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分析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或者ct=b0+b1yt+b2ctmax,式中ytmax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代替ctmax,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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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价上涨收入水平群体消费支出情况影响
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物价水平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猪肉、粮食等食品价格盘被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以某省为例，去年某省居民的消费水平要比网面高出很多，除了2月以外，月变动情况非常明显。物价的持续上涨对于人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费结构各有不同，物价上涨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也就有一定的差异。当物价上涨，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进行深入分析，然后有针对性的制定物价应对措施以及补贴机制，减轻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造成影响，促进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从短期分析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情况产生的影响
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城镇居民在消费过程中一般可分为商品，主要包括食品、服装、烟酒、家居、医疗、交通、娱乐、住宿等。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居民投入到食品方面的消费最高，其次是住宿、医疗等。为了了解物价上涨对该省居民消费支出产生的短期影响，假定去年上半年的商品都趋于上涨的状态，而居民的消费情况保持在稳定的状态，通过分析发现，居民在短时间之内的收入水平以及其他情况不会对消费支出情况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其分为五等份，然后在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1.从绝对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收入水平低的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所增加的额度要明显比收入水平高的居民
由于去年上半年的各个商品价格都呈现上涨的趋势，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都会在消费过程中投入一定的支出额度，其中，由于物价上涨，高收入水平的居民所增加的支出额度已超过千元，而低收入水平的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所增加的支出额度是高收入水平居民的一半。
2.从相对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收入水平低的居民消费所支出的增长幅度要远远超过高收入的居民
由此可以看出，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支出所产生的影响会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下降趋势，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居民而言，其产生的不良影响相对较大。低收入水平的居民在食品消费支出方面的比例相对较大，但是由上可知，食品价格的涨幅远远大于其他商品价格的涨幅，这就导致低收入的居民支出额度相对增加，对其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从长远角度来分析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看，在实际生活中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因素有很多种，总的来说可分为内推动力和外冲击力的影响。首先，居民在消费过程中，商品价格的波动会在表面上导致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消费总量发生变化，这一现象也许是由于商品的价格水平波动而导致的；其次，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也许是由于居民对实际商品的需求，但是随着经济的衰退，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有多降低，此时他们对于商品的需求也就逐渐减小。因此，我们需要从长远角度来分析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居民消费的影响。
1.从影响方向上分析
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中，物价上涨对其消费支出影响呈现了“U”形曲线，也就是说，居民中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以及高收入者消费支出影响是正向的，而中等收入者以及中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影响则是负向的。
2.从影响程度上分析
随着物价的上涨，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以及高收入者的消费情况也在不断增加，而中等及中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我们将这一分析结构进行整体分析，结果发现，如果物价上涨幅度为1%，那么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的支出额度也会相应的增加；而中等及中高收入者的支出额度将对相应的减少。由此可以看出，物价上涨对于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要比其他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要高很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低收入者带来生活上的压力。
3.从影响后果上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物价上涨对于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影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由于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中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额度会明显增加，但是其造成的影响确实大有差异的。从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情况来看，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相对比较高，他们在食品、居住以及医疗等方面所支出的额度相对较多，而在消费的数量上并没有有所减少。所以，物价的上涨会使居民的消费支出被动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当物价上涨之后，收入水平高的居民未来保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避免福利水平下降，他们会在生活中增加食量的支出，但是高收入水平的财力较雄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地域通货膨胀，即使物价上涨也不会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相结合的方法，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研究预测了物价上涨对某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层消费支出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从短期看，物价上涨使城镇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低收入层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居民。（2）从长期看，物价上涨对城镇不同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其中使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支出增加，而使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支出减少。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影响因素
人口结构变化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过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多学科研究重点，且以定量研究为主。人口老龄化有时间表，收入与消费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二者是否具有内在联系需要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加以讨论。西方最有体系的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当属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著的《老龄化经济学》，该著作认为在消费类型上，老年人的多样性使不同的老年群体在其消费结构上也不同①。从消费角度来看，国外学者研究消费水平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消费函数上，也更多地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如罗伯特等认为老年人抚养费用属于纯消费性支出，有可能降低未来的国民收入增长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②。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关注单一老年人口问题转移到对社会经济全局发展的影响上来。有的从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有的则直接通过相应经济指标分析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抽样及分析方法等不同，不同学者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得出了不同结论，调查范围也具有区域性。王金营等认为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负向作用③；王森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④；胡乃军等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收入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才不会发生负面影响⑤。
一、Meta分析
操作本文将通过Meta分析提取测量指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讨论这些影响是否具有区域特征。该研究基于以下假设：H1：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H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方法的特点，文章研究思路为：通过人口特征、国民经济等相关资料，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我国人口相关数据；按Meta分析要求提取人口老龄化及居民消费测量指标，分析二者在关系；根据分析结果探索人口老龄化环境下促进消费的途径。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法和假设检定法等是本文辅助分析方法。本文初步收集了196篇相关文献，之后对文献进行标准化筛选，凡是信息不完整、重复发表、非中国背景研究、非实证研究、不存在明确效应值或计算后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所需相关系数的文献均不纳入。最后，本文纳入分析的文献共计10篇，得到2个效应值，满足Meta分析要求。文章采用Reviewmanager5.2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以居民消费率表示居民消费数量水平，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机构与质量水平，并按联合国标准⑥划分老龄化社会，表示老龄化程度。由于各地老龄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具有时间特征，将其视作连续变量，选择标准化均数差(SMD)作为效应值，用倒方差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经过合并效应值、异质性检验、假设检验和发表偏倚控制四个步骤。
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各省市65岁以上人口比及居民消费率变化数据可看出，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老年系数增加，各省数据均显示出同一特点，即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选取江西、辽宁、贵州、吉林四个省份⑦的连续数据，对比同一地区非老龄化阶段向老龄化阶段转变过程中，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四省55632万人⑧样本的综合效应来看，95%CI的上下限均未跨过SMD=0无效线，因此合并后的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异质性检验中，P小于0.00001，说明四省的研究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再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合并效应量为-1.83,95%CI=(-1.88，-1.84)，合并后效应量，Z=11.12,P<0.00001<0.05，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居民消费率越低。文章采用倒漏斗图来控制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倒漏斗图显示，文献集中在三角区域并对称分布，说明分析中发表偏倚较少，数据结果可靠性强。
