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视察河南新乡经济建设道路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改革开放攻坚期和深水期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给予精确的解释和指导了，必须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总领性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包括三大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学习和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化理解。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物质社会是经济生活的根源，因此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需求需要从物质价值中进行寻找。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既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元素，又具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政府调控元素。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当前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在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马克思时代没有的问题和情况。在这种环境下，寻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答案，还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关理论重要补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性和可控制性。使我国经济始终处于平稳有序的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价值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两种理论之间的价格决定方式之争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民基本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争论的缩影。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升新时期经济形势下的商品属性本质，有助于党员干部了解商品与货币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实现。
二、中国特色政治经学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时代变迁中寻找生机，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关键关系的处理。
(一)原理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基础上，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部分内容，同时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系统的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分配理论。而上述理论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和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性质与马克思时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们又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处理好原理与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将基本的经济原理与当社会经济的形式相结合，补充理论的漏洞和与现实相悖的地方。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指导思想。
(二)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技术方式上有着显著地不同，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比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两者都主张由国家控制金融经管控工作。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寻找我国经济与西方社会经济在本质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化的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处理好两者经济理论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的关系，实现有机融合，发挥“1+1>2”的效果。
(三)正确处理研究对象与现实生产力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需要着重对两种关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运用现状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济制度带给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作用。认真研究生产关系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联系。结合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分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和矛盾点，找出适用于我国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因此，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应该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研究和引导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经无法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指导，只能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政治经济学，方可发挥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前行。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范式；变革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74-03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高校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是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基石。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要不断地发展、创新教学范式，以改变这一课程教学日渐式微的局面。
1《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悖论”境遇及其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高校经济学的基础。由于在现实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为架构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是高校经管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尽管这一课程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一些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面临着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问题。从课程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学术(或理论研究)意义上的一门课程，更是一门意识形态教育意义的基础课程，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程，这一点要与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课程教学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背后，隐含着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条件)。但从现实境遇看，《政治经济学》这一课程教学中呈现出“悖论”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弱势境遇形成巨大的反差。换言之，就是上层强调，基层弱化；形式重视，实质轻视。
《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弱化”是其现实境遇的真实反映。一方面，一些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剔除”《政治经济学》或者减少其课时，不断弱化《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地位；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抽象程度的深奥性、逻辑严密性，致使一些学生在理解和接受上产生一定的障碍，出现了“厌学”现象。同时，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在西方经济理论猛烈冲击下，“自乱阵营”，显得“底气不足”；一部分教师甚至“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呐喊者”，其转变速度之快让人咂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小部分的“成功转型者”一改往日的常态，不仅“忘本”，而且“变本加厉”地攻击或者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急先锋”。与之相反的是，一部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能够“坚守阵地”，却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不愿接受新事物、新变化，空谈一些理论而回避一些现实问题。
以上因素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其教学面临被“边缘化”、“弱化”问题，与我国设置这一课程的初衷大相径庭。所以，改变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的基础地位与被“边缘化”现实之间的悖论局面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2《政治经济学》课程悖论境遇的“化解"之道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不能停留在少数精英层面上，要让这一课程在高校经济理论教育中进一步“生根发芽”，还需要与大学生的“可接受”、“能接受”层面相连接，其中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匹配是一个重要方面。化解这一课程的悖论境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正面面对现实境遇
1)《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一个根本问题：要不要坚持、怎样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从指导意义上看，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但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一些人的心中还是有很大的疑问或顾虑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是最为根本的态度，决定了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首要因素就是，必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敢于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层面上发出自己的“最强音”。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没有坚定的信念，自然会在各种思潮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更为重要的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敢于争辩、批判，勇于接受挑战。对来自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挑战”或“挑衅”，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武器，以中外发展的现实为依据，进行“有礼有节的回应”，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教学中的权威，“复归”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基础地位。
2)要端正《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境遇，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因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和指导意义，就乐观地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会在现实教学体系中得到强化、重视；而现实境遇则恰恰相反。就“妄自菲薄”而言，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能自我“矮化”、“弱化”，要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和思考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与问题。从教育影响看，教育者自身的威信会对受教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学高为师”、“为人师表”就是对这一教育规律的真实体现。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熟读经典著作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对自身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基础，用自己的言行去“化解”一些人的偏见意识，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去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2.2注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教学方式的创新性
1)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中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注重内容体系的系统性。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是实施教育教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掌握系统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能够“区分出马克思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熟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在内容体系上正确处理好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在经典理论教学中，要“弄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哪些不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要弄清楚哪些是过去需要强调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但现在不需要强调的观点、理论”。要知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哪些方面在发展、哪些方面需要发展。教学中要突出经典理论知识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开创性，凸显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知识的理论魅力。
