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永恒主义教育主要内容现实遭遇现实改造
一、永恒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永恒主义的理论基础
永恒主义者认为，在不断变化的现象中存在一种永远不变的模式，教育任务是使青年人理解这种模式，从而使人变得客观规范。永恒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古典实在论，世界由“实在”组成，它构成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又构成永恒真实世界[1]。永恒主义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性质是不变的，其基本原理是永恒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以培养共同人性为目的。教育目的之一是发觉人性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致的[2]。第二，教育应该培养理智。理智方面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件好事，作为通向幸福的手段，它也是好事[3]。第三，存在永恒的真理和永恒学科，即古典名著和学科为基础的核心课程。
（二）以美国高等教育为例
首先，混乱是美国高等教育难以摆脱的主题――大学为谋取金钱而采取手段从而丧失精神、混乱的民主概念导致教育制度的混乱、对进步的错误看法则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理性，使各门学科逐渐脱离哲学的大系统，相互独立存在，大学结构松散崩溃。其次，教育目的在两种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大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真理还是为将来的工作生活作准备？这些混乱使得我们在挖掘到课程的实用价值之前，便觉得它毫无价值。
鉴于这些混乱的状况和问题，赫钦斯认为大学应该以真理追求为首要信念，主张在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及名著阅读计划。他明确指出普通教育课程应由西方名著以阅读、写作、思维和说话的艺术组成，再加上数学，它是人类推理过程的最佳范例[4]。赫钦斯于1929年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通识教育的改革。为了推行名著阅读计划，他还成立了西方名著编纂咨询委员会，历时7年陆续编纂了54卷《西方名著》丛书。继芝加哥大学改革之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也制定了类似的通识课程，永恒主义教育思想一度在美国教育界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永恒主义的现实遭遇
（一）科学至上实用为先的极端工具理性时代
尽管永恒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30―50年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随着后现代进程的推进，这群“激进的复古派”也难以抵挡科学实用主义与极端工具理性主义的洪流。面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成了唯一答案，并且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建立了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赫钦斯眼中的混乱和无序在如今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情况更严重，在科学霸权的统治下，人文价值和精神的缺失使人陷入精神的荒漠，滋生出更多的现代危机。
（二）对永恒主义的批判
在永恒主义产生发展时，就出现同时代的批判之音。芝加哥大学教师哈里・吉迪恩在《民主社会的高级学习》中针锋相对地提出经典名著课程充满经院哲学的味道，中世纪大学是神学导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是人文导向，而现代大学必须将其中心置于科学的方法[5]。布鲁贝克也批评：名著的选择在质和量都很难达成共识，不同的名著教学计划、差异及主观性使得很难达到理想的要求[6]。现代对永恒主义的评判集中于以下几点：其一，永恒主义者是以教育的永恒性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具有明显的阶级性[7];其二，其古典实在论的基础和形而上学的思辨使其具有一元论、绝对论的缺陷;其三，将名著作为教育的全部内容，不利于知识的系统性，无法包含人类发展的全部内容，忽略现代思想和科学进步也有失偏颇[8];最后，其思想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忽视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影响和改造。
（三）经典的式微
永恒主义者所宣传的永恒课程――经典名著不仅没有被很好地实施，相反在注重实用的今天，在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式微。经典名著淹没在流行小说、青春偶像、网络文化的大众文化潮流中，这些现象都说明人们的阅读呈现浅显化特点[9]。当今出现的浅阅读现象是指不需要思考的、图文的、跳跃式的阅读，并且更加注重追求阅读过程中的视觉和心理愉悦，它具有浅表性、视觉性、娱乐性的鲜明特点[10]。当今的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经典名著很显然不能变成走向社会战场的有力武器。另外，阅读经典名著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不能直接给学生带来分数的提高，在功利主义思想引导下的教育必然选择放弃经典。
