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文革”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关键词：地缘政治；“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
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02
一般说来，人类的生存模式和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各种环境的产物，其中尤以地理环境的影响最为经久和深刻。地缘政治学就是一门强调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学问，它主要探讨各种地理环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变化发展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1]。
1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国别倾向”
1.1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国别倾向”
地缘政治学正式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一个政治上和认识上非常动荡不定的时代”，强调“生存斗争的必要性与淘汰选择的合法性”。地缘政治学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气候的浸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以“生存竞争”和对抗为特征的时代烙印[2]。尽管学界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众说纷纭，究其实质，地缘政治研究之重点在于探讨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地理环境对特定国家在国际权势竞争中的制约性或促进性作用，并且力图在对具体地理环境考察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解释框架。“‘地缘政治学（或地理政治学）’不是一个关于政治与地理之间的普遍联系的术语，而应当被理解为是关于地理和政治、战略的相关性研究中的一个概念的和术语的传统[3]。”
虽然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改变，往往导致地理因素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关性也随之变化，但一国所据有的自然地理空间基本上是恒定的，故而对国家的发展趋向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对外行为方式）有着最为经久的影响。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所占据的地理空间无论在规模还是自然特征上差别很大，“尽管国家被视为全球拼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远不像一幅拼图那样拼板大小相对统一[4]。”这种地理条件上的差异，往往导致国家的发展趋向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地缘政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其主要理论论说者所代表的具有特定地理特征的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关切的影响，所以，地缘政治研究并非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学问，而往往表现出特色鲜明的“国别倾向”。这种影响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形成了多个“国别倾向”的思想传统。整体上来看，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三大思想传统：以英美为主体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德国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和法国的维达尔传统[5]。其中，尤以反映海洋性国家（Maritimepower,或岛屿国家Insularitystate）的利益需求和现实政策关切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最大。
1.2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海洋性国家
人类自古就在利用海洋，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海洋并对之进行“革命性”的利用，则是在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之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与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几乎同步进行。“由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之时，同时也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的肇始，一个全新的海权时代开始了。”现代国际关系是在一个被海洋包围的远为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国际体系就是“一个独特的海洋体系”。海洋成为在现代国际关系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6]。
在此大历史背景下，一批依仗海洋所供给的巨大能量的国家开始崛起——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与大陆性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海洋性特征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社会发展和权势兴盛很大程度上与海洋密不可分。海洋性国家一般位于濒临海洋的岛屿或半岛上，不仅获得了海洋“天险”为其提供的得天独厚的安全保障，而且占据了自由进出海洋的有利地理位置。正是借助于海洋提供的便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以外向型的商业、贸易为经济命脉。最后，基于上述两点，控制海洋，特别是控扼关键性的海上战略要道，与它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生死攸关，因此，在国家权势的建设上强调保持优势性的海上力量为核心[7]。
纵览现代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这些海洋性国家相继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国际体系的主导，甚至可以说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成功“领导者”（或霸权国）的“不二人选”。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在对近5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进行细致研究后指出，在此期间登上“世界领导者”宝座的国家必须具备四项资格要素：（一）有利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岛屿性的地理位置；（二）有着内在凝聚力、开放性的和有着团结能力的社会；（三）领先性的经济；（四）具备全球范围内力量投放能力的政治—战略组织[8]。能够具备这些资格要素的自然非这些海洋性国家莫属。“海上霸主”英国在18、19世纪执欧洲国际体系之牛耳，20世纪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领导者角色由美国扮演，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与政治学
（张志尧副教授）
世纪之交的人类世界，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现实，必将受到经济、科技、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即是这一系列的重要变化之一，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重要影响。
全球化乃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它以经济贸易、金融的全球联系为动力。交通、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力的支撑和结实的纽带；而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则从反面作为一种压力推进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相互交错的地区联合体的纷纷建立。
全球化的重大政治后果之一，是它在日渐模糊着仍然很清晰的民族国家的疆界。科技、信息、价值观、污染、、疾病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民族国家的疆界对于它们不具有太大的意义，而民族国家却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从政治方面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无不受着全球化的影响。处于变革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尤其如此。
政治学乃是社会科学中最具现实敏感性的科学。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深刻变化，要求政治学者对政治学中一些相关的概念、范畴、原则、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做出修改、补充，并发展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政治学者的历史性使命。而中国的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一方面要补课、继续坚实原本薄弱的基础，同时也更需要关注新的现实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结论。
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全球战略
（刘清才副教授）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国际格局正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从全球战略关系上看，形成“一超四强”的结构状态，即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构成四大强国。它们以美国为圆心，分别构成了三个大三角关系，即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构成的大西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日本构成的太平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它们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主角。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走势直接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它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要加强国际政治意识，要面向21世纪研究国际政治理论，从全球战略角度去研究国际关系的变化，科学地制定21世纪的国际战略。
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张贤明博士生）
政治学在我国是有待加强的一门基础性社会科学，为此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应该注意：第一，摆正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更具敏感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因为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看，它是学术问题，而从其内容来看，又不能不关涉到现实政治现象。作为学术问题，政治学研究的是理念问题，有研究者主体选择的可能与自由，但作为政治问题，它又要受制于客观现实。因此，如何既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政治现象，又以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作出科学的回答，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指导和服务，是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从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政治学，政治学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现实政治的阐释与论证的水平上，而是提供理论指导；只有以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来研究政治学，政治学才可能获得生存空间与发展的可能性。第二，着力于政治学基本范畴研究。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还不长，政治学的基本范畴问题急需认真地清理、概括和总结。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队伍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但没有基本理论的支撑，正常的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会缺乏根基、难以深入，政治学本身也难有长足进展。第三，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政治学也不例外。只有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捕捉其热点，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政治学研究才有其现实根源，从而才会有不断发展的动力。
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贴近现实
（孙晓春副教授）
