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案例教学公共关系学组织实施误区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5.075
如何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提高授课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学生的公关实践能力，是高校公共关系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由于案例教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教学目的的应用性与学习过程的互动性，在公共关系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得到越来越多高校教师的重视。但在实践层面这种教学方式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影响了教学的效果。分析这些误区与产生原因，探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于提高公共关系学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1公共关系案例教学的组织实施
1.1课前准备
收集典型的公共关系案例是开展案例教学的前提。什么是公共关系案例？目前尚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对某一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状态和公共关系话动的客观描述”[1]。笔者认为，公共关系案例是指在公共实践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矛盾及其解决过程的描述。事实上，公共关系案例的外延应涵盖中外公关实践中的公共工作。为使学生在现代背景下感受古今中外不同的公关工作，更好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善用这些资源，并在现代背景上予以诠释、转换及传播，是案例教学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教师，课前应选择并认真研究案例，掌握好案例讨论涉及的知识，同时可以提前把公关案例发给学生，要求学生预作思考与准备。
1.2组织讨论
第一步，展示案例，提出问题。设计好开场白，明确学习重点，点明讨论问题。第二步，组织讨论，适时引导。可以预先指定几名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发言，活跃课堂气氛。当学生讨论出现冷场时，要及时引导，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发言。当学生讨论出现明显观点对立时，要打好圆场，控制好课堂气氛。当学生发言出现观点错误时，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当场纠正学生的错误与偏差。
1.3总结反思
一方面，要做好讨论总结。讨论过后，学生的学习情绪高涨，这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总结，然后再结合教学内容与个人的准备对案例进行分析与讲解，梳理思维过程，归纳概括规律性的认识，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认知体系。另一方面，课后要进行反思。看案例选择有无思辨性，学生讨论是否热烈，案例分析是否深刻，以利于下步教学质量的提高。
2公共关系案例教学组织实施中的常见误区
2.1误区之一：教学主体转换，教学准备可以放松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角色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案例的设计者、讨论的主持者、学生思路的引导者，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教师认为自己不需要认真进行教学准备，只要选好案例，把课堂交给学生即可。事实上，这种教学主体的转换，不是教学准备任务的减轻，而是教学准备的性质和重心发生了变化，这对教学准备的要求更高了。要认真进行理论准备。不仅要吃透本课所讲授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对公共关系学能够融汇贯通，运用自如。特别是许多教师并没有直接的公关经验，如不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就有纸上谈兵之嫌。要详细了解案例理解的各方观点。对于学生讨论中可能提出的主要问题，要有重点准备。对于一些新鲜观点，要能发动学生广泛参与讨论，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理论提升，使学生对案例中所包含的问题进行透彻的思考和理解，从而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对讨论活动可能出现的冷场准备预案。在案例教学课堂，一些学生习惯于传统被动的学习模式，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高；一些学生没有准备，担心自己发言水平差，甘愿当旁观者，导致冷场；还有的学生喜欢标新立异，各说各话，互无交集，导致讨论无序，层次不高。因此，教师要认真进行教学准备，及时处理各类情况，真正成为教学的主导者。
2.2误区之二：教学重心转变，教学目标不再聚焦
在案例教学中，教学的重心由对理论的讲授
变为对案例的分析，对相关理论的提炼与总结。但这种教学重心的转移并不能偏离我们的教学目标，那就是使学生掌握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在实践中应对与处理公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不可能替代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教学，学生必须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否则发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流于单纯的经验主义。总之，教师的引导要始终围绕教学目标，通过组织对案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使学生对案例中的有关信息进行分类组合、排列分析，完成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在模拟实践中获取开展公关的能力。
2.3误区之三：理论依据明晰，案例设置相对随意
一些教师对于课堂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理论是很明确的，但在案例选择上只注重能够承载理论即可，对于案例的具体内容关注不够，选择案例往往会出现缺乏针对性、时效性、思辨性。有些案例没有针对性，案例所涉及的内容与理论结合不紧，甚至沦为“两张皮”，越讨论离题越远。有些案例没有时效性，除了个别经典的老案例外，都是过时的老例子，对学生没有吸引力，不能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有些案例过于直白，没有思辨性，讨论价值较小，结果一望而知。同时案例设置随意和不深入，导致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不深不透，也背离了案例教学的初衷。
2.4误区之四：教学流程简单，引导角色随之淡化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点评与总结，往往能起到加深理解、开拓视野、去伪存真的画龙点睛之功效。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学生选择案例完成作业提供了方便，但也出现案例主题偏移、案例结构分散、案例资料繁冗、案例分析不准确等问题。另外课前的指导和课堂的点评非常重要。有的教师任由学生发挥不做点评，有的虽进行点评但在点评时却出现以下三种不良倾向：一种是急于纠正学生的错误与偏差，挫伤学生的自尊心，打乱学生的思路，使学生失去讨论的热情；另一种是简单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判定对错，其实有些案例的处置方法并不唯一，并无明显的对错，要防止片面性与绝对化；第三种是简单总结陈述学生的主要观点，没有评价，没有分析与升华，没有引导与突破，无形之中既降低了案例教学的层次，也损害了教师形象。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善于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真正做到教学相长。3走出案例教学误区的对策思考
3.1把握好案例教学的关键点
