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108—04
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的选择，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微观层面，一个公司在国际贸易中如何选择结算货币，影响到它们是否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宏观层面，该选择可以影响到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关联性，以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本文对国内外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探讨了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研究发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当今世界的主要国际货币的差距还很大，通过市场自动选择成为国际结算货币难度较大。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多角度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竞争力，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最优环境。
一、国际贸易选择结算货币的因素分析
上世纪70年代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自此中外学者便开始了对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多研究表明，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所起的作用很大，并往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两国间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选择哪种货币进行计算，和许多因素有关，其中就包括有交易两国的经济体大小、进出口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出口商品的异质性、金融市场的状况等，这些因素影响着货币的选择。
（一）进出口双方的经济体大小
Hartmann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大，那么它在海外市场中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当一个国家在海外市场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后，这个国家产品的在市场上的垄断程度也就越大，这对进口商对该国货币的接受能力会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大小与这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一般成正比，国际化程度越大该国货币的使用率也就更加频繁。同时，计算货币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历史惯性，交易国双方中经济体大的那一方也就有能力优先选择本国货币。这些发现也为其他研究所支持，比如，Tavlas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多使用发达国家货币结算。DonnenfieldandHaug研究了加拿大的数据后发现，交易方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可用GDP衡量）越大，加拿大出口公司选择以加元结算的概率就越低。
（二）进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
Oi，0tani和Shirota发现，结算货币的选择往往与市场份额成正比关系，一个国家在交易中占有的市场份额越大，那么在交易结算中使用该国货币的可能也就越大。Bacchetta和vanWin，coop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占有率越大，它在国际贸易中就有能力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货币种类进行贸易结算，同时他们也通过实际的调查验证了市场份额与结算货币选择的正比关系。Fukuda和Ono也强调了市场份额的重要性，发现出口商们更倾向于采用竞争者们使用的结算货币，而当韩国本地企业所占国际市场份额很小的时候，其竞争者大多来自国外，此时在进出口贸易中采用美元这样的媒介货币就是最优选择。
（三）出口商品异质性
很多研究都表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与出口商品的异质性相关。根据Giovannini的研究，我们知道在国际贸易中，垄断出口商因为需求对价格的弹性较小，所以往往会选择本国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当某个市场中存在多个竞争者时，这些竞争者为了交易的方便往往会达成协议选择同一种货币进行结算，而这种货币一般都是美元。
Tavlas发现如果出口商品异质化很高，出口国的货币被选作结算货币的可能性就加大。Oi，Otani和Shirota发现，日本在出口汽车、电子设备、精密仪器等异质化很强的商品的时候，日元被使用的比例较高，但出口化工产品和金属制品等同质性商品时，日元结算的比例很低。
（四）货币政策稳定性
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Tavlas发现，在欧元诞生前，德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一直十分稳定，德国马克因此也在德国进出口贸易中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他指出，由于货币本身有价值储存功能，具有较低通货膨胀率与币值波动程度低的货币无疑会被进出口商青睐。Devereux，Engle和Storegaard的研究结果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稳定的货币政策能够增加这个国家货币持有者的信心，在交易中基于对该国货币的信赖，人们乐意选择该国的货币进行结算。当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有较为稳定货币政策时，该国便能够有效抵制汇率价格转移对物价和工资的影响，出口商也就更愿意选择该国的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五）汇率制度的类型与汇率波动
汇率制度的类型与汇率波动对一国进出口商品结算货币选择至关重要。Goldberg和Tille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元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不仅在于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强大影响力，还和它对美元汇率的高度关注有关联，发展中国家选择用本国货币钉住的那一类货币进行结算也就相当于在使用本国货币。Ddnnenfield和Haug发现，当进出口双方汇率波动风险比较高时，进口商偏好使用本地的货币，而不是出口商国家的货币或第三方国家的货币。Fukuda和Ono发现，在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用第三方国家的货币，即媒介货币来规避风险。Oi，Otani和Shirota发现，在名义有效汇率最为稳定的德国，以本币结算的出口比例最高，名义有效汇率波动较大的日本和意大利，出口商以本币出口结算比例则较低。
（六）金融市场的情况
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完善的金融市场直接影响着该国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率，例如，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远期市场使该国足以为进出口商提供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将会直接影响着货币的交易成本高低，因此会对结算货币的选择产生影响。Swobada发现在国际交易中，选择媒介货币时会选择具有大量国际贸易、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交易、本国金融市场发达的那国货币。日本有学者对该国的货币进行研究，最后他们发现，日元的结算比例之所以在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中难以提高，就在于以日元结算的银行票据市场和短期国债市场发展较为缓慢，这种低靡的金融市场对日元的使用有很大的影响。
二、人民币国际结算普及的不利因素
根据上面的研究成果的综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有以下几大因素不利于人民币国际结算的普及。
（一）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并且经济结构不合理
中国的经济实力虽然日益增强，当前已经具备了与当年美元、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美国、日本相同的经济规模。但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距离。美国经济名义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中国经济名义GDP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如果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也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就中国的出口来说，其主要的出口目标国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发达体，由于他们的经济规模相对更大，在这些国际贸易中，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很困难。此外，目前中国的消费投资比严重失衡，而且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企业的投资来引导，一旦投资过多，就会造成企业产量的巨幅增长，这样一来，出口就成为了解决产量增加的有效途径，同时也能够促进国家就业率的提高。我国当前资产项目没有开放，通过资本项输出人民币是不可能的，唯有通过贸易渠道输出人民币。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经济体制结构，如果贸然采用贸易赤字来输出人民币，势必会引起我国经济的剧烈收缩。
（二）我国虽然是个贸易大国，但大多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不高，进口规模也相对较小
我国虽然是个贸易大国，但大多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不高。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尚未见底，外需急剧萎缩，很多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下降。从出口整体份额上看，根据WTO统计，2008年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8.86%，而德国、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均有超过12%的记录。此外，中国虽然是个出口大国，但进口规模却相对较小。和当年东南亚四小龙的发展路径一样，中国是一个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必定是一个进口小国。中国同样如此。作为中国主要进口来源的贸易伙伴国家，不太可能采用人民币作为其贸易结算货币。
（三）中国出口商品异质性处于发展中国家偏下水平，议价能力很低
将结算货币改为人民币的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定价能力的企业，比如那些在市场中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中资大型建筑设备公司，会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整体而言，我国出口商品同质性较高，需求弹性较大，别国竞争商品也比较多，出口商品异质性处于发展中国家偏下水平，议价能力很低，这并不利于人民币国际结算的普及。
（四）人民币输出将导致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复杂性，也可能带来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
人民币输出可能会削弱国内货币政策的效力，突发且大规模的货币需求和回流也可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陷入被动，并影响汇率、物价和就业。与此同时，作为储备货币的币种将在提供流动性和保持币值稳定两方面处于两难境地。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悖论是指一个国家不可能把货币作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又保持贸易顺差。此外，扩大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结算规模，需要本国持有较多人民币，人民币的大规模输出必须通过收支赤字来实现，由此可能带来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但是如果中国有持续的赤字，持有人民币流动性资产的国家也会不愿意继续持有。
（五）当前中国过多管制的汇率制度，带来较高的宏观风险
2005年7月，中国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脱钩，采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轨迹遵循的是典型的爬行盯住汇率制，而此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一直在6.81—6.85这个狭小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一新的人民币与美元类似硬挂钩的汇率制度下，能够使得人民币兑美元保持稳定。中国当前过多管制的汇率制度，带来较高的宏观风险。如果不改变目前过多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即通过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大量积累外汇储备，限制人民币升值空间，仍然难以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和整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日本、新加坡、我国的香港以及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在上世纪的经验显示，其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经济缓冲调节能力的丧失，最终导致内外失衡积重难返，这些国家或地区货币化进程也遭受挫折。
（六）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和开放，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境外人民币资产稀少
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比较晚，国内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交易市场等从无到有，虽然发展迅速，但总体上，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整体而言，存在着市场规模小、广度和深度不够、金融工具单一、金融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高度发达并且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才有能力为进出口商提供大量的金融交易工具，才有能力满足不同利益主体所在的央行和投资者对保值、增值、变现的需求。我国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人民币流动性较差，不利于人民币的回流，这构成了当前人民币国际结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此外，我国拥有的境外人民币数量和种类有限，目前除了境外流通的人民币现金外，只有香港有五百多亿的人民币存款和两百多亿人民币债券，我国目前所拥有的境外人民币完全不能保障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是发达经济体，其总体经济规模高于中国。同时，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均是公认的国际货币，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这些货币的保值工具和交易方式要比人民币多，中国的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也远不及美欧等国，在减低货币汇率波动风险上面，人民币也无法与他们相比。因此，人民币国际结算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中毫无优势，短期内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很小，通过市场自主选择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难度较大。
三、未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我国应积极采取以下几大方面的政策与措施，多角度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竞争力，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最优环境。
（一）中国经济应进行结构调整，将外需型经济转化为内需型经济，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努力保持国内经济在尽可能长期快速的稳定发展，是制约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只有保持该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才能够实现该国货币的持续国际化。过去数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出口，对外贸的依存度特别高，因此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作为一个生产型国家，受到冲击很大。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或许应该对传统的外向型经济进行全面的分析。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较严重的问题，例如，我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太低、投资与出口占GDP比例太高、产量过高、对出口的依赖性太强等。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经过全面的调整，当消费占据需求的三分之二时，我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同时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不能过度依赖于资源的消耗与利用，而是应当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保证。
（二）采用新招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的国际流通量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受到国际流通量的严重制约，以对外投资计算和美元结算，其流通量占全球不到2%。可以积极采用这几条措施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的国际流通量。首先，对以往边贸人民币结算交易中比较棘手的核销及出口退税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政策安排，规定属于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贸易均可安排退税。其次，直接用人民币对外提供援助。我国对外援助一般以美元等货币进行，在这里可以转变成人民币，例如用人民币提供优惠贷款。接受我国经济援助的国家可以用人民币在我国购买商品，同时也可以允许该国持有一定的人民币资产。最后，推出人民币贸易融资信贷，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率，当我国采用人民币同他国进行贸易结算时，这种人民币信贷便可以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并形成人民币结算的良性循环。
（三）积极扩大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并增强我国出口商品的异质性，改善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议价能力
当前，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国际贸易的发展仍然将优先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指出，中国需要顺应这种发展潮流，积极扩大中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也指出，对中国来说，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要保证出口增长速度不低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保证中国能够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同时需要保障出口企业的有效发展，等待经济市场的恢复。针对这一经济发展目标，国务院在2011年5月份确定了6项进一步稳定出口需求的政策方针，其中包括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强化出口税收政策、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完善加工贸易政策等。但未来政策重点应该转向鼓励加快自主创新和优化产品结构，增强我国出口工业的产业升级，并提高出口产品的异质性，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具体而言，政府应完善外贸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并统筹利用各种政策，实现各类业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企业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质量和品牌附加值，并增强市场开拓能力。
（四）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与保值性，并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国际结算对人民币的功能要求进行扩展，并对其流动性、保值增值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应逐步解决资本项目管制困难，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并应控制货币本身的通货膨胀率，使人民币币值的波动较小。此外，还需要扩大国际贸易国双方的人民币资金来源。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我们需要促进这些国家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的直接投资；通过中国国内的银行给国外进出口商提供贸易信贷，允许该国使用主要国际货币购买一定限额内的人民币资金等。目前，中国的利率存在比较市场化、半市场化以及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领域，央行手中掌握着诸种利率工具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中国的利率政策不可能发挥类似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如果资本项目开放进一步加快，那么货币政策在利率渠道传递的不确定性势必会干扰货币政策对汇率的间隔调控。因此也应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理顺各种利率工具之间的关系。
（五）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随着国际贸易中跨境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不断增多，对方国的货币和人民币间的汇率对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水平将有利于引导对方国确定合理的该国货币与人民币间的汇率市场水平，便于均衡的国内外汇率水平的形成。
