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考虑，民主理论方面的学者将民主界定为是公民能够参与实际的治理过程、并且对制度进行自由的安排。某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这样的认为：“所谓的民主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本身存在的管理体制，并且在这种体制下，每一位成员从根本上都能够间接或者直接地参与到实际的过程汇总，或者是可以对全体成员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社会日常的政治生活过程中所需要的一项管理体制，同时也就是当社会进行政治公共的决策或者平等的参与、共同的负责，对包含宪法及政府的行为、法制的系统、公共的政治策略等等。所包含的社会政治问题平等的探讨、平等的参与、共同的负责、共同的决策，其形成社会政治生活范畴内最广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系统。平等参与形成社会政治民主的核心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平等本质为一人一个号的权利分配、匹配方面的形式，将每一位公民平等的对待，并且对每一位公民本身具有的权利或者是每一位公民本身应该承担个人、社会义务所提出的最为基础的要求。所以，就目前的政治平等和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级理念是不能并存的，也和只重视个人自我权利或者是社会道义背道而驰。从这里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中所要求的民主政治、经济平等所强调的政治平等具有等同的价值本质，即公平正义，也就是公平分配与分享权利与义务。
一、自由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强调的内容便是进入到商场当中并且切实地参与到市场每一项活动中的个体组成部分。都必须建立并且具有一套独立并且自由的资格。因此，所谓的只有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对所有的经济行为的行为发起者的资格所提出的要求，还是内在经济要求中的价值意义。虽然市场经济要求的或者是为人们所带来的自由，重点是人身的、经济主体性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政治自由以及道德自由最基础的部分便是每一个主体本身的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观点看来，所谓的经济解放实际上就是社会解放以及政治解放的基本前提。如果有人这样人认为：成员的广泛参加便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意义，那么所谓的参与能力的体现，便是公民本身只有选择权利的发挥。那么对于人生只有以及独立而言，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就是民主政治以及主体自身具备了统一的价值以及等值的意义。并且在上述的两者之间对于价值或者利益的取向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可以相互间进行融合。而所谓的差异实际上是对人生的只有以及独立内在的一种更追求，是与民主政治具有相同的意义以及价值，并且就利益以及价值的取向这方面，存在有一定的共性以及相融性。在市场经济中，差异所体现的人身自由，并不是在民主政治的范畴内所承认的主体人身自由那样全面或者是彻底。也许民主政治以及市场经济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共同特点，比如多元、开放，或者竞争、法制等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平等为两者共存的价值相关理念。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正相关性
市场经济推动并影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也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这种正相关的关系是两者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
（一）市场经济推动民主的政治发展
首先，市场经济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有等价交换的基本特点，要确定人与人平等的关系：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但是价值规律主张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应该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确保交换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等价交换。但是经济活动实现平等，就要求政治上平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特点，需要建立在管理上的民主机制；市场经济开放性的特点，要求政治生活要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其次，市场经济是为民主政治提供物质的条件及客观的基础。大量的发展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较，市场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是相匹配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主体盈利能力与竞争压力形成机制，其需要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下调整并完善自我，使整个社会经济充分发挥活力，推动社会经济来实现新超越。如此，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了居民的整体收入，提升了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具有物质生活条件，并接受好的教育，具有开展民主政治活动的相关能力，并利用空闲时间来开展民主政治方面活动。外国相关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能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进程，如美国著名学者罗恩指出的“发达的经济生活使人们拥有自己的财富，享受更高等的教育，从而获得了更大生活空间和选择自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公民生活的操纵和管理”。这里的经济高水平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前提，然而，经济上的富足并不一定实现民主，只是民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
民主政治为市场经济存在以及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民主政治以后，其建设的相关成果，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反作用，也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首先，民主政治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形式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内，特定政治形态也为经济提供了政治环境。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主体应具备平等的地位，因经济主体在地位上实现了平等，才有机会实现公平竞争，切实发挥市场的经济效率。政治民主化既肯定了个体平等的政治权利，也确认了个体平等的政治地位。所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民主为经济民主在政治层面的反映。经济内民主是将各相关的主体放置在平等地位，反对或是否定具有经济特权的市场主体。政治民主不同于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也是经济民主在政治范围中的对立。其次，政治民主能限制偏狭经济理性，进而确立市场经济的秩序。经济理性具有个人性和自立性。经济理性是指市场主体对自身来讲效能实现最大。经济理性所指的是市场主体做出经济行为中本身的内部动力，但是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然而需限制市场主体经济的理。如果对其不进行限制的话，就会出现市场主体经济理性的极端化，采用优胜劣汰法则的市场就会变成弱肉强食的场所。政治民主是政治理性发展的产物，但政治理性也是社会理性的一种。针对只有个人性以及自立性的经济理性来讲，社会理性中的政治理性是补偏救弊之方。政治理性强调政治的民主，在生活中实现以后，就能整合私人利益，克服经济理性本身的偏狭性。
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负相关性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除了正相关关系之外,还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二者无论从价值目标、运作的基本原则还是权益的分配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根本差异，所以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异质排斥的一面。
（一）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消极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并破坏民主政治社会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情况下，市场交换的主体实现形式的平等，市场交换确立人和人间具有相等的权利力，并且在权利的形式过程中，拥有绝对的只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市场的确定方面，其实也是建立在个人独自拥有的财产（产权）的基础之上，而公民的财产权利并不具有绝对的相等性，并且与市场进行交换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实力存在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异性存在，导致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成员在进行财产权的分配过程中并没有绝对的公平。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从本质上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平等，最终导致社会上产生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从一方面而言，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永远只是掌握在极少一部分人的手中，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每一位劳动者除了自己本身所拥有的劳动力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再者，从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上而言，处于上层社会的，只有社会的精英人员，而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员却开始被社会有意识无意识的淡忘。而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民本身就具有的政治参与权利，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平等以后，才能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就目前社会实际情况看来，在民主形式方面的表现实情是对公民本身的参政权利进行有力的保障，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所谓的民主其实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来自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制约。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参政权利以及愿望的实现，往往要求公民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资源给予的支持。就政治竞选而言，就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作为整个活动的支撑，而在经济上所存在的不平等的根本后果就是导致政治权利使用以及存在的不平等。因此，经济不平等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导致的。这使得公民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并不能有效地对政治生活平等的地位进行保障。而那极小的一部分掌握着社会最多财富的精英人士却处在了社会以及政治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个优势地位直接控制着大众人的思想以及意志，从某一种意义上而言，与社会民主原则是相互偏离的，其本质就不能称之为民主。因此，从上述的这种意义上来讲，起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私有制度以下的市场经济对于民主的政治产生的促进作用毕竟有限，从长时间来看，对于民主政治以及高层形态的形成是完全不利的。
（二）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有潜在危害
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存在潜在性危害，这在国外民主中很常见。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伤害的原因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原则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强调私有财产不允许侵犯，反对任何形式下的经济平等主义及政府对个人经济自由上进行的干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等相关问题，需要从微观经济主体加以来决定，并且决策权力和所获得资金量是成正比的关系。但是民主政治赋予每一公民平等政治权利。资本主义社会上富裕的是少数上层阶级，中间层以及较为贫困的下层占数量多。从本身利益开展理性思考发现，占有大多数的群体会让政府干预市场，来获得法律以及相关政策。在选举的压力下，国外政治家为赢得大选或实现连任，需要提出能够获得选民支持的政策。国外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的急功近利之心，采取相关措施刺激经济，虽然采取这样的措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其符合民意，经济政策也被政治化。所以，政府采取的措施转为短期行为。最后将会降低经济效率，从而损害社会经济利益。因为选民有限理性，和民意相符的决定难免有时候并不是最佳的决定。例如过度收入再分配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带来妨碍激励机制所起的作用，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政府管制可能就会扭曲市场信号，给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四、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是具体的、历史的
（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概念有相对性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只是相对概念。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不会是单一模式，其内容受制于历史、文化等。人们会参照本身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来选择、改造以及重构其认可的更为科学的市场经济类型以及民主政治类型，并形成其经济生活与政治民主传统。在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有很多市场经济模式及民主政治模式。例如完全竞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市场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等。民主政治模式也存在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民主政治模式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提出的“平民主义民主”、“多元民主”和“新多元民主”、“麦迪逊式民主”主张，已经能证实上面谈到的这一点。
（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相关性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途所系。农村妇女不仅对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政治参与、政治素养是在评定农村妇女素质发展情况中的核心素质。在二元经济体制迅速发展，人口流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素养的高低，可以从侧面折射农村人口素质的整体状况。
关键词二元经济体制农村妇女政治参与
陕西省神木县地处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所谓“煤三角”地带，是部级化工能源的重要战略基地，开创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共赢的民营所有制格局。而在这种新型的经济格局下，大量男性劳动力涌向煤矿行业，导致大量妇女处于“留守”状态，面临着经济压力、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心理空虚等多方面的困扰。因此，本次调研选取神木县附近农村进行问卷发放以及走访调查，进而对于新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一、神木县新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现状
1、对于政治认识多停留在具象化阶段，缺乏系统化认识
在本次研究中所探讨的政治具象化认识指的是对于国歌、国旗，党旗等政治象征物的认识。而政治系统化认知是指对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问题等深层次的认识，我们在神木县的调查所得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由于某些政治象征、政治符号，由于可以借助生动形象的方式来传播，并且由于出现次数较多，所以比较被农村妇女所熟识。而比较系统化的政治知识、权利系统的运行方式，则不被群众所熟知。
2、非理性化的政治表达比例较大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调查了神木县农村妇女的政治诉求表达形式，问卷中提供了“上访有关部门”、找村民主持公道、向村委会反映情况、向媒体反映、抗议示威等几种途径以供选择，仅有25％的农村妇女选择了合理的政治诉求方式。政治参与渠道是承载农村妇女表达政治诉求的平台，而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表达情况并不乐观，甚至在填写问卷的过程中，有些妇女不知道“上访”一词的含义。造成妇女表达政治诉求方式不畅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权利机关运行以及维护自己权利的无知。还有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在我国部分农村的政治机构中对于公民的政治反映存在冷漠现象，或者存在不作为或者慢作为的问题，导致民众对其的信心缺失。
