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主导未来中国教育的基本力量文字的历史似乎表明，人类文明自（孔子、释伽、苏格拉底提出‘启蒙’问题的）‘轴心时代’以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无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及自己的世界观开启蒙昧和施行教育。农业时代行农业的教育，工业时代行工业的教育；保守的社会张扬传统价值，变革的社会鼓吹观念创新；先进扩张的社会敢为‘坚船利炮’提供社会达尔文主义道德观，落后挨打的社会尝以‘科技至上’试图救民族于危亡。真如德里达所感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Egea－Kuehne，1996）。于是，教育不能不体现特定社会对自己特定生存状况的理解和把握，此即教育的‘殊相’。另一方面，道枢所指，人文所及，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教育都贯穿了‘人’之为‘类’所分享着的同一种精神，即对自然的尊敬和对自由的追求。前者是‘天命’，是‘必然’，是‘神意’；后者是‘问天’，是‘欲求’，是‘人性’。于是，出于‘类’的性质，教育便非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开启人性：（1）格物以知天命，（2）正心以安身性。前者是康德所论的‘Verstand’（可译做‘认知’或‘认知理性’，cognitiverationality，又可译做‘理解’或‘工具理性’，参见?舳《。?000a），后者是康德所论的‘Vernunft’（可译做‘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又对应于‘知性’，或可依王国维译做‘理由’或‘智性’）。此即教育的‘共相’。今天，中国的教育及其改革是面向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教育和改革，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这是中国当下教育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它的‘时代特征’。二十一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我愿意用两个特征来概括：（1）技术的迅速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2）全球的西方化（海德格尔所谓“地球的欧洲化”），或曰“全球资本主义”（参见汪丁丁，1999）。这两个特征表明，一百多年以来的‘西力东渐’运动仍在继续，并且要将二十一世纪纳入它的余绪。福柯在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时指出：“…［这一学派］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始于16世纪的，与历史性地和地理性地被界定为‘西方的’那种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诸种后果。而西方人若不假以此种强权的理性，则永远无法获得今天这样的经济与文化成就”（Foucault，1978）。事实上，当鲍德里亚和福山宣告‘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源自希腊的‘逻各斯’精神最终实现了全球化扩张，无处可去亦无以自拔（汪丁丁，2000b；Fukuyama，1989，1993；Baudrillard，1992）。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我曾反复论述过的（汪丁丁，1995，1996），中国社会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1）中国社会是‘发展经济（developingeconomy）’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将‘过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得以维持和改善未来‘稳态人口（steady－statepopulation）’社会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其实起源于社会的‘人口生育率变迁（demographictransition）’，而后者则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知识积累过程的效果之一。由于发展问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发展便成了‘硬道理’，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领域中占了优先位置；（2）中国社会是‘制度转型’的社会（transitionalsociety），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内，既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和行为规范、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都以较以往时代快得多的速率发生变化。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诸种行为都表现出‘短期化’倾向，或者‘末世情结’；（3）中国社会是正在经历‘文化危机’的社会。从表面?峡矗庖晃；灯鹩诎倌暌岳炊轿拿饔胛鞣轿拿鞯某遄病＞湍谝蚨裕庖还爬衔拿鹘ソサ兀兀铀亩κ⑵冢ā友贝行恕ù笾驴晌健贝搿V推凇灾潞诟穸馐兜健爸泄坪跤涝锻A粼诶芬酝狻保ā独氛苎А罚5恰V汀蔷仓梗幕车摹嘣浴hepluralityoftradition）在例如伽达墨尔看来是文化传统的绝对特征（Gadamer，1975）。只要传统保持着多元的特征，传统的生命就不会完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一方面是“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又可译做“知识就是权力”），是尼采和福柯揭示出来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ledge）’掩盖下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将‘自然’的达尔文主义转变为‘自由意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是自由了的意志对‘无根’的自由状况的反省，是原本艺术的多元文化的人生对‘单相度’的技术人生与一元文化的世界观念的奋起反抗。‘知识’与‘价值’，由这两方面的冲突所构成的‘张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从根本上主导中国教育及其改革。二。作为‘过程’的教育及其内在困境教育是一个‘过程’。在考察了各主要学派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理论之后，我觉得作为过程的‘教育’概念是与各种理论相容的一个出发点。从这一出发点可以导出如下两点理解：（1）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方法’、‘内容’，这三者构成‘同一’的不同侧面。换句话说，‘目的’，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阐释的那个为运动（过程）所趋向的静止不变的‘善（Good）’，不再具有柏拉图体系中‘理念（Idea）’所占据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过程的教育不应当按照先定的‘目的’来铺设其‘内容’，再根据‘内容’寻找‘方法’。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action）’当中逐渐明确和演变的。（2）教育过程是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就每个参与者，不仅是‘受教育者’的，而且是教育者的认知发展（cognitivedevelopment）与道德发展（moraldevelopment），所展开的对话和不断阐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内容－－－以基本概念的集合为主体，教育的方法－－－以人的不同特征为根据，教育的目的－－－对特定教育过程所应当实现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度’的界定，教育的参与者对教育的这三个方面的理解以及产生了这些不同理解的不同认知传统与道德传统的不同‘视界’之间的融合（thefusionofhorizons），所有这些方面的演变都以社会交往为实践基础。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教育的内容，例如，几何学的‘点’概念，就不应当由“不包含任何局部”（《几何原本》卷一）来定义，而应当由与‘点’的体验有关的一系列对话与阐释来‘定义’。于是与其它概念一样，‘点’这一概念有了自己的‘历史’－－－认识主体对概念的理解过程，而历史中的‘概念’是有独立生命的概念，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和停留在历史之外的概念。借用康格海姆的科学史思想：处于‘历史’过程中的科学概念与‘科学’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预设了概念在未来的可变性，从而预设了创新和批判性思考的语境（Canguilhem，1988）。如果数学概念的演变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经巴什拉（GastonBachelard）阐述的物理学概念的演变史充分说明了批判性思考（critcalthinking）所要求的‘历史’语境的重要性（Lecourt，1975）。事实上，至少一项权威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人类‘概念体系’中绝大多数概念是通过与其它概念相‘类比（metaphor）’获得局部理解的，从而绝大多数概念只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被充分理解（LakoffandJohnson，1980，第12章）。