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成人教育；终身教育；整体性认知方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带来的是思想提升的需求。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学校教育系统的阶段性学习，在之后的工作与生活中也迫切需要学习；此外，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规模处于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仍有很多贫困的地区，报告提出我国要在2022年实现近4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民大多数是知识水平不高的成年人，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亟需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自己生存能力。这呼唤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首先在认知层面上，很多人把“成人教育”狭隘地等同于学历教育，甚至很多人对“成人教育”“终身教育”这些词汇都很陌生，何谈认知？其次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实践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研究来指引方向，但是在理论研究领域，学术界关于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研究也不成熟。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理论研究大多数都停留在评判当下研究现状的层面，批评较多，建议较少，缺乏真知灼见。为什么我国有关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论研究发展如此缓慢？如何突破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研究困境？在学习徐莉老师的《比较成人教育学》课程之后，笔者尝试通过听课获得的感悟和思考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研究缓慢的原因分析
理论研究的基础首先是概念的界定。我们要研究一个事物，首先要明确它是什么，即事物的概念，才能准确开展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概念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特征的概括和抽象。概念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如果起点错误，那么研究将会偏离正确轨道。因此，我们研究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首先要弄清楚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是什么。尽管关于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本质内涵的研究有很多，但至今还没形成相对统一的结论。目前对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概念的阐释较为模糊和片面，缺乏科学的定位和理论依据，并且两个概念的关系也模糊不清，许多人甚至将成人教育等同于终身教育。与此同时又衍生出许多其他的概念，如“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等，使大家认识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更加困难，进而导致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研究进展缓慢。
二、研究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概念的思路与方法
（一）整体性认知思路
整体性方法论由河北师范大学的徐莉教授提出，它是指研究问题时不能只聚焦于问题本身，而是要放到问题所属的大系统中去研究和分析。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单独存在和运作的，都是在一个系统中发展运行，并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在做研究时，不能只关注要研究的问题，而是要关注问题所属的大系统，将问题放到整个系统中去分析。同样，对于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本质内函研究，不能只注重其本身的问题，而应从整个大教育系统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照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整体本质，不能停留在浅表性问题上，而应发现核心问题，研究核心问题。抛弃全面而只研究局部是不正确的研究思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浪费大量的研究成本和资源。基于此，徐莉老师提出“要研究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概念，首先要摒弃仅在微观层面对单个概念的纠缠，采用宏观的整体系统的方法，将关注孤立的单个概念扩大到关注概念及语境及其所分布的关键概念集；其次要进行理论的整理，把属于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话语归还给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在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语境中来讨论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问题。”［1］
（二）整体性认知方法在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