3、新农村妇女中存在大范围的政治冷漠现象且政治参与功利性强
“政治冷漠”指的是一种对于政治生活不感兴趣，缺乏参与热情的消极的政治心理状态。①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明显感受到神木县的农村妇女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当我们发放问卷时，会特意提到是一份与政治内容有关的问卷，多数妇女会用许多不相干理由来推脱，而我们同行的小组在进行与消费有关的调查时，则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来观察，可以得到更加明显的结论，见表2。
调查中有一道问答题，调查农村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其中，大多数妇女的回答是“解决自身问题”或者“能从中获得好处”，甚至还有“获得利益”这样的认识。可见，农村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政治活动的初衷。
二、新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原因
1、二元经济体制所引发的农村妇女心理变化
随着二元经济体制的发展，农村的男性劳动力开始向城镇流动，妇女成为了农村的主要力量，即所谓留守妇女。
留守妇女在客观上面临着农村物质条件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状况，在主观上面临着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的压力，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面临着考验。在生理上，她们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在心理上，她们肩负着赡养老人、教育子女的义务；丈夫长期离家同时也会导致其婚姻质量的下降。以上两方面只是留守妇女心理问题的冰山一角，农村留守妇女在各种压力下，心理健康情况也受到很大影响。
同时，很多农村妇女无暇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时间来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相关政治信息，更不要说各种政治参与。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被满足，在物质、精神生活上存在了一定的安全感缺失因素，也催生了农村妇女参与有关活动时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即上文中所述的功利性。
2、性别平等意识没有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就是指政府在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性别的存在。②在我国农村的权利机构中存在着很严重的职务性别化的现象，即职务不是根据个人能力和工作业绩来分配，而是受到生理性别的支配。而“社会性别”的桎梏更制约了妇女在权力机构中能力的发挥，甚至会给民众产生女性职务仅仅是“走程序”、“做样子”；女性无法承担经济政治建设的重任，仅仅能够处理文艺、卫生方面事务的错误认识。而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一些女性也对职务性别化产生了默认的态度，自身能力优异，却因缺乏勇气，放弃竞争某些职位的机会，导致在整体政府权利行驶的过程中女性角色的淡化。
3、大众媒体的影响
21世纪，大众媒体对于人的观念、行为有着较大的影响。在对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上尤其明显，并且某些大众媒体在信息输出上的疏忽直接导致了许多新农村女性政治参与上的许多不良现状。
（1）在主流政治经济新闻报道中，男性出现的比例多于女性。冯媛曾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一文中，了其对于我国八家主流报纸的统计结果。统计显示，男性政治经济新闻人物在出现频率、被引用频度、被拍摄频度方面都远远多于女性。③在有言论被引述的新闻人物中，男性占91％，女性言论仅仅占了9％；男性新闻人物中的职业身份较重要者，如政治领导人，企业团体负责人等占男性新闻人物的70％。
（2）在娱乐等方面的信息中,对于女性的定位存在误导。在小说、娱乐新闻，甚至是电视剧中，经常不注重女性自主意识的表达。女性，代表着胆小、柔弱和感性，经常被塑造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进一步加深了传统思想影响下女性形象的定位。而且，现代传媒还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各种类型的美女形象从而把女性向物化、商业化的方向塑造。有调查统计表明，我国发行量较大的、受众反映较好的杂志，差不多每期都用外表青春靓丽的女性做封面的有20余种。而且，这些形象与妇女的工作、生活、学习毫无关系，所注重的仅仅是美丽的外表。同时，各种“环球小姐比赛”等选美活动无不受到了大众传媒的追捧。在引导女性追求美貌的同时将女性置于了客体位置，不过多地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从而缺乏对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信心。
4、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
受“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各种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妇女对于政治参与有着本能的恐惧，她们对于政治权利的渴望与幻想，不仅得不到整体社会舆论氛围的理解和认同，反而有可能受到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性别义务所带来的干扰。这使得女性在思想上对于政治参与有一定的抵触和排斥心理，她们认为参与政治的能力属于男人，即便是自己有能力，也不会去参加。另外，农村妇女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一直被忽视，对于妇女在人口再生产中的基本贡献与精神文化价值，我们的媒体舆论并没有给予赞扬与必要的肯定。相反，认为这是妇女与生俱来被赋予的义务，从而提升了妇女在生育方面的被期望值，同时也造成了妇女在生育方面受到的不公正事件增多，从而压抑其政治参与的愿望。
三、对新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现状的对策
1、以女权主义为引导，对妇女进行思想转化
女性主义，又称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其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注重性别政治，权力关系。在西方，女权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十分成熟，推动了全球妇女解放的进程，也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权利保障。例如，女权主义在西方政治方面，将公民权利进行了大范围扩展，为西方妇女赢得了投票权，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单独抚养子女的权利等等。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女权主义也通过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实践阶段，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揭开了妇女解放的新篇章。这说明女权主义在我国有十分良好的基础。如果女权主义能在中国农村有大范围的宣传与普及，并且在宣传中将其向政治参与的方向引导，必定会激发妇女参与政治，体现自身政治价值的信心，也必定会成为新农村妇女投身政治问题的理论、信心与动力来源。
2、针对二元经济的特点对新农村妇女进行政治普及
由于农村妇女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不高、政治知识匮乏、政治敏感度低的情况，而且有很多农村正妇女处于留守状态，所以，政府的相关部门应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特点进行调整。在农村处于农忙之际，政府可以帮助留守家庭劳作，缓解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在农村处于非农忙之际，可以开展农村妇女的政治知识的培训与学习，并且在培训中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加生动并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生硬的说教变成一项妇女真正喜欢、感兴趣并能从中获益的活动，对学习政治知识表现优异，并勇于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的妇女进行奖励，从而使之成为一种风尚。
参考文献
①梁飞琴，《村民自治中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D].福建师范大学，2005
②刘伯红，《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系列之一什么是社会性别主流化》[J].《中国妇运》，2005（7）
③冯媛，《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J]《.浙江学刊》，1998（2）
［关键词］法治政府;法治经济;法治思维方式
1建设法治政府完善法治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1.1部分公民法制意识薄弱、法律思维模式固化
随着公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公民法制意识越来越强。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群众法律意识与素养逐步提升，尤其是对与自身相关的法律与政策内容，群众的认知度更高。但是部分公民还是存在法律知识欠缺的问题，部分公民存在与行政执法人员搞好关系能够获取违法获利的投机心理，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法律宣传力度不够，不少公民不懂法。有些群众思维模式固化，这是法律与传统习惯情理的冲突矛盾表现，还需在立法中着重考虑现代法治与传统习惯情理间的过渡衔接问题。
1.2法律制度不健全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法制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有些新兴的经济事物、经济事件无法可依。法律规定行政文件不能与法律法规产生矛盾，但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文件时，不乏存在出台主观性文件与盲目发文等现象。法律在明确确定市场经济体制、规定市场经济规则、明确市场经济主题、化解市场经济矛盾等方面存在不明确、模糊、不能与时俱进的情况，不少新生经济事件无法可依。
1.3依法行政落实不到位
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执法不严与有法不依等问题，甚至存在权钱交易与以权压法等不良现象，有些群众的违法行为与行政执法人员言行举止不规范有关。执法工作与群众期盼目标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等尚未完全匹配，与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有差距。
2建设法治政府与完善法治经济发展对策
2.1建设法治政府
多次强调，各级政府建设必须严格在法治轨道并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进行，同时指明了法治政府建设方向，包括职能科学与权责法定及执法严明等具体发展要求。政府对执法领域出现的执法不严与有法不依等问题，甚至是权钱交易与以权压法等不良现象，应当加大惩戒力度，切实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2年)》政策号召下，在各部门的支持下，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相对理想。法治政府建设是系统性工程，在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群众期盼目标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等尚未完全匹配，还需加强实践经验，以及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新部署的落实，增强责任感与紧迫感的同时，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多措并举与协同推进。
2.1.1“三项制度”贯彻落实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要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各行政执法环节必须规范到位，包括行政执法公示与过程性记录，以及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这对于执法的创新改革与执法公正文明的加强有积极促进作用。在国务院与党中央部署的引领下，“三项制度”试点工作得到了有效落实，新的制度机制随之衍生，对执法人员的约束力度加大，要求其严格按照新的流程与标准执法，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的完整性与突破性。
2.1.2督察机制贯彻落实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开展全面性的督察，督察指标包括作风与成效及任务进度等方面。为确保督察实效性，还需对党政领导干部及各工作人员层次化的施加压力，明确各层领导的职责义务与工作人员的任务，以此形成责任闭环，积极营造各尽其责与守责尽责的行政氛围，进一步优化机制规范，以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贯彻执行政府职能，推进法定化的机构与职能及权限等，积极完善与落实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积极走公众参与及专家论证与风险评估等决策法定程序。在细化督察机制与明确责任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规定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强化督察工作的系统性与有效性，实现督察工作的激励带动与督察结果的问责倒逼等功用，因此应完善审查决策合法性机制与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责任倒查机制等。改革优化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司法与执法的整合机制。尤其是在关系群众利益的领域，加大对各类违法行为的依法惩处力度。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与执法责任等机制，落实纠错问责工作体制，加大行政权力的管控与约束力度。通过常态化的政务公开工作模式，包括执行公开、决策公开及结果公开等，实现政府职能贯彻落实。
2.1.3制定行政文件行政机关严格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去依法履行管理职能，从依法行政的要求入手分析，规定行政文件不能与法律法规产生矛盾。但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文件时，不乏存在出台主观性文件与盲目发文等现象。为确保国家政令民主与法制统一，应当加大对出台违规行政文件行为的管理约束力度。同时应当根据实际现象，加强《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内容的优化完善，在制度层面做出可操作性的规定，实现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执行等过程的监管，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增强政府公信力与向心力。［1］
2.1.4行政复议工作改革政府建设应当从内外采取多种措施统筹推进，尤其是在内部整改中，应当加强行政复议工作落实，实现政府行政职能有效发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行政复议比行政诉讼的程度简化，处理方式更加灵便，提高了申请人与行政机关的便利性。行政复议的法律效力是信访不能比拟的，更利于高效解决纠纷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紧抓行政复议工作改革这一发展机遇，在复议体制与程序等方面加强优化完善，在出发阶段与基层及行政机关内部化解矛盾，实现办案质量持续改进，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工作对政府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2］
2.2完善法治经济
为避免出现功利化与短期化等问题，应贯彻法治思维与方式，利用法治手段解决经济发展各种问题，并从人民期待与社会突出问题角度入手发挥法治导向作用。尤其是在立法方面，应当从贯彻宪法精神与整合人民意志等着力点完善法治经济，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主要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主。切实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与科学配置等作用，而不是从社会生活角度看待市场作用发挥。法治是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力，对社会与经济良性运行有积极引导作用。法治社会建设与依法治国推进是完善法治经济的重要前提。
2.2.1法治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国家经济运行模式逐步优化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但选择与落实哪种经济体制属于政治问题，应当通过法律与宪法方式解决。通过实践经验总结，逐步在法律宪法中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目标推进过程中还需逐步完善法律制度，确保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适用。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应当遵循明晰与保护产权，以及统一市场及公平竞争等原则导向，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完善。［3］
2.2.2法治提供市场经济规则法律调控市场经济中的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但市场经济的烦琐复杂性特征不能忽视，国家应当尽快完善约束与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完善法治经济，应当实现法治制衡权力在经济建设中的有效渗透。当权力处于制约失控状态时，难免会出现腐败问题。法治经济建设中的权力应执行与责任承担兼顾，拥有与行使权力，但不接受监督是不行的，这样会使执法者成为法律破坏者，以及公民成为破坏行为的受害者。当资本扩张的冲动与权力的欲望碰撞时，会逐步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垄断资本主义行为与思想逐步增强，直接迈入了党和人民反对的道路。说制度与法治是权力的笼子，是规避制度与体制缺陷、防范市场利益诱惑的关键，更是形成惩戒与防范腐败的重要基础保障。完善法治经济不能一蹴而就，应当积极完善与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制度，通过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间的相互促进保障及相辅相成，形成促进法治经济良性发展的格局。
