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赏菊诵诗词
江西省景德镇市景航学校初二班（333039）叶胜男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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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采桑子.重阳》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菊花盛开，窗前篱下，片片金黄，时逢佳节，共赏秋菊，吟咏诗词，真是别有情味。
重九日正值仲秋，金风送爽，菊蕊飘香。就像人们把艾、菖蒲和端午联系一样，菊花也和重九密不可分，所以重九也称作“菊节”、“菊花节”，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是无菊非重阳了。
“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写过咏菊诗：“芳菊开林间，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心，卓为霜下杰。”又如《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诗人对菊花所作的较早的赞赏。
唐代赏菊风盛，咏菊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王绩“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崔善为“霜叶疑涵玉，风花似散金”；皇甫冉“不见白衣送酒来，但令黄菊花自开”；王勃的《九日》：“九日重阳节，门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范成大“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等。九九重阳，门门菊花，可谓独占重阳。孟浩然咏菊更见其悠闲自在：“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中唐诗人元稹的赏菊诗却别有新意，与众不同：“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由于此诗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当作者的好友白居易读到之后，即写下了：“赐酒盈杯谁共持，宫花满把独相思。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咏菊诗。”
晚唐才子李商隐大有怜香惜菊之意：“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郑谷则写出独具风韵的一道咏《菊》诗：“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诗中首句即告诫王孙公子莫把菊与蓬蒿相提并论，直截了当，有高屋建瓴之势，并透露出对王孙的鄙夷。诗篇把菊花人格化，突出它的高尚气节。通篇不着一菊字，却句句有菊，清香四溢，爽人心脾。
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更是对菊花爱赞有加：“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飒飒西风满院裁，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到了宋代，重阳节完全堪称菊花节、赏菊节。赏菊风盛，吟咏必多，可谓数不胜数，俯拾皆是。佳作有如宋•史铸《咏翻集句》：“东篱黄菊为谁香，不学群葩附艳阳。直待索秋霜色裹，自甘孤处作孤芳。”女才子李清照填的词《醉花阴》，更是刊称一绝：“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元代以后人们依然重视重阳赏菊。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有一首咏重九的《风入松.九日》：“琅琅新雨洗湖天，小景六桥边。西风泼眼山如画，有黄花休恨无钱，细看茱萸一笑，诗翁建似常年。”在作者看来，重阳之日，只要有黄花，即可赏心悦目，实为一大快事，不要叹恨无钱。
明代开国文臣高启诗作《晚香轩》：“不畏风霜向晚秋，独开众卉已凋时。地荒老圃苔三径，节过重阳雨一篱。秋色苍茫人欲醉，寒香冷落蝶先知。山翁独念同衰晚，坐对幽轩每赋诗。”才子文征明留有咏菊诗：“菊裳茬苒紫罗衷，秋日融融小院东。零落万红炎是尽，独垂舞袖向西风。”
历久弥新，菊文化已深深扎根于文人才子的生活中。而花市赛菊、插菊花枝、挂菊花灯、饮菊花酒等重阳习俗，也一直延续到明清。清朝乾隆皇帝游开封禹王台赏菊时就流下“枫叶梧青落，霜花菊白堆”的佳句。古城开封等地，早已形成“家家菊尽黄，梁园独如霜”、“菊山花海彩云飞，古城巨韵动九州”的热闹局面。
近现代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们，也爱菊如斯。臧克家《菊畔香》云：“北国风光,无风无雨过重阳。不去西山相红叶,来对丛黄。人倚疏篱,华傍宫墙,邑英红幛,门楼仰天望。
借芬芳,只独赏,念天涯分飞雁行。不须持鳌把酒,默诵佳句分外香。人影瘦,精神畅,昂首向东天一方。”沈钧儒有赏菊诗：“一丛寒菊比琼华，,掩映晴窗动绿纱。乍觉微香生暖室，真拟奇艳出谁家。”陈毅的《秋菊》诗更是老少能言：“秋菊能傲霜,风霜恶重重。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朱德爱菊，也曾赏菊抒心怀：“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且聆和平共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董必武则赏菊养生诵太平：“名种菊逾百，花开丽且妍。秋容圃外淡，春意眼前旋。造化功谁与？勤劳智自专。赏心邀客共，歌咏乐延年。”