同样清楚的是，在上述理解框架中，教育的方法，例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建立，便难以像本质主义教育学派（essentialism）所设计的那样，首先确立教师的权威，然后向学生灌输‘正确的’经典理念。类似地，斯科纳（B。F。Skinner）倡导的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ism）和杜威倡导的渐进主义学派（progressivism）的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部分地变得可疑，因为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价值观念，典型如康德所定义的‘道德’或者詹姆士研究过的‘宗教观念’，其建立过程往往不依赖于‘激励－反应’行为链条，也不依赖于‘兴趣’诱导过程。最后，教育的‘目的’，同样是演变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对他们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博弈达到均衡时的结果的预期。就理想境界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开启每个人的潜在能力（cognitivedevelopment）和潜在价值（moraldevelopment）。而这一终极目的意味着具体教育过程的目的设定必须以教育参与者的‘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谓“有教无类”，所谓“个性化教学（inpidualizededucation）”，所谓“多智能开发”（multiple－intelligencedevelopment，Gardner，2000），所谓“自然教学法”（naturallearning，Abbott，1999a）或者“去正规教育”（de－formaleducation，TheEducation2000Trust，1997）。但是，另一方面，以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设定的教育的终极目的，在教育过程由以发生的那个具体生存状况中，总是受到教育成本的限制（见下节的讨论“教育的经济学问题”）。正规教育以及教育的其它形式的‘标准化’节约了教育成本，从而可以部分地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从而教育的目的才变得现实可行。美国的渐进主义实验学校的失败在于使标准服从个性的渐进从而为懒惰和失职提供借口（Gardner，1991，页195－199）。如果教育过程可以被划分为阶段，例如‘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那么，作为‘社会交往过程’的教育也可以按照交往的侧重面不同而划分为不同阶段。例如对‘学校教育’来说，比物质生产实践更加主要的教育部分是‘符号交往（symbolicinteraction）’的实践，虽然符号交往也是生产过程的观念创新的主要形式（参见汪丁丁，2000c）。与物质生产的交往实践相比，教室里的符号交往实践的特征在于它基本上是围绕‘文本（text）’展开的社会交往行为，而符号交往的语境便是上面论述过的文本的观念史。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们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对符号的意义加以阐述并从其他人的阐述中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视界融合）。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的教育理论（existentialism）比其它诸种理论更加贴近符号交往的现实语境，更加有可能激发教育参与者的热情，所谓“投入的理解（committedunderstanding）”或者“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understanding）”。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命定的自由选择，“doomedtobefree”），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替‘我’作出的选择（由于‘理解的艰难’或者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固执着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包括‘perennialism’）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后者固执着人类作为‘类’而分享的核心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核心能力（感觉、语言、理解力）的开启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教育过程。于是，表现在教案设计（curriculumdesign）理论中，前者强调教案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教案的经典性。上述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为过程的教育的内在困境－－－autonomyv。s。authority，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应当指出，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在其它教育理论中没有在“作为过程的教育”理论中来得尖锐，因为，例如对古典主义的教育理论来说，其经典著作和经典著作阐释者的权威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又例如对存在主义教育理论来说，生存的个人的自主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只有当教育参与者的自主性与教育者的权威性同时被教育过程本身决定时，才会发生上述的基本的内在困境。受教育者的‘自我（self）’意识，不论从发生心理学角度还是从进化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是不断演进的，就意味着‘自主性’的确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存在主义的教育方式，例如‘契约教育制度’，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在与老师订立教学契约之前，学生应当独立选择学什么和怎样学，可是学生的选择往往受到老师和家长意见的影响。德里达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文化认同不应当被［多元化运动］肢解。另一方面，文化［生命］又不能被局限于任何权威所定义的核心里面”（Egea－Kuehne，1996）。德里达所描述的困境也是教育的权威性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里，教育者和文化的权威阐释者，一方面，为了维护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培养学生对既有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为了开启文化的生命力，又必须鼓励学生对既有文化做批判性的思?肌⒅匦虏汀⒑凸勰畲葱隆！∫虼耍谧魑痰慕逃校灾餍杂肴ㄍ哉饬礁鲅萁讨浯嬖谧沤换ビ跋欤馐沟醚屠鲜υ凇沤煌械墓叵当湮帐醯模腔档暮涂梢栽は热范ǖ摹R惨虼耍鲜龅慕逃哪谠诮粽庞滞笔峭贫逃萄荼涞哪谠诙Α?/P>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代语境；文化语境；文本语境；教学语境
中国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问题，由于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密切相关，近年来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但如何切实贯彻落实这些文件精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合理语境进行深入研究。所谓“合理语境”是指具有合理性并被成功接受的条件和方法的总和。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语境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一定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从而全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和一系列科学发现提供创立新世界观的前提条件外，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和其受残酷剥削的地位之间的反差，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要时代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对工人阶级进行启蒙教育的现实基础，是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现实需要。聚集在工厂的大批工人的极端贫困，引起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进而成为寻求解放这些贫困工人的条件的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工人阶级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他们有责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悲惨境地的原因，并指出其走出悲惨境地的道路。
