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国际分工国际产业
一、引言
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间通过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世界经济结构。传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描述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演变，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经济实力最强，人均生活水平最高，对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力最强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极”之间的经济权力分配关系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球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各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各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度出现较大的差异。在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前提下，各主要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各国之间在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上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世界经济正形成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经济格局。
二、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国内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
区域集团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深的情况下不断加强的，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来探求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原因。二战以后，亚、非、拉各洲落后国家纷纷独立，曾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西欧已雄风不再。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在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推动其经济自由的理念；各国也吸收战前高贸易保护、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获取自己利益的零和竞争方式的教训，客观上也有减少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合作的要求。这样，经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全球层次的各种经济协调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逐步建立。这些组织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推进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这些组织对促进经济的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幼稚产业论、保护就业论、平衡国际收支论等许多保护贸易理论为一国贸易保护提供了充分的论据。这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在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落后国家纷纷联合起来，组建各种形式的区域组织；西欧发达国家各自的经济实力有限，同样为了共同利益，与美国和苏联竞争，也纷纷组建起各种形式的区域组织。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第一次区域集团化浪潮就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整个世界出现了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的一体化，才真正使世界经济出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这样，经济全球化趋势第一次是在全球范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经济竞争大大加剧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要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不开放是不行的，这方面，自由贸易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但在一国经济实力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开放又必须是有条件的，这方面保护贸易理论提供了同样充分的论据。这样，一国既想利用世界资源，又不想使自己的竞争力受到损害，和有共同文化渊源、地理位置相近、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当或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的国家结盟，在一定范围内享有更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就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选择。这种情况使区域集团化趋势再次得到加强，于是，区域集团化的第二次浪潮就开始了。由此可见，区域集团化不过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三、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延长了国际产业链，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引发了世界价值体系的组合重构和产业链的跨国延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逐步完善，各国贸易壁垒逐渐降低，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产业链的众多环节越来越具有了空间上的可分性。处于主导地位的厂商，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有利的区位进行相关产业链环节的生产布点，使得传统的主要以产业或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种工序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国际分工作为全球化经济本身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即使没有中国的参与也会发展，但中国的积极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产业链的延长，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国无与伦比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大延长了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中国相对廉价而数量增长惊人的科研人员，进一步延长了产业链条上的技术密集型环节和产品的研发环节，现代服务业中的一些环节也在中国国内得以延伸。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更为深入的融入世界体系，国际产业链会得到更大的拓展效率要求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不断深化是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相对传统的以不同产业或产品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国际延长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因而更能够促进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而中国通过对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深化了国际分工，为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总结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贸易多年持续顺差。但是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实力可以看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富有的工业化经济大国不愿意为治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全球经济是世界的，各经济大国应通过协商和妥协，各自承担相应的合理的责任，不仅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它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由跨国金融机构担任运行主角，其发展建立在金融各类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并紧密依托于多种科技化的创新。今后国际的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金融机构业务综合化、网络化，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威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阴影依然在全球徘徊。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参考文献
英国BBC公司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让世界惊诧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整个中国整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自己所学财务管理专业的相关性，接触了很多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各项数据，在经济上与欧盟、美国形成世界经济大三角，超级大国地位显现。
纪录片《中国人来了》以一种黑色幽默的视角，讲解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体现着西方国家想保持着他们的优势地位、享有的资源，却又不愿意看到一个和欧美国家的文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崛起来冲击着他们，片中处处体现着西方看到中国的威胁。
采访中，巴西的唐先生说到：“中国在跟各国是做生意，平等的生意，没有侵犯别国的，我们要我们想要的，你们卖你们想卖得，懂点历史的都知道，西方是殖民统治，通过占领别国的来获得资源。”然而中国始终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贸易伙伴关系。中国通过大量的进口原材料进行深加工以及大量的“中国制造”式的出口，推动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然而西方国家却将巴西亚马逊森林的小时归罪于中国的市场需求，将当地产品竞争力不断弱化归罪于中国更加优质廉价的出口产品，将中国文明、汉语言的传播当做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因此更是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干预与制裁，企图阻挠中国对资源开发的步伐，以此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种种作为则体现出了一种焦虑的心情，更是一种无奈与沮丧。伴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断深化改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是带动世界经济的动力。发达国家一方面想依靠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来带动其国内经济的发展，依靠着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另一方面却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争夺了世界资源并且影响了其国内的就业，这种矛盾心态则是西方国家想保持他们现有的地位，享有的资源，却又不愿意看到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国家来挑战他们的地位。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矛盾；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6-01