概念界定中的具体运用探讨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首先要明确两个核心问题：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对象是谁？为了达到何种教育目的？许多学者将成人教育的对象限定为成年之后的人，即成人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延续与补充，却将那些未完成基础教育的未成年人排斥在门外。教育是否应该根据年龄段来划分？教育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社会发展与教育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去探寻答案。1．从社会发展形态看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原始社会是教育发展的最初期，原始社会的教育与生活紧密结合，教育的本来样式是与生活和人的生命相统一的，教育处在原始的终身教育状态，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这样的状态中。之后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与农业社会的形成，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由社会分工的不同产生的教育需求使得专门培养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应运而生，随之教育逐渐走向专业化，此时教育与人的生活生命相分离。后来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学校教育愈来愈高度体系化，从而形成沿用至今的教育系统，可以说今天的学校教育体系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学校教育的产生和不断体系化，教育从人类生活统一体中分离出来的程度也就越来越大。从教育的历史发展观来看，显然这种分离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和一个阶段，不能将此理解为教育的全部。它只是教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就整个教育而言，它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把学校教育当成教育的全部，是对教育的窄化和误读。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我们正由工业社会发展为共享社会，工业文明发展为绿色文明，社会的高度发达将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使人类拥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即未来我们将会走向闲暇社会，闲暇社会中的人们需要通过教育获得成长，并且也有充分的学习时间。“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2］所以，教育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让教育重新回归到人类生活当中，教育应该成为每个人拥有的权利。基于整体性的认知方法，徐莉老师提出“成人教育不应该通过年龄来界定，成人教育的唯一目的应该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而不是狭隘的生物意义的成人教育”［1］。这与目前普遍理解的成人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成人教育并不是现行的学历教育的补充，它是新的社会阶段的教育形态；它的范围更广，并不只局限于生物意义上的成年人，而是每一个人。同时它强调教育与人类生活的统一，让教育回归生活，是教育从原始时期的与社会生活完全融合，再度整体向更高级别的与社会生活完全融合迈进，因为教育终归还是要回归至其本来的样式，再度回到人类生活的统一体中是教育的根本性回归与质变。2．从教育自身看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教育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社会的演变势必会带来教育自身的发展演变。从原始社会的原始教育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学校教育，再到现在即将进入的共享社会，教育这个生命体将会再一次转型。在共享社会中，教育将不再成为一部分人的特权，而是成为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教育也不再根据年龄来区别划分，而是贯穿人的一生。而成人教育的出现意味着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许多历史资料都充分说明，为了生活、生产的需要，有目的、有组织的劳动技能教育活动一般是从成年人开始的，最早出版的教育专著《色诺芬百科全书》论述了生活在现今伊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如何对成年人实施教育培训活动的。这也符合生活逻辑，成人为了生活、生产的需要，自发地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活动是一种必需，而且培训青年人、教育子女也是成人生活中的必需部分。教育活动开始于成人教育的历史事实表明，新一代教育起始于成人教育具有合理性。那么以成人教育为起点的新一代教育系统的出现意味着学校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将要结束，标志着现代终身教育时代即将到来。现代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进一步表明一个完整的教育生命周期的完成，意味着教育再度向其本初的状态回归，而教育自身的这种回归现象，是教育与社会系统的高度整合。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结果无疑会产生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而学习型社会必然会成为人类教育的最高结构形式。［1］3．从当前社会文化背景看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教育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密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社会文化是形成教育系统的核心。共享社会与闲暇社会孕育出的是合作文化和学习文化，所以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核心内涵应该是形成合作文化与学习文化。如果将教育看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在这个全新的完整的生命体中，学习型社会是最高结构形式，它的核心构件是终身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是终身学习体系，终身学习携带和形塑着学习型社会的新文化———合作与学习文化。