在工人阶级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地位的革命时代，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切身需要。工人阶级有了解自己处境的思想亲和力，他们的受剥削压迫地位容易使他们以一个阶级整体来意识自己。
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时说，他们的“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种阶级整体感正是高昂的政治生活和高度的理论教育所需要的精神氛围。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理论意识远远走在他何的文化和技术教育前面。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对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极为了解，能够将理论的深度和鲜活的生活细节充分结合起来。后来，列宁把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称为“灌输”，这实际上只注意到了这种教育的一个方面，即教育者的主动性，而对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有所忽略。
随着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工人阶级被迫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出现的条件不存在了，解放了的工人比受剥削压迫时期获得更多自由，他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作为个人的现实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不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不再像革命时代那样所指清楚，鲜活亲切，而变得所指模糊，干扁抽象。这时，工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和理论教育的需要大为降低，革命时代用于教育工人父辈的那些道理已经与解放了的工人有相当的距离。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是直接的，而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却是间接的，因为理论与现实的一定距离是统治的自然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个人还能够保持革命时代的阶级意识、精神整体感和理论亲和力，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强大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压力下的状态，这种外部压力仍使工人阶级个人处于革命激情中，现实的物质生活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仍能被他们接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直到冷战结束前，社会主义国家受资本主义世界直接压力，使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处于这种状况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冷战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语境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类型，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冷战类型，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需要了，而是说在理论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必须进行新的理解和设置。显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没能对这一新的时代语境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个人更多从阶级整体中游离出来，原来维系工人阶级个人为一个整体的直接被意识到的因素，逐步转化为由市场和法律来规范的不被直接意识到的因素。个人的文化和技术教育，以及直接的生存竞争和幸福，远远超过了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和理论意识。社会成员“主要面对一个首先是按利益原则为评价标准的社会，面对一个完全由量化的契约关系重组起来的社会”。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的这种转型不断得到强化，资本主义的威胁从直接压力变成优势地位的逐步渗透。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要能对这种渗透起防护作用，使受教育者有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政治理论意识，又要能鼓舞面对生活的个人，使他们更能独立地面对现实。
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关键是培养中国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培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公民，主要在于养成能在社会主义大环境中生存的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和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这两个任务，从根本上说都依赖于营造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直接教育，也就是说，依赖于不知不觉形成的教育环境，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宣传。爱国和爱社会主义，做一个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公民，必须从现实文化气氛中加强，必须变成从小就从其中感染的生活方式。由于教育语境的转换，我们对“政治教育”概念、“政治”概念、“理论”概念的理解，以及对教育成效的检验，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种环境中潜移默化养成的政治认同感，往往在重大的政治情境中才能被焕发和显现出来，而在平常情境中显现出来的则是独立公民的合法行为。因此，我们要营造导致政治认同感的各种环境，并使其产生长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化语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初不仅产生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比较尖锐的西欧，而且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文化合理对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切实建立在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认真研究的严肃问题。
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对政治和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西方文明中工商业从一开始就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导致社会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相对比较发达，政治集权化受到一定的约束。与此相反，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农业始终在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导致血缘宗族关系和自然地域关系在社会关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工商业及其组织没有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西方和中国文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上的这些不同关系导致文化上的不同特质，这些文化的不同特质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在非常时期也许不是很突出，但在社会正常发展时期就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首先，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与群体的分离比较彻底，个人有比较强烈的归属群体的自觉追求，这一倾向发端于希腊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发展到极端，由此有利于培育个人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较高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尤其在宗教影响下)比较强烈。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西方几千年追求理想社会传统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新时代条件下的继续。