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税法原则国际税收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
电子商务是指运用电子通讯设备和技术在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间进行的各种商品、技术和服务交易活动。自电子商务这种新兴的远距离交易方式成为传统交易以外的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它使得传统国际商务的交易中介和交易方式发生了结构性、革命性的变化，给传统的税收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
一、电子商务对于国际税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基本原则冲击的前提——可税性。
从税收的本质上看，税收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由国家参与国民收入或社会剩余产品的一种分配活动。从微观角度讲，企业只要创造了剩余价值，具有盈利性，那么他就具有纳税能力，基于公共需要对其征税符合量能纳税的要求，课税也是合理的。并且其实质与传统商务没有任何区别，与传统商务一样享受着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如果仅仅因为电子商务的经营方式不同于传统商务而导致税收待遇的差别，那么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将会被彻底扰乱。因此电子商务的应税性在法律经济的角度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本文论述的前提。
（二）电子商务对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的冲击。
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就是指在国际税收中一国政府有权决定实行何种涉外税收法律制度，有权决定具体的涉外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征税方式和征税程度，享有自，任何人、任何国家和任何国际组织都应尊重他国的税收管辖权。目前国际税收管辖权主要有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两种，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给管辖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弱化。由于电子商务是以一种虚拟形式存在的，因此它是无形的，并且弱化了经济活动与特定地点间的联系。“单个交易可能在瞬间跨越若干个地理疆界，一个‘全球电子商务’交易可能牵涉成千上万个税收辖区，不仅查明各个辖区相当困难，即使知道该交易所牵涉的辖区，对其征税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使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严重弱化，并且在执行具体措施方面也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其次，居民管辖权受到挑战。居民税收管辖权是指国家以纳税人是否与自己的领土存在着所属关系为依据。有实际存在的交易中介，纳税人的身份认定是比较容易且可行的。然而，伴随着电子商务的普遍化、全球化，自然人和法人身份的判定愈来愈模糊。
（三）电子商务对于国际税收公平原则的冲击。
所谓国际税收分配公平原则就是指国家在其税收管辖权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使有关国家从国际交易的所得中获得合理的税收份额。当跨国的网上服务和无形产品提供者直接面向大众消费者时，一国政府就难以认定提供商是否在其国内有经营机构和人。而且，为了确保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均在网上交易过程中的诸如注册认证、电子支付等过程中采取了加密技术，加密技术则增加了应纳税款额度的认定难度，创造出许多“隐性收入”，破坏了税收法定原则，而进一步破坏了税收的公平性。
（四）电子商务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冲击。
国际税收中性原则就是指国际税收法律法规不应对跨国纳税人跨国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等产生影响的原则。构建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避税与逃税的法律规范以及常设机构的原则确定都是中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首先，双重征税或避税与逃税，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在电子贸易领域，由于交易地点，交易场所，交易信息很难确定并且有时没有中间人作为交易媒介致使企业有时会遭受到了双重征税或者根据经济学中对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人”的构想会导致企业为追求更高利益而进行避税与逃税的行为发生。
其次，常设机构的确定包含了避免因投资区位和企业组织形式等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因而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挑战。根据OECD税收协定范本，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设定常设机构，其营业利润应向该国纳税。所谓“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作业场所等等。然而电子商务中企业可以任意在任何一个国家设立或利用一个服务器，成立商业网站进行营运，常设机构的定义因此受到挑战。网站是否可以看做是常设机构？如果能看作是常设机构，那么企业为了避税便可轻易地把网站移到税收较低的国家或者避税地，那么监管的难度以及实践的效果可想而知。
（五）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效率原则的冲击。
国际税收效率原则就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获取最大的国际税收收入，并利用国际税收的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面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缓国际税收对国际经济发展的阻碍。国际税收效率原则包括国际税收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方面。从行政效率上而言，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坚持地域税收管辖优先原则，但是来源地的判定被电子商务的无国界、无距离的特点所弱化所以会导致税收的冲突和摩擦。从经济效益而言，网上交易的国际流动性极强，国际逃避税行为会大量增加，利用低税区或免税区避税，在避税地建立公司易如反掌，只要在选择的地区建立一个网址便可。另外，以转移定价为主要形式的国际逃避税活动会变得规模更大，更难以控制。因此传统的税收模式在电子商务中的运用会导致国家税收成本增高以及相关国家全面开展税务行政摩擦加剧的可能。所以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对国家对于税收征收与管理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应如何解决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基本原则的冲击
（一）在遵守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税收权利。
我国是电子商务的净进口国，在跨境电子商务税收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我国尤其要注意维护我国的税收经济，坚持强调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以保护税基，同时促进跨国电子商务的公平合理的税收权益分配秩序的形成。国家税收作为一种凭借国家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形式，具有类似国家的独立性和排他胜。我国可以根据本国财政利益需要和基本国情，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则体系。同时，所得税制度是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保证，是处理社会再分配关系的法律依据。作为电子商务净进口国，我国必须维护和强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新技术发展中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权益。
（二）在遵守税收公平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实行单一的来源地管辖权。
在电子商务国际税收管辖权这一问题上，我国应继续坚持电子商务输入国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该原则应该成为我们的国际税收管辖政策的基本的出发点，这也符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其次，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通过互联网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并获利润。尽管作为居民所在地的发达国为其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对获取利润起决定性作用的“机会”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如果使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一无所获，这显然不公平。而行使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国际电子商务环境中，就能够在跨国纳税人和国内纳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
（三）在遵守国际税收中性原则与国际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常设机构认定的中性原则以及提高税收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现代化水平。
税收中性原则适用于电子商务的本质意义在于：税收的实施不应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延缓或阻碍作用。在常设机构的认定上坚持中性原则意味着，首先，要避免双重征税、不征税和防止避税与逃税，因为这总体上就体现了国际税收中性原则。避免双重征税和不征税的理由如前。同时，防止避税与逃税需要在常设机构的认定方面达成国际协议，不能造成营业人随意更改常设机构位置的结果。其次，对常设机构的认定应当统一，不应对在线交易的商品和劳务下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以免造成营业人利用网络的游移性改变常设机构以避税或选择较低的税率。因此坚持常设机构认定的中性原则适合于我国国情保障了我国的税收来源，同时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并且可以有效的降低国际征收重复的现象发生。
此外，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商可以免除中间人直接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使得电子商务中的征税点大量地减少了，并节约了税收成本，增加了税收收入。只要税务机关努力提高自身的税收征收管理现代化水平，电子商务税收与税收效率原则的契合度将越来越高。
最后，正如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所说：“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面对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交易形式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法律应当对症下药针对性的应对其发展，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尤其是在国际税法基本原则方面，维护本国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创造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中的国家利益，在肯定电子商务的可税性之前提下，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构建新的税收征收体系是我们值得探讨的应对之策。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11级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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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国际协调的前提，就是以国家为根据的税收管辖权。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国际组织层出不穷，经济利益集团不断分化组合，国家的数量很可能会增减变化，但是，作为独立国家的基本实体仍然继续存在，各个独立国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税收管辖权。当出现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矛盾或国际税收问题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相互协商或合作。
（一）税收国际协调有利于各国经济共同发展
国际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各国经济的发展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特别是当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发展中国家吸收技术的速度时，这种差距会更大。所幸之处，发达国家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有待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他们的未来发展依赖于能否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合作。因此，基于相同的愿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成为税收国际协调的积极参与者。
（二）税收国际协调是国际经济交流的需要
国际经济交流由早期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发展到服务、劳务流动，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国际经济交流要求避免相关国家的双重征税，要求相关国家税制互相衔接，要求公平税负、无税收歧视等等。这样，税收国际协调便应运而生。
（三）税收国际协调可避免税收不良作用
