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转基因到底是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还是福泽人类的天使？
2013全国两会期间，转基因成为热议话题之一。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全国政协新闻会上公开披露，去年中国进口了5838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同时他明确表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一定的转基因农产品不可避免。
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也就“转基因”话题发表看法，转基因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和解读，逐步形成社会共识。与此同时，科学界也有声音传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出席两会时说：“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需要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虽然目前对某些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还存有争议，但他认为，任何新技术都有潜在风险，这也是国家为什么要制定法规来规范转基因技术，政府部门要实施安全管理，还有一批科研人员要专门对它进行安全性评价研究的原因。因此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人们争论的“转基因”，其实包含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即“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
转基因技术是对所有能将人工克隆的基因放进受体生物的基因组内，并使其在受体生物体内正常表达的一系列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总称。这种人工克隆的基因，可以是受体生物本身的基因，可以是另一物种的基因，可以是克隆自某一生物体后再经人工改造过的基因，也可是一个完全经人工设计合成的全新基因。用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就叫转基因生物。而用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做成的产品就称为转基因生物制品。
由此可见，对于转基因技术，争议本应不大。它其实只是一类普通的分子生物技术。值得注意的本应该是“转的是什么基因”，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的用途”。但是，近年来，大多数积极参与争论的双方，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笼统地称为“转基因”。其立足点，都是转基因安全。
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一种转基因玉米、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其中最核心、最被舆论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教授认为，转基因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是否安全，这属于食品安全的范畴；二是对环境是否安全。
2012年3月，农业部首次在官网上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审批情况”，公布了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口的各类转基因农产品，种类涉及大豆、玉米、棉花以及油菜等多类农作物。其中共有79批产品获得安全证书，有37批产品的证书在有效期内。同时，该审批情况显示，我国目前所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用途皆为“加工原料”。
其中，“加工原料”指的是这些进口转基因作物将被用于油料加工、动物饲料、食品制造等领域，而其中以作为动物饲料的比例最大。
对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饲料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已有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又极有可能通过食物链最终传递到人类自身。
他透露，中国科学院某课题组曾做过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实验。课题组选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实验鸡，分3组，分别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机玉米，自由散养于同等环境条件的露天养鸡场内。每组14只，其中母鸡13只、公鸡1只。
实验历时263天后发现，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的鸡群共产蛋121个，喂食常规玉米的鸡产蛋349个，喂食有机玉米的鸡产蛋449个。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每只鸡的产蛋量，分别仅为喂养常规玉米和有机玉米的34%和27%。“实验结果说明，转基因饲料对动物的生殖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
该课题组成员解释，之所以选择“疑似转基因玉米”，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从转基因作物公司获得需要的产品。“一听说是做转基因安全性的实验，许多公司都拒绝卖给我们样品，我们只好在出现动物异常的地区自行购买。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实验结果最终证明该转基因作物不适合作为饲料，这些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的。”
在转基因的争论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也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来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结果证明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虑，但他也坦言：“没有亲自实验过，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物的大量生产，即使能够提高粮食产量，但必然会对环境以及原有生态平衡产生危害，创造出更多对人体有害的病毒，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已经开始改变帝王蝶的基因；在澳大利亚，一种转基因油菜已经成为了超级杂草，普通除草剂根本拿它没有办法，而超级除草剂又会杀死本来种植的粮食。
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官方网站宣称：“转基因作物与食物的生产将会变成一场灾难，科学家们将一种生物体的基因注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将会对生物多样性及人类自身的健康带来影响。”
在全国政协新闻会上，针对公众关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陈锡文指出：“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过谁由于食用了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安全问题。”他解释说，转基因物质本身是蛋白质，而植物油或油是纯脂肪，里面不含蛋白质，也不含转基因物质。“但作为饲料的饼粕中肯定含有转基因物质，经动物食用之后再转变为动物蛋白供人食用。”
不少科学家也为转基因的阶段安全性提供了证据。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梅曾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青岛市科技发展计划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转基因作物监测及安全性评价方法的研究”的项目。在该项目中，刘梅团队利用进口转基因和国产非转基因豆粕制作饲料，喂养吉富罗非鱼。然后分别饲喂4周、7周以后称量体重，取其血液，检测其血液常规生理生化指标，用以评价转基因豆粕对罗非鱼生长和生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食用含有转基因大豆饲料的罗非鱼在一些生化指标方面，如白细胞数量、血小板体积与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同时，在罗非鱼的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原先并非属于罗非鱼的基因片段。结果说明，转基因大豆对罗非鱼的一些生理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未对其生长造成可见的影响，而且这种异常是否表明对罗非鱼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刘梅特别强调，因为这个结论还只是初步结果，实验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以此得出转基因饲料有害的结论。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则认为，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与研究流程的转基因作物以及饲料，其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
他解释说，研究人员在决定将一段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时，会对这一基因的作用与安全进行严格评估，并根据有关转基因法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种风险评估，这一过程往往长达七八年。“因此，只要是严格遵照程序，转基因产品作为饲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赖的。”
另外，不少专家认为，只要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不仅不会危及人类健康，还可能因为其生长过程中不用杀虫剂等而对健康有利。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22.2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左右，比1996年增加了近8倍。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则更是明确表示，未来要想满足全球粮食供给，唯有作物基因工程技术。