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老年人受生理和心理影响，其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居民消费品支出构成时将其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类。针对目前在此方面研究局限性，学者多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说明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的不同，从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但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却存在地区差异。南京市实证研究认为，居住居首位⑨；辽宁的实证研究认为食品依然占据首位⑩；四川省“六普”数据发现医疗保健居首位(11)。本文通过辽宁、吉林两省在老龄化与非老龄化阶段的恩格尔系数对比分析，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下二者存在异质性，对两省恩格尔系数随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进行趋势分析，辽宁省数据二者关系不明显，吉林省则明显表现出老龄化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特点。随机效应模型下合并效应值SMD=-2.44,95%CI=(-3.59，-1.28)，P<0.00001<0.05，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据Meta定性分析及指标变化趋势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三、结语
综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结构都有显著影响。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实证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与不同指标都会导致结果差异性。但二者具有内在相关性；老年人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环境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其消费能力及需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以匹配老年人消费结构；完善养老制度并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及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市场都是促进消费可尝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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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现状
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年～2010年）中指出我国体育产业包括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类，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对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指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类，如体育器械及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指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活动。根据以上可以得知体育消费是指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与观赏运动竞赛而对消费资料的使用与消耗。从狭义上讲即是直接的体育消费是指参与体育活动与观赏运动竞赛过程中对体育服务产品及与体育消费直接有关的实物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广义的体育消费指一切与体育活动有关系（联系）的个人消费行为。比如在观看体育比赛过程中购买饮料，去外地观看体育比赛的交通费、食宿费等等。归纳为两点就是实物消费和精神消费两大类。
1.实物消费
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中主要以实物消费为主，主要有运动服装鞋帽、健身器材设备、体育书刊杂志、食品饮料等。经调查表明以运动服装鞋帽等体育实物消费资料的比重占体育消费支出的81.5％，而用于观看比赛，参加娱乐活动的劳务性消费比重仅占体育消费支出的10％左右，体育书刊磁带占7.1％；其他消费品占2.4％。运动服装鞋帽等体育实物消费占到这么大的比重主要还是人们的消费心理没有改变，因为大部分人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消费结构还没有脱离传统，运动服装鞋帽兼具运动和日常穿着，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人们在进行体育消费的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对生活的改变，所以这种比例分成也就正好表明了现在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结构层次。停留在外表上的消费，因为去买这种运动服装鞋帽的人民未必会投入到真正的体育运动或锻炼中，那后续的一些带动消费就不存在。其次就是少数人购买小型的健身器材，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小型健身器材，是因为这些器材占用地方小，人们在家中就可以进行锻炼，达到健身的目的，而省去了一些去场馆的费用。当然后者会比前者在体育消费上面的力度大。但是这些都只是前段消费层次。
2.精神消费
体育消费中的精神消费支出主要是指：观看体育比赛、表演、展览，体育文化资讯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足以体现人民观赏体育赛事的热情，因为以往我们对于体育运动盛会的认识大部分人还是健身，为国争光的一种理念，但是通过这次的召开，人们发现了体育运动中给人们带来的不光是健身，为国争光，还有一种协作、高兴、放松的心情。这类消费相对实物消费而言层次较高，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人们会追求精神享受，这类消费的增长于是发展比较快，在广州，人们用在观看体育消费占整个体育消费支出的12.4%。随着经济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观赏型消费支出会增大。
上述外还有相关的延伸消费如体育和体育劳务消费，体育就不用论述了，体育劳务消费是指人们用货币购买各种与体育活动有关的体育劳务或服装的体育消费资料的消费，也称参与型体育消费，如为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健身训练、体育健康医疗等所支付的各项费用，随着我国工作制度的不断改变，人们的闲暇时间相对增加，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为了追求更佳的生活质量，必将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体育运动的实践中来，这类体育消费也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二、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分析
满足体育消费的体育产品泛指能够满足人们参与、观赏各种竞技运动、健身运动需要的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花钱观看体育赛事,是一种兴趣的追求、情绪的宣泄、心理需要的满足。事精神层面的消费。如果一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与情感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那他不断地产生这种特殊购买行为的可能性便越大。同样,当消费者花钱参与到体育锻炼或者购买与体育相关的服装及其器材时,他的这种购买行为让他或她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情感上的愉悦及对身体健康的希望。可见,体育产品的核心是它能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中国人口数量多,对体育产品具有消费欲望的潜在消费者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为获得“健康”、“活力”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观赏竞技体育实现心理与情感的满足则日益成为当代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造成我国体育消费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
1.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体育消费的投入
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率越大。随着民民收入的增加,在全部支出中用于食物支出所占的比重会下降,而用于文化娱乐(体育)消费方面的支出会逐渐上升。当较低层的需要初步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就会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那么，体育需求是处于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阶段，它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的需求，所以，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扩大体育消费会起到积极的作用。2.体育场馆开放程度及服务水平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我国体育场馆和设施数量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规定单位的体育场所要向社会开放，虽然这个规定给人们的健身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因为这些体育场所归各单位管理，场馆的管理维护、运转等投入由各单位负担，所以，为了场馆能正常运营，场馆的管理者就必须考虑到利益和效益，健身的价格又不能定得过高，会对人们的健身活动有影响，又不能解决场馆的日常开销问题，所以，有的场馆出租场地经营非健身项目以达到收支平衡，实际上用于健身的场地缩小了。现在我国在场馆建设和管理方面也加大了投入力度，在大的城市和地区设立比较大的健身中心和文体娱乐中心，从而弥补一些体育场馆不足的问题。那么，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营观念和经营模式的转变，体育消费市场存在着的问题会逐渐得到改善。
3.传统消费观念的根本改变及对体育功能的重新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体育当做社会主义的一项福利事业来认识，体育与文化、教育、卫生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体育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而对于体育本身的经济功能，即：体育的产业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体制带来但就是们对体育的认识始终局限在锻炼身体、培养意志、为国争光的观念中，而体育运动,以及赛事中的娱乐性没有体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追求的日益迫切，在体育消费过程所带来的快乐、成功与协作的感受会对人们传统的消费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体育消费结构以实物消费资料为主逐渐转向体育赛事及资讯等无形消费。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影响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因素还有多方面的，其中有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有闲暇时间等影响体育消费，因此，在人们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进行全民体育教育，加强全民健身意识是扩大体育消费的主要措施。随着人们对健康和体育需求的提高，加上体育消费市场管理的不断完善，体育消费市场必将扩大和发展起来。
三、总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我国居民的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建设和发展体育市场，引导和激励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任务。研究认为，今后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将遵循需求上升规律，发生实质性的趋优变化。特别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标志的各类大型体育赛事近年来纷纷涌进中国，我们的生活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和体育、特别是市场行为的竞技体育走的很近。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在进行这类体育消费的同时，有理性消费观的指导，避免出现盲目消费和超支消费等问题。而目前的国内赛事和体育机构，应该从培养国内赛事的体育消费群体开始，真正把公众作为赛事成功与否重要组成部分，使公众具备体育消费的习惯，从而面对来势汹涌的国际高水平赛事的时候，能够理性消费、正确消费，从而通过合理的体育消费形成蓬勃发展的体育市场和体育消费系，使体育消费成为我们提升生活质量、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部分。
关键词：重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一、重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与分析
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06―2010年的城市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消费支出等数据，按时间次序列表，并计算出城乡消费支出之比，如表1中所示：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重庆城市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全年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但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明显小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知，影响消费支出的关键性因素是收入，并且消费支出伴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在2006至2010这五年间，随着重庆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这种不良现象会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逐步拉大。
