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独生子女”的大量增加，对我国的人口结构、适龄劳动力以及社会家庭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开放二胎”政策也在这种呼声中逐渐演变成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便提到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预示着“单独二孩”政策已上升为国家意志，2014年“两会”前后，各地的“单独二孩”政策纷纷落地，很多年轻妈妈的职涯轨迹或将因此发生改变，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诸多层面也将会悄然发生变化。
了解“新政”准生门槛
顾名思义，“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且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育二胎。各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均在原来许可生育二胎的情形中加入了一款“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情形。
但是，各地对生育间隔的要求不尽相同，如《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则要求，申请再生育的夫妻，女方不满二十八周岁的，申请再生育时间应当间隔三周年以上。而有些地区则没有明确的生育间隔的条文规定。所以，生育之前均需具备相应的准生许可或证明则是享受相应待遇的凭证。
生育“二孩”的待遇异同
产假期限
虽然之前还有关于产假期限的争议，但是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近二年后，相信人们已经对产假期限没有太多异议，实际操作中完全遵从“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的规定即可。
但是，在现在晚育较为普遍的情形下，生育二胎时就没有30天左右的晚育假奖励了，因为晚育都要求以生育第一个子女为前提要件，所以生育二胎就意味着失去享受晚育假的可能，而且奖励配偶的晚育护理假（或称陪产假）也会被一并取消，因为国家政策暂且只是放开二胎的生育，尚没有达到鼓励、奖励的程度，所以这部分的奖励待遇在生育二胎时也不再给予。
薪资待遇
就现有的实际状况来看，产假生育津贴各地方均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嫌疑的计发办法和规定，而且也有规定企业需另行补差的条文，所以除了计发的天数存在差异之外，生育津贴的计发标准并无不同。
但是，对于一些额外奖励，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退休时领取的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等则自然不能再次享有。不过，在员工实际生育二胎之前，若用人单位已经有独生子女的相关待遇支付的奖励，而在员工生育二胎后能否追回，则成为一个难题，虽然单个员工的成本看起来未必很高，但是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效应之下，也是一笔不小的薪资成本。
劳动强度与禁忌
女职工在怀孕、哺乳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应当严格遵从，一般不安排重体力劳动或加班或夜间上班，这些劳动强度与禁忌的规定与生育头胎时均无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与其是否系合法生育没有关系，只要女员工处在怀孕、哺乳状态，就需要遵从这些原则。
策略：以静制动
面对未来几年可能井喷的企业女员工生育二胎的高峰，企业应做好以下几点准备：
厘清概念及相关规定
女职工有关生育的假期中，本身就纷繁多样，包括产前假、产假、晚育假、哺乳假、保胎假、哺乳时间等，一字之差就会给企业带来影响和损失。
举例来说，产前假与产假中的产前15天之间的区别，前者一般是指怀孕7个月以上在工作许可的前提下由本人申请经单位批准后的假期，而且应当是在产假开始前结束，由此这个“产前”应当指的是产假之前；而后者是指产假的其中一段时间，所谓的“产前”指的是在预产期之前，因此这个“产前”并非一个精确的时间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跨度，所以说两者在时间上是一个前后的关系，而条件上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待遇上自然也是截然不同的。
又如，哺乳假和哺乳时间，前者也是除例外情形之外雷同于产前假的一个选择性的可批准的假期，而后者则是女员工子女满周岁前每天的一个哺乳时间，一般为每天1小时雷打不动，与哺乳假6个月之间在时间长短的差别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几字之差，可能法律上的概念与外延就完全不同，由此可能导致员工与企业间不必要的误解，造成二者间的隔阂，导致经济损失。
谨慎仔细核实
对于将来生育二胎时的证明，一定要以办理的《准生证》或其他行政生育许可为认定依据，不要妄自揣测臆断员工是否具备生育二胎的资格，即使员工确实符合生育二胎的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规定，在没有拿到上述许可文件之前，用人单位也有合理理由拒绝给其相应待遇。否则，既可能让个别员工钻了空子，也可能造成公司主观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
违法“超生”的待遇处理
第一，不能因为未获得准生的许可，就完全“一刀切”式地取消女员工任何待遇。笔者认为，对于假期的休息时间和假期间的收入待遇要区分开来。
产假，其实是属于一种医学和生理上必要的休息恢复时间，是一种基本人道主义的体现，所以只要客观上确有生育子女，则应给予其对应的产假。如果予以剥夺和不予准许反而容易造成一种对立的情绪，甚至导致女员工健康方面的重大损伤，而这是任何用人单位不愿面对或发生的，因此，这种生硬剥夺的处理也就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下下之策。
产假待遇，是产假期间的薪资收入，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体现，而违法二胎生育自然是违反了法律规定。对此，自然不应享有生育津贴或薪资待遇。但是，也不排除员工能出具相应医院的病假或休假证明的可能，此时，建议用人单位以“病假”的名义给予女员工相应的薪资待遇，以避免背上拖欠薪资的嫌疑。
第二，不宜以违法生育二胎为由处罚员工。实践中，用人单位通常以女员工违法生育二胎、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为由，给予罚款、辞退等处罚，但这些形式上看似合法合理的处理，背后却存在着极大的法律风险。
内容摘要“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2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胎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家庭自主生育家庭计划
作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详见表2）