一、再概念化的起源与阐释
（一）再概念化的起源
“再概念化”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威廉F.派纳（1975）的《课程理论化：再概念化论者》（curriculumtheorizing:Thereconceptualists）一书为标志。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课程发展（curriculumdevelopment）范式的鼎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课程理解(curriculumunderstanding)范式开始据有一席之地。威廉F.派纳（1984）指出课程学术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已从非理论、非历史、假实践的领域，“再概念化”为社会和经济因素、性别分析、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现象学、自传、后结构主义等凝聚而成的复杂范式。
威廉F.派纳（2002）认为再概念化的理想包括从后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等思想中找寻有益的理论架构和方法，对当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敏锐的察觉，拓展对教育经验的了解与获得，同时也要促进对课程本质的掌握。“再概念化”运动兼具人文与批判特质，既重视个体性、情境差异与历史脉络，同时也批判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个体施加的控制力量，对社会弱势造成压迫。总之，“再概念化”运动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政治学等方面来批判当时的学校教育，强调应该从个人意识的觉醒为出发点，进而引导教育改革，使学校成为人性化的生活世界。
（二）“再概念化”的阐释
再概念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不断重新定义”（constantredefinition）（Pinar，1979）。威廉F.派纳（1988）认为课程领域的再概念化成形之后，并未结束。因此，所有异于科学化的课程编制和行为实证的人文探究方式，所有尝试检讨人性物化与异化的结构性因素、人的自主意识如何受到控制、如何唤醒其意识觉醒及寻回人的主体性的做法都可称为“再概念化”。“再概念化”代表对生命意义和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理解，呈现出符号式的省思与批判，是一种对个体和社会表达关怀的内在语言表征。就再概念化“不断重新定义”的本质来看，再概念化并没有停止，对当代而言，任何引领课程领域变化的新观点、新思维，都属于再概念化的形式。
二、再概念化的形式演变
课程领域的再概念化将关注的焦点从课程发展转移到课程理解上，再概念化的核心就是理解。
（一）20世纪70年代的“再概念化”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纷纷提出对当时课程领域的不满，如：Schwab（1970）认为课程领域垂亡、Huebner（1976）认为课程领域已死，威廉F.派纳（1978）则认为课程领域静止不动。他们的观点与当时课程领域发展脉络有关。以威廉F.派纳（1975）对课程学者的分类为基础为例，威廉F.派纳认为，传统的泰勒原理虽具实用性，但过度以目标和结果为核心，注重科学管理流程的编制程序，流于技术理性和生产线形态；概念实证论则注重学科结构，以学科专家代替课程专家，同时，注重将量化变项的推论结果视为课程方案效果，忽略了人格、情意与价值问题。这是方法与目的之间的混淆，如同批判理论所质疑的技术与工具理性之宰制，人性将异化为失去自我的物性。
再概念化的课程学者反对行为主义、科学主义、去人性化的技术、压迫和异化的学校层级制度。因此，“再概念化”学者质疑行为目标、科层化、学科本位导向，以及量化、标准化的学习测量和评价，提倡学校教育的人性化与个体意识觉醒，并从人文角度的不同理论观点探讨过度的科学与效能对人性的危害。
“再概念化”是课程理解范式的开始，它对传统课程的质疑不仅来自课程领域本身的反省，还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有关，如人权运动、反越战、反文化等。这些都对支持行为主义式管理的导向产生挑战，使“人”的价值受到相当重视。另外，Maslow以人为本的心理学、Freud重视人的自由表达机会的心理学、马克思关注人的不平等处境的政治理论，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再概念化”运动彰显重视个人自由与批判环境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Pinaretal.,1995）。
（二）1995的“课程即文本”主张
威廉F.派纳等人（1995）提出“课程即文本”主张，扩大了20世纪70年代再概念化运动的理论范围。借助更多的艺术和人文科学理论等多学科的学术范畴来理解课程，借用Derida的“文本”一词，将课程用文本概念来取代。当以文本来指课程时，就已涵指了课程的多重意义与各种可能性，在这种假定下，诠释课程的观念是开放的，答案是多元的，在以意识为基础的语言对话中，超越了历史的限制和情境的抑迫。“课程即文本”概念乃以不同文本作为对话的来源，威廉F.派纳等人提出的文本有历史、政治、种族、性别、现象学、后结构/解构/后现代、自传/传记、美学、神学、制度、国际等文本。
政治文本涉及意识形态控制和符号、经济、阶级结构再制等方面；种族文本则从反种族歧视的教育立场出发，需要在每日的制度生活里对正义、自由和多样性产生承诺；性别文本则关注父权的封闭和总体化，并结合种族、阶级因素一起探讨；现象学文本关注的是个体经验，意欲回归不同情境脉络下的主体意识感知觉醒以及生命的经验意义；后结构/解构/后现代观点的课程理论，质疑传统课程理论或教育主张的非历史、非政治与结构性框架，以重视流动、随机、多元、变化、不确定性和流畅关系的概念来重新论述课程；自传/传记文本将生命经验的揭露和表达成为理所当然，透过建构自我的历程，个人主体性将清晰显现；美学文本重视教育实践的创造性、沟通和合作，美学概念所培植的是自由、想像和创意的氛围；神学文本重视人类心灵和灵魂，从神学基础来看课程，所投射的是对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关注；制度文本关注课程政策、课程设计与评价、学校改革等方面，甚至教师、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也是影响制度运作成效的要素；国际文本关注个人的生活情境与全球政治、文化、经济、生态息息相关，教育所考量的问题也应与国际情势接轨，才能符合真实的人类处境。
