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村文化产业；资源；现代性；重构
[作者简介]李佳，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师，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077－05
传统经济理论从要素、技术和制度三个层次解释经济增长。人类经济的演进路线，就是制度、技术和生产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始终居于核心，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要义。资源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人类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对资源理解的不断深入，资源的内涵也在发展变化。目前，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日益受到重视，甚至有的学者声称文化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因此，文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逐渐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
乡村文化资源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存在。资源并不等同于产品，更不等同于产业，一些文化资源并不一定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甚至不一定有物质的载体。在资源和产业之间，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通过转换，静态的文化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个过程，就是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过程。从乡村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转化，需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链条，通过对乡村文化资源的适度组织化、技术化，才能实现从资源层面向产品层面、产业层面的转化。既有的分析往往落脚到资源层面，这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因为产业的发展必然从资源开始，资源是产业的主要禀赋条件。但是仅仅限于资源层面的梳理，就不足以说明产业形成的机理。
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应进行现代性的重构。现代性的概念有着内在的冲突，第一种概念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对前者持否定立场，两种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一直存在无法化约的敌对性。反映在文化产业的概念争议中，逐渐沿着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方向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品生产的批判态度，另一派则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维度，从技术和经济上关注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的生产与流通、传播与消费等实践问题。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转型，应是两种现代性概念的融通与结合。
一、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困厄
对乡村文化来说，产业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历史上对乡村文化的同化、涵化及丑化，当今对乡村文化的伪化等因素都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形成了不利的条件。从泛化的意义上，可以笼统地认为乡村文化是丰厚的，但具体化到是否可以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开发，就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个分析不仅涉及资源本身，还涉及社会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综合的因素影响了产业化开发的程度和规模。例如。文化资源的存量如何?这些文化资源是否具有产业化开发的条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是否还存在?是否有伪民俗文化?目前，乡村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效上。都明显地日渐式微了，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一种符号存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伦理、礼俗、风习的制度功能在丧失，传统的集体记忆、社会资本的惯性力量在削弱，乡土秩序的转变过程伴随着严重的制度缺损，社会生活的传统格式与现代趋向呈现出失谐的状态。从产业化开发来说，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困厄重重。
(一)乡村文化现代产业基础的缺失
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乡村文化在内容上表达的通常是一种俗文化的内涵，并与传统的宗法观念和家族血亲相联系。乡村文化事实上也就由各种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这使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体现乡村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生活情趣的乡土情结，合并内敛为乡土文化意识。乡村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层面包括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
乡村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或生活仪式，以一种自在状态存在。但在经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裹挟到经济发展潮流中来，丰厚的乡村文化资源如何与资本为逻辑的现代产业嫁接，进而探索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乡村文化被抽象为一种符号，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以资源的面目示人，力图以产业化的方式，进入到主流经济中来。
但是，从根源来看，乡村文化是外化于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发端于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大规模复制建立在技术和资本的基础之上，依托大规模复制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手段，以及源于大工厂的微观组织方式，构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促进了网络、信息技术、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芬兰学者芮佳莉娜・罗玛建立了文化产业的金字塔模型。在模型中，文化产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处于塔底的是由经济、技术和艺术组成的三角，这个三角支撑了文化产业。模型直观地反映了经济、艺术和技术是文化产业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技术手段发展的前提之上的，作为一个产业，其经济的资本的逻辑尤其突出。
乡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依附于传统农业之上的乡村文化要实现产业化的难度是很大的。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受到重新评估，具有产业化价值的乡村文化可能从整个传统农业系统中实现独立，成为新的产业发展门类。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借助了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不具有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同时，乡村文化是附着在乡村生产方式之上的，乡村文化产业化，先要把文化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再通过资本的运作，实现资源向产品的转化。因此，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意味着传统资源与自然生发条件的剥离及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嫁接，这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恰当市场运作，是非常困难的。
乡村文化丰厚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独特织在一起。贫困地区意味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匮乏。西部很多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偏远，交通阻塞，生产方式落后，割裂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些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其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只能选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
度及习俗安排。因为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中，习俗已经是成本最低的制度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固化，从而形成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的均衡，形成典型的“习俗经济”。这些从经济角度的判断，说明了乡村贫困的起源。但正是这种落后的、与外界缺乏制度及生产要素交换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非正式制度”来源于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度与习俗安排，它不仅是文化独特性的结果，也是原因。在产业化发展的逻辑下，既要消除经济上的贫困，同时又要把贫困地区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纳入和嵌合到现代的产业化逻辑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二)乡村文化的日益消解与损耗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固化，乡村经济结构的落后性，决定了其在文化领域的弱势。对乡村文化否定源自对乡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否定，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乡村和城市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概念，价值取向城市化，城市文化以优势的态势居于乡村文化之上。乡村文化的价值被忽视，甚至被否定，乡村文化甚至与“野蛮”、“贫穷”、“落后”等价值判断相联系，这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城乡差异，并使对这种差异的消除合理化。既然乡村文化是劣于城市文化的，那么，以城市文化为蓝本改造乡村文化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城市一次次把“文明”的观点带入乡村，结果造成乡村文化凋敝，并趋同于城市文化。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取代了前一阶段的政治话语，乡村文化努力融入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逻辑中，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遮蔽和隐匿。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契机
(一)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
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价值观的趋同，多样性的文化、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契机同样来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乡土文化既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挤压。同时本土文化价值观日益受到重视并形成复兴的态势，为文化的保护开发并转化为经济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不论承认与否，现代化是当今的主流话语，乡村文化的价值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彰显的，现代文化是乡土文化的“他者”，通过他者之眼，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看似是摧毁乡村文化的力量，但同时，也借现代性之手，成就了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既包含着成就对方的力量，又彼此背离和否定。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相互的形塑。
全球化、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两组看似矛盾的概念以各自的逻辑各自前进，并行不悖，并微妙地改变着彼此的边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在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中，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惯性延续着，并不断地转换着形式，促进了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我认同。例如在旅游业发展的潮流中，村寨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认同，发掘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村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形式恢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一些地区开办少数民族文字夜校，恢复了传统节日活动和祭天、祭神、祭祖等仪式。
(二)经济利益的诉求为乡村文化产业重构提供了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村社会激发了巨大的活力，经济迅速发展。在没有国家的直接参与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在形成增量的条件下重新组合农村的生产要，素，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禀赋，趋迎世界消费潮流，是摆在农民面前的新课题。同时，民间信仰的复苏，使湮没很久的乡村文化传统活动重新开展，这些传统文化根植于区域性的天时、节气、农事、物产、历史、人文及地理交通，具有文化及经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与乡村的生产、人际、经济交换丝丝入扣。这一时期的文化复苏，是基于自然的文化传统，没有功利的性质。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格局中乡土文化的重新被审视。各地纷纷出台了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乡村文化作为可资开发的资源，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途径，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加剧。同时。在市场化条件下，曾经非常封闭的乡村社会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系，村民们产生了经济上的诉求，看到潜藏在乡村文化中的经济机遇，不可抑制地产生盈利的冲动。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一些已经式微甚至消亡的乡村文化事象被激活，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复苏带有极大的功利性。
云南弥勒西三镇蚂蚁村民委员会可邑村小组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的山寨，可邑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由于地理隔绝，可邑村的民族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村里仍然有毕摩和巫师，密枝节、祭火节、先基对唱等风俗孕育并生长在彝族阿细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是享誉海内外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细跳月”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阿细跳月的名声遍传海内外，影响相当大。但之后，由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批判，阿细跳月和祭火等仪式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近年来，沉寂很多年的阿细跳月和祭火仪式又重新复苏，但这些仪式已经不仅仅是婚俗或祈福消灾的简单原始仪式，而是带有表演性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