2.2.3法治明确市场经济主体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多，而市场经济主体作为活力元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主体是指市场经济的实践者与参与者，有多元化等特征，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都需要从法律层面加强制度设计，确认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同时，逐步规范主体行为。
2.2.4法治化解市场经济纠纷市场经济发展涉及利益分配等问题，难免会出现纠纷冲突等现象，及时解决经济纠纷问题，才能确保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利益转化。法律作为一种司法手段，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应当切实发挥化解纠纷矛盾的作用，根据市场经济主体的纠纷情况，加强法律内容完善意义重大。
2.2.5法治保护经济成果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市场经济成果，法律应当加大对市场经济成果的保护力度，确保市场经济成果有效运用与高效转化，以此夯实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法治经济发展越发完善，对支持人们干事业，以及知识技术及资本等方面活力的迸发，越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契机才会涌现，创造途径也会逐步拓展。从法治保护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应当加大制裁违法者与保护合法者的力度，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中贯彻落实法治思维方式，以切实发挥法治在市场经济发展与成果转化的使命及作用。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完善，规范落实审判活动，培根说过:“不公正的审判，会产生超过十次犯罪的恶果，对法律起到了破坏作用，相当于水源受到了污染。”对此，在立法中应当积极探索适合公有制各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以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7参见郭道晖:《权威、权力还是权利》,《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
【前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逐步和国际接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实经济问题也逐渐浮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多次要求把现实经济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提倡学好政治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2014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第三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从和照搬方法论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界定。
一、经济学教育体系的西化”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教育体系严重被西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置上，诸多财经类高校热衷于西方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时少，并且有选修化趋势。在相关的课程安排方面，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科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有微观经济学（初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初中高级）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科目仅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开设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硕士阶段开设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部分高校将这类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作为选修课程设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传统，缺乏创新。很多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局限于资本论的讲述，在教学过程中照搬原物，没有对授课内容进行思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解变得枯燥和死板。长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预期形成对比，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学科具有抵触情绪，学习热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师试图作出改变，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国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经费的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导致政治经济教学成为教条主义。在招生方面，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硕士博士招生过程中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考试内容，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考察重点。部分高校将政治经济学学科纳入考试内容也出现如下特点：西方经济学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经济学，使得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西方经济学上。
从招生结果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专业录取分数平均低于西方经济学。另外，在课程的培养方案方面，尽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经济学科都从属于经济学，但绝大部分高校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培养方案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普遍高于政治经济学，这同样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国内重点院校在招聘过程中除了看重学术能力外，还关注学历背景。为了提高学校学术绩效，有些院校在招聘过程中直接贴着海归字眼，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学上面，认为海归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受到欢迎，同时海归掌握的计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获更大，因此造成了经济院校师资力量方面也逐渐海归化。
另外，在评职称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使得国内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盛行着计量拜物教”潮流。关于计量拜物教”潮流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对于的一项要求就是必须有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众多的研究学者都知道如没有计量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论文很难在一些权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这种权威期刊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期刊是不可能在该刊物上刊登的。现在经济学研究将分析工具重点放在计量上，主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差距较大，难以体现专业性。
二、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替代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清楚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基本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体现在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多方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将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一，经济学存在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都是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在经济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下，追求自身阶级利益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肯定经济学阶级性的存在。同时，阶级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本身，政治经济学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因此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较为片面、肤浅。这种阶级性说明了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中直接反映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发展，这种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这就注定了西方经济学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价值判断在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主要反映在经济学家、不同阶级等方面。经济学家针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同的阶级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也有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毫无疑问体现在西方经济学上，并且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学。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其中，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永恒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而并不是劳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制、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制的生产方式都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还体现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并且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还研究了现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它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关系，即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诸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狭隘，这就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终究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由于两者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也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上，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质——雇佣劳动制度的研究方面，并且揭示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它的研究不仅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还极力掩饰着资本主义灭亡的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能作为我国全部的经济制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因此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严重，因此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路径。
四、发展经济学教育体系新路径
1、从教学到科研，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必须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其中，针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应该有所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重点将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放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针对授课老师而言，除了要精读相关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外，还必须时刻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动态前沿，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知识，改变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使用授课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在高校经济学招生和相关考试中，应该加大政治经济学的考核力度。在科研方面，需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工具的弊端，如过分强调数字化，通过现实数据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而现实经济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受到人类行动影响的时候，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实的计量实证分析并不能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预测。期刊论文的发表应该增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鼓励政治经济学期刊论文的发表，且国家应该在科研经费上给予支持，鼓励教学人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从理论到实践，增加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被认为解释力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体系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脱离现实经济的现象，如照搬书本知识、用理论来埋没现实的教条主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完善教材和完善教学等方法来解决的。在教材内容上，重点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当代现实经济编写紧密的高水准专业教材，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在教学方面，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当代现实案例、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不断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努力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3、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关于政权的指导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样也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能孤立的看待。从科学的层面来说，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健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两者只有相互的借鉴融合，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并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解决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程，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新时代经济学研究学者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伟大使命。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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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7）.