有人说，政治是“分配价值的价值”，可以说，政治是决定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质量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政治学在我国刚刚恢复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老一代政治学家和广大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正不断地为政治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个学科所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都有赖于基础理论的进步。十几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最为显著的成就。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于每一个学科来说，都不存在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由不同的研究者建立起各不相同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指导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政治学专业理论与方法却仍然需要我们去建构。
近年来，国外60—70年代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成果，诸如以缪塞尔·享廷顿为代表的秩序学派、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的理论以及李普塞特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卢西安·派伊的政治文化理论，都被介绍到了国内，这对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还处于介绍、引进的阶段，真正地消化还需时日。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指导下，在融汇贯通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出理论分析框架，无疑是世纪之交政治学研究最为艰巨的任务。
目前，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倾向是十分注重政治学的实用性，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类指导课题来看，应用研究的课题占了绝对的比重。可以说，这是由政治学科自身的属性决定的。但是，我们在注重应用研究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所谓应用，在实质上是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的根基，应用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怎样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切近于现实，需要我们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往，人们十分强调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政治学研究与现实之间，终究并不只是简单的服务的关系。应该说，现实之于政治学科，它首先是研究的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世纪之交的政治学研究，一方面要对于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尤需加强对于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政治过程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的评估、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及其发展趋向的探索性研究等等。只有这样，政治学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建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郑维东博士生）
当下政治学的落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理论的要求相差甚远。尽管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仍处于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因此中国政治学要在下世纪有长足的进步，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1.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基础理论的重视，我的理解是，应重视对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的研究，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基本概念的成熟是该学科成熟的标志和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无法构建学科大厦。这一点，对初建的中国政治学而言，尤为重要。没有对政治基本性质的正确理解，就无法摆正理论研究的位置；没有对政治学基本范畴（如政治、权力、共和、、民主……）的深入理解，就无力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构建；没有对政治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人格、自由）的研究，就无法理解政治理论存在的合理性。所有这些，归为一点，就是真正重视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重视研究方法的更新。方法固然受制于该学科，但新的合适的方法又能引导学科走向繁荣。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象社会学的一些方法，理当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当然手段。
立新体系形成新学派
（宝成关博士生导师、教授）
展望21世纪的政治学研究，我认为首先应对中国政治学的历程做个简要回顾。
中国政治学在古代内容虽很丰富，但一直与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糅合在一起，始终未形成独立学科。把政治学当作独立学科进行专门研究，是本世纪初才开始的。因此说到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其特点一是起步较晚；二是受西方政治学影响较深，从早期著作到建国前各大学的流行教材，大都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三是解放前的政治学研究，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大都未能摆脱传统政治学的窠臼，更未形成新的完备理论体系。解放后，政治学研究一度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始得以恢复和重建，至今虽仅十几年时间，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注重了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二是开展了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三是对国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及研究，也有所加强；四是出现了把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向，使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视野更为开阔，并在政治学界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几大理论框架。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可喜，值得肯定，但总的来说，由于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甚短，与国外政治学研究以及国内其他学科相比，仍很不成熟，尤其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已经出现的几大理论框架，均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在未来的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如何获得体系性的构建能力，创立新体系，形成新学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做出突破性贡献，应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
培育和强化公民意识
（周光辉副教授）
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社会主体的培育和塑造问题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我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体就是自尊、自立、自主、自律、自强、负责的公民。造就现代社会的公民，最重要的是培育和强化公民意识。对此，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
公民意识是对公民角色的自觉体认和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培育公民意识，首先要明确公民的基本涵义，现代意义的公民是指具有独立自主和平等人格、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作为公民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具有独立人格是公民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在人们观念中把公民视为群众，这实际上是封建等级观念和群体本位观的一种反映。这种群众观念是以把人分为上下等级为前提的，群众的每个成员不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仅仅是群体中的一员。在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观念不过是臣民心理的现代表达，它与现代公民观念是根本相悖的。
培育公民意识，关键是培养权利意识、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所谓权利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契约权利、劳动权利和消费选择自由权利的自觉体认和维护。公民权利意识是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即视其他人享有与自己同等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成为自私的代名词。所谓自律意识，是公民自觉按照道德和法律规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自律的本质特征在于公民把法律和道德内化为自身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法律和道德要求不是出于无奈和外部的强迫，而是一种自觉。所谓责任意识，是公民在享有自由时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自觉体认，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不仅有权利享受这个社会为他提供的各种条件，而且也有义务为社会条件的健全和完善尽一份责任。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的过程中，不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对后代负责；不仅要对他人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
加强比较研究提供模式选择
（王彩波副教授）
发展理论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而东亚发展模式对传统发展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目前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热点。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上，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东亚模式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首要前提和最根本步骤是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的性，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恰当的手段有效地动用国内外现有的各种资源，优先实现经济增长。在行政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它表明，行政体制改革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行政体系，使行政与政治分离，提高政府行政职能，而暂缓民主化，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可行性选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与我国在历史传统、国情特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其发展经验的研究比起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更有借鉴意义。
政治学也要注重社会应用价值的研究
（李德志教授）
人事管理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注重其在社会上的应用价值。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事管理学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重大发展，以实现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人事管理的两个重大调整。一是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二是把传统的单一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
要实现第一个调整必须在人事管理中逐步建立和健全三项制度、三个体系。三项制度是指：符合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各自特点的科学的人事分类管理制度；具有激励竞争性质的工资分配制度和适应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三个体系是指：人才市场体系、人事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和人事法律法规体系。