案例教学是开放式的，但这种开放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发挥，不是背离公共关系学基本原则的反向讨论，也不是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去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分析研究。“案例教学法的着眼点不仅在于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获得蕴涵其中的那些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公共关系案例教学，其关键点在于教师的引导，在于运用基本原理、基本理论来透视案例，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探索的统一，激发创造性思维。“案例分析强调发掘、呈现、解释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这有助于磨练学生的格物致知的功夫，使之沉入语境式的学习过程。”[3]可能以前出现过的案例与学生现实生活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还是有着许多差异，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生搬案例（这里指成功的案例）中的工作方法，那就犯了孙子所批评的“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不知我所以制胜之形”的错误。案例教学的成败与教师引导质量高低正相关，因此，作为教师要做好引导工作，所谓“师其意而不泥其迹”。
3.2把握好案例的理论支撑点
案例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不同。理论教材的资料通常是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而案例教材的资料，大部分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案例教学不是不要理论，而是借助案例蕴含理论，寓理于事，体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寻求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案例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在理论指导下思考问题，用事例来验证和探索理论。这就需要把握好案例的理论支撑点。案例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必须充满着矛盾和交锋，它既不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推论，也不是直白的记叙。一堂好的案例教学，应该使学生在案例的矛盾中把握理论的精髓，在思想激荡
中接受思维的训练。只有矛盾的激荡，才能彰显理论的指导功能。
3.3把握好讨论矛盾的撞击点
对于案例提出的问题，需要通过群体互动，集思广益，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教师要转变必须做出确定结论的观念，树立让学生独立思考和多样回答的观念。一个好的案例的显著特点是思辨性，即无结论性，它通常只提出背景和条件，列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而给学生留下思考和决断的广阔空间。由于学生的阅历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其发言的内容因而也大相径庭。作为教师，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创造精神，也要引导好学生相互尊重。要引导学生在矛盾和碰撞中，理解和容纳不同想法和观点，学会心平气和地与各方面的人相处，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还要引导他们在听取他人的观点后，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何去说服别人，如何自我修正与自我控制等。
参考文献：
[1]王继琨.案例教学法与公共关系案例[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2，（4）.
[2]厉敏萍，李桂莲.公共关系案例教学法探讨[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11）.
[关键词]群体推理，逻辑，群体理性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明礼诚信”主要是规范公共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行为。大学生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虽然懂得一些基本的礼貌，但还是缺乏应有的社交礼仪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校内进行必要的文明礼貌教育，既能帮助他们懂得在公共场合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又能提高他们个人的社交能力。“诚信”主要是规范公共关系中的道德行为，是对“明礼”规范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很多人认为社会转轨时期自然会出现信用危机，甚至把市场经济与信用滑坡混为一谈，其实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信用经济，“诚信”是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现在社会上的信用危机也开始侵入校园，大学生中不守信用，不重承诺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大学生个人至上，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牺牲学校和他人的利益。所以，要让大学生成为守信用、重良知的人，必须进行信用教育，这是学会做人的一个基本道理。我国历来十分重视立身处世之道，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模式。
“团结友善”主要是规范公民与公民之间的道德关系，强调公民之间的亲和力。现代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强调个性，好胜心强，所以大学生之间的竞争也非常厉害，很容易造成好、中、差学生的分化现象，这使学生间的交往有了一定的障碍，也是大学生普遍缺乏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原因之一。所以，教育大学生懂得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适当地让他们学一些与人相处的技巧，有利于加强同学间的亲善关系，增加与人相处的亲和力。
“勤俭自强”主要是对公民个人提出来的道德要求。现代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比较好，依赖性较强，个人意识比较强，于是就出现了“勤俭”不足，“自强、自立”意识不足的人格特征，所以，在学校里要培养大学生的自立意识，学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鼓励他们参加勤工俭学，让他们接触社会，体验生活的艰辛，在这基础上培养“勤俭自强”的道德素质。
“奉献敬业”主要是规范公民与职业的道德关系。对在校的大学生来说，“敬业”就是努力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地了解世界，了解他人，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成功的人；“奉献”主要是规范个人与学校、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并引申出大学生对待他人的道德责任。学校可以在校内外设立一系列学生实践基地，组织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社会调查等，让学生在奉献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高校德育要有成效，《纲要》的道德规范在高校德育中要有其侧重点，针对大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道德教育，尤其是要重视大学生道德的养成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把对大学生的道德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上
一、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我们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教育系统应一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