[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是以渐进政治改革的方式来开辟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渐进政治改革，有利于降低政治改革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渐进政治改革的收益主要体现为：稳定与秩序、政治合法性与信仰、动力与活力、经济效率与效益。在坚持渐进改革方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民主化渐进政治改革成本收益
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以渐进政治改革的方式不断开拓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渐进政治改革之所以在中国发生，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道路，是因为这种改革方式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有利于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看具有一定合理性。经济分析是深刻认识我国渐进式民主道路的重要视角，基于此，笔者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我国渐进政治改革的合理性进行初步分析。
渐进政治改革的成本
政治改革的成本主要是一种变革成本。变革成本是为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所必须投入的物质和非物质消耗。物质消耗主要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非物质消耗主要指精神和政治投入，如社会成员的精神状况，社会生活的稳定程度等。政治改革既要消耗一定的物质成本，也要投入一定的政治成本。所以，和经济改革注重对物质成本的分析不同，政治改革更注重对政治成本的分析。一般而言，政治改革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一）设计成本
政治改革的设计成本，主要指规划设计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成本。因为政治改革是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安排代替旧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安排的过程，政治改革要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对新的政治活动方式和制度规则以及代替旧的政治活动方式和规则的过程进行规划和设计，由此就产生了设计成本。在我国由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过程中，要进行政治制度创新，设计出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政治规则和机制安排，制度设计和创新的成本是必须付出的。而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好处在于，政治改革不是一揽子进行、一步铺开、整体推进的，而是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的，其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典型试验和制度示范的作用，把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试验推广密切联系起来，甚至把制度试验作为制度设计和改进的一个必要环节。我国任何一项制度创新，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实践和推进，待取得成功后再全面铺开和实施。这样就可以节约制度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实行激进的政治变革，不问条件成熟不成熟，就把一项制度安排大规模地付诸实践，很容易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给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样，社会就会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
（二）实施成本
这是政治制度的规划设计完成后，在政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消耗。它主要包括：
1.改革旧制度的费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制的实施，必须在打破旧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安排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由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社会利益调整的过程，要改变社会的权力和财富分配状况。所有人都能受益而无人受损，即符合帕雷托改进标准的政治改革在理论上说的通，在政治改革的初期也是可能存在的，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政治改革总是会使一部分人增加利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利益受损者会依据其利益受损的程度反对改革，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要消除这种阻力就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制度变革成本。它包括对政治改革的反对者实行强制措施和引诱手段所花费的成本，也包括对改革受损者的利益补偿。
2.摩擦成本。摩擦成本是政治改革中由于新制度规则引入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由于政治改革涉及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些人得益，有些人受损，而受损者会对政治改革进行阻挠和对抗，引起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虽然制度改革者可以采取措施对此进行调节，但由此造成的利益和效率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大规模的激进政治变革，其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是惊人的。
3.随机成本。由于政治改革中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换句话说，由于政治改革者或政治领导层的有限理性的影响，政治改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险，产生政治改革的大量成本，这些成本都可以归结为随机成本。
我国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总体上看是有利于降低其实施成本的，下面笔者依据政治改革实施成本的几个不同部分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我国渐进政治改革有利于减少对旧制度的变革成本。激进的政治变革，往往强调新的政治制度和旧的政治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主张完全彻底快速地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安排，代之以全新的政治制度安排。我国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在对原有的政治体制的认识上，强调新的体制和旧体制的继承和连接关系，强调新体制对旧体制的代替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是逐步改变旧体制的过程。因此，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表现出双轨过渡的特点，既有旧体制的痕迹，也有新体制的特点，逐步消除旧体制的影响，扩大新体制的范围，缓慢而渐进地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保持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换一个角度看，我国的渐进政治改革作为一种增量改革，既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在尽可能地不损害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使人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俞可平，2005）同时，增量改革也保持了一部分原来的体制，其实质是尽量不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减少来自官僚集团的改革阻力，因而渐进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帕雷托改进性质。从根本和长远上说，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毫无疑问也会给少部分人，尤其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政治改革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阻力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减轻和消除官僚集团的阻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保留一部分原有体制和不触动官僚集团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发展起一种新的民主体制，用双轨过渡、增量先行的方式逐步推进政治改革，这样就不会引起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可以逐步消除政治变革的阻力，有利于降低制度改革成本。
其次，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也有利于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前面已经说过，摩擦成本是政治改革中由于消除旧制度规则、引入新制度规则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尽管政治改革形成一定的摩擦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同的改革方式下形成的摩擦成本是不同的。激进的政治改革会由于激化社会矛盾造成很大的摩擦成本，而渐进的政治改革则以和缓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使改革的摩擦成本最小化。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激进改革迅速但成本很高，渐进改革缓慢但成本较低。樊纲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渐进式改革的实施成本高于激进改革，但它的摩擦成本却低于激进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樊纲，2006）尽管有学者提出，“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这个结论可能并不一定符合实际。”（张宇，1997）但无论怎么说，渐进式政治改革还是有利于减少社会摩擦成本的。
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也有利于降低改革的随机成本。政治改革随机成本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由于人类理性和知识的局限性，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经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相反，在改革条件不成熟时，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预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历史灾难。因此，渐进政治改革实际为人们提供了学习和不断修正错误的机会，有利于获得准确的政治信息，引导政治改革向一个较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知识和信息储备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承认现存组织在长期运作中所掌握的信息价值，因而避免了信息和组织资源不必要的破坏和浪费，既降低了政治改革的政治成本和信息成本，也为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提供了基础，有利于降低随机成本。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一揽子整体变革则由于对原有组织和体制的彻底否定破坏了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储存，使人们的行为失去稳定的制度预期，不仅增加了改革的政治成本和信息成本，而且会因为信息不足、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政治改革的风险大增，造成巨大的随机成本（张宇，1997）。
总之，我国政治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这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何增科，2004）。改革过程是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分阶段分步骤，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这种改革方式和激进式改革相比，有利于减小改革的阻力，以较小的改革成本获得较大的社会收益。
渐进政治改革的收益
不同领域的改革，其收益要素是不同的。经济改革的收益主要是经济收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和经济改革不同的是，政治改革的收益既包括经济和物质收益，也包括政治收益，但主要是政治收益和社会收益。所以，笔者对政治改革的收益分析侧重于政治和社会收益，也兼顾经济收益。我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收益主要体现为：
（一）稳定与秩序
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的主要政治收益是使得社会在政治发展中保持了政治稳定，在社会政治稳定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发展。
一个社会有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是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获得，需要靠政治改革的推进来保障。但是，从某种程度讲，政治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稳定。政治改革既可能是政治稳定的促进因素，也可能是政治稳定的破坏因素，关键是政治改革的方式选择问题。激进的政治变革由于对现存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改变，而造成政治关系的失序；同时，也由于改革的迅速调整和快速推进，有可能造成社会政治混乱。比如，前苏联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的激烈政治变革不仅引发了国内局势的混乱，也加深了种族和地区矛盾，甚至引起了战争和冲突，这惨痛的历史一幕至今仍深深地印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渐进式政治变革，由于强调新旧体制的转换和协调，在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逐步打破旧的体制，因而采取了和缓的、和平的、化解矛盾的方式，既能实现成功的变革，也能实现成功的保守，不会对社会政治秩序造成根本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同时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促进了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
我国20多年的政治改革，走的是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从局部到整体，分步推进，逐步实施的渐进变革道路。这条道路给中国政治带来的最大收益就是没有破坏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初步成功，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政治合法性与信仰
中国渐进式政治改革道路，所取得的另外一项重要政治收益就是增强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使人民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
政治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马克思•韦伯在理想层次上提出了人类历史中存在的三种类型的合法性：传统合法性、个人魅力型合法性和法理型合法性，而现实中的政治合法性往往是三种类型的混合。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可以靠良好的政绩，如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的稳定等；也可以靠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如满足人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民利和政治自由；也可以靠政治符号、宣传教育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使人们树立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当今社会最理想制度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首先来自革命战争的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从革命的合法性转向建设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政绩成为党赢得人民支持、获得政治收益的基本手段。但政绩合法性也有其不足，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社会利益分化、或者产生贫富分化的条件下，很容易造成党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因此，党一方面要维持政绩合法性，另一方面要开发其他的合法性资源，尤其要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循序渐进，积极推进。渐进式政治改革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政治，逐步满足人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渐进式政治改革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逐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利益，人民就会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不仅党的政治合法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提升，无形中也增进了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和信心。
（三）动力与活力
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政治和社会收益还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活力，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乏力，往往根源于人性的压抑和制度的束缚。人类不可以没有制度，没有制度的人类社会可能会陷入冲突而瓦解。但制度作为对人类生活的规范，是通过激励或惩治手段实现对人类发展的引导、控制的。好的制度会因为对人的正确引导和激励而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而不好的制度则压制人类创新精神，使社会死气沉沉，缺乏生机与活力。好的制度应该能够控制和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发扬和激励人性中“善”的一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活而有序，活而不乱。任何健康的社会，都必须有一套既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潜能发挥，又能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制度和机制。人类创造了这样的机制和形式：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使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激发人民政治热情和创造精神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是最能激发群众建设热情和创造活力的理想方式。通过渐进政治改革，一方面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秩序，另一方面逐步扩大民主自由程度，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利，使人民真正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利。这样，人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将会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的动力源泉将会充分涌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我国渐进政治改革中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成就，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已经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也充分证明了政治改革的巨大政治效益。