研究表明，“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2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2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2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关键词：二孩政策激励机制质性分析
近年来，国家的生育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变，且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规划，“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至此，我国从1980年起始，推行了近35年的城镇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普遍不够积极，生育率令人担忧，而国家人口老龄化步伐正在加大，国家养老保险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担忧。国家人口需求和过低的生育愿望是不利于国家政策的实施的，要知道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是隐形的，具有滞后性，如何更好地激励国民参与二孩政策的实施，如何保障二孩政策的健康运行，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思考的问题。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范围与对象
笔者运用序惯访谈方法，采用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编码，最后进行数据的比较、归纳，直至选出18位被试时理论达到饱和，后选择5位访谈者进行检验。
（二）数据编码
运用扎根理论基于原始数据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和核心编码。（glaser，1978）
1.开放式编码
本着开放的研究态度，采用归纳的方式，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对原始材料逐行、逐句、逐段，详尽编码，直至饱和，尤其要注意使用被试的原话进行编码，对如何更好地推进二胎政策的激励机制进行详尽解析和探究，共获得1243条初始概念（见表1开放式编码示例）。
2.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第二阶段的材料分析，本研究从开放式编码数据中提取抢红包行为的主要原因和激励因素。通过对18位被试进行比较，对开放式编码获得的1243个概念进行筛选、合并和分类，提取了相关程度较高的24个子范畴，并将其进一步分类合并为5个核心范畴（表2）。
3.核心编码
核心编码主要是，对选择性编码进行归属和集中，以及对文献支持资料的比较、概括，直至取得理论饱和，确定了5个核心范畴，分别是个人意愿、社会责任、获益和成本（见表3）。
（二）结果分析
从数据上来看，影响大众二孩政策贯彻具激励作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责任、个人意愿、社会责任。其中，个人意愿、社会责任是自变量，获益和成本是调节变量，几个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具体模型如下（图1）。
从以上模型中可以看出，对大众二孩政策实施参与有很好激励作用的是个人意愿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些发生作用的前提是成本的预算小于获益。
当个人意愿想要二孩的时候，其主要作用的是内在期望，此时个体内在获益感大于成本预算；当社会责任需要个体选择生二孩的时候，个体普遍评估获益和成本，此时如果获益大于成本，个体就会产生较大的生二孩的动力；当成本预算大于获益时，个体生二孩的动机将大大下降，甚至不愿生二孩。
二、对策与讨论
（一）对策
如何激励人们参与二胎政策，积极应对中国老龄化，应当考虑公民的个人意愿、期望、社会责任和成本和获益因素，具体如下：
1.争取公民个人意愿
宣传二孩政策，争取个人意愿的正面效应。研究中被试普遍存在于内心的真实意愿是愿意要二胎，但是这种意愿仅仅在脑海中短暂停留，考虑到各种现实问题，很快就夭折了。据调查显示，目前大部分适龄生育夫妇对是否生二胎存在较理性的认知，一方面有想法，一方面又为现实所羁绊，如何让个人意愿和现实需求相一致，是实现二孩政策尽快发展的首要突破点。
2.加强二孩政策的正面宣传
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集体活动中，个体会出现从众现象，而从众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这包括无所不在的文化因素。营造良好的二孩文化氛围，能激励那些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二孩徘徊者。
明确公民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个体对除自己以外的社会、他人、集体和国家的责任感，避免停滞感是人类的需求，而延绵一个民族，则需要人口的兴旺发达。国家应通过法令、规章，给予支持。
3.增大公民二孩获益，降低公民二孩成本
在二孩激励机制中，获益和成本是调节变量，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思考往往更重视对成本和利益之间的评估，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人们往往不会采用这一行为；相反，人们则会采用该行为，进而起到激励的作用。在提高公民二孩获益上，除了孩子自身带来的利益之外，社会应该建立更多的支持系统，比如新生儿护理、医疗、教育，甚至带孩子问题、孩子喂养、穿衣等等，教育上扶持、培养大量的学前教育人才，鼓励新型婴幼儿服务创业，
这将带来一系列的改变与创新。
（二）讨论
1.注重文化创意激励、将二胎策略渗透到文化层面。期望激励理论认为，期望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可以建立有效的文化战略，在管理中，充分利用文化愿景的激励作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人们对于美好愿景的需求激发并运用起来。在激励二胎政策过程中，可以营造文化氛围、引导舆论。综合来看，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且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行业。如何将丰富的东方文化运用到二胎政策的激励中需进一步探讨。
2.社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根据具体情况，重新整合资源，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二孩政策可以促进国家人力资源结构的新进展，带动更多的新兴产业。
三、结束语