因此，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应当深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人民币购汇需求增加，外汇市场交易量有望增加，需求主体可望更加多元化，从而有利于外汇市场进一步市场化；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管制的削弱，也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以降低金融风险。当前人民币仍然存在较大的升值压力，通过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的同时保持币值的稳定性，这也有利于降低人民币结算的成本。人民币要成为储备货币，最终必须走向自由浮动汇率，但短期内这个过程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作为过渡，可以首先落实有管制的浮动体制。
（六）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增加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井增加境外人民币资产的发行
提高国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就有利于境外投资者将人民币回流中国进行投资，从而解决人民币回流问题。目前，境内债券市场的可流动性仍然非常不够，因此对许多投资者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管理储备资产的中央银行一般都非常重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在人民币真正成为储备货币之前，还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前应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增加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从而加大对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与可行性。可行的目标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模巨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性兼具的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也应增加海外人民币资产的发行。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逐步增加境外人民币资产品种和规模，在将来应允许美国等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关键词:区际贸易;国际贸易空间;拓展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178-02
由于金融危机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区际贸易空间拓展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学者们对区际贸易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区际贸易壁垒、我国区际贸易的现状、拓展贸易空间的研究和用模型来构建区际贸易空间。本文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评析,以期对研究区际贸易空间拓展问题的学者们给予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一、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斯密将其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贸易分工领域,创立了绝对成本理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一国只要专门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获得总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和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比较成本理论表明,不论这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经济力量是强是弱,都有可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处于劣势的也可能找到劣势中的相对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利益。
二、国际贸易空间的研究
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是贝蒂尔・奥林(B.G.Ohlin),他指出:“如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其他多边市场理论,可以从价格差异理论和地租理论中看到。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可以说,奥林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之关系的新领域。
新兴贸易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内生形成的原因。杨小凯等经济学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沿着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的观点和Young(1928)分工――市场――分工的互动关系,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分开相反,他将两者合而为一,并用数学将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了国际贸易内生于国内贸易的结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必须和较大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市场的容量有效扩大,因而,随着国际间交易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就会自发形成;认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卷入国际贸易的程度,也可以用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来解释。发达国家因为交易效率高,均衡分工水平也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因此,也就更需要国际贸易来充分利用高分工水平的好处;而落后国家因为交易效率低,均衡分工水平也低,国内贸易就能适应低分工水平,并不需要很多国际贸易。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与单个厂商层面上相比)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对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中心―模型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是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沈坤荣、李剑对贸易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证实,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国内贸易则相反,国内市场分割的加剧,阻碍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三、区际贸易空间的研究
1.区际贸易壁垒的研究
王雷认为,区际贸易壁垒会通过影响一国经济整体内部的协调而阻碍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就我国区际分工和贸易壁垒问题的现状结合近年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我国整体的区际贸易壁垒虽然仍较高,但有降低的趋势,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对国内经济协调有着较大的影响。同时发现我国区际贸易开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无论是产业间的还是产业内的贸易。通过对区际贸易壁垒形成机理及其与国际竞争力相关度的分析,发现制度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将大大推进我国区际贸易的协调和全国专业化分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进而可以有效促进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陈钊和陆认为,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原因。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收益分配的谈判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同时却将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2.我国区际贸易发展的现状
叶裕民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高度开放的地区,包括沪、津、晋,绝大部分商品面向全国市场,地区自我循环比率低。第二类,中度开放的地区,即省内商品销售率不超过40%,其余商品以全国为主要市场,其中大区外商品销售比重在30%以上。这类地区包括京、蒙、苏、浙、粤、川、贵、青、宁、新。第三类,自我循环比率高的地区,这类地区生产的商品主要以省内为市场。第四类,其他地区,包括豫、鄂、湘、桂、云、陕、甘。其中豫、鄂、湘、桂的特点是以大区内市场为主,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优势,其专业化水平高于第三类地区的皖、闽、赣、鲁;云、陕、甘属于另一种类型。研究表明,总的来看,我国各省区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弱,各省自成体系,实行经济发展的自我循环,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王雷认为,中国整体的区际分工程度较低,尤其是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分工度指标最低,东部整体分工度水平低于西部,基本反映了资源禀赋对于各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影响,这种状况十年间没有多大变化。他认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业间贸易,区际贸易可以拓展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它必将随着区际分工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加大,同时,区际贸易作为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的大地区内部的产业内贸易,能鼓励地区性及全国性规模企业的发展。此外,通过对各地区贸易外向度的考察,王雷还指出我国各省份有忽视区际贸易、以国际贸易替代区际贸易的倾向;国内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在内陆地区得到根本的深入,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专业化生产分工格局,区际贸易发展滞后等问题。
3.我国西部地区贸易空间理论
蔡文浩基于区域开放视角来分析贸易的发展,文章首先以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区域和地区开放模式的选择问题;其次,引入空间要素下运输费用对区域开放及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最后,文章对区际贸易未来趋向进行了展望,即回归到区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与演进则是区际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高新才通过对甘肃对外贸易空间拓展中潜在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区域优势进行分析后认为,甘肃应加强与西亚、中亚、中东等毗邻区域的对外贸易空间拓展,采取进出口商品结构转换战略、区域出口重点商品扶持战略、区域出口中心城市拉动战略来科学拓展甘肃对外贸易空间,发挥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汪晓文认为,目前甘肃对外贸易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缺乏竞争优势,要克服上述问题就要从甘肃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出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科学地拓展甘肃贸易空间,确立外贸出口传统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
陈秀山等应用数学规划模型分析,认为西北五省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具有特殊地缘优势,在对外贸易的空间拓展上,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流通通道建设,提高其对内和对外两个市场的双向开放度,促进对外贸易和省、区际贸易同步发展。另一方面,西北各省区也要在发展自身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加强各省区之间的产业关联,扩大中间投入品贸易,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其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关键词：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摩擦；价值链；微笑曲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025-08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使得国际市场开放度不断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其为了实现对高端科技产业市场优势地占据，更希望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为争夺市场将不可避免的加剧摩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其为了维护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绝对竞争优势，也加强了对贸易壁垒的设置，以此来解除因进口他国产品而导致的国内企业生存威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2016年9月13日最新的消息可知，针对我国出口至美国的钢材美国商务部已做出倾销调查初裁，认定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板带材企业反倾销税率达6386%―7664%，并放言将采取后续制裁措施。事实上，我国作为全球遭受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严重的经济体，已经连续21年成为反倾销最大目标。仅2016年上半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而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就已高达17个，而案件数则达到65起。[1]这正是针对我国快速发展的贸易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多。而OECD早在1999年也专门选择美国、英国、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电信设备、乳制品和汽车配件部门55个企业出口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发现为实现对本国市场的维护，美国就针对进口产品成本占全部生产成本的标准发难，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通过这一做法发现来自于62个国家的技术措施减少了50亿美元的贸易额。事实上，各国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为了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必然力争进入上游更有利的位置，而原本处于上游的国家为维持自我利益不被侵害也必然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手段对其进行组织，这必然进一步加剧控制力量和反控制力量间的持续、经常较量。[2]可以说对于国际化分工过程中的位置的争取和利益的争夺正是导致贸易摩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不可否认贸易摩擦的加剧有其产生的必然基础即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的时期，贸易流通尚不发达贸易摩擦自然不可能加剧。早在20世纪80年代，Milner在对企业运营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基于不同的目标市场企业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对于那些试图尽可能多地占据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尤其偏好通过专门的贸易保护手段而实现对国际同类竞争者的排除，即限制同类商品进口熵进入，而对于那些试图占据更多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则更愿意通过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为本企业产品输出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而这也可以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潜在机遇，[3]至此基于宏观视角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而言，来自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正式被纳入研究视野。此后研究者多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摩擦由最初形成到规模扩大，再到可能的影响因素和对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尤其关注与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行为产生的经济效应，而结合企业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例如，Schmitt和Yu（2005）在研究企业出口固定成本与产业内贸易量和贸易产出比之间关系时，将企业异质性纳入影响因素范围内，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两者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却并未对企业行为改变是否会引致或加剧贸易摩擦做专门的探讨。[4]Falvey，Sinani等（2004）突破前人研究的局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析了贸易水平与国家经济间的相关性，通过考察位于全球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处具体地位发现，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该国平均收益率、利润率以及生产率产生影响，但也未涉及对贸易摩擦产生或放大的专门探析。[5]Melitz（2012）对于贸易利得与企业成本间的相关性也进行了专门的实证研究，但未考虑企业因成本变化而导致其在全球产业链位置改变时，是否会同时带来贸易利得的同步变化？是否会因为贸易利得水平的变化而诱发或加剧贸易摩擦？[6]Jorgenson等（2006）则基于双边产业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双边可在一定幅度内同时提升关税，将可能同时引致彼此间福利的共同提升，虽然未对贸易摩擦行为进行研究，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企业贸易行为的改变所可能引发的彼此贸易境况的变化。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再次引发了国际贸易格局的同步改变，发达国家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领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承接国，只能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形成“技术依赖”，陷入价值链“低端分工陷阱”。但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能从中获取资本、先进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并同时实现就业规模的扩展和技术外溢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最终实现对国际市场的更好占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为了能持续占领和控制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其必然采取保护相关措施抑制发展中国家急速扩展的国际贸易业务，进而减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这就不可避免会引致贸易流通障碍发生贸易摩擦，随着摩擦频率的上升还会进一步导致摩擦范围的扩展和矛盾的升级。这对于我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也带来了极大的阻力，限制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优化和开放型经济的持续推进。因此，基于产业链视角探析其对于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准确预测其未来趋势对于减缓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困扰有着重要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背景，基于经济学视角，在探寻利益冲突影响国际贸易摩擦路径的基础上，为我国当前摆脱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环节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当下，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模式已不复存在，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直接主导着生产分工的各个环节，其对于地域的跨越所实现的正是国家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的转化，甚至是同一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分割。这也就导致跨国公司在进行资源配置时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地的优势所在，进而按照具体情况分阶段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8]具体来说，母公司与子公司间不再是传统的简单联系或独立运营关系，而是彼此高度一体化的“新联系”，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子公司所在国的资源建立比较优势，这就实现了同一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环节等不同工序的全球分布。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生产工序分工背后所真正实现的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和更为精密的专业化分工。这也真正实现了国际分工的产业、国界限制，开始实现产品内部和企业内部分工。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分工的全球化在实现区域国界限制的同时，也带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即参与生产的各国所获取的利润将主要决定于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再是国际贸易数量的多寡，[9]这也正是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热衷于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关键所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对分工主导权（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其附加值差异十分明显，占据研发或售后服务产业的国家与仅仅只能进行简单加工组装产业的国家相比，其所能获取的超额利益有着巨大的差距，且从相对优势的可获取性来看，对于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控期将更加持久，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所面临的潜在竞争者更少，其在国际市场地位很难被动摇；相反，对于那些只从事简单组装加工的企业而言，其所占据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这一优势很容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而消失，也很容易被其他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所取代。基于此，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实现对研究与开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而对于低附加值、高环境污染的制造环节，则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且对于本国所掌握的核心技术也轻易不会让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习得，以便始终维持发达国家对产业链高端位置的持续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滞留于谷底的态势。以儿童玩具为例，其这一最终产品在美国超市的售价可达到10美元，但其从发展中国家出厂时的价格却只有1美元，即发达国家为组装加工这一环节所支付的成本仅1美元，最终售价与初始成本间的9美元差价则来自于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终端零售环节，对于这些环节控制的国家而言，其所获得自然是不破坏环境、不浪费资源的高收益，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生产活动的简单且无法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难以在后续进行自我创新和升级，也就更难以摆脱低收益的地位。
