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利用方格蔟供蚕上蔟作茧,具有省力、清洁、上蔟率高等优点,为加快其推广普及率,须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包括蔟室蔟具准备、上蔟方法、蔟中管理、采茧及注意事项等。
方格蔟是引进日本回转蔟改进而成的一种先进蔟具,是蚕桑生产蔟具改良的方向,目前在蒙城县以单片框架式方格蔟应用为主。该种蔟具具有省力、清洁、上茧率高等优点,但对蔟室小环境的要求更为严格,近年来推广普及迟缓。根据工作实践,笔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蔟室蔟具准备
(1)蔟室选择。要通风,坐北朝南,光线均匀,水泥或三合土地面。
(2)蔟片用量。饲养一种蚕种(盒重量按DB34/T056桑蚕种繁育质量标准)需要162孔或156孔方格蔟190~200片。
(3)结扎蔟片。新蔟片使用前,将其放在通风处晾2~3d,排除异味,然后取1kg桑叶,加开水浸泡30min,再搓揉一下桑叶,去渣取汁,用喷雾器喷洒在方格蔟上晾干待用。搁挂式双片方格蔟用1.3m长的通直小竹或竹片结扎2只顺向蔟片的长边框,每边用细铁丝捆扎5处,2片之间扎2处,木条、小竹或竹片的两头各伸出10cm长,以便挂蔟和翻蔟。“单片框架式”将纸板方格蔟片展开,四角用小竹或竹片结扎,每个框架一般10层,每层间隔7~8cm。
(4)搭设搁蔟架。用养蚕的蚕架搭2对平行2~3层搁架,或用吊绳挂好搁蔟的平行长竹竿,上下层距离60cm,最下层离地50cm。“单片框架式”不用搭蔟架,在蚕室直接上蔟的,要事先做好蚕座拆并计划。
2上蔟方法
2.1适期上蔟
发育正常的5龄蚕在盛食期后,食欲逐渐减退,大量排出绿色软粪,体躯缩短,胸部透明,前半身昂起,左右摆动,寻找营茧场所,这时蚕为适熟蚕,此时上蔟为上蔟适期。
2.2上蔟密度
生产中合理的上蔟密度一般为:纸板方格蔟的进空率达80%~85%,折蔟350~400头/m2,蜈蚣蔟400~450头/m2,伞形蔟350头/m2左右。
2.3上蔟方法
(1)人工拾取法。由人工逐头拾取适熟蚕,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及时送到蔟室,均匀投放在蔟具上。此方法能做到适熟上蔟,但很费劳力,特别在高温时,蚕老熟齐涌,要组织好人力及准备好蔟具,同时上蔟动作要轻,以防损伤蚕体。
(2)自动上蔟法。利用熟蚕向上爬行的习性,在蚕座上直接放置蔟具,让熟蚕自动爬上蔟具结茧。本方法省力且工效高,但难以全部让蚕都能适熟上蔟。实际生产操作一般为:先拾去初熟蚕,当熟蚕达30%~40%时,给薄薄一层桑叶,然后将蔟具放在蚕座上。为了促使蚕老熟齐一和及时入蔟,可采取以下措施:大眼起蚕要分批饷食,分批饲养,使同一批蚕能老熟齐一;在见熟5%时添食蜕皮激素,可促使蚕老熟齐一;使用月桂醇、樟脑油、庚醛、鱼腥草等“登蔟剂”。
(3)振落上蔟法。先人工拾取始熟蚕,待蚕大批成熟时,用枝条或大蚕网放在蚕座上,吸引大批熟蚕爬上,再取出枝条或蚕网,将熟蚕振落在蚕匾或塑料薄膜上,然后再收集撒放到蔟具上。本方法简便工效高,但易损伤熟蚕体,条桑育可直接取出桑条以振落熟蚕。
3蔟中管理
①清场。将游离在孔外找不到茧位置的蚕儿捉出另行上蔟。一般春蚕在上蔟后24h,夏、秋蚕在上蔟后12~18h。清场一般只需1次,但在清场后的5~6h需再检查一下,捉出漏清蚕。②光线。熟蚕有避光性,防止蔟室偏光和强光直射,保持光线均匀。③通风排湿。清场后要及时敞开门窗,加强通风排湿,清除蚕沙,撤去蔟架层间隔离的薄膜,保持蔟室通风、清洁、干燥。④调节温湿度。蔟室内温度要保持在23~25℃,湿度60%~75%,营茧期温度适当提高。上蔟后如遇22℃以下的低温,会影响熟蚕进孔速度和入孔率,要用微火多处加温,务必使蔟室保持24℃。4采茧
(1)适时采茧。在适宜温湿度下,春蚕和晚秋蚕7~8d、夏秋蚕5~6d,蛹皮呈黄褐色为采茧期。
(2)手工采茧。用手指将蚕茧从方格蔟的孔中捅出。
(3)采茧器采茧。用一块与方格蔟横径等长的木板,按照蔟孔的距离,依次在木板上钉上小于格孔的短木棒制成采茧器。用采茧器在方格蔟上成排捅出蚕茧。
(4)分级采茧。先剔除死蚕烂茧,再采薄皮茧、双宫茧,最后采好茧。采下茧要按照GB9176-1988桑蚕茧(干茧)分级、GSBW40001桑蚕茧(干茧)下茧实物样照标准分级装篮。
【关键词】新媒介;艺术学理论;教学模式改革
1新媒介语境下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艺术学理论课程作为高校美育与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构,在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当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当前我国高校的艺术学理论课程主要包含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干课程。与艺术实践类课程相比,这些理论类课程所具备的共同特性是:第一,艺术学理论抽象,趣味性低,学生接受度低,课堂互动性不足。第二,艺术理论类课程教学方式传统,教师较喜欢采用传统的讲授模式,教学手段较为陈旧,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参与度低。当前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媒介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传统教学模式有了可资利用的新型媒介工具。在新媒介语境下如何更好地改进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将有可能对我国高校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2媒介技术的历史演进及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2.1媒介技术的演进及当代语境下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