西方文化的这一传统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贫困民众尤其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唤醒并延续西方文化中对未来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的渴望。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群体(主要是血缘宗族，地缘关系不过是其延伸)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对群体有一种自发依赖(或者天然地被束缚着)，有比较好的亲缘归属感，容易建立一种伦理文化。这种归属感积极的方面是容易与反对宗教、追求现世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亲密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形成，不利于完整地从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容易采取实用主义的理解态度。对个人来说，个人与群体的自然亲密感可能在个人心中会积淀一种挣脱自然群体束缚的潜在的文化心理倾向(现代化过程无疑在不断加强这种倾向)，这种潜在的挣脱心理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其“灌输”方式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结合起来，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成效的极大障碍。
其次，在西方文化中，从古希腊开始逐步培养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先是古希腊——罗马自由民的平等．然后是宗教原罪面前的平等，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古希腊文化强调自由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责任感，其结果是社会伦理规则高于自然伦理关系，这些方面尤其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法制机制的进一步强化，有利于培育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疑是西方文化中最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探寻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条件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自然关系和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中充分解放出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要求极大地提高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是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基础上的更高要求。而在中国文化中，几千年封建生产方式使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上，社会的公共生活从组织到规则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的正常发展时期，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对比较弱。因此，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引导受教育者切实关心公共事务，建立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由于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中的充分发展。社会民主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能够看到经济关系对社会其他关系的决定作用，依此来划分社会阶级，分析社会结构，规定阶级斗争内容，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比较合法的斗争形式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存在着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状况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和内容的重点都有西方文化和社会的特点。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高度的集权和专制，经济之外的政治关系、宗法关系等因素长期包裹着经济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某种程度加重了这一文化特点。这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一开始就有两点变化：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有一些重心的变化。例如，对于究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重要，还是作为自觉社会活动的阶级斗争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接受苏联革命和列宁的影响，坚持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正如西方学者评价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只有相信自觉政治行为的创造力，他才能看到尽快将中国从落后和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李大钊的影响下，也出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毛泽东也自觉地赞同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甚至将这一关系延续到解放后，超出经济关系来划分阶级和谈论阶级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吸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理解不能不受当时中国革命的出发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教育，没有民主的、合法的渠道，只能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反过来更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的革命特点和文化语境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转贴于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也许是个例外，先是西方殖民化力量对中国的强大刺激，后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封锁，救亡图存和保卫新的革命果实的需要，激发了全民尤其作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这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思想氛围。迄今为止，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引发的爱国之心仍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本语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文本上看，不仅存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完整准确问题，而且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本与非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关系问题。在各种理论和价值观都在传播的时代，不能客观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倾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能从其他思想倾向中吸收借鉴有益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是一大缺陷。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所以，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需要整理出版和翻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稍晚的准经典作家的作品需要翻译出版，而且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稍晚的准经典作家对于阐释和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有他们的文本，可以使我们更系统完整地、有时也更容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影响，对于我们提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对于我们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树立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方面的工作还很不系统完整，这对于形成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氛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仅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经历先是极端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后过度赞赏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过程。这当然都不是合理的态度。