二、重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与分析
根据2006年―2010年《重庆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利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即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居住、杂项商品与服务等事项的消费支出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计算得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情况（表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情况（表3）。
从表2、表3中可以看出，在重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城市与农村的食品、衣着、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支出、居住的差距较大，而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杂项商品与服务的差距较小；在食品、居住消费支出项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明显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在衣着、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普遍大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从以上的数据比较得出，重庆城市居民消费偏好为衣着、娱乐教育文化等精神文化的高生活条件的支出，而农村居民消费偏好为食品、居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支出。自2006年后，由于重庆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2006年―201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绝对差距为15.9%、17.5%、14.2%、11.9%、10.8%，由此可以看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的据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过渡到富裕型，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正向小康型过渡。
参考文献：
［1］康迪.成都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J］重庆与世界,2011(7)
关键词：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消费水平；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一、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分析
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各个邻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成效。中央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疆的农民在近几年来的收入都有了上升的趋势，并且在结构上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变化也不大但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很大。新疆农村居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但在某些方面上，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收入结构的单一，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等。总的来说，新疆乃至世界的居民收入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居民的消费结构。
伴随着国家对新疆经济的重视，对市场经济的稳定繁荣和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新疆人均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主要表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与提高。农民的人口的比重正在逐年的减少，到2011年的56.46%比2004年的64.85%减少了8.39%左右。年末的总人口数，2004年的1963.11增长到2011年的2208.71增加了约89%，这就在表明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稳定的现象，短缺的现象在新疆基本消失，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体的发展不容小觑，目前市场供不应求的商品已很少见，然而供过于求的商品不断的增加，价格开始出现直线式的下降。新疆城镇居民收入高，消费量比较大，商品化程度也较高，其消费对农村居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城镇居民的收入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在消费结构的研究与发展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从而我们要研究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这对于拓宽消费品市场渠道，完善与确定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新疆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发展地区，国家对其十分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5以来，经济社会取得了飞一般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至此新疆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改变。2008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为12478.61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总支出为11363.63元，分别比2007年增长了9.67%和8.07%。2008年新疆城镇人口为844.65万人占总人口的39.64%，1999年以来，随着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支出是1999年的2.09倍，国际上经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从来自联合国的粮农的组织提出的标准上来看，恩格尔系数在59%的上面为贫困，5O%～59%为温饱，40%～50%可以作为小康来看，30%～40%可以当做富裕来看，比30%少的是最最富裕。从新疆的现状我们可以分析到，新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0.1%下降到2007年的39.9%，下降了10.2个百分点，达到了最近几年的最低点，2008年恩格尔系数又回升到了2个百分点，数据为42.5%，从1978年到2008年上来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在不停地的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在经历着由不断追求从数量再到注重消费质量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进步，新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的农村居民相对比，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依旧偏低。1985、1990、1995、及2000-2008年12年期间里，新疆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全部都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
在2007年召开的新疆农村工作会议上，会议上所讨论的《关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到2010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本上达到了4000元以上，基本上力争能够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几年新疆农民要增收的以每年300元以上的飞速度增长，这是新疆自治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对于此，有必要对新疆农民的收入结构的状况来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农民增收的增长点，以便为农民的增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合建议。新疆农民收入的现状是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但一般都低于全国的水平，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年来一直都在不断的增长，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83.元，2000年达1618.08元，累计增加934.61元，年均递增9.34%。跨入新世纪期间，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的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出台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737元。这些数据都在表明我国新疆的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消费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生活在不断的改善。
二、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及其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在上文中也提到了关于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的这一论述，居民收入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及其居民的消费结构。新疆在经历了消除贫困、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后，目前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生活的质量与水平较以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在新疆地区应该不断的扩大新疆地区的内需，启动消费应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和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关系，从而以达到预想的目标，以促进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
（一）农民收入结构比较
以下的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得到，如在收入结构上进行的比较，如果按照统计的标准分类，农民的收入可以分为三类，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财产收入，90年代以来，在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全国的比重从1990年20%提高到2007年的38%，将近于翻了一倍，新疆的这个指标的比重，从1990年的8.27%，仅仅只增加到了2007年的10.39%，两个百分点增长很小。第二个指标家庭经营收入的指标，全国指标同期从75%降低到52%，降低了三分之一，家庭收入的比重在新疆从1990年89%到2007年是82%，我们看到的都降低了很少。但在第三个指标转移和财产收入比重上，新疆和全国的情况比较相近，情况都是比较低。可以从绝对量上到相对量的比较，得到的结论就是：新疆的农民的收入相对与全国还是较低的，它的收入来源仍然以家庭经营为主，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不是很高，但总体上来说，新疆的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以来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因此新疆的经济建设还是有待提高的。
（二）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国民收入在各个宏观经济的分析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那么对于新疆地区来说也不例外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在整体的收入中占了很重要的比重，又加之新疆的地理优势及光热丰富、降水稀少等气候环境特点，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及新疆农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根据这些影响的分析，新疆地区可以大力启动农村消费，因为新疆农村地区在消费层次和消费时间上存在了一些的滞后性，因此可以使同一种商品在城市滞销时可以再在农村销量。但是由于城乡居民在消费时间上的阶段性，和在商品种类、性能等方面的一些消费的差异性，不等于说在城市质量好，商品价高的商品在农村就有一定会有销路，在城市一些冷、次、呆、背的商品，在农村同样也很难能够找到农村的市场。农民的收入较低并且来之不易，购买行为比城市居民的行为更加的精明，细心和慎重，经常是货比三家，分厘必争。
三、总结
在现阶段，新疆的农村市场有潜在的巨大商机和难以启动的种种现实，这些都可以说明，要想迅速启动新疆的农村消费市场，就必须贴近农民、贴近实际，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这些要有的放矢。应该要克服“一切从城市出发的毛病”，深入新疆农村搞好市场调研，结合农民消费特点以及农村的收入结构，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凤群，叶海平.农民收入对消费结构影响分析[J].企业经济，2005（03）.