（三）2004年的“课程即复杂对话”意涵
早在1995年，威廉F.派纳就曾提到将课程视为“复杂对话”，将此作为课程领域的未来图像。2004年，威廉F.派纳深入解释了“课程即复杂对话”的意涵。当课程以“对话”概念来运用时，它代表的是符号概念，而非具体可见的制度、教科书或活动方案，因此，发生在社会环境中，凡与教育领域有关的问题、影响学生的事件，或涉及学校教育的学术理论都可成为对话思辨及论述的内涵。
威廉F.派纳等人（1995）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再概念化运动，即是将课程领域本身视为对话，致力理解课程的做法。由于Pinar（2004）不满教育场域的学术专制主义，故而提出“课程即复杂对话”，他主张复杂对话需真诚、开放地进行，参与者的观点才能充分表达，意识形态的干预才能尽量悬置，复杂对话才能发挥效果。威廉F.派纳提出复杂对话的动机着眼于对内塑造自主、心灵自由的个体，对外促进民主社会的构建。因此，对话的进行是开放、民主的。威廉F.派纳（2004）指出，“课程对话的参与者，包含了支持和探讨所有未知世界可能性的人，这些对话包含了生命、历史、政治、大众文化，以及官方的、制度化的知识”。以此而论，课程对话的参与者包含生命情境、历史时刻中与个体、学校、社会、国家、世界交织的任何个体，这亦是对话是“复杂”的部分原因。
上述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4年间的再概念化形式演变，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其基于人文立场的课程概念并未改变，只是即时添加一些新的社会理论，以及扩大讨论的范畴与空间，就如威廉F.派纳等人（1995）所言，学校课程目标乃是唤回自己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帮助我们思考，运用我们的智力、敏锐度和勇气，对国家培养作为建立民主社会的公民，对个体则是培养对他人能坚持承诺的个体，此时，课程不再是一样物品、不仅是一种过程；课程是动词，是社会实践，既是个人意义所在，也是一种公共希望。
三、对新课程改革的省思
（一）课程改革应落实复杂对话的决心与机制
课程改革本身即是政治文本的呈现，其中政府权力运作、决策中的权力干预、各种利益团体的介入与利益再分配、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对于改革方向与结果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改革是一件牵连甚广的复杂工程，学生、家长、教师、社会与国家发展均包含在里面，加上课程改革理论逻辑与实践的悖理现象，如解构多元与规范控制共存，教学多元与绩效考评一元并立，都会使改革失序，条理不明，因此，“复杂对话”理念在课程改革的决策机制中更应落实，开放对话参与的层次，尊重不同声音，使课程改革不仅是政府事务或决策者的意识投射，而且是一项公共道德事业。
（二）正视教师认同在改革中的重要性
从再概念化的源起来看，学校绩效主义是大受批判的，派纳（2004）认为学校经常沦为政治或经济的附庸，往绩效靠拢，因此，派纳希望教师要回归专业，不要成为照章行事的技术者，教师要成为重建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派纳（2003）认为教师的重大责任是塑造孩子生活于社会，而不是臣服于社会。
至于教师如何突破外在社会的控制，派纳（2003）认为首先要探讨认同问题，要探讨认同，需先探讨自我。认同研究能使我们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政治与内在的身体、心灵、每日言行的关系，随着认同对象来塑造自我。当我们愈清楚此种控制关系时，我们愈能抗拒社会趋势和政治方向，此时，我们将重建自己。按照派纳的意思，要突破学校改革陷于工厂化、公司化的自我迷失现象，需要依赖教师，在分数与结果的窄缝中，从教师认同改变的突破开始，带领学生认识自己、认知自己与他人、世界的关系，激发创意、直觉、尊重与美学感受，以期待建构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
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的认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是先进的、科学的，改革的目标是诱人的。教师认同与改革的方向应是一致的，若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不是教师认同尚未建立，就是改革方向不受认同。因此，在教师是专业者的前提下，正视教师在抗拒或支持改革上的重要性是必要的。
教育政策的制定、实践与效益评估等，所涉及的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因素、主客观因素、意义协商、权力协商及利益分配等，都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套用美国学者Apple的思维，谁是课程改革的获益者？如何获益？谁是牺牲者？牺牲的原因为何？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省思的问题。
关键词：幼儿体育；幼儿体育游戏；幼儿体育活动；儿童体育；青少年（儿）体育；学前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章号：1009-783X（2017）01-0026-05文献标志码：A
1问题的提出
幼儿体育是一个特定人群概念，与小学体育、中学体育、大学体育、青年体育、老年体育呈现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体育规律和特点。提高人口素质，关注幼儿健康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当前，幼儿体育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多学科、多国家互通有无、共同攻关的实效性阶段。例如，加拿大幼儿体育指南就是在借鉴美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而澳大利亚的体育活动报告卡制度又是在模拟加拿大相关制度上建立起来的。2005年创办的亚洲幼儿体育学会成为亚洲各国进行幼儿体育学术交流的平台。多渠道的交流促进了幼儿体育事业的繁荣，但不同学术成果存在研究内涵和外延的不对等。“幼儿体育”“幼儿体力活动”“幼儿体育活动”“幼儿体育游戏”“学前体育”“儿童体育”“婴幼儿体育”“青少年体育”等多个概念的使用，使得理论界之间、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对话难以产生问题的共识阈。本文作者发表的《幼儿体育学：一门正在形成中的新兴学科》曾引起了学者们的共鸣，学者们纷纷表示，幼儿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现在到了厘清研究对象的时候了；因此，本研究试图对有关幼儿体育的多个概念做一理论上的梳理和辨析，抛砖引玉，以引起幼儿体育领域的讨论。