就我国的历史、现实情况而言，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提高，都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其根本之点在于全体国民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专门活动组织，其对大学生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尤为深刻。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趋于复杂化、多样化，社会上存在着道德松弛、世风沉沦、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情况下，开展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
二、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当前我国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主要有：
1、要加强普世伦理的教育，使大学生在“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意识层面上逐渐形成对待和处理全球问题有道德自律。全球伦理，又叫世界伦理或全球伦理，简言之，即是全球共行的道德规范和共同道德价值。它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处基本共识，凝聚了各种文化传统、各种伦理思想的共同智慧和主要精华。决定人类的共同命运的诸多世界性问题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全球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因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全球伦理可以被理解为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关系的一些基本行为规范体系，是人类整体为了求得生存和健康发展所能够接受、也应当遵守的一系列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应通过全球伦理的教育，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起科学的经济伦理观、环境伦理观、生命伦理观、生态伦理观、科技伦理观、交住伦理观、消费伦理观等等，使大学生学会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来思考道德问题，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的道德文明成果，具有整合不同道德价值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事务。
与本篇2012年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总结内容有关的：
[关键词]群体推理，逻辑，群体理性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中国整理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农民人均纯收入
公共服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1]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
从整体来看,陕西省公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还处于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状态,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供给结构不合理,城乡分配不均。陕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为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迫在眉睫。
从目前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服务在数量分析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大多都是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发展背景,并鉴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极端重要性,笔者在大量借鉴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认识和改善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制定科学的经济评价指标及合理的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现正成为学界和政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李燕凌和李立清(2005)从公共支出角度,分析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等多个方面中国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客观差距,并从提高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2]苏时鹏和张春霞(2006)以福建为例,在分析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差距产生的原因除了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公共性与无形性外,更为关键的是政府体制因素,并从城乡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建设公共服务的体系构想。[3]王小林等(2003)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后,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意见:政府在农村改革服务中的主要角色是安排者,其职责是制定好的政策;农民在农村改革服务中主要角色是消费者,其关键是形成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多重主体都可成为农村改革服务的生产者,其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4]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5]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目前,我国对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农村公共服务得以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是适应了进入新世纪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村公共服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生产的关系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而且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如农村道路建设能够缩短农业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与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使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诱使其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科技信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
(二)公共服务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2)农村信息设施、农村道路、能源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公共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3)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4)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信息通讯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农民的生产信息,提高农民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能力,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劳务信息等公共服务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形成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最终增加农民收入。