（四）效率与效益
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效益，也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本来就是适应经济改革的发展要求而不断推进的，因此属于一种适应性改革。众所周知，我国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适应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逐步改革传统政治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成为我国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对政治改革的这种适应性特点，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因此，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上，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就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像邓小平提出的，“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从邓小平的这个论断也可以看出，我国政治改革基本上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是围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进行的，是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改革。
那么，我国渐进的适应性政治改革，实际上成为经济改革深入推进的基本动力和保障，也间接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为政治改革虽然不能直接对经济建设产生影响，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是能够通过对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体现出来，也能够通过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体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每年保持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大幅度提高。以2008年为例，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增长9%，财政收入达到6.13万亿，比2008年增长19.5%；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是经济改革自身的因素，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贡献。
结论
总之，渐进政治改革有利于降低和规避政治风险，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符合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首选方式。尽管渐进政治改革也具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存在延长政治改革时滞、积累政治矛盾的风险。但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认真解决政治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的渐进政治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明显成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能够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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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权力资本化/路径/控制
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存在形态，不是政治特权谋求经济权力的单一层面，而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的混合产物，它充分体现着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经济权力向政治领域相互渗透的内在要求。从政府的公共性和资本的外部性来看，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存在着内在矛盾，但研究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是必然要结合的而且能结合得相当默契，这就使得政府的政治权力具有资本的经济特征，资本的经济权力具有政府权力的政治特征。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中的权力形态出现了权力市场化、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异化趋势，而权力资本化是权力异化形态存在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目标形态。
一、传统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的释放形态
“权力资本化”指的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政府公共权力，以及通过资本的经济活动来获取政治特权的方式，来谋取个人或集团的非正当的额外利益或垄断利益的行为。判断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是否资本化，应当看是否满足了三个条件要素。一是社会形态是否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二是政府是否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对社会资源具有强制性支配力；三是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是否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
在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直接占有公共财产，垄断经济资源，从具体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实行全面干预，不存在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交易过程。而即使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并不具备权力资本化的另两个条件要素，因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并无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的客观路径。在传统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和释放形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单一层面异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利用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高度集权方式，采用行政性、指令性的手段整合社会，垄断和支配社会资源，控制私营资本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由于没有私营资本主体的存在，自然就不存在政府政治权力与资本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的客观可能性。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拉关系、走后门”，凭借亲朋好友、政府官员的人情关系和人事关系，在安排工作、分配住房、提职调动、入党升学等方面行使特权，并不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和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客观基础，并且权力拥有者所得利益还相当有限。这种权力异化并不能称之为权力资本化，但其却为以后的权力资本化的形成提供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转型期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依赖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逐步转变。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混合发展，社会生活将发生更大更快的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将更加明显，经济因素在社会关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由凸显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秩序的政治一元化社会转为经济因素在社会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经二元化社会。反映到政治层和管理层，就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和权力场中所拥有的控制力也将越来越大，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色彩也将会越来越浓。当前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结构趋于资本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基层公选制的推行。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前我国较基层部门领导人或部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通过公选产生。参选人范围很广，但在目前，最终中选的人除符合一般的条件外，还附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权力基础或资本实力。中选人在参选时更多的宣称代表公众利益，总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本钱或资本实力，予以选民一定的现利或期利，获取选民的选票。而选民为了获得参选人的利益承诺，极有可能把手中的民主权利和选票当作商品出卖，因而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参选人，中选的机会更大。而事实上这类中选的人不过是想通过选举获得个一官半职的，捞点政治资本，而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中选者很有可能背弃曾经的许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经营并扩大资本实力。
二是民营资本的渗透。这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资本的经济权力渗入政府政治权力场并利用政治权力场谋取经济权力的突出表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进民营资本，给予民营企业许多优惠政策。一些名望较高、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为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经营关系网、铺平道路，使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更好的结合，也都竞相入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等。于是，许多民营企业家们总是利用的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有的关系，明着许以现利或期利（如承诺搞项目投资、地区投资、家乡投资，带动项目事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家乡经济发展，贡献某项事业、某个地区或家乡等）正经参选也好，还是暗着动用各种关系贿选也罢，总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当顺利入选后，这些民企家们的头衔会立刻变为“某某委员、某某长、某某企业家”，相当响亮，相当有分量，堂而皇之的跻身政治权力场。同样的，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这些“委员们”一旦当选，也总会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职，利用自己在权力场的关系网，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谋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资本经济实力。一些民企家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使得权力结构体系中，资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结构体系除具备某些原有的体系色彩和特征外，还将具有资本权力化、权力阶层化等新的特征。
三是企业改革的管理层收购。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此时完全服从国家的政治目标，企业领导者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国家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革已经深入到产权改革深水域，一些地方政府为谋求区域经济利益，通过管理层收购方式变卖、贱买国有企业，一夜间造就了众多合法的私有企业家。其中大多私有企业家的资本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商业经营积累起来的，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权优势，掌控资源优势，制定收购规则，主导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使获得的财产合法化并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廉价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对国家财产的合法占有（当前我国法律还未能明确管理层的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企业经产权改制后，其归属由原来的国家或集体所有，转为管理者的私人或小集团实际占有，必然要发生与原先国家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价值趋向。企业由国有或集体所有转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企业私有者由既是企业管理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转为只是单一的企业管理者，但是企业私有者同时收购的不仅有获得的廉价企业资源，同时还有随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企业私有者为谋求企业利益，总会利用其自身原有的政治资源和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甚至利用政府官员通过设置障碍性壁垒限制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和竞争，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形成行业竞争优势，攫取行业垄断利润，达到企业资本的价值增值最大化。
四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寻租。这既是政府政治权力异化的路径，又是资本的经济权力谋求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和终极路径。权力寻租的主体是具备支配政府资源绝对权威的政府机构或其机构中的某个具体官员，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权利主体要实现权力资本化就必须还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以及政府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这两个条件。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完善并不断发展，政府着力并不断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不仅允许而且不断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使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扩张。同时，又由于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太合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资本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合在这一历史发展和经济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府中掌握着干预经济行为权力的官员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在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政府权力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政治分配，实施市场进入限制造成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而资本的经济权力为了增大获取这种稀缺机会的机率，必然要对政府的政治权力进行渗透，进而利用用资本的经济权力换来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如此，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一拍即合，各谋所求。政府的政治权力制造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导致权力异化、滋生腐败。在转型期，从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以及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程序腐败，直至买官卖官，无不显示着政府的政治权力寻租行为的抬升势头。政府的政治权力的寻租行为必然会强化政治权力结构资本化的色彩，并为资本的经济权力攫取政治特权提供更多的制度路径。
三、权力资本化的诱发性因素及其外部性效应
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权力资本化的现象。权力资本化的存在有其社会发展背景、制度基础和体制空间，具体来说，我国转型期权力资本化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转轨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政府职能不明确、市场行为不规范以及权力监督的微弱和制衡的无力等诸多因素混合的产物。