媒介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手段与载体。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所使用的媒介突破了身体局限,人类进入体外媒介时代。纸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古登堡印刷机术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印刷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廉价的书籍、报纸、杂志出现,普通民众因此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是媒介技术史的一大革新,电子传播时代,人类信息传播获得了快速发展,人类可以自由获取信息资源。当前所处的社会已经被网络媒介技术、数字媒介技术、数字通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宽带局域网等媒介技术所包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新”其引申义为与旧相反的新出现的事物。质言之也即,“新”的内涵与外延是与“旧”相对而言的,对于任何一种媒介技术而言,“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而言的,与当时社会所使用的媒介技术只要是相对于旧有媒介技术的革新,那么这种媒介技术在其所处的语境下就可以被称为新媒介技术。置于当前的社会语境下,人们所述的新媒介技术特指那些通过互联网络、卫星与无线电通信,以及手机终端、电脑终端、数字电视、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为接受端口的,可以向广大受众提供信息传递交流的媒介技术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当前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均带来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对于高校来说,新媒介技术对整个高校理念与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高校艺术类教学而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逻辑,它推动着高校艺术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以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为逻辑起点,通过全面分析当前社会语境下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以对之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策略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的。
2.2当前社会语境下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当前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的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现状表现为:新媒介技术成为高校艺术教学的重要资源,但是在艺术理论类课堂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于多媒体教学当中。在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要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表现在PPT的制作方面。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PPT运用于教学当中对于之前的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种大的改进,可以使课程所涉及的一些著名艺术作品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得以呈现,同时也减少了高校教师制作文字文本的时间,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但是从更深层次进行考量,这种教学模式只是辅助高校教师完成了素材搜集、文本书写等任务,它无法将课堂所讲授的内容与新媒介技术做深层次的融合。在艺术理论的教育当中始终强调艺术审美价值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仅是停留在一种浅层次的融合无法很好地实现理论育人,“艺术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情感与意义领域的象征符号”[2]艺术审美价值涵养人的目的。因此如何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的课堂教学当中对于高校艺术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新媒介技术运用于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还呈现出下述特征:即最新的媒介技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诸如VR技术、AR技术在我国科技文化产业领域已获得广泛的利用。在博物馆当中,人们可以很好地通过VR技术、AR技术进行具身性的场景体验。博物馆中不便于进行展示的艺术品可以通过这些先进的媒介技术呈现在广大受众面前,并为其带来身临其境的实景式体验,使得抽象、枯燥的历史文化知识可以生动、立体、多维地呈现给受众。这些博物馆因为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其成为广大中小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起到良好的媒介效果。但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更多地只是体现于其对网络媒介技术的运用,所谓的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其实主要停留于二十一世纪初所发展起来的多媒体技术。这种媒介技术,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其为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这种单一性的媒介技术的运用是很难与学生的兴趣爱好产生共鸣的,是与当代学生的实际媒介使用水平不匹配的。以现代性的教育思维理念来进行审视,理论类教学虽然是对实践类教学的一种抽象形态,理论源于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滞后于实践具有约定俗成性。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对于当前所产生的一些新型媒介技术,高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当中应该采用一种开放的理论胸襟来予以吸收,而不再是将新型媒介技术视作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放置于“艺术”理论之外。
3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策略