在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方面，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种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屑一顾的固步自封的态度。这种固步自封态度的形成，可能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压力这一客观因素有关。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我们并没有持续地追踪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线索，对其进行系统的、合理的比较研究，对其文本进行有序的整理。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较少外部刺激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僵化，缺乏理论创新的活力。二是由于没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效争论，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接受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挑战的自我维护能力。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以前和以后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未加批判和引导地涌人思想界和教育界，出现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度赞赏的倾向。据统计，中国20多年来出版社所出版的哲学文化论著，非马克思主义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几十倍，因而受教育者所阅读和接受非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机会几十倍于阅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机会。而且，由于学科、教育和研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存在着极大的隔阂，很少有人横跨这两个领域并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评价、分析批判和吸收借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语境
除了社会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氛围外，对于教育者来说，还有一个在可控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问题。这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效的最直接因素，也是首先可以改进的因素。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材所归纳的原理与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形象相脱离。一是20世纪30代形成的教材体系沿用至今，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分割为不同的课程，而且每_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材都大同小异，主要是抽出来供考试和记忆的知识点。教学过程中如果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不辅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和实践的生动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容易变成教条。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教学中脱节。一种理论只有深深植根于某一或某些具体科学中，才有新鲜的血液不断向顶层理论结论输送，马克思由于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才使其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鲜活的理论。而要将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的受教育者引导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必须从某一或某些具体科学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或某些具体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谙熟具体科学到达抽象理论的通道。没有这种修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可能脱离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所以，教育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路径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效。
2006年12月1日至2日，由《艺术教育》杂志主办、江西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二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30多所艺术院校的80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集中研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背景下艺术教育特点与策略”的相关问题，创造了艺术教育思考的“峰会”的高度。
2007年9月27日至28日，由《艺术教育》杂志主办、沈阳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辽宁沈阳召开。来自全国50余所各类艺术院校的近百位专家及代表参加了论坛，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教育学会主席和美国麻省艺术学院的专家代表的参与，表明了“论坛”的影响力与所受到的关注。论坛对艺术教育在新形势下从单一的纯粹艺术教育转向保持纯粹艺术教育传统优势、大力发展应用艺术教育并重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008年11月22日至23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艺术教育》杂志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百余所艺术院校和美国、韩国5所艺术大学的专家、管理者近200名代表参会，就“探索艺术教育特色办学之路”分学科研讨，注重探索性、创新性、前瞻性和整体性。对中国艺术教育的一元价值、二元结构提出结构设想，其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尤受业界关注。
2010年6月25日至26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共同主办，大连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辽宁大连召开。论坛主题为“回顾总结建国以来艺术教育发展历程，研讨艺术院校特色建设与创新教育”。全国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长、专家、学者等100余名代表参会，此次研讨的话题，进一步说明论坛主题的内涵在不断加深、外延在不断扩大。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办学之路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
2011年10月28日至31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共同主办，《艺术教育》杂志和云南艺术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昆明举办。全国百余所各级各类艺术高校（学院）及英国、韩国、日本、泰国、瑞典多所大学的近200位专家、学者、院（校）长及优秀教师参加了论坛。此届论坛围绕“研讨传统艺术学科改革发展之路，新兴学科创新建设之路，从而更好地建设、完善适应时展需要的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促进我国艺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题，探讨了艺术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未来发展之路。此届论坛在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召开，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交流了各自的经验，使论坛真正成为艺术院校沟通交流的平台。