文章采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但难免主试的主观效应，在今后的验证工作中，应该尽量用质性分析软件进行，努力减少对二孩政策实施的激励因素构思的信度质疑。在选择被试时，并没有囊括所有的二孩适应范围，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丰富研究者，使研究结果更具有推广性。二孩政策是国家实行的一项新政策，要不要生二胎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多元中介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1]肖星，陈婵.激励水平、约束机制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J].南开管理评论，2013（01）：24-32.
[2]刘枫.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S1）：154-159.
[3]徐光伟.政府管制下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研究[D].重庆大学，2012.
上期《投资与理财》杂志的封面故事是抢购学区房。当时编辑部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考虑买学区房的人所占的比例较小，很多人表示，不愿意为了天价学区房而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品质。短短半个月时间，同样的话题发生了微妙变化，一切源于10月29日公布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若二胎新政策实行，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未来，大三房、大四房，是否将成为“刚需房”？如果一套学区房就能满足多个孩子的需求，那么它的地位是否会更加稳固？
值不值？
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不惜砸下重金，在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学区购置房产。学区房继续涨涨涨，家长们任性地买买买。不久前，在外企工作的王先生花费610万元购得北京史家小学的学区房，这套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采光、格局并不理想，单价7万多元一平米，总价比周边同类户型贵出200多万元。类似王先生这样的天价购房行为一直都有争议，不少家长表示，花这个钱太不值，压力太大。
不过，在此次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关于学区房值不值的问题大家又有了新的看法。“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购买学区房成本就太高了，不划算。但如果变成两个孩子，这个成本看起来就没那么吓人。”
“多了一个孩子肯定要考虑换房，既然要换，选个学区房恰好一举两得。”几个在银行等机构工作的朋友均表示，开始考虑生二胎，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大户型成刚需
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越来越多，家庭居住空间的改变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当下，两房、三房最走俏，年轻夫妻选择小户型两室不在少数，如果仅生育一胎，两个卧室正合适。但如果生了第二个孩子，自己住一间，孩子一人一间，老人一间，想要三代同堂，四房将成为刚需。相应的，五房将会变成改善型住房产品。毫无疑问，对于想要二胎的家庭，大户型将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
记者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现在市场已开发的楼盘多为两室、三室，其中三室有一间面积较小，这个空间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老人房、书房使用，因此未来四房户型或将成为市场新秀。
“不久前咨询小户型的客户，近几日又打来电话咨询是否有大户型三室，就是受到‘二胎政策或将全面开放’这一政策的影响，很多没买房的客户想要一步到位，多一间房以作备用。”我爱我家房屋销售经理牛树超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多家楼盘的置业顾问也向记者表示，近期三室户型的咨询量有明显上升。
一位在北京通州区某小学附近楼盘看房的年轻夫妇告诉记者：“听说未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以前认为两房也够用了，现在还是买三房比较保险。”被问到是否会买小房，后期再换大房，很多购房者表示，第一套房也多为按揭购买，有房贷压力，再换房压力更大，因此大部分购房者更倾向于一步到位。
不过，也有部分人不为所动。在北京宣武门工作的黄女士就坚持不换房，在她看来，即便放开了二胎政策，随着孩子教育及生活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经济压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有房住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上海中原研究咨询部高级经理龚敏表示，全面放开二胎对住房需求量的放大效果有待观察，尤其是像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尽管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水平，但房价物价成本不低，以北京为例，目前一套80平方米普通地段的住房租金大约在4000元，而北京人均工资水平不过4000多元，普通打工者收入只够支付房租。”
不过，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二胎政策的放开会对改善性住房需求有所提升，三房、四房将会成为主流需求。
学区房还要“火”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作为众多家长争抢的学区房，今后或将更贵更火爆。本来学区房一直都是市场热门，当二胎面临学区，又擦出了新的火花。
“学区房本来就很贵，现在又乘上政策东风，还不知道会涨成啥样，再不买就买不起了。”准备在北京朝阳区购买学区房的宋女士告诉记者，北京现在严格划片就近入学，学区房成了一个保值的投资。过几年，孩子用完了学区名额，再把房子卖出去，只要这所小学不搬家，她就不会亏。毕竟，在北京愿意花重金为孩子上学买入门券的家长实在太多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预示着，“单独两孩”的政策将全面放开。
多年的计划生育，已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不过，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据实际情况确定。据调查，仍然有四成受访者因各种诸多原因而面对单独二胎新政的放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态与选择……因此，此次单独二胎只是第一步。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须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同时，政府还应注意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的衔接与配套问题，对失独家庭的补偿和优惠纳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