(三)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公共服务能显著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农村公共信息与科技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生产生活的成本与风险,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体娱乐公共服务能够丰富农村居民生活内容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促进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与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分析方法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影响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一般性”的多,研究地方特征的农村公共服务少;定性的抽象理论研究多,定量实证研究的少。[6]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的作用,因此,笔者把农村公共服务对非农经济的影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
笔者依据农村公共服务历史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道路、电力、教育、农业水利等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务与陕西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测算各类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作用效果,从而为陕西制定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1.样本数据的选择。数据来自于相关年度的《陕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统计年鉴》。收集的数据期限为1985-2006年年度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2.变量的定义。按照理论模型的要求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所用的统计指标主要有农业生产总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教育投入、道路长度、农业水利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等。
3.模型的选择和建立。建立模型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函数形式,因此对函数形式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恒等(ces)生产函数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其中超越对数最为灵活,但它只是一个近似的生产函数,十多年前不少学者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了质疑(chambers,1988;pollakandwales,1992)。替代弹性恒等(ces)函数的标准型是非线性的,在估算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ces的近似型又不能很好地用来量化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对三种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比较和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笔者选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公共服务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总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x3是对应于y而用于进行分析的各类公共服务;μ是随机误差项;β0、β1、β2、β3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其中β1、β2、β3是弹性系数,分别反映了各类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和分析如下:
(一)农村公共服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ay=-10.085+1.508ln(edu)+1.065ln(road)+1.379ln(water)(1)
(-5.521)(2.285)(3.154)(5.394)
adjr2=0.773f=24.77
回归式(1)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805,调整后的r2=0.773,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三个回归系数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在陕西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道路和农业水利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08%、1.065%和1.379%。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二)农村公共服务与非农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y=8.135+1.597ln(edu)+1.442ln(elec)+0.313ln(infr)(2)
(1.140)(3.133)(1.362)(2.025)
adjr2=0.938f=106.164
回归式(2)测算了公共服务对非农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465,调整后的r2=0.938,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elec的回归系数通过20%的显著性检验,infr的回归系数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村非农生产增长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其中同样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97%、1.442%和0.313%。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非农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三)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民收入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i=8.125+0.775ln(edu)+0.763ln(elec)+0.155ln(infr)(3)
(3.241)(2.085)(4.262)(2.852)
adjr2=0.966f=199.6