关键词：自然精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宋代诗风的形成，经历了学习和超越唐诗的过程。欧阳修正处于宋代诗歌风貌成型的前期，他在“唐音”向“宋调”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先驱作用。欧阳修是古文家，同时又有高深的学问，作诗似乎就自然而然地“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P83）这受了韩愈诗新运动的启发，但他进行北宋诗新运动时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把古文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诗歌领域，广采众家之长，提倡自然精工的风格，于平易流畅之中又极富情韵幽折的含蓄之美；于议论中饱含深邃的情理性；以散文的句法入诗，在以文为诗中寄寓浓烈的感情；以才学为诗，彰显其赡博才情。宋人及后人大多数从他自然精工的风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角度着手，评价其对宋诗具有开拓性的诗史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宋诗朝平易冲淡、重视理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等特点发展。郭绍虞认为“宋诗之变，始于欧阳修”[2]（P31），可谓的评。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
一、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互融
宋初诗歌沿晚唐五代之习，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欧阳修继承韩愈的诗新运动，始以平易疏畅之辞、劲健真挚之意，矫西昆浮艳雕饰、情辞相背的倾向，呈现出自然精工的审美风格。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3]（P146）叶梦得认为欧公作诗一反西昆体雕润密丽、情辞相背的陋习，专注诗歌的气韵和风格，故欧诗具有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特征。虽用意精深、诗律精工，但是却表现出不露斧凿之痕的平易疏畅之风，在平直中又不乏见其清新巧丽、思深意高。但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论其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认为其轻快疏畅而缺乏含蓄蕴藉，往往缺少诗味余韵。欧公却认为诗文意含蓄但要着意余味。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3]（P210）可见欧诗虽然平直古淡、平易疏畅，看起来不见佳处，但是深入研读却能感受到其精心安排和深厚的情感蕴藉。试看于平直中不乏清新巧丽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4]（P427）
此诗乃景v四年（1037）春欧阳修贬谪夷陵时的赠答友人诗。题目冠以“戏”字，是声明此篇不过是游戏之作，其实正是他受贬后政治上失意的掩饰之辞。诗题中“戏”字诙谐幽默，但是却是蕴藉深厚独具匠心。诗作起句不凡，下面又环环相扣。首句用“疑”字领起发问造成二月山花未开的原因。语言浅切自然，不见妙处，但是诗人用设问自问自答让人眼前一亮，引起读者的惊异之情，故方回评论此句为“未见奇妙，若可惊异”[5]（P199）。随后诗人用白描叙写残雪久压枝条上的橘子却耐寒不凋，响雷惊动竹笋破土而出抽发嫩芽。此处暗指诗人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却像冬橘和笋芽一样意志坚定，生命力顽强。“夜闻归雁”二句，诗人在大雁归来、病魔缠身中产生了客子迁谪山乡的思乡之悲。尾联则是全诗的升华语，诗人自解早年作客洛阳，熟稔洛阳牡丹。宽慰自己虽然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全不在意，结句极见胸次之旷达。故陈衍在《宋诗精华录》说：“结韵用高一层意。”，表现出诗人谪居山乡的自解宽慰之意。
此诗以浅切自然语言写景述怀，浅近而深远。全诗构思精巧，写得很有讲究。诗句结构关系衔接紧密，意脉完足，圆润流畅。故方回《瀛奎律髓》说：“以后句句有味。”[5]（P199）唐人律诗常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崇尚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句脉，审美体验的日常化、平常化，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也是欧阳修把唐诗风味转向宋诗格调的“学唐为宋”的典范。欧阳修与文人连环酬唱，它将诗歌题材引向咏物娱乐，引向通俗化、生活化，引向表现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人格，最终成为宋调鲜明特色。
二、以文为诗的散文化