除了城市人群为消费乡村文化的主要对象外，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内生出文化消费的需求，特别是在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农民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与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格格不入，于是本土文化活动开始出现。契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典型代表如曲靖农村文化户现象，从事民族民间歌舞、小戏、小品、曲艺演出，以及图书借阅、电影录像放映等文化服务、经营活动，以农民“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方式发展起来。截至2009年底，全市农村文化户(联合体)已发展到1667个，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年演出场次20余万次，经营总收入近亿元，被、文化部称为“曲靖农村文化现象”。
在来自市场、政府和本土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下，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复杂的走势，各种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态势。或隐蔽或明显地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形式和内容，不论是否还能保持着文化的原真性，乡村文化已经被裹挟进市场及其以市场为中心的派生力量中去。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产业形态的成长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事象被激活、被消解或者被重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路径
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的重构。乡村文化产业实质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在乡村文化凋敝与繁荣、再生与蜕变的复杂进程中，精神性的重构尤为重要，失却了精神性的重构，乡村文化的产业化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要进行制度性的重构，即对乡村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宏观的建构，同时在市场、投资、消费等中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建构，建立起符合现代产业方式的合理体系。
(一)乡村空间与乡村意象的重构
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是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结构系统，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从经济活动取向来看，乡村往往被定义为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方式的区域，但社会文化取向方面的涵义往往被忽略。我国传统文化中，乡村是个保存了大量传统习俗、价值观的地方，是一个意义的聚集地，有很多宝贵的伦理资源。把乡村作为对于一种存在的或者是令人怀念的文化符号和生活状态的向往，是对于乡村概念的又一种宏观上的理解。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便有学者体现了这种倾向，他们赋予了一种对于乡村文化和乡村状态的形而上意义的很强烈的情感。
因此，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承载很多意义的表达，乡村不等同于农村。农村只是从经济活动方式进行界定，而乡村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不仅是综合的经济体，也是社会、政治、风俗等意义的集合，同时也包括了空间，即自然环境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乡村和农村可作为同样概念使用，但乡村显然比农村的外延大得多，囊括了地域、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念的判断。从对乡村的认识，可以了解整个中华文明的根基，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H.Smith)是反映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899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Lifein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乡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乡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乡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而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Char-acteristics)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在村庄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的文化秩序主要靠地方士绅通过宗族关系来维系。在器物技术水平非常低下的传统社会里，乡村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精华中，许多文化素材都来源于田园乡野，广大乡村常常是学术、文化的主要场所。同时，城市的官僚士绅阶层与乡村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所以，才有了“卸甲归田”、“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生活理念。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二元城乡分割，进而形成城乡对立的价值体系，乡村作为一个特别的符号，才与城市对立。
我国广大地区，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乡村的文化生态与农耕习作密切相连，而市场经济主导的文化产业与农民的节庆、休闲及祭奠等活动的节律不相吻合，加之传统社会的逐渐消解，农耕文化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滋养乡村文化的原生形态的环境瓦解，一系列与乡土信仰、道德、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审美活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人文基础。在市场化语境中。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往往缺乏自知，倾向于强势的文化，强势文化逐渐侵蚀乡村文化，改变着乡村文化生态。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逐渐变得模糊和摇摆，因此，要改变对乡村文化的毁弃和吞噬的状态，重建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至关重要。
(二)乡村文化产业现代生产方式的重构
我国乡村文化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基于资源，发展的模式大多为资源依赖型。资源有不可复制性，但比较优势理论的重心并不在于资源的比较，而在于依托资源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我国虽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缺乏的是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能力。资源禀赋是一把双刃剑，资源禀赋决定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由于强化资源禀赋而产生惰性，压抑创造性，造成相对贫困状况。新兴古典经济学把这种状况称之为“自增强机制”。正是资源禀赋的“自增强机制”，使它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1.1价值内涵的结构性缺失“经济人”所指向的价值内涵结构性缺失、不均衡。一方面，人追求的价值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的综合体，除了经济价值之外也包括生态环境等价值，而非经济价值的单一体。在人的总价值追求中，经济价值是重要构成，但非全部。经济价值不能涵盖人的总价值（追求），也不能取代或替代人的其他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不能等同于价值最大化。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效用决定价值”，局限日益突显。在工业文明反思中形成的现代价值观，最重大的变革在于把“有用”（效用或使用价值）与“无用”（存在价值）均纳入价值的内涵。在人的总价值构成中，随着时展，经济价值组份的一元主导地位日益后退。另一方面，在价值构成中，经济与其他价值组份之间并不是协调一致的，而是矛盾的，存在着冲突，如经济与生态的冲突。这种结构性矛盾会导致“价值结构失衡”“整体不经济”等。就微观个体人而言，表现为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经济、生态等）价值利益冲突、不均衡，即内部价值不均衡。就个体与外部关系来看，表现为个体与集体（或整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全体之间的价值利益冲突，即外部价值不均衡。如若把某时间点的人视为一个整体，在一定时间跨度下，一个时间区间人（整体）与另一时间区间人（整体）之间存在总价值或价值利益结构冲突，即时间序列上的价值不均衡。“经济人”强调经济至上和经济价值主导，而忽视价值的结构性、多元性，因而无法探析由结构性问题而决定的矛盾和冲突，是人性抽象判定上的重要缺陷。人性不是能以单一方面表征的，“经济”是人性的一面而不是全部。价值判断上的缺限，导致“经济人”模型与人的真实价值追求不吻合，甚至背离。在社会历史实践孕育出的现代文明观视野下，人性是“自然人”“社会人”[3～4,8]的综合，“经济人”局限、缺陷更为凸显。1.2理性动机与非理性结果悖论理性是“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方面，但动机理性与结果非理性的悖论是其面临的逻辑困境之一。首先，“外部性”是传统经济“结果非理性”与“动机理性”相悖的表现。个体主义、经济价值一元、数量主义的价值导向是传统经济的外部不经济、外部不均衡、整体不经济的伦理和认识根源。传统经济学努力自我纠错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基本假设上的问题。其次，“经济人”假设的价值界定并非理性。传统经济学不把生态环境作为财富，生态资本、资产不属于价值内涵或目标，也谈不上生态生产和消费，这显然是理性内涵的缺陷。最后，经济价值最大化并非理性。由于经济与生态或其他价值组份冲突的存在，在经济价值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考察人类福祉，经济价值最大化未必是理性目标和理性结果。生态与经济的价值矛盾冲突，在传统经济框架内，不会消减，只会转移、转化、转嫁[5～6]，途径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以一种往往是高代价的生态价值换取经济价值、以整体或自然、社会价值为代价实现局部或个体价值，这时，个体、局部的理性替代了整体、全局的理性。因此，经济理性往往是暂时、局部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这也可能是“外部不经济”的另一种解释。时间维度上，表现为时间序列上的风险、代价转移和价值取代，以牺牲未来人的价值换取当代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最大化，导致人的个体与整体、当代与未来的割裂，生态与经济价值冲突的时空转移、转化、转嫁，而不是消减，使“人地系统”熵增、失序呈现出无法扭转的定势[3,6～7]。这使得在经济动机考察中抽象出的“理性人”步入零增长、极限增长、负增长的困局。局部价值、短期近期经济价值并不是真实的、全面的、整体的价值，表现为不公平、不可持续，不能诠释理性的真谛。1.3个体人与整体人研究重心定位的偏失“经济人”假设强调人性的经济自利，传统经济学聚焦于个体需求及其经济目标最大化[4～5,8～9]。应该说是以“个体”为重心定位来研究人性。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个体与整体的综合体，具有多层、多维、综合下的复杂性。个体人、整体人，社会人、自然人是人性的多重属性的表现。现代人的心理动机、价值取向、行为选择更具综合复杂性。人性考察，不能从个体、局部单一、单向地抽象，而要立足于整体性特征综合抽象人的本质特征：（1）确定人性考察的合理视野，从单一的经济系统拓展到社会系统，再从社会系统拓展到“人—地”系统。（2）在合理时间尺度上进行人性特征分析，从现在拓展到未来，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综合中把握人性基调。相对于“经济人”“生态经济人”，侧重于“整体人”而不是“个体人”，是“整体说”，而不是“个体说”。
2“生态经济人”视域尺度
生态经济学的视域，即在什么时空尺度上研究“人性”，是“生态经济人”分析首先要回答和明确的问题。生态经济学脱胎于传统经济学，但核心问题仍是发展。由于宏观视野不同，二者价值观定位、立论出发点和理论逻辑起点迥异。传统经济学在经济系统内看待和研究发展问题，生态经济学以“人—地”系统视野考察发展问题。尺度不同决定了二者在发展价值观、质量观、发展目标、发展衡量标准等方面显著不同。视域尺度的设定是生态经济学走向体系化的大前提。“人—地”系统是“生态经济人”假设研究的基本视域。生态与经济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地”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只有把人、地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揭示其相互关系，才能揭示整体目标的作用与实现机制，做到系统协调发展而不是局部发展或系统冲突的转移和转嫁，才能在“整体人”“综合人”的立场上，抽象人性特征。在“人—地”系统中，人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是个体的又是整体的，是现在的又是未来的，是集内外部关系和自然社会规定性的综合体。在“人—地”系统这一基本视域下，人与其支撑环境关系的层次性，使生态经济学研究也具有层次性。第一层是“星球文明”意义上的顶层研究，把地球作为一个单元，研究“地球人”存续发展进步；第二层是地球生态圈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研究“人—地”系统和谐发展目标下的人类文化取向、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体系等；第三层是“社会—经济—技术—自然”复合生态经济系统，研究复合系统整体与子系统关系、系统协同发展演机制、人类和自然供给消费等；第四层是生态经济微观系统实践，研究生态、经济、社会、技术基本子系统以及生态、人口、技术、制度、伦理等要素。四个层次的“人—地”关系研究，构成了生态经济研究宏观框架。
3“生态经济人”人性定位的整体性
以发展眼光看，“经济人”既不是“真实人”，也不是“完整人”。“生态经济人”定义的时代依据是：（1）人、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2）“人—地”和谐成为共有价值理念；（3）人类面临的问题整体性特征突出。相对于“经济人”，“生态经济人”立定于时空整体性，即“人—人”关系整体性，“人—地”关系整体性，人的价值诉求整体性。3.1“人—人”关系整体性人的整体性特征是指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概括、抽象人类的共性特征、本质，把未来人纳入到整体中来。整体性反对人与整体、当代与未来人的简单分割，强调价值目标的整体合理与最优，而不是局部合理或经济最大。整体性强调整体价值和全局价值，反对价值诉求和利益矛盾冲突的代价风险的转移、转嫁，强调通过时空维度协调，实现矛盾冲突的消减，实现价值与公平的最优。“生态经济人”是时空维度上的人类整体。3.2“人—地”关系整体性只有树立“人—地整体”主义价值观，才能摆脱以自然价值换取经济、社会价值导致的“人—地”系统非健康状态趋势，才能构建起自我修正“人—地”系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缺陷的机制与路径。“生态经济人”集自然与社会属性于一身，着眼于“地球人”现在和未来，体现“人—地”关系的整体性、目标的整体性、演进的协调性。3.3价值诉求整体性“生态经济人”的价值主体定位于人的整体，强调整体价值而不是个体价值，把人类视为价值共同体，强调人的价值的结构性、完整性、和谐性、持续性。把人与其依赖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从人的前途命运出发，把人的价值、价值追求定位于生态经济整体效益最优，时空维度上的整体协调最优。从本质上讲，价值的整体性，表达的是经济、资源的利益公平。
4“生态经济人”价值理性的内涵结构性与全面均衡性
关键词：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中国；超稳定性；中央集权；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091-07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自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以来，他本人并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更多的解释与使用，以致于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整个学界对这个概念内涵的阐发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已经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自20世纪初以来，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出现过四次高潮。迄今为止，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讨论仍是热门话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点非常多，主要集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的历史阶段、中国是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本文则重点在初步理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以中国封建社会基本政治经济框架为基础，就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传统中国超稳定性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提出与迄今的研究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关特征的描述