另外，要让学生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科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要“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要结合当前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能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诠释现实问题，体现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说服力，而不是在回避现实问题。所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与现实相结合的教育教学过程，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教学内容还需明确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经典理论与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知识体系，教学中要注重两者之间的衔接，不能孤立地分成毫无相关的两个部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系绕性，这恰好又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专业性的要求和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没有理由持有妄自菲薄的态度，关键在于自身“内功的修炼”，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2)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是介于施教者与受教者间的各种媒介、手段的总和，是两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在信息学意义上就是搭建信息传输的渠道。《政治经济学》教学仅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是不够的，完整的教学内容需要适当的教学方式。恰当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较容易地接纳和消化知识，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增加教学内容的可接受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具体而言，经典理论知识部分的教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主要以讲授为主，对学生的培养注重理论分析的深刻性和理论理解的透彻力，但要活用教材，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案例来推动教学，要将深奥的理论“浅”、“显”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的教学要采用开放、互动的教学模式，鼓励合作学习，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能力。《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停留在书本的空头说教上，要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方式，建立起积极互动的学习氛围。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为背景，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不断发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教学中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经济发展的纵横对比也必不可少。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还需注重施教手段的现代化，能够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传媒方式(如微博)，与学生互动，讨论一些现实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要始终注意增强时代感，在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上狠下功夫”。让学生懂得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丰富的土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2.3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与《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之间的关系，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
1)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理论价值观，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西方经济理论是以隐含其价值观为特征，往往以对经济现象表层的现实解释力来“迷惑”社会公众，在其所倡导的“去价值观”的背后则是让受众群体接受他们的价直观，推行他们所谓的“天堂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之声”，更不能容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以来，一些自我标榜为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频频发难，这恰恰说明了西方经济理论的“霸权”心态和害怕遭受“颠覆”的恐惧心理。所以，中国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更要辨明是非，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对高校学科发展与课程安排的指导力度，不仅要正确定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主导地位，而且在经管专业课程设置以及课时计划安排上，要强调《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与重要性；复归其应有的教学地位。
2)坚持发展，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成分，是确保《政治经济学》课程指导地位的基本要求。从学科发展的历程看，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一直是各学科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是经典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坚持基本内核而不墨守成规，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科学成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是正确处理两种经济理论知识体系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实，从经济学发展溯源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经济学的前身就是政治经济学。从我国学科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重要的基础。从研究内容看，两者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探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所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有共性的。而当前理论界中的一部分人，“刻意”地区分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其背后的动机令人怀疑。
但两者的共性并不能取代两者的差异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在理论研究的观点、价值诉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分。“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但总的来说，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把它们神化而采取照抄照搬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分析比较的态度，吸收和借鉴其有用的合乎科学的东西，拒绝其错误的东西”。善于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经济规律，包括科学内容的成分和经济研究方法的同时，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特色性；要强调“以我为主”，合理借鉴；而不能一味地“拿来主义”或是做西方经济理论的“应声虫”。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3结束语
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又加之一些自身因素，导致了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呈现“悖论”局面。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及在高校教学中面临的新变化，都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化解这一课程教学中出现的“悖论”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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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6月20日
《政治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与其他课程相比，《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需要讲授经济科学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承载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的教学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已经大大削弱。这种变化反映在教学层面上，使得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存在不少困惑。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自身存在的一些因素，使得《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间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理论以及基本经济价值观的学习和研究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对此，笔者结合日常工作中的学习和实践，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和基本关系进行了分析，希望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创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
在《视察河南新乡经济建设道路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改革开放攻坚期和深水期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给予精确的解释和指导了，必须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总领性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包括三大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学习和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化理解。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物质社会是经济生活的根源，因此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需求需要从物质价值中进行寻找。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既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元素，又具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政府调控元素。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当前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在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马克思时代没有的问题和情况。在这种环境下，寻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答案，还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关理论重要补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性和可控制性。使我国经济始终处于平稳有序的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价值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两种理论之间的价格决定方式之争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民基本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争论的缩影。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升新时期经济形势下的商品属性本质，有助于党员干部了解商品与货币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实现。
二、中国特色政治经学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时代变迁中寻找生机，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关键关系的处理。
（一）原理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基础上，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部分内容，同时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系统的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分配理论。而上述理论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和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性质与马克思时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们又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处理好原理与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将基本的经济原理与当社会经济的形式相结合，补充理论的漏洞和与现实相悖的地方。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指导思想。
（二）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技术方式上有着显著地不同，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比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两者都主张由国家控制金融经管控工作。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寻找我国经济与西方社会经济在本质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化的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处理好两者经济理论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的关系，实现有机融合，发挥1+1>2”的效果。
（三）正确处理研究对象与现实生产力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需要着重对两种关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运用现状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济制度带给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作用。认真研究生产关系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联系。结合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分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和矛盾点，找出适用于我国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因此，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应该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研究和引导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经无法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指导，只能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政治经济学，方可发挥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前行。
作者：马学军单位：山东省临沭县沭新街新党校
参考文献：
[1]陈伯庚,陈承明.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01).