我国也有相当多的科学家认为，要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突破耕地、水等资源约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和应用，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如果没有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我国面临的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将非常严重。是选择饿着肚子无休止地讨论安全与不安全，还是选择用这个已经普遍应用的技术填饱肚子？显而易见。
“转基因技术就好比汽车或飞机，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但不能因噎废食。”在日前由中国科协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以“转基因技术安全管理”为主题的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的观点非常鲜明，并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科学家们的想法。在科学家们的眼中，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说安全或者不安全。
中国农大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云波指出，转基因作物从表面来说与普通作物没有区别，因为转基因作物在我们能够消费之前，每一例都要进行实质性等同性的科学实验，就是把转基因改造过的作物跟过去的作物进行严格的对比，不能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含有任何对人体不利的东西。也就是说国家批准的能够商品化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食品。
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以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进行严格的全程管理。我国完全有能力控制与监管转基因产品的合理应用与生产。
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
abstract:thispapergeneralizesthecharactersofpromotional,preventive,permissiveandprecautionarysafetypolicies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basingonthisandintegratingtheriskandincomeassessment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thispaperdiscussestherationalityofpoliciesofvariouspatterns.throughtheanalysis,wecametotheconclusionthatpromotionalsafetypolicy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hassomerisk,whichonlyconsiderstheincome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whileignorestheirenvironmentalrisks;preventivesafetypolicy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is“goingtoofarisasbadasnotgoingfarenough”,foritabandonsallincomewhilekeepingawaytherisks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permissivesafetypolicy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doesn’trecognizethespecialtiesofenvironmentrisks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soremediationafterwardsisimpossible;precautionarysafetypolicy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cangiveattentionstorisksandincome,becausewhenitdealswiththerisks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itcancatchholdoftheirincome.therefore,promotional,preventiveandpermissivesafetypolicies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areirrational,whileprecautionarysafetypolicy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isrational.
keywords：nationalsafetypolicyofagriculture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pattern;risk;income;rationality
robertl.paarlberg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
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2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3]。在转基因作物影响生物多样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国和品种资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报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数据，确认墨西哥玉米受转基因污染的事实，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确认了本土玉米品种受转基因污染这一事实。其国家生态研究所所长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4]在我国，也有一些转基因抗虫棉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同样地，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比如有报道称，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障碍；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反应[5]。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6]而且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些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研究产生，其他的可能会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出现潜在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或者这些影响的间接特性等而很难获得。”[7]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看，有关评价的原则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已经取得一致，而有关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具体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评估手段多为定性描述，很难进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适当的方法学、基本的知识及关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资料，环境的研究通常很难进行。”[8]
从评价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水平看，“21世纪之初，世界科学的水平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一个基因在一定的新遗传背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且转基因生物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和遇到过的新鲜事物，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转基因作物在环境中的行为、边界条件、影响过程和机制、各种因果关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难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genetransfer,hgt）[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
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
（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
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
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
（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
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24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应用。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还很难定量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在遵循科学性（science-based）原则、熟悉性（familiarity）原则、逐步评估（stepbystep）原则和个案评估（case-by-case）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isaaa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9000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5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56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isaaa的统计，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15.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1％，环境影响减少了20％。从1996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19％，环境影响减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