文／本刊综合
“调整生育政策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均存在利弊。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人口的首要特征，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适当提升生育率以改善人口结构性矛盾，只能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表示。
座谈会上，近20位人口学界专家热议国家启动“单独”二胎政策（指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认为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
数据显示，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开始增加，同时还减轻了全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
原新认为，“单独”二胎对于近中期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微弱作用，但对缓解远期的人口老龄化则有显著作用。
自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2004年更一度攀升至121.20（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持续升高已持续30年，近四年出现连续性下降，但依然在高位震荡。
原新就此指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他认为，“单独”二胎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但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
“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认为，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刘爽表示，“单独”二胎启动后，尽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出生堆积，但可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出生“拥挤”。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亦表示，任何社会政策的调整都会使相应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目标人群发生变化。“当前，卫生计生部门在计生服务、妇产科服务方面，教育部门在托、幼教育方面，规划部门在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方面，都要尽快做好服务能力调整等相应安排。”
虽然新政策的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符合民意，符合国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也符合国家改革和发展总体部署。“由此可见，‘单独’二胎与现行生育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已实行了三十多年，这项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健康良性发展，也避免了诸多无节制生育带来的社会次生灾害。如果三十多年前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真不知现在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局面。经过三十多年的贯彻执行，目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了很多人的自觉行动，在一些地方，很多年轻夫妇都只愿意生育一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带好”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在一些城市，不愿意生养小孩的“丁克家庭”越来越多。“青黄不接”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已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和能力抚养第二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却苦于没有政策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央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既有民生温度，又有战略深度的好政策。
放开“单独二胎”会导致人口暴涨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认为新政启动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并仍会维持低生育水平。事实上，很多大中城市的年轻夫妇已经感受到了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孩子生下来后就基本要用“金钱”武装，奶粉、衣服、玩具、上学……哪一样都需要钱，没有一定经济基础，谁敢再生一个来“自找苦吃”呢？因此，虽然政策已放开了，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都愿意生养“二胎”。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比较严重了，为什么又不全部放开呢？愚以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还无法全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们国家目前经济水平有了快速发展，但仍然属于“底子薄，人均占有量小”的状况，各种社会资源还无法满足一些有生育意愿的人“放开生”。况且，在严格执行计生政策的这三十多年里，我国一些偏远地方仍还有少部分老百姓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影响，想方设法逃避政策，一个劲的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如果全部放开，就会助长这种“只重生、不重养”的不良社会风气，最终受伤害的仍是国家和社会。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经济结构转型
一、二胎经济政策的基本概述