(1)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将媒介工具辅助工具的传统教学思维模式,让新媒介技术真正走入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课堂。在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当中,教师需明确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并非是单纯通过借助新型电子设备以快速有效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理论课业成绩为主要教学目标的观念,艺术学理论课程也并非是将理论类课程与新媒介技术的浅层次堆叠。触摸媒体、桌面视窗、智能媒体在课程当中的简单应用,将教学内容以音频、视频、文本、图像的形式加以展现并不能改变传统的“教师传授”“学生接受”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并没有因之真正触发学生利用各种媒介真正地将枯燥、抽象的艺术理论课程予以具象化,这种教学思路模式是存在诸多问题的。要想改变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就要从思路上做彻底当前“云计算”“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新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要在艺术学理论的课程教育内容当中与这些最新的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鼓励他们运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短视频制作,在课堂上积极互动,革新与改变。新媒介技术的特色在于其互动性强。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同时也是普通受众的一部分,普通受众无论是对于智能手机终端还是智能显示屏,以及互联网媒介技术,乐于接受,学生与新媒介平台有着高黏合度,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中,教师发掘新媒介技术的交互性、可参与性是重要的。要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所衍生的抖音、西瓜短视频、哔哩哔哩网站以及在学生群体当中广受欢迎的智能化媒介终端,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这些新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课堂学习。(2)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将抽象性强的艺术理论类课程变得具象化,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与实操性的实践类课程相比,艺术理论类课程以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著称。自从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分离出来之初,就决定了其与美学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性。如何将抽象的艺理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视频、图像、文本或者图形甚至是动画,对于艺术理论类课程的学习是重要的。比如在艺术史论课程的讲解当中,会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讲述,这就需要教师确立起新媒介教育的思维理念,将新媒介技术融入对作品的讲述当中,使得艺术史论当中所涉及的年代久远、历史悠久的作品生动起来。如大英博物馆曾使用3D媒介技术将中国的山水画《秋林读书图》打造成三维动画。在艺术史论的讲解当中不仅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介资源进行教授,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建设,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动手利用新媒介资源共同梳理史论知识。(3)结合门类艺术学科特征,利用新媒介技术促进艺术理论类课程的“个性化”,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艺术理论类课程是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必修课,在艺术学门类下又包含戏剧影视学、美术学、音乐舞蹈学、艺术学理论、设计学等一级学科,同时广播电视编导、数字传媒艺术等众多二级学科的存在使得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偏向与接受力是有差异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是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升华,对于不同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要想学好该门课程,用他们熟悉的艺术语言来进行理论的讲解是达成其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将智能写作机器人“快笔小新”、新闻机器人“张小明”“腾讯翻译君”“腾讯微信智聆”等新媒介技术融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艺术理论类课程的讲授当中其效果必然好于枯燥的理论讲述,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对美术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数据挖掘,勾勒其爱好图谱,将AR、VR、数字媒体技术运用到艺术理论所涉及艺术作品的图像转化与处理当中,将能“最大限度地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3]更好地培养起相关专业同学的理论思维与观察能力,以促进其深度学习。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当中,对我国高校艺术理论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参考文献】
[1]宋芳斌.李格尔与福西永的形式主义思想及其“视觉性”溯源[J].四川戏剧,2018(6):58-62.
[2]李晓燕,甘锋.杜威传播思想的再审视及其当代价值的再评估[J].新闻界,2018(10):46-55.