要实现第二个调整必须从社会需求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全过程地实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人才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人事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我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意义深远。
世界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而人事管理学发展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大力加强这一应用学科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对于繁荣我国的政治学已显得愈益迫切。
行政学面临的两大课题
关键词：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
中国地缘政治学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得到了很好发展，已经取得良好成绩形成系统性学科，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地缘政治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起步阶段），还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治文学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以需要不断凝练方向和汇聚合力，以保证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本文作者就自己作为政治方面专业学生的身份，结合自己对中国地缘政治学的了解，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细分析。
1解析地缘环境的相关理论及方法
第一，对于地缘环境概念，可以通过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构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最后实现对地缘环境概念的全面了解，为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例如，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期刊、卷宗及书籍，从中了解关于中国电源政治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像多阅读“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缘政治学”等这样的卷宗及文献等，以了解地缘环境整体的同时实现对地缘政治学框架的分析，另外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及不同区域地缘环境的了解，以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专业能力。
第二，要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实践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如军事政治手段、非军事政治手段、传统政治手段和非传统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第三，要积极参与地缘环境机制建设活动中，提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综合素质及能力；第四，要积极将定量评价方法应用到地缘环境机制建设及地缘政治学学习中，以及时发现自己地缘政治学学习中的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我们要对地缘环境进行发展性学习，即在地缘政治学课堂学习中尽可能的去了解地缘环境的发展，并对发展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发展评价指标及定量评价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缘政治学课程建设中的有效参与。
2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
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因为两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并对相应的学科――中国地缘政治学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所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对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来说，国际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极端化特点，多为“两超多强”格局“两极格局”格局转变，这样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发展，因为在亚洲呈现地缘政治国家日本不断修改由和平宪法的现象，并且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压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现象，反压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使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趋向于冷战，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全球地缘环境变化称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就目前来说，在很大政治领域都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知识，并且在地缘政治学中人文地理学领域也广泛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地缘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中凸显自然主义模式，实现了空间模式向权力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结构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中应用时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这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故将地缘结构变化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方向。
3“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当下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并共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二，“一带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国的发展历史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共建而来；第四，“一带一路”的提出推进就是为了改善中国地缘环境而提出的；第五，通过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可以实现对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价。所以“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也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4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第一，中国国家地缘战略是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获取更大国际利益而提出的，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当今还存在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亚洲区域，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之一，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发达国家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欺负事件发生，必须制定并出台相应国家地战略；第三，美国霸权手段已经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国的边缘地区，如新疆、和云南等地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故需要制定中国国家地缘战略，以维护中国合法利益及权益。
5结语
通过上文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参考文献法，即参考相关研究资料及文献进行分析，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分成四个方面来进分析，分别是地缘环境解析理论与方法、“一带一路”区域响应、地缘结构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一体化；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近年来，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已崭露头角。本文拟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一、一体化研究的传统方法
对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始于政治学家，因而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最初的传统方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实践，经济学方法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冷战后，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政治学方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1.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政治学家是最早系统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总是基于国家这一基本行为主体。其次，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体化的动因上面。第三，在国家间关系上，强调相对于其它关系而言的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间的安全与政治问题为“高级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为“低级政治”，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总是受高级政治支配的。
传统政治学方法对一体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学者在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假定上。
第一，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过程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第二，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的暂时受损可以接受。第三，一体化的动因源于政治家的参与和决断。
2.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在一体化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后来者。但是却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表象上成为主导趋势的条件下，研究热度迅速密集起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方法和理论。
概括地讲，经济学在研究一体化问题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经济学关于一体化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明显静态分析的特征。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
在对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研究的过程中，一体化经济学家既肯定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强调结成经济同盟对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的重要性。
在对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区（即货币流通的区域）不应仅根据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而应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特征和需要。这种最佳货币区理论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高度一体的共同市场。
上述这些经济学关于一体化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动因就是追求经济福利和繁荣，其方式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市场。这种研究将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分割开，特别是将一体化的终极政治目标忽略掉了。