全面二胎政策是指不论地域，民族与经济状况，所有夫妻都有权利生育有两个孩子的一项政策。二胎经济政策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不相协调之间的矛盾，继单独两孩政策之后对我国生育政策所做的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变化剧烈。首先，群众生育意愿降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等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其次，我国老龄化现状令人堪忧，老年人口增多，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且男女性别比失衡。再者，现在的家庭结构不在是原来的四世同堂，家庭规模缩小，并且赡养老人，抚育幼儿，互相帮助救济等传统家庭功能减弱。目前这些变化给我国人口方面的安全和经济现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挑战并且战胜挑战，我们应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近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二、当前我国青年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不足，抑制经济增长
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新生人口增长迟缓造成劳动力供给趋紧，人工成本费用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缓慢同时职工工资却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平稳增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劳动力短缺、单位人工成本较高也会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影响企业发展。未来青年劳动力人口的不足，将会使这两种现象越发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抑制经济增长
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加快经济转型，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40%，显示出消费服务业劳动力占用的巨大优势。而服务行业一般需要年青劳动者，现代服务领域如金融经济、互联网IT产业等更是如此，需要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青劳动者。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和新生人口供给不足将会抑制三四产业发展所需潜在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三、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作用
在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顺应时代潮流，结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开二胎。
（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符合经济未来发展方向
新出生人口在未来将提供一定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而且大量新生儿将会在未来提供一批高素质的年青劳动力，这将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托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转变发展则需要更多素质较高的年青劳动力的供给。并且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有了大量的需求，才能促进产出，提高效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降低，群众精神消费需求不断增大。以电影、旅游为例，观影人次、出游人次近年来持续增多，未来该类行业发展需要年轻消费者的不断填补，进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伴随新生人口成长，拉动国内经济需求
在儿童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个领域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儿童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等支出将不断增加，进而提高相关行业的需求。新生人口数量的上升将增加居民消费，拉动各个行业的供给需求。据艾瑞咨询集团预测，在“单独二胎”政策下，2014至2018年，婴幼儿行业市场规模将由1.65万亿增长至3.02万亿，年均增长率约为16%，高于此前约12%的增速，那么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将会更进一步扩大婴幼儿市场规模，带动该领域经济快速发展。
（三）减缓人口老龄化问题
此次实行二胎开放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缓解工作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平均比例为20%，而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10个百分点。从而引起社会活力不够，劳动力短缺，子女负担重，政府财政赤字等社会问题，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能够有效放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
（四）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由于国情变化，我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当生育数量限制、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偏好这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就会产生人工堕胎这一畸形社会产物，那么新出生男女性别比的畸形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人为堕胎使得中国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据部分研究数据表明，在2022年将有近3000万中国男性无法找到配偶，从而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暴力问题。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缓解我国的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背景。
四、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