1.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根据弗朗斯瓦呗尔尼埃在《莫卧儿帝国游记》中的材料，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接着恩格斯又继续分析“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军事和公共工程”。“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马克思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合为一体……。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事实上，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或者说包括中同社会在内，土地历来是同国家相联系的，私人(包括封建地主)拥有土地，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权利，它固然可以给占有者取得财富提供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所有权；在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让渡，它并不能否定国家对土地的绝对的所有权。
关于专制与政府的存在，恩格斯认为由于单个公社或个体的孤立性，基于它们彼此发生联系的需要，以及管理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公共工程的需要，便产生了高居于各个小公社之上的君主专制政府或者说中央集权的政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马克思认为，造成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直接原因是东方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他说：“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东方社会结构中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能够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身生产出来，这种农村公社缺乏自我发展的紧迫要求和强大动力，分工和交换都缺乏真正的社会化的发展，这种发展被社会结构的机制严重地束缚和抑制，因而造成了东方社会这种自然经济结构的长期停滞不前。所以马克思针对与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还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吲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历史的首创精神。”
马克思在谈及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超稳定性特点的前提指出：“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结构中这种所谓的“亚细亚”特点，决定了东方社会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没有内在发展动力的社会，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才能动摇它的基础，使亚洲社会发生真正的革命。
2.国内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描述
在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主要足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科学与否，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和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这里我们着重于国内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理解与运用。
国内学者吴泽认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一文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如下几个特征：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权体制；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的职能。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本质内
容和特征，验诸古代东方国家的历史，是的确存在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国家，不论是古埃及、巴比伦，还是古印度和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有上述诸特点。国内学者江丹林认为，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或说东方社会理论形成的深化阶段。因此，在归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他描述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即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提出的非西方社会的三个特点：土地公有、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以及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府。
国内学者武志军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所有制是原始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了亚洲各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这种超稳定性的特点在于：封闭性、平衡性、中央集权性以及单一的国有化，“而且这种超稳定性必须要以频繁的或大或小的社会振荡为代价，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超稳定的结构从长远来看，对社会不仅不利甚至是极端有害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武志军批评了国际上流行的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实现真正稳定的基础。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与工业化有许多难以协调的方面。而且“由于没有带来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超稳定结构也就不会带来真正和长久的稳定”。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的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自然经济和中央专制。
(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
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上面资料的分析，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还是大体明确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描述东方社会结构的基本范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方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自给自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基本单位是具有封闭性、落后性和顽强生命力的村社组织，居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社会政治结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马克思将这种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东方社会结构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过程中的一种形式下的一种社会模式，中国、印度、俄国都是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带来的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
结合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涉及的内容，以及学者们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与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形成这样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土地公有、自给自足、封闭性以及专制主义。那么，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些特性，就导致了这一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而这样一种超稳定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不变，而是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虽然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然而社会结构却没有变化。这种超稳定结构是通过封闭性和静态的形式实现的。它可能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不会被后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
二、目前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不足与完善的尝试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不足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除了这一社会结构分析的复杂性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概念，以及后续对这一社会结构非系统的研究认识，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其侧重点应该是古代东方文明中不同于古代西方文明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至于对于这样一种形态，由于马克思从未到过亚洲，对亚洲或东方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殖民官员的报告或报道，通过这些资料，对亚洲或东方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个相对的认识，所以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相比较于他的其他几种经济形态来说应该说是比较粗略和笼统的一个。同时，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对这一概念从未下过明确的、判断性的定义，很多阐发是基于后人的理解，往往带有自己的主观性意志，加之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信息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使后人在试图对这一生产方式进行定性分析时缺乏足够的依据。应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科学不发达、资料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用印度社会为摹本说明原始生产方式的理论，是一种并不是很成熟的理论。正是由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存在于如此复杂的因素影响，使得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才会持续半个世纪而仍无定论，从而使得现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还不能形成成熟、稳定、科学的体系，因此各种结论的论证都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定性分析时缺乏足够的依据。
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具体提到的东方诸国是印度、中国、俄国、埃及、波斯、土耳其等。但是这些国家显然并不都在各个方面完全吻合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总模式。例如，印度在政治方而与之不符，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三面环海，一面依山)使其自古以来就很少受到侵扰，再加上气候湿润，雨量充足，所以相对来说缺乏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中国的不同点在于经济等方面，其土地制度更带有地主色彩，土地公有性不明显：而俄国的不同则在于缺乏马恩所说的水利灌溉的特点，其经济和政治的集权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比如受到蒙古民族的入侵)。对于这些差异，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没有给出系统的答案。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主要是依据西方著作家对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土地问题的描述所作出的，而这些描述似乎并不准确，早在公元前2700～1500年印度哈拉巴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实际上，莫卧儿帝国时期带有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的一些特征，并不是纯粹的公有制。此外，由马克思的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这样几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为要素，直接推导出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虽然有其合理的一方面，但感觉论证并不充分，是否这些条件就是充分条件?从条件推导到超稳定性是否还有中间环节?以及这种推导是否是必然的关系?超稳定性的最终被打破的条件是什么?难道只有受到资本主义方式的入侵才能解决吗?带着这些问题与思索，我们试图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模式为标的，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与分析。
(二)完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尝试
基于对马克思所描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我们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要素(土地公有、自给自足、封闭性、专制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环境中所涉及的相对封闭、农业经济、大一统、中央集权几个要素几乎完全的近似。至于土地公有问题，国内的学者也已经大致有过比较一致的解释，中国历史上历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皇帝是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诗经・小雅・北山》有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在中国私人占有土地，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权利，
它固然可以给占有者取得财富提供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所有权，土地买卖实际上是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让渡，它并不能否定国家对土地绝对的所有权。不管这种土地公有的解释有没有生搬硬套的嫌疑，总体而言马克思所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确与中国传统相对封闭农业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比较吻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缺乏有效的对外贸易，社会财富只能进行内循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受到人口和土地产出量的限制，又使得社会财富总量处于相对有限的状态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形成是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形成了政府集团、豪强集团与劳动阶层这样主要的三个社会阶层，于是有限的社会财富就在这三个主体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与流动，而豪强集团通过土地兼并、权力对价、盐铁等垄断资源经营等途径，不断地进行社会财富的集中，并大量囤积，使得社会财富最终有流向豪强集团的趋势并且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劳动阶层始终处于基本的生活线附近，土地是其创造财富的根本依靠，而政府税收、土地兼并、盐铁等垄断资源、权力对价这几个主要的财富转移途径最终导致了社会阶层的不均衡与主要矛盾，而这种不均衡与主要矛盾就导致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政府集团在肩负统治职能、管理职能与经济职能的责任下，形成了以“平衡”为社会管理与政治目标的社会政治需求，当这一社会政治需求与也同样产生于相同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有效地契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最终形成了以“民本思想”“重义轻利”“三纲五常”“德主刑辅”“重农抑商”“崇俭抑奢”等儒家思想为特征的“超稳定性”的农业社会结构。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所谓的“超稳定性”农业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儒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通过精神层面的“义利观”等观念的强化，极力打压物质的、功利的思想，全力弘扬精神的、伦理的的思想，借以平衡劳动阶层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巨大不平衡的现实，并结合纲常伦理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基于封闭环境、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大一统、中央集权形成的生产秩序、财富流动模式、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得以有效地固化下来，形成了所谓的超稳定性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然而在这一稳定环境下，还有一个因素必须着重考虑，就是土地兼并，由于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成为该经济体系中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源泉，使得土地成为豪强集团最根本的追逐对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样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与社会财富流动趋势相一致的土地兼并趋势，并成为最终打破政府集团统治平衡不可逆的根本因素，虽然政府集团已经试图将这一趋势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于是，在这一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与偶然因素)，在这种平衡被打破后，又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资源而进入新的相对平衡，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性变迁的主要内因。然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秩序、社会财富的流动模式、社会关系秩序和政府统治模式以及契合这一传统政治经济环境的儒家意识形态却丝毫不受这一内部动态平衡周期性运动的影响，呈现出“超稳定性”。