由于各国税制差异，对国际经济活动会产生多种不良影响。1、较高的关税壁垒和双重征税的风险阻挠有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这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巨大障碍。2、各国的各种增税或减免税措施，引导跨国企业以非经济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3、跨国经营企业为了适应和遵守各国不同的税制，需要增加相应的财务管理工作，增加跨国经营管理费用，不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动。4、一国竞争性的税收政策对相关国家造成危害，其他国家采取的相应税收措施会演变成无休止的争斗。最终影响国际经济的繁荣。90年代以来，有害的税收竞争（HarmfulTaxCompetition）越来越引起OECD组织的重视，2000年曾召集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此类问题。
基于以上几点基本理由，税收国际协调日益显现出必要性。
二、税收国际协调的内容和主要形式
税收国际协调的内容涉及税收管辖权、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务合作等。1、税收管辖权是每一个国家专属的税收征管权力，当税收管辖权交叉、冲突时，就需要各方通过税收国际协调解决矛盾。2、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就会存在税收制度的差别。税收制度的差别不利于国际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有必要通过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税收制度。3、由于各国税收政策的影响，可以导致经济资源的人为流动，因而需要通过税收国际协调，促使世界各国在重大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税收政策。4、随着国际依存关系的深化，货物、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非常频繁，使各国税务当局长期面临跨国避税的难题，各国通过税收情报交换、税务高级人员的交流和加强跨国税收管理的合作等方法，努力堵塞漏洞，减少税收流失。
税收国际协调的主要形式为税制改革、税收宣言、税收协定、区域协调和国际组织协调。1、税制改革是特定国家通过改革本国税制，使国内税制适应税收国际潮流，促进国际经贸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主要特征，席卷全球的税制改革，就是各国适应税制变化潮流的一种主动性税收国际协调。特点是单方面行为，自主性税收协调，不直接涉及具体对应的国家税收关系。2、税收宣言是几个国家联合宣布一项税收政策的主张。例如，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2001年在上海召开了第9次各国领导人会议，宣称“在APEC区域内对电子交易暂不征收关税”。特点是简单、明了地表明有关国家的原则、立场。3、国际税收协定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分配税收管辖权及进行税收合作的规范。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协调税收国际关系是当前世界各国处理税收关系的普遍做法，特点是尊重缔约国双方的税收管辖权，尊重缔约国各自的税制现状。4、区域协调是特定经济区域内的成员国采取统一的税收行动。例如，欧盟已经在区域内取消关税，对外采取统一关税。成员国的国内税制也大体相同。特点是区域内的多边、区域外的一致形式。5、国际组织协调是通过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指导、规范和协调各国税收关系，将来，还可能存在国际组织的税款征收。特点是国际性和成员国部分国家税收管辖权的丧失。上述5种主要形式表现了税收国际协调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税收国际协调现状
税收国际协调可以分为主动性协调和被动性协调两大类。目前税收国际协调以主动性协调为主，主要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税收一体化的形式实现。
（一）国际税收协定
目前世界上已经签署了20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中，多数是关于所得和避免双重征税问题的协定。随着国际投资的扩大，各国间资本流通的加快，各国间的人员流动也日益频繁，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所得的双重征税和国际逃避税问题。国际双重征税阻碍国际资本流动和人员交流，违背税收中性原则，损害国际经济交往国家的共同利益。国际逃避税造成各国政府的税收流失。因此，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联合起来，进行税收的国际协调，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和抑制国际逃避税。
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税收大会向当时的国联提出要求，采取行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开始出现初级的国际税收协定。后来，经过几十年无数税收专家的努力，制订出OECD“对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和联合国“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作为各国签订国际税收协定的基本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和联合国都对“两个范本”进行了修改，以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至今为止，各国相互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已经形成交叉网络，覆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截止2002年1月，我国也已对外签订了72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为促进与我国有经贸关系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税收一体化
国际税收一体化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一新形式的出现是国际社会长期进行税收协调的结果，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欧共体（EEC）国家推行税收一体化的政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早在欧共体1958年成立之初，就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共同体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就税制方面而言，1968年实现取消工业品内部关税，并且对外统一关税税率。1969年实现了取消农产品内部关税。从1967到1986年又连续了有关增值税的21个指令，协调各国增值税。1985年6月欧共体发表《内部市场一体化白皮书》，建议于1993年成立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统一市场，实现商品、货币自由流通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根据欧共体的安排，各成员国在1992年年终前完成增值税的协调工作。除此之外，欧共体在直接税方面通过了关于股息、企业改组和转让定价税收问题的两项指令和一项协议。上述税收一体化的各种措施将大大推动欧共体统一市场的发展，并对世界各国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推进一体化的进展，1992年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赋予欧洲共同体新的意义，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名称：欧洲联盟（TheEuropeanUnionEU）（简称欧盟）。条约涉及的内容有欧洲公民定义，统一货币，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法律事物和国内事物里的合作，赋于欧洲议会更多的权力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采取新的和更强有力的行动的可能性（如文化、教育、培训、环保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等）。1995年，奥地利、瑞士和芬兰成为新的欧盟成员国，使成员国数达到15个，其它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也可望陆续加入欧盟。欧盟拥有自身的机构，使成员国政府可以在欧洲范围里采取所需的决定并在整个欧盟内实施。欧盟还有独立的预算（1993年为650亿埃居或800亿美元），约为各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欧盟预算的主要来源是各成员国上缴的进口税、农产品征税和增值税的一部分。欧盟通过独立预算、税收制度建议和指令，更加加强了税收一体化的实施。
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首先影响直接经济联系国，欧共体与69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在1989年末签订的第四个《洛美协定》，并于1990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是继1975年第一个《洛美协定》以来，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南北合作协定，也是欧共体税收一体化最大的联系国制度。这个协定继续保留了普遍优惠制（GSP）和充分积累制度（fallAccumulation）。
“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实行税收一体化的地区。加拿大政府1990年9月24日决定参加美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美加自由贸易区将和美墨自由贸易区联成一片，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地域将超过欧盟，并且触动了拉美发展中国家加快一体化步伐。
拉美国家经济一体化活动由来已久，60年代就成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组织。在此基础上于80年代建立包括11个国家的拉美一体化协会，协会成员国采取照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关税政策。“中美洲共同市场”11国也根据税收一体化精神重新制定“关税条例”，逐步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壁垒。
大平洋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也出现了一体化的迹象。由于欧洲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以及GATT第八轮“乌拉圭”谈判步履艰难，推进了环太平洋地区的合作进程。亚洲地区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到2010年，6个老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文莱）要率先实行互免关税，到2015年所有成员国要全部互免关税，实现贸易自由化。我国也加强了与东盟的联系，2001年11月，我国与东盟达成在今后10年内逐步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识，我国与东盟10国的进出口关税将进一步降低，直至最终实现互免关税。值得注意的迹象是80年代以来召开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第7届大会，共有15个国家或地区参加，这次会议决定与APEC合作；另一个是由澳大利亚于1989年倡议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APEC）已有18个国家及3个观察员参加，2001年在上海召开了第9次各国领导人会议，宣称“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决心通过参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并且承诺“在APEC区域内对电子交易暂不征收关税”。两个会议标志着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新台阶。
区域性经济合作在其它地区也在形成中，1991年6月，非洲统一组织51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预计3年或4年内分6个阶段逐步建立共同市场，西非地区也要建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海湾6国已达成协议约定在1999年前正式成立共同市场。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独联体的6个中亚共和国已组成了西亚经济合作联盟。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强，离不开成员国之间的税收协调，税收一体化趋势势必更为明显。
（三）国际组织的作用
二战以后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许多国际性组织。这些组织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协调各国经济、救济贫困地区和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等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国际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的捐款或费用分担，这种方式常常受到成员国有目的的要挟，或因种种理由拖欠而造成财政拮据。如何保证国际组织收入稳定，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创了可供参考的先例。按照公约附件三，第13条的规定：进行深海矿藏资源的开发必须遵守所有公约签署国组成的国际海洋管理机构制定的规定，开采国必须事先经该机构批准并缴纳一定的费用。缴纳费用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按加工后金属的市场价格的一定百分比缴纳，这种收费具有营业税特征；一种是按生产费用加一部分净利缴纳，这种收费又接近于产品税特征。实际上该机构已成为一个征税实体。欧盟实行独立的预算，主要来源是各成员国上缴的进口税、农产品征税和增值税的一部分，开创了国际组织间接征税的先例，也为国际组织保障稳定的收入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税收国际协调的发展趋势
建立一个统一的多边国际税收协调体系，进一步设计国际公认的标准税制，这是许多人长期梦寐以求的愿望。由于各个国家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存在，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还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然而，世界性税收国际协调和区域税收一体化，大大增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
