。欧洲定居者以发展经济为由，大肆砍伐甚至浪费当地的林木资源，推行殖民化的工业进程。以当时的铁路建设为例，当时的欧洲定居者仅在1910年就砍伐了62万英亩的树木[10]（P166）。
当地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森林被砍伐殆尽，断绝了当地居民的食物来源，也给当地的自然生态圈带来巨大创伤。在厄德里克的另一部小说《爱药》中，厄德里克展现了遭到破坏后的保留地一片凋零的景色。“保留地就在田地和巨大的农场的尽头……地上的许多坑洞，小片的沼泽和已经干涸的泥沼地……不知道哪里跑出几只凶巴巴的狗……空气中到处都是灰尘”[5]（P11）。森林和植被的剧减造成了水土流失的加剧，也使当地原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加之来自白人定居者的肆意捕杀，最终导致了当地野生动物种类的大批灭绝。长期以来，印第安人对土地神圣地位的认同，也强化了他们视万物如兄弟的有灵观。欧洲定居者的到来，也带来了他们的牲畜、家禽、农作物和生产方式。他们大肆推行欧洲生产方式，而非主动地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明[11]（P8）。厄德里克笔下的阿古斯镇上的屠宰场便是这一异化结构的缩影，那里工作的男人们每天都要肢解数以千计的动物尸体，其中一半的动物尸体是已经被的牛，另一半则是猪、麋鹿、羊和熊，更不要提那些数不胜数的鸡。[6]（P13）在白人的世界里，动物被视为无情感的客观存在，它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人类提供劳役或者食物。更甚者，当地印第安人还要为了生存而暂时背弃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来到这里为白人殖民者工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弗勒尔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而被迫到白人开的屠宰场中打工，却最终难逃被欺压和的悲惨命运。不难看出，欧洲定居者以推行先进文化和发展经济的借口将当地的土地和森林作为殖民开发的对象。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破坏原生植被，断绝当地原生居民和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
四
伴随着“五月花号”的靠岸，欧洲白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各种教义教规也开始逐渐充斥在整个美洲大陆上。欧洲定居者们借由上帝之口，将北美大陆视为充斥着鬼魅的邪恶之所，那里到处是荒无人烟的平原和黑暗的丛林，等着被他们的神圣信仰征服和改造。按照欧洲传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先进与否。因此对于欧洲定居者来说，北美大陆上的原住民根本谈不上拥有土地的权利，更是需要得到天主教的改造以达到欧洲文明社会的标准。徐海山教授主编的《美洲历史》中曾经提及，“天主教的教会和教义成功的征服了当地的印第安人，并且给这些印第安人戴上了除之不去的枷锁”[12]（P87）。许多天主教传教士视印第安传统为低劣的信仰和歪理，希望用他们手里的圣经为他们祛魅，使他们变得和白人一样，从而消除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本土意识。出现在厄德里克多部作品中的宝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那场夺取万千印第安人性命的疫病中得以幸存，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土地，最终和自己的部落和文化格格不入。她改信天主教并且诋毁本族文化，在弗勒尔遭到屠宰场的三个男人时只是躲起来不伸出援手。当一只熊闯进弗勒尔的房子时，在场的人纷纷因恐惧而到处躲避，只有宝琳拿起枪向熊射击。熊被印第安人视为具有神性和灵性的动物，小说中的这头熊守护着弗勒尔孩子出生，见证了印第安文化得以传承，被认为是“一头神熊”[6]（P60），亦可以看作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化身，宝琳向着它开枪就象征着她已经站到了本族传统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对立面。后来，为了寻求解脱，宝琳甚至依靠拥抱死亡。书中提到宝琳在触碰尸体的时候，将指尖感受到的冰冷视为一种安慰，甚至通过双手来传播死亡[6]（P69）。对于宝琳来说，死亡令她感觉舒适，让她有了归属感。将死亡和宝琳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宝琳自我的逝去，也象征着曾经植根在她体内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毁灭。厄德里克曾声称自己憎恨任何教规，因为它们通常被用来控制妇女[13]。厄德里克将宝琳描写成为灵魂的窃取者和本族文化的跗骨之蛆，她试图舍弃自己的种族和文化，却始终无法成功地融入白人社会，最终只能和很多印第安人一样成为活在夹缝中的“隐形人”。
除了宝琳之外，在“北达科他”系列小说中，厄德里克对很多主要人物的描写也同样带着浓重的悲观主义笔调。《甜菜皇后》讲述了几个家庭的破碎，并且小说中的人物多为边缘人。作为推销员的卡尔没有家庭，而且是一名双性恋者。华莱士为了隐藏其性取向从不与人结交，还买了一张陌生人的照片冒充他的未婚妻。《宾果皇宫》中，在白人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年轻的泽尔达一心想脱离印第安社会生活，到白人社会找到自己的快乐生活。因此，她毅然拒绝与自己相恋的印第安青年泽维尔・图斯的求婚，先后嫁给了白人强森和彼约翰逊，却最终也无法获得幸福。而泽维尔曾为了向泽尔达求婚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直等在她的门外，还因此冻掉了手指。此外，如同《痕迹》中的弗勒尔、奈克特、艾里、玛格丽特等人为了交纳土地税奔波劳累，如同《爱药》中的琼和小亨利等人深陷白人社会造成的困境中无法自救，最终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的命运其实影射了全体印第安人民在美国社会上的生活境况。他们中的一些人丧失了土地、家园和亲人，虽然努力试图重现印第安传统智慧的神秘力量，但是仍然难免生活在部落幸存者的悲伤和痛苦之中。而另一些人由于长期的政治与文化同化政策已经彻底割裂与本族传统和文化的联系，同时却无法在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空间，只能一直游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逐渐沦为白人社会经济的受害者。