在这里，我们借助于由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基础以及内外部环境因素决定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模式推导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从某一个路径上较为系统地解决了马克思所说的土地公有、氏族公社和专制主义等因素到“超稳定性”的逻辑推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这一环节上的完善。
三、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一)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将传统中国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亚细亚牛产方式进行比较时，我们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描述可以比较容易将传统中国与之对接上，特别是国内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者对马克思及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能意思并不清晰或者并不完整的阐述，而把很多因素中国化。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描述中更多的是提出土地公有、氏族公社或者村社制度以及专制主义，这里的“土地公有”是否就能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土地模式划等号，以及马克思所指的氏族公社是否也能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单位划等号，依然是存在一定的商榷余地的，虽然彼此之间的确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传统中国的确存在者所谓的“前市场经济”，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与“前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还有相对发达的繁荣的城市，这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构建思考中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思维反映，在他的“超稳定性”构想中也没有论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而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有类似“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的印度也形成了与其种姓制度相关联的宗教，俄国也将改造后的东正教作为其社会意识形态。
由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系统化，所以就存在这样两种的可能，一个是传统中国并不是纯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仅仅是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它有着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类似的基本初始因素，却也有不同与这些因素的其他因素和发展路径，同样也形成了“超稳定性”社会结构；还有一个就是传统中国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系统理论中的一个典型模式，但不是所有模式，只是各模式之间存在着初始与现实的某些共性，也存在着差异以及实现路径的不同，但最终都表现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关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及其改变途径的辨析
在马克思看来，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几乎是不可变更的，除非存在高于这一东方文明形态的文明打破东方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而这种打破往往是以侵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把这样的侵入以亚细亚的观点来审视，认为是历史的进步，例如对于资本主义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的分析得出结论：亚洲社会的这种稳定结构，自身不可能产生一个根本的革命。西方对亚洲的殖民侵略，对亚洲革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在中国由于西方的入侵，“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世界接触……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生地决斗中死去。在印度，英国人用蒸汽和科学破坏传统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用火和剑把空前的政治统一强加于它。马克思指出：“是重建印度复兴的首要条件。并说，虽然在印度人民未摆脱英国殖民地枷锁之前是不会收到英国人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个
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
在这里，我们姑且把传统中国是否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搁置起来，就传统中国“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的最终被打破进行一个探讨。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的确保持了长期的“超稳定性”，并最终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的“超稳定性”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实际似乎是吻合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论断。然而我们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就全球来说，公元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在1500年以前，世界是孤立的，西欧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中国则仍然在远东地区保持着其古老的生产方式。随着1500年以后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其不断加快的海外殖民事业中蓬勃发展起来，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了。明清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到了清末年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发展缓慢，但的确还在行进着，如江南的丝织业，当时已经出现有上百织机的大户。另外造纸业、冶炼业、制茶业等许多行业，不但有雇佣工人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包买商人。只不过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比较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流。我们注意到，16世纪至18世纪，西班牙、英国、荷兰、美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和中国贸易，带来大量银币向中国换取丝绸、瓷器、茶叶，从而导致长达280年的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过程。据历史学家估算，从明朝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白银入超达5亿两以上，而根据学者巴雷特提供的数据，即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约85％的白银都产自美洲，那么世界白银产量的43％至57％可能都留在了中国。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流入中国的白银却不再流出，一位曾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的两班牙传教士，在其1630年的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从这些数据与现象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自公元1500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海上贸易呈现全球化方向，传统中国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由原来的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转向被动的开放，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当传统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一旦多少地打开，就会触及传统中国的根本经济格局，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有限经济总量格局将呈现逐步被打破的趋势，而社会财富的流动也出现了海外流入的新路径，商人阶层成为最大的赢家，拥有大量的资本，并且也直接导致了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商人被列入史籍，纂为族谱、传记、墓志铭之人数，远非前代可比。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新的经济血液或多或少地冲击着传统巾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格局，甚至包括儒家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迁，邱溶、赵南星、黄宗羲等思想家时，已经形成“工商皆本”的思想，应该说无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之深浅如何，如果没有引发“鸦片战争”而任这一趋势延续下去，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提升，社会各阶层新生力量的出现以及各方力量对比的博弈，中国传统的超稳定结构出现内生性解体、变动与革新，从而自我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尽管延续了近二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确实形成了很大的障碍。
[关键词]传统文化商品经济制约畲族
畲族是分布于我国东南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一个杂散而居的少数民族，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所谓畲族传统文化，是指畲族人民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历史上畲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及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淀的产物，包含着畲族人民对自然和社会所进行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的传承。这些民族文化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落后因素，它们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或多或少对畲族地区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一些消极影响，其制约因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畲族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二元结构型小农经济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石。畲族传统小农生产在历史上曾一度对赣东南山区的开发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封闭式自然经济体系，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畲族主要居住在赣东南地区的山腰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早期生产方式是游耕和狩猎，以后逐渐发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封闭传统的小农经济造成畲族生产方式陈旧、产业结构单一，相当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手工劳动，依赖于牛耕、手挖、肩挑等农耕形式。社会分工仍延续男女性别的自然分作，家家户户束缚于几亩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种自食，程序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尚属少见。在产业结构上，畲族农民大多局限于单一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开展很少，新兴产业更加难以见到，农本思想普遍存在，习惯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经济。由于山地生态的限制和耕作技术的落后，绝大多数畲区很少有剩余粮食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与汉人之间有一些商品交换，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换取一些犁锄、锅碗、盐油等生产生活用品，而专以商品出售为目的的大宗生产发展不起来。适宜发展林、牧、经济作物而不适于种粮的山场沟地仍在沉睡，自然优势得不到发挥，这与原有的传统产业格局和农本思想的惯性作用以及生产方式的落后无疑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历史上民族间不平等和所处的弱势文化地位造成畲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极端自尊，另一方面是严重的自卑。极端的自尊往往导致排外心理和封闭式社会关系，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就是排斥外族人进入自己的经济生产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进技术和新产业的渗入导致本民族失去文化传统。历史上汉人在畲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行为使畲民形成鄙商心理，社会关系主要限于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范围，经济生产上横向联系几乎没有，畲族农民经济心理脆弱，对新兴生产技术或项目的引进，往往要观望很久，长期的落后贫穷状态使部分畲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畲族山区可以开发利用的优势，因而也就无法根据自身特点来发展商品生产。一些畲民尚未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财力支持，通过开展商品经营富裕起来。少数畲族群众由于自卑心理，对贫穷落后感到束手无策，很难做到穷则思变。种种心态或多或少都对畲民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三，畲族地区存在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需要，消费与生产之间有着循环性的互动关系。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发展水平相匹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消费就是畸形消费。过去畲族农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数人家逢到生孩、盖房、作墓或婚嫁时，哪怕是借高利贷，也要杀猪宰羊大摆酒席，闹他三两天，以为这样才显得光彩，否则会被人取笑。少数畲民即使依靠农副业获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而是被奢侈消费掉了。加之畲族群体重视血缘关系，亲戚间的应酬往来也就特别讲究，这些礼俗关系上的钱财耗费，使畲民的生产资金更加困难。此外，畲族地区宗教仪式活动的消费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畲民在无钱还债、无粮过年的情况下，还要想方设法弄些钱粮去修宫建庙、烧香拜佛，这些畸形消费造成了畲族民众深受高利贷困扰，陷入还不清的债坑之中。