（一）区域共同市场的税制及其协调
区域共同市场的税制及其协调的影响将是广泛和深远的，它将使共同市场内部各成员国税制的某些方面趋于一致，税收的民族国家属性的色彩趋于削弱并淡化，而税收的跨国家国际条约的特点日益增强。除此之外，由于区域共同市场的政治、经济力量远远超过某一个单独国家。因此，共同体的某种税制协调将对其周边国家、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的税制及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区域共同市场的发展，税收一体化越来越广泛，成为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一般一体化过程可分三步走：（1）关税协调。对于成员国之间的产品和劳务进出口，可以有选择地免除关税或降低税率，对于非成员国交易采取一致的关税政策，消除关税引起的贸易障碍。（2）间接税协调。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统一税基，统一税率，平衡税负水平，以利于国际经济交流。（3）直接税协调。主要以税收协定方式体现，协定不仅涉及避免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双重课税，而且将涉及社会保障税、赠与税和遗产税。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10月23日，欧盟税收委员会名为《走向没有税收障碍的内部市场》的意见书，提出一项新战略，要求欧盟范围内的所有业务统一计算共同的所得税税基。标志着直接税协调的进一步深化。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性税制协调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由于以某个经济、政治或地缘原因组合起来的区域共同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将得到发展，毋庸讳言，在21世纪，区域共同市场税收的税收二体化趋势将成为税收国际协调的重要特征。
（二）税收国际协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际性组织的税收
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组织参与各种国际活动的经费，必须向世界各国筹集。随着国际组织支出的日益扩大，筹集经费变得日益紧迫。2002年3月13日，一个民间经济组织（新经济基金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国际反贫困大会，建议各国征收“托宾税”，对每100美元的金融交易征收10美分—15美分的交易税，为穷国的发展提供资金帮助。因而，建立一个稳定、充足的筹集资金渠道，规划一个世界各国承认的标准收费方式，就成为所有国际组织认真对待的研究项目。
（三）国际组织在税收国际协调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非常关注各国税制发展动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世贸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和欧盟直接参与了税收国际协调的各种事务。世贸组织解决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税收障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致力于消除影响国际投资的税收问题，成功地推广了协调各国双重征税问题的“OECD协定范本”。目前正在致力于治理国际避税地和跨国避税的问题。欧盟已经在税收一体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002年3月16日结束的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开放能源市场的决议，同时还决定在欧盟范围内统一实施能源税。扎扎实实地推进税收一体化的进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nomicandSocialCouncilECOSOC）也曾在自己的决议中强调了税收领域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并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向成员国发出提议，成立税收合作委员会。2001年国际税收协会年会也在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共同解决电子商务引起的跨国税收问题。最近几年，成立国际性的税收组织，解决税收协调的各种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条件也日渐成熟，不久的将来，成立联合国税收组织将要有可能从理想变为现实。
展望21世纪，税收国际协调仍然困难重重，税收一体化与税制分立同在，税收国际协调与贸易保护主义并存。国际税收领域仍面临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第一，区域税收一体化与国际税收协调的关系。区域税收一体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税收国际协调指出了方向，较好地解决了区域内部一个国家与成员国之间的税收关系。但是，区域税收一体化还必须处理好与共同体外部国家或区域的税收关系，才能促进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否则，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范围的税收磨擦和贸易壁垒，出现新形式的国际区域分割。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立联合国国际税收组织。第二，国际组织经费来源，我们暂称其为“联合税收”。国际组织为世界各国服务，应该获得稳定经费来源，因而需要研究如何收费、收费根据、收费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逐步设立规范性的联合税收。第三，国际税收准则，建立一个标准国际税收制度，使世界各国税制趋向一致，这是许多有志之士多年的共同愿望。标准国际税收制度，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促进国际经济交流和发展。既要满足各国实际情况的要求，又要使各国税制标准化。毫无疑义，这个目标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无论怎样，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税收国际合作的宏图是会最终实现的。
五、完善我国税收国际关系的思考
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国民经济将日渐更加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会更加广泛、频繁，税收国际协调的问题也将日益增多。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一）中国在税收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领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在国际组织讨论税收国际关系问题时，中国的态度也将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税收一体化问题，必将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必然将阐述我国对待税收一体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方案。同时，我国对税收国际协调的观点将对东盟成员国的态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我国在税收国际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要以积极的姿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我国在税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许多成效。例如，我国已经与大多数建立经贸关系的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与OECD组织建立了稳定联系，并多次派出人员参加OECD组织的交流活动。接待各国税收代表团的来访和参加国际组织有关税收问题的各种会议。我国还曾经成功承办了亚洲税收管理研究组织的第28届部长级会议。尽管如此，我国在税收国际协调方面的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向更高、更广的领域发展。
1、税收国际协调中的主导地位不明显，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我国既是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由于在经济发展中与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应该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利益与发达国家对话。同时，我国在国际活动中应有符合国家利益的区域或国际税收政策主张。现阶段我国在税收国际协调领域的主导作用还没有显露出来。
2、在国际税收领域发表我国对国际税收问题见解的机会比较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也比较少。主要原因是我国外交人员很少了解国际税收问题，在国际交往上难以沟通。而国内税收专家又缺少参加国际交流的机会。
3、缺乏对税收国际协调关系的研究。税收国际关系涉及税制衔接和税收管辖权的问题，影响地区经济和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关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税收国际协调问题。由于税收国际关系跨学科、跨部门，又是比较具体的税收处理问题，因此，我国对此项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难以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4、缺少具备多方面才能的复合型人才。研究税收国际协调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需要有关研究人员既要熟悉中国税制，又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税制；既要掌握财务、会计，又要清楚国际政治关系；既要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又要明白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知识。而我国的教育体制比较单一，掌握多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少，不利于开展税收国际协调的研究和交流工作。
（三）完善我国税收国际关系的思考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参与税收国际协调的活动由理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可能性，国际经贸活动涉及税收国际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一，应设立专门机构，明确职责，负责税收国际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理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交往的日常事务，研究税收国际协调的战略问题。第二，开展税收国际协调战略问题的专项研究，例如，研究国际组织征税问题，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税收问题，国际区域之间的税收问题和国与国之间税制差异的影响等。第三，仿照一些国家的做法，向与我国经贸交往活动比较多的国家派驻税务参赞，负责税收信息的收集和税务问题的处理。第四，加快发现、培养和储备复合型人才，选拔优秀人员从事税收国际协调的工作，树立我国税务官员的良好形象，促进我国在税收国际协调领域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而且在一切国际交流的领域均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也一定有战胜困难，在税收国际协调领域领先的能力。
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
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内容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
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
（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
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3）非营利性的财政；（4）法制化的财政。
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5）另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
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
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金融工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
二、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
（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
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
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
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理论。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
2、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
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
（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
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
3、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对于某些高消费性行为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