一体化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从各自侧重的某个方面，揭示和探讨了一体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现实的区域一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其缺陷在于突出了一体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没有能够对一体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一种新的对一体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
二、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之一，同时也成为研究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视角。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与市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其着眼点就在于强调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欧盟（EU）作为比较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研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首先，从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互动，即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共同体化，又是一种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体现的是一种欧洲区域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次，从全球范围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欧洲联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从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确立一体化条件的模式。（1）把一体化视为价值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平均制，即各个价值得以集成一体是因为各行为者具有相互吻合的利益；一种是等级制，即首先通过挑选等级最高的价值来解决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对价值的一体化作出安排。（2）把一体化视为行为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诸行为者之间在等级﹑人口组成﹑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贯穿一体化的过程；一种是相互依存方式，即诸行为者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过程。（3）把一体化视为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制式，一种是忠诚制式，即某一单位得到其组成部分的支持，形成一种输入，其中包括遵从行为或从各部分向整体调拨资源；一种是分配制式，即某一单位的各组成部分向其提供输入，包括国家为个人确立一种民族特性，确保个人安全，并带来市场交流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福利。上述模式中体现的条件仍然反映了国家的不可逾越性。
在承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把一体化视为使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体制化。据此，一体化的内涵应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确立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规则、章程和程序来指导各自的行动；（2）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和磋商制度、协调程序等一整套机制，以便权威地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回顾欧盟历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机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集团内部的国际协调的政策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组织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确立及其逐步充实和完善，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完备化，它的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它的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共同调节领域的扩大是衡量它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展示了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表现。
2.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对一体化的研究作如下理论假定。
（1）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特定状态。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聚合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或结果和状态。因此，一体化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趋势。即在某一区域、某一集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重新分化、组合、聚合为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或发展趋势。第二，一体化是一种状态和结果，即在国际行为主体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状态和结果。
事实上，观察一体化有各种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一体化滥觞于二战之后，最初从经济一体化开始，逐渐向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渗透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作为一个发展事物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纯粹将一体化看作一个过程也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因此将一体化既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看成是某种特定的状态最为恰当。
（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一体化所涉及的实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合并，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第一是的让渡性。作为一体化组织，必须是一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联合，而且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管理机构，国家加入其中必须让渡一定的，各成员国让渡的是大致相当的，并以此作为一体化机构的权力资源。第二是自愿性。加入一体化是出自各成员国的自愿而非强制。各国根据对加入一体化后所获得的利益的评判取舍，自愿加入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保留随时收回让渡的权力和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权力。第三是平等性。作为一体化的成员，从理论上和法理上说，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各国所做出的让渡在程度上是大致相等的，各国共同享有共同体内部经各国让渡的基本权利并平等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的让渡是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虽然一体化的形式各异，结合程度有松有紧，共同目标有高有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体化的组织机构集成了成员国的某一部分权力，在“超国家”的地位上对成员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管辖或协调。此特征和其它两个特征一起保证了一体化和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的区别。这都是从的角度去考虑一体化的特征的。
（3）一体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认为是利益的作用。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一体化展开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基本统一，即各行为体的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二是利益的总体保障，即加入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必须大于诸行为体各自为政所能获得的利益。
可以认为，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各国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期待，这是一体化形成的主观基础；第二，具有进行一体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即社会政治制度相容、经济水平发展相当、地缘及历史联系密切、民族文化和心理相近、对外政策目标大体一致等。这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4）一体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的，也涉及政治上、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同时，由于它涉及的是一种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形成具有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而是作为一种融合和让渡的过程，还表现出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间的融合或合并。这其间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国家间必要的法律安排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置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一体化中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表现明显，但并不等于说只存在政治一体化。从根本上说，一体化是一个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一体化需要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经济一体化需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经济一体化包含着政治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都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部分让渡。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例如没有让渡国家政治的意愿和措施，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一体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总之，当今世界一体化正处于迅速发展演进之中，它究竟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种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的一体化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部分领域或特定的区域，这种区域一体化形式与国际一体化的关系如何，需要继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需要继续拓宽视野，探赜索隐，综合运用多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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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土化”；中国政治学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
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体与核心的科学体系。
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
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存在的历史遗憾和现实空缺
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为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优点即缺点”，政治学的快速发展本身也孕育了政治学的困境。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政治学很多相关基础研究至今仍旧停留在对西方政治学的一知半解中．或者还徘徊在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学教材“西主中附”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第二，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仍不十分清晰。