【关键词】新医疗改革CPI抗生素类药品价格回归分析
一、新医改出台的背景及与CPI的关系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际，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食品、药品的危机和公共卫生的危机是近年的又一焦点所在。频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都是对我国的严峻考验。公共危机的频发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路径。
居民价格消费指数（CPI）最能够体现居民在其他大体的市场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医改前后居民消费支出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医疗改革对于药品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
二、数据的选取和相关的概念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为Wind客户端行业经济数据中医药生物板块产品价格中的抗生素类药品的每月平均价格，共计21种，数据截取的时间段为2007年1月至2015年2月共计2058个数据（暂不考虑缺失值）。CPI全国月度数据的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的指数数据。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是SPSS19.0版本。
三、数据处理
将数据导入到SPSS19.0中，缺失值插补的方法主要有序列中值、临近的中值、临近的中位数、线性插值法、点处的线性趋势等方法。在本文中，将使用临近的中位数来对数据进行插补。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的观察2007年1月至2015年2月间药品价格的走势，我们将21种药品的价格绘制在同一平面内，步骤为：图形-旧对话框-线图-多线线图，得到的图形如下：
21种药品2007年至2015年的价格走势图
（2）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回归―线性，令Y为CPI全国月度数据为因变量，21种药品数据为自变量，21种药品变量分别为、…，构建线性多元回归模型。
由上面的表可知，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55，拟合优度较高，不被解释的变量较少。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概率为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建立线性方程。观察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中的概率值，显著性水平为0.05，其中头孢氨苄、头孢噻肟钠、头孢拉啶等变量的sig>0.05，需要重新建模。
使用逐步回归法剔除掉显著性不高的变量并综合方差膨胀因子之后选择模型即：CPI全国月度数据=72.105+0.009（7-ADCA）+0.037琥乙霉素+0.015头孢羟氨苄
（3）残差分析。
在分析中模型的DW值为1.288，根据查表结果可知，各变量间是相互独立的。
（4）多重共线性的识别和处理。
由上表可知，该模型的容差和方差膨胀因子（VIF）
（5）模型的预测。下面将用建立的模型和2015年3月的21种抗生素药品的每月价格来预测2015年3月的CPI全国月度数据，过程如下：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因子分析
一、引言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消费结构正在逐步升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正在扭转，已从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移，消费品的档次越来越高，折旧越来越快。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对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各项因素进行了较多探讨，其研究成果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扩大内需、引导居民消费是促进市场经济增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契机。因此，对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进行分析，把握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的趋势，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转变，实现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正确引导居民消费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预处理。
本文通过选取2012年全国31个省份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8个组成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它们分别为X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X2―人均衣着消费支出，X3―人均居住消费支出，X4―人均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支出，X5―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X6―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X7―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X8―人均其它消费支出。
首先考察收集到的原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是否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因子。本文借助变量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由于数据中存在缺失值，采用均值代替法处理缺失值。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33.764，相应的概率P-值接近0。如果显著性水平α为0.05，由于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则应拒接原假设，适合作相关分析。同时，KMO的值为0.773，因此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SPSS中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处理原始数据，得到默认选取特征值大于1时提取的数据成分。可知人均居住消费支出提取的信息量相对较少，说明信息丢失量较大。因此重新进行主成分分析，选择抽取3个因子得出下面的说明的总方差。
由上表可知，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5.451，方差贡献率为68.132%，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0.796%，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前3个公因子已代表原始数据绝大部分的信息。
（二）因子的命名解释。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X1、X6、X4、X7、X8在第1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生活必需和享受消费因子”；X5、X13在第2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X2在第3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
（三）计算因子得分。
本文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
F1的载荷系数表明，2012年全国各省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最大的是食品，其次是交通和通讯、家庭设备及用品、其它、文教娱乐服务、居住，可见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型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消费过度到小康型耐用型消费，有相当一些中高收入的居民向比较富裕性的服务类、高层次消费品迈进。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增加，食品、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服务增幅有较大的提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预示着城镇居民消费正在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推进。因此，要拉动城镇居民消费，就必须从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入手，即第一公因子所反映的各项支出指标。掌握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的趋势，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转变，实现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正确引导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制定相应措施，正确引导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档次的变化，对中高收入群体鼓励其消费，扩大消费规模；对于低收入群体应完善其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重点引导消费方向，培养新的消费热点。居民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享受日益突出，比如：餐饮业消费，文化教育消费，假日旅游消费，住房消费及其带动的住房装饰、装修、家居、家电等消费等。这些行业有着无比旺盛的生命力，也给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信号和动力。
参考文献：
[1]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运用（第三版）[M].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14-04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中消费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不匹配，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与发达国家总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比，我国总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的不足，表现为我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比重）偏低，从1990年的62.5%逐渐降至2010年的47.4%（2011中国统计年鉴），而发达国家最终消费率都在80%左右。我国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始于1997—1998年，此后一直存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有关数据（均采用名义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速低于收入的增速，而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结构变化中，政府消费比重不断增加，表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主要是消费倾向的下降，并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下降。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但收效甚微。因此，研究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针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很多不同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消费减少。韩冰、臧旭恒（2006）运用消费计量模型得出城镇居民消费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正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张继海（2006）研究得出，随着城镇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即居民人均消费增加与养老金财富增加相对应。王智慧（2002）也认为我国就业、退休、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的变迁，增加了居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造成消费预期支出上升，使居民不敢即期消费。袁志刚、宋铮（1999）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97年比1987年下降7个百分点，为0.807。