全球经济一体化，指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近些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然而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并且变化极不均匀。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以操作。在世界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众多国家、经济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使世界经济形势经常动荡不安。尽管可以通过各国之间的协同作用使这种动荡暂时稳定下来，而更多的时候则由于竞争引致的波动，会打破原来相对的稳定结构，从而产生很多矛盾，甚至诱发很多冲突。
一、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
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水平、经济实力在总体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而且差距极为悬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相差23倍；1980年差距扩大到39倍；1994年扩大到94倍。全世界20%的富有者消费着6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最贫困人口只消费世界财富的1.3%，并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这些社会矛盾一旦被激化，就会引发经济与政治的动荡。
二、经济全球化使民族主义受到了挑战，增加了社会的动荡
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将变得更复杂：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世界性逐渐融合、消融了民族性。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顽强扩张力超越了国家的疆界，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同时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和扩展，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了民族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由于民族冲突加剧引发的战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消长，使民族主义出现困顿。
三、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之间产生了矛盾
世界各国经济体制大都选择市场经济，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功能，但也会出现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市场失灵现象，迫切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纠正市场失灵。现有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难以承担世界政府角色，造成宏观调控的缺位。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演绎成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各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并导致世界经济的起伏不定、动荡和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存在不同程度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主权弱势，这其中的原因体现从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面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处于主权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争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际体系结构的力量分布状况，使结构不再完全为大国所操纵，以此消除结构和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压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主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发展中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学界有不少不同的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看作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内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出,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地传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现象。”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运动、融合、渗透的过程和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科技和社会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大大加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规范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一种历史过程。”②也有的学者强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过程,主要是将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各国更加开放,经济更加市场化,从而使得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导致世界经济趋向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③虽然关于经济全球化定义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其共同点都是生产要素可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各国经济形成了紧密的互相依存关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使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内涵会不断扩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被纳入不断扩大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的密切。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而且同样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的进程。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经济“无国界行为”的扩展，各种国际组织功能与作用的不断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及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都极大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的概念、范围、行使方式与保障形式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将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主权已经并仍将受到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严重的“侵蚀”。这些冲击与挑战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维护更为困难。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认识国家主权，切实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成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④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20世纪40—50年代产生、70—80年代形成、90年代盛行的国际资本大循环、国际经济大分工和生产、贸易的一体化，及其对世界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因素是发达国家，主要动力是跨国资本(跨国公司)，主要国际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价值追求是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资本和贸易(根本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国家主权作为历史的产物，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在国家权力观念上的必然反映，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而独立存在。进一步说，除了作为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终极决定作用之外，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影响和效应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它在实际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寓意，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罗伯特·赛缪尔逊（1999）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①而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当然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