第四，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畲族地区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也是其商品经济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无文字文化，传统畲区的内部社会关系，很少超越面对面的范畴，社会信息交流勿需通过文字也能进行，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畲族个体的传统社会化或文化习得过程，自然也就无须通过以文字为传递方式的学校教育，而仅以口传身示和劳动实践来完成。因此畲族历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体系，后来虽采用汉字作为交流和文化传承的辅助手段，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剥夺畲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加之畲族居住分散，儿童入学不便，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畲族民众囿于一个传统封闭的社会，人们安于现状，科技人才奇缺，无法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无法进行科学种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懂间套种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合理安排种植业内部结构，造成土地和劳动力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可见，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为畲族人民脱贫致富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障碍。
以上论述表明，畲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对畲区现代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畲族地区自然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这与畲族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约很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亦是历史的惰性力”。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另外,本文还就当代“三元”论与近代“三元”论作了简要的比较和评价。
关键词:二元经济超二元经济结构当代“三元”论近代“三元”论
研究背景
“二元经济”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维生部门;一种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理论问世后,一直经历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有人根据实证资料对其假定前提和结论提出疑问,如舒尔茨、D•威尼斯、迪恩等。刘易斯本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模型进行补充和扩展,使它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变迁、城乡关系、技术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本世纪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目前主要依据已经成熟的大框架进行了扩展研究,不仅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和扩展研究,还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史。
超二元经济相关理论综述
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
(一)“三元”论
托达罗模式认为,在城市中,除了正规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三元经济”。
从国内来看,“三元”论有当代“三元”论和近代“三元”论之分。
当代“三元”论者,如,吴伟东等(1988)、(1991)、陈吉元(1994)、张朝尊(1995)、赵荣祥(2000)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已经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和城市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近代“三元”论者仅为少数,主要以吴承明、林刚等为代表。
近代三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其中,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被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代“三元”论者,还是近代“三元”论者,他们关注的都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我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两者在对我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关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林刚,2000)。
(二)“新三元”论
事实上,关于三元结构定位的文献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各有所侧重,差别主要体现在何谓“第三元”的界定上。郭勇、乔根平、陆海沧、孙芳伟(2002)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信息产业,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但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其他关于三元结构的提法还有:城市工业、小城镇产业和农村农业(毛锋、张安地,2007;赵秀玲,1995,1996);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出口经济(有的叫外向型经济)(黄真,2006);农村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卞凤玲,2005);前现代经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即由信息化带动的经济)(姜奇平,2006)。此外,李宝民(1994)还把小城市、镇及国有农场作为第三元经济;徐明华则等把第三元定义为城市农民工等等,不一而足。张培丽立足于知识经济部门的出现,试图对二元经济理论在新的背景下进行扩展,提出超越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刘易斯把工业经济作为经济结构中独立一元的原因,判断知识经济部门是否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划分的逻辑。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经济部门完全可以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立的一元,从而将二元经济理论扩展到“三元经济”,在比较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前提、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三元经济新的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二元半”论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我国“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第三元经济”―或者是农村产业经济即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或者是信息产业经济等,都还不太适合成为能够与前二元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经济相同地位的一种经济部门,即还不太适合使用“元”字(郑文兵、陈艳,2006)。因此,三元经济结构论的提法值得商榷,如,乡镇企业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交叉,既有传统部门的性质,也有现代部门的特征,不能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元,只能算半个经济元。
(四)“四元”论
“四元经济”的提法,徐庆、谭崇台、朱农等学者都曾使用过。陈宗胜、徐庆等人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目标出发,批评了以产业类别相区分的二元和三元经济结构论,认为它们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模糊了经济发展同质化的方向,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与此酷似,有的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应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informalsector)、农村正式部门、农村非正式部门或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这四个部门经济(谭崇台,1999;赵勇,1996;汪段泳、刘振光,2005)。还有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形态”应该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再加上生态经济。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结构,包括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不发达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四个单元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经济流程难以合理,经济结构转换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流程合理的关键是城乡的适度通开。
(五)“环二元”论
吴天然、胡怀邦、俞海等人认为,我国经济不仅仅是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环二元经济结构:在总体上存在着城市及工业和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相互区别的“经济元”,而各个“经济元”内部又存在着两个相互区别的“微经济元”,并且还可以将“微经济元”再细分,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二元的环的重叠。
(六)“网络结构”论
周天勇(2006)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封闭的乡村和城市结构向开放的、互联的城市网络结构的转型,这同刘易斯在分析的时候只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他力图把发展经济理论简单的二元结构转型改造成为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转型的状态,进而形成发展经济学以“转移―聚集―网络”为架构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全新结构转型框架。形成一个发展经济学“传统社会的分散、隔离状态――转移带来的经济性――集中和聚集的经济和不经济――人口集中后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及公平的关系――现代城镇集中节点和网络相联系的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企业等各种组织、基础设施、信息、市场等各种交易媒介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经济发展就是从隔离状态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过程,二元结构转型本质上是从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的转型,转移是经济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网络经济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网络结构变动对聚集经济和转移经济的影响,得出在网络条件下,城市规模和经济组织规模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不断变动的。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仅仅揭示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般特征,而没有揭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虽然看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但与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衔接得不够,缺乏逻辑论证;环二元经济结构论和网络结构理论更好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但环二元经济结构论没有探究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也没有说明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网络结构理论说明了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却没有说明现代大城市在空间上出现集中的趋势后又为何呈现相对扩散的新的回归倾向(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现的“郊区化”趋势)。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共同缺陷还表现在,城乡空间结构转变是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空间变动过程,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动绝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一个多维的变动过程。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不仅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有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农村之间的空间转移模式。同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比如,我国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甚至跨国之间的劳务输出)对生产要素的竞争,要超过同一区域农村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周天勇,2006)。另外,我们认为,各种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不足还表现在过于倚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在构建多元经济发展模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代“三元”论相比,近代“三元”论者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的现实,其观点与政策趋向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启示。如:重新审视传统部门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传统经济并非一文不值;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两者是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互动关系;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传统经济中包含现代性的基因,传统农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前途应是现代农业,这是其他包括二元经济理论在内的所有多元经济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近代“三元论”者的思想与恰亚诺夫(1925)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后者提出的农业生产是“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一体化”等命题与前者的一些观点极易产生勾连)。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尽管我国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的吸收与消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是,这难道就应当成为我们否认工业化、城市化一般规律的充分理由吗?难道我们现代化的最终途向却是经济结构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吗?就此而言,近代“三元”论者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无疑是正确的。进一步讲,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视作我国最终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也是差强人意的。可是,如果过分夸大近代“三元”论的价值,可能会误入歧途,难免让人不认为它有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反现代化一般经济规律的嫌疑,从而使之颇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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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战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广西