冠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继承了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他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大量运用到诗歌中来。方东树所云“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如此，则小才亦有把鼻涂辙可寻”[7]（P275）这一方面是受了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西昆体过于雕琢华丽的诗风。在欧阳修的倡导和影响下，宋诗出现了散文化的革新特征。从诗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散文句式写到诗里来，诗人可以更自由地挥写，更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得不好，可能会损害诗歌的声律之美；但运用适当，兼顾韵律，却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钱钟书说欧阳修“一方面想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9]（P39）。欧阳修的一些长篇歌行冲破了形式格律的束缚，使用散文句式，如和王安石《明妃曲》作组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中的第一首：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
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
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4]（P1589）
开头二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破空而来，欧公改变诗歌沿袭已久二二三的节拍和句脉，以二三二开头，并用七言和四言混用，是典型的散文句法。用“以”和“为”的虚词使句意表达平易流畅。诗人用散文笔法，平铺直叙胡人骑马射猎的生活状况。诗句接着用质问的口吻发问是谁把“面如玉”的昭君远嫁胡人，昭君在远嫁途中竟然不能遇见故人，只能独自在马上自弹相思盼归之曲。足见明妃远嫁胡人颠沛流离的流落之苦。“玉颜”句以下平铺直叙述说人是由汉入胡，乐曲则又由胡来汉。由胡地叙述起，由汉地叙终，如此往复叙述，突出胡汉之异。句式中的二二三、二一二二节拍交错并行，运用“却”“已”转折连词来叙述昭君和亲远嫁之悲。诗中使用散文化的句式和虚词，不仅有利于诗人“意”的直陈，而且给诗歌带来更多的韵律节奏变化。诗人把统治者无能以和亲求苟安的悲剧寓于从容委婉的叙述，平易晓畅的语言和清晰自然的层次转接之中，反衬出对历史悲剧的深沉感喟。
宋诗的新变，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诗体向散文的位移。宋人针对“以文为诗”的争议与分歧往往以欧诗为评价对象。如《隐居诗话》曰：“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3]（P210）陈善亦曰：“（欧）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而诗格遂极于高古。”[8]（P10）钱钟书亦对欧阳修散文化不甚成功的诗指出批评：“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9]（P39）《雪浪斋日记》以为欧公诗“只欲平易”“未尽妙”[3]（P208）胡仔却肯定欧公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3]（P168）
三、以议论为诗的情理性
被学界公认的宋诗特点：“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是宋诗最基本的特色，也是欧阳修诗作中最常见的特点。叶梦得一方面在赞扬欧诗平易疏畅之风时，另一方面也否定其以议论为诗中随意发露、无所节制的特点。评价其诗“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锏光蓿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3]（P146）由于欧公在诗律用意方面精工深刻，但其诗却囿于不伦而不加删改，发露幽情一泻而下而失于全盘发露，他以议论为诗的倾向也已露宋诗之态。叶梦得认为欧阳修的此论并非单纯的议论，而是抑扬曲折、切中时弊又蕴含着浓烈的感情。如欧阳修作于嘉v四年的政治抒情诗《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4]（P1598）
唐代崇徽公主在大历四年远嫁回纥时，途经灵石，以手掌托石壁，遂留下手迹，后世称为手痕碑。碑上刻下唐人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诗。韩绛依韵唱和之作不存，欧诗即和韩绛之作。颈联“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是以议论为诗，而且被朱熹高扬为一等高论。朱熹《朱子语类》云：“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尝有诗云：‘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6]（P334）诗人悲伤唐崇徽公主和亲远嫁的不幸身世，愤慨这既是红颜薄命的不幸，更是朝廷当权者软弱无能的悲哀。诗人借古讽今，对赵宋王朝以和亲求苟安的屈辱外交极为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只能以激愤的议论婉转讽刺当朝统治者。诗中情与思、理与趣完美结合，感情跌宕而意境浑成，哲理机趣中显现绵密诗思。