（一）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及其权力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制约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早表现形态，至今仍是推动全球化的推动力和牵引力。一直以来，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最初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很多西方学者把全球化的历史上溯至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即在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引领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自由贸易的开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又有许多人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20世纪后半期以来，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是突飞猛进，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从事国际贸易，大约20%的世界产出被用来从事贸易活动。贸易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当代贸易全球化已使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毫无立足之地，而且促进了国家政策的转变，动摇了延传了几百年的国家观念；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党人皮埃尔・博比博士2002年在中国所作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学术报告中对这一现象做了描述：金融全球化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让金融机构之间自由竞争，取消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减少对银行业务的控制和调节；在国际层面上，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非规范化和国际化。自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认识到稳定发展的国内经济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而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世界更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构起了全球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跨国公司。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至少占有世界产出的20%，占世界贸易额的70%。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跨国公司除了带来商品的跨国交流，而且带来资本、技术、管理、乃至文化的跨国交流，对经济全球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为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基本路径和目标，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并得到证实。如果说1972年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的话，那么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直至加入WTO，则是中国真正融入到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开端。
二、政治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它的地位和影响不亚于经济全球化，戴维・赫尔德等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为全球化的三个部分加以论述。在时间上政治全球化要晚于经济全球化，欧美国家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全球化基本上是属于以1945年为开端的当代范畴，也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秦晖在论及政治全球化问题时也认为：二战后出现的联合国与世界人权宣言，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萌芽。但由于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比，表现得较为隐性，加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导致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大众，对政治全球化视而不见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殊不知，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全球化问题已成为各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与诸科学如从经济学、政治学、传统的国际法学到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社会生态学等新领域引起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并且范围涉及世界政治、人权、、人道主义及电子传媒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政治全球化，日本学者星野昭吉作了如下描述：“在全球化进程影响下，世界政治的变动不仅表现为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非国家主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出现和作用的不断扩大。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超国家关系的增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渗透作用的扩大。全球规模问题的形式，以及军事力量地位的下降等方面，而且随着区域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区域主义的复兴和强化。”同时，英国戴维・赫尔德等人关于政治全球化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度上来理解政治全球化：“当代全球化不仅引发而且加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领域的政治化，而且也伴以制度化领域，以及政治动员、监督、决策和跨国管制活动组成的网络的急剧发展，这极大扩展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权威行使的能力范围”。
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是政治运行的社会化和民主化。“去国家化”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深远变革中最具颠覆性的现象。我们现在谈论政治，已不再宥于传统的“国家”的理论框架了，国家本身在变，人们对国家的诉求也在改变。这种转变，使传统的民族国家主导、世界政治文化、地域化的现代世界政治秩序已遭到了动摇，引发了对全球化下传统国家的命运是终结、复兴还是变革的深刻思考。如何处理和人权的矛盾问题，如何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前所未有地摆在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前现代国家面前。星野昭吉提出“国家”和“公民国家”两个概念，给我们很大启示。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市场的话，那么政治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建立？一直以来我们在大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人类社会的分流的同时，却总是一叶障目，只见国家，不见社会，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家是建立在社会这个根基之上的，国家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社会本身远比国家要丰富得多，要重要得多。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会理解“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意义，才会理解后现代国家为何把“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作为法治的一种诉求。
近年来，从“依法治国”到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再到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恐怕是对政治全球化的一种最好的诠释。它一方面说明，在全球化面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基石；另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三、文化全球化
“文化”本身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但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化，它都会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所以从历史论角度看，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与人类的迁徙活动相伴随，真可谓源远流长。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流动中，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地被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感受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还是处于相对闭合的状态，那么地理大发现以后，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
文化的多元化和大众化是文化全球化演变的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模式，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如果说近代以前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战争和宗教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商品、影视艺术、体育运动等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基本途径。就象戴维・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描绘的那样：“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明全球化。”时至今日，在倡导文化的多样性上，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共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来自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来自广大的亚非拉世界，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心上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提升。虽然站在西方文明立场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和互补仍构成当代世界的主旋律。以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勒斯坦在《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中谈到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时，认为资本主义也只是文明的一种，并非惟一的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全球多种文明的共存。国际社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也正日益成为各国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文明也好，文化也罢，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奢侈品，每一个大众平民在自主的创造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自由、充分地享受文化的果实。当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可谓是方兴未艾，大行其道，这让人充分感受到全球文化大众化时代的来临。
在文化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交流的主体从以前的政府机构主导，到政府机构、民间团体、个人并举。不但走出去，而且引进来。从好莱坞大片到汉堡包，从中法文化年到中俄文化年。时至今日才真正理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真正理解“文化无国界”。
四、结语