摘要:城镇建设的集中点主要在于城镇一体化，在建设的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城乡的土地使用问题，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和计税的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土地使用税及其计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关键词: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对策
近年来我国城镇一体化的步伐的有所加快，尽管国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相关的方案，比如加强土地管理的力度，加强了宏观调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问题，针对在城镇一体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提出一套科学的对策。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1、征税范围划定的问题。关于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的划定问题，我国相关法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为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其中城市的征税范围确定在了市区和郊区，县城的征税范围确定在了现任命政府所在的城镇，乡镇一级确定在了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其中问题主要为：一是关于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的征税划分问题不明确；二是在乡镇合并以后，乡镇的名字往往以农业生态园区、矿产资源区、旅游度假区等出现，增加了更名后的税收划定范围。
2、纳税人的确定问题。国家法律规定：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内实际使用应税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但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流转手续的，由实际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在乡镇中存在较多是机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的租赁或者是转让形式，这些未经合理的法律程序在乡镇进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增加了确定纳税人的难度。
3、实用土地面积的确认问题。土地使用税征收的依据是持有政府部门下发的土地使用证书，土地使用面积是根据证书来落实的，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证书的，其往往是要求纳税者自己诚实的申报应纳税的土地面积。纳税人土地面积和使用权的证书不符往往是问题所在，比如城镇在规划拆迁过程中土地是分期交付的。
4、跨地区土地使用税的确定。在纳税人使用的土地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情况下，纳税人就要向土地所在地缴纳相应的土地使用税。规定和执行会存在一定的出入，一些简单的跨地区土地使用的征收较好执行，对于那些县和县之间，乡镇和乡镇交界的地区，纳税时本应在相关的税收部门登记注册后即可缴纳土地使用税。由于市、县、镇不同的财政体系，造成了交界地带土地使用税征收地点的不明确。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中出现的问题的对策
1、扩大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原来的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就显得相对狭小，为了应对乡镇合并、合并后的改名情况，应该把原来以市、县、镇为单位的征税工作扩大到我国所有的土地使用单位和个人，具体的税收标准要依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划定，划定标准要充分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征税范围扩大后将更加有利于土地使用税的征收。
2、因地制宜明确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乡镇普遍存在所有权和使用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土地使用者将集体土地租赁或转让给了他人，以及在乡镇中那些靠经营自己的地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这就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确定纳税人。针对租赁或转让，纳税人应该为土地的实际使用者或者是单位；针对依靠经营地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纳税人为利益归属者。
3、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相关部门要严格核实纳税人的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在参考核实土地使用证书的前提下还要进行调查实际面积，确定实际面积和核实面积是否一致，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要以实际面积作为纳税的土地面积。
4、进一步明确纳税地点，减轻纳税难度。隶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可使用的土地，分别在不同地区时，只需向土地所在地缴纳土地使用税即可，其他类型的跨地区使用的土地需要在核实土地使用证书的前提下纳税人向其机构所在地缴纳相关土地使用税即可。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办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办法中存在的问题
1、从量计征计税办法中存在的问题。从量计征是以自然面积为单位的计量单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适用税额幅度是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的，其中经济状况是主要部分，由于该依据过于抽象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操作的难度，适用税额的划分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就为合理避税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契机，造成了我国税收资金的流失。税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的，其中具有很强的弹性，而现行的地税性质和相关规定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收入弹性。
2、没有考虑纳税人经营行业的实际情况。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行业和当地的市政情况和经济状况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对于一些服务行业来说其相关性较大，而那些民生行业则相关性差，现行的相关政策会时服务行业通过有利的经营环境不断壮大，而那些相对稳定的民生加工业来说就弊大于利。
3、税收制度过于冗杂。税收制度要充分体现出可操作性、简单化的原则，在可操作的基础上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通过科学的计税原则，保障国家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办法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1、计税采用有价值意义的从价计征。随着我国土地管理体制的日趋成熟，各种体制的不断完善，计税依据采用从价的计量单位已经符合要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土地的同能越来越多，土地在交易市场中充当了更多的角色，其中土地的价格也趋于市场化，为资产评估等事务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资产评估以及会计事务所可以为土地等提供一个合理的价值依据，在对市场行情评估后，能够真实的反应该土地的使用价值，有利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量。
2、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行业特点的同时计征附加税。通过经验法、专家评估法、相关分析法等确定纳税人所在行业的经营效果系数，通过经营效果系数确定附加税率。经营效果系数是计税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能够左右税收的公平性，服务行业的经营效果系数应大于那些相关性较小的民生制造业。与此同时可以在全国采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是土地附加税既有一致性。
3、统一税率、实行标准扣除额度制，使得税收制度更加简单，在科学性和实用性基础上的改进，有利于城镇土地税收的征收的计量，使计征过程更加的清晰明了。
参考文献：
一、国际税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tax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20]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摘要：汤教授首先指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点体会，即财政税收和法学联系非常紧密。因此，他认为财政税收的理论研究应当和法学研究联系起来。其中，经济学家吴敬链和法学家江平联手创建的上海经济研究所，是探索这两者结合的一个先驱和榜样。关键词：公共财政；税制改革；财政税收Abstract:ProfessorTangfirstpointedoutthatheinascholarlyresearch''''sexperience,namelythefiscallevyisclosewiththelegalsciencerelation.Therefore,hethoughtthatthefiscallevythefundamentalresearchmustcontactwiththelegalscienceresearch.And,economistWuJinglianandjuristJiangPingcollaboratestheShanghaiEconomicsinstitutewhichfounds,isapioneerwhoandexampleexploresthisbothunion.keyword:Publicfinance;Taxreform;Fiscallevy引言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内容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3）非营利性的财政；（4）法制化的财政。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5）另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金融工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二、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理论。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2、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3、农业税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现阶段的农业税制改革提出了基本思路。汤教授提出建议，全国范围内是否可以加快在三年内基本上取消或者全部取消农业税？其观点是，按照现有进度，三年内可以完成农业税改革。但是，关键在于配套改革以及农业税改革后续问题。难点在于农业税的配套改革。汤教授的第二个建议是统筹规划，加快配套改革。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国家财政的充裕、农村基层政府的改革和机构的精简是配套改革完善的三个条件。第三，还应当及早研究具体方案，推进制度创新。方案和步骤是在三年内取消农业税、统一研究税制问题、五年之后推进城乡税制的统一。如果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农业商品增值税，或者有选择性的征收所得税，以上设想应当调查确认。农业税制改革解决的两个难题是征收机关和农民打交道和如何进行计税核算和评定。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思路，即不直接对纳税人直接征税；尽量避免农户的经常核算，采用粗线条定下征税的数额和征收土地使用税。4、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对于某些高消费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5、汤教授还对于当前税制改革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物业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问题、出口退税问题和税收立法权的下放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和税制改革的难点问题
关键词：碳税；边境税收调整；碳泄露
一、“碳泄露”和碳税政策的有效性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碳税一直被认为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手段。碳税就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碳税的实质就是为了维持全球气候稳定这一公共产品，而对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生产过程和消费征税，使其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目前碳税的实施局限在一国范围内，然而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外部性是全球外部性，即一国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是由其它国家承担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征了碳税，就可能造成世界上其他地区增加那些消耗矿物燃料的课税产品的生产，从而可能导致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结果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排放量增加，这就是所谓的“碳泄露”现象。造成碳泄露的原因是未征收碳税国家的“搭便车”行为，这些国家都希望别国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自己坐享其成。“碳泄露”不仅不能带来全球环境效益，反而会使单边征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蒙受经济损失，因为开征碳税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将不具备成本优势，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铝业、化学、玻璃和造纸业来说，其结果往往是本国企业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国际市场份额，该市场份额转而由未实施碳税或碳税税率较低的外国企业占有。同时，国内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开征碳税的反应是减少产量供应或改变原材料结构，而那些能提供替代品或替代办法的国内企业的产品需求可能会增加，或者国内供需之间的差距将由国外供应填补。碳税对本国工业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已经成为各国开征碳税的绊脚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征碳税的建议都未能在立法机构通过。