一、引言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种组合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大多学者都赞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的转变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等。不管如何转变，都应该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定位在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生态的承载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
2010年以来，国家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制度，铁腕淘汰18个工业行业的落后产能。产业政策趋向节能、清洁生产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广西主要优势产业大多属于国家限制产能产业，产业、产品和能源结构不合理，制约工业节能降耗。2010年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由2.235吨标准煤降到2.123吨标准煤，下降5%；年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416家重点耗能企业要节约能源123万吨标准煤；列入国家“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14户企业要节约能源24.6万吨标准煤；全区要淘汰落后电力产能36万千瓦、炼铁产能200万吨、水泥产能446.4万吨、造纸产能11.23万吨。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根本途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转变，必须从党政领导干部、金融与企业家转变开始，战略取向应遵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内涵，着力从思维战略上突破向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取向。
二、广西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问题
（一）产业结构比例失衡
广西现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协调、结构档次低、产业素质低、产业增值能力差，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持续发展。从产业的构成上看，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增加值在GDP中仅占有37.4%；新兴产业比重过小，2008年广西高技术产业完成工业产值258.4亿元，占总产值的4.3%。
（二）产业结构的资源能耗偏高、效率偏低
在广西重点的工业产业中，石化、电力、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等，特别是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电力、石化等传统产业仍占较大比例，资源能耗偏高、碳排放量居高不下、产出效率偏低，经济发展相对粗放乏力的特点仍较突出。
1、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08年广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4%，低于全国40.1%平均水平，远低于2001年67.9%的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48.5%的平均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54.2%的平均水平、美国的75.3%，印度的51.2%相比，差距明显。
2、传统工业比重大。工业结构中，有色、冶金、重化工业比重大。产业布局和结构存在着过分依赖资源、资本和环境的投入，而自主创新技术不足等问题。由于产业技术水平低，造成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浪费，对环境和生态构成较大破坏。2009年，广西重工业增长20.1%，轻工业增长13.9%。2009年，广西单位GDP能耗1.057吨标准煤万元（下同），全国单位GDP能耗1.077吨标准煤万元，而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分别为0.606、0.684、0.741、0.727和0.76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西单位GDP能耗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高于东部地区，因此，在客观上要求走低碳经济之路。
三、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取向
（一）低碳经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涵盖了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多种经济形态，旨在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的变革，也是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从长远看，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突出低碳排放、高附加值，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现在各国正抢占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新技术制高点，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目前，我国的综合能源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近10%。电力、钢铁、有色冶金、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在经济转型阶段，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种种气象表明，广西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从“节能减排”进入“低碳”的新阶段。
（二）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广西工业化程度较低，产业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弱，资源耗费大，集约化、信息化进展缓慢，严重阻碍了广西的工业化进程。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发展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布局，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1、改造传统工业。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发展高附加值产品。落实各项政策和措施，加快淘汰电力、钢铁、水泥、有色、造纸等行业的落后产能，转变广西工业粗放的发展模式，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2、发展低碳新兴产业。大力支持电子制造业、软件业、信息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高能效、低碳排放的低碳产业，积极推广高效节能产品。对电力、钢铁、化工、建材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推广和应用低碳经济技术，引领广西向新型低碳经济发展，抢占发展先机。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低碳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建筑业，还包括金融业和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第三产业是低耗能、低排放的行业，而且附加值高，能解决需求矛盾、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增加劳动者收入等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只加快淘汰第二产业“两高一资”的落后产能，同时，更要创新技术发掘第三产业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从经济结构调整入手，着重发挥服务业、物流业、先进制造业、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等低碳、高效产业的作用；建立软件、计算机与网络产品、现代通信、高技术服务业、环保、生物与新医药等重点高新技术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用低碳技术改造钢铁、水泥、有色、冶金等传统产业，降低广西GDP的碳强度。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广西产业向低碳经济方向途径之一。
（四）发挥政府的作用，严格产业准入制度
市场自我调节和政府适当干预的有效地结合，能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指导作用，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的要求做好工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布局及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严格准入制度，严格限制“两高一资”项目，鼓励发展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具有高效益、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取向
（一）循环经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循环经济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主要是通过对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马克思曾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把循环经济作为新取向，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佳选择。
发展循环经济，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减轻环境压力，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资源战略，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广西的资源，一方面资源种类和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资源开采和利用方式粗放、综合利用水平低、浪费严重。其次，发展循环经济是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实施清洁生产，这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是保护环境的治本措施，提高各种资源综合利用率，有效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再次，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客观要求。
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性生产流程的线性经济。广西经济总量不大，主要是工业总量不大，不仅传统工业不强、不优，而且新兴产业基础也相当薄弱。广西提出建设“14+4”新型产业体系，即打造食品、汽车、石化、电力、有色金属等14个千亿元支柱产业，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与环保、海洋等4个新兴产业，建设糖业、有色金属、石化、钢铁基地。到2012年，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工业化率达到2.9以上；到2015年，工业化率达到4.2以上。事实上，14个支柱产业仍然是广西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战场”，到2015年，要求重点行业中半数以上企业建成循环经济企业，任务十分艰巨。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取向
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取向，路径上可以从企业、产业、社会三个层面来推动。
1、在企业内部建立“点”的小循环，全面实现减量化。引进和创新节能减排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企业改造升级，利用生态设计和现代技术，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绿色设计、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循环经济技术，促进企业内部节能降耗，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在生产过程之中，实现减量化。
2、在产业链上建立“链”的中循环，实现企业间的废物再利用。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建成资源、能源梯级利用产业链，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利用。广西可以突出建设“14+4”新型产业体系，向园区聚集，延伸产业链条。广西贵糖循环型生态工业的成功实践，已给人们启示和信心，他们实现了在制糖、造纸过程中产生的蔗渣、废糖蜜、白泥、酒精废液、二氧化碳等废物的循环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实现“吃干榨尽”的工业梦想，年产值近6亿元，大大超过制糖本身。
3、在社会层面上建立“面”的大循环，实现废物资源化。在社会各行业、产业间建立生态产业体系，倡导生态文明，打造环境友好型产业群，提高全社会可再生资源利用，实现资源化。
（三）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积极举措
循环经济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涉及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各个领域，还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技术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建立一个由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行体制，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层面推进循环经济。
1、政策驱动。对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及环保产业的建设项目、企业、产业优先列入重点发展项目，在能源、资源、水、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上给予优先安排。
2、产业拉动。以生产要素为基本纽带，链接和聚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企业、产业，使企业相互依存，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循环发展与扩张，形成集聚效益，拉动传统产业向循环经济转型。
3、集团带动。以重点集团企业带动辖区其他产业发展循环经济。
4、创新推动。以创新体制、科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实力；创新金融服务和财税政策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向循环经济集中。
五、生态文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取向
（一）生态文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生态文明就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文明形式。生态文明是由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构成的有机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应该说，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建设生态文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原则和方向发展。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原则、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观念、方向和目标，而且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即把生态文明的建设引入到经济领域的建设之中，这应该是今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所追求发展方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形态巨大变革，关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一种大趋势，始终不可阻挡、不可逾越、不可逆转；是一个大方向。