按照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新航线开辟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法制发展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资产阶级法制体系的建立
这一阶段的早期,随着15、16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上贸易的频繁,近代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对法律和法学的迫切要求便明显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此时,人文主义法学派应运而生了。它“用人性否定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用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用个性自由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用平等观念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这就意味着法学有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趋向。它的出现标志着法学的独立,使法学摆脱了以往融于其他学科甚至依附于神学的局面。另外,经过长期的战争,1643～1648年,欧洲列国还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西方具有独立的国家的产生及近代国际法的诞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法制建设的加强又依赖于法学理论的指导。就在这个时候,古典自然法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强调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提出了“社会契约”、“天赋人权”、“在民”、“分权与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在上述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法国、美国等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纷纷制定了《人权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等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其思想内容成为此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纷纷效法的榜样。同时,反映资产阶级商品经济要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的拿破仑法律体系开始形成,特别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内容,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即“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此后欧洲大陆各国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纷纷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或参照,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并将法律规范组成不同的法律部门,形成了完整的法律科学体系。
这一时期,经过不断发展,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开始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随着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等也开始向世界传播,殖民地国家被迫开始进行法律改革。主要表现为法律殖民化,即强制性的法律西方化阶段,使这些国家的法律逐步纳入西方法律体系中。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法律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开始了第二次以电化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引起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它缩短了世界各地区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输出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和资本出现了集中现象,自由竞争逐渐发展成垄断,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阶段,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法的精神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法律社会化的思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这一时期,广泛多样的立法、司法活动适应了社会的变化。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加强,强调法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对社会利益的维护。由此出现了大量的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大。各国纷纷修改完善原有的民商法、刑法、诉讼法。世界上出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法的深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日益具有世界性。由此所引发的矛盾,已经不能由各国单独地圆满解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约和惯例的数量和类别出现明显增长。同时许多国家之间还签订了双边国际经贸条约。国际条约的盛行,为商品的国际流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矛盾得以解决,从而对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法律的趋同
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兴起,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使世界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为全球性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手段,加上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发展,使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在这一阶段,区域性与全球性的经济组织不断增多。
随着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法律也获得新的动力,并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国家,法学出现了多元格局,各国的法律制度方面却出现国际化或说趋同化，两大法系逐渐靠拢。英美法系国家中制定法的作用日益加强,制定法的数量日益增多;而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重视判例在审判中的作用,在诉讼程序方面,更多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制。在两大法系逐步融合的同时,还出现欧洲共同体法等区域性超国家组织法律和大量的国际公约、条约等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版权公约》、《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
而独立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进行法律改革,其中多数仿效西方国家(主要是前殖民地宗主国),建立了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另一部分国家仿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制度，从而在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类型法律制度的对立,包括两种类型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的对立。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缩短了时空,把全人类史无前例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苏联解体,前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越南等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因此,在90年代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世界化潮流。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体制基础,市场经济最终促成了真正意义上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加之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世贸组织的建立,使经济全球化达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一阶段,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加重,如酸雨、全球变暖、臭氧空洞、恐怖主义、贩毒、跨国商业犯罪、人权保障,等等，这些政治问题早已没有国界,而且这些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决非一国所能,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必然发育出区域性的超国家政治组织和全球性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现在已经初具规模:欧盟、联合国、联合国维和部队、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等。
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法学理论更新。经济全球化同传统法律理念与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需要新的法学理论来回答大量的新问题或老问题中的新课题。同时,经济全球化使法律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使法律的涵盖面越来越大,新的立法与法律部门不断产生,这在客观上就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法学理论来支撑。法律全球化、世界法等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制度层面,法律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化加速了国际立法、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立法。据统计,截止1995年底,世界各国共签订了900多个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中近60%是在90年代缔结的,仅1994～1995年,就签订了299个,超过60年代和70年代签订的此类协定的总和。同时,国际立法也越来越影响到各国国内立法,为履行国际条约或使本国立法符合世界法制发展潮流,各国纷纷修改法律,出现了“国内法的国际化”趋势。上个世纪末，世贸组织成员国就农业问所签订的《农业协定》，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经济国际化；内涵；经济全球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要求，并将经济国际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并列，作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五大趋势之一。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经济，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经济国际化的内涵；
一、经济国际化的内涵