可见，在对自身产业链调整的过程中，各国总是希望实现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领，其所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一段时期内高收益的直接获取，其更关注除了高附加值外的在全球化产业格局中对关键环节的绝对控制，即试图通过核心能力构筑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最终实现本国高收益的持续获取。
三、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主要机理
（一）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产生的贸易冲突
毋庸置疑，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分工的出现，那么其在产品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自然也是由于利益冲突，[10]为了真正揭示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根源所在必然首先回到对利益冲突的探析中。
来自于价值链收益的巨大差异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更是被扩大化，各个国家总是希望能够占据国际分工环节的价值链高端位置，否则就只能被动地处于低端位置而接受国外高级要素的整合，这使得国际分工形式开始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一方面，它直接强化了各国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而这种分工的实质就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间的分工。[11]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重复劳动过程中其所经历的工序是十分简单的，根本不触及产品的研发等核心环节，也自然无法知晓其主要的技术，这也必然使得重复性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始终无法为国家产业升级带来显著影响。而发达国家在产品设计、研发等阶段所经历的则是复杂、尖端的生产工序，它有助于国家不断积累相关经验，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实现又一次的质的飞跃，实现产品技术的又一次升级和对新兴市场领域的优先占据。如此往复循环，发达国家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发展中国家始终在微笑曲线谷底徘徊，最终就只会导致发达国家越来越掌握着产品的核心技术把持国际市场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始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工者”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彼此间贫富差距随着曲线的不断向上延伸而越来越大。这种基于产业分工不同而导致的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差异，将最终因为对利益的最大崛起而诱发贸易活动中的不协调。
如果说来自于一次生产过程的利益差还不足以引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那么长期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利益差的动态性延续则会成为诱发国际贸易摩擦的最终导火线。由于全球价值链利润的不均衡分布，为实现尽可能摆脱谷底限制而实现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据，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尽量延伸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中间向两端的扩展[12]，且随着发展中国家代工时间的不断推移，其自身所积累的财富基础和必要的技术准备也越来越丰富，在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终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虽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过程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更为缓慢，但不断的自我突破必然带来自我在产业链位置的提升），一旦有新的经济体加入更高端的产业链位置则意味着新的竞争者的出现，在国际市场份额无显著扩大的基础上，新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就必然威胁已经“把持”研究与开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地位，发达国家凭借自我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在国际秩序制定中的话语权往往会通过制度工具实现对新竞争者的限制和阻碍，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加入者必然为维护利益而采取应对措施。这种对于有限市场的争夺会加剧彼此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而这将直接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和国家间利益分配比率的调整，这种发端于利益争夺的冲突最终将外化为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和矛盾的持续升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等国家所遭受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就正是全球价值链利益冲突下国家间在争夺国际市场中矛盾的凸显。
（二）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摩擦深度延展的主要路径
深入探寻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具体影响，即揭示其对国际贸易摩擦手段的升级、对国际贸易摩擦对象错位的深化、对国际贸易摩擦重心变化的加剧，以及对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力的扩展等，具体而言：
首先，在升级国际贸易摩擦手段方面，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壁垒依然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通过对进口产品国的反倾销调查等，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具体的经济惩罚，且还能通过对关税的调升成功实现对本国市场的绝对维护，具体见图2。除此之外，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以高附加值科技类产品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为遏制新兴经济体在该领域的快速成长，发达国家还加大了对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手段的使用，据WTO统计，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通报的越来越多[13]，具体见图3。
其次，在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对象错位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伴随发达国家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持续把持，其与发展中国家间生产工序的差异也随之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典型的“生产国家”与“消费国家”的两极化现象。而这样的分工又再次加剧发达国家操控生产和消费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短期来看，在此过程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会快速成长为贸易大国，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升级自身产业结构，而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容易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摩擦，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的当下，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就业不足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原本转移至国外的加工制造业成为其想重新占据的产业，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就业困难的问题，还能通过减少外来消费品进口而增加本国企业对市场的重新占据，对于原本已经占据国际制造业市场的国家而言，对于市场的重新分配必然带来彼此间摩擦的加剧。
再次，在恶化国际贸易摩擦手段重心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分工所决定的价值链位置影响的已不再仅仅是货物贸易领域，更直接影响着服务贸易、投资领域以及以知识产权为典型代表的无形资产领域，这也意味着国家间所要维护、占有的资源数量随之增加，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如何维持对两端位置的占据是其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突破低端陷阱提升自我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是其发展的方向。这些目标具体到贸易领域则转变为具体的行为措施，即如何在国际贸易中成功实现对这些领域产品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持续拥有，就成为当下贸易竞争的焦点，而新贸易保护手段自然应运而生，即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和蓝色贸易壁垒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保护方式开始被各国频繁使用。[14]事实上，无论是借由保护技术不被盗用还是本国消费者利益不被损害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还是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为借口的蓝色贸易壁垒，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对进口产品整体生产过程的限定和控制。但这也同时标志着国际贸易保护重心已不再是传统的边境控制，而是更深入生产内部的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这就必然涉及更多的参与国，也必然带来贸易摩擦的加剧。
最后，在加深贸易摩擦复杂程度和其外在影响力方面，全球化价值链对于多领域分工的影响使得利益冲突不断发生的概率不断增大，由此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贸易摩擦、投资摩擦、体制性摩擦等的接踵而至，且上述摩擦往往并不是以单一形态出现，而是同时爆发出多种不同形式的摩擦，只是可能其中某一种摩擦会表现得更为凸出[15]，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使对本国产品造成威胁的同类进口产品频繁遭遇更多贸易救济措施的打压。而且，伴随生产与消费分离态势的不断强化，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贸易逆差的加剧更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态势，也导致了逆差国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更频繁的贸易摩擦，而这种贸易流通上的不顺畅和发展不均衡又会作为反向刺激力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状态，循环往复使全球经济困境随之恶化。这在世界各国的贸易额中就能得到验证，例如，美国自1982年经常项目收支就开始出现赤字，截止2015年该数额已由最初的553亿美元扩大到11345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却在2012年就已达到42674亿美元，我国更是从1995年的162亿美元，猛增加到2014年的3825亿美元。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引致的贸易摩擦已经令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
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缓解贸易摩擦的策略
总体而言，我国从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跃升至2014年264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较2013年下降06%，可以说我国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①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整理所得。具体而言，最终产品即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最高，其次是中间产品，包括零部件和半制成品，初级产品的出口最少。[16]从产业分工来看，截至2012年我国三大产业所获的外商直接投资数分别为882、9419和14624个，所占比重分别为4%、38%和59%。从绝对金额来看2012年我国三大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分别为206亿美元、5246亿美元和5719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2%、47%和51%。这就意味着外商投资的领域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大至第三产业，而该产业内高附加值的行业发展尤为迅速，所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加。②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整理所得。可以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正处在由加工、组装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与服务、控制营销渠道等两个高端环节逐渐升级的过渡阶段（见图4）。为把握产业转型时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未来我国更应该从内外部综合规划。具体而言：
一是，从内部层面继续加快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创新对内对外的开放模式。事实上，加速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归根结底就是要在科学设计创新开放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外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通过市场调节最终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间的深度融合，而且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也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提高自身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就要求我国：首先，要实现内外市场协调均衡发展，在积极扩大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占据，通过与其他国家的错位发展将贸易摩擦降到最弱，即在贸易流通中更强调彼此的优势互补性。其次，要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伴随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其已经成为支撑我国贸易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且服务业产业附加值高、污染小、对自然资源的占用也十分有限，通过发展服务业有助于加快我国贸易结构升级，更好的实现对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占据。最后，要最终实现规模经济，注重边际收益的变化。内外资、内外贸易综合协调发展，互利互助，有效互补。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基础上，实现各主体优势的最大水平发挥。同时在巩固我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基础上，坚持打造我国贸易强国地位，提高促进贸易协调发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鼓励进口政策，进一步缓解我国目前在世界市场上被打压的危机。对于企业而言则应鼓励那些初具经济规模乐于向外发展的企业率先建立国内市场流通体系和营销网络，在不断的宣传交流过程中逐渐树立品牌，通过积极创立适销对路的内销品牌不断加强其市场认可度和影响力。
二是，从外部层面加速价值链升级工程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摆脱贸易摩擦的被动地位。这就要求我国，1.必须通过自身科技实力的强化实现工艺流程升级，提高自身生产制造水平，通过加大科技类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升我国的研发水平，有生产大国转变为研发强国，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位置延伸的目的。2.坚持通过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不断实现自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水平的提升，鼓励发展迅速的新型企业投入更多资金和人力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特别是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资源和环境技术等产业领域，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引导产业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渗透，这也有助于我国在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3.强化我国产业对企业所需中间品的配套生产能力，实现产业的集聚配套升级，这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同时，为投资中间品生产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制度优惠，鼓励其增加对中间产品的研发投入。4.鼓励具有一定科技基础和资金实力的新型企业承接高端产业转移，这不仅有助于加速我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时间更好地将新技术转变为自我研发的基础，还有助于减缓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事实上为适当减少对高耗费、高污染性产业的承接，并促使其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学习的方式首先实现必要的技术积累将更加有效。5.通过加速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化，逐渐淘汰传统的物耗型加工而实现清洁化生产，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加快我国排碳立法的工作步伐，另一方面在进出口贸易领域限制高碳产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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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hangeoftheinternationallabordivisionpatternhascausedthechangeininternationaltradepattern.Inordertocontinuetograsptheinitiativeoftheinternationallabordivision，thedevelopedcountrieshavetakenprotectionmeasurestoslowdowntherapidexpansionofinternationaltradebusinessindevelopingcountries，thusweakeningtheirpositionsinthelabordivisionsystemofglobalvaluechain，whichisboundtocausefrequentinternationaltradefriction.Basedontheeconomicsperspective，inorderto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theopeningdevelopmentstrategyandreduceChina'sinternationaltradefriction，Chinashould，attheinternallevel，continuetospeedupthepaceof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innovatetheopeningmodeathomeandabroad.Attheexternallevel，Chinashould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thevaluechainupgradingprojectandpromoteitspositioninlabordivisionsystemofglobalvalue，graduallygettingridofthepassivepositionintradefriction.