在欧阳修以议论为诗的作品中，有一些以诗论诗的作品也将情思与理性结合，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盘车图》等，对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论。以诗论诗始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宋代开此风气的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欧公云：“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3]（P267）这些评论精炼准确，情理结合。欧阳修在宋初诗人跳不出晚唐圈子的时候，首先发现并大力肯定苏、梅诗风新貌，而感叹时人对他们还不理解。欧阳修表现出既赏苏之豪健雄放，又爱梅之平淡深远，这就表现出欧阳修对苏梅异样之美的赏析能力。
四、以才学为诗的创新性
欧阳修的诗歌不专主一家兼取众长，从学韩愈李白到渐渐法杜，学韩李宗杜子既有韩李似的雄健豪放，又有杜甫似的沉郁感慨。他的早期诗歌受西昆体影响呈现绵丽温婉的风格，后来力黔西昆体之弊，提倡流畅洒脱、情韵曲折的诗风。欧阳修作诗追求格调高而命意深，以赡博的学问和高明的见识去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浅薄和卑俗。因此欧诗呈现温润藻丽的风格特征。《陈辅之诗话》云：“楚老云：‘欧诗如玉烛。’叶致远曰：‘得非四时皆是和气，满幅俱同流水乎？’”[6]（P70）王安石、叶致远道出了欧诗平易流畅、温润秀洁的审美特征。蔡绦《蔡百衲诗评》也评道：“欧阳公诗温丽沉稳，自是学者所宗。”可见当时欧诗温润藻丽、精工沉稳的诗风备受时人追捧。自他以后，以见识和学问标榜成为一代风气，卑俗的诗格成为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忌，宋诗的书卷气便越来越浓郁。加上宋代礼遇文人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使得很多博学之士的作品中出现了以才学为诗、风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种种现象。宋人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用典方面。文士们在作品中用典，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更丰富地体会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欧阳修的以才学为诗并不是故意炫博、用意深曲，而是敏思才情和幽微深邃情感的直接显露。他有时通过“已故为新”的手段巧妙地表达反常人的“胸臆语”。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5]（P900）
《别滁》首句写景，点明送行时间。本应是花开浓艳、春光灿烂的“花浓光烂”的正常语序，但作者却把“花浓光烂”倒装成“花光浓烂”，这不是作者在卖弄技巧，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花和光既浓又烂，突出山花烂漫、春光融融的乐景。这里重在突显送别时的乐景来照应后文流露出离别的伤感之情。次句叙写滁州民众在花前酌酒为这位贤德太守举杯践行的场景，表达滁州吏民对欧阳太守的款款深情。作者虽处逆境贬谪之中，但是生性旷达，自得其乐。在滁州饮酒作乐倘徉山水之间，不知不觉在与民同乐中度过了两年多的任期。突然要调任前往扬州，因此发出了“莫教弦管作离声”的安慰语。钱钟书说：“这两句可以说是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里：‘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等等的翻案。”[10]（P45）欧诗后两句似从以上诸诗化出，但反用其意，是以才学为诗的实绩。可见诗人饱读前人之诗汲取古人语言资源，然后妙手生新后化为己出。
欧阳修认为作诗力求达到“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六一诗话》）的境界，认为好诗要“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宋诗生新之风，被叶燮认为“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原诗》）。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是把宋诗推向“学唐为宋”平台的典范。
注释：
[1]张鸣：《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欧阳修：《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7]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莫言则推荐自己的诗：“大才生在平安庄，从小吃草与秕糠。忽然一日吃鸡蛋，犹如打开一扇窗”和“装神胜过装洋蒜，弄鬼强似玩深沉。问我从师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近日，我们几位诗联爱好者（有文史哲教师，也有数理化教师）不揣冒昧，对莫言诗品头论脚，重点谈他使用地名入律联的问题：
“高密”这个地名要写入诗句，原本不难，但莫言这样的“诗人”，遇到它，就难以对付，造出“天下因我知高密”（平仄平仄平平仄）这种歪句，让入声字“密”混进平声字押韵，那还能平仄协调呢？
“大才生在平安庄”，尾字三连平。
“淄川爷爷蒲松龄”一连串平声，如同高山滚鼓，快手敲门……
笔者由此想到母校校友会派的任务，要给课外诗联学习小组第九次辅导课提供资料，何不以如何用地名入律联为题，谈谈协调平仄的手段？
一、区分平仄