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j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
（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
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
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
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
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
（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1、该模式的政策能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
（1）突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局限性
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风险问题，对风险问题进行量化。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多大的危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怎样的安全算是足够的安全？[29]p.9传统的风险评估是存在欠缺的，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风险问题。首先，在“可接受的风险”掩盖下允许危险的行动继续进行，风险评价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许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为继续进行；其次，以不确定和不充足的证据为理由，风险评价事实上延迟了采取约束的措施和行为。[30]而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时不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传统的风险评估仅将其当作可怀疑的理由。“传统的风险评估范例常常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缺失（伤害）的证据，而预警式的风险评估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伤害）的证据。”[3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它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基因工程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在农业中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必须的角色？基因工程声称将解决什么趋势或问题，基因工程将可能使得什么问题永远存在？[29]p.9由此，该模式的政策一改传统的风险评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常常不作为、不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主张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应对不确定性。与其说它考查的是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经济，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减少或彻底地消除风险，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放弃原先计划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行为。
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或难处理的不确定性形式的情况下，预警式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只是允许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的观点影响环境风险（与一项具体技术的使用有关）的鉴定和评估，它还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这种开放性的决策程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与转基因生物释放的决策制定有关的许多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或难处理的，所以一个更加‘开放’(open)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于确保这样的不确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义地’考虑，是至关重要的。”[32]
（2）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虑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和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的特殊性，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区别对待，认为由于转基因过程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风险是不同寻常的，传统的检查程序可能会捕捉不到转基因作物的所有风险，所以不仅建立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对新的种类的转基因作物要进行个案检查，而且建立了特别的管理机构和评价机构，制定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方法以及规则，基于转基因过程(process-based)而非转基因产品本身，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目的是通过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管制，所以，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3）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风险
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某件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知道存在这样种类的风险以及知道可能会发生如此的风险。转基因生物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为了应对这类风险，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预警原则：①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这是预警原则的首要目标。②鉴定潜在的风险。③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④尽管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但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是预警原则的核心准则。⑤转移举证责任，即要求有着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开发者去证明要采取的这项活动是必须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术。[29]p.1-2由此，该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确定的、具体可证明的风险，更要考查推测性的、潜在的风险，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环境风险。
（4）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防后患”的理念为基础，改变了过去那种未被证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对安全的，未被证明有害就是无害或相对无害的思维观点。[33]强调的是，当存在严重的威胁和不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以及确定性的缺失，即对所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理由。因此，在某项行为做出之前，就要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价，并制定应对策略，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对有关的问题要有所防范。这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可识别的、已为人所知的风险，而是为了应对那些推测性的、还未被科学证实的风险。它的决策程序是这样的：①识别可能的威胁和描述问题的特征；②关于威胁的确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对问题进行再组织从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评估替代性方案；⑤决定策略；⑥监控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4]而采取的进一步预防性行动包括：有条件的批准（要监控）、暂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项技术[29]p.17-19。可以说，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充分评价，制定预警方案，处理突发性的环境问题，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它避免了鼓励式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该模式的政策能够获得转基因作物收益