（二）生态文明建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这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最优组合和良性运行，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在“十一五”规划以来，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突出了结构和效益目标；突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进一步强化了能源节约的政策导向。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如何应对环境与资源领域的挑战作了科学而明确的回答，不仅从更广泛的领域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与建设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而且更是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中，将其升华为社会前进的新目标。
（三）生态文明建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文明素质的基础上，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原理，运用高新科技，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即把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挑战”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传统的工业文明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体，只有人具有价值；而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只是对象或工具，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界也就成为人类肆意征服的对象，这就是工业社会“人类中心主义”，它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严重对立，从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目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后果。
生态文明哲学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既有斗争性（人类索取自然），又有统一性（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并以统一性占主导地位，人可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统一性）。
生态文明价值观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种群对于其他生命以及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人的存在不但要对社会、对他人负责，而且也要对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及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负责，承担义务和责任，才是体现人的价值的全面性。
生态文明的道德观认为，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要把人类的道德认识，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延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增强人们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目的。
（四）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理性选择
未来社会文明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也将体现在人及其生产的物质产品与自然的关系上。
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伟大的印度文明、盛极一时的楼兰古国，它们的衰亡给人类深刻的启迪：应该反思长久以来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工业文明的本质是资源型经济，其生产和增长依赖于大量的资源投入。而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持续的破坏生态系统终会导致总崩溃。工业文明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核战争的威胁、恐怖主义、人口膨胀、传统道德的失范及信念危机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泡沫经济、投机等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自然灾害、疾病和生态失衡等；更为严峻的是，上述危机总是以“地球疾病”出现在人类面前。
1962年《寂静的春天》用触目惊心的案例描述杀虫剂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2年《增长极限》报告了人类工业的增长使污染发展到了极限，用倍增速度取得的社会增长，最终所达到的极限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未来人类的价值观必然要从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转移到人、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上。
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无法在自身框架内解决，广西面对的是需要加快实现工业化进程，又必须超越传统的工业化。因此，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启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最根本取向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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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1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干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2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3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一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一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倔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6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7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8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腐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索，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第二，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俗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转贴于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国在前现代社会中井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强大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联，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梁、谭、严，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日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迟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义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9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煸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滨，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关键词：农村社会；市场经济：市场化；途径
2003年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乃重中之重”．2005年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农村如何解决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不能走自由化市场经济的道路，必须在政府的保护、扶持下，有步骤地循序渐进地进行市场化运作。
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认识农村的各种问题，根源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村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发生了解体，而农村社会的解构又特别困难。
许多专家学者对三农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如：冯云廷着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付劲松对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的研究：蔡跃洲利用协整等计量工具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由此对照我国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而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分析了经济刺激计划中各项具体政策措施在促进农村消费方面的作用。这些分析研究，在一定层面上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但我国农村的发展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没有明确的目标性，这不仅体现在个别农民身上，而且体现在政府决策层。
(1)“改革开放使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呈现碎样化，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就。必须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分析农村社会结构碎样化的成因及表现形式，分析其对社会的影响，找出一条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途径，重新整合农村社会，建设新农村。”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发生了解体，农民的生活日益融人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方面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农民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庭成员长期共同生活，家庭结构稳定、家庭关系和谐；邻里和睦，互相帮助；有重大活动，全村人群策群力，亲情关系重于物质利益关系；传统农村社会注重的是道德本位．而不是能力本位，在人际交往中，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个人的能力水平。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市场效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益关系。互相之间如果需要帮助，就必须按照市场化的原则，采取货币交换的原则。过去家境贫寒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力气或是一技之长，通过换工等方式，换取别人的帮助，维持基本的生活。如今就必须到市场上去出卖自己的能力，如果年老力衰或所长之技无市场需求，则其生活就会相当艰难。即便是传统社会浓浓的亲情也让位于经济利益的考量，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首先是利益关系，过去和睦的家庭关系因为经济利益的牵扯日益变形以致解体。评价一个人不再主要依据其道德修养，而是依据其能力，尤其是经济活动能力。这样，农村作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观念最多的阵地，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利益文化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因此，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只可能使得农村传统思想文化被涤荡。而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原则必然不可能为农村开辟一条适应我国现代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化之路。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组织地、有步骤地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推进农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发展理论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创意产业；区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85－05
一、问题的提出
创意产业是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兴智力产业，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经济活力、城市功能和消费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现代城市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重要动力之一。目前，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并以5％的速度逐年递增(Howkins，2001)。创意产业的低能耗、低污染以及高附加值和高融合性，使其能够在低成本投入的前提下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因此，创意产业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功能转型、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很多城市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紧张和城市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丧失了发展大规模制造业的优势，面临就业岗位流失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压力，产业升级迫切需要研发、设计、商业运营模式等创意环节的支持。因此，转变增长方式、推进产业升级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其核心就是要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附加值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意产业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亮点。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运用创意来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价值成为了众多城市和地区新的发展思路。
二、创意产业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互动机制分析
(一)创意产业的发展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1、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创意产业在不断扩张的同时，通过融入相关产业价值链环节，可以显著改变传统产业的内容，甚至也可以改变以三次产业为特征的纵向产业格局，这种产业纵向整合的功能也将赋予产业升级以新的内容。厉无畏(2006)口指出，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跨行业、跨领域的重组与合作，是一个全新的产业概念。任意一种创意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重塑传统产业结构来完成价值实现。如消费性创意产业重塑传统产业的服务内容，生产性创意产业中工艺创意重塑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商业创意重塑传统产业的盈利方式。
(1)创意产业是提升传统资源依赖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之一就是如何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只注重有形资源和客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驱动其发展的主导要素主要是自然资源、土地、资金、机器等。由于近年来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和资源的稀缺，使得传统制造业附加值非常低。因此如何增加制造业的工业附加值成为了产业升级的关键。创意产业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价值，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首先，创意产业可以通过提供最新的技术来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创意产业强调以科学技术为支撑，掌握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强调人的创造性这种无形资源和主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此，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可以建立面向市场的，产、学、研三方资源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从而提升产业的附加值(胡大立、张伟，2007)。