首先，“大领域”与“小学科”的矛盾亟待解决。“具有和法学、经济学同等重要地位和独立研究领域的政治学至今仍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无法和政治学“分家”的“公共行政”专业在我国“居然被划分在管理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与各国通行的“不分家”实践也是相悖的；在政治学下属的七个二级学科中“竟然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大体上能够代替它们的是实际上涵盖面非常狭小的‘中外政治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政治学仍然被泛化。“政治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的地位还没有被认知和确立。
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一)政治科学：从“政策回应”到“制度建构”。
随着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政治学界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系统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这就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回顾2004年度，政治学学者“制度建构”的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对政府政策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其二，以“制度合洽性”为基本的政治学研究取向，探讨改革过程中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融合与适应；其三，超越以往被动的“政策回应”式的研究态度，更为积极地投身于制度建设的洪流之中；其四，在如下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必须探寻一条新的本土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
(二)坚持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
尽管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思想愿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出现并从那时起延续了100多年。但是这种思想愿望的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对人类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想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尝试并加以改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日趋紧迫，我国政治学界应加快步伐，把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推向世界．实现中国和世界政治学学术的共赢。
(三)中国政治学需要自己的学科范式。
中国政治学要真正成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更好地承担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首先就必须加强学科范式的建设，要建立起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对中国政治学来说．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公理．建立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以学科范式来规范、指导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上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成熟学科，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政治学”。
(四)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政治学的科学性是指政治学以研究客观规律为主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这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使得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促进我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更好发展。
(五)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我们还要促进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努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
中国政治学要发展、要创新、要突破、要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国情，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来发展。要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敢于创新，要使西方的政治学中国化，使中国的政治学“本土化”。只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为中国的转型期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有了中国特色，在前期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西方经济学在此时也逐渐传入，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都陷入了困境。下文将详细介绍我国政治经济学理?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当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也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面临的现状。
（一）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经济学逐渐传入，并大有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代之的趋势。高校经济学课程更多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如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由于其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讲述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因而受到了追捧。反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课时有所压缩，课程的内容也有所删改。此外，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和论著越来越多，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
（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建国初，由于我国全面学习苏联，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处于指导地位。但由于我国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需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足以指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
国际环境上，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两极格局消失，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我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有利因素指导自身发展。
（三）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不明确
由于受到以上所讲的因素冲击，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使得国内的理论研究失去了方向，而由于没有形成新的体系，也没有成熟的思想指明以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导致研究方向不明确，理论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正确的引导。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趋势
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上来说，我国的研究将会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的思想，并结合自身国情和已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探索新思路，形成新理论，寻找新方法，从而推动自身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我国政治经济学必然将在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中不断进步。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其成功和合理的因素，但我们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发展也会出现经济大危机、滞胀等问题和矛盾，引起巨大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西方经济必然是稳定――崩溃――变革这样的循环模式，因而不能无限制地引用，要适时进行变革和创新，才能使自身得到发展。
综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其中不符合国情和改革方向的内容，力争让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利因素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二）结合国情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探索新思路
探索新思路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们必然要结合国情不断创新。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符合时展潮流的内容，仍然要加以保留，并与新形成的理论进行结合，力图进行创新，研究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形成自己的一套新理论，探索新思路。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②，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②。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davideaste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9:pp1051―1061.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
关键词国际制度国内政治正向参与反向参与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2－0057－64
国际制度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一。当今国际制度研究的问题已由国际制度是否重要转向国际制度如何重要。不同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国际制度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国家各种可能做出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并未做出全面地界定和分析，尤其是对于本文所界定的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更是鲜有涉及。本文试图对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进行一个较为完整地界定，并在归纳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理论模式。
一、国家参与国际制度行为研究综述
国际制度理论研究主要分为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路径，前者遵循“结果的逻辑”(Logicofexpectedconsequences)，后者遵循“合适的逻辑”(Logicofappropriateness)。最初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集中在对国际制度的功能性解释上，国家之所以建立并参与国际制度，是因为国际制度有助于缓解国际集体行动的难题，具有提供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提供行动焦点等功能，被预设为理性单一行为体的国家会在获得绝对收益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国家经过计算，如果参与国际制度所获收益小于成本，就会违约，极端的情况下会选择退出国际制度，这是从新自由主义视角出发对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怀疑国际制度能够约束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家出于安全考虑，更加重视相对收益，如果别国收益大于本国，自助的理性国家就会选择欺骗。“新新合流”的结果是国际制度研究局限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之争上，单一理性国家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决定如何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可以约束国家行为，但是不会改变国家偏好，这是一种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科学”并具有解释力。