一、加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的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得以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二者互为因果，所以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则会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与之相适应。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是一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和生产。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提升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快快速发展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开始侧重于科学技术和应用，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同时纳入其中，利用生态化的技术确保了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实现，使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得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下，知识也在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全球化对技术创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国家其所掌握的技术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单独以其自身的能力去发展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无法满足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合作的模式来进行发展，创新方式以技术及资源的联盟及合作体现出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重点也开始有所变化，已不仅仅对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创新研究，开始向资源的合作及优势互补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在合作中受益，拥了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获取到了新的知识。企业之间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有效的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二、在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进行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实现创新，则需要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充分的吸收其他经济理论先进的思想和精髓部分，从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更应走出自我封闭的体系，但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积极的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精化的部分，经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绝对化，将其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其他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过于片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和创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合理的理论，并为自己所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比，两者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更注重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政治学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作为原动力，有效的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在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注重将合理的对先进生产力进行运用，从而加快社会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与当前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仅需要更发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坚持，同时还要对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正确的吸收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之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结束语
追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无数经济学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研究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从而使其得以不断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底蕴，是一座知识仓库，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的深入去发掘，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学术月刊，2011-07-20
关键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表明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和关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它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取向和效果；而传统的教育内容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存在着“老、窄、散”的突出问题。
“老”：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大官兵迫切需要增强市场经济观念，而适应这一需求的政治教育内容不多；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调整和军地“反差”等问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调节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冲突，而政治教育却未及时更新和丰富军人伦理教育的内容；面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国防观念，而政治教育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领域不够及时；等等，造成教育的内容基本上还是“老观念、老格调、老角度”。因此，教育难以奏效；“窄”：现在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单一，领域狭窄，知识容量小。如果不更新观念，拓展领域，政治教育只能是在狭窄的圈子里搞低层次的循环；“散”：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虽然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的基本结构，但是体系还不够完备，内容还不够系统，没有依据现代军人政治思想素质的有机构成、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前后照应、步步深入地设置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老、窄、散”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基本原则尚未正确把握。
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解决好人们的现实思想问题。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依然沿用过去一些老的教育内容，必然难以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满足不了广大官兵的实际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改进和创新。
一、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
当前要进行的经济思想教育，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现在地方已加强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经济知识教育，许多中学在政治课中专设《经济常识》课，大学里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地方的做法值得军队借鉴，同时也给军队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军的经济思想教育不充分不系统，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官兵对经济知识的渴求。必须重新设计教育结构，把经济思想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通过教育，使官兵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懂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懂得建立国防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当代世界经济状况，懂得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意义。同时，还应着眼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组织官兵学习经济管理知识等内容。