1、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性，这是权力资本化最根本的制度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并获取高效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政治权力往往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并决定政治权力的运行，但各种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由一定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力就是对资源的控制力，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政治权力主体总是根据其总体发展目标函数决定资源配置，利用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支配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因此，政治权力主体为达到谋取经济权力、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运行目的，总是利用体制缺陷和机制不完善，通过直接占有或支配公共财产的机会获取额外利润，尤其是在垄断领域，政治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力主体联合通过控制要素供给、限制市场准入、设定市场游戏规则等方式，设置垄断特权垄断市场机会，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待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后作出的重要决策。任何社会的政治制度都要经历一个不断改革、逐步完善的过程。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都实行过各种各样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它从确立到完善必然也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同时这种根本政治制度又需要各项具体制度即一定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政治体制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反之，就会受到影响甚至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必须兴利除弊，加以改革。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在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加以科学区分的基础上，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指也，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决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下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党的十五大强调要继续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民展，阻碍现代化的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国在家村经济体制改革时，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设立乡政权；在企业改革时，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等等，都证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必要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应该同时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发展民主、加强法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等任务比以往更为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一切，迫切要求我们下大力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以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
第一，健全民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贪污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侨务政策。进一步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逐步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时，要扩大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坚决防止和纠正基层一些地方压制民主、强迫命令等错误行为。
第二，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要依法行政，衽热潮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要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审叛制度和检察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还要加强执法司法队伍建设，扎扎实实搞好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工作，培养一支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无私奉献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第三，推进机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政治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民展社会中介组织。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识大体、顾大局、严守政务纪律，服从改革需要，同心协力，保证机构改革的顺利实施。
第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年7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年11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年7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一体化；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近年来，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已崭露头角。本文拟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一、一体化研究的传统方法
对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始于政治学家，因而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最初的传统方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实践，经济学方法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冷战后，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政治学方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1.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政治学家是最早系统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总是基于国家这一基本行为主体。其次，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体化的动因上面。第三，在国家间关系上，强调相对于其它关系而言的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间的安全与政治问题为“高级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为“低级政治”，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总是受高级政治支配的。
传统政治学方法对一体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学者在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假定上。
第一，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过程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第二，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的暂时受损可以接受。第三，一体化的动因源于政治家的参与和决断。
2.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在一体化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后来者。但是却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表象上成为主导趋势的条件下，研究热度迅速密集起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方法和理论。
概括地讲，经济学在研究一体化问题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经济学关于一体化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明显静态分析的特征。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
在对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研究的过程中，一体化经济学家既肯定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强调结成经济同盟对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的重要性。
在对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区（即货币流通的区域）不应仅根据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而应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特征和需要。这种最佳货币区理论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高度一体的共同市场。
上述这些经济学关于一体化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动因就是追求经济福利和繁荣，其方式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市场。这种研究将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分割开，特别是将一体化的终极政治目标忽略掉了。
一体化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从各自侧重的某个方面，揭示和探讨了一体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现实的区域一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其缺陷在于突出了一体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没有能够对一体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一种新的对一体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
二、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之一，同时也成为研究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视角。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与市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其着眼点就在于强调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欧盟（EU）作为比较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研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首先，从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互动，即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共同体化，又是一种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体现的是一种欧洲区域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次，从全球范围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欧洲联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从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确立一体化条件的模式。（1）把一体化视为价值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平均制，即各个价值得以集成一体是因为各行为者具有相互吻合的利益；一种是等级制，即首先通过挑选等级最高的价值来解决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对价值的一体化作出安排。（2）把一体化视为行为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诸行为者之间在等级﹑人口组成﹑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贯穿一体化的过程；一种是相互依存方式，即诸行为者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过程。（3）把一体化视为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制式，一种是忠诚制式，即某一单位得到其组成部分的支持，形成一种输入，其中包括遵从行为或从各部分向整体调拨资源；一种是分配制式，即某一单位的各组成部分向其提供输入，包括国家为个人确立一种民族特性，确保个人安全，并带来市场交流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福利。上述模式中体现的条件仍然反映了国家的不可逾越性。
在承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把一体化视为使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体制化。据此，一体化的内涵应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确立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规则、章程和程序来指导各自的行动；（2）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和磋商制度、协调程序等一整套机制，以便权威地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回顾欧盟历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机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集团内部的国际协调的政策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组织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确立及其逐步充实和完善，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完备化，它的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它的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共同调节领域的扩大是衡量它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展示了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表现。
2.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对一体化的研究作如下理论假定。
（1）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特定状态。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聚合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或结果和状态。因此，一体化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趋势。即在某一区域、某一集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重新分化、组合、聚合为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或发展趋势。第二，一体化是一种状态和结果，即在国际行为主体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状态和结果。
事实上，观察一体化有各种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一体化滥觞于二战之后，最初从经济一体化开始，逐渐向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渗透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作为一个发展事物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纯粹将一体化看作一个过程也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因此将一体化既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看成是某种特定的状态最为恰当。
（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一体化所涉及的实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合并，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第一是的让渡性。作为一体化组织，必须是一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联合，而且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管理机构，国家加入其中必须让渡一定的，各成员国让渡的是大致相当的，并以此作为一体化机构的权力资源。第二是自愿性。加入一体化是出自各成员国的自愿而非强制。各国根据对加入一体化后所获得的利益的评判取舍，自愿加入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保留随时收回让渡的权力和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权力。第三是平等性。作为一体化的成员，从理论上和法理上说，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各国所做出的让渡在程度上是大致相等的，各国共同享有共同体内部经各国让渡的基本权利并平等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的让渡是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虽然一体化的形式各异，结合程度有松有紧，共同目标有高有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体化的组织机构集成了成员国的某一部分权力，在“超国家”的地位上对成员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管辖或协调。此特征和其它两个特征一起保证了一体化和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的区别。这都是从的角度去考虑一体化的特征的。
（3）一体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认为是利益的作用。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一体化展开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基本统一，即各行为体的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二是利益的总体保障，即加入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必须大于诸行为体各自为政所能获得的利益。