（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限制了广大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李军（2003）认为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使得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受到限制，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从而造成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陈斌开（2012）认为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率在2000—2008年间下降了3.42%，可以解释这一期间30.8%的居民消费率下降。（3）中国传统思想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不同，导致了我国居民节俭并喜欢储蓄，消费倾向较低。Wei和Zhang（2009）从人口统计学方面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理论。他们认为，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计划生育，导致新生儿中男孩比重越来越高，使得家庭为提高男孩在将来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进行更多储蓄，更少消费。但是，这种机制可能更适用于农村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4）其他方面的原因。方福前（2009）运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进行计量分析，得出1995—2005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函数比较稳定；医疗、教育和住房体制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并运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进一步得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李文溥、龚敏（2011）认为CPI的上涨对城乡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冲击不同，对农村居民与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通胀差异会扩大城乡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并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路易斯（LouisKuijis）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中国的私人储蓄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是企业的高储蓄，再次是政府的高储蓄，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虽然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低于像印度等国家。因此，他认为企业储蓄过多是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主要原因。路易斯进一步指出，中国居民高储蓄水平的原因部分是要支付譬如医疗和教育支出，而这些在国外多数是由政府或者保险公司支付的。此外，中国居民还要在住房投资上花费将近一半的储蓄。
上述观点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综合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因素，运用面板数据来比较分析它们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影响方向与强度，探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真实原因，进一步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一、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7年至2010年的30个省分城乡年度面板数据（paneldata），由于数据不全所以不予包括。出现在本文中的变量有：人均消费支出（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城镇与农村）、人均财富水平（城镇与农村）、物价指数（城镇与农村）、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老年人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医疗状况、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等。
其中物价指数以1997年为基期，为100%，并以此对以后年份进行调整。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为央行公布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的加权平均值，由于医疗支出数据难以取得且准确率不高，而医疗机构床位数统计已有多年，所以本文采用医疗机构床位数千人每张作为医疗状况的代替变量。人均财富水平为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为便于分析及减小变量异方差，本文对于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富水平、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均取对数。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各省教育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各省卫生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年份的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二、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本文采用1997—2010年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所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研究居民消费需求，既要考虑短期因素，如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财富水平、医疗状况、通货膨胀、利率；也需要考虑长期因素，如未成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本文构建的模型包含8个解释变量，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尽可能地纳入模型。
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为：
yi，t=C+αi+γt+x'i，tβ+μi，ti=1，2……N，t=1，2……T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C表截距项，x'为k维解释变量向量，i表示横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数，β为回归系数向量；其中，αi度量个体间的差异，γt度量时间上的差异；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形式：
1.普通混合回归模型。此类模型假设αi和γt不随个体i和时间t变化。即α1=α2=α3=……=αn，γ1=γ2=γ3=……=γt。此时模型可以写为yi，t=α+x'i，tβ+μi，t
2.固定影响模型。此类模型假设αi和γt随个体i和时间t变化，并认为αi和γt与解释变量相关，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1）个体固定影响模型。即αi在个体i上变化，而γt在时间上无变化。（2）时期固定影响模型。即αi在个体i上无变化，而γt在时间上变化。（3）个体和时期固定影响模型。即截距项αi在个体i上变化，且γt在时间t上变化。
3.随机影响模型。此类模型假设αi，γt，μi，t均服从于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即各自不存在截面自相关、时间自相关、混合自相关。
三、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分析
对于以上三种模型的选择，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判断：
1.固定影响模型检验。由于固定影响模型分三种情况，所以检验也相应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个体固定影响检验。原假设为αi不随个体i变化，即α1=α2=α3=……=αn=0。若原假设成立，则服从F分布：
F=（SSEr-SSEu）（N-1）SSEu（NT-N-k）～F（N-1，NT-k）
其中SSEr为普通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u为个体固定影响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若F大于临界值，则拒绝不存在个体固定影响的原假设。本文中，城镇居民回归方程F统计量为24.5521，大于1%的临界值，即认为可以建立个体固定影响模型；农村居民回归方程中，F统计量为39.85917，大于1%的临界值，同样可以建立固定影响模型。
（2）时期固定影响模型检验。原假设为γt不随时间t变化，即γ1=γ2=γ3=……=γt=0。依然构造F统计量，但其中的SSEu改为时期固定影响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若F大于临界值，则拒绝无时期固定影响的原假设。在本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回归模型中，由于存在奇异矩阵，所以无法建立时期固定影响模型，也无法检验。
（3）个体和时期固定影响检验。原假设为αi和γt不随个体i和时间t变化，即α1=α2=α3=……=αn=0，γ1=γ2=γ3=……=γt=0。构造F统计量，此时的SSEu为基本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如果F大于临界值时，则拒绝不存在个体和时期固定影响的原假设。同样由于存在奇异矩阵，因此无法检验。
2.H检验。在利用面板数据建模时，可用Hausman来确定选用固定影响模型或是随机影响模型，并且随机影响模型优先考虑。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构造统计量：
W=[b-β]'VARb-β[b-β]
其中b为固定影响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β为随机影响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在原假设下，统计量W服从χ2（k），k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无论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模型中，Hausman检验结果P值均大于10%，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都可以选用随机影响模型。本文决定采用随机影响模型估计。
四、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检验分析，运用面板数据的随机影响模型，分别建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方程，计量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老年人口抚养比、未成年人口抚养比、通货膨胀率、人均财富水平、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医疗水平、利息率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的P值均接近于0，R2均大于0.9，说明方程整体上显著。
由以上计量结果可知：
1.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对居民消费有着决定性作用，其中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农村居民，0.918844对0.785993。这种影响程度的不同可能是城镇居民消费更无后顾之忧，收入稳定性高，且福利等社会保障因素好于农村，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缘故，数据上显示不出来。
2.老年人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影响不同。对城镇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10%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城镇居民大部分均有退休金，而少儿支出占比较小；但老年人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显著，有着促进作用，而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农村老年人大都是活到老忙到老，对于家庭的负担很小，而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表明社会福利如养老保险等对我国现期居民消费影响不大。
3.物价指数（CPI）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均有明显影响，但作用的方式却不一样。对城镇居民消费抑制，系数为-0.2363，表明城镇居民对物价水平的高度敏感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居民大都靠货币计量的工资；而对农村居民却有着明显促进作用，系数为0.3882，可能由于知识水平的不同，农村居民整体有着习惯性预期，在价格未升时加快消费。