2012年11月23日至25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共同主办，《艺术教育》杂志和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的议题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与十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艺术学科建设和艺术人才培养；探讨文化强国背景下艺术学科建设的新视野、新思路与新跨越。参会专家及代表对当前艺术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背景下艺术教育如何实施战略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学科以及师资队伍建设、艺术教育资源开发与配置等进行深入交流，为促进艺术教育管理者拓展视野，增强战略思维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十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做出了积极回应。
一、再造文明:文化层面的哲学基础
近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危机,对于危机因何而来?如何救治?学者们多认为应归咎于中国文明的不适应性。具体而言,主要有守旧和革新两种观点。守旧派认为中国之危机全因为人心不古,忘了祖宗成法,所以挽救的方法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保存国粹”。而革新派认为,中国自我封闭太久,缺少外界的刺激与交流,因而落后了。中国古老文明不失为世界上之最优秀,但应付现代生活已力不从心,需要学习别人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结合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胡适属于典型的革新派,提出了“再造文明”即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作为救国的基本路径。
胡适强调实证主义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把有机体的一切行为均看作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生物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生存,因而否定理性主义的永恒真理观,认为所有的观念、理论、思想体系都应该看作是假设。胡适还主张“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需要用冷静的眼光来搜求证据,这便是评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1]。胡适认为,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就他们的实证主义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拿证据来。由此出发,胡适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对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及其出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明是人的心思智力作用于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产物。”[2]没有单纯的精神文明,也没有单纯的物质文明。寥寥数语,驳斥了“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保存国粹”者的论调,也为文明的评判确立了一个标准———应付环境的能力。中国文明应付环境的能力如何?“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上’不适于现代的环境,‘种族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社会制度与心理习惯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3]在胡适看来,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古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世界环境下,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相比之下,“西方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找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环境,改良社会政治制度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4]在胡适看来,西方文明建立在以“机械力”为标志的科学基础上,并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民主为追求目标。
而科学与民主蕴涵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竭力满足人的理想追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解放人类的思想和能力,去享受这种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这种“利用厚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既然传统文化已经式微,以科学民主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文明又充满活力,为摆脱民族、文化危机,反省和扬弃传统,充分接受西方的新文明和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急需的觉悟就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而且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政治不如人。”“第二步是死心塌地学习人家,一心一意地采取现代化的态度。”[5]胡适言下之意是,要救国,必须实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的现代化,而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接受西方文明,特别是民主、科学、技术。而如何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何接受民主、科学、技术,教育的独特、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胡适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未尝不是对现代中国出路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文化哲学基础。
二、教育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教育社会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胡适的“教育救国论”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及其教育哲学对其基本概念和观念演绎的必然结论。受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杜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视为与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共同规律的过程,是一个改良和渐进的过程,“是东一块西一块零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世界。但是,要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一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6]胡适也主张,“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个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制度的解放,这个那个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7]胡适不厌其烦地陈述其改良的进化观。主张改良的进化观,一方面必然反对采取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其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下了伏笔。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杜威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并坚持教育要为改造社会服务,为创造美好的生活服务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会给社会生活以充分明显的影响,教育是富有建设性的东西,是能纠正社会弊病,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最基本的方法。教育的首要社会责任,不是使现有社会秩序永久地保持下去,不论是经济秩序,法律秩序,还是社会秩序,而是对其改善做出贡献。他在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中》宣称:“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教育在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如果没有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保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工具。”[8]胡适也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倡言,“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生活,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9]实用主义是现代美国的主要价值精神,胡适承袭了其基本精神,将社会改良寄希望于教育,并赋予教育以广泛的政治、经济,改良社会习俗的功能,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另一理论基础。