提出加强经济思想教育，是要把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济思想正在渗透政治思想领域，给政治思想以深刻影响。比如，经济上等价交换的观念，就影响政治上的奋发进取，等等。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政治思想教育只有与经济思想教育相结合，才能增强教育效果。当官兵们增强了经济意识，就有助于各种政治观念的更新，从思想上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提高了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就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从思想上真正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就有助于确立正确认识国际问题的立场，提高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总之，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才能够培育既懂政治、军事又懂经济、顾大局、讲奉献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军人。
二、相关学科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结合，拓宽政治教育的领域
长期以来，在部队中曾经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似乎只有靠政治理论的灌输，只能靠纯而又纯的政治教育。殊不知，政治教育是一项从政治上育人的系统工程，只有熔一切育人的科学知识于一炉，才能发挥教育的整体效应。以往政治教育内容，知识覆盖面窄，除了政治理论知识外，较少涉及相关学科知识。实际上人的思想容量是很大的，以思想结构而言，就由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和法学思想等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要素所构成。
使相关学科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可以用三条线来贯穿：
一是历史教育线。历史教育是一个广阔的教育领域，内容十分广泛而又十分深刻。历史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通过探索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确定前进的方向，给人以勇气和信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给现实提供借鉴。因此，它是探求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的一条重要线索。我军应当形成一个以培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主要目的的、把中国古代、近代、中国革命史和我军优良传统等有关内容有机结合的历史教育系统。
二是国防教育线。国防教育的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它由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内容综合构成。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原来国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显得不够了，需要开辟国防教育的新思路、新领域。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国防观，已经成为世界观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防教育必然要与世界观教育相结合，从而体现国防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融合。我军应在一般性国防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防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教育，旨在教育和培养广大官兵增强国际战略意识，认清我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域外有国家利益的观念，认清军队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职责；增强领土、领海、领空观念，激发维护祖国和领土完整的高度责任感；增强防卫观念，强化保卫祖国周边安全的思想；发扬爱军习武的崇高精神，调动官兵练兵积极性；正确处理全局上适度戒备与局部上高度戒备的关系，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三是品德教育线。这条线由伦理教育、美育和法育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和法学，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说明了这些相关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品德教育是对一个人的基本教育，是解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的问题。作为军队，是解决做一个合格军人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军人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道德观念一系列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完善这一基本教育，显得格外重要。我军应在现有品德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构更为完整、领域更为广阔的军人德育系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伦理学、美学、法学知识的交互、融合，使道德观、审美观和法制观教育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教育，真正成为世界观、政治观教育的坚实基础。
三、传统观念与现代思维相结合。
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总体上适应现代思维趋向首先，要给老观念赋予新涵义。有的传统观念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随着实践的发展，需要赋予新的涵义。比如，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继续提倡和发扬；但是，艰苦的涵义，现在与过去不尽相同了。过去更多地强调体力上、工作上的艰苦，现在这方面仍然需要，但更多地要强调脑力上、工作上的艰苦。再如，对公私观的理解也有不同。过去往往是两极思维，从阶级观念上论是非，要么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大公无私，要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现在应体现先公后私和大公无私等多种层次，以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其次，有些传统观念要更新。比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义利观念起了明显的变化。人们逐步改变了只讲义、不讲利的观念，代之以“义利”统一的现代观念。官兵们既讲强国，也讲富家；既讲奉献，也讲补偿，并开始追求物质富足进而追求精神富足。
尤其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许多崭新的观念相继形成。如开放、交往的理念，开拓、创新的理念，时间、效益理念，竞争、向上的理念，民主、参政的理念，智力投资、人才开发的理念，美化生活、合理消费的理念等，都是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并广为传播的。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的扬弃，要在传统体系中注入新观念、新内容，如果对传统体系只许循规蹈矩，不许越雷池半步，那只能是窒息政治教育的活力。
四、树立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实现教育内容结构的升级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要不断的拓展和更新。
从思想教育的内容来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需要大力加强创新精神、国际意识的培养，使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能够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从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抛出了“人权高于”的人权至上论，为干涉和侵犯别国的新干涉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为了认清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就必须在政治教育中充实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新内容。
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的新的道德观念，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和处理竞争与合作、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自律与他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关系，努力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科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经济科学重要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在三十多年来的理论研究中不断涤清旧范式的影响，形成了日益开放、包容并兼的发展态势，取得了较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其中，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逐步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数学体系。
但是，在教学运用方面，政治经济学一系列较成熟的数理模型思想并未在教学实践中取得同步发展。换言之，数理模型思想从“研”到“教”的转化过程发生了滞涩。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版本多达上百种，其中在体系或内容上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教材不多。即便在一些认可度高、创新性和开放性相对较强的流行教材里，数理模型的运用也十分有限，无法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数量关系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数学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促使相关问题简便化、清晰化的应有作用未能发挥，不利于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层面依旧难以回应来自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其理论魅力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得到充分彰显。因此，在当前，我们有必要在确切把握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和创新。
一、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的理论支撑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参考和借鉴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领域。