在处理转基因作物风险与收益方面，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张力的。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前，它要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特殊的安全评价，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当安全评价或者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之前，它会要求暂停或有限度地进行该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一旦其通过了安全评价并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后，它又会批准其商业化种植。因此，这种模式的政策不会由于一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而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而只是考虑到其风险的新颖性、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价、防范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适当地放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转基因作物风险，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转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风险的防范中积极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见，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学（soundscience）,而是为了有效地应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克服科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减少乃至杜绝难以修复的、不可逆转的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出现。同时，这种模式的政策能够抓住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转基因作物不确定性的风险与确定性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种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简短的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短期内能产生明显的效益，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饥饿问题、贫困问题，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忽略了环境风险、不顾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了环境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平等，这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机会，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忽视了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等，显然很难保障生物安全；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对风险有科学的认识，既认识到了确定性的风险，又认识到了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协调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应该是最合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没有就某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在政策实践中，一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们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自身没有能力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且一旦发生转基因作物风险事件，它们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也可能由于这些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魔鬼，它会破坏历经千载岁月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农业系统，所以，为了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它们排斥转基因技术，宁愿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机会及其产生的收益；还可能由于它们是以农作物出口为主的国家，为了使得农产品能顺利出口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家，所以就拒绝转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国家的无转基因化(non-gm)……这告诉我们，某一国家在选择并制定什么模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考量是异常复杂的，涉及到技术力量、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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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环境是指影响农业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要素的总称，是农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现代农业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的研究与运用，转基因技术倍受青睐。转基因技术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中，由于导入基因的表达，引起生物体的性状的可遗传的修饰，这一技术称之为转基因技术（Transgenetechnology）。“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转基因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给农业造福的同时，也可能给农业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威胁。
1“基因污染”的内涵和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的风险
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得到飞速发展，育成了一大批耐除草剂、抗病、抗虫、抗病毒、抗寒的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和植物材料，并开始在农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自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运用以来，“基因污染”一直如影随行，例如：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曾出现“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还有2009年的“加拿大转基因亚麻污染事件”。
1.1“基因污染”内涵的界定
基因是一切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而繁殖又是生命的基本特征，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的基因，其化学“建材”几乎都是一样的，基因构成材料的这种整理性，使人为重组的基因有可能污染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库。“基因污染”是环境保护的新概念，即基因工程作物中的转基因能通过花粉(风媒或虫媒)所进行的有性生殖过程扩散到其他同类作物上，这是一种遗传学上称为“基因漂散”(geneflow)的过程。而这种人工组合的基因通过转基因作物或家养动物扩散到其他栽培作物或自然野生物种并成为后者基因的一部分，在环境生物学上则称为“基因污染”[1]。“基因污染”具有隐蔽性、增殖性、不可消除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这些外来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的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唯一一种可以不断增殖和扩散的污染，而且无法清除，其不同于污水排放、烟尘超标等常见生态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危险的环境污染。这个概念的形成和提出之所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预警意识。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转基因扩散到传统农作物上影响已形成的生态系统，改变了某些传统作物的消费性质，由于几乎所有的农作物在其分布区都存在有性繁殖兼容性（可）的野生种和近缘种，因此从理论上讲，“基因污染”的发生完全是有可能的，使它们不再属于“无公害”食物之列。“基因污染”更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概念，表明了人类已经意识到转基因技术引起的农业革命具有潜在的危险。如果忽视这种危险，人类将可能重蹈工业革命对环境大规模破坏的覆辙，招致一场不可收拾的灾难。
1.2“基因污染”可能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的风险
（1）污染自然界的生物基因库。由于在天然的生物物种基因中掺进了人工重组的基因，这些外来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和传播而得到增殖和扩散。近年来，国外已有研究报道，转基因玉米的抗除草剂基因已漂散到附近地区野生芜箐植物上，致使一些转基因生物(如转基因藻类、无脊椎动物、藻类)具有极强的繁殖力，或向外界释放大量生殖配子。如果周围自然环境也存在许多有性繁殖相容性的野生物种和近缘物种，这些野生物种很容易受到同类转基因物种的转基因污染。
（2）污染传统作物，破换农作物生物多样性。经过人类若干年的培育和选择，在传统作物的染色体上储存有人类所需的各种基因，随着转基因的扩散，传统作物的染色体会为转基因所充斥，难以保留传统作物的原有性状，从而导致对传统作物的污染。