本质主义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耿阳、洪晓楠、张学昕发表的《技术之本质问题的探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一文,对杜威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分析与对比,考察了他们在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的概念与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用上存在的分歧,从追问技术本质的根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探究的意义三个维度分析了二者观点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使得在者整体(包括人在内)向着可能的方向展开,并在保持这种展开状态的技术整体中追问技术的本质渊源。而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科学为改造我们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资料,是哲学兴趣从审美转向实用,从静观调和好的景物转向改变不调和为调和的世界,他破除了技术的认识论立场,使得机械论成为实用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首要条件,经验的起源与经验的利害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在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它促使一切存在者成为持存物,将人类送到了不可抗拒的命运性的解蔽道路上。杜威认为技术经验的主要特征在于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破除了自然理论与现象世界的对立与不连续性。此文最后从突破形而上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两种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为当代技术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路。
二、语境论与技术哲学结合的思考
“语境“作为元哲学问题,并非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朱春艳与陈凡在其《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一文,以分析“语境“的含义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语境论对当代技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从关注技术“本身“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尤其是关注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问题。具体来说,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的引导下,运用语境论的方法论原则对技术做动态的考察,尤其是考察在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阶段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层面。应该说,此文提出的将语境论应用于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得技术哲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从两极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进而能够影响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实践向度的关注
乔瑞金、师文兵的《从人的解放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主题与聚焦点,按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威廉斯三个代表人物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从技术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关系的不同视角,给予初步的讨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为人类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阐述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张晓红的《国内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研究综述》,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概念界定、技术实践主体及其生存状况、技术实践价值、技术实践批判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万长松的《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间接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失去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也不能脱离实际,要适应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四、技术思想史的探微
主要是从技术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古人对技术的思考。赵玉强在《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一文中,对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从而解释庄子生命本位的哲学对于当下社会的指导意义。作者提出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庄子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中对技术的探讨突破了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显出一种超越之维;在社会领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的领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内在本己的价值,从而提升生命的境界。项继光和任莉的《古希腊时期技术的哲学思想研究》便挖掘与分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如何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泉的。
五、工程的演化、本体论与人文反思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涉及两大主题:一是对工程演化及其本体论的阐释。李伯聪、王晓松的《略论工程“双重双螺旋“及其演化机制》一文,把工程演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双螺旋“过程,即由“技术链“和“非技术链“(“经济)社会链“)共同构成的“双螺旋“。演化过程则由“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工程“双重双螺旋“中“技术链“的演化,其基本内容是“技术硬件(机器)和技术软件(知识和制度)双螺旋“的演化。“选择与建构“机制是工程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选择机制使得在技术)经济进化过程中,技术创新成果经过市场的选优汰劣,保证了工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演进。建构机制则体现为技术链与经济)社会链的“双重双螺旋“变革,形成新类型的“双重双螺旋“等形式。蔡乾和在《什么是工程:一种演化论的观点》的文章中,结合对工程的本质追问,也从演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工程。张秀华在其文章《工程的生存论阐释》中,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主张可以从不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工程,在生存论解释原则下,面向实事——工程现象本身,自觉进入工程的生成与人之生成的解释学循环,并将工程视为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能洞悉工程的本性与存在论意义。
二是对工程的人文规范与伦理追问。《“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一文指出,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略论工程美》则回答了工程美的功能,认为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与以上对工程的人文规约与美的诉求不同,一些学者更重视工程伦理的路径。张应杭认为,面对因工程技术失误带来的灾难,有必要强调工程技术人员敬畏之心的培植。道家“道法自然“命题中敬畏自然的立场可以为这一敬畏心的培植提供思想史的启迪。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价值理念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和身心合一之道可以为现代工程技术伦理提供如下三条敬畏原则:自然地对待自然、自然地对待他人、自然地对待自我。任丑则追问了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并认为人权既是功利、道义、责任、权利等工程伦理学基本路径的价值基准,又是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师等工程伦理学诸要素的价值基准。因此,人权是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各类工程事业应该成为切实保障和促进人权伟业的现实力量。熊志军还对科学伦理与工程伦理作了比较研究。此外,2011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工程技术哲学的学术著作。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工程演化与本体论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的《工程演化论》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了“工程演化论“的基本概念,揭示工程演化的规律和特点、工程演化的动力系统,讨论工程要素演化与系统演化,分析工程演化机制以及工程演化与文化变迁、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与说明。张秀华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在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式下,借助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先行确立起生存论对于工程追问的优先地位,显示“人以工程方式去存在“及“人#工程#生存“互释共容的生存论意蕴,并据此于时空向度内考察“作为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的复性展延,进而判明工程实践之“是“与“非“、工程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担当,自我解蔽与突围,趋赴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重建时代的工程文化,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理想。
另一方面,丰富并拓展了技术追问的内容与路径。盛国荣的《西方技术思想研究——一种基于西方哲学史的思考路径》,旨在从西方哲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们关于技术的思想,以求呈现出一部相对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家们认知技术的路径,即西方技术思想史。陈多闻的《技术使用的哲学研究》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视角对技术使用进行审视。既给出技术使用的横向结构解读:技术使用是由技术使用的主体一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以及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组成的图景;也做出技术使用的纵向历史分析:技术使用依次呈现出经验型技术使用、实体型技术使用和知识型技术使用的不同面貌,并分别孕育出相应的社会情境。曾鹰的《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揭示出在当下技术危机的文化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王伯鲁的《技术困境及其超越》,在广义技术范式下,系统分析技术困境的结构、表现、演化机理,以及超越技术困境、谋求人类解放的路径与对策等问题。陈凡、傅畅梅、葛勇义的《技术现象学概论》,考察了技术现象学起因,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及演进趋势,非哲学的技术现象学研究,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范例,“装置范式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现象学与STS研究、工程实践等问题。而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王大洲的《技术、工程与哲学》,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和刘孝廷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著作,则从更宽泛的视野讨论了工程和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