4.财富水平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也有着不同影响。对城镇居民在10%水平下显著，但却是抑制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城市房价的高涨，居民存钱买房，抑制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农村居民财富水平普遍较低，且农村预防性储蓄动机很强。这与路易斯的结论相吻合，居民将大量储蓄用在住房投资而不是消费上。
5.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医疗状况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情况不同。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确定，对农村居民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原因可能是现阶段我国教育与医疗支出水平都还很低，对于农村居民的低收入而言比较重要，但对城镇居民却无明显影响；也可能是因为数据的粗糙性，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居民教育支出的一部分，且医疗情况这里是用床位数代替的。
6.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对城镇居民影响不确定，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但作用都不明显，系数分别为0.002769和0.009904。整体上看，利率对居民消费有着轻微促进作用，表明利率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为进一步探明医疗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通过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来分析。
由表3可知，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而且增长率很多都超过了收入的增长，表明我国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需求的强烈。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更快，表明医疗保健是影响我国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五、CPI程度对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一直是我国比较关注的问题，通货膨胀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到底如何也值得我们关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通胀对我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都有显著的影响，但以上分析并没有考虑通胀程度。政府从2005年开始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为4%，以后每年都有变动；2006也为3%，以点目标的形式；2007年设置了3%的通货膨胀上限；2008年确定通胀水平为4.8%附近（周好文，2010）。因此本文在这里将CPI增长率按5%分为两个部分：超过5%和低于5%，并运用邹至庄检验来比较两者对消费的影响是否显著不同。此处选择数据对象为全国范围。
邹至庄（Chowtest）检验：
若回归方程不存在结构变动，则分解后的两个回归方程其RSS之和RSSUR与总体回归方程RSSR在统计上不应该不同。因此可以构造如下统计量：
F=（RSSR-RSSUR）/kRSSUR/（n1+n2-2k）～F[k，（n1+n2-2k）]
其中，n1、n2分别表示子回归方程的观测次数，k表示所估参数个数。
通过邹至庄检验得：城镇居民F=2.235，农村居民F=1.230，而F[4，16]在5%显著性水平临界值为3.26，不拒绝无影响的原假设。所以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5%通胀标准均不敏感，CPI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
六、收入分配的分析
消费有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在一国经济水平的情况下，政府消费的过高必然抑制居民消费。在收入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高，居民消费就必然会低。通过本文分析，收入是对居民消费有着决定性影响，而我国需求不足始于1997到1998年。
从有关数据可知，从1997年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开始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从本文前面分析知：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均也是从1997年起低于GDP增速。这与我国需求不足始于1997年正好吻合。在经济总量一定情况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收入太多，但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建设却滞后，严重打压了居民的消费热情。因此，扩大内需必须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藏富于民是提高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对城镇还是农村居民。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不足，所以，研究我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非常重要。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收入是当期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而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更加敏感；政府收入与支出过高挤出了部分居民消费，降低了居民消费率。CPI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原因，但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0.2363），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0.3882），并且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能容忍较高的通胀水平（5%）。所以，CPI对全国范围内居民消费而言，不是一个重要指标。社会保障如医疗、教育制度建设的滞后制约了我国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此外城市的高房价抑制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以至于城镇居民存钱买房，放弃当期消费。老年人的增加与少儿的减少对我国内需的影响不确定；利率整体上对内需有着正的影响，高利率政策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但作用不大。
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要将增加人民可支配收入放在首要位置，我国近几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居民在国家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考虑，为促进居民消费，我们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重，积极减税，藏富于民；为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必须健全完善城乡一体的福利制度，完善城镇医疗保健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建设等，农村居民消费市场巨大，必须将农村地区公共投入放在重要位置；此外，要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需要将房价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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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水平；预期；计量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3
1引言
从《2014年统计公报》中看当前的经济形势，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消费结构持续完善，初步估算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可见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推动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经济必须密切关注消费。此外，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对经济形势的发展不利，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很有必要。而在中国，关于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因素的分析有许多文章都在陈述，在关于预期对居民消费水平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是在基于预期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譬如预期会对家庭消费的时机选择产生影响等结论，但都缺乏实际考察。而本文的撰写主要基于前期对中国居民家庭预期意识的调查，将理论联系实际得出预期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本文撰写的前期做了大量的实践调查，制作了一份基于中国居民预期意识状况调查的问卷，通过对青海玉树、福建泉州、海南陵水以及四川成都这四座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为单位，对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家庭做了近两百份的小范围问卷调查，调查数据统计：基本上有近41.7%的人具有预期意识，并在日常生活中对未来有做过预期。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结论：虽然两地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储蓄与消费倾向不大相同，但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人们偶尔会有预期意识，但这并不是一个经常性的行为。由此说明，对于消费主体来说，对未来物价的预期意识也构成了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在考虑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中，不仅要考虑收入等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从微观个体上来看，居民个人的消费预期意识也应该考虑进去，但这个影响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是否应该将其考虑进去呢？因此有必要对此做实证分析。接下来将会对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着重研究居民个体的预期意识在影响消费行为时对居民支出有多大影响。
2实证分析
通过收集2005年第一季度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这十年间的季度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对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2.1数据收集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为目的，主要检验居民预期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比较多，考虑到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收集性，以及本文主要以研究居民预期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为主要方向，因此只考虑几个关键变量进行模型构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消费函数理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Ct=a+bxYt式中C表示总消费，Y表示总收入，下标t表示时期；a、b为参数。参数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值介于0与1之间。凯恩斯的这个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应选人模型当中。本文重点讨论居民预期意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用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反映居民的预期意识，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将居民的现金支出即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居民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累计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公布的数据，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是由央行每个季度在全国50个城市对20000名城镇储户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居民对当前经济形式的总体判断、居民物价感受情况、收入感受情况、就业感受情况、储蓄、投资和消费意愿以及房价预期与购买意愿等，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主要是定性数据，央行通过采用扩散指数法将这些数据进行量化得出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及居民通胀预期指数。