（3）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生态条件下，有些栽培植物会和周围生长的近缘野生物种发生天然杂交，从而将栽培植物中的基因转入野生物种中。若在这些地区种植转基因植物，则转入基因可以漂流到野生物种中，并在野生近缘物种中传播。这些基因漂散的结果可能使某些野生物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也可能削弱其生命力，因为它们毕竟没有经过自然进化的过程，从而有可能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4）基因污染可能增加害虫抗性。由于Bt基因①在植物体内的持续表达，使得害虫在整个生长周期都受到Bt杀虫蛋白的选择，可促使害虫对转抗虫基因植物产生相应的抗性。害虫对转基因植物的抗性发展，能够削弱转基因植物本身的效益，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2]。
除上述转基因植物造成的“基因污染”外，转基因对人和动物也会造成“基因污染”，而且具有危险性，重组微生物进行生物防治也会产生安全性问题，对此若不加控制，都可能产生严重的生态灾难。而这些外来的基因可以随被污染的生物繁殖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唯一一种可不断增殖和扩散的污染，而且无法消除。例如，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总量的75％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通过异花授粉或白花授粉很多作物能与其近缘物种或杂草杂交，可使抗除草剂基因从转基因作物上以基因流形式“漂移”到杂草上，通过“基因污染”而杂交产生新型杂草。其结果可能使某些野生物种从转基因获得新的性状，如耐寒、抗病或速长等，因此可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早在1986年就发现在使用3～5a除草剂后，杂草Kochiascoparia和Lactucaserriola具有抗磺酰脲类活性，这种杂草扩散速度很快，变成恶性杂草[3]。
2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视野下“基因污染“防治法制现状
2.1我国的相关“基因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
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比2009年增长了10%。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仍居全球首位，其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甜菜、笋瓜等种植面积高达6.68×107hm2，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48%位于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种植面积将超过工业化国家的种植面积。
不可否认，基因工程技术对农业及食品等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传统生物技术带来了彻底的革新。但是，“基因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潜在危害是不容忽视的。自1996年转基因大豆商品化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豆、玉米、小麦、棉花等先后受到进口转基因品种的污染。我国每年进口转基因大豆超过3×107t。这些大豆一旦种植在田间，就可能通过花粉传播等形式将人工的特性传播给近亲品种，造成基因漂移，导致“基因污染”，破坏我国的大豆种质资源。类似墨西哥“玉米妈妈”的遭遇，可能正在中国大豆身上发生。
对于突如其来的“基因污染”问题，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方案。原国家科委于1993年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部于1996年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1997年又了《关于贯彻执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2001年6月6日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农业部了与该条例相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4］2004年5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2006年1月16日，农业部第59号令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2006年5月1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了《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安全检查指南》。
然而，这些条例和办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由于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其强制性及严肃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基因工程技术的规范和管理。针对目前转基因技术研究和生产开发快速发展的实际现状，国家应确保有关转基因方面的法律法规随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同时加强执法的力度。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实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在审批时都有考虑过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安全性。同时一些民间组织也开始关注“基因污染”问题，各类媒体也不断对此问题进行报道。经过数年的宣传普及国民已基本具有“基因污染”意识，农业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关注。
2.2“基因污染”防治在法律规制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综合评断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制现状，尤其是从法律法规体系层面讲，对于“基因污染”的防治，还存在很多问题：
（1）公民环境权缺失及发展观滞后。现行立法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的参与。现行立法中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可实施性。由于公民环境权的缺失,没有具体的参与和监督方式，广大消费群体没有充分认识到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污染危害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而单单从“新”、“奇”的层面上理解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影响。传统发展观是人类依靠现时的科学技术而无视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在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引导下,只要是对集团和个人有利的,便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为了自己生活的便利和物质生活的满足,单一的发展科技而对那些相对耗费时间长、收益不大甚至没有收益的回收处理置之不理。一种科技发明如果把经济利益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5].人以生物形式存在,是无法摆脱作为生物人的各种需求的,为了满足人的生存本能,常常会出现忽视伦理和不计后果的现象,根本不会考虑所谓的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运用转基因技术，不但可以培养优质、高产、抗性好的农作物及畜、禽新品种，还可以培养出具有特殊用途的动、植物。为了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大量运用转基因技术却没有做好防治甚至忽视其威胁农业生态环境的工作，发展观依然停滞于“唯利”的层面上，“基因污染”问题产生的历史充分说明市民社会不可能对其最佳利益作出判断。
（2）基因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迟滞性和不协调性。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20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而基因污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其危害更大，具有不可逆性，环境法里所述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污染防治无法适用于基因污染。虽然有7部环保专门法及众多的法律和规章，但详细性、明确性、可操作性却不够强，部分法律法规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只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宣言式的规定无法执行，从而严重影响执法效果[6]，关于限制转基因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更少。而且法律之间的关系不清，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个单行法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各个法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无法调和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各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不明,两个以上部门争权或者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关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其他多部法律文件中，且很不全面，这样不仅使中央立法体系缺少主线，也导致地方立法标准不一，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时至今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依然缺位，在农业生态环境遭受“基因污染“破坏时，往往行动迟钝，不能果断及时采取措施防治危害扩大化。