经济国际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经济活动和社会分工跨国化。经济国际化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它与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和时代的发展上来把握经济国际化的内涵。
(一)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从历史上看，经济国际化作为一种进程实际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并且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到18世纪。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后，原来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近代生活史”。由此第一次出现了“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经济活动具有了分工和资源配置国际化的意义，真正开启了经济国际化实质性的历史进程。
第二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由此导致的世界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输出的大规模进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国际市场的密网之中。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是一种通过商品生产掠取剩余价值并顽强积累的生产方式，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销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和从外部攫取更大利润的可能性，必然驱使它建立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体系。统一的国际市场的形成推动了这一时期经济国际化大发展。同时，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大国同老牌资本主义大国重新分割了世界殖民地市场，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殖民地国家经济“变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的一些环节”的国际化。
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分工体系的拓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迎来了世界经济的20年黄金时代，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战后国际分工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改称“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r)三大国际组织的成立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稳定而有序地发展；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相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基础上形成的固定汇率制和1973年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浮动汇率制，保障了国际汇率的稳定和各国国际收支的有序调节，大大降低了贸易壁垒，世界经济国际化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形成了以生产经营跨国化、资本流动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国际化的新趋势。
第四阶段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国际化的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格局发生历史性转折，世界进入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上，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进一步提高，经济国际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深化。
(二)经济国际化的含义
虽然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很长，但究竟什么是经济国际化，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权威的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道：“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时至今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经济国际化的内容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具体表现在：贸易国际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国际化、企业经营国际化和经济规制国际化。综上，笔者认为可以把经济国际化概括为以下的分析：经济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并朝着经济无国界方向变化的过程和程度，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向外延伸，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与世界经济成为互相依赖、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的过程。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客观历史性决定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是一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互动的结果。由于受到现实的、复杂的国家关系的影响，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时也存在差异，但就总体趋势而言，两者是正向一致的关系
二、经济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一被提出以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经济全球化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但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界定，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1997年的贸发会议对全球化的定义从相互影响上做了描述，会议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1997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的各方面因素——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中经济决策的相互影响愈来愈重要。”国内一些学者也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做了自己的解释：“经济全球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推动下，在国际分工空前深化的基础上，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扩展，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各国经济紧密依存，互相融合成全球经济。”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因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广泛和密切，相互支撑，相互制衡，同时，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上更加多的关注于国际条约与国际公约，为国际间的贸易提供方便，此外，各个国家联合形成的经济组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开始依赖于经济组织的调节。
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根本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保障。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动因。企业经营国际化，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起了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更多的依赖信息技术，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为显著标志，信息技术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推动了经济信息的传播，也让各个企业间的联系方便迅捷，因此经济全球化，也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来说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挑战。积极的影响有：第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就没有生产要素全球性的自由流动，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有利于资源全球性的优化配置，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当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后，全球经济逐渐趋于市场化。我国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已经逐步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市场体系。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突出了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对外贸易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贸易数量上很少，贸易结构和质量也偏低。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与世界接轨，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并且持续稳定增长。这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贸易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贸易中突出了我国的外贸优势。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现在，我国每年的出口产品中有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而且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0%也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可以说，贸易全球化促进了我国成为贸易大国。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战后，一些世界经济组织在调节世界经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世界经济组织的三大支柱。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国际多边贸易的基础和法律载体。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贸易的协调作用促进了市场规则的全球化。2001年我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融入了一个全球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我国可以享受100多个成员国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发达国家的普惠制待遇。在国际贸易上，改善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快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经济全球化也为我国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第一，区域和集团经济保护下，竞争激烈。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下，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使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第二，市场竞争方面的冲击。入世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交织在一起，必然会给中国经济，特别是给企业来带巨大冲击。