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低
山西省服务贸易起步于2007年，当年服务贸易额为7.9亿美元。“十一五”期间，全省服务贸易额达到29.4亿美元。2009年达到11.5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仅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0.34%，全国排名26位。2009年，山西省进出口总值为85.5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11.5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13.5%，属于服务贸易不发达水平。
（二）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目前，全国要求统计的服务贸易额为12项，主要是运输、旅游、建筑、保险、金融、外包、技术引进、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其它服务等。受起步晚、产业结构重型化、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山西省服务贸易主要集中旅游、工程承包、外包、文化产品、技术引进等五项，占全部贸易额指标的41％。“十一五”期间，外包650万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2.2‰；旅游为1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34％；工程承包12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40％；技术引进1.54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5.2％；文化产品2100万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0.7％。
（三）对发展服务贸易的认识程度不高
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相比，服务贸易国际转移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特征，对贸易投资环境要求也不尽相同。目前，山西省对服务贸易认识不足，存在重货物贸易、轻服务贸易的认识，加之一些服务贸易承接方缺乏必备的国际沟通方式、国际化服务意识和经验，特别是对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服务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必要的措施。政府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企业培育、产业配套、投资环境、投资促进等方面缺乏引导，服务业发展环境相对滞后。
（四）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小，服务能力低
2008年，山西省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约300万美元，而同期大连服务外包业务总额高达2亿美元，是山西省的66倍。东大阿派软件一家公司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已近1万人，而山西省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总数才8000人，上百人的服务外包企业不到2家，企业规模小，难以承担国际大型外包项目。
（五）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人才短缺
山西省每年大学生毕业生人数16万，但调查显示，只有10％的工科大学毕业生能够胜任外国服务企业的工作。此外，山西省还缺少具有全球眼光，能够带领大型技术团队承接复杂外包的高级管理人才，以及具备外语能力，熟悉发包国商业文化的技能型人才。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外包高端人才流失较重。
（六）文化旅游产业体制机制有待理顺
山西省文化产业基础好，发展快，但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创意环节不够重视，各级政府和企业，没有把创意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产品和项目中无法体现创意内容；创意人才匮乏，从目前来看，没有一种机制能够把优秀的创意人才、创意企业聚集起来。省内文化产业内部的各个部门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合作较少；整个产业缺乏来自信息、制造、教育、商业等相关行业的支持；全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步伐不大，对外开放的速度较慢，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
当前，全球的服务业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迅猛发展。对比发达国家70％、发展中国家50％的比例，山西省服务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6％左右，未来山西省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十二五”期间山西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和重点
（一）发展原则
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服务贸易发展规律。以服务业发展为依托，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山西省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并遵循服务贸易发展规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分享发达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吸收适合山西省服务贸易发展的合理成份。
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统筹兼顾服务贸易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在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值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不断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在扩大旅游、工程承包、外包、文化产品、技术引进等传统服务贸易规模的同时，积极发展通讯、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贸易。
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强政府宏观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宏观指导和支持，完善管理体制，促进区域、行业协调发展。
（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巩固优势、发挥特色、挖掘潜力的原则，对山西省服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进行分类指导、重点促进。对山西省运输、旅游和建筑等传统贸易产业，挖掘潜力，继续扶持扩大进出口；对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予以特别指导，努力发展壮大；对技术引进再出口、文化产品、动漫、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重点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加速发展。
1、进一步发展旅游业
进一步提升旅游供给水平，鼓励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加快完善旅游产品体系，整合力量集中培育大型旅游节事活动，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加强宣传促销，促进旅游与外宣、外交、外事、经贸、文化各部门联动，通过驻外使领馆和多种商业渠道，搭建多种平台，强化山西省整体形象宣传，建立完善配套服务，推动建立健全旅游紧急救援体系，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加强旅游国际和地区合作，探索和深化有效合作机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参与旅游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话语权；推动国内旅游企业参与国际旅游竞争，鼓励和扶持一批大型旅游企业在境外建设服务网络；积极稳妥推进出境游业务的试点开放，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
2、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发挥山西省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企业。研究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扶持政策，加大对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企业国际资质认证或评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的支持力度；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和国际离岸外包，对软件移行、网络安全、招标服务、头孢工艺研发、远程医疗、公共缴费软件平台、动漫设计等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出口企业，扶持壮大太原服务外包出口基地建设，扶持建立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和服务外包实习基地，扶持一批服务外包出口企业通过国际服务外包“CMM3”级以上资质认证。专项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展。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境外设点；制定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评估考核体系，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
3、积极开拓对外文化贸易
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山西省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扶持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演出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出版物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支持动漫游戏、电子出版物等新兴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品牌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从事演出展览、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业务的对外文化中介机构；借助国际性的电影节、电视节、艺术节、书展、博览会等平台，积极推介山西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一）夯实服务贸易发展基础
全面提升山西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省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的服务贸易企业，优化服务贸易主体结构。加大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落实和完善各项吸引和培养服务贸易人才的政策，建设和认定一批服务贸易人才培训基地，加快服务贸易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服务贸易理论、政策和动态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引导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服务贸易、熟悉服务贸易、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加快与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平台建设。重视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的提高，建设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形成服务贸易发展良好环境。
（二）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政策体系
把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作为今后五到十年全省经济贸易工作的重点，充分把握资源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机，制订出台促进山西省服务贸易全面发展的政策文件和具体实施细则，设立服务贸易发展专项资金，逐步完善促进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体系。重点包括积极争取服务贸易税收优惠试点政策、支持服务贸易企业扩大出口、培训人才、开拓国际市场、提高服务质量、打造服务品牌、创新服务方式；支持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争取服务业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先行先试，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鼓励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科学合理地简化自然人移动的行政审批程序等。
（三）深化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贯彻落实国家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和管理办法，结合山西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和统计工作特点，学习借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标准和发达国家（地区）经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山西服务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办法。做好以服务贸易BOP统计和FATS统计为主体的服务贸易基础性统计；扩展运输服务、软件出口、服务外包、文化贸易、教育服务贸易等服务贸易专项业务统计；建立服务贸易综合评估体系，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四）增强服务贸易促进体系
积极鼓励企业参加涉及服务贸易内容的国内外知名展会；整合资源，将“山西服务贸易网”等建成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实现网上信息、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等功能；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协会等中介组织在协调企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外交涉、维护企业权益、加强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五）建立政府综合服务体系
探索建立“各部门紧密配合，市、区县联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山西服务贸易综合服务体系。市级各部门依托山西服务贸易发展联席会议机制，共同研究制订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政策措施等。各区县将服务贸易管理工作延伸到第一线，市、区县之间形成便捷化、扁平化、网络化的服务贸易服务体系。依托行业管理和政策措施，政府各部门要与服务贸易企业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并依托相关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及时了解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和变化趋势。探索建立服务贸易预警机制。协调部门管理，提高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做好服务贸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六）加强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
0引言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逐渐加快，当下国际市场贸易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形势[1]。而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企业对当下的市场发展形势及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成熟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借鉴分析，构建属于我国的市场营销策略，进而带动我国国际贸易事物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出有力的支撑。
1我国国际贸易实务的发展形势
首先，随着当下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越加激烈，在国家与国家的共同扶持下，现今国际贸易的资本投入也逐渐增加。而且，随着全球化的趋势逐渐明朗，资金都呈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这就促进了国际贸易实务的进步，使其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据统计近年来国际贸易量呈现增长迅速状态[2]。而这种增长就标志着现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变得更加活跃，各国都参与到经济和贸易的竞争中，使得国际贸易实务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其次，当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科学技术不断革新，也标志着网络时代已经来临。现今网络等高新科技已经融入人们生活之中，也融入到了国际贸易实务中，这就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合理地将网络等技术应用到国际贸易实务中能够为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最后，文化因素不断成为国际贸易实务的重要因素。由于国际市场和传统的市场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为国家行动贸易活动，通常都是国家以国家的方式进行，通过出口、进口，实现双赢来增加国家的交流和互取所需。而要想在这个过程中让双方利益都能保障，就需要对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分析。所以说，在国际贸易实务过程中，要对国外文化进行理解、尊重。另外对国际文化进行了解还能够更好地了解其消费需求，进而针对性提供产品来满足需求。换言之，在国际贸易实务中必须要对各个国家的文化进行了解，这样才能减少麻烦，促进利益的共赢。
2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开展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趋势逐渐增加，世界各国均已经知道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也加深了对外贸易策略研究。姚博林在研究中将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作用赋予了新的内涵，“合理的有效的制定对外贸易策略，积极地开展研究和分析工作，能够有效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水平[3]。”
3国际贸易实务中国际市场营销的策略分析
3.1实施针对性的营销措施
在当下我国的国际贸易实务中，市场营销的构建必须要依据当下市场的需求，制定针对性较强的优化措施和手段，这样才能够保障营销策略的顺利实行。我国当下国际贸易实务过程中市场营销策略的主要核心就是“STP营销策略”其中“S”就是将市场进行详细的划分；“T”则是对目标市场进行确立；“P”则是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换言之就是通过对市场目标的不同来对市场进行详细的划分和定位，进而制定完善的营销策略。所以，要想保障国际贸易实务中市场营销的稳定运行，一定要对各个国家的市场进行详细了解和划分，找出贸易国家的市场需求，掌握客户的消费心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经济利益。
3.2及时掌握国际贸易的动态
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前期准备工作，只有实时地对国际贸易动态进行掌握，才能更好地了解贸易市场对质量和结构的需求，这样企业才能针对性地构建完善的贸易实务结构。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方面来掌握贸易动态。首先，线下要在贸易公司以及港口等贸易交流区域设置相应的信息回收站点，该信息站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及时将准确的信息进行收集，了解当下贸易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使贸易实务稳定运行。其次，就是线上，所谓的线上主要就是指国际性的贸易网站，工作人员要及时通过网络等媒体来了解实时的贸易信息，掌握贸易的需求。通过这两种方式对市场信息进行调研，能够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实务市场营销策略的构建，能够让其面对各种市场变化的情况下，及时地进行调整，保障国际贸易实务的稳定运行。
3.3及时对消费人员进行调查分析
市场营销中，消费者是主体，企业必须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制定策略。这就要求国际贸易的营销策略构建时，不仅需要加强消费者的引入，还需要对现有消费者进行合理的保护，可以通过消费者需求反馈分析等手段来制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让现有的消费者觉得其所购买的物超所值，无论是在产品上还是服务上均满足需求。另外，还要对不同地区的文化以及经济水平进行划分，这样就能够依据消费者的经济实力来提供相匹配的产品。在策略的构建方面一定要将差异性表现出来，要用不同的规则来接待不同客户，要能够做到因人而异。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文化、不同需求的市场营销策略，为国际贸易实务的稳定发展做出巨大努力[4]。