其次，创意产业可以通过产品设计的创新和营销手段的更新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产品的价值包含两部分，即使用价值和观念价值。随着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发展，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不仅仅在于产品的内在属性，即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更关注于产品的外在包装、产品形状所带来的美观感受。根据日本日立公司的调查显示，每增加1000万的销售收入，来自工业设计的贡献占到52％，来自技术改进的贡献仅占21％。设计创意企业可以通过向传统企业提供设计技术支持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外，广告公司和咨询策划公司也可以为传统企业提供符合企业本身特征的营销策划，从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
最后，创意产业可以通过产业融合，提高传统产业的效益。创意产业是附加值很高的知识化、智能化产业，并且具有高渗透性和高辐射性的特点。因此，创意产业必然可以通过产业融合的途径带动传统产业附加价值的提升。目前，创意产业已经和很多传统产业实现了产业融合，极大地提升了传统产业的附加价值。例如现代所提出的“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的创意，就是把旅游业和传统的农业、工业相结合起来，极大地提升了相关产业的增值。服装设计类创意产业的发展就和传统的服装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与传统的服装产业融合的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为传统的服装产品附加文化创意内涵的过程。
(2)创意产业是提升区域价值实现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创意产业还可以通过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形式拉长其它产业的价值链，为传统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创意产业具有延伸性，也就是说创意产业具有一次投资、多次收益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创意产业可以无限延伸，产生很多相关的延伸品。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使得很多创意的价值得以实现，企业突破原有的产业界限，在产业链上向上游或下游方向延伸，从而获得新的价值。
(3)创意产业是促进传统产业内部自身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途径。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转换机制促进传统产业内部自身结构调整。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具有转换机制，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资源逐步从传统产业流入创意产业，从而会加剧传统产业之间的竞争，促进传统产业内部自身的结构调整、升级。首先，创意产业的发展吸引了资源从传统产业进人创意产业，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的兴起，必然意味着相关产品的成本低，投资回报率高。在最大化自身价值的目标驱使下，原处于传统产业的资源就会流向新兴产业。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必然需要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这些资源一部分来源于传统产业的增量资本；另一部分来自于传统产业的存量资本。增量资本投向的变化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方向，存量资本的投向变化则意味着传统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其次，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引发了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一方面，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使传统产业产生了更多的创意需求，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制造业在产品设计方面产生了新的需求，可以把某一段工序独立出来进行专业分工或者业务外包。广告业、设计业就由此衍生而来。另一方面，创意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内部分工甚至产品分工，从而优化了传统产业内部结构。最后，创意产业的发展使非物质要素创造价值的理念得以发扬，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资源由单纯的物质资源向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并重转换，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2、创意产业对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二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工业发展迟缓，因而制造业集中的城市普遍出现衰退现象，如美国制造业、传统工业集中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一度被称之为“冰雪带”(snowbelt)和“霜冻带”(frostbelt)(吴缚龙，2006)。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促使其在全球流动并使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转移，因而城市制造业纷纷转移到郊区或不发达地区。但由于城市地理位置的不可更改性，因而那些不能适应产业结构时空变化的城市不得不面对发展地衰退，迫使城市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升级转变。由于城市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因而在吸引人才、技术创新和产品销售等方面有很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促使创意产业区的出现和发展(肖雁飞，2007)。总而言之，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主要手段，而城市衰退的产业为其提供了空间。创意产业通过将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创意资源转化为经济成就，改造了传统产业，衍生了新兴产业，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服务功能，也大大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伦敦通过大力发展创意产业，产业结构得到了显著优化，高附加值的创意产业已成为伦敦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产出和就业量仅次于金融与商业服务业，成为英国创意产业的集聚地。
(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创意产业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差形成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差距，将在某区域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或将要获得比较优势的区域，因此，传统产业的相关企业为了企业生产和成长的需要踏上了向其它相对落后地区转移的道路。如在我国长三角地区，很多上海的棉纺织企业就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江苏等地，希望利用江苏人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进行生产，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也把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转移到浙江“西部地区”，一方面为了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这些地区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来组织生产。陈建军(2002)就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差形成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差距，将在某区域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或将要获得比较优势的区域，既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又有利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转移带来的结果是双赢的。
从各个国家创意产业的成长来看，传统产业的外移为创意产业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基础。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创意产业常常萌发和集聚于已淘汰的旧厂房、旧仓库里。例如美国曼哈顿的“苏荷”(sOHO)原是纽约的工业区之一，遗存有50多幢由独特精致铸铁工艺构建的小工厂和仓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约制造业衰落，这些工厂大批关闭或外迁，许多房屋空置破败，一批艺术家将其改造以后作为创作、展示和经营文化艺术的场所。纽约政府在新的城市规划中明确规定：“苏荷”是以艺术品经营为主，辅以餐饮、旅游和时装设计的历史文化景区。政府的政策指引使得众多的艺术家纷纷入住“苏荷”，从事创意活动，促进了纽约创意产业的成长壮大。英国伦敦的泰德现代艺术馆也是由原来的发电厂改建而成的，经过4年多的发展，这里成为了全世界吸引最多的美术馆和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典范。
三、创意产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模式分析
(一)产业融合模式
随着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创造性成为了投入要素，而创意产业成为独立于其它产业，并为其它产业提供智力支持的新兴产业之后，创意产业之间以及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性更加明显，这将进一步拓展各产业的发展空间，带动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注重有形资源和客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资本的构成中硬性资本占据了主要地位，驱动其发展的主导因素是自然资源、土地、资金、机器等；创意产业则强调无形资源和主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高级人力资本、知识产权资本、技术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软性资本成为其核心驱动要素。其中，特别注重人的创造力，强调文化要素的推动力。因此，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可以促进创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融入到传统产业的生产要素中并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促进传统产业生产要素的改变，提高软驱动要素在产出中的积极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软化”升级。另外，创意产业强调以科学技术为支撑，掌握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强调的是创造性，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新的创意和将最新的技术扩散到传统产业，影响和改变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市场竞争状况及其价值创造过程，从而可以提高其技术水平，改变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实现产业创新。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使得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和消失，形成共同的技术基础，可以促使传统产业过渡成为富有创意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实现产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龚雪，2009)。
(二)产业关联带动模式
产业关联(industry'smutualrelations)指的是各产业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各产业都需要其它产业为自己提供一定的产出，以作为本产业的中间要素投入。与此同时，也将自身的产出作为一种要素输出，满足其它产业对中间要素的需求。正是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各产业才得以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生存和发展。产业关联带动模式指的是某产业自身的发展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
创意产业是从其它产业的发展中分离出来的，本身就与那些产业具有密切的联系，当其分离为单独的产业后，由于创意产业本身便是高渗透性高融合性的产业，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对其它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有决定性的影响。另外，创意产业本身就是发现需求、创造需求的产业，其生产的过程就是生产要素不断演绎的过程，而创意产业又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往往是以高新技术的面貌出现，通过获取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会带来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改变，使得传统产业在原有生产要素的状态下，提高系统的产出，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创意产业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较强的辐射性，这种辐射效应主要表现在对相关产业和其他区域的辐射上，而且较传统产业具有更强的扩散效应。创意产业的发展会极大推动区域内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因此，创意产业的发展必然通过产业关联模式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从整体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创意地产业的出现就是创意产业带动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例子。创意地产是依托创意产业而出现的，其核心是一种新型的商业地产运作。创意地产主要是通过商业地产范畴内商铺(商厦、商业街等)、办公楼和其它商业设施的改建、新建等方式，营造适合创意产业运作的建筑空间，并把这些建筑空间以租赁或者销售的方式，提供给从事创意产业的机构乃至个人。有限的土地上能够承载的建筑是有限的，但是能够承载的创意是无限的。创意地产通过打造创意产业粘性产业空间，形成创意产业集聚效应乃至产业集群，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集约性的利用，使有限的建筑发挥最大的效能。同
时，创意地产或通过老建筑文化资源的发掘，或通过新建筑文化形态的创新，塑造创意地产的灵魂。创意地产还注重时尚消费文化经营，通过具有创意性的会展、餐饮、娱乐、休闲、体育、购物等场所，带动相关时尚产业的发展，从而引领时尚消费经营(曾光，2009)。
(三)产业结构“软化”模式
创意产业的出现体现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符合区域产业高级化过程的特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产业结构的“软化”，也就是说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增加，则产业结构会朝着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创意产业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创造财富的产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具有“三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技术密集度、高知识含量、高附加价值和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创意产业是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新型业态，它摆脱了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体现了创意在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领域的创造力。因此，创意产业的成长过程就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软化”，创意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大，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越大，则产业结构越高级化。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