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灯照亮两公里长的隧道。电瓶车轻盈地行进。背后不到1000米，就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核反应堆群。从核电站铀棒爆发出无数不受羁绊的粒子，飞进我们的身体又穿出。对于它们，人体感受不到，花岗岩也等于是虚空。”(摘自《科技日报》2012年5月9日《捕获变身的“中微子”——科学家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日日夜夜》一文，作者高博、李大庆、刘传书)
这是一段对中微子一个侧面的描述，当然，作为人类目前所认知的最小的物质，中微子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特点。但是这寥寥几句，让读者非常形象地“看”到了中微子。科技报道中如何能够写出可读性，这是科技记者坐在键盘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给尖端科技穿上通俗的“外衣”
现在，人们感到陌生和费解的常常是尖端科技，比如中微子。中微子是比中子还要微小的物质，为了发现和证实中微子，全世界的科学家花费了几十年的功夫。科学家认为通过震荡能发现中微子，而中微子有3种震荡方式。国外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两种震荡方式，“至今唯有第三种，还在和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捉迷藏”，而中国物理学家在大亚湾核电站旁的小山里完成的“中微子第三种振荡的确认，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兴奋，许多人认为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最重要的实验物理学成果。大亚湾畔这条狭长的山洞，已被看做通向物理学重大问题——正反物质不对称之谜的一条关键通道。”
如此深奥的物理学基础理论成果，如何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并通过记者的笔，对这一尖端的科学问题有所理解，最终能够将这一深奥的物理学基础理论普及到广大读者。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报道，特别是对科学基础理论的报道，并不是专业术语写得越多、理论表述越深奥越显得记者水平高。而是一定要深入浅出，学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的本领，把深奥的理论讲解得通俗易懂。
比如，陈景润讲数学，小学生听了都连连点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给记者讲“散裂中子源”项目，非常深入浅出，记者物理学基础很差，也听得很明白。后来，记者关于这个项目的报道也写得通俗易懂，准确明白。
不久前，记者见到了美籍著名物理学家朱经武。朱先生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及物理学教授，现任德州超导中心创始主任。朱先生讲今年是发现高温超导也就是液态氮高温超导2S周年纪念。这使我联想起2S年前，在刚刚发现液态氮高温超导时，我夜以继日地泡在中国超导前沿之一的中国科技大学，对其超导项目组跟进采访。后来，写出了长篇通讯刊登在《科技日报》。
当时，我作为一个刚刚从《安徽日报》调到《科技日报》的记者，对超导体研究的概念基本一窍不通。但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超导项目组里，感受到了一群中国科学家科技攻关的激情，也大致了解了“钇钡铜氧”等超导材料的发现对超导科学产生的巨大推动。于是，我以自己能看得懂的通俗笔法写超导原理、超导材料、超导竞赛、超导前景。甚至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尝试以文学语言描述中国科学家在全世界超导研发中取得的领先成果。当年5月《人民日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版面，以头条位置刊发了我采写的超导科技散文《春天里，中国发生的故事》。
准确是形象化的基石
这里引用一段对火星探索的描述：近期研究的例证，却只为“火星是否存在生命”这架天平的其中一侧加重了些砝码。人们辗转数年发现，NASA曾经的一纸新闻稿的结论还在生效：“有机模块的生命形式可能一直存在于火星上，只是未被发现而已。”
那么好，现在请期待那辆正飞赴红色星球的“好奇”号火星车，据称它的灵敏度是此前火星轨道器的100倍到1000倍。无论你跟NASA怎么话不投机，技术的提升能留给你在天平两侧摇摆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摘自《科技日报》2012年5月2日《人类与火星生命擦肩而过30年》一文，作者张梦然)
对火星的探索，近年来国外科学家取得了较大进展。把对火星是否有生命的争论描述成一架“天平”并得出“技术的提升能留给你在天平两侧摇摆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的结论，比较形象地向读者传递了关于火星争论的信息。文章标题就是一句形象化的描述“人类与火星生命擦肩而过30年”。对科技项目进行形象化的描述，是科技报道增强可读性的重要手段。
形象化的描述毕竟不是科学概念的描述，只能求“神似”，而不能代替科学概念的准确描述。否则，就容易流于庸俗化，甚至堕入违背科学的炒作。比如，十年前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黄绍良教授及博士后研究员何志旭成功建立了人胚胎干细胞系，许多媒体纷纷前去报道。不料，当我去采访时，黄绍良教授及博士后研究员何志旭对记者非常抵触。后来才知道，某些媒体记者把“干细胞”的科研成果，当成“马上就可以应用”的成果进行炒作。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的媒体竟然报道这项科研成果的应用可以让人长生不老。他说，科学的发展，让人延年益寿是可能的，长生不老却是违背科学规律的无稽之谈。
科技报道要注意形象化，但不能为了追求形象化而忽略了准确性、科学性。科学性、准确性是科技报道首要遵循的原则，在科学、准确的前提下，可在表述和文字上尽量形象化，提高报道的可读性。当“形象化”与准确性发生冲突时，首要的就是保证科技报道的准确性，没有准确性的所谓形象化报道，会沦为庸俗的炒作。
今天的某些媒体，对记者的科学素质要求并不高、更不坚持科技报道中必须严格遵循的科学精神，只是一味地强调“吸引眼球”“点击率”“发行量”“收视率”，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炒作、以讹传讹、伪科学、巫医神汉……其根源，还在于科技报道的科学性、严谨性、权威性、可读性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六、结语通过以上论述可见，为适应国内在科技引进、改良与创新方面渐次发展，日本积累了一整套专利方面的制度性成功经验，这一点，与我国科技发展和创新的道路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特性。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地源相邻、文化同质、法系一致，且我国有东渐西学的传统，因此，日本专利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谋求科技创新的后进国家，在立法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专利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我国专利法虽于最近，即2000年8月25日经九届全国人大第17次常委会最新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但依然存在条文简单、过于原则和缺乏配套性制度建构与保障的缺陷，而日本专利制度从某种角度为我国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思路。正如读者们所见到的，我国专利法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并含附则共计条文69条，而日本仅仅发明专利的规定并不含附则就有204条，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简洁的特点。诚然，作者并非认为条文多就是好的、完备的。但是，成文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建立起守法者与执法者之间的一种共知性、制约性关系；法律泛而不详，则未可知也。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与我国专利法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统一在一部法典中的模式不同，日本专利制度实行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单独立法的模式。鉴于我国立法模式与专利观念，这里，将日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一并称作为"日本专利法"，介绍给大家。原载《日本专利法》，杜颖、易继明译，易继明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序言。[①]〔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35页。[②]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7页。[③]"兰学"因日本兰学创始人大槻玄泽（1757-1827年）《兰学阶梯》而得名。一般来说，"兰学"就是指荷兰的学问；实质上，"兰学"是指以荷兰语为媒介去摄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问。[④]李廷举：《科学技术立国的日本--历史和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72页。[⑤]〔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修订第2版，第20页。[⑥]〔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34页。[⑦]参见〔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41页。[⑧]参见日本专利厅：《工业所有权法令集（上卷）》，东京：发明协会1994年第51版，第16-18页。[⑨]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30页。[⑩]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99页。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15页。[12]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08页。[13]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80页。[14]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19页。[15]〔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0页。[16]〔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1页。[17]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3页以下。[18]〔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32页。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43/81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43/81÷19＝562120/1539=365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扬雄：《法言君子篇》。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续汉书律历志中》。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