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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立国，晋武帝借助儒学在汉代形成的政治整合功能，推行“崇儒兴学”的政策，以此来加强君权，控制士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同时，继续推行东汉以来的孝廉察举制度，对中下层士人进行笼络。这些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那些“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的庶族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的道路。
但是，由于门阀士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并最终改变了传统的选官格局，也即是意味着九品官人制的选官制度实行，在这种选官制度下，中下层士族子弟和寒素之士则主要是通过州、郡辟佐吏和察举孝秀的方式步入仕途的。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虽然晋朝统治者制定了做官的规则，但入仕之路非常艰难，无权势奥援者，多是常年得不到升迁。史书中此类记载甚多，如《晋书·潘岳传》载：“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抑郁不得志。
潘岳即是这些西晋文士中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中下层士族阶层，虽然才干和乡品俱佳，但在九品官人制的选官制度下，他尚缺乏晋身资本，唯有通过察举孝秀的途径入仕，在被举秀才为散郎后，等待由散郎补实缺的机会，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权势奥援，这种途径是极其漫长而坎坷的。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与抑郁心态促使他利用和把握一切可能获得仕途发展的机会，依附权贵，最终卷入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性命。
西晋文士潘岳之死，不仅是由于其与奸佞小人个人的恩怨所致，更是悲哀时代下中下层士人的人生悲剧，是士族阶层与寒族势力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门阀垄断，生活腐化
除了阶层垄断外，西晋门阀统治集团更是一个自私贪婪的结合体。他们为了争夺权势，尔虞我诈，大动干戈;为了聚敛钱财，又贪鄙无道，不择手段。手段之一，就是公开卖官裔爵。当时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长都公开批发官位，以此大发横财。如晋武帝卖官所得皆入私囊。正直之士刘毅曾面斥晋武帝，将他比作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当时晋武帝尚不服气，刘毅更进一步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手段之二，是公开抢劫。如石崇在做荆州刺史的时候，就曾指使手下公开抢劫过往商客的财物，“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货’。
手段之三，是勒索百姓。如幽州刺史王浚及部下将士“广占山泽，引水灌田，渍陷家墓，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崛。手段之四，是垄断商业经营，锱铢必较。王衍从兄王戎爱财如命。他家有优良品种的李树，他怕李子卖出之后，别人得了他的好种，于是就把李核一个个钻破之后再把李子拿到市场上去卖。“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人谓他贪财已至“膏育之疾”，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自家兄弟来他家食李，皆“计核责钱”。故人称和峤有“钱癖”。受他们的影响，整个西晋社会形成了金钱至上、视钱如命的社会风气。时人鲁褒所作《钱神论》有深刻揭露，他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而入紫榻(宫内)。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升迁)，怨仇非钱不解，令间非钱不发”。
在吃喝方面。何曾日食万钱，满桌山珍海味，犹抱怨无处下著，“蒸饼上不诉作十字不食”。朝廷每举行宴会，不食太官所设御膳，自取私食。其子何邵“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超过其父。何氏父子对于吃的讲究是非常有名的，可吏部尚书任恺誓欲超过他们。他极滋味以自奉养，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著处。石崇更是“危膳穷水陆之珍”。而且，他们一般都还有各自的独家美味。如晋武帝至女婿王济家作客，只见百余穿着续罗绸缎的脾女手托罕见的琉璃器皿，穿梭般地送上一道又一道美味佳肴。其中有一滚圆溜光的全蒸小猪，是用人乳喂养的味道格外鲜美。
西晋门阀普遍沉溺于个人的纵欲享乐生活之中，为官却不主事，任职而不负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格”。“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他们普遍“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如王戎“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裴宪“历官无干绩之称，然在朝玄默，未尝以物务经怀，他们养尊处优，贪图安逸，得过且过，更无深谋远虑。大臣何曾说“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
由于西晋门阀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一方面，它激发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它却既不愿意也无能力解决这些矛盾，从而导致西晋王朝的迅速灭亡，西晋因门阀腐败阶层固化而亡国，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