二、削减碳税对竞争力影响的制度安排
北欧国家是最早开征碳税的国家，为了抵消碳税的上述负面影响，保护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它们在进行碳税制度设计时，通常采取两种措施：一是政府对能源密集型部门给予税收豁免，这种办法目前在北欧开征碳税国家中被普遍采纳。譬如，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实施的碳税方案中，能源密集型部门获得高额补贴或者税收减免(导致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有巨大的差距)。然而，免税削弱了这些部门的减排动力，从而影响了碳税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有效性。因此，为了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政府又必须对非豁免的部门制定更高的税率，这使得减排成本增加。Bohringer和Rutherford研究发现，与税收豁免相关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即使豁免的部门占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量的份额都很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个可替代的选择是对出口和能源密集型部门给予工资补贴，这样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而且付出的成本要比免税低。二是政府对能源密集型部门实行税收返还政策，即政府通过减少其它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将全部或部分的碳税收入返还给企业。譬如，丹麦将来自工业的碳税收入全部返还于工业，如将企业缴纳的碳税全部用于削减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和对节能投资项目进行补贴。税收返还方式让企业保留了减排的动力，无疑是优于免税方式的，但这种方式仍可能是效率低下的，并且仍然会发生企业竞争力丧失的情况。
关键词：国有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对策
2018年底，我国的税务管理机构将掌握我国居民企业和个人全球的所得信息，同时也可以掌握非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全球所得信息，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全球所得信息透明化的时代即将到来。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提升，很多国有企业开始投身于海外的投资和并购等商业活动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着一定的税务风险问题，并且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当前阶段对此进行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将对国有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税务风险和应对策略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
一、税务风险的概述
所谓税务风险主要指的是企业因为涉税行为没有正确地按照法律规定而导致在未来发展和经济上受到损失的可能性。而税收的风险管理则指的是企业对于一些已知的风险问题积极地采取对策进行控制，从而达到减少风险影响的目的。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的纳税意识逐渐得到了提升和完善，这给国家的税收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促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了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国有企业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及时地进行税费缴纳，但在客观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少缴或者受罚等风险问题，从而导致在进行税收检查的过程中很多的企业会如临大敌一般的担心，总是害怕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这种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税收管理上仍然采取较为传统的方式，不重视风险防范，导致发生问题时难以采取措施进行补救。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参与到了“走出去”战略当中，逐渐融入到国际市场当中。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问题将更加严峻，因此需要及时地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从而减少风险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二、国有企业采取“走出去”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经济发展需要
我国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在国际上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的状态，这种能源上的缺失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因此，近年来我国十分看重对于外部的能源收购问题。例如中海油在2013年对加拿大的尼克森石油公司进行了收购，金额为151亿美元。之所以国有企业要采取“走出去”战略，主要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满足市场的发展需求，从而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创造条件。
（二）国际化发展需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大型企业都已经融入到国际化市场当中。以金融机构为例，在2012年的上半年，我国的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大银行在海外的投资总额就已经比上一年增长了29.09%。我国的海外金融机构对外的业务十分丰富多样，发展速度也比较快，这样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了国际化的市场当中，需要为其提供海外的金融服务。同时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很多欧美银行的融资能力已经逐渐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却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只有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去，才能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并适应新的发展环境。
（三）缓解国内产能剩余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国有企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就需要及时地将内需转换为外需，从而帮助企业逐渐缓解这部分剩余产能所带来的压力。例如钢铁生产企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就可以积极地采取“走出去”政策，将剩余产能积极进行转换。此外，我国近年来在经济的推动下很多基础设施也逐渐得到完善，建筑行业也需要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就可以积极利用“走出去”战略，既能有效地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也能为企业的进一步市场拓展做出贡献。
三、国有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税务风险及应对策略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势必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问题，例如法律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对于境外的市场交易已经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当前阶段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税收政策，这导致在税务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企业的利益。同时，东道国的政策不稳定也是影响国有企业税收的一项重要原因。很多国家在政治上不够稳定，这种不稳定因素将给“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带来税收风险，例如利比亚战争就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有企业在外的经营和税收状态。此外，很多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少完善的准备工作，对于所出现的风险不能及时采取措施规避，导致在税务上遭受严重的风险。具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协定管理与风险应对
税收协定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双重征税，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的税负，通过相互协商解决境外的税务争议。如没有享受税收协定或协定应用不当就可能存在重复征税，或被东道国指定为滥用协定的税务风险。“走出去”企业要提前做好风险防范，需要合理安排跨境经营模式，对现有的投资，融资架构进行复核分析，根据双边税收协定进行必要性的调整和安排。其次要按照东道国税务管理的要求履行必要的申请程序，一般会要求开具中国居民纳税证明及提交相关资料。此外，如果在执行中与东道国税局存在相关争议无法协调，也可以向我国税务机关申请启动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由国家税务总局与东道国税局进行磋商，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二）信息报告管理与风险应对
G20改革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国与国之间通过国际税收合作，依靠自动的情报交换让全球的税收更加透明，我国承诺将实施由G20委托OECD制定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通过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利用海外账户逃避税行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了关联方交易和同期资料申报的有关要求，对于国别报告和本地文档的申报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定期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相互交换信息。这些行动，必然使跨国企业的生产工业链、无形资产、人员调动等各类经营信息都将比较透明的展现在各国税务机关面前，如果企业信息申报有问题，就会导致其在税务机关检查时出现被动的局面。需要特别注意即将开始的第一次申报，一定要慎重客观分析并按照要求填报，必要时建议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指导和咨询。
（三）关联交易管理与风险应对
“走出去”企业通常会与境外的关联公司在货物买卖、劳务、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支持、股权、成本分摊协议等方面频繁发生交易，在许多国家都会不同程度面临企业关联交易避税与反避税的问题。由于取得的所得在不同税收管辖间的分配将会影响到各相关国的税收管辖权的认定，因此可能会遭遇涉税风险。企业应当对集团各个法律实体真实的功能，经营范围、资产情况、人员情况及交易风险进行完整的梳理，结合各国对转让定价的不同规定确定目前采取的关联方定价是否符合各国的要求。在一国有固定定价外，要与交易另一国相关主管税局事前进行关联交易定价方法的备案，免除事后调查调整的行为。
（四）境外所得管理与风险应对
各国在行使税收管辖权时会造成“走出去”企业一笔所得重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为缓解由于国家间对所得来源地判定标准的重叠而产生的国际重复征税，我国采用的是抵免法消除重复征税的问题，也就是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在中国可以进行抵免，抵免限额是根据我国税法计算，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目前对于抵免法的计算存在计算步骤繁复、方法复杂、不易理解和操作等问题。所以“走出去”企业应在汇算清缴时准备好扣除资料，如实申报，避免重复征税的损失。
（五）出口退免税管理与风险
应对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根据“营改增”政策，国际运输服务、设计服务、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等享受零税率政策。而在境外的建筑服务、工程监理、咨询、鉴证等服务享受免税政策。在这里企业一定要区分免税和零税率政策，免税是不能退税，而适用零税率不但不征税而且可以退还该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负担的税款。对于可以退税的业务财务人员一定要提前介入，在出口报关及下游发票开具环节要按照出口退免税的规定进行，一定要注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避免因资料不全而造成不能退税的风险，凡是申请退税不成功的业务，税局会认定为没有出口视同内销并需要补交流转税。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防范的基础
（一）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