回归式(3)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71,调整后的r2=0.966,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elec和infr的回归系数均在2%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前两项估计结果一致,农村教育的弹性系数仍居首位,但解释能力有所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775%、0.763%和0.155%。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仍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1.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三方面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建设水平对陕西省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并且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都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陕西省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以带动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2.在所分析的五类公共服务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为陕西省合理调整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陕西省的农村发展资金极其有限,但更多的是重视与农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追求投资的短期效益,忽略了具有长期效益的教育等设施的发展,导致陕西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突出作用,因此陕西省应重点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各种技能,充分发挥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
3.除教育设施外,农业水利设施比道路设施在农业生产的作用更显著;农村电力设施比通讯设施在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中的作用更显著。因此陕西省的各个农村应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首先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急需的公共服务,促进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运转,保证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03-30.
[2]李燕凌,李立清.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10).
[3]苏时鹏,张春霞.农村公共服务的差距分析与体系建构——以福建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
[4]王小林,苏允平.西方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3(8).
关键词公共关系理论学理规范多元化文化
到2009年公共关系职业化已逾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美国公共关系研究者普遍认为公共关系的演变至少有四个趋势：一是大机构的增长以及他们对于公众责任的认知与公共关系传播；二是社会中利益团体不断增加的变化、冲突和对抗与公共关系渗透；三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民众自我意识的提高对公共关系的期待；四是全球民主的推进与公共关系日益结合。随着公共关系实践的发展，近年来，超过2000个新闻传播项目里设立了公共关系研究方向的人才培养项目，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成果也显得集中和突出。
一、基础学理规范研究
在公共关系基本学理规范上。美国的学者更加注重的是与现实工作紧密联系的规范问题研究。
1社会责任规范研究
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企业规模缩小、兼并浪潮等影响，导致企业员工和领导者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和信任鸿沟。一项研究发现，在21世纪，如果员工接受了自己领导者的道德标准程度越高，在商业活动中员工出现忠诚危机的事情就会越少。企业道德越来引起关注的标志就是“内部行为准则”的增多。包括“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在内的“内部行为准则”如同“企业政策”、“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经营哲学”一样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wwW.133229.coM在现代社会里，企业社会责任(csr)就像其它的管理制度一样受到重视，社会责任触及到了企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在21世纪，美国公众已经明显地不愿意宽容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及领导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2009年新就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强调：政府中的道德要求将会变的如同选举者要求代表必须诚实、可信赖、有道德一样的重要。美国公共关系实际上在引领成员道德观念方面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其中行业标准的准则就是一个典范，它以追求公共服务和道德行为的高标准。
2公共关系调查
所有的公共关系计划和措施都开始于调查研究。无论是马斯顿的race公式，还是rosie六步法都开始于调查研究，公共关系都需要有足够的资料作为基础。换句话说，在制定行动计划之前，公共关系专家需要分析受众，权衡利弊，调查研究已经成了现代公共关系最关键的第一步。
3公共关系管理
近年来，美国公共关系作为一个管理系统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传播学家认为公共关系是一个边界角色。也就是说公共关系管理者必须是一个脚在企业内部，一个脚在外面的公众。公共关系人员帮助企业开展内外传播，公共关系学家也成了系统管理者，他们要处理的关系，具体包括：“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企业内部问题的创新性措施”、“具有战略性思维”、“情愿去测量公共关系结果”。正如格鲁尼格和亨特所指出的：在企业公共关系系统中，企业管理者必须正视企业自身各要素的冲突。
4，公共关系写作
当代著名的美国公共关系学家弗莱士提出了可读性模式，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只要按着他的方法来写。他认为只要写作者尽量使用简单的词语，传播将更加有效，接受者将更好理解。他给出了七个建议：一是缩减句子；二是可能的时候离开严格语法；三是运用代词；四是使用简单清楚的句子；五是一段一个意思；六是运用读者理解的语言。另外还要记得一些规则：诸如避免“大单词和附加单词”、“陈词滥调”、“拉丁文”；语句要“明确”、“积极”、“简单”、“简短”、“可信服”、“可理解”。
5危机管理
无论什么时候媒体与公众最关心的都是危机公共关系，帮助解决危机是公共关系最终的任务。明智的管理者不仅看重公共关系在危机时的作用，也看重在一般公共事务中的价值。很多美国公司在高层已经建立了问题管理职位，任务就是帮助公司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20世纪的后几年，社会上充满了危害个人和组织的严重事件，从歧视到企业规模缩小，从环境问题到能源问题，问题管理在公共关系领域就变的重要起来。2001年9·ll事件的出现，更进一步推动了危机管理的研究。
二、公共关系7传播研究
传播是公共关系中核心要素。公共关系与传播的研究是当代美国公共关系理论的基本性内容之一。
1公共关系与网络
进入21世纪，公共关系领域没有什么比掌握网络更加重要的了。四个美幽人中有一个人都在使用网络，一半以上在家里上网。网络迅速成长，每天上网的人数都在增加，页面的数量由1992年的几千到现在的5000多万个。进入21世纪，网络变成了快速增长的强大的传播工具，也变成了公共关系实践的重要工具：
2公共关系与传统媒体
当提到公共关系实践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想到宣传和新闻媒体。尽管公共关系的学生和实践者都知道公共关系意味着更多东西，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共关系就是宣传，媒体和公共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媒体遭受到了许多新的传播方式的挑战，比如说交互电视和互联网络，大众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既要保持原有受众又要赢得新受众，媒体记者和编辑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3多媒体整合营销传播