五
白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但使得当地原住民丧失生活来源，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核心。在印第安人看来，土地是灵魂的居所、祖先的安息之处、也是力量的化身。同时，印第安人以一种朴素的思维模式认同了土地和生存在土地上的生物的亲缘性，可以说印第安人的生存是与土地密不可分的[14]（P187）。印第安文化框架中的土地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壤，她还包括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动物和植物。奥吉布瓦人眼中的大地是神圣的，其神圣就源于她的整体性[15]。因此，土地以及生存在土地上的生灵对于人的身份定位都至关重要，也是印第安文化的源泉。与莫马代和希尔科等多数印第安裔作家一样，厄德里克经常在“北达科他州系列”中突出这种整体性的重要，因为它让部落历史和家庭历史更富有生机[16]（P43）。这种认同也使得厄德里克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土地和自然万物的境况息息相关。当木材公司的伐木工和马车冲到弗勒尔・皮拉杰家旁边的森林开始大肆砍伐树木的时候，老纳纳普什听到了声和龟裂声，他能感到一棵棵参天巨树撞击地面时大地的颤抖。随着一棵又一棵大树倒下来，地面上到处都是缺口。[6]（P9）厄德里克将砍伐树木场面的描写得凄凉悲壮，再现白人殖民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的同时也影射了万千印第安人曾经鲜活的生命在饥寒疫病中的逝去。厄德里克在之后出版的《甜菜皇后》中描绘了殖民者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恶果。阿古斯镇上一片惨淡荒芜，“只能看见光秃秃的地平线”[17]（P1）。当玛丽和卡尔在阿古斯镇被一只狗袭击的时候顺手折下一根树枝，折断这根树枝就“会使这棵树枯萎”[17]（P2）。这里的土地、树枝和树可以看做是整个北美大陆生态系统的缩影，也可以看做长期处于文化冲击中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象征。长期的生态掠夺和文化同化已经让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原生文化面目全非。
欧洲定居者将北美土地定义为人类文明范围之外的荒野之地，并且借发展之名将生态扩张和殖民扩张合法化。生存在北美土地上的动物、植物甚至是印第安人都被排斥到文明社会之外，被视作应该被“发展”的对象。定居者对“荒野”定义所蕴含的内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他们的政治征服和文化同化奠定了精神基础。将“发展”概念曲解为对当地原住民的征服和同化，使这一概念被利用成为内部殖民主义的新形态。这种殖民观一方面夺取土地资源破坏当地环境，使原生动物丧失生存之本而濒临灭绝，另一方面也让当地印第安人丧失土地家园和精神依托，最终使印第安原生文化形态被殖民势力所瓦解。环境伦理学专家科汀（DeaneCurtin）认为从实践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生态环境与人类种族之间是相互关联和支持的，因此对于其中一方的压迫就势必会引起对另一方的压迫[18]（P145）。由此可见，种族和环境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历史上的殖民扩张中，生态环境的扩张为人的扩张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而人对于自然和其他人种的殖民往往打着文明和发展的旗帜。透过“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对保留地自然环境所面临的生态灾难和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生存危机的双重描写，可以看出厄德里克对本族文化复兴的思考和本族人民生存困境的关注，她意识到欧洲定居者通过现代工业经济模式夺取土地和原生植被，摧毁当地人的生命链，最终置印第安人和其本族文化于灭绝的边缘。定居者们打着促进社会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旗帜获得土地所有权并且摧毁当地原生生态系统。“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土地、树木和印第安人的命运就说明了这种生态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生态问题与政治种族问题是不可以一分为二的，只要破坏生态环境在道德伦理上还说得通，发展与文明的伦理悖论就永远不可能破解，对人类的内部统治就不会被制止。
六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思想内蕴的印第安女作家，厄德里克除了对打着促进社会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旗帜获得土地所有权并且摧毁当地原生生态系统的行径提出发聩抨击之外，同时也对其中的发展与文明的伦理提出思考。她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可以看作是对印第安人民被内部殖民历史的反思，也让读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白人定居者进行的生态扩张给当地环境、原住民的政治身份以及文化传承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不但对印第安人民从思想上实现去殖民化、争取政治文化独立至关重要，也为人类解决当代社会所充斥的生态问题、种族问题和文明伦理问题提出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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