为了能避免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税务风险问题，一定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一些日常经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制度流程进行规范，强化制度流程的合理性。对于一些突发问题和非常规性的问题，则应当建立预防和应急机制，在过程中加强管控，在风险发生时及时应对防止企业承担巨额的税收成本。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训
在现代社会中人才是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但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却严重缺乏国际性的税收管理人才，因此在这方面一定要积极加强培训。税收国际化的专业人才不仅要在公共英语能力上有着基本技能，同时也要懂得我国的税收政策和东道国的税收准则，并且要懂得海外的相关经营政策和知识，以便能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服务。
（三）协调国际税收差异
每个国家在税收的政策上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国有企业采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税收差异问题，并且要充分利用好有利于我国的税收政策，从而有效地为企业降低税负。
（四）和谐税企关系
企业与国际间的税务机关应当保持良好的联系与沟通，加强二者之间的业务往来以及交流，促使税务机关的工作程序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同时，企业要做到不能误解“和谐税企关系”这种说法，并不是说要将二者的关系尽量和谐，达到少罚或者不罚的目的，而是要将两者关系进行良好的协调，减少企业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税务风险。
「关键词转移定价；税法控制；法理「正文
在内部交易中利用转移定价（也称转让定价）避税是关联企业[2]谋求高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跨国公司，由于各国税制千差万别，客观上又为其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各国纷纷建立并加强了本国的转移定价税制，对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避税行为进行法律控制。在我国，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或扩大在华投资规模，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避税问题非常严重，相应地反避税形势也非常严峻。因此，对转移定价税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将有助于加强对转移定价避税的认识，提高反避税的立法水平。
一、转移定价税制的法理基础
转移定价是指关联企业为了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对货物销售、资金借贷、劳务提供、有形财产租赁和无形财产转让等所制定的不同于市场公平竞争的价格，或就费用的分摊所进行的不合理分配。在企业经营领域，关联企业运用转移定价，有时系出于某种商业考虑，如调节利润以树立新建企业的形象，提高其竞争力，或是调节利润以避免海外经营时面临的政治风险、外汇风险、货币风险等。但更多时候是为了减轻税负，逃避税收，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免税的关联企业，或是将利润转移到亏损企业，从而实现集团税负最小化。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由于各国的税法差异，它可以更方便地经常利用转移定价的方式将利润从高税负国向低税负国转移，使集团利润在低税负国积聚，从而避免高税负国的税收负担，达到集团最大限度逃避税收的目的。
从企业角度，转移定价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只是反映关联企业内部的一种定价原则。考察它的历史可以发现，转移定价问题起源于在同一税收管辖权下的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定价策略。最初并不是出于避税目的，而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随着关联企业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推进，关联企业的经营从域内发展到域外[3]，相应地，其税务从受制同一税收管辖权发展到受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税收管辖权。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常利用不同的区域税收优势在不同的区域设立功能不同的关联企业，对在这些企业内部的交易进行定价规划，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整个跨国公司的效益。
从税收角度，根据税收的“公共产品”性和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凡从政府获得利益者就应当负担税收。如果获得利益相同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获得利益不同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同时，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4].对关联公司而言，不论其母公司还是域外的关联公司都同域内的公司一样从域内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自然应当纳税，而纳税的重要基础就是域内企业所得。如果域内企业利用转移定价将在域内获得的利润转移到域外，即使主观上是为企业经营所需，但客观上却逃避了域内税收。这不仅有违税收公平原则，而且损害了域内政府利益。因此，域内政府一般都会进行积极的法律干预，从而维护域内的税基和税收管辖权。
从国际税收角度，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对关联企业转移定价行为进行法律干预的结果，导致各国税收立法存在差异，也导致各国转移定价制度存在差异。如果一国的转移定价制度得不到相关国家的认可和配合，那么，各相关国家独立的、存在差异的转移定价制度势必造成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进而影响跨国经营者的利益，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而要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可或配合，则又涉及到尊重和保护各相关国家的税基和税收管辖权问题。因此，一国对跨国企业转移定价避税行为的法律干预，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还要考虑相关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转移定价的税法控制绝不是一项单纯的本国税务问题，而是一项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这也是转移定价税制相对于其它领域税制复杂的根本原因。
二、转移定价税制的原则和方法
考察世界各国税法，可以发现目前各国对转移定价避税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原则主要是正常交易原则。所谓正常交易原则，是指在处理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问题时，将关联企业视同独立企业对待，以独立企业的正常交易价格取代不合理的转移定价，重新分配利润，并据以征税。该原则自1977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和1979年的《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采用后，已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并采用的跨国公司及税务机关用于处理转移定价问题的标准。
推究正常交易原则的理论基础，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从企业角度，假定两个企业之间因所有权而带来的联系完全终止，那么各个独立的企业在各自的经济利益驱使下会如何行动？不言而喻，由于企业的属性是经济的，独立的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和竞争的需要，每个企业都会尽可能按照公平独立的价格进行交易，同时获得公平的赢利。就税法而言，把正常交易原则作为税务部门处理转移定价问题的标准，实际上正是立法者在设想一个理性的、独立的企业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会如何决策的结果。二是从国际税收角度，既然跨国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会涉及各相关国家的税基和税收管辖权，那么以正常交易原则处理跨国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问题，无疑会有利于体现税收公平和维护国家间的公平，因为根据正常交易原则确立的税制，其调整的重点不是征纳双方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基于此，正常交易原则才成为现代各国转移定价税制的基本原则。
为了具体实施正常交易原则，需要确定调整定价的方法。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调整方法主要是可比价格法（CUP法）、再销售价格法（RPM法）和成本加价法（CPM法），通称传统交易法（traditionaltransactionmethods）。“传统交易法是确定关联企业间商务和财务关系状况是否独立的最为直接的方法”[5]，但它在实践中执行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因为跨国公司为数众多，日常交易频繁且数额巨大，税务部门难以做到按照正常交易原则核实每笔交易的价格；另一方面因为在某些情形下，税务部门很难找到那种真正独立的和可供比较的第三方交易价格，如专有技术和特殊服务，其转移价格合理与否往往无从比较。因此国际上又探索出了一种新的调整方法，即交易利润法，包括利润分割法和交易净利润法。此两种方法包含较多经济学内容，本文不再细述。
不论是传统交易法抑或交易利润法，都属于对转移定价的事后调整。对税务部门而言，有种种执行方面的困难[6]；对跨国公司而言，事后调整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甚至有可能使企业面临被双重征税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预约定价制度应运而生。其基本含义是指纳税人事先将其与域外关联企业之间内部交易的业务往来所涉及的转移定价标准（如定价方法、可比因素、对未来事件的关键性假设等）向税务机关申报，经税务机关认可后，作为计征所得税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进行价格调整的一种制度。预约定价制度不仅使跨国公司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进行交易不必有所顾虑，也使税务机关由此摆脱了繁琐费时的事后审核工作，同时还有利于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性。因此，预约定价制度自1991年美国首先采用以来，不仅发达国家竞相采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逐步建立。在国际税收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下，预约定价制度“无疑成为避免国际税收争端的一个最具发展潜力的重要措施”[7].
三、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相关问题及解决思路
我国对转移定价的税法控制主要体现在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及其《实施细则》第52条至第58条。此外，1998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上述立法及有关税收协定的规定，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也是转移定价税务管理的重要法律依据，并且，《规程》的内容在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2002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得到了反映。从上述立法的相关规定看，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指导原则“独立企业原则”与国际上通行的“正常交易原则”是一致的，其所采取的调整方法[8]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并且，随着国际转移定价税制的发展，我国立法基本上能够保持与之同步，因此，从总体而言，我国转移定价税制还是先进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整体立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对各种调整方法实际内容的规定，尤其是对国际上认为最重要的可比性问题很少提及；有关劳务和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税制立法很不完善；没有规定转移定价避税中的举证责任、国际税收合作问题；关于各种调整方法应循序适用[9]的规定不适当，等等，从而使转移定价税制的一些措施在实践中的应用不仅缺乏合法性和明确性，更增加了管理上的困难，影响了转移定价税制实施的效率。
针对我国转移定价税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着手进行调查调整，专家学者也从各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或建议[10].但笔者认为，在一种制度经过实践检验需要调整完善时，并不是单纯提出几条措施或提出几个解决问题的对策就能达到目的的，它必须重新审视该制度赖以确立的原则并根据其实践检验的结果确定一条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我国转移定价税制而言，保障国家税收安全、对跨国纳税人公平课税固然是其基本要义，但正如前文所言，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并非全然为了避税，而当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不是为了避税而是一种普通的经营手段时，法律如何保障关联企业作为纳税人（包括跨国公司）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和经营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律应该如何通过转移定价税制鼓励关联公司利用转移定价促进本企业整体、长远发展，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此问题，我国现行的转移定价税制显见是考虑不够的，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也皆源于此。如《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有关转移定价调整方法应循序适用的规定，实际上是过多考虑了主管税务机关在管理上的方便和效率，而较少考虑或没有考虑其采取的方法是否最能反映具体交易的合理结果。换言之，该规定过多侧重了国家的征税权，而忽视了关联企业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客观上可能损害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国家税基。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细述。