可以认为，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各国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期待，这是一体化形成的主观基础；第二，具有进行一体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即社会政治制度相容、经济水平发展相当、地缘及历史联系密切、民族文化和心理相近、对外政策目标大体一致等。这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4）一体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的，也涉及政治上、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同时，由于它涉及的是一种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形成具有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而是作为一种融合和让渡的过程，还表现出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间的融合或合并。这其间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国家间必要的法律安排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置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一体化中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表现明显，但并不等于说只存在政治一体化。从根本上说，一体化是一个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一体化需要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经济一体化需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经济一体化包含着政治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都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部分让渡。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例如没有让渡国家政治的意愿和措施，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一体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总之，当今世界一体化正处于迅速发展演进之中，它究竟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种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的一体化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部分领域或特定的区域，这种区域一体化形式与国际一体化的关系如何，需要继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需要继续拓宽视野，探赜索隐，综合运用多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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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
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强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第二选择。
1、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关系到
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总是有所进步。目前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切实做到制约和避免国企私有化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2、绝对权力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
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
、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我们认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扞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目标却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着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争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5、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全体,即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再开展游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6、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民主和法制体系。否则的话,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中肯定非常不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着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7、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开放自由,司法不能独立、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的,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没有的获利效果好的话,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8、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目前虽然因为台湾政府的分裂行为,使祖国统一事业困难重重,但去年大陆法和台湾连战和亲民党宋楚喻的大陆之行,又使祖国统一问题柳暗花明,前景光明。但是,虽然共产党、和亲民党三党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但是国、亲二党并非执政党,而且在如何统一统一问题上观点相差甚远,分歧严重: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国二制”,亲民党则提出“一中一宪”统一中国,而新上台的主席更是明确提出民主诉求。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明确承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统一。那么,很显然,如果2008年国、亲二当能够上台执政,真的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谈判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的谈判主题。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那么毫无疑问将对祖国统一事业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经济学家曾经指质朗咸平教授只会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近朗教授提出了以精英政府强行推行法制的治国方案。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精英政府从那里来?如何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精英政府?朗教授还提出近期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民主只能是长期推行法制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我们要问:没有民主,根本是司法都不可能独立,而且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肯定干涉司法公正,那里会有有效的法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民主和法制同行,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以民主原则来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推行法制;以法制来保证民主的有序和避免混乱,以法制来保证民主政府的权威和效率。
关键词：阿伦・德雷泽；政策选择；政治维度；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11－07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但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继成为独立学科，政治经济学这一母体学科便逐渐衰落，“政治经济学”一词也逐渐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然而，“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政治学的大部分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大部分是政治学”。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但是，真正使用这一概念并取得重大理论进展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当前，新政治经济学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成型，西方学者对其研究对象、范围、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作为当代杰出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之一，阿伦・德雷泽(AllanDrazen)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和《经济研究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尤其是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是第一本详细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阿伦・德雷泽厘清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探讨了隐藏在政策选择被后的政治问题，从而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二、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
阿伦・德雷泽认为，尽管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是最古老的经济学问题，但新政治经济学却是该学科中最新的领域之一，为了避免与过去意指经济学本身的“政治经济学”想混淆，必须明确“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
1、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阿伦・德雷泽认为，要定义新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因此，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最优利用的研究。政治学则是对权力和授权本身及其运用的研究，政治学关注的是集体选择机制，探讨权力如何获得并如何运用。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利用这一观点，运用到政策选择时，隐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接下来实施，这一决策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经导出，就会被无条件地接受，也将会得到贯彻实施。但实际上，在技术上决定采用何种政策的过程，与政治领域的政策决定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实际政策经常与最优政策截然不同。因为政策制定者不仅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且受到政治约束，即由于利益冲突以及面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集体决策时所受到的约束，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从对实际政策经常与最优政策截然不同的这一观察开始，它探讨这样的问题――政治约束将如何解释与最优政策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这些政策所意味的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阿伦・德雷泽认为，如果说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最优利用的研究，政治学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那么新政治经济学则是从决策的政治本质开始，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中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政策选择。因此，可以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安全地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个人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这也是“决策的政治性质”意指的内容。
2、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阿伦・德雷泽指出，如果没有对结果的不一致性偏好，就不会有集个人偏好为集体偏好的必要。同样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即利益不一致)，经济政策的选择将是社会计划者对代表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因此“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利益不一致性构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基础。这是因为，第一，在存在政治约束的地方，不一致性或利益冲突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解决这些冲突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第一点是清楚的，不一致性是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被理解为，如果没有不一致性，就没有研究的对象。而第二点则定义了新政治经济学。在存在市场的地方，不一致性也是必要的，但是通过市场与通过政治程序来处理利益的不一致性，其解决方法是不相同的。例如，通过市场解决的方式和通过对议员的疏通活动解决不一致性的方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相当不同的。差别有多大，取决于决定税收与转移支付的政治机制。不仅如此，还有不计其数的个人利益具有不一致性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用市场机制来决定结果，那么只能通过政治选择来决定结果。总之，利益不一致性对于任何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所有的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贴现因子，并且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差别，那么不管集体选择的机制是什么，社会变量与个人变量将会是同一的，政治问题就不会存在。
既然利益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新政治经济学而言，不一致性的类型有那些?在阿伦・德雷泽看来，有许多引起利益冲突的重要类型，但可以将它们归入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反映了参与者进入政治活动场所的不一致性，即参与者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导致这种不一致性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参与者也许对商品具有不同的口味，或者具有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参与者发现自己处在使他们喜欢不同的政策，而又难以用口味或禀赋来概括的境况中；或许是对世界如何运行，从而对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最好地实现既定目标看法不同。简而言之，个人在多个维度上具有不一致性，导致他们事前就喜欢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将这种不一致性称为事
前的不一致性。第二种类型反映了即使政治参与者具有同样的天赋和偏好，也还会存在利益和兴趣上的冲突。参与者也许对同一产品的价值评价相同，但如果产品是私人产品，对它的分配就存在着冲突；如果是公共产品，则提供该产品的成本的分配是由集体选择决定的。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分配的含义。因而，当一项政策确实或能够对分配产生影响时，具有自我利益的行为主体，就会在分配上发生冲突。这包括权力可能会向掌权者提供租金，而不管这些租金是金钱上的利益还是与掌权相联系的“虚荣上的租金”。区别于事前的不一致性，可以用事后不一致性来指这种类型的不一致性。
阿伦・德雷泽指出，事前不一致性和事后不一致性并非互相排斥的。例如，讨论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支出的重要性上也许会产生冲突，它反映了事前不一致性；而在谁应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上也可能存在冲突，这是事后不一致性。总之，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参与者事前或事后的不一致性对于分析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人们在应该实施哪项经济政策，或者是在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才会产生政治问题。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在回答了“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后，阿伦・德雷泽对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再分配、公共物品和经济增长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从而建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决策机制。在阿伦・德雷泽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做出集体选择的决策机制，因为如果缺乏对决策机制的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做出集体选择的不同方式，因此需要讨论决策机制的选择以及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制民主决策机制的运行方式：(1)决策机制的选择。决策机制的选择问题，经常被称为立宪问题。因为宪法包含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许多宪法的内容涉及政策的制定过程。换言之，宪法是关于决策机制选择的法律，不同的宪法体现了不同的集体选择规则，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结果。通常体现在宪法中的集体选择规则是共同决策或交叠决策。它允许不同的政府机构相互介入，因而相互之间可以潜在地设置工作障碍。它被理解为权力制衡，其目的是限制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以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但是由于政治过程涉及高昂的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因此，任何决策机制的选择都必须设计一套使政治决策得以进行的制度安排，否则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会使任何集体选择都不可能。(2)直接民主制。在这种形式的决策机制中，全体选民对政策直接投票。那么，第一，谁有权去投票?即投票权的规则是什么?第二，决定一项提案被提交投票表决的规则，即广义上的议程规则是什么?第三，提案被采纳的规则是什么?第四，在举行投票时，决定信息传播或告知的规则是什么?如果直接民主制中的这些规则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3)代议制民主。在代议制民主中，选民选择代表并由代表来选择政策。但是，选择政策的代表并不具有与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完全相同的政策偏好。在由代表所组成的议会中(或者是议会里的某一委员会)，可以说决策是直接的民主。因此，必须从两个阶段(对代表的选择以及代表对政策的选择)来考虑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将如何相互作用。也就是说，选民们选择代表，不仅基于代表在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基于第二阶段的决策如何影响代表的立场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代表们在第二阶段选择政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将会如何影响下次选举中选民的抉择。阿伦・德雷泽指出，直接民主制中所讨论的四项规则，在代议制民主决策的两个层次上都意义重大。此外，代议制民主决策分析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一是议会规模。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如果是两院制，如何在这两个议会实体之间分配权力)，以及议会中的投票规则，是否存在策略投票(即互投赞成票)。二是政党制度。当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时，议会构成的差别是惊人的。在“票数最多者当选”下，议会中较小政党的代表数会远低于选举作为一个整体时他们的力量，这表明在多党制下，政策从而经济结果会显著地不同。三是利益集团。在代议制民主中，决定政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捐款或支持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以通过对议会议员的游说而影响立法结果。