建构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遵循“合适的逻辑”，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规范可以改变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改变国家偏好，使国家对国际规范产生认同，在认同基础上遵守国际规范，参与国际制度。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倾向于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解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微观基础，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则长在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解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时所面临的国际制度结构压力。理性主义解释了国家为了获得利益加入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则说明国家由于认为符合国际制度规范的行为才是合法的所以遵约。主流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宏观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国家在其理论架构中是单一理体，国内政治被必要地忽略，这种理论尽管简洁，但是其解释力注定不完整；同时，它们也未对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这一问题作出全面界定，尤其是没有涉及到国家消极对待国际制度的问题，即下文所界定的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问题。
国际制度中的遵约研究涉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这是国际制度和国际法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国际制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如何使国家遵约的辩论上。遵约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建构主义色彩的“管理”(managerialsch001)观点认为总体上国家遵守国际制度的情况较好，同时认为通过明确国际制度条约规则，增加国家遵约透明度，增强国家遵约能力，利用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监督国家遵约情况等“软”性措施能够较好地促使国家遵约。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制”(enforcementsch001)观点认为通过监督、惩罚等“硬”性措施方能改善国家的遵约情况，降低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遵约研究分析了如何使国家更好地遵守国际制度的问题，同本文研究的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相关，属于本文界定的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而非一个层次对另一层次产生影响的单方向地解释。把国内政治同国际制度研究链接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一个单向影响的研究，有的研究分析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根源，比如关于民主国家是不是比集权国家更好地遵守国际制度的讨论；有的研究分析讨论了国际制度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国际制度的国内效果，进而分析了国际制度是否会在各国造成“会聚”(convergence)现象的问题。本文试图把国际和国内制度结合起来，提供一个解释国家正向或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理论框架。
二、基本概念界定
在提出理论框架之前，首先对本文所涉及的概念作一个简单界定，主要包括国家、国内制度、国际制度、以及国家正向参与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概念。
首先简单分析一下本文中国家和制度的概念，然后重点对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进行界定。国家在国际关系主流的体系理论界定中被定义为单一行为体，即国家是一个原子个体，不可分解，国际关系就是对各个原子国家间互动行为的解释，如果分解国家作出解释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再是国际政治理论，而是外交政策理论。建立在国际体系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无论是强调物质的理性主义还是强调观念的建构主义，国家都是理论所能够还原到的最小分析单位。剥离了国内政治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无可厚非，这是理论建构的必需，理论总是有边界的，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并使其解释逻辑控制在理论边界内；但是，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脱离了国内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注定是无源之水，所谓功能雷同的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行为并不一致，停留在体系层次的解释肯定无法完整地把握国家行为，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模式对于国际关系中国际一国内政治互动的研究深具启发意义；在两篇涉及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的重要文献中，古勒维奇强调了把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的重要性，米尔纳则提出要将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与美国政治研究整合，强调国内政治对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认识到国内政治重要性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打开国家这个“黑箱”，摆脱体系理论单一国家的假设。本文认为，国内各类行为体，无论是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利益集团以及人民大众，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也无论是政治、市场还是社会诸行为体，都会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选择产生影响，不同国内行为体(可
能还有相关的跨国行为体的参与)都会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际制度参与作出权衡，并试图影响国家国际制度参与的政策选择，一致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参与偏好是不会存在的。
本文并不认为国际政治、国内政治是可分的，而是接受米尔纳(HelenV.Milner)界定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很多情况下同属“多头政治”(Polyarchy)状态的观点。米尔纳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和国内政治等级制的两分法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会表现为一个从等级制到无政府的谱系，国际政治并非完全的无政府，国内政治也非完全的等级制，更多的情况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表现为一种多头政治状态，即既有一定的等级性，同时各个行为体之间的权威又是分散的，形成不同行为体之间互相制衡的状态。本文语境中，国内政治尽管基本是等级制的，但是国内各个行为体之间为了追求、符合自身偏好的利益，会进行博弈，国内政治不会表现为纯粹的等级制；当然，米尔纳界定的多头政治强调了不同国内行为体，比如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博弈，本文对此做了进一步简化，但是思路是一致的。
接下来简单界定一下制度，本文中所涉及的制度是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国际结构层面的国际制度，一个是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内制度。制度的定义取决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问题。制度可以分为规定、规范和文化认知等三个不同的分析层次，本文界定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主要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它们能够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并且被大多数行为体遵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国内行为体之所以遵守制度的约束是出于成本收益计算，是一种逐利行为。国内制度主要涉及具体问题领域的制度安排，也包括宪法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国家结构等的规定，也可能深入到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国际制度指隶属于国际系统、系统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及其行动)的一组相对稳定的相关的具有规约意义的规范和规则。
以下重点对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进行简单界定。在国家作为一个单一整体出现的前提下，本文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形界定为正向参与和反向参与两类。其中，正向参与包括加入、遵约以及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况，属于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况；反向参与表明的是国家同国际制度之间的消极关系，主要包括游离、退出和有意违约三种情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国家的非自愿违约纳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有遵守国际制度的意愿(国内政治博弈的政策选择是遵约)，但是由于遵约能力的不足，诸如技术、资金或是国内执行能力的缺陷而导致违约。在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谱系中，游离和退出是最消极的情况，而完全遵约(甚至超额遵约)是最积极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基本上处于在最消极和最积极情况之间摆动的状态。
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主要表现为加入、遵约以及非自愿违约，这些概念在国际制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这里简单做一界定。本文把国家签署国际条约加入国际制度和国际制度得到国内法批准的阶段统称为加入，有些国际制度是自执行的，并不需要国内立法批准便能够在国内生效，而大部分的国际制度需要经过国内立法变成国内法才得以在国内发挥效力(国内立法批准后国家可能还需要税收、惩罚等特定机制来保证国际制度在国内的遵守)。国家批准国际制度的过程或长或短，这是一个国内政治运作过程。国家加入国际制度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涉及到了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遵守情况，遵约指的是国际制度加入国遵守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的情况，这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的规定?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虽然难以具体量化，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大致推断。这是一个遵约的谱系，国家超额遵约、完全遵约还是不同程度的违约呢?国家是有意违约还是非自愿违约?国家是遵循了国际制度规定的程序还是进一步遵循了国际制度的精神，也即仅仅是遵守了具体条约还是已经把国际制度规范内化?本文将国家有意违约归为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类别，而把上文说明过的国家非自愿违约归入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类别。
接下来依次重点考察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反向参与。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主要有三种表现：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首先，国家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是国际关系中一种较常见的现象。当今世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化的浪潮不可抑止，世界上的各种公共事务，从高政治的军事安全到低政治的环境污染，均有相应的国际机制予以治理，大部分国家选择加入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但是，一些国家却选择不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他们选择留在特定的国际制度之外，如美国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英国游离在欧元区之外，印度游离于世贸组织之外等等。国家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的现象、国家不加入特定国际制度及国际组织的选择，本文称之为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游离。游离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下国家对于国际制度采取一种革命态度，即试图以自己的制度需求改变国际制度的规则甚至规范以使国际制度满足其要求；第二种情形下国家则采取一种超然态度，即国家仅仅单纯地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不寻求同国际制度发生关系；第三种情形是国家虽未正式参与某国际制度，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可以称之为“不参与的遵约”。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第二种情况是虽然国家加入了某国际制度，但是有意地违背了国际制度规则，无论是公开或是隐蔽的：这种违背可能是对制度具体规则的违背；也可能是国家虽然遵守国际规则，但是行为却违反了国际制度的精神和规范，与制度所要实现目标相背离，实质上“不遵约的遵约”。本文把国际制度加入国有意对国际制度规则规范公开地或隐蔽地、表面地或实质地背离称之为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有意违约。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第三种表现是国际制度参与国退出国际制度，不再受到国际制度的约束，获得了在特定问题领域的行动自由；国际制度及国际组织一般均有合法的退出条款，国家可以选择退出，但是由于国家一般会选择加入对已有利的国际制度，因而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较为少见，这是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现象的极端表现，尽管较少发生，但是却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种现象在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时期，尤其是国际体系转型期较为常见，美国、英国和新加坡都曾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小布什政府退出了一些国际军控协定都是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例子；而日本和德国20世纪30年代退出国际联盟则是国际体系转型期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典型案例。