3.4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整体质量
消费者该产品购买，最主要的两点就是质量和服务，在我国产品质量的检验一直按照ISO9000进行，因此在对外贸易市场中也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规范对质量进行实质性的把握。另外，还要对产品的服务质量进行有效地保障。如物流、保险、售前及售后服务等，对这些进行保障，才能使得服务更加具有实质性，进而从质量和服务两个方面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使得消费者满意程度升高，这种良性的影响，就能够使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脱颖而出。
3.5合理地对市场进行拓展
市场是贸易的基石，所以在贸易中，一定要对市场进行分析整理，要保障已有市场的稳定发展，还要积极地开拓新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国际贸易实务对市场的需求。要想进行市场的拓展，必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就是完善贸易的售后服务、通过价格调整、扩大宣传等多个方面争取到新市场的份额。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企业必须要明确一点，产品出口后并不代表市场营销结束，相反其正式营销的开始阶段，只有完善自身的售后，保障市场及客户源的稳定，才能够占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使得新旧市场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际贸易实务稳定发展。
4在国际贸易实务市场营销策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4.1注重地区经济差异问题
当下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贫富差距仍然较为明显。所以在对待经济存在差异的地域，一定要尊重其差异性，必须要对将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实施针对性较强的英雄策略。要对不同消费水平的人群提供层次不同的产品，同时还要在国际贸易中通过降价营销的方式进行，巩固当地市场，让市场的产业链稳定[5]。
4.2注重地区文化差异问题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习俗都是经过历时沿革衍生出来的，而国际贸易市场营销需要接触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习俗，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必须要对当地的文化风俗进行分析，尊重当地的地区文化，如语言、宗教、风俗以及审美等。就像麦当劳，其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店，其在不同分店提供的产品也不同，由于印度人喜爱咖喱，麦当劳就为其推行了咖喱汉堡，而马来西亚水果较为丰富，麦当劳就相应的推行水果汉堡。这种市场营销方式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的习俗，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外贸转型升级；商务类；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31-0029-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科技厅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外贸转型升级背景下商务类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yb0612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陆金英（1964―），女，浙江海盐人，本科，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外语与贸易分院常务副院长，讲师，研究方向：高职教育，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我国外贸产业自1978年起步以来，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了我国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增加了全球消费者福利，“中国市场”带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外贸产业仍将是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柱，这意味着市场对高质量的商务类人才的需求仍然紧迫。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外贸经济带来巨大影响，2009年我国众多中小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与实施，我国面临新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低附加值的产品已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外贸企业亟待转型升级。[1]这就需要高等职业院校的商务类专业迅速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
一、浙江省嘉兴市外贸行业发展现状
“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嘉兴市外贸进入高速发展期，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负增长以外，每年增速均在23%以上。“十二五”以来，该市外贸增速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基本平稳。2012年出口196亿美元，是2001年22.17亿美元的近9倍。同时，外贸对经济贡献度也不断提升，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分别从2001年的44.8%、30.4%增长到2012年的62.9%和42.9%。2011年，政府制定出“十二五”规划，推出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新举措，要求企业内外连动实现转型升级，不改变传统的经济和贸易方式，产业和贸易不进行转型升级，我国经济就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浙江省“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增强进出口竞争力。
二、外贸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新变化
（一）外贸主体队伍不断扩大
据浙江省嘉兴市商务局统计，本市有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从2001年的555家，发展到2006年的2100家，2012年末达到4354家。而企业结构也实现了从外资企业主导到内资企业为主的转变，2006年，内资企业数量首次超越外资企业，到2012年末，内资企业为3105家，已是外资企业1249家的2倍多。外贸企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外贸商务类人员的需求也会更大，除了专门从事外贸经营的公司以外，国内企业的一些驻外办事机构、外资企业等都需要大量的商务类人才，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后5年内，国际商务类人才缺口将超过100万。[2]
（二）贸易伙伴不断增加
浙江省嘉兴市的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趋势，欧美日仍占据主导，但东盟、俄罗斯、中东、非洲等市场实现快速增长。2012年，与我市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206个，对欧美日三大传统市场的出口份额占全市比重为58%，比2006年下降7.7个百分点，比2001年下降15.6个百分点。贸易伙伴的不断增加，使国际贸易研究对象不断拓展，会出现许多新领域、新课题、新理论、新原则等，这些都会对商务类人才的岗位提出新的要求。[3]
（三）产品结构不断调整
2011年，我市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达到94.3%，超过世界贸易制成品出口平均占比70%的标准，同时还超过欧洲等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占比78.4%的水平。服装及附件、纺织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箱包等是我市出口主要商品，从2007年起，机电产品超过服装成为我市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延续至今，2012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为32.3%。
（四）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不断下降
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农业、林业及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家具等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和新工艺设备的应用，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资本密集度也在提高，人们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逐渐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上升，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这就使得我国一些原本比较有市场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不断下降。另外，在世界制造生产链中，我们往往只能参与到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环节，处在对应价值链的末端。就相关外贸企业来讲，结果就是利润率低，对特定市场的某些环节依存度较高，抗风险能力低等。因此，我们得到的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及少得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不利于产品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不利于我国外贸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优化。[4]
三、目前外贸企业所面临的人才需求问题
《国家商务部关于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指出，“重视外贸人才建设，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人才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外贸人才发展环境。适应人口素质和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政府调控、市场配置、企业自主用人、人尽其才的体制机制。加强开放型外贸人才资源开发，高度重视外贸职业教育，促进多元化投入。鼓励外贸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比重，支持员工踊跃参加学习培训，提高满足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需要的技能。大力培养国际商务人才，加快培养多双边外贸谈判人才”。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提出，“下一步在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发展上，要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培训重点，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由此可见，外贸企业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目前，外贸企业所面临的人才需求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一）熟悉WTO规则和国内外市场运作的人才缺乏
自2001年加入WTO到2012年年底，嘉兴市共遭遇了来自美国、欧盟、印度、阿根廷、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291起贸易救济调查，直接涉案金额近17.7亿美元。嘉兴市紧固件、服装、经编、木业等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较高，易成为“两反一保”调查的重点。而自2011年开始，贸易摩擦涉案产品逐渐向新兴产业延伸，如欧美对我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对该市光伏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随着对新兴市场开拓力度的加大，嘉兴市遭遇贸易摩擦的发起国也更多地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家频繁对我出口产品发起调查。这些状况势必会影响到浙江外贸出口的健康发展。而在浙江外贸企业里，熟悉WTO有关法律规则，懂得相关国际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人才十分紧缺。
（二）制单、跟单、外销方面的外贸技能型人才缺乏
据测算，我国外贸直接带动就业超过8000万人，其中60%来自农村转移劳动力。2010年与外贸直接相关的海关税收达1.25万亿元人民币。5年累计进口高新技术产品1.6万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应用型商务类人才，大多数毕业生理论水平较高，而实践能力较弱，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据调查，在外贸人才需求榜上名列第一至第六位的是：跟单员、外销员、单证员、报关员、国际货代业务员、报检员等，这些岗位都要求持有上岗资格证。[5]目前，我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达7000多万人，但只有8万多人拥有外销员资格证书，报关员的需求缺口更大。[6]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现有外贸公司近5000家，跟单、货代、报关等技能型人才，尤其是熟悉国际商务合同、申报、运输等外贸环节的技能型人才格外紧缺。
（三）双语复合型人才缺乏
外语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各项语言技能。通过调研发现，商务类的绝大多数岗位明确提出应具有一定的口语交际能力，即“听和说”的能力。其次是阅读，还有应具有外文写作和翻译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岗位提出不止一项语言技能的要求。除此之外，商务类高技能人才还需要有扎实的知识结构储备、过硬的专业能力，主要包括：1.基础知识，如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地理、国际商法等。2.专业知识，如外贸函电、进出口实务、单证、保管、国际结算、商品知识等。3.专业能力。专业能力包括三方面的能力：国际贸易基本实践操作能力，包括适应外贸业务岗位需要的各种操作技能，完成外经贸工作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力，一般的外经贸管理、协调和领导能力；国际贸易高级实践能力，包括对自己和本部门外经贸工作进行规划、实施和评估的专业能力；国际贸易综合应用能力，包括应用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管理理念和管理能力。
因此，既熟练掌握英语、德语等语种又熟悉外贸业务的复合型商务类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能够与中亚、中东国家对接、沟通和交流，精通中亚、中东各国语言，熟悉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同时还熟悉这些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具备市场分析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是外贸企业竞争的核心。
四、商务类高技能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针对浙江省嘉兴市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要，以服务地方经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为目标，通过政策导向、项目引领，寻找提高商务类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与区域外贸产业相对接，拓展产学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外贸类专业与嘉兴市外贸产业相对接，课程考核标准与岗位考核标准相对接，教学内容和外贸相关流程相对接，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对接，职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相对接，传统的教学班与现代学徒制相对接”的人才培养思路，依托嘉兴市欣禾职教集团，拓展产学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创新产学合作新机制，积极推进商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企业全程参与教学工作、学生操作外贸真实业务”的“工学交替、叠加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2013年9月，为探索校企合作的新途径，进一步拓展商务类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新模式，给外贸类专业、应用英语专业的学生提供长效的实践教学平台，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引起入校的“校中场”――嘉兴市澳杰进出口有限公司，并由其牵头联合16家中小型外贸企业组建了澳杰商业联盟，构建了在心智积累的基础上，“校中场”中熟悉工作流程和要领，“澳杰商业联盟”里形成职业素质和技能，校企协同实现学生认识实习、顶岗实习、毕业实习和就业的一条龙的培养模式。
2014年6月，以澳杰商业联盟为基础，建立了由政府、行业、学校、企业共同参与的，具有资产纽带的产学研共同体――澳杰联盟外贸学院。企业入驻，教师参与，建立11个外贸实战工作室，实施“双师带徒”的教学模式，围绕外贸类核心岗位单证员、跟单员、业务员加强核心课程建设，让学生的认知和实践的关口前移，富有成效地参与创业创强活动，在职场化的场所中形成职业素质和能力，为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二）基于“工学结合”，实现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的对接
校企合作的核心是共同开发专业职业能力体系标准。把企业岗位需要的职业标准内容融入到学校人才培养的课程标准中，把学校实践教学内容融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环节中，按照企业人才需求规格与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标准进行校企“课程置换”，从而实现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实现“双合一”，即“课堂与实训合一”的学做合一、“实训与生产合一”的校企合一。[7]通过“学做合一”有效落实学生基本商务技能的实验和实训；通过“校企合一”实施顶岗实习，使学生掌握与国际商务相关的操作技能，提升顶岗实习能力。
（三）基于“教学做一体”，强化实践教学，实现实训基地与生产岗位的对接
以校内实训基地为纽带，校企联手，加强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训练。校内实训基地是企业的外贸部门，承接企业外贸业务，同时也承担师生的实习实训任务。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学校的实践教学环节，师生参与企业生产环节。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利用校内实训基地的电子商务平台，分别扮演出口商、进口商、工厂、出口地银行和进口地银行等不同角色，全面、系统、规范地操作整个外贸流程，完成外贸业务，从而掌握各国际商务环节的主要操作技能。
同时，根据实践教学质量管理要求，加强实践教学的内涵建设。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基地，遵循企业经营管理的一般规律，以企业外贸活动的全过程为基本框架，结合专业的特点，构建真实、可操作的实训体系，使实训内容更加完整，实训环节紧密衔接，实训领域得以拓展，实训资源实现共享，走进实训中心，如同走上企业岗位，真正进入工作角色，实现与生产岗位的对接。
（四）基于“专兼结合”，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实现专业教师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对接
依托实训基地，发挥基地人才交流优势，提升商务类高技能人才教学团队水平，实现企业、行业技术人员进学校，承担实践教学任务，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实践教学内容，共同指导学生技能训练；学校教师下企业进行实践锻炼。通过校政合作、校企合作、校所合作、校际合作等形式和途径，建立一个教学水平高、实践科研能力强的“双素质，双结构”的教学团队。在现有科研、教改水平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嘉兴地方外贸企业和行业，共同探索培养能适应嘉兴当地的外贸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商务类高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群，李霄，丁跃进.后金融危机时期长三角地区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研究[J].经济纵横，2011（5）.
[2]窦建华.国际经贸人才需求的新变化及对策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0（4）.
[3]冯国峰，俞学伟，刘永元，韩如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个体特征与外贸岗位关系研究[J].现代商业，2010（11）.
[4]丁劲夫.论新形势下我国外贸环境的新变化[J].现代经济信息，2012（20）.