三、完善的个性主义:教育个体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实现社会现代化是胡适救国论的路径依赖,教育是胡适救国论的工具依赖,那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则是一切依赖的依赖。正如英克尔斯所说:“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要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也就是说,要实现“再造文明”、教育救国的理想,要实现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价值,必然关涉到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对此,胡适提出了完善的个性主义。他引用易卜生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时候,我感到好像整个世界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10]而“救出自己”的关键在于养成自由思想的独立、宽容的人格,充分发展自由的个性,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胡适认为具备独立人格,充分发展的个人乃是社会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动力,藉杜威的社会进化论、智能的个性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论证了培养完善的个性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进化论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的笃信者,胡适构筑于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完善的个性主义表达了对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乐观和期待,在他看来,社会有机体论所主张的个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的概念既是个人自由的根据所在,也是教育和启蒙的根据所在。他说,“人的身体里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作战……,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1]胡适的理路在于:既然个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理性充分发展,文化自觉,精神健全的个体是自由和健康的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根本保障,那么,通过启蒙宣传与教育,开启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的个性和理性自觉,就是创造新的自由社会和国家的“造因”。
论文关键词:通识教育;高职
到2008年，我国境内普通高等学校已达2263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1079所，高职(专科)院校1184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高等教育质量下滑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大多为合并升格而来，时间较短，历史文化积淀不足，与研究型大学相比，人文氛围较弱，以至于成了通识教育的“盲点”。在教育部提出实施本科教育“质量工程”，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新形势下，这些院校如何开展通识教育，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实际上，由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和传统研究型大学相比，在如何开展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理应走出一条新路。
一、什么是通识教育
笔者认为，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一种培养健全品格和理性精神的教育。通识教育的内涵，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通识教育是非专业、非职业性的高等教育;通识教育是对所有人的教育，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受到的一类教育。社会上对通识教育存有种种误解，如把通识教育等同于通才教育、人文教育或素质教育，这些都是不准确的，为了能对通识教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此简要回顾通识教育的历史源流。
(一)通识教育的产生
中国古代即有通识教育的萌芽，在被儒家誉为“初学入德之门”的《大学》一书中，开篇即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对人的塑造，使人格境界更为完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述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通识教育强调教育学生做“合格公民”、“健全品格”的重要性，即是对“德”的培养。通识教育同时强调对学生理性精神的培养，然而这在中国古代教育中未曾出现。通常认为，通识教育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它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他认为，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主要内容，避免机械的、实用的、专业化的训练，而各行各业的实际操作是奴隶们的事物，有损于人的理性的发展，是自由人所不应该从事的。在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时期，自由教育哲学一直在西方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不过，自由教育也只适用于与奴隶、工匠们相对的“自由人”，因为他们不需要从事这些劳动，就能够生活下去并有机会从事国家的管理。在工业革命以前的阶级社会中，所谓自由人整体数量是比较少的。
随着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蓬勃展开，社会和科学技术也随之迅猛发展，新知识大量涌现，它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自由教育完全排斥“实际的操作”教育，认为古典的人文知识是学院教育的绝对主流，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进行反思。终于，在“实用主义教育价值观”、“教育民主化思潮”等观念的冲击下，自由教育思想的堡垒开始动摇。
关键词：韩军；新语文教育；人文精神
所谓“新语文教育”（简称“新语文”），是秉承“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教育，是建筑在“语言即人，即存在”的哲学观上的，以“说真实的个性”的话为价值论，以“语文立人的精神”为语文教育终极目的和本体论，以“举一反三”为语文教育的总体操作论的语文教育观。[1]正如“五四”新文化精神所推崇的“人文”，韩军的新语文教育的核心就在于“人文精神”，在他看来“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一种主体精神的教育，是精神经验教育；是一种人化教育，人的教育，是关涉语文学习者精神成长的教育”。[2]
一、当今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状
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分别发表了邹静之《女儿的作业》、王丽《陷阱中的苦恼》、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对语文教育的种种弊端展开了批判，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学语文学科教育的关注。随后，全国的各大媒体开始全方位的控诉和声讨中学语文教育，并且掀起了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社会大讨论。语文教育问题一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而关于“人文精神”教育理念的倡导则从教育的幕后走到了社会的前台。