整合营销意味着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开展传播活动。消费者不会将推销材料、报纸广告或者社区责任分开来看，他们把全部整合起来来对服务或者企业做出评价。随着整合营销变得越来越流行，传播者需要学习营销、广告、销售等等所有的技术。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创新性营销形式。电视购物、产品植入电影等形式开始流行开来。
4对内公共关系传播
美国学者认为，当今公共关系领域最难的部分应该是对内传播。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开始减小规模、兼并、裁员，这样的结果就是企业员工已经变得多疑和冷淡。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更使得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产生了巨大鸿沟，这样的鸿沟从来没有如此之大过。在应对金融危机帮助企业走出困境过程中，对内传播的意义就变得尤为深远。现实的美国公共关系界，对内传播自然成为公共关系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三、公共关系与多元文化研究
据美国普查局报告到2050年，亚洲、拉丁美洲，南非洲的人将会占到美国总人几的47％。一直以来妇女被认为是一个弱势群体，但事实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进行有效传播已经成为公共关系的一个挑战。
1公共关系与多元化人群研究
在公共关系与多元化人群研究中，美国学者非常关注的群体主要有：(1)妇女群体。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公共关系领域，并有一些逐渐进入领导层，在公共关系专业出现女性领导只是时间问题。(2)非洲裔美国人。美国25个大城市的存在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过去的几十年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奥巴马当选2009年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非洲裔美国人的地位提升和对美国社会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奥巴马总统4年的任职将不断扩大和强化。(3)拉丁美洲人。同非洲裔美国人一样，拉丁美洲人同样在美国大城市占有很大的比例。(4)同性恋、老龄化、以及其他的群体。20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的主流社区开始进入多元化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同性恋。由于生育高峰期的影响。美国出现了老龄化的现象。公共关系专业必须对这些现实情况保持敏感度。
2公共关系与消费者研究
进入21世纪，很多公司开始注重消费者的公共关系。消费者在新世纪对于误导性广告、包装和商标的滥用、质量和安全的失控已经不再宽容。不管今天是否以消费者为下，他们需要的是品质和服务。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故而消费者公共关系关系在企业中变的尤其重要了。
3公共关系与政府研究
随着21世纪的来临，政府官员必须注意到媒体的影响，尤其是公众意见。在美国总统中，肯尼迪总统可能是第一位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创建了一个新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媒体比以前更加的重要。政府中的公共关系人员将政府活动、任务等传递给社会大众。1990年美国个人管理办公室统计，在政府中有将近15000个与公共关系相关的工作职位，其中包括4000个在公共事务中，2000个在写作和编辑，1000个在技术编辑和写作，2000个在处理可视信息，3300个在处理国外信息，2000个为编辑助理。政府的公共关系组织主要由以下机构构成：(1)美国信息机构。美国信息机构是一个独立的美国事务机构。美国信息机构的目的是的传播美国的文化。美国信息机构用到的传播技术工具有广播、电影、电视、平面媒体、刊物、展览、图书、教育以及电子信息。(2)政府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成立，并成为最活跃的政府公共关系信息传播者。其它的政府部门同样在公共关系上有很大的投入。比如防御部门，主要是空军部门等等。(3)总统。里根总统也许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总统传播者，他在电影中，电视中都有传播经验。乔治布什并没有想他的前辈那样善于传播。克林顿同样是一个有技巧的传播家，特别是在个人层面。(4)总统的新闻秘书。许多人认为总统的新闻秘书是第二难的职位。新闻秘书是管理机构的主要公共关系发言人，他必须将政策和总统及管理层的计划告知于大众。
美国公共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商业社团、基金会以及各种组织游说政府的人员数量由1976年3000人上升到了今天的40000人，在美国游说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但是游说者到底做什么?游说者的工作实质就是告知和劝服。与被游说者的接触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拥有正确的信息。近年来，特别有效的是运用基层游说，这种游说的目的是动员地方议会成员与普通大众写信、打电话、发传真来促成国会的立法。
四、公共关系与法律
随着美国进入21世纪，没有人怀疑公共关系必须成为律师在申诉时要预先考虑的事情。律师告诉你必须说什么，公共关系专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近年来，美国法庭中的被告从体育明星到广播电视主持人再到美国总统，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被判定是有罪的，但结果是很多情况下恰恰相反。所以公共关系专业开始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影响民意，最终影响法律的结果。美国的法律和公共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主题。
1公共关系与第一修正案
对于法律和公共关系的所有讨论都起源于第一个修正案。正如这些小冲突所显示的，解释第一个修正案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人的下流解释有可能是另一个人对于艺术的解释。尽管第一修正案有持续不断的挑战，但是美国人继续享有演讲和表达的权力。因为第一修正案居于传播的中心，防范它是公共关系专业的第一责任。
2公共关系与内部贸易
每一个公共关系专业人都要知道监管企业的法律。医院的公共关系人员者要清楚如何开展医患关系管理，在非盈利组织的公共关系人员要明白监管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各种法律条款与规定，在特定行业工作的公共关系人员要明白特定行业的特定法律。
3公共关系与道德法律近几年在美国社会上对于不道德行为的法律使用已经很频繁，遗憾的是，公共关系实践者在几个知名案件中都成为焦点人物。比如说，1988年，前白宫政治总监和传播负责人诺夫斯格(lynnofziger)被监禁90天并罚款30000美元，因为他违反了政府行动的联邦道德标准。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在政府中游说者的所造成的，当然，政府官员辞职后成为对政府官员游说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意味着那些控制和试图影响别人的人将会受到更加全面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检查他们是否在遵守道德规则，是否在法律范围之内开展活动。
4公共关系与隐私法
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对于公共关系专业也有很多意义。隐私法，特别是涉及到被媒体诽谤中伤的法律常常是可以引起好奇的。如果有一个名人加入其中，就更能引起好奇了。一般来说，普通人群的隐私在法律保护之下，但是一个名人的隐私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在公众心目中，名人不应该存在隐私，因为属于公众人物。但是，这种公众理念又与法律的精神相违背。
5公共关系与版权法
版权法给作者提供基本的、自动的保护。无论稿件是在版权办公室注册过还是曾经发表过。版权法保护四大种类的作品：“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舞美作品”等等。但是，在一些方面版权法保护不了的：例如“广告语”、“图表”、“想法”和“概念”等等。
6公共关系与网络法
进入21世纪，网络给立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讯端正法(cda)，1997年夏天，最高法院宣布cda有悖宪法。这个决定标志着最高法院开始将第一修正案的原则向网络领域进行延伸，来面对媒体的法律。
7公共关系与法律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