三、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国家正向或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理论框架
结合前面设定的基本概念，这一部分作者将做出进一步假设，并试图提出解释一个国家正向或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理论框架。
首先，本文假设国内利益集团和偏好不同的行为体(可能有跨国行为体的参与)拥有集体行动能力，因为只有拥有了集体行动能力，国内政治中才能分化成对待国际制度态度不同的行为体集合，本文假设存在促使国内行为体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它们能够在共同的
利益和偏好的前提下组成行为体集合。另外，在国内政治运作中，信息的分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直接影响到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决策权力大小和行动能力，这里同时把国内行为体的信息占有假设为完全信息占有。
其次，国内结构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结合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政策网络。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不同国内结构对于国内行为体之间的组合以及决策权力分配具有不同规定，本文把国内结构设为常量(domesticcontext－free)；另一方面，尽管不同时代国际相互依赖程度不同，但是国内政治基本上都不能避免国际结构，无论是生产、权力或是文化结构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这里为了理论框架简洁，同样把国际结构也设为常量(intemationalcontext－free)。
再次，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假设国内(跨国)行为体会形成两类行为体集合，并且它们的利益和偏好相对，一方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一方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这两类行为体集合由国内各类行为体所组成，比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中利益一致行为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利益一致行为体，政府、市场和社会中利益一致行为体等，甚至跨国行为体也可能加入这两类行为体集合中来。本假设有一定的现实参照，在现实中，国内政治基本上只存在这两类行为体，因为它们的利益直接受到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影响，而只有利益受到国际制度影响的行为体才有激励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当然也可能存在其它偏好的行为体，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国内行为体的排列组合情况，但是经过利益的妥协和分配等政治过程过滤，基本上会分为互相对应的两派行为体集合。
为什么一类国内行为体集合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而另外一类国内行为体集合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呢?二者的选择又会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文解释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重点。本文认为，把国内行为体(有些情况中可能包含跨国行为体)作为行动主体，把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作为行动者的行动结构的话，国内行为体本来是在国内制度中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国内政治不是绝缘于国际结构的，因而国际制度介入了国内制度的政治运作过程，那么国内行为体就会选择是否参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制度，这个选择是由国际制度在国内政治中造成的收益分配效应决定的，国际制度带来的这种国内的收益分配可能比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分配更为深刻，因为国内相关行为体所受影响更为直接。照此逻辑，两类利益和偏好相对的国内行为体集合就会产生，这时，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就取决于这两类行为体集合究竟哪一方有能力将自己的偏好最终转化为国家国际制度参与的政策结果。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制度选择过程。国内行为体先前在一套国内制度中展开政治生活，不同国内行为体在国内制度的政治运作中收益不同，如果国际制度介入国内制度的话(假设国际结构中存在已经建立的特定国际制度，这种制度可能由霸权国建立，也可能是国家间国际合作的产物)，会使国内制度安排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带来新的利益分配，是否接受特定国际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内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分配性含义，于是国内行为体就开始了关于是否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政治运作，它们会形成行为体集合，并力图影响政府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这个运作过程会产生多种政策结果，这个多重均衡在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双重影响下最终框定出一种政策结果。如果支持加入国际制度一方在国内博弈中获胜并将加入国际制度转换成最终政策结果的话(可能需要对支持游离于国际制度的国内行为体进行利益补贴作为交换)，本文预计国家将会加入国际制度，反之，国家会选择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国家加入国际制度之后，如果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一方有能力将偏好转换成政策，那么国家就会遵约(也可能需要补贴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行为体；这里同时假设国家有能力遵约)；如果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一方获胜的话(可能需要补贴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体)，国家便会公开或隐蔽地有意违约。另外，国家加入国际制度之后，随着时间演进，如果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一方逐渐得势，并且国际制度对于其利益有愈加不利的影响，以至于违约也不能满足其利益的话，那么，国家就有可能退出国际制度，这样国家又重新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
在介绍完上述理论框架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国内行为体集合之间的政治博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考察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的匹配程度(finess)。如果特定国际制度和相应国内制度匹配程度高的话，那么国际制度国内化的过程对于国内行为体的收益分配相对的影响就会小些，国内制度变迁的幅度也相应较小，国内既得利益行为体集合也比较容易将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偏好转换成最终的政策结果，国家就会倾向于加入国际制度；反之，若是国际制度国内制度匹配程度低，那么国内制度变迁压力会较大，进而先前国内制度下的收益分配会有很大的变动，就比较容易受到既得利益国内行为体集合的抵制，国家就比较倾向于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当然，并非制度改变了制度，本文强调国内行为体的行动才能使制度发生变迁，国内行为体之间复杂博弈的政治过程决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选择。
第二，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在国内政治中的分配性效应是不同的。贸易、环境等低政治领域国际制度显然比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国际制度更容易影响到国内更多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而高政治领域的国际制度如果介入国内制度的话，基本只会动员国内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等行为体行动起来进行政治博弈以影响国家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当然，存在有些国内行为体可能将收益转移到自身，而将成本转嫁到国内其它行为体和纳税人身上的情况。因而，从国内政治运作的视角来看，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对于国内行为体利益的分配性含义区分度较大，并将动员相关行为体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进一步讲，在更容易动员国内多种行为体参与国内博弈的低政治问题领域的各种国际制度中，在国内造成的分配性影响比较平均的国际制度容易形成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政策结果，因为国内诸行为体比较容易一致地支持参与国际制度；那些在国内社会中造成较大收益分配的国际制度如果要最终融入国内制度可能会形成较大的阻力，因为国内行为体会形成比较激烈的利益纷争和妥协。国际制度比较参与的案例分析应该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假设。
四、政策启示
本文提出的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问题以及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对现实政治有何启示呢?这里简单谈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促使国家更好地遵守国际制度的问题。通过考察国家正向参与、尤其是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现象，本文认为国际制度不仅可能由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博弈失败而在国际层面上失灵，而且会在国内政治层面失灵，所谓国际制度的国内失灵，指的是国际制度在国内利益
一、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区别
一般说来，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其内容和范围非常广泛。在欧洲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有关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的领域内进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也都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奥古斯丁，近代哲学家洛克、斯宾诺莎、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等，他们是从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变革的角度来探讨政治问题的，并为以后政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产生较之政治学要早得多。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其标志是1880年10月，在美国学者J•W•柏吉斯(JohnW.Burgess)的倡导下，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培养政治学博士和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