三、永恒主义的现实改造
（一）永恒主义的新内涵
不能否认永恒主义的现代意义，否认名著阅读计划的进步作用。西方古典名著中包含所有知识领域最根本的哲学精神，同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巨大的精神财富，它不仅能给学生提供语言学习的环境，更在完善人格中有重要意义。
基于对传统永恒主义的批判，应该为永恒主义加入新内涵。我们需要明确现代科学与人文理性的关系。实验科学只能从方法层面帮助我们解决处理问题，而确定目的就需要由哲学和理性发挥作用。在这两股力量的交锋中，新永恒主义应该学会以人文精神引导带领科学工具，适当地放松对科学的绝对批判和永恒真理的绝对追求，抛弃体现永恒原则的人文学科的地位应该远置于科学之上的绝对化观点。新永恒主义并不反对科学，其反对的是盲目追求信息数据，完全依靠它代替人的思维和理性的阶段性进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剩下的东西”便是人的灵魂和理性对永恒原则的理解，对真善美的本能地追求。只有这些才能引导下一代寻找到一条在永恒的第一原则下最适应环境发展变化的正确道路。
因此，永恒主义具有的时代性的新内涵并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到古代，从一定意义上说，永恒主义不仅承认变化的事实，而且主张变化和改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需要变化，需要认识到激进的功利主义对教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基于我国教育现状的经典教育之路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模糊仍然是我们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经典教育不一定是唯一的最好选择，但绝对是必要的选择之一。我们在教育改革中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只能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加入些许永恒经典的因素，让教育在完全功利的监视下获得自己的真正价值，完成教育应该履行的文化使命。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何为经典。并非所有“古代的”都可以被拿来作为“经典的”加以学习，选择经典名著的眼光应该站在更新的高度。经典教育致力于使人超越世界之沉重而机敏一跃，找到尽管有体重但是仍然轻逸的秘密[11]，“沉重”意味着它毕竟经过了死人之手，陈旧而晦涩难懂，但仅仅“沉重”是不够的，学校在为学生选择名著的时候必须考虑“轻逸的秘密”，“轻逸”说明需要引导学生用新的方式把握旧的文本，而“秘密”则说明名著的时代意义――必须通过侦探一般缜密的搜寻才能获取的“古代”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当然，我们还要处理好“中外”的问题，我国的经典教育应该首先立足于中华传统，学生首先对我国经典拥有充分的认同和归属，在此之上，再吸取西方经典的精华，而面对古今中外的经典都应该持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共同态度。学校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主要角色，理应担当起选择经典的首任。学校需要制订相应的经典课程和名著阅读计划，为学生提供经典学习的方向指导，帮助学生选择正确合适的学习材料。此外，社会和家庭在经典教育的选择中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传媒，功利性社会取向使得社会传媒向着利益驱动，流行文化快餐在极大丰富了娱乐生活的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诱惑和误导。社会传媒既然代表社会的价值导向，就应该为社会选择合适且正确的经典材料，减少或避免学生误入歧途。
如何将选定的经典材料真正落实到教育中，如何让学生快乐而理性地接受这些经典名著，是新的难题。快乐说明学生是主动学习而非强制，理性说明对这些经典站在批判性的高度，兴趣作为最好的老师，必须贯穿经典教育的全过程，而批判的接收则是经典教育进步的唯一途径。现在很多教育模式一味强调古文语言的学习，枯燥重复的学习使得学生原有的微弱的兴趣也消失殆尽，经典教育应该着眼于隐含在经典名著中的思想深度、文化含量、审美张力与价值取向，其实施途径应该是阅读、体验、对话、阐释、评价和表现[12]。通过学生的自行阅读和体验，与名著进行对话，教师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加以阐释和评价，同时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体现了学生对经典名著的理解和再造。我们必须明确经典应该离学生更近，而不是把经典标榜得神圣不可侵犯而离学生更远。
参考文献：
[1]唐芬芬.永恒主义教育哲学与文化的普同论[J].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2，（04）.
[2][3][4]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1999：37-47.
[5]沈文钦.赫钦斯与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6，（04）.
[6]王丽娟，姜伟宏.赫钦斯的通识教育理念述评[J].当代教育科学，2009，（15）.
[7]李定仁.评永恒主义教育[J].外国教育动态，1985，（04）.
[8]洪明.赫钦斯教育思想述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8）.
[9]孙凌云.高校学生读者的浅阅读倾向及图书馆对策[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03）.