[5]郭薇.转型升级下外贸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研究[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6）.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法规福利
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国内外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但与传统贸易壁垒相比较,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很难从其他关税、非关税壁垒中剥离等特点,如何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仍倍受困扰。“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难量化的非关税壁垒之一”(deardorffandstern,1998),如何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不少学者主要是国外学者为有效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进行了各方面的尝试,相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量化方法。但总的来说,由于受数据和方法等条件的限制,有效的量化方法仍处在探索中。
一、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
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了一个非关税壁垒的分析框架,总结了之前各类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有三种经济效应。
一是“法规保护”效应,指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外国供应商的成本,限制了进口。单从这种效应来看,主要侧重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但同时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就像关税一样会给进口国带来很大的损失。由于没有关税收入,损失要比关税等价更大。这也表明关税等价仅适于测量贸易量效应而不能反映福利变化。
二是“供给移动”效应,主要包含进口对国内生产者的影响和技术法规本身可能的收益效应。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特征:法规对大型和小型企业的成本影响不同、改变了竞争结构或市场规模、引起价格上涨和产生租金(neven,2000;fisher和serra,2000);maskus,wilson和otsuki(2002)通过出口国的过剩供给曲线和进口国的过剩需求曲线的相对移动说明了法规的歧视性。
三是“需求移动”效应,指法规所带来的信息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大量产业组织方面的文献对此也作了阐明。bureau,marette和schiavina(1998)专门说明“需求移动”效应的信息方面:法规可避免“柠檬市场”问题、消除质量不确定性和减少消费者寻求产品的成本。casella(1996)以及fisher和serra(2000)阐明了法规的公共物品效应,有些法规和标准可引致交易成本减少。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的分析框架可扩展至多个市场情况,标准和法规可使需求替代弹性变大、带来网络外部性、甚至规模经济及其他贸易便利(harrison,rutherford和tarr,1996;maskus,wilson和otsuki,2002)。
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采用局部均衡分析阐明了非关税壁垒的三种不同效应即非关税壁垒对福利的影响,许多学者在此分析框架基础上作了很多发展。然而,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和经验估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供给的影响、引致的额外成本、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是模型模拟的关键,但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其他更复杂的信息和贸易便利方面的效应就更难量化了,比如标准对消费者信心、支付意愿等方面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说明技术规定对贸易的效应;但实践中,许多模拟只是在总量水平上完成的粗略估计,很多时候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纵观国内外学者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和福利影响的分析上,为此对其的量化研究也大致分为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两大类。从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制定上看,福利分析更为全面客观,但由于国际谈判一直以来都强调对贸易的影响,所以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下面就各种相关研究从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
二、贸易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限制贸易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maskus与wilson(2000)、baldwin(2000)等学者为主,试图从贸易导向的角度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定量测算,在此基础上就其对贸易的限制效果进行检验。从贸易导向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有三类度量方法。
1、以价格差/关税等价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比较本国价格和参考价格来衡量,最常用的方法是关税等价法。关税等价通过比较进口品价格和本国市场上可比商品的价格差计算得出。如果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保持不变,正确的方法是比较不存在壁垒时的价格和存在壁垒时的本国价格之差(deardorffandstern,1998)。然而,这两种价格都难以获得,实践中通常对本国和进口产品的贸易数量及供给、需求弹性作出调整以估计出不存在壁垒时的价格。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与本国进口商支付给外国出口商的发票价格(如进口商品的cif价格)进行比较,通过价格差减去关税、运输成本和产品质量差异等可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等价。
campbell和gossette(1994)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包括农产品和食品在内的许多部门。他们做了复杂的调整使得产品为同质的,这种方法在两项研究中被专门用于农产品和食品部门。calvin和krissoff(1998)测算了在苹果部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率等价。为了测算,他们比较了美国苹果在外国的cif价和外国市场的批发价。他们假设价格差由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关税率构成,尽可能采用市场中同时空的同质苹果(同种类、级别和大小)的价格,并构建了运输成本。一旦知道了美国苹果在外国的价格和类似苹果在该外国批发市场类似苹果的批发价格之差,月度价格差比率就测算出来。该月度价格差由已知的关税率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率等价组成。ec(2001)也采用此办法比较了在欧盟市场上美国生猪和禽肉的月度cif价格和欧盟内可比商品的批发价格,在ec的同一个项目中还用类似办法度量了美国西红柿和苹果。calvin和krissoff(1998)得出结论:价格差方法可有效测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等价;而eu研究认为这种方法不是很有效,在对西红柿的测算中结果取决于价格的选取。而出口价格随时间不同和产地不同变化很大,品质原因亦不能解释该变化。
以价格差/关税等价为基础的方法局限在于:第一,它量化的是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非关税壁垒的综合影响,而无法单独度量出技术性贸易壁垒这样一种具体壁垒的影响。第二,它的前提假设是进口商品与本国商品是完全可替代的(同质的),局限性较大。第三,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很难取得剔除了质量差异影响的价格数据。由于受数据所限,这种方法相对来说仅适用于同质或标准化产品。
2、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该方法最早由美国贸发会提出,可以用来量化非关税壁垒和估计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beghin与bureau(2001)认为可用该方法来定量和定性评估国内法规的重要性。有三类信息资源可利用:一是法规本身的数据,如法规数、本国法规文本的页数。二是产品被阻碍的频率数据,包括限制的数量、发生频率的比率、进口覆盖率等。经过严格假设,还可派生出某些指标,比如以采用国际标准的比率可作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程度指标。三是企业就歧视性法规提出指控的数据以及国际贸易组织和机构对此类案件通报的数据。
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两项研究以一国的标准存量为指标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swann等(1996)在一项计量研究中采用英国和德国的自愿性国家标准数、两国认可的国际标准数,基于标准的频数指标对1985—1991年期间英国的净出口、出口、进口作了回归分析。moenius(1999)也采用了存量指标的方法做计量分析。两项研究都把既定行业中的标准数用来度量标准的强度。otsuki,wilson和sewadeh(2001)进一步扩展了该方法用最大允许的污染量来直接度量食品安全标准的强度。fontagne等(2001)采用一个更复杂的指标来评估环境法规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采用了边境限制数据。lux和henson(2000)分析了在美国边境被限制的数量以评估进口程序和边境检验如何阻碍欧盟出口,他们的分析表明保护主要发生在特定部门,如乳制品。henson等(2000)还研究了因卫生和技术原因美国对非洲、亚洲、拉美国家产品的进口限制。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频数比率和进口覆盖率为量化指标,测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进口贸易的限制效应,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频数比率、进口覆盖率和进口贸易额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说明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内生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
由于部门和产品间标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标准产生的影响不同,用标准数或国内法规页数作为变量是比较粗略的;由于国家报告的不稳定性和跨国间未有统一的覆盖率指标,基于有关频数数据的估计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边境事实上被阻碍的数据的测度相对可靠,但除了美国,各国这方面的数据都难以获取。受以上限制,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可直接用来计算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某一部门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发生的频率,评估贸易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这种方法可为计量估计构建指标,用这些指标作为计量模型(如引力模型)的变量的研究在进一步探索中。以标准数或频数等存量指标为测算变量,运用引力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考察该变量对贸易的影响是目前贸易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对来说最有启发性和拓展潜力的一个方向。
前述moenius(1999)作的计量分析即在对标准引力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将标准引力模型中的gnp、人口、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常量,对双边互认标准、各国国内特定标准的数量及一系列虚拟变量进行估算。他指出两国之间技术标准信息的获取是造成双边贸易中成本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双边共享标准导致进口明显增加;进口国异质标准虽然会大大降低非制造行业的进口,但同时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的进口。由于没有对规模效应和其他一些阻碍因素进行适当的处理,因而很难解释其回归结果。比如忽略了区域贸易协议中成员国会采取一致政策的指标,在估算中只考虑到颁布技术标准的数目,而没能区别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的不同等。maskus等(2002)针对此问题搜集了技术法规的信息,并将其考虑到模型的贸易等式中,从而获得关于自愿标准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不同影响的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技术法规制定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了引力模型。模型区分了标准与法规影响的不同:标准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法规则限制贸易。引力模型不仅能找出在“边境效应”中法规的影响,还能处理二元或离散变量,这正是标准的统计特征。这种将存量指标和引力模型及计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得出对贸易的影响,还为分析此影响和某一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桥梁,能更深入地分析问题。
3、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不能将具备贸易限制作用的法规和不具备该作用的法规区分开来。调研是通过对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主要国家、行业及企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的会面或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分析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通常是定性的,但可以缩小分析的范围,集中了解那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不同对象国家的影响程度、重点影响的行业,从而有针对性的为政府采取正确的贸易政策措施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调研方法还可用来为计量研究提供信息。
如欧盟(2000)就美国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和美国贸易代表处(2001)就国外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都采用的是通过调研行业就其出口遭遇的限制提供的信息数据。oecd(1999b)对美、日、英、德四国三大行业55家公司进行了调研,其中一大行业为乳制品业。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壁垒做了一次跨部门的调研,其调研的跨部门数据库主要用来说明基于经济利益的保护程度。许多学者都采用该次调研的结果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roberts和deremer,1997;thornsbury等,1999;thornsbury,1998)。maskus等(2005)还利用世界银行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调研数据库进行了计量分析。一些研究还专门就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sps要求和遵守sps条款进行调研,如henson,loader和swinbank(1999)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结合起来,把问卷发到发展中国家的联络点。里丁大学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相结合。这种方法可以鉴别出最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暴露出一些通识但属误解的看法,如henson,lux和traill(2001)的研究表明欧盟出口厂商对美国主要抱怨的不是关税和卫生要求而是行政方面的延误及缺乏预见性;oecd(1999b)对乳制品的调研得出企业认为认证和批准方面的延误限制作用甚于标准。
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被调研对象认为调查结果可能对政策出台产生影响,所以提供的数据和结果有可能出现偏差。在缺乏足够数据时使用该方法是有效的,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欧的产品面临的一些障碍等问题的认识。此外,在对一些壁垒衡量中容易混淆或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如行政管理中出现的贸易障碍等情况可以通过调研的方法了解到。而且一些技术法规主要是行业关心的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分析时往往考虑不到而没有作为模型中分析的变量,通过调研也可以弥补。
三、福利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严格的技术法规、标准和相关合格评定程序来实施对贸易的影响。这些实施手段在短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还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且从长期来看,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还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要全面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需采用测量范围全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限于数据搜集的极大困难,国内外学者更多使用的是以下两种方法来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
1、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及相关研究
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是根据风险测评的损失概率及大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方法能表明法规对福利的影响包括哪些效应,而不是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具体效应。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sps规定,困难之一是难以识别其保护的强度。对达到法规要求所花费的成本与减少外部性的收益进行比较可以分解出一项法规的效率及保护的效果。通过分解福利效应,当其成本超过收益可以得出一项措施是福利损失的。当收益可忽略时,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检验贸易扭曲,用来评估当前法规是否具有保护性。
bigsby和whyte(2000)提出了一种方法度量针对虫病检疫法规的经济效应和风险的概率。james和anderson(1998)评估了检疫法规的效应,他们得出那些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检验的检疫限制才是合理的。arrow等(1996)对环境卫生部门运用更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评估其法规的合法性。orden和romano(1996)还运用这种方法就墨西哥鳄梨进口进行了usda贸易政策分析,表明结合使用风险测评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以量化估计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解决sps贸易争端。
将风险测评和成本—收益结合使用的方法是鉴别和评估技术性贸易壁垒效应研究的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多被用于分析食品、农产品等与环境卫生有关的产品。但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风险的概率和大小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在实际应用中分析的范围较窄,许多经济影响不能包括进去:就收益分析来讲,收益的重新分配可能涉及到许多相关方面,要计算所有相关人的影响非常复杂,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变化很难估计;就成本分析而言,不仅要计算供应商自身的损失,还应包括管理成本和寻租代价等。
2、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及相关研究
就某一行业或产品进行单市场或多市场分析的局部均衡分析法以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平衡为测度基础,分析某一特定政策对均衡价格、数量和福利的影响。局部均衡分析模型的建立可以是基于成本增加原因,也可以是由于需求的变动或由于两种因素共同影响。从成本方面的影响来看,技术法规可以改变边际成本,也可以改变固定成本,而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进出市场的难易程度和竞争性质。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基于弹性大小假设前提下,边际成本增加可以直接分析对数量、价格的影响范围,直接计算区域内标准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在差异产品情况下则不同,厂商的固定成本要考虑到规模收益递增,这些成本可能因技术法规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模型取决于市场准入的难易和产品可替代的程度。模型会根据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校正市场上的厂商数量,可以用于需求一方有固定的替代产品,也可用于标准和法规性质不同、替代弹性不同的产品。此外,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还经常和价格差法、存量指标法、风险测评等结合起来,能更精确地分析标准或技术法规对生产、消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thimany和barrett(1997)研究了美国向其他nafta国家出口奶制品受到的技术法规的影响。他们强调了需求和供给曲线变化的影响,得出进口国需求和供给曲线都向上移动。向上移动的需求曲线代表了标准能缓解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而供给曲线的上移则是包括相符成本在内的出口成本增加所致。结果是标准不会影响进口国国内生产商,反而与关税一样会起到对生产商保护的作用,但却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福利。sumner和lee(1997)则具体到市场营销各个环节上发生的成本。calvin和krissoff(1998)采取了价格差法和局部均衡分析模型相结合的方法。paarlberg和lee(1998)结合风险测评和局部均衡法研究了美国运用关税政策对可能传播口蹄疫的国家实行牛肉限制进口的效果。除了这些对单市场进行局部均衡研究外,overton,beghin和foster(1995)就欧盟对烟草的化学成分残留值规定进行了美欧两个市场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果出人意料:欧盟设定的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残留值规定最终却使美国制造商撰取了绝大部分的收益。