2.2单位根检验
由于建模采用的是2005-2014年的季度数据，因此在建模之前应对三组序列进行季节调整，采用Eviews软件中的CensusX12的季节调整方法将序列中的季节变动要素去除，并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取对数后进行后续分析，这样处理能使实证结果的经济含义更加清晰，即解释变量前的系数表示相应变量的弹性。
对于时间序列，首先检验其平稳性。将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季节调整后取对数的序列分别进行检验，序列命名分别为LNY、LNX1、LNX2，利用Eviews软件并基于ADF的检验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都是一阶积整即I（1）（见表1）。
2.3协整检验
由上述检验可知各变量都是一阶积整，不能使用OLS回归，针对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与Juselius提出的极大似然法进行检验，即Johansen检验。以此来估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见表2）。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变量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
从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中，可得到协整方程：
LNY=0.89LNXl+0.01LNX2
该式表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上升0.89%；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每上升1%，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上升0.01%。
2.4结论分析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通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物价预期指数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的建模分析，发现变量居民物价预期指数对因变量的作用不可忽视，是一个不能从模型中剔除的变量。因此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居民预期意识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我国居民预期意识理论与实际一致。
由模型结果可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每上升1%，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上升0.01%。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包括对自己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预期，由于在建模中居民预期意识是用央行公布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表示，因此结果表明，当人们预期未来物价水平较高时，为了避免未来物价上涨所带来的支出增加，就会增加现在的需求而造成现在的消费支出增加。由此可见，居民的预期意识即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上升，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的上升。
[关键词]公共产品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农村居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农村、农民、农业的大问题(胡拓坪，2001)，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由于生产供给受消费需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影响，因此从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作用。凯恩斯提出在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并不按同比例增加，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因此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制约因素。
一、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结构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消费结构的界定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是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按照消费客体的形式可以将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划分成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化教育娱乐等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农村公共产品，其他五类定义为私人产品。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既定的，因此，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
2.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消费结构分析
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04年以前辽宁省农村居民对以上三项公共产品的消费总额均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农民对以上三种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在2005和2006两年出现了较大波动：从2004年的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人均支出分别是145.19元和186.77元而2005年这两项支出猛增到了287.6元和339.4元;而文教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却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217.95元下降到了2005年的198.5元。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是因为2005年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这两种公共产品的价格与2004年相比有所下降，农村居民增加了对这两种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人均消费总额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2005年文教娱乐及其服务价格与2004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农村居民缩小了对其需求，人均消费总额也有所下降。而2006年情况正好相反，文教娱乐及其服务的价格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价格相比，涨幅较小，因此其人均消费总额增加较多；同时从2006年开始辽宁省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农村居民从这项政策中受益，其人均消费总额呈现下降趋势。
图11992年～2006年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公共产品
二、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水平变动分析
1.消费倾向变动分析
消费倾向包括平均消费倾向(英文简称APC)和边际消费倾向(英文简称MPC)。APC是指某一时期内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MPC是指某一时期内增加的消费支出占同一时期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1)平均消费倾向分析
从总体来看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APC在最近的十年间，保持在0.6～0.8之间，相对比较稳定，各年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2年以前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以及文教娱乐的APC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是从2003年开始文教娱乐的APC的变化趋势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APC变化趋势相反。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随着国家对于农村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农村居民自己负担教育附加部分逐渐减少，最后取消，这导致了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的APC的降低；第二，农村居民娱乐设施不断改善，在辽宁省很多的乡村拥有图书室，篮球场等健身场所，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居民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第三，从2006年起辽宁省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提高，在提高衣着、居住等方面的支出之外，农村居民加大了对娱乐及其服务的支出来提高生活质量。
从1997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医疗保健与交通通讯的APC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是医疗保健的APC的变化速度要低于交通通讯的APC的变化速度，1997年医疗保健的APC大于交通通讯的APC，而2006年情况正好相反。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患病的几率降低，而且从2006年开始，辽宁省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政府负担了农民的一部分医疗费用；而同时由于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半径不断增大，与外界的联系增多，因此交通通讯的支出不断增加。
图2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APC变动趋势
图3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MPC变动趋势
(2)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从总体来看辽宁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的MPC变化较大，但升降有规律，基本是一年升，一年降，从2000年开始呈阶梯状上升。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4年以前8年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MPC基本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其中1999年和2000年，三项公共产品的MPC均出现了最小值，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年辽宁省农村的人均收入持续下滑，农村居民在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食品、衣着等）同时，降低了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缩小了这方面的开支。2005年和2006年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MPC变化趋势相同，而文教娱乐的变化趋势和前两项相反。主要是因为由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居民公共产品的负担减轻，支出也减少。
(3)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分析
按照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说来，APC应该大于MPC。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APC在过去的10年间有7年大于MPC，这说明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还未达到饱和，新增可支配收入中全部用来增加消费还不能够满足消费需求。在公共产品的消费方面，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的APC在过去的十年中的大部分年份均小于MPC，而交通通讯的APC也有一半的年份大于MPC。这说明辽宁省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对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的潜力较大，各级政府应加强以上三类公共产品的供给。