（3）“基因污染”违法成本低。我国的环境立法数量居世界第一，而针对农业生态环境立法所占比重却很小。在转基因生物污染等重要方面更是立法空白，但大都属原则性规范，内容简单，缺乏配套实施细则，难以建立相应的执行制度。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有关农业生态立法基本都是“确认性”规范，即确认某项保护中应怎样，却没有设计一旦违反后的惩罚措施，使得很多违法行为成为“无罚行为”，自然丧失了其应有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一些组织和个人为了获得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而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没有做好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以较小的惩罚成本，肆意运用。而“基因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和致命性，一旦发生“基因污染”，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时间从事农业生态环境平衡的恢复，这就可能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我国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对有关“基因污染”法律惩罚力度远远不够，还须进一步完善。
（4）“基因污染”监管存在缺陷。地方政府肩负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在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当今社会,高科技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一些地方政府遇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时,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放弃甚至压制环境与资源保护,造成环境保护法落实不力。如环境法第16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而没有政府不负责的处罚措施,形同虚设。作为传统行政管理来源的行政法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法,是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的法,所以它对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而环境问题非常复杂,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差别很大,需要行政机关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灵活多样的处理遇到的各种高科技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基因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
3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基因污染”防治法律规制探讨
3.1明确公民的环境权，树立“包容性增长”发展观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60％以上，只有首先从立法上明确公民的环境权，才能强化公民特别是农民的环境权意识．并且，通过宪法将环境法定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这样就可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中为环境权救济提供良好基础，如环境权侵权赔偿、城乡排污总量比例控制、恶意严重污染行为入罪、环境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等。而这些都是随着我国公民环保意思增强的结果，是我国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发展观的理念基础之一。要改变传统的环境观，必须改变短视的利益观，充分考虑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问题。运用转基因技术，既要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基因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不可逆转，危害巨大，我们应在运用转基因技术时铭记可持续理念，要让转基因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同时又不威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发展。
3.2健全生物安全立法，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
在当前我国生物工程转基因技术己经广泛应用的情形下,加强生物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立法势在必行，一部完整的《生物工程安全法》的出台很有必要，比如健全生物工程转基因的许可证制度、标示制度、安全评估制度和监测制度等。而且就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监管制定专门性法律，这样可以使各部门在制定相关规定时，能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并且目标一致、相互协调，使转基因产品安全法律进一步体系化，避免各部门在转基因产品的标识管理上各自为政或互相推诿[7]。为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生物安全的立法，建立和健全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体系。对生物安全的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即以美国、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的以产品为基础(Product—based)管理模式和以欧盟国家以技术为基础(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
这两种模式对于我国有可借鉴之处。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基因污染，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危险性并存，为了防止基因污染的危害，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主要对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安全性作出了规定。作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立法与管理，从而能在更好地规范和推动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在国际环境保护的合作中更有话语权。
3.3确定安全评估机制，完善法律责任制度
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规定“基因污染“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如绿色GDP使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明确，分别承担在运用转基因技术中相应的义务。由于转基因生物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具有社会成本，但同时政府规制也存在一定的社会成本，加之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所以在博弈达到均衡时，污染问题并没有彻底消除，污染也存在一个经济上合理的界限。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国一直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政府规制的整体水平和效率与社会的要求仍有相当的距离，“环境污染“规制的博弈过程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更影响了政府规制的效能。因此，加大“基因污染”信息的披露，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提高政府规制的效率，是“基因污染”控制实践中应加强和重视的。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性法律责任是指违反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法,破坏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性的单位或个人,危害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法具有国家的强制性,只有通过对违反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性标准的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进行法律制裁。才能保障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法的顺利实施。
3.4明确监管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监管模式
转基因生物安全事关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农业部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4个配套管理规章，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建立了产品标识、进口审批、加工审批、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等制度。多年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技术支撑体系，大大地提升了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符合国情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8]。促使转基因技术安全有效地服务于我国人民，促进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结合中国转基因生物环境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应构建转基因生物环境污染法律监管的生态性监管模式，实现法制与监管互动、效益与监管互动、多元主体监管互动的生态型监管机制。[9]在“基因污染”事件发生的事前、事中及事后，通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监管，能有效地查找其事前的漏洞，快速地防止其事中的危险的蔓延，合理地减小其事后的损失。如此，农民的利益得以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的平衡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