鉴于以上事实，我认为当今语文教育人文精神失落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一是语文教育理念走入纯工具性误区，忽视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与语文人文教育的态度；二是语文教学伪科学化严重，语文课堂失去人文色彩，人文精神培养发生偏差；三是语文教师缺乏人文精神，教学个性被程式化。以上种种遗憾，正是由于语文教学缺乏人文关怀所导致的恶果，不关注语言文字背后的生命精神，不关注人的个性与体验，便了教育的生命精神。正如韩军所说：“中国语文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总体失误就在于，总是矢志不渝地着眼于所谓纯粹语言能力（技术化），再辅加扭曲的思想政治教育（伪圣化）。根本忽视了对学生主体自我的热烈关注。百年来，一直没有彻底认清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一种主体精神的教育，是精神经验教育；是一种人化教育，人的教育，是关涉语言学习者精神成长的教育。”[3]因此，他在世纪之交冷静地反思语文教育过去和现状的是非得失，提出了“人文精神”教育的主张，对于在新时期如何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二、独特“人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周易.贲卦.象传》对“人文”的诠释。所以，“人文”就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在韩军看来，“人文，就是真实、自由、个性的做人”，语文教育的人文，指向的就是人性的真实、自由，是一种基于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人文精神，语文教育的知识、价值取向也正在于此。语文课程标准把“人文性”吸纳进去认定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正表明了只有弘扬人文，才能使人回归本真。
韩军认为语文的“人文”是真实、自由、自我的。这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在于解读文本应该知人论世，深入地去解读，用自己的情感尽可能真实地领悟作者的情感；第二层就在于引导学生抒发真实情感，“让学生说‘人的话’――真实、自由、个性的‘人性’之话，不要教唆孩子说‘神的话’――假话、空话、套话，也不放任学生说‘鬼的话’――自私、冷漠、仇恨的话”。[4]第三层则在于人人自由思考、独立思考，尊重文本的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个性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学生的良性解读是回归语文教育的人文之本。
“人文精神”应该是张扬人的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精神的真实，生命精神的独立、生命精神的尊严，这是一种以追求人的真实、自由、个性为目的的“人文精神”，因此对于“人文精神”，“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逻辑上更大的概念以便清楚地表达，同时需要知道生活上更重要的概念以便真实的思考。”[5]这才是语文教育的根本价值所在。
三、新时期语文教育的呼唤
于漪老师曾经指出，语文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其重大弊端就在于忽视了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忽视了语文学科的人文特质，忽略了语文的本性。杨东平也说过：“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一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情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变成一种应试训练。”[6]它忽视了祖先流传下来的优秀的人文传统，它的急功近利阻碍了人文精神的发展，造成了人们思想中人文关怀的缺失。韩军在《限制科学主义，弘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一文中，在中国语文教育界第一次呼唤“人文精神”。紧接着，引发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新时期语文教育呼唤“人文精神”教育的复归，这也正是韩军所提倡的“新语文教育”，即“五四新文化精神”。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观，是秉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建筑在“语言即人、即存在”的哲学观点上的，以“说真实的个性的话”为价值论，以“用语言立人的精神”为语文教育终极目的和本体论，以“举三反一”为语文教育的总体操作论的语文教育观。
回顾语文教育改革走过的路子会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恢复高考为契机的全民教育被各种考试热、学历热逼迫着向前发展，考试分数决定论使我们的民族教育演变成了严重的“应试教育”。学生被框定在一个模子里面进行塑造，这种单一的教育选拔功能掩盖了教育对人生修养的价值、对个性成长的作用，使得我们的母语教育在这个时代性潮流中，受害尤深。语文作为一门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学科，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性的决定作用。人发展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精神层次上的，唯有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了，才可能对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给予有力的回击，而这种回击必须以人文精神的回归为基点。由此，韩军提出了“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的主张，呼吁在语文教学中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教育的培养。
四、认识韩军人文精神教育思想的意义
韩军作为“这一代”的语文教育改革者领军人物之一，他对“人文精神”的见解是非常独特的。他时刻保持着警觉意识，用他犀利的眼光去洞察语文教育界所发生的一切，他对语文教育的种种批判是最为彻底的，矛头直指现代语文教育的理论基点，也为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寻找新的基点。作为教育实践者的韩军更是通过开掘隐含在文本中的真善美精神价值以唤醒激励学生的求知、向善、爱美之心，使语文教育向人文关怀迈开。因此，认识韩军人文精神教育思想的意义，或许可以为一线的教师提供些许的参考。
（一）韩军人文精神教育思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韩军认为：“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总体失误就在于，总是矢志不渝地着眼于所谓纯粹的语言能力（‘技术化’）再辅加扭曲的思想政治教育（‘伪圣化’）”；“百年来，根本忽视了对学生真实、个性、自由精神的培育，忽视了对学生主体自我的热烈关注。百年来，一直没有彻底认清，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一种主体精神的教育，是精神经验教育；是一种人化教育，人的教育，是关涉语言学习者精神成长的教育”。[7]归根到底是“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技能训练+思想政治教育’”。[8]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语文教学不仅压抑和束缚了孩子们的独特情感，而且戕害了孩子们的生命精神，使得语文教育犹如文字游戏一般……面对死气沉沉的语文教育，韩军对感到无比痛心，为了挽救孩子们，为了挽救语文教育，韩军在语文教育界首次提出了“人文精神”，而正如我们在语文教学一线所看到的一样，韩军的人文精神教育是深入人心的。因此，“人文精神教育”是中国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近20年中国语文教育改革水到渠成的结果。
（二）韩军人文精神教育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实践语文新课程改革
韩军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语文教育矛盾尖锐、思想激荡、恰逢语文新课程改革从酝酿到开展的历史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生力量，他根据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发表了大量独特、有创见的教育理论，对当前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及广大一线教师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尤其是他对“人文精神”教育的呼吁与阐释。韩军早在新课程改革之初就提出了“人文精神”教育的主张，并且经过了反复的论证，后来在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将其纳入认定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这表明，韩军关于“人文精神教育”的培养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对于语文教师理解和实践新课程改革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应该向韩军看齐，在教学中应该把实践和教学研究结合起来，洞悉语文教学规律，以求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努力向学者型教师队伍迈进。
参考文献：
[1][2][4][7][8]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编.韩军与新语文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0，90，39，90，91
[3]韩军.再论语文教育与人文精神[J].语文教育与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