2、政策可信性。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民主决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潜在的时间不一致性，因为多数人的偏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那么，如何能够使政策制定者确实会执行他宣布的政策?换句话说，在可信性的意义上，如何使公众相信宣布的政策将被执行或坚持下去?阿伦・德雷泽分析了在时间不一致性的情况下，如何能使宣布的政策可信、会得到贯彻实施的制度安排：(1)法律。“法律(和更一般的制度)通过两种途径可以提高政策可信性：一是增加不遵守法律的成本；二是减少不遵守法律获得的利益”。(2)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一种习惯性的、预期的和自我实施的行为方式”。社会规范能够提高政策可信性的原因在于，人们遵守社会规范“是因为这样做显然是合算的，并且如果他们选择不遵守习惯，就会将自己逐出交往”。(3)授权。合理的授权能够提高政府政策制定者履行承诺的能力，因为在时间不一致性的世界里，事先对自然界或突发事件的每一种状态都具体化是不可能的，合理的授权通过赋予不同的政策制定者选择政策的自由度，不仅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的预期，而且为解决复杂的多样性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办法。(4)声誉。声誉被认为是预期个人采取的行动，在总是遵循同样政策的意义上，声誉和可预测性是一回事。理解声誉的一个较好办法是，把它理解为对政策制定者未来行动预期中的推测问题。更确切地说，个人形成有关政策制定者未被观察到的特征(即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和约束)的预期，声誉就是指对这些特征的一种信念。个人最终关心的是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而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是其特性的具体化，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行为的声誉。因为我们对将来行为的判断是基于过去观察到的行为，所以焦点在于过去观察到的行为，如何导致人们预期某一类型的未来行为，即帮助建立有关将来行动的声誉”。
3、选举与政策制定者的更替。选举与政策制定者的更替，或者说对决策者的内生和外生变量的研究，是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阿伦・德雷泽指出，尽管决策者可能喜欢永远执政，但是决策者通常都是经选举产生的，其任期有限，并且他也明白自己迟早会被另一个决策者所替代。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决策者继续执政(在选举中获胜)，亦或会被某个具有不同偏好的人取代呢(在选举中失败)?(1)选举与决策者的政绩。当政者(决策者)糟糕的政绩会受到选举失利的惩罚。因此选举有助于控制决策者的政绩。也就是说，如果在职者的政绩不
仅能够反映他的禀赋特征(诸如意识形态与胜任能力等)或某些外部事件的影响，而且还能反映他是否有机会主义的行为，那么，不能够留任的威胁就可起到限制机会主义的作用。(2)政治经济周期。选举的政治周期所导致的经济周期通常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它指的是选举之前任职者对经济的机会主义操纵。因为选举前的经济状况会明显地影响选民的选择，因此，在选举来临之前，当政者会通过政策选择刺激经济增长或提高社会福利，从而提高再次当选的概率。在工业化国家中，经济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短期加速现象更有可能发生在选举年份而不是其他年份”。(3)执政能力与投票前景。如果一个在职者在处理国内经济事务时表明自己执政能力水平较低，这就会导致其再次当选的概率较低。(4)竞选承诺。虽然政治家都具有违背承诺的动机，当选后违反竞选承诺的现象也是如此的普遍，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竞选承诺仍然对投票人有实质性的影响，一个信守竞选诺言的候选人再次当选的可能性较高。(5)多党制和选举日期的内生性。大多数民主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政府通常是由众多政党的某个联盟来组成，同时在很多民主国家中，选举日期是内生决定的，政府或立法机关有权力一个通知提前举行选举。多党制和选举日期的内生性是怎样影响选举结果的呢?在多党联盟体制下，小规模的、位于末端的政党往往在选举中具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力量，而内生的选举时间安排，则使当政者可以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召集选举，从而为赢得选举(继任)奠定基础。
4、再分配。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是新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因为进行再分配的利益冲突是明显的，机会主义者会利用政治机制来最大化他们的收入，因此，在大多数经济中，收入、财富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政治争论的主要领域。阿伦・德雷泽系统讨论了再分配政策的一系列问题：(1)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焦点是政治过程所引起的收入再分配的数量，而这取决于将个人偏好加总的政治机制选择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一个社会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选择必须考量以下几个因素：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2)非货币化再分配。所有具有分配性质的政府计划都可以称为非货币化再分配。非货币化再分配计划的政治决策之所以能够做出，是因为除了经济利益外，这些计划还提供了政治利益，政治决策的激励具有选票最大化的特征，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如议员)内心深处存在着相互利用的愿望。每个议员都代表一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想为自己争取一个项目，这时，一个议员就会向另一个议员说：“如果你支持我的项目，我就会支持你的项目。”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证明，这种“互投赞成票”的现象大量存在于政治决策中。(3)再分配的寻租行为。除了由特定的政策机制引致的再分配外，还需要考虑更一般的资源支出(以试图再分配资源)现象，即再分配的寻租行为。阿伦・德雷泽认为，有三种再分配的寻租行为：游说影响决策过程；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接近政治决策层；进入与退出受影响的活动。政治领域因再分配的寻租行为所形成的政府政策，在制造人为稀缺创造租金的同时，实现了以社会成本为代价对收入和财富的转移支付。(4)代际再分配。在每一个经济体内，实际上都存在着名目繁多的代际再分配计划。代际再分配的可行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代内投票者的不一致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利他性。如果没有利他主义，在一个多数裁定的投票体系(政治决策)中，代际再分配的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持续下去，但是利他主义并不足以使人们投票支持现收现付式的代际转移支付计划，代际再分配计划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正是年轻一代中具有的利益不一致性，部分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多数联盟的形成，从而使得代际再分配得以持续。(5)再分配与流动性。如果个人能够在社区之间流动，那么再分配政策将会把富人赶走。即使个人因政治经济因素可以被束缚在某个辖区，那些可以被转移的要素的流动性也会限制再分配的范围，例如，如果资本在各个辖区内是完全流动的，且构成财富的一个显著部分，那么对资本征税的威胁会诱使资本外逃，这会严重限制收入再分配的范围。
5、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经典主题，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它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1)公共物品理论是一种政府理论，政府的建立就在于提供公共物品。(2)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为利益冲突的不一致性提供了深刻见解。(3)当一种物品具有公共性质时，它可能提供不足、根本不提供或经过长期拖延后才得以提供。其中任何一种结果的产生都取决于对公共物品提供进行集体选择的机制。由此，公共物品问题直接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被定义为当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集体选择机制所产生结果的意义。而且，当认识到经济政策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时，那么公共物品问题不仅处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且遍布于整个领域之中。阿伦・德雷泽详细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决策：(1)政府供给。如果提供公共物品的负担(税收)要在个人之间公平分摊，那么某种形式的强制是必要的。由于政府被定义为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因此它就成为公共物品自然而然的提供者。问题是，个人有激励正确地显示其偏好吗?如果个人必须缴纳的税金数量同他们显示的需求正相关，个人就有激励隐瞒他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因此，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决策机制必须能够引出真实信息的显示。(2)搭便车和集体行动。如果个人能够在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成本不做出任何贡献的情况下受益，那么他当然有激励让他人承担为次类物品融资的负担，换言之，公共物品供给中，自利的个人因而会有搭便车的激励，尤其是公共物品不需由政府来提供，没有政府独有的强制方式，搭便车问题将难以解决。(3)自愿供给。当公共物品提供取决于自愿贡献时，在什么时候才会有集体行动?创立怎样一种机制才能确保集团成员对集体物品提供做出贡献呢?阿伦・德雷泽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为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是选择性激励理论。集团的某些成员通过给其他成员提供正的或负的选择性激励促进集体行动。二是副产品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原本为其他目的而建立的集团有时会合作以进行集体行动，这就是一种副产品。而且建立一个集团还可以创造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意识，从而使集体行动问题得到解决。三是合作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进行互动行为的当事人将会学会合作，因为人们意识到，不合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4)“俱乐部”公共物品。由于许多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也可能存在排他性，因此，一群人会发现，自愿组成一个联盟或俱乐部，并只向他们自己供给物品是最优的。布坎南被认为最先阐述了俱乐部公共物品理论。在基本的布坎南模型中，成员均享非纯粹公共物品且均
摊其联合成本。当一个新成员加人时，向老成员供给的公共物品的平均成本会降低，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如此，因此，俱乐部的规模会扩张，直到人员拥挤。拥挤带来的负效用相对于私人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俱乐部的最优规模就越小。提供公共物品的固定成本越大，俱乐部的最优规模也就越大，因为固定成本可以在更多的成员之间来分摊。
6、政策变革。有利于社会的政策变革得不到实行，或者经过长期的拖延才开始实行，或者经过反复不懈的努力之后才得以持续说明，在实践证明应该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人们还必须考虑政治上的约束才能理解政策变革未能付诸实施、持续或是经过长期拖延后才得以实施的原因。因此，在探讨政策变革失败的非政治原因的基础上，阿伦・德雷泽分析了政策变革(不采纳、拖延或逆转)未付诸实施的政治因素。导致政策变革失败的非政治原因是：(1)知识与专门技能匮乏。对无效的政策不进行变革或拖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政策制定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更行之有效。当政策制定者不知道该去做什么的时候，不采取行动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知识与专门技能的匮乏更多地表现在策略或逻辑上，而不存在于政策的整体设计上。政策变革不被采纳或拖延，是因为缺乏能够成功实施变革的人力资本。(2)最优等待。对于不采取行动的解释还可被称之为无害的置之不理：假以时日，问题自会解决，这种着眼未来的反应是最优的。但是最优等待导致政策变革拖延更深层的原因是指：尽管在没有政策变革的情况下，问题不会自己解决，但是对政策变革者来说，当前的外部环境是很不利的，实施一项新政策存在失败的可能，最优的选择是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到来。(3)非理性。对不采纳政策变革的最后一种解释是非理性：决策者就像每个人一样，对难以做出的选择会推迟进行，即使知道必须面临这种选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只会变得愈加困难。
阿伦・德雷泽认为，非政治因素从经验上提供了政策变革得不到实行的可信解释。但是，由于新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的是不行动或拖延的政治解释，因此，必须讨论政策变革未付诸实施的政治因素：(1)个人获益的不确定性。尽管一项政策变革对大多数个人有益，但仍然存在受损者。个人对于自己将成为受益者还是损失者是不确定的，这意味着一项事后会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多数人事前反对。因为在一个多数投票体制的社会里，政策的通过需要多数投票者投票支持。即便是一个未被采纳而又使多数人受益的政策，其政策选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政策制定者在政治决策中，也要受到多数人(选民)的约束。(2)政治沟通失败。如果一项政策变革的收益，投票者不如政治家了解的多，则他们可能会拒绝该项变革，因为他们不能肯定新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利益还是符合政治家(或特定选民)的利益，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政策变革失败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改革的性质进行沟通的无能为力。(3)政策的公共物品性质。尽管政策变革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变革是一种公共物品，个人或集团无须承担所有的成本即可获得收益。因此，每一个利益集团都会希望其他集团来担负采纳一项全社会受益的政策变革所带来的成本，这意味着即使众所周知所有集团都会获益，但改革仍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同意实施改革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改革成本的分配问题，虽然每一个利益集团都知道在拟议的成本分配下它将从变革中获得净收益，但它不能确定其他集团将得到的净收益，从而也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负担成本。
7、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内生于行为主体的决策，集中在作为增长动力的内生技术进步上，即主要来自于研究以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受到政治决策的重大影响。因此，如果给定政治决策对要素积累激励的影响，政治可以被视为各国具有非常不同的增长路径的原因。由于要素积累与再分配紧密相关，因此，阿伦-德雷泽探讨了政治决策、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如果再分配是扭曲的，再分配将会抑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产权在生产要素积累中具有重要性。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依赖于保有所积累要素的产权，特别是其报酬的权利。如果可积累要素产权的安全性越低，积累要素的激励就越低。在这些要素作为增长过程的主要投入的意义上，增长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产权的安全性反映了政治决策”，在最基本的水平上，财产安全是制度性的，产权需要得到有力的法律保证，这就使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产生了联系，能够为产权安全提供法律保障的政治制度是至关重要的。(2)如果存在信用约束，再分配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存在信用约束时，个人投资中的固定成本会使得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个人无法利用投资机会。收入分配的更平等可以放松这些约束，从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增长。因此，通过收入再分配能够帮助穷人克服资本市场不完全导致的约束，促进生产要素积累以及经济增长。因为在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通过投票决定的税收体系(即税率的政治内生性)形成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将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尤其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3)虽然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产生再分配压力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均等与收入再分配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它依赖于社会政治程序的性质。在民主体制下，不均等会产生较大的再分配压力，因为民主政治与广泛的投票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治由此可能会成为一种对财产的威胁。虽然非民主政治在进行政治选择时受到较少的约束，但是，再分配压力也存在。在缺乏表达诉求的民主途径下，该类要求可能通过暴力途径表达，而这对增长是有害的。因此，独裁者可能会发现再分配压力将约束其政策选择，民主手段的缺乏也意味着制度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