2幼儿体育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即其含义和适用范围。我们所探讨的幼儿体育及其相关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同时它们的语义和属性又有一定的重合和交叉，因此，在学科研究中便容易产生混淆。
2.1幼儿体育与幼儿体育游戏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不同部委先后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促进幼儿的健康快乐成长，这些法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证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并以“体”为先。这一思想在199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首次完整地表述，在幼儿体育政策和理论实践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所有的政策文本中，与幼儿身体活动相关，出现最多的词汇并不是“体育”2字，而是“游戏”2字。二者在学理上的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体育”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体育”的定义是：“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项运动来实现。”“游戏”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游戏”这样定义：“游戏是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项目的体育活动如康乐球也叫游戏。”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游戏与体育的区别在于二者在竞争性、娱乐性和教育性3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幼儿游戏贯穿了幼儿的整个成长期，因此，可以这样说，幼儿游戏是幼儿体育活动的组织方式之一。当前，在体育学理界和幼儿教育界存在问题研究的不对等性，体育学理界将幼儿通过户内或者户外的身体活动达到教育目标的过程称为幼儿体育，它包括跑、跳、攀、爬、钻等身体锻炼活动。学前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则将幼儿参与的所有体力游戏和智力游戏统称为幼儿游戏，甚至在学前教育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并不认同“幼儿体育”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幼儿参与的全部为“幼儿游戏”或“幼儿游戏活动”；因此，便造成了体育学理界和幼儿教育界对幼儿体育认识的不一致、不统一，难以在同一维度探讨问题。
为更好地区分“幼儿体育”“幼儿游戏”和“幼儿体育游戏”，有学者试图从“游戏”中剥离出“体育游戏”，指出“体育游戏是熔体力开发和智力开发于一体，有鲜明教育学意义的现代游戏方法，体育游戏既不是组织松散的一般性游戏，也不是控制严格的一般体育教学和训练，而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进行体育教育的专门手段，以体力性活动结合智力活动，有浓重娱乐气息的身体联系和思维练习方法”。从以上体育游戏的概念可以看出，体育游戏并不等同于体育，幼儿体育游戏也并不等同于幼儿体育。幼儿体育游戏仅是幼儿体育的手段或形式之一，它们侧重于竞争性、娱乐性和教育性，是幼儿通过走、跑、跳、投、钻、爬、攀登、平衡等身体基本动作，有规则、有结果、有角色、有情节、有竞赛性质，调动感知觉和运动器官，促进身体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幼儿体育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幼儿体育游戏，二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种属关系，也即真包含关系、上属关系等，是指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重合的关系。其中：外延大的概念叫属概念，或上位概念；外延小的概念叫种概念，或下位概念。幼儿体育与幼儿体育游戏之间的种属关系如图1所示。
关于幼儿体育游戏，在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术语为“幼儿运动游戏”。台湾地区于2004年开始推动幼稚园运动游戏方案，并成立了推动幼稚园运动游戏方案委员会，幼儿运动游戏方案成为体育政策的策略之一。这也进一步说明，幼儿体育游戏（运动游戏）和幼儿体育之间是种属概念。需要强调的是，台湾地区“运动游戏”相比于大陆“体育游戏”更强调“以游戏的形式组织活动，弱化活动的竞争性，强调游戏的参与性”。
当前，幼儿体育游戏是幼儿体育研究最为活跃的论题。例如：首都体育学院王凯珍对3～6岁家庭幼儿体育游戏的内容、活动时间、游戏环境等做了详尽调研和理论探讨；辽宁师范大学全海英从幼儿体育游戏的组织开展、体育游戏的创编入手进行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的张烨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了隔代抚养幼儿和非隔代抚养幼儿在体育游戏参与行为方面的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们做了大量有关幼儿体育游戏的研究。台湾国立体育学院杨宗文从制度角度探讨幼儿体育游戏开展的价值和政策理论；台湾长庚科技大学黄静惟以台湾地区3195所幼稚园为研究对象，调查幼儿运动游戏课程的实施情况，研究指出，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实施运动游戏课程的幼儿园比例开始由2002年的78%提升至85.88%。在日本，研究者们创编出大量的幼儿体育游戏活动，并就幼儿体育游戏用具做了探索性研究和市场开发。
2.2幼儿体育与幼儿体力活动、幼儿体育活动