此后，国外政治学界为了便于对政治学的研究，多次对政治学的内容进行学科内部的分类，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公认、权威性的学科内部分类。然而，政治学即政治科学（scienceofpolitics）一经产生，就表现出与传统政治哲学十分不同的研究思路。如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政治学的发起人柏吉斯确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如同自然过程一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可以用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揭示出这种规律性，从而建立起政治科学。他把这套分析方法称之为历史—比较方法，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试图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思辨的和演绎的方法。此后不久，柏吉斯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局限于历史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受到不少政治学家的怀疑和批评。20世纪后，美国政治学界著名思想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倡导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认为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走向社会，深入民众，从大街上、办公室里和议会大厦中汲取政治学研究的原始资料；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但是，很明显，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倾向，并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政治学作为实证性、经验性科学的地位和特征。从政治学的诞生和发展情况来看，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客观地研究比较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和政治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经验性，应当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但目前政治学界，特别是我国的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按照这种看法，政治学就不可能是一种科学。因为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必须对自身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即采取一种不包含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偏好的客观态度。
本文认为，强调政治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的区别。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在政治实践或国家生活中所贯彻的政治理论主张，是一定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因而可能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例如，我们主张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就是一种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与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这就是政治学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同样会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学问题来加以研究。所以政治学如果想成为一种科学，就不能具有阶级性。强调政治学具有阶级性，就会使政治学研究难以对研究对象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从而妨害政治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同政治学相比，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似乎更加难以确定。首先，就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来说，没有哪一类现象或哪一种过程不属于政治学而仅仅属于政治哲学。也就是说，尽管政治学研究哪些政治现象和具体的政治过程并不是很容易确定的，但对于任何一种政治现象或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必定属于政治学，而非属于政治哲学。其次，有关政治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国家、政党、政体、政府、法律、行政、政治体系等等，虽然可以说是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内容，但这些概念或范畴的研究大致属于政治学原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哲学完全不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过程以及政治理论的基本范畴，而是说政治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与政治学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政治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可受到怀疑。
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何以遇到了哲学问题。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谈到法哲学的性质时指出：“在法中人必然会碰到他的理性，所以它也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这就是我们这门科学的事业，它与仅仅处理矛盾的实定法学殊属不同。”[1]我们知道，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他的国家学说，从而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因而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是很有启发性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关系、政治活动无疑是人类理性活动的领域，因此在政治中我们也必然会遇到我们的理性，从而也必然要考察政治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研究构成政治现实的那些东西是否符合政治理念，从而具有“合理性”。这个问题，应当说，也恰恰是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入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或者以改革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中国、越南等），或者干脆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俄罗斯、东欧等），但不管怎样说，政治制度的变革本身必然面临“怎样一种政治制度才是合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从非市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制度体系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意味着支撑这个制度体系的“合理性”政治观念也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使政治合理性问题被重新探讨或被重新评价。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被“合理性”问题所困扰。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对此做出描述：“由于一直具有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这就给国家机器带来了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家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
这样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旨在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于是，国家机器就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2]
在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合理性问题更是十分突出。“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国际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跨国公司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日益扩大等几乎完全打破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界限，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不断强化各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与此相应，各种跨国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协调、控制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不断深化和扩展了各国之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互动。从这个方面看，放弃战争，谋求永久和平日益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价值准则。然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以古典国际法为依据的全球秩序建构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尽管早在二战以后，和平主义的意识就已经得到世界公众的普遍认同，但这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大量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国内战争。有关民主与专制、领土与问题的传统争端与种族冲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而有了非同以往的形式和内容；在世界经济或国际换体系中，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相互竞争加强了各种扩张势力之间的相互角逐，使谋求国家安全、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努力屡屡受挫。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打破一切常规的方式对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不仅使人们感到世界的不安宁，而且感到这种不安宁的根源和方式是如此的不确定和难以控制。从这方面看，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性依然十分强烈，以至我们至今看不到彻底遏制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的国际秩序才是合理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才能建立起来？”等就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相关性
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理念、考察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这就使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求根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施特劳斯指出，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事物，我们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到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政治哲学研究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
因此，政治哲学本身不可能是中立的，它的目的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为此，施特劳斯在《何谓政治哲学？》一文中，给政治哲学下了一个定义：“政治哲学是一种想要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质，以及正确的或良善的政治秩序之企图。”[3]由此可见，政治哲学所研究的政治理念，既是政治事物的本质，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良善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标准，因而它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对象。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可以说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前者是用实证的方式或经验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性质、历史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后者则基于正义与不正义、是与非、善与恶、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奴役等政治理念对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做出价值评判，并探讨这种价值判断的终极性判据。当然，指出政治学作为一种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不具有阶级性，并不是说政治学家是没有阶级性的，更不意味着政治学家就不能对政治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政治学家对政治问题作出价值层面的思考，这个思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思考，而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政治学家完全有权利对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