1925年4月，闻一多在美国致梁实秋的信中，有《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鴂舌总堪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他认为“律诗底体格是最艺术的体格。他（它）的体积虽极窄小，却有许多的美质拥挤在内。这些美质多半是属于中国式的”。“杜工部有一句经验语很值得我们揣摩的，‘老去（晚节）渐于诗律细’”。
唐宋先贤们因为熟谙诗律，自有办法协调平仄。只要放在合适的句式中，地名是不会影响平仄安排的。比如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
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
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
颔联“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巧用地名。此诗用同韵字“萧、瓢、条、遥、樵”，首先确定用“中条”（平平），取其落脚在平声字，故不用另名“雷首”（平仄），避免平仄混押。如用“华山”（平仄），就无法避开平声字；换用另名“太华”（仄仄），与“中条”同处句末，就能构成的对。再读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王嗣奭评曰：“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浦起龙赞其：“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这首杜诗是标准的“仄起首句不入韵”句式组合的七律，平仄安排如标注字样所示，可见其协调合律。其有意安排地名“洛阳”在尾联对句，除了顺从文意，还要保证通篇押韵字“裳、狂、乡、阳”都是平声字。
二、选择词语
因首句平仄安排决定，有时必须选择词语以免失律。例如：杜甫身在剑南，诗中却不用“剑南”而用“剑外”，不用“河北”而用“蓟北”，就为避开“南”和“河”这两个平声字。同理，“西川”是平声，也不能用。
“即从”二句：写还乡所采取的路线。峡险而狭，故曰穿；出峡水顺而易，故曰下；由襄阳往，又要换陆路，故用向字。
“巴峡”、“巫峡”皆为“平仄”，次序可以不考虑，但杜时在梓州，下江须经嘉陵江之巴峡（《太平御览》引《三巴记》云：“阎、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非谓长江三峡巫峡东之巴峡也。“襄阳”、“洛阳”次序亦然，但更能使处于第六字位置的“洛”合乎须用仄声字的要求。
杜老自认“晚节渐于诗律细”，于此也见其有意迭用地名某字，故而选择“巴峡、巫峡”和“襄阳、洛阳”这两组迭字词语，以增加同韵字音韵回旋所体现的语言音乐美。
三、调整词序
杜诗有“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置“万里桥”于句末，无伤诗律。但“万里桥”和“百花潭”两个地名都是落脚在平声，照律句规则，不好分置于上下联句末，直接配对。然而大诗人总会有妙法处理妥当的。请看杜甫《狂夫》的手法：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因为律句“平平仄仄仄平平”类型的首字和第三字可平可仄，此处用“桥”和“潭”，都不违背规则，这就保证平仄协调。
同样，成都杜甫草堂有杜诗摘句石刻楹联（详下），是杜甫《怀锦水居止两首》之二中的首联。原诗为：“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惜哉形胜地，白首一茫茫。”《杜臆》论道：“‘万里桥’六句，则草堂记也。”杜句将草堂位置所在、风光特点、形胜之由写得清清楚楚。尾联更是主旨所在。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
“桥、潭”都是平声，但因第三字可平可仄，而无损诗律。
四、变换句式
“洞庭”与“岳阳”都是“仄平”，不能构成对仗。但如果利用特殊句式安排，就可以组合入一联。例如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仄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庭”处于特殊句式第四字位置，纵然与下联同位置的“阳”皆为平声，依然合乎声律。
许多中学生都熟读文天祥留下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零丁洋（伶仃洋）”与“惶恐滩”这俩地名非用不可，因为文天祥在江西空阬兵败，经惶恐滩退往福建，于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被元军所俘，囚于珠江口伶仃洋的战船中。“惶恐”和“零丁”两个词巧妙地运用了两个带有感彩的词语，抒发了诗人的惶恐不安和孤苦伶仃。但“零丁洋”（平平平）与“惶恐滩”（平仄平）都是平声字开头，平声字落脚，不好对仗；而且因“三连平”根本不能置于句末。怎么办？自诩“打油”而不讲（不懂，甚至反对）诗律的“作家体”诗人，可能会“另辟蹊径”，胡乱组合，拉拢了事。但文天祥乃“辛苦遭逢起一经”的状元公，请看他那协调平仄的基本功：“滩、洋”皆平声字，仿杜诗安排“万里桥、百花潭”先例，先让这俩词语处于句首；还要迭用地名中某字，又仿“襄阳、洛阳”之理调整词语次序，而且因保证押“下平九青”韵（此诗韵脚依次为“经、星、萍、丁、青”）先说“惶恐滩”，后说“零丁洋”，再将“惶恐、零丁”分别迭出。
要保证这一切都成立，文天祥遂采用特殊句式——平仄平平仄平仄造句，请看：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
一切难题，迎刃而解，终成一首合乎七言律诗规格的诗章，从而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真正进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让后代子孙世世代代永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