第三，义务约束带来的冲击。中国入世后，收到的义务约束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关税的约束，二是约束非关税措施，既要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又要逐步撤销非关税壁垒。有了这种约束，中国入世后出口的路子拓宽的同时，进口的大门也会大大敞开。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
1.参与制定相应的国际贸易方面的规则。我国要在加强对边贸易方面不断努力，提升自己在区域经济和多面合作领域的重要地位，全面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来，将国际贸易规则导向到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外贸领域的多面合作中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我姑对外贸易的影响力。
[关键词]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于1月17日至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应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多次诚邀，中国国家主席出席本届年会，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论坛年会，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论坛聚焦全球治理体制、增进身份认同、振兴全球经济、改革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引起热烈反响。
一、世界经济论坛的源起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因论坛冬季年会都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故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0年，时任日内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的施瓦布看到了法国政治家兼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撰写的《美国的挑战》一书。该书指出，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后于美国，主要原因并非技术和资源差距，而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使胸怀欧洲复兴梦想的施瓦布深有感触。他说，“我想为欧洲商业领袖构建一个平台，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企业管理”。[1]施瓦布设想以“欧洲管理论坛”作为欧洲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一种对话的新形式。他的计划得到欧洲委员会的支持，第一届欧洲管理论坛讨论会于1971年1月在瑞士东部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举行，故欧洲管理论坛亦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欧佩克对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抵制，促使论坛逐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把关注的焦点从企业管理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并从1974年开始邀请政治领导人参加年会。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欧洲扩展到全球。为改善西欧和中东的紧张关系，论坛举办了欧洲—阿拉伯国家讨论会，取得成功经验后，又举办了欧洲—拉丁美洲讨论会，以加强同拉美地区的合作。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世界竞争力报告》（后更名为《全球竞争力报告》）。这标志着论坛由一个以组织会议为主的机构转变为充分利用其能力创造知识的机构。如今，论坛年度研究成果的范围已扩大到多个地区和领域，包括行业竞争力报告和区域竞争力报告、年度杂志，如《欧洲的竞争力和变革报告》《阿拉伯世界竞争力报告》以及《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等。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将其活动扩展到其他领域。1982年，论坛举行首次世界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邀请一些国家的内阁成员和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多边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除了参加论坛会议外，还与各大公司、银行的负责人举行非正式会晤。从此，论坛提供了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进行非正式沟通的新渠道。通过这种渠道，他们增进彼此了解，交流思想和解决需共同应对的问题。由于论坛活动范围及其议题的日益全球性，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除企业界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成为全球政界、企业界人士以及民间和社会团体领导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和进行商务谈判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其所探讨的议题早已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以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等热点或趋势性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内容，论坛在缓和地区矛盾、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88年1月的论坛年会上，希腊总理和土耳其总理举行了第一次实质性会谈，随后签署了《达沃斯宣言》，使两国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在1989年1月的年会上，朝鲜和韩国政府官员在达沃斯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谈。在1994年的年会上，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草案。如今，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来自全球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论坛拥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对全球未来经济发展及其舆论引导具有重要影响，故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和“世界经济风向标”。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历届论坛年会先后围绕变化中的力量、构建危机后的世界、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及商业和社会的影响、全球新局势、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于重振国际社会信心，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作用。
二、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令施瓦布敏锐地感觉到这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决定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1979年的世界经济年会。为此，中国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论坛进行联系。1979年年初，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使得论坛成为第一个有中国参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当年4月，施瓦布率团回访中国。此后的30多年间，中国一直与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81年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都联合在华举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起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直到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方停止活动。1992年1月，在施瓦布邀请下，中国总理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年，该论坛举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来自数十个国家的70多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步推进，特别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中国话题开始在达沃斯升温，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热议的焦点。2005年，在发达国家经济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之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颇为引人注目。当年论坛年会第一场讨论会的主题便是中国，会议期间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达六七场之多。2006年的论坛年会更是专门组织了题为“中国的崛起”研讨会，“中国”日渐成为论坛最热的话题。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热，令施瓦布萌生了在中国设立“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想法并很快付诸行动。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也是该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2007年9月，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要、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围绕“变化中的力量平衡”这一主题，就新形势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竞争中的新问题、新领军者的基因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9月在中国大连和天津交替举办，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出席年会并发表讲话。与会嘉宾相继围绕重振经济、推动可持续增长、推动创新创造价值、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等主题，共同探讨在科技创新背景下，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生问题和紧要议题，并就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制定有效的全球、行业和地区解决方案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定期举办，不仅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了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而且为世界经济论坛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使国际社会有更多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窗口。一批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会员的中国企业，籍此学习到世界著名企业先进的商业理念、管理模式、信息网络，逐步成长并走向全球。