一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量模型研究。这一方面既包括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如吴易风（2011）的《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张忠任（2006）的《数理政治经济学》、冯金华（2010）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原理》、马艳（2011）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等，又包括陈恕祥（1995）、丁堡骏（1999）、白暴力（2006）、冯金华（2012）等代表性学者围绕商品价值量决定模型、资本有机构成与人口相对过剩规律关系模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模型、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关系模型等特定领域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领域是数学运用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重要性、适度性、原则性探讨研究。梁秩森（1983）、夏水龙（1998）、张衔（2009）分别在不同时期探索了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学运用的重要性;汪虎虎（2006）提出了数学运用的准确化、生动化、简约化、灵活化、实用化和体系化原则;潘石（2008）指出数学运用应适度，不能走向过度数学化的歧路;张衔（2009）认为应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逻辑与数学逻辑的关系。
这些研究都对基于数理模型运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但是，如何将这些理论支撑系统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教学中，形成可供教学环节直接使用的教学材料，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环节的普遍不足。
二、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的目标与思路
1.教学改革的目标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其目的就是更好地展现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魅力和理论张力，增强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热情、提升教师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理论自信。
首先，政治经济学有着庞大而缜密的理论体系，其整体性、系统性以及逻辑性散发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思想魅力。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本身是发展的开放体系。将数理模型成功地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对体系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数学化，更能体现出这一学科的理论魅力和理论张力。
其次，恰当地利用数学化研究的成果，将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能够使得一些复杂的知识点简单化、一些模糊的知识点清晰化，提升学生们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同时，在现实教学中，一些高中阶段学习理科的同学，往往对政治经济学这一门课缺乏兴趣，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过于“文科化”“文字化”。如果能够在教学中加入数学化的内容，无疑是增添“理科”元素，能够增强理科这一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亲切感和学习信心，提升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再次，政治经济学在这些年的经济学范式转变中日趋边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经济学凭借系统的数学运用，较为成功地回避自身的理论硬伤，通过精巧的模型和日趋复杂的数学推导来渲染出科学性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们普遍出现理论自信不足的问题，甚至认为只有文字叙述而没有数学推导就会难以使学生接受相关观点。其实，数量运用并非衡量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同时也并非为西方经济学所独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科学引入数学运用，不仅能够增强相关教学内容的说服力，而且能够提升教师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理论自信。
2.教学改革的具体思路
程恩富教授（2015）指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数学运用，我们首先要借助现代数学的最新成果，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支撑，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更全面的阐述，使理论更严谨和清晰，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解释力和现实改造力;其次运用数学工具，对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和分析，并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更为翔实的依据[1]。
的确，加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首先要求教学改革的思路是清晰的。作为基础性工作，我们需要对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现状进行较全面的梳理，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模型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甄选，剔除复杂化、形式化甚至脱离马克思原意的数理模型。进而，将甄选的数理模型研究成果通过转化。这种转化强调的是学术思维向教学思维的转化，是学术语言向教学语言的转化，是学术重点向教学重点的转化。然后，将转化后的教学素材引入到整个教学大纲之中，形成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做到通过运用梳理模型，来更好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运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数学描述和语言阐述相结合，避免出现表达方式的转换生硬，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的重难点
1.数理模型运用过程中的原则把握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应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而不能走极端，这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在适度性原则方面，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不是用得越多越好，而是要适度。我们既要看到数理模型的优势，同时也要认识到数理模型的不足。在把握经济现象和揭示经济规律方面，数理模型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往往一个错误的前提，即使数理分析过程是科学的，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认识[2]。
在实用性方面，数理模型并非用了就好、用得越复杂越好。数理模型是为了使得问题简化、分析逻辑清晰化，而不是进行数学游戏。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必须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上，否则就会用数学逻辑代替经济学逻辑，使数理分析脱离实际[1]。这一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有所显现并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因此，我们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应该遵循实用性，以免陷入数理模型的“范式陷阱”。
2.数理模型运用在教学中的具体转化
数理模型运用，可以在教学环节中加深学生们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并能够更好地与现实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比如围绕利润率相关规律的数理模型运用，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好认识基本的经济规律;运用商品的价格决定公式等，能够使得一些难讲的、复杂的教学内容简单化;运用“生产价格――价值”转型问题的相关模型，有助于将语言表达模糊的教学内容精确化，并激发学生的深入思考等等。基于这些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完成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化构建。
具体而言，将理论研究中的商品价值量决定模型、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变化关系模型、资本有机构成与人口相对过剩规律模型、资本周转模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模型、简单再生产实现模型、扩大再生产实现模型、价格价值关系模型等内容融入政治经济学教学，建立起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数理模型构架。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问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问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0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C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权合在一起，以张维达、逢锦聚、程恩富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案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问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问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