幼儿体育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目前，在国内有幼儿体育、儿童体育、幼儿体育活动、幼儿运动等不同提法。那么英语语系国家如何表述这一概念？加拿大学术界用“PhysicalActivity"表述这一概念，学者大多将其译为“幼儿体力活动”。根据加拿大运动生理学协会（CSEP）颁布的加拿大幼儿体力活动指南（CanadianPhysicalActivityGuidelinesfortheEarlyYears/Children），婴幼儿（出生～1岁）每天应进行几次地面互动游戏。学步儿（1～2岁）和学龄前儿童（3～4岁）每天至少应该有180min不同度身体活动时间，以促进个体的运动技能，年龄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时间应该至少达到60min。
美国同样用"PhysicalActivity"表述幼儿体力活动，这一表达见诸于多个政策性文本，例如《美国促进儿童和青少年体育运动综合性指导》（ThePhysicalActivityGuidelinesforChil-drenandAdolescents）指出儿童和青少年每天应该参加60min或更多时间的体力活动。体育活动可以促进幼儿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强健幼儿的骨骼和肌肉，降低他们未来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减少心理焦虑和压力，同时对幼儿和青少年注意力、记忆力、课堂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澳大利亚模拟加拿大于2005年开始实施“体育活动报告卡制度（ThePhysicalActivityReportCard）”，目的就在于增加本国青少儿体育活动的参与，鼓励澳大利亚人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减少就坐行为。在这一制度中，澳大利亚官方同样采用“PhysicalActivity”表述。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使用的“幼儿体力活动”概念相比于我国“幼儿体育”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大差别。“幼儿体力活动”指幼儿在个体、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建筑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的身体活动。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幼儿体育。
与此同时，在国内，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庄弼在比较了多个概念之后提出，“幼儿体育活动”是较好描述幼儿体育目标和内容的概念，他认为“幼儿体育活动是指对幼儿（3～6岁）进行身体基本活动能力培育及发展的过程”，幼儿体育活动这一概念较“幼儿体育”更少的竞技性，强调了幼儿体育的活动性和游戏性体验。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张莹也多次通过幼儿动作发展研究幼儿体育活动的内容和设计。
从发达国家幼儿体育政策文本表述及我国学者的概念界定和研究实践可以发现：“幼儿体力活动”之一概念强调幼儿身体活动的多维影响因素和全面的身体活动水平和活动能力；“幼儿体育活动”这一概念侧重于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容和活动过程，关注幼儿体育活动与组织，这是对幼儿体育概念的工具性认识。
2.3幼儿体育与儿童体育、青少年（儿）体育、学前体育
幼儿体育研究者将研究对象限定于儿童的幼儿阶段。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指出“幼儿”就是指从3岁到6、7岁的儿童。这一时期是儿童进入幼儿园的时期，所以又叫幼儿期。又因为这是儿童正式进入学校以前的时期，所以又称学前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这类人群的年龄划分不尽相同，因此，相应的研究对象表达术语也各有不同（见表1）。
综览我国幼儿体育研究与实践成果，出现了幼儿体育、婴幼儿体育、学前体育、幼儿园体育、儿童体育等多种年龄阶段有交叉，但又有根本性区别的研究术语。
2.3.1儿童体育
“儿童体育”这一概念经常会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儿童体育究竟指哪一个阶段的体育取决于对“儿童”这一概念的认识。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少于18岁”。美国《1997年儿童法案》同样将“儿童”定义为“低于18岁的人”。根据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根据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的观点，儿童包括乳儿期/哺乳期（0～1岁），婴儿期/托儿期（1～3岁），学龄前期/幼儿园时期（3～6、7岁），学龄初期/小学时期（6、7～11、12岁），少年期/学龄中期（初中时期）（11、12～14、15岁），青年初期/学龄晚期（高中时期）（14、15～17、18岁）。从以上对儿童年龄的界定，可以看出，儿童体育是一个属概念，它涵盖了青年期以前的未成年期，年龄跨度大，适用于对特定人群和特定事项的研究，特定人群如“留守儿童体育”“残疾儿童体育”“民间儿童体育”等，特定事项如“儿童体育培训”“儿童体育主题公园”“儿童体育保健”等。
2.3.2青少儿体育（青少年体育）
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青少年体育组织和活动、青少年运动员培养成为大众体育研究的关键词。有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体育涵盖了幼儿体育，部分政府管理部门也同样将幼儿体育管理纳入到青少司（处）政府管理范畴，那么，幼儿是否包含在青少年中？一般认为，青少年指满13周岁但不满20周岁的人群，也就是少年与青年相重合的阶段，处于儿童时期之后，成人之前。在体育领域，按照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要求，参赛选手年龄限制定为14～18周岁。若从以上2个划分维度来看，幼儿不属于青少年之列；但在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而又要保证幼儿体育有效开展及幼小体育顺畅衔接和管理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将“青少年体育”延展更名为“青少儿体育”，便于理论研究、实践开展和管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