三、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
中国智慧与贡献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欧洲联合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希腊和意大利在解决债务危机过程中，屡屡以退出欧盟相威胁。2016年6月，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1月，主张“美国至上”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贸易政策走向扑朔迷离。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时任总理伦齐宣布下台，“疑欧派”占据上风。以排外和退出欧元区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支持率上升，欧洲民粹主义蔓延。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疲软，金融市场波动不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4%，[2]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值为3.2%，全球经济仍将低位运行，成为共识。世界贸易组织最新贸易展望报告中将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下调到1.8%～3.1%之间，这是世贸组织首次提出区间预测，意味着2017年全球贸易仍将难以回暖，不确定因素增大。[3]加之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形势变数增大，乱象增多，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走向和未来前景感到迷茫。凡此种种，也折射出全球领导者提高责任担当意识的必要性。在如此背景下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之所以将“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确定为主题，旨在号召全球领导者重新审视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现有国际体系，并对这些体系加以重塑，以适应当今更复杂的多极世界，推动更包容和平等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效显著。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把加强全球治理能力，早日走出困境的期盼目光转向了中国。主席在演讲中既深刻诠释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又不回避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主张。他强调，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才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经济全球化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存在的不足，应积极引导其走向。各国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4]主席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化了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主席从根源上为世界经济“号脉”，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是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并对症下药地贡献出中国的“良方”：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4]他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全球自由贸易和互联互通，推动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手段、增长方式，呼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坚持多边主义，促进社会公平。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部分领域隐藏风险的担忧和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疑虑，主席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过38年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大力建设共同繁荣的对外合作格局。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主席还深入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指出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迅速扩大。主席的精彩演讲，不仅直面外界对中国前景的疑虑，为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理念、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全面视角，而且展现出中国的大国风范和责任担当，拉近了中国同世界的距离，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施瓦布表示，在当今世界充满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主席这次到访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讲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提及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当天的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未来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创新与应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等战略合作重点展开交流，标志着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步入更加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历史证明，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见证者，中国则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如同施瓦布所说：“主席的演讲表明，中国将继续作为增长的关键力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并致力于推进战略性的改革进程；展示了中国将继续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致力于推进全球化。主席的演讲向世界传递了重要信息，注入了正能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令人鼓舞的信心。”[5]
参考文献：
[1]党建军.克劳斯•施瓦布更想是艺术家[N].广州日报，2007-10-07.
[2]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EB/OL].，2017-01-13/2017-01-30.
[4].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3）.
论文提要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技术革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各国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世界市场形成跨越国界的融合，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并逐渐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其基本标志是“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信息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以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成果为先导，引发了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使得现在一天生产的价值超过以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产总和。由于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生产、消费、贸易、金融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导致了信息、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在世界范围的大流动，为这些因素的重新配置创造了条件，出现了资本高度集中的趋势。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带来影响。首先，国家职能部分被削弱，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从而使国家的部分职能被现在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所取代；其次，社会制度的变化愈来愈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渗透性与我国经济主权的排他性发生矛盾，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制度的选择及实施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制约。
第三，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和运用，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和国家的限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使得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愈来愈成为世界性的，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来愈具有世界的性质。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社会也出现了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显著趋向。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往往导致或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所谓“政治全球化”更多的体现在强权国家国际干预的扩大和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设计。“文化全球化”则体现在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及后现代的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
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就其所体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有其共同的本质属性，而这种共同属性本身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统一性指它是以新技术为动力，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为依托，是经济、金融、技术的全球化交融的扩展与深化，反映了当前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是现代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普及的推动器。