2.辽宁省农村居民公共产品的消费水平分析
衡量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程度的具体指标为Q值，Q值的计算公式为：Q=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国民收入指数。Q=1表明居民消费为同步性消费；Q1表明居民消费为早熟性消费。
自从1997年以来，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水平Q均小于1，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以及文教娱乐等公共产品的消费水平Q也小于1，这表明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属于滞后性消费，即有效供给无法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居民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消费支出不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下结论:(1)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的消费总额不断扩大，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等方面，人们的生活的舒适程度不断提高;(2)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尤其是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的消费潜力巨大;(3)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水平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属于滞后性消费;(4)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与前提，各级政府应根据各地的自然状况，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供给农民适合小农经营的技术，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强培训农村居民的农技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科学农业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距；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群体形成具有不同收入、不同基础环境的多个消费层次；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水平。(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时刻困扰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为农村居民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改变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增强其经济安全感和消费信心，解决农村居民后顾之忧。(4)改变农民的消费习惯，使他们从收入增长，还要节衣缩食，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提高农村居民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水平，改善其消费结构，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凌:我国农村公共品供求均衡路径分析及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7）：59-65
[2]张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需求变动分析．农村经济，2007（3）：57-59
论文关键词：体育消费；居民；水平；现状；调查；分析
1现阶段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现状调查
为了解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我们对居民2000年全家体育消费的数额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可以划分为4类：第1类为微体育消费(全家年均体育消费额为50元以下)；第2类为弱体育消费(全家年均消费额为51～100元)；第3类为旺体育消费(全家年均体育消费额为101～500元)；第4类为高体育消费(全家年均体育消费额为501元以上)。在对1551位居民的问卷调查中，居于第1类的居民家庭为298户，占总户数比例的19．2％；属于第2类的居民家庭401户，占25．9％；属于第3类的居民家庭为58户，占37．9％；属于第4类的居民家庭为207户，占13．3％。就总体而言，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呈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
理论分析与实际观察均已表明，这种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向是符合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现状和事物发展的逻辑的。当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的限制，广大群众的生物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他们用于各种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的开支还不会太多，因而我国的体育消费水平不高是十分正常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开发，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还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发展。就社会整体而言，弱体育消费和旺体育消费终归是社会中体育消费的主体。从发展角度来说，体育高消费的居民将会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但这种消费也必然只是少数居民的消费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适当发展某些高档体育消费项目或领域，对于满足社会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居民的体育需求是必要的。但是，尤其应当优先发展的，应当是满足广大普通居民需求的一般体育消费。片面强调高档消费而忽视一般居民体育消费，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对调查资料进行换算处理，可以得出我国居民的平均体育消费额指标。计算表明，我国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体育消费额为人民币78．5元，以被调查者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4800元计算，则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额占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65％左右。
2对不同类型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比较研究
结果显示：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的年人均体育消费额高，但两者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不同年龄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比较，26～35岁年龄组居民平均体育消费额最高，51～60岁年龄组居民平均体育消费额最少。年龄对体育消费额有显著影响。26～35岁组与不满18岁组、18～25岁组、36～50岁组、51～60岁组等4个年龄组的人在人均体育消费额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与61岁以上组的人在人均体育消费额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比较：文化程度在大专及大专以上居民的平均体育消费额最高，初中或初中以下的居民的平均值消费额最少，且呈现文化程度越高体育消费额越高的趋势。文化程度对体育消费额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为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人群、中专或高中的人群、初中或初中以下的人群体育消费额上两两之间皆存在显著性差异。
实地调查表明，文化程度愈高者，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也较高，他们一般具备从事体育消费的物质条件，同时对体育消费的价值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体育的生物学价值，而且体会到体育消费的社会学价值，因而成为体育消费中的生力军。
不同职业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比较：商业个体居民平均体育消费额最高，农民的平均体育消费额最少。职业对体育消费额有显著影响。按职业分类，居民体育消费额可分为3个档次，第1档为农民，其体育消费额最少，与所有其它职业居民的体育消费额存在显著性差异；第2档次为学生、工人，这两类居民间的体育消费额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体育消费额居中，这两种职业的居民与其它各职业居民的体育消费额存在显著差异；第3档次为干部教师、商业个体，两类居民间的体育消费额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体育消费额最高，这两种职业的居民与其它各职业居民的体育消费额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收入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比较：收入愈高体育消费水平愈高，体育消费额与收入成正比关系。收入对体育消费额有显著影响。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居民与收入在121～500元的居民在体育消费额上无显著差异。其它各组居民间的体育消费额皆呈显著性差异。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体育消费水平影响是很大的。统计结果表明。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也越高，而且与月收入较低者呈显著性差异，这与人们的习惯认识一致。长期以来，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
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大众体育消费升温现象，其基本原因也在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这是从居民总体角度而言的，但针对居民个体体育消费来说，则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是相对固定的，这一时期内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变化，与居民个人对体育消费的认识、需求有关，也与国家体育政策、消费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对各类居民群体体育消费水平的比较分析中，发现体育消费水平与居民的性别、家庭人口、家庭类型无关或关系不大，但与居民的文化程度、职业分工，特别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呈密切的关系。
3从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类型分析居民体育消费水平
经过专家咨询和分析取舍，我们提出了10种最有代表性的消费方式，设计成调查表。因子分析结果得出了5类典型的体育消费行为类型，即：实物性体育消费、观赏福利性体育消费、活动性体育消费、康复医疗性体育消费和博弈性体育消费。“实物性体育消费”主要包括订阅、购买体育运动器材设备、购买锻炼用体育服装鞋帽等，它主要涉及与体育锻炼有关的内容。这种实物有的是用于体育锻炼活动的物质条件，有的则是涉及体育运动的
有关信息与知识。这种消费与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程度密切相关，多见于主动体育消费的群体。“观赏福利性体育消费”包括购买体育比赛表演门票；购买体育邮票、纪念品、画册、吉祥物，以及支持体育福利事业等内容，它更多地表现为从体育消费中挖掘出体育的文化价值，以及通过体育消费所体现出的个人价值。“活动性体育消费”既表现出居民实地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又有一定数量的经费投入，是具有一定消费层次的消费者群体所涉足的体育消费领域。
“康复性体育消费”较为注重体育消费的医疗价值，发挥体育在增进健康、治疗和预防疾病中的积极作用。“博弈性体育消费”在国际体育社会中十分流行，在我国则刚刚步人人们生活和消费的殿堂，它反映出市场经济对体育生活的介入。
统计表明，我国居民对“实物性体育消费”行为的得分最高，并与其他行为类型有着显著性差异。博弈性体育消费行为的得分最低，并与其他体育消费行为呈显著性差异。就性别而言，男性居民最倾向于“实物性体育消费”，女性居民最热衷于“康复性体育消费”。这大体反映出我国居民现阶段体育消费水平的一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