随着经济国际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避税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完善相关税制，加强反避税固然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但在制定或完善相关税制的同时，如何维护关联公司（包括跨国公司）的利益以利于经济发展，也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本文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2]所谓关联企业，是指它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各国税法及税收协定一般都没有对关联企业给出简短而明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了一些关联企业或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股权控制标准；一是企业经营管理或决策人员的人身关系标准。此外，有些国家在采用上述两个标准的同时，还采用其他一些标准，如资金、技术上的依赖标准等等。参考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240－241页。
[3]此处的“域”是指“法域”，即法的效力的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独立的税收法域。但在个别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于每一个联邦或州都享有税收立法权，因而，也可能存在多个税收法域。
[4]参见国家税务局科研所编著《西方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5]参见《OECD转让定价准则》（1997）。
[6]转移定价的事后调整模式给税务部门带来管理上的沉重负担。一方面，这种事后判断一般要追溯3至5年，长一些的要追溯10年甚至无限期，税务部门要证明当时的交易是否符合当时的公平交易价格有相当难度，尤其是，这种事后的判断是对实际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因而很容易造成纳税人和税务部门各执一词的局面；另一方面，税务部门经常困扰于纳税人的不愿提供资料，因此无法有效地进行转移定价的调查、审计和调整。参考刘剑文、熊晓青论文《预先定价税制产生的动因分析》，载《涉外税务》2003年第6期第28页。
[7]参见武艳茹论文：《跨国公司转让定价法律规则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2002年4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96页。
[8]根据《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4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5条规定，具体调整方法包括可比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价法和其他合理方法。其中“其他合理的方法”，根据《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第28条的规定，又包括可比利润法、利润分割法、净利润法、预约定价法以及核定利润率法等。
[9]我国《规程》就各种定价方法的适用顺序并未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4条，主管税务机关在选择转移定价方法时仍应依照顺序进行，对此规定，国家税务总局1992年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第7条给与了认可，而根据《规程》第52条，《规程》显然也是接受了各种方法之间适用的先后顺序。
[10]参考赵晋琳、张学斌论文《我国转让定价税制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载《涉外税务》2003年第9期第34－35页；刘永伟著《转让定价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79页、第187页、第195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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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永伟著《转让定价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关键词：中国；境外所得；税收问题；研究
我国现在以及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会从事“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中国以及世界大量的投资来从事“一带一路”建设。有投资就会产生收益，对境外收益征收所得税会出现两种问题：一是重复征税的避免问题，即企业在国外取得的已纳所得税的所得的税收抵免问题；二是税收绕让抵免问题，即征税国给予的税收优惠是否承认给予抵免的问题。
根据税收管理权限的规定，国际上行使的税收管理权限主要有：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地域管辖权即只对来源于某地的收入（所得）征税，居民管辖权是对属于某地的居民进行征税。
假设：甲企业是中国的企业，乙企业是日本的企业，某年甲企业在中国取得收入200万元，在日本取得收入50万元；乙企业在中国取得收入100万元，在日本取得收入500万元。
按照地域管辖权的规定，中国政府对甲企业在中国取得的200万元和乙企业在中国取得的100万元征税，即只对来源于中国的所得征税。按照居民管辖权，中国政府会对甲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的200万元以及在日本取得的100万元征税，对乙企业不征税。
根据国际惯例，流转税一般只行使地域管辖权，不会出现国际税收问题，即税收管辖权的问题，但也可能出现权利使用不当的问题，引起一些税收征管上的困难：比如，交通运输业以及企业到外地销售等有可能出现管辖权的一些实际争议。顾客乘车从南宁到北京，在南宁买票按照地域管辖权的规定，纳税地点是在哪？（南宁？北京？还是这段区域的任何一地方？）；同样企业到外地销售货物，纳税点是在外地还是在企业所在地。对这些问题，税法可以统一规定清楚，按照企业的居民所在地纳税，虽然对地方财政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得税就难免除出现税收管辖权的问题，我国现在大量地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建设，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来源于国外的收益，对这些收益进行征税，就可能出现国际税收问题。
我国的所得税同时行驶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行使地域管辖权不会出现问题，在行驶居民管辖权时会出现对同一笔所得征收两次税的问题：即该笔所得已经被其来源地的税务机关征收所得税，我国在征税时可以允许抵免所得税，实行分国限额抵免法进行抵免。在执行中，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一）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二）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有许多教材理解为：企业取得的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5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免。抵免限额是指企业来源于我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该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
计算。
我国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抵免可以实行分国限额抵免法进行抵免，对没有超过抵免限额的所得，可以按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进行抵免，但对实际缴纳的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按照企业所得法规定可以在以后的5个年度内进行抵免，但按照我国的税法规定（实行分国限额抵免法），5个年度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
国际税收里面介绍国家实行税收抵免的方法有综合限额抵免法以及分国限额抵免法，抵免的限额是境外取得的所有所得按本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已纳税额不到限额的部分可以全部抵免，超过部分当年不允许抵免。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计算抵免上：综合限额抵免法计算限额时是把企业来源于国外的所得统一计算，而分国限额抵免法计算限额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分别计算。例如：假设某企业来源于甲国的所得为200万元，乙国的所得为100万元，甲国的税率为30%，乙国的税率为20%。按照综合限额抵免法，计算的抵免限额为（200万元+100万元）*25%=75万元，实际企业在境外已纳所得税为（200万元*30%+100万元*20%）=80万元，出现5万元（80万元―75万元）不能够抵免所得税。但假设明年企业取得的所得转变为：甲国100万元，乙国200万元，计算的抵免限额为100万元*25%+200万元*25%=75万元，实际在国外已纳税额为100万元*30%+200万元*20%=70万元，还有5万元（75万元―70万元）可以用来弥补以前年度未抵补的税额。但是按照分国限额抵免法，限额为第一年200万元*25%+100万元*25%=75万元，有5万元（80万元―75万元）不能够抵免所得税；第二年的限额为200万元*25%+100万元25%=75万元，实际已纳税额为200万元*30%+100万元*20%=80万元，还是有5万元（80万元―75万余）不能抵免。我国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来抵免已纳税额的，规定5年的抵免期限就没有意义了。
对企业所得在境外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少交的企业所得税是否可以当作已纳税收处理，即享受税收绕让，在国际税收领域，一直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大力争取的，但发达国家普遍反对，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也大力争取税收绕让抵免，但我国对于税收绕让抵免问题，既然我国税法已经规定了免税，可以让其使用于所有的所得，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比其他国家已经高出许多，在对方国家实行减免税优惠政策是对我国的税收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也要尽量动员西方经济大国也同样承认税收绕让，争取相同的税收依据。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在又做了免税规定里做了如下规定：“（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这两条免税规定是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新增加的部分，对可以享受减免税照顾的地方是相当有利的，减免税照顾能够使企业的所有者直接受益。国家给与减免税的照顾也是想通过减免税吸引投资，要吸引投资就得让投资子受益，按照我国以前的税法，投资者是享受不了好处的，因为企业收回的收益全部计入应税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现在税法规定这部分所得实行免税，就让这部分收益全部进入所有者的税后收益了。
针对税法存在的上述问题，在不进行修改时，教师在讲述该问题时，应该结合国际税收的理解来进行，即：对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征所得税，来源于境外的所得按照分国限额抵免法计算应纳所得税，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纳税额低于按照我国税法计算的税额部分可以全部抵免税额，而高于限额的部分不允许进行所得税的抵免，只能由企业自行负担。
对企业所得在境外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少交的企业所得税是否可以当作已纳税收处理，即享受税收绕让，对于税收绕让抵免问题，既然我国税法已经规定了免税，可以让其使用于所有的所得，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比其他国家已经高出许多，在对方国家实行减免税优惠政策是对我国的税收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也要尽量动员西方经济大国也同样承认税收绕让，争取相同的税收依据。
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一直都主张税收绕让抵免，即纳税人在来源国享受税收优惠而少缴纳的税收，当作已纳税收处理，在计算税收抵免是予以承认。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免税规定说明了我国对居民企业是承认税收绕让抵免的，对企业来源于我国其他地方的收益实行免税，即享受的税收优惠承认其已纳税收，实行免税。
这条规定对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的地方来说，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可以让企业所有者直接受益（实行免税）。而不像2000年--2010年国家给予西部开发省份的税收优惠15%的税率，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条例的规定，东部省份的企业到西部省份投资，西部省份按照15%的税率征收了企业所得税，但东部省份还会对其补征18%的所得税（33%-15%=18%），西部省份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不能让企业所有者直接受益，只是原属于西部的税收转移到东部省份而已。
但上述规定没有明确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所得是否有效的问题，我国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是不能享受上述规定的。