局部均衡分析法是目前对福利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应用较多且较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方法,可用于评估标准或法规对某一产业或某一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响,无需直接联系其他产业的影响,只需利用价格、数量、相符成本信息及生产厂商对市场价格变动的反应,就可进行相对简单的计算。其模型在研究法规或标准对不同市场的影响上可以做不同的改变,其有效性还有待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差异化产品和不完全竞争等微观经济学理论定量计算方法上的进一步发展。
四、总结
以上是沿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介绍了到目前为止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和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一些分析方法以及采用这些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评价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不足。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单纯对贸易的影响,所以从福利角度进行研究更有说服力。为了全面有效地分析其影响效果,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对进出口国贸易流量的影响;对国内外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对第三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消费者的反应等。价格差/关税等价率法、存量指标(如标准数等)法以及调研数据法是常用的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还需进一步改进。把它们和引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比较适合于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影响;而把它们和局部均衡模型或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是目前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社会福利影响比较有拓展潜力的方法。
(注:本文获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的资助,项目编号07bgj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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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相对落后和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我国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未来GDP的增长、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相当程度上要靠服务业，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在我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制约了市场的有效开拓。
（二）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商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商务服务业（CommercialServiceIndustry），又称“商业服务业”，是与WTO关于服务贸易12大类分类中的商业相对应的一类服务产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在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后，在对以商品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服务贸易统计和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的要求，提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WTO成立后，继承了这一分类标准。商务服务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涉及的服务交换活动，既包括个人消费的服务，也包括企业和政府消费的服务。具体细类分为：专业性（包括咨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不动产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展览管理等其他服务。目前商务部所主管的服务业主要是与商务直接相关的服务，这些服务业可以统称为“商务服务业”。
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无论对外贸易行业还是国内贸易行业也，都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范畴。虽然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但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公认的一种分类办法，国内由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行业分类标准，对第三产业的分类虽然仍有计划经济色彩，但也比较接近WTO的服务分类标准。鉴于上述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的服务业需要大力发展，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从体制上看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管，需要政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实施管理，因此，商务部应该是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会展业等商务服务业既是商务促进的重要载体，更应被看作是重要的服务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研究与咨询业等商务服务产业本身的功能与商务促进的宗旨有很强的同一性，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商务促进载体。这些商务服务业不仅自身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创造产值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且由于它直接为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直接促进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并且有着很大的“乘数效应”，客观上对促进商务发展发挥着特殊作用，因而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普遍介入。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服务业首先应当被当服务产业来看待。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这类商务服务业在被作为载体开展商务促进时引入市场机制，既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商务促进的效率和水平……
（四）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赖于相关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能否有效开拓市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无论是开拓国内市场，还是开拓国际市场，都需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而我国物流产业落后，信息系统不发达，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开拓。
当前，服务业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已经快于实物贸易的增长。1997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1980～1995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8.4%，而同期实物贸易年均仅增长5.2%.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竞争正在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将逐步开放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对国内服务产业提出严峻的挑战，大力发展服务业，也是迎接这种挑战的需要。
二、改革基本思路
（一）改革理顺商贸、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加快商务服务业发展，关键是要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从管理体制、法律环境、人才战略、市场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为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1、推进产业化——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是国家要把信息咨询、管理咨询、研究与开发、翻译服务、展览管理服务、会议服务、广告服务、市场及公众观点调查、公共关系服务等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对待，进一步明确商务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不同服务产业的不同情况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包括拟订行业发展规划，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向企业及时提供相关行业与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适当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探索政府资金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商务服务业投资机制；制定商务服务业在用电、用水、土地使用、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是要支持建立商务服务业行业同业商协会组织，制定相关商务服务业行业服务指标体系、规范和标准。
2、推进市场化—完善市场机制，增加竞争主体，鼓励公平竞争
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重点完善展览业、物流业、旅馆业等商务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另一方面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有序、有效的竞争环境，解决市场无序、恶性竞争等问题，建立有利于商务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的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快培育研究顾问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翻译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市场研究及公众观点调查等新兴服务服务行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要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商务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
三是要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与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微观主体。营利性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非营利性机构也要面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商务促进体系中面向促进对象提供的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许多服务项目，可由政府直接推荐有良好经营资质的研究机构、市场调查事务、会议展览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商务服务机构进行商业化服务（如服务市场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荐，由企业直接面市场即可），服务项目完成后再由政府对相关企业予以认定资助。
四是要加快形成统一的适用于内外资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
3、推进国际化—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服务出口
加大商务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应与国际化配合起来，相互促进、互动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促进传统服务产业的改组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形成新的科学的营销方式和业态；二是要大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引进先进管理和优秀人才，带动服务业水平提高，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废除或调整那些与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务服务业走向国际的规定和做法，制定鼓励服务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规范服务业出口的法律、法规。考虑对服务业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三是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服务业对外投资；
四是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举办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改革理顺服务贸易的管理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加快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有效的措施，因此，要抓紧理顺服务贸易管理与促进体制。
1、明确服务贸易主管部门
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贸易大国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宏观管理都是明确由同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如美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德国经济部等。而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已经高达800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的主管部门实际上一直未完全明确（本届政府商务部的“三定方案”仍没有明确这方面的内容）。当前的体制是，商务部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国际多边谈判、对外事务协调、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等事务，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管理，其余服务贸易事务分属几十个相关部门。相应地，服务贸易战略发展规划、服务贸易立法、服务贸易业态划分标准、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等涉及服务贸易发展的重大事项，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落实。因此，尽快明确商务部作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与发展的归口部门已是当务之急。目前商务部外资司、WTO司和合作司虽然各有一个服务贸易处，但都分管具体事务，尚不足以形成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宏观管理。服务贸易管理部门明确后，建议商务部组建服务贸易管理司，加强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
2、建立部级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
商务部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主要是负责发展战略、出台进出口促进和管理政策、协调各产业在进出口环节的利益关系，参与谈判。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较多，因此，商务部的宏观管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服务贸易协调小组”，统筹全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政策。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以便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
3、建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发展出口导向产业，谋求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扩大出口、进而实现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服务贸易的主体是企业，要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范围内、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因此，部级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立后，首先应围绕这个方向，抓紧研究制定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合理科学的战略指导下推动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促进服务业出口，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为实现重点行业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企业竞争力提高、国外市场开放等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发挥促进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和制度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逐步加快。“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大还将进一步加大。按《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制定一部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并据此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及时采取相关的救济手段，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非常必要。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是指一家跨国公司内部的产品、原材料、技术与服务在同一产品生产、销售等过程有关的每一个国家里组织专业化生产，而又通过内部交易把这些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种交易虽然导致商品跨越国界的运动，但是交易行为主体实际上是同一个所有者，它既具有国际贸易的特征，又具有公司内部商品调拨的特征，因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获利动机并不一定是以一次易为基础，而往往以综合交易为基础，服从于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交易价格不是由国际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公司内部自定的；其交易动机主要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经营与管理，使经营过程中各构成要素实现正常的运动。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理论基础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理论基础是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经营的范围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研究与开发以及职工的培训等。这些活动是相互联系的，由中间产品，其中主要是技术、专利和管理技能等知识产品的活动联系起来。但中间产品的市场不完全，使得企业利用市场交易的成本很高，因而导致企业创造出内部市场，将原先由市场连接和组织的各项活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控制之下，当市场内部化超越国界时，跨国化经营的舞台就形成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外部市场不完全是内部化形成的主要原因。企业外部市场失效促使内部市场的建立。存在于企业之外，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支配的外部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存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交易成本大。某些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市场尤不完善，使得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外部市场有效地协调其经营活动。通过内部贸易，以公司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使资源和产品在公司内部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利用。
第二，知识产品的特性促使内部市场形成。知识产品包括知识、信息、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管理技能及商业信誉等。知识产品要实现其专有权的价值，会因市场不完全而遇到困难。一方面，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研究与开发耗费的时间长，投资的费用大，一旦开发出来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某种“自然垄断”的性质，其价值的实现要靠歧视性定价或差别性定价；另一方面，外部市场难以对知识产品准确定价，且外部交易极易使知识产品泄露出去而失去原有的价值。若将这一交易置于同一所有权之下，便可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借助内部市场的定价机制充分实现知识产品的价值，并可充分发挥企业的垄断优势，形成内部化优势。