第二，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立性指它是以技术、资本为手段，以生产基地和市场的占领为依托，有利于技术、经济、金融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实现其追逐最大限度的垄断超额利润和在经济、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实现大国资本方式的全球性扩张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是处于劣势的。
第三，作为资本扩张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它的对立性正在导致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产生、扩大及深化，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全球性扩展，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最终将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世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导致世界范围的以强凌弱，破坏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产生更为严重的灾难和罪恶。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正确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受世界经济全球化性质对立统一性的制约，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客观进程的全球化，它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实现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又为中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交往为基本内容，以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发展关系为纽带，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广阔的世界舞台，使中国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中既可以利用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又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以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参与全球化，必须遵守全球范围内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行为规划，这种规则在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协调各自立场的同时，就为多元的利益主体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公开化、白热化竞争提供了“通行证”。全球化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逐渐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管理权，因而使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受到挑战。
（二）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毋庸置疑，国际资本的流动及跨国公司的发展，能给一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能够增加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能够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层次和位置。但也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侵入，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民族经济，使民族经济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通常会扮演“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外资对我国产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股权控制和设立独资企业。目前，国内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明显呈现出被外国企业垄断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内著名商标品牌并入外企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在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一些产业，国内企业面临空前竞争压力，部分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主要参考文献
G20杭州峰会的召开，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性事件。此次会议上，“杭州共识”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贡献，更在于中国首次系统地阐述对于“新型世界经济”的看法。峰会虽然闭幕了，但对于世界经济中国“药方”的讨论仍在继续。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理解，更多将之作为外部发展环境，以适应者、追随者的角色进行自我定位。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定位尽管发生了变化，但更多作为参与者进行多主体互动。此次峰会，主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经济变化的全新看法，表明中国作为引领者对于全球经济的独立看法，以及中国视角的解释和期待。因此，从“新型世界经济”角度，对于“杭州共识”进行分析和思考，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同时，“新型世界经济”的建设，需要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双重响应。国际化城市作为全球要素流量的枢纽和承载空间，应当成为世界经济转型升级重要的示范者、承载者与推进者。
全球经济疲软催生“杭州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10年，世界经济历经刺激、调整、复苏，正进入转折期。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力量对比、地缘布局、网络建构等方面均面临新的挑战与变革。
从发展模式上看，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平台期。联合国的《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修订版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预计2016年和2017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2.4%和2.8%。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强化创新的动力作用。
从力量对比上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得到重大提升，世界经济格局的多元化趋向更为明显。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影响力已日益接近西方国家。
从地缘经济角度上看，经济全球化力量的空间拓展目前仍处于“世界岛”的区域，大量发展中国家仍未受到全球化要素的辐射。而后者恰恰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空间”，全球的地缘经济空间拓展需要新的引领。
从经济的网络链接基础上看，世界经济的互动网络结构正发生新的变化，其网络建构基础从传统的全球生产网络（GPN）向全球创新网络（GIN）进一步发展。信息化、创新化、多样化的经济体的经济地位将得到日益提升。
从“融入”到“塑造”
G20杭州峰会的意义，不仅在于20国集团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想法和行动，更在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解和引领。在中国主导下的“杭州共识”中，充分表现出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全新看法，即“新型世界经济”观。这种理念的构建，反映出中国超越“融入”世界经济阶段，进入“塑造”世界经济的全新阶段。
杭州G20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进行议题设计与最终成果塑造，并针对世界经济新模式建构而首次提出“中国方案”。峰会贡献的“杭州共识”，其重要的意义内涵，在于对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扬弃，在此基础上对“新型世界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展示。
中国提出的“新型世界经济”理念，反映在世界经济在发展动力、制度框架、运行方式以及发展目的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在发展动力上，提出世界经济将进入技术、制度、文化等“全方面”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着力强化创新在推动世界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而对传统全球化中“资本驱动”的架构实现超越和再认识。在制度层面，以多主体互动为核心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架构，将取代西方主导的，以“新、旧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旧有世界经济秩序。在运行方式上，在重振投资、贸易拉动作用的基础上，促进政策、基础设施等多层次联动发展，创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成为新的选择。在发展目的方面，应以惠及最广大全球民众为目标，形成包容、共享的发展格局，将有别于传统的“零和”经济博弈与“排他性”利益分配体系。
“新型世界经济”理念的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形成全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最终达成两个层面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即经济结构“再平衡”与地缘经济空间“再平衡”。其中，经济结构“再平衡”在于，通过创新、联动、治理、开放等方面的积极推进，形成全球收支、金融、贸易、产业等领域的平衡发展。而地缘经济空间的“再平衡”在于，以新的世界经济发展理念，引领传统经济全球化所“忽视”的边缘（edge）与腹地（hinterland）区域国家和经济行为主体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世界经济“新边疆”。
“新型世界经济”的地方响应
“新型世界经济”理念，源自杭州共识，为中国所引领和塑造，是此次G20峰会的重要财富。这一理念，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全新观察视角，也是中国需要在国家、地方两个层面进行着力推进的重要领域。而中国正在崛起的诸多国际化都市，无疑是承担“新型世界经济”推进职责的重要主体。
在创新层面，中国的城市需要创新增长方式，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开辟和抓住新机遇，提升城市经济增长潜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城市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成为国际创新成果交流的枢纽节点。
在活力层面，相关的大都市应以多层次改革释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形成具有国际引领水平的城市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提升城市的国际话语权与议题引导能力，充分体现城市在制度层面的“协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