我国现在开始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税收采取公平合理的政策，建议在修订企业所得税时，取消“超过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5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免”，对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也可以比照来源于境内的所得进行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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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收管辖权依据国家主权可以分为属人和属地两种，即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如果一个自然人或经济组织被认定为该国居民、将就其全球范围内的各类收入对该国负担无限的纳税义务，也就是说，居住国对其居民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当一个自然人或经济组织未达到一国税法的居民认定标准时，则仅就其来源于该国的各类收入负担有限纳税义务，也就是说，收入来源国对非居民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长期以来，为了避免对同一跨国所得的双重征税现象，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普遍认为优先于居民税收管辖权，即首先由收入来源国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进行源泉征税，再由居住国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进行终点征税。这样，由于两类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先后次序不同，按照一定的规划对二者进行划分就成为协调有关国家财权利益分配的关键性问题。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跨国营业所得征税就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与两国间的协调问题了，而更多的是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数字化、虚拟化、隐匿化和支付方式的电子化所带来的对交易场所、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使用地难以在判断的问题上，从而也就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失去了应有的效益。而如果税务机关片面地强调居民税收管辖权，则发展中国家作为网络贸易输入国，其对来源于本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管辖权，将被削弱或完全丧失，导致税收大量流失，这显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因此，对税收管辖权的重新确认问题已成为加强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管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常设机构概念不清问题
在国际税收中，一国通常以外国企业是否在该国设有机构作为对非居民营业所得是否征税的界定依据。但电子商务是完全建立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上，完全打破了空间界限，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营业场所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企业的贸易活动不再需要原有的固定营业场所、商等有形机构来完成，大多数产品或劳动的提供也并不需要企业实际出现，而仅需要一个网站和能够从事相关交易的软件。一些商家只需在国际互联上拥有一个自己的网址和网页，即可向世界推销其产品和服务，并不依赖其传统意义上的常设机构，而且互联网上的网址、E-mail地址与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从这些信息上是无法判断其机构所在地的。因此，电子商务导致常设机构概念不清，已经成为税收的又一障碍。
3.课税对象性质模糊不清问题
网络贸易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域是数字化资讯。电子商务中许多产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电子传递来实现的，传统的计税依据在这里已失去了基础。由于数字化信息具有易被复制或下载的特性，改变了产品固有的存在形式，模糊了有形商品、无形劳务和特许权之间的界限，使得有关税务当局很难确认一项所得究竟是商品收入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这将导致税务处理的混乱，使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4.按目的地原则征税难的问题
增值税通常都是按目的地原则征收的。在互联网上，由于联机计算机IP地址可以动态分配，同一台电脑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网址，不同的电脑也可以拥有相同的网址，而且用户可以利用匿名电子信箱掩藏身份.因此，就销售者而言，不知其用户的所在地，不知其服务是否输往国外，也就不知是否应申请出口退税；就用户而言，不知所收到的商品和服务是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也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应缴增值税。
5.国际避税问题
任何一国都有权就发生在其境内的运输或支付行为征税。任何一个公司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一个MODEM和一部电话就可设立一个网站与国外企业进行商务洽谈和贸易。所以，有些纳税人为了避税，多选择在避税港建立虚拟公司，形成一个合法的经营地，而仅把国内作为一个存货仓库，利用避税港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造成许多公司在经营地微利或亏损生存，而在避税港利润却居高不下，使得税收漏洞越来越大、税款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转贴于
二、电子商务的税收对策
1.尽早出台电子商务相关税收法规，改革、完善税制
针对互联网贸易的特性，重新界定国家税收管辖权、居民、常设机构、所得来源、商品、劳务、特许权转让等互联网税收概念，补充有关电子商务所适用的税收条款，同时要对电子商务的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等税制的各要素给予明确的界定；改革完善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税收法律，确保建立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保证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有法可依。
2.为了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开征新的税种，设置优惠税率
电子商务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贸易规模较小，相应地受征收技术、征税成本和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若对其征税，会不利于保护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若不对其征税，从坚持税收原则的角度看，无异于对税收主权的放弃，税收的中性原则、公平税负原则也就不能得到体现；因此，可以设置一档优惠税率，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考虑给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或采取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所含税金扣除的办法；另一方面，在减免税形式上加大间接减免力度，刺激企业将税收优惠所得用于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
3.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加强税收协调与合作
电子商务的全球化引发了许多国际税收问题，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研究，防范偷税与避税行为，妥善解决税收管辖权问题，消除贸易壁垒、避免跨国所得的重复征税以及联合打击跨国偷逃行为。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4.加快科技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电子商务与税收征管，偷逃与堵漏，避税与反避税，归根结底都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税务部门应依托计算机网络，加大现代技术投入，提高硬件的先进程度和软件的智能程度，在智能服务器上设置具有跟踪统计功能的征税软件，完成无纸化税收，同时要大力培养既懂税收又懂网络知识的复合刑税务人员，使税收监控走在电子商务的前列。
【参考文献】
关键词：煤炭企业；营改增；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煤炭企业的经济发展结构出现了调整，需要根据实际发展需求进行转型，营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经济的发展需求，主要受新兴服务产业的影响，营业税无法对实际的税务目标进行全面覆盖，除去建筑和旅游产业的税收差额征收，大部分服务行业都还是以全额征收为标准，实际的计税依据不够合理。对劳务和货物的实际征收标准进行分析，明确税收结构下的增值税收，对营业税纳税的外购货物进行负担增值，而不是抵扣。重复性征收税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消除。另外，税收制度上受税收管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实施困难。根据营业税实际多次的补充和修订，对实际可能存在的各种缺陷性问题进行分析，采用合理的实施新办法，避免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保证税收结构的合理性。
1营改增的含义
营改增是依照纳税人提供应交税收服务进行营业费用的收缴，不缴纳营业税。增值税中规定是按照政府相关规定，明确实际征收的税收服务，确定年应交税收服务的总额。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的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于税率3%，现代服务行业的税率为6%，交通运输服务的税率为11%，动产租赁服务的税收为17%。根据行业税收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增值税收进行计算，确定实际增值税收水平。明确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文化服务、物流、租赁、传媒等服务的不同税收比率。
2营改增对煤炭企业产生的各种影响
我国是煤炭产业大国，煤炭企业是大中型企业，增值税登记一般以纳税人为登记对象。根据煤炭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采用增值税替换营业税具有良好的优势意义。从总体实际赋税水平上进行分析，主要对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分析，确定实际抵扣专用项目的税收额度，根据实际流转缴纳的税收，城建税、教育费、地方教育费附加都有所降低。营改增前，企业支付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按照票面金额的7%抵扣进项税，劳务费用由于征收营业税则不能抵扣进项税，企业按照实际发生的劳务费用计入相关成本。营改增执行后，企业需要对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可以按照票面不含税金额的11%抵扣进项税额。服务业则按照实际发生额的6%抵扣。煤炭企业的经营中各大业务都涉及营改增的税收变化问题，例如，销售煤炭的运输、服务和装卸工作。在煤炭产业采矿、工程施工前，需要对实际煤炭施工的地形、地下资源情况进行准确分析，明确地质构造，采取合理的实际调查方式进行调整，对可能涉及的工程勘察服务进行分析。聘请专业资质的企业对煤炭底层施工勘察进行研究，选用专业的仪器进行测量，确定煤炭检验化工质量的准确性。根据矿产井项目研究服务水平，对业务实际发生的服务和抵扣的增值税进行调整，开具专用的增值税发票，有效的减少煤炭企业受经营的影响产生的增值税税负过高的问题。具体来说，煤炭企业在实施营改增前，在交通运输行业中开具运输发票的过程中，实际的运输费用结算金额的7%作为进项税抵扣，即实际征收税为抵扣进税乘以7%，营改增后交通运输的实际运输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按照实际发生金额的11%进行抵扣，即实际发生额除以111%乘以11%，营改增前实际发生额乘以7%作为进项税抵扣，营改增后进税额可以多抵扣2.91%，增值税附加城建税7%，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2%。少缴的增值税2.91%乘以1.12%，即为少缴纳税费3.26%。在营改增前，多缴纳税费3.26%再乘以25%，即可以少缴纳企业所得税0.82%，少缴纳的税收费用与多缴纳企业实际税收费用相抵，总共减少是3.26%～0.82%，即为2.44%。也就是一个1000元的交通运输发票，在实施营改增以前进项税额为70元，实施营改增抵扣后的进项税额为99.1元，少缴纳增值税29.1元。可以少缴纳增值税附加3.26元，营改增前可以少缴纳企业所得税8.2元，在营改增后可以降低税费24.4元。大部分企业以单一服务为主，除去服务之外的经营，企业往往没有其他收益，也不会产生其他增值税发票问题。类似服务企业而言，营改增没有设置有效的进项税额，这直接导致企业税负的明显增加，造成企业服务价格的快速增长。在营改增后，煤炭企业作为卖方市场，需要逐步增加购买服务水平，增加煤炭企业的服务成本转化，降低煤炭企业的赋税水平，增加成本，减少实际产生的各种利润。国家通常会采用有效实施的营改增税收方式，根据实际结构减少税收，实现税收的改革。营改增最大的变化是避免了营业税的重复征缴，防止无法抵扣问题和无法退税问题的弊端，实现增值税收的有效调整。采用层层抵扣的方式，有效减少了企业的实际税负。营改增改变了市场经济价格运营体系，将营业税的价内税转变为增值税的价外税，实现进项和销项的价值抵扣，从深层次上完成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实现企业内部架构的完整性。
3结语
综上所述，营业税改增值税对煤炭企业的税收具有直接影响，进项和销项的抵扣价值发生改变，防止煤炭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税负多次征收问题，降低了煤炭企业实际的税负比例，实现煤炭企业实际增值税收的有效征缴，正符合我国对煤炭企业经营财务发展的管理需求，可以有效地完善我国煤炭企业的实际税负管理标准，更好地提升我国对煤炭企业税收征缴的管控。从煤炭企业的营改增税收管理中可以发现，营改增符合我国经济产业税收发展的需求，营改增的实施有利于我国财政税负的管理控制，更好地实现有效准确的税款征收，提升各行业企业经济经营税收增值量的管理分析水平，有利于类似煤炭企业经营发展需求，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增值效益发展和管理。
作者:晋祥达单位:河南省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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