[10]吴燕，张彩霞.浅阅读的时代表征及文化阐释[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老妻有些不解，难道书比人还重要?她总是操劳饮食，同我对峙说：“天下无如吃饭好”。
吃饭与读书，两者其实并无矛盾，而且还有内在关联呢。
我说，“读书是精神的吃饭”，饭每天要吃，书也每天必读。
妻道，“吃饭是身体的读书”，两者都需要用心的。
老两口面面相觑，不觉会心一笑。这时，妻先开口：“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得细嚼慢咽。”我就接下去：“书要一页一页地读，须熟虑深思。”她的兴趣上来，又说：“荤素搭配，吃五谷饭，不可偏食。”我亦随机而应：“文理交叉，读百家书，应当博览。”无论是吃饭还是读书，其中的学问还真不少呢。我在与妻的对话中，还整理出以下几副联语：珍惜粮食，吃饭养身，只需七饱八满；敬重字纸，读书悟理，不可一知半解。吃饭吃出滋味，会吃都是营养；读书读出趣味，善读乃成修养。吃饭要防吃出病来，病从口入；读书要防读出痴来，痴由心生。吃遍天下饭，吃好饭，吃饭好，好吃饭；读尽人间书，读活书，读书活，活读书。
乱翻书
雷抒雁
若问起此生还有什么抱怨，有什么兴趣，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万卷”“万里”，只是言其无尽。这“读”与“行”，乐趣也专在“自由’二字。成名成学，治国平天下，已非我辈所能，早不在念中了。
两年前，终于熬到退休，心愿遂矣。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来中华书局新版二十四史。过去看书看报每有谈史的，一扫而过，现在偏要较较真查查史书。二十四史，有许多章段过去也读过，这回是“补读”，“查读”。
还要做的一件事，重读经典著作。包括国外的经典。上大学时读书，多是“仰读”，以为作家写的，必好；以为书上印的，必对。有了几十年人生经验、写作经历之后，再读经典作品，多是“俯读”，也能以挑剔的目光视之。偶尔，还能读出一些欠缺来。另外，更懂得了经典著作，何以为“经典”，拿自己的作品与之相较，知道缺了些什么。这叫“重读”，是“验读”，验证也。
所谓“自由”读书，即一切随心。读有趣的书，读有益的书，读有疑的书，读曾经想读未找到的书，读友人写出的书，读敌人的书。
“自由”的基本原则是可以拒读。读不懂的书，不读；味同嚼蜡的小说，不读；充满套话，了无新意的理论，不读；热炒高叫的书，不读；不对口味的书，不读。
也有不自由的阅读，如某书要开研讨会，常常强制自己读。这属于人情世故。但读归读，发言归发言，绝不为熟人或朋友读。
如此读书，难免书桌凌乱，各类书呈各种姿态。有读到几章，因故停读的，夹一纸条，伺机再读；有读了几页，又有另一书需翻，信手覆在那里的；也有正摊开桌上，觉得其中几句使人醒悟，需要随手摘出的……每有家人清扫房间，总叮咛其凡物皆可动，只书不能动，乱就乱着，我知其乱中之治。如别人胡乱收拾整齐了，其实，反倒是乱了我的思绪。
乱翻书，乐趣在以我为主，书为我使。有书做伴，随心所欲，保持一种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一如李白之看山：相看两不厌。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重典治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与他的寒门身世分不开的。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贫民之家，从放牛崽到“游方”和尚，从皇觉寺到入伍当兵，他亲眼目睹了贪官污吏的奸恶，对“蠹政鬻狱、大为民害”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所以建国后他决定严惩贪官污吏。第二、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上分析，元朝统治的灭亡、明朝的初建，一系列的困难摆在面前，政权统治根基不稳，社会经济严重调残、民生维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政局动荡，因此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乱世”，因此强调“吾治乱世，形不得不重”
“重典治国”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典的制定，二是重典惩贪，三是重典治吏。
重典的制定方面。1374年，朱元璋“亲自裁酌”，制定《大明律》；从1385年到1387年，朱元璋有亲自制定与《大明律》具有同等效力，甚至更高效力的《明大诰》，由《大诰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编组成，内容都是由重大案件、朱元璋的“训诫”和特别法令三部分组成，主要是针对朝廷上下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它罗列了凌迟、枭首、夷族罪、斩首等酷刑。此外还颁布了《臣戒录》、《醒贪简要录》、《申诫公侯铁榜》等一系列法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网，为重典治国提供了法律依据。
“重典惩贪”是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最重要方面，用国内学者的归纳为“重典治国、重典惩贪，严密法网、重绳群臣，严格执法、不避亲贵，各种措施，较为有利，考察监督、表彰清廉，随犯随杀、朝杀暮杀”，其中著名的案例有“郭桓贪污案”“朱亮祖受贿案”等。同时朱元璋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吏考课和监督制度，严格查处贪官污吏。“重典惩贪”对维护法纪的尊严和吏治的澄清有着重要的意义。
“重典治民”是对“重典治吏”的补充，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但在那种乱世之中，他深知农民阶级反抗的威力之大，因此也同样要“重典治民”，这主要体现在对私贩盐茶的商人，进行严厉的惩治，对封建文人加强文化思想的严格控制，对人民百姓的刑罚的残酷程度，都是历史上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