第三，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内部贸易的形成动机。由于外部市场存在很多交易障碍，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关税壁垒、谈判成本等，通过外部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会导致附加成本的增加，而企业内部资源的转移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一般来说，外部交易成本越大，内部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图示如下：
附图
二、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
第一，在结构调整方面，内部贸易促进了国际分工和技术进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开辟了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生产的可能性，促进和健全了公司内部网络的形成，即把生产加工的不同阶段分设在不同国家，或者由各子公司专门生产整个生产线的某种特定部件，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内部技术贸易还促进了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在人才、科技实力以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安排科研机构，推动技术创新，保持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据估计，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工艺。
第二，在要素配制方面，内部贸易可以充分利用转移定价攫取高额利润和规避风险。内部贸易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由公司上层人士制定的，通过转移高价和转移低价使整个公司的经营活动在全球战略目标指导下实现内部交换，在协调的基础上使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并可减轻税负，实现内部资金配置，逃避东道国的价格控制，避免外汇汇率风险和东道国的外汇管制。例如，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国的外汇管制和利润汇出限制严、营业利润抽税高时，母公司就抬高供应给子公司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务价格，使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减少，从而少纳税；当子公司产品面临当地产品竞争时，母公司可以大幅度降低转移价格，从而降低子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强其竞争能力，以掠夺性价格打垮竞争对手，操纵和垄断当地市场，然后再提高价格；当所在国货币将要贬值时，母公司就可以利用转移价格将子公司的利润和现金尽快汇出去；当子公司所在国货币坚挺时，母公司就利用转移价格使子公司扩资，从汇率中牟利。由此可见，转移价格已成为跨公司弥补外部市场结构性和交易性缺陷的重要措施，它既是跨国公司建立内部市场的重要手段，又成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强大支撑点，为其最终获取高额利润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在无形资本运作方面，内部贸易可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对技术的垄断是跨国公司的特有优势，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如果公司的技术产品在公司外部交易的话，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摹仿而受损失。内部贸易就可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有助于公司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竞争能力，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实践证明，实行内部贸易与公司拥有的技术水平有关，其技术水平越高，内部贸易的比重就越大。据邓宁教授研究，母公司内部出口贸易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机工业为91.3%，石油工业为51%，汽车工业为62.4%，电子工业为36.5%，纺织业为12.8%，食品业为9.8%。
第四，在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内部贸易解决跨国公司内部相对利益中心之间交换的矛盾，有利于公司高层人才的稳定。跨国公司的各个子公司虽然隶属于同一母公司，但各子公司又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即使是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的大局出发也应考虑到各个主体的利益要求，以保证工作人员的稳定，维持整个公司的凝聚力。因此，在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换过程中就不能以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为基础进行无偿调拨，而必须采取贸易形式，通过内部市场机制满足各方的经济利益，以解决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
第五，在追求风险最小化方面，内部贸易降低了外部市场造成的经营不确定风险，有利于跨国公司实行计划管理。完全受市场自发力量支配的企业经营活动面临诸多风险，如投入供应数量、质量、价格等不确定，以及不同生产工序和零部件由独立企业承担带来的协调问题等。公司内部贸易可以大大降低上述的各种经营不确定性，使公司的商品数量、商品结构以及地理流向都服从于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计划、生产投资计划、市场营销计划和利润分配计划，优化公司内部的资源配置，使之不断适应公司发展战略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内部贸易的负面效应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
第一，转移价格的定价机制改变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贸易秩序。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服务、资金时，人为地调高或调低价格与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自由竞争赖以存在的供求调节价格的价格机制，破坏了国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联系。因此，内部贸易减弱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本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贸易秩序。
第二，转移价格往往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由于内部贸易采用转移价格手段，达到跨国公司的特定目标，如将资金调出东道国，规避东道国的税收，绕过东道国的关税壁垒等。据有关部门的数字表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亏损高达40%以上，有些地区甚至达到75%，因此许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无利可分，甚至连年亏损。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企业的外方却不断增资，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这些企业的外方通过“高进低出”的转移价格侵吞了中方的收益，实现了“虚亏实盈”、“中亏外盈”。可见，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侵吞了东道国合资方的利润，减少了东道国的税收收入。
第三，内部贸易降低了东道国引进外资的关联效应。很多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力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的发展。然而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出发，有时宁可高价进口国外关联公司的原材料、半成品，因而降低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例如，某合资企业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阿苯达唑，国内许多厂家均能生产，而且产品质量很好，但该企业的合资外方却拒绝使用高质价廉的国产原料，而高价从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进口。
第四，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使国际关系复杂化。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侵占了东道国的利益，破坏了东道国的投资声誉，而且使东道国在制定外经贸政策时左右为难；另一方面，内部贸易中的返销假活动使得进出口国地位改变，改变了双方的贸易差额。不利于东道国的国际收支改善。这些矛盾显然会造成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化。例如，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向其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如要求日本开放市尝汇率升值；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等。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好这把“双刃剑”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例如美国、法国、日本等拥有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达国家都已制定出专门法规，限制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时间短，缺乏经验，要管制转移价格就比较困难。目前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完善法令、法规入手，加强对外资企业财务报表的审核，并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及有关国家的税率差别，了解国际市场同行业利率水平，及时发现问题，以对跨国公司转移价格进行限制，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内外贸联动中的政府和企业职责
商务部政研室副主任张国庆在题为“我国成为贸易大国后的思考”的致辞中表示，中国内外贸联动发展的问题自商务部成立之初就已经提出，主要想通过整合管理机构来打破贸易分隔。“可我们看到，从2003年商务部成立至今，干外贸的仍然热衷于外贸，哪怕是遇上经济危机，他依旧想出口，并不热衷内销；做内贸的也依旧固守疆土，尽管我们也一直在动员有条件的内贸企业‘走出去’，把销售网络铺到世界去，可是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多大的动静。”
对此，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沈丹阳认为，商务部自组建以来，先后进行了4次内部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我个人的看法是，商务部职能定位经过近10年不断探索和调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外贸一体化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内外贸联动的重要因素是政府还是企业问题。从宏观层面上说，政府的政策设计很重要，原来的一些制度在羁绊着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多政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因此从政府层面上如何为企业打通环节，降低流通服务的成本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做着努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任兴洲在谈到内外贸联动中政府和企业角色问题时表示，“在内外贸联动方面，企业是主体，政府只是为企业服务，扫除障碍，提供机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联动才是联动的内在需求。”
转变发展方式促流通业改革
近年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的服务业的力度大大增强，但我国的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在发展初期，整体滞后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于立新在题为“服务贸易：未来30年中国贸易强国战略大转型”的演讲中谈到：“未来30年服务贸易将是经济转型的重要领域。而此前中国所出现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是经济战略路径偏差所导致。庞大的货物贸易出口怎样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还从政策性建议的角度提出几点注意事项：一是在巩固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大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三是通过服务业FDI打破垄断；四是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圆桌会议“小政府、大社会”的设计体制。
浙江工商大学商贸研究中心主任郑勇军则提出：“我国为何不能成为贸易强国，最主要的就是流通组织不够强。而流通不搞好，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会非常艰难，中国需要一场流通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系副主任王晓东认为，要跳出流通看流通。流通的成本，流通本身解决不了，企业税收、用水、用电和工业企业不一样，这些都应该统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经济战略研究院教授荆林波指出：“流通服务业由于其服务范围广泛，关联了经济的各个部门，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流通的问题。现在中国不是不能生产，但是产品怎么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就是流通成本的问题。可以说，中国金融的问题其实是流通的问题。”
作为中国流通产业的缩影，香港利丰集团是一家传统贸易商成功转型为以供应链管理概念运作的全球最大的现代跨国贸易集团之一。利丰集团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林至颖结合利丰的实际案例分析了国外内流通企业的区别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除进一步完善国内流通法规外，亦应推动流通业自身改革创新，提升分销管理水平，构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应链。继续推动连锁经营，提升流通网络的辐射力。同时鼓励发展以物流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批发分销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资源配置、生产引导等功能。”
资深经济观察家和电子商务专家、中国尾货网创始人兼CEO米克说，我国网购人群已经达到4.5亿，网购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电子商务涵盖了内外贸易，所以，内外贸联动应该十分重视电子商务。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前进，促进内外贸联动，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发挥着重大作用。
流通现代化、国际化滞后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国家竞争优势、内需扩大、通胀控制、市场有序等重大战略性难题解决的最大瓶颈，如何构建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代流通体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性课题。
专业化是关键
不论是打造市场、企业，树立自己品牌、培养行业人才，专业化是发展内外贸易的前提和关键。
“行业需要始终忠于主营业务，重塑零售精神。”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赵萍强调，我国零售企业非相关多元化问题严重，许多零售企业沦为二房东。“专业化是大型零售企业成功的关键。国际大型流通企业在集团化扩张的同时始终保持对核心业务领域的投入。从历年全球零售业250强绝大多数都专注于主营零售业务，前10强的零售额占企业集团收入总额的比重均在97%以上。”
在内外贸联动发展方面，专业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骏阳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目前，义乌市场的商品已出口到212个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常驻义乌，进行采购。这种专业市场的发展打破了内外贸的壁垒，是内外贸联动发展的典范。”他同时建议，类似义乌这样的专业市场，国家应该鼓励其“走出去”，到国外去开设分市场，从而用国外市场推动我国内贸的发展。
清华大学零售研究中心李飞教授认为，要想成为贸易强国必需建立自己的品牌。“中国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要想打造出专业品牌，打造出奢侈品，就必须潜下心来，去除浮躁，一切以品牌的长远为计。”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民币汇率；波动均衡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2-0091-05
一、引言
中国作为转型中的新兴国际贸易大国，随着进出口贸易量的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呈逐年递增之势，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指责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借口。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和改革与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如何在中国金融市场化转型与国际化背景下，科学合理地估算和确定实际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成为金融市场化转型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关键。在学术界，围绕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各种讨论和争论持续不断，实行更灵活的、更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已成为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各种政策建议纷纷出现。在开放的大国经济体系中，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与其他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与联系，共同影响宏观国民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均衡汇率理论也成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内容，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1]
一般而言，通过计量方法估计汇率的结构方程模型只对汇率变化的某一阶段具有解释力，标准模型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实际汇率的非黏性可能引起与从前均衡汇率的长期偏离，二是不能用风险补贴解释远期汇率偏离将来的即期汇率所造成的误差。均衡汇率模型主要考虑实际因素对汇率的影响，认为均衡的实际汇率不随名义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变动，名义汇率制度为中性，均衡汇率模型是弹性价格的货币模型的扩展和一般化，考虑到多种贸易品和实际冲击。当然，均衡的汇率模型无法解释名义汇率波动下实际汇率更容易波动的特点。[2]均衡汇率往往作为判断汇率波动程度甚至失调的主要参考标准，可以把均衡汇率区分为名义均衡汇率与实际均衡汇率，前者指由外汇市场供求均衡时的汇率，后者指通过考虑到实体经济变量影响对名义均衡汇率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汇率，在传统研究文献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测算实际均衡汇率，但因为非贸易商品的存在，使得这种测算方法存在误差和缺陷，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一系列测算实际均衡汇率的研究方法例如“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equilibriumexchangerate，FEER)”、“行为均衡汇率(behavioralequilibriumexchangerate，BEER)”被开发出来，[3]推动着均衡汇率理论研究的发展。施建淮、余海丰等学者利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和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4]张斌利用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模型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5]林伯强估算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并对实际汇率错位进行了测算，[6]张晓朴从理论与模型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7]Zhang，Z.则从实证调查角度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失调问题。[8]
从现有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文献来看，有如下特点：一是一些研究文献混合使用中国经济转型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经济转型以后的相关数据，使得所得出的相关结论的解释力受到限制；二是仍然缺乏关于经济转型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演变及其内在动因和规律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文献；三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专注利用各种模型估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并分析人民币汇率失调的程度和原因，对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演变内在规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仍嫌不足。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由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存在着大量商品和劳务没有进入市场。二是因为不同国家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速度方面存在着差异和不平衡性，即使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贸易保持相对稳定，也存在汇率波动的可能性。三是即使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进出口增长速度保持相对稳定，进出口贸易处于均衡增长状态，仍然存在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因为不同国家有效劳动平分的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均进出口水平的变化具有非平衡性，加之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使得贸易汇率波动均衡会不断的调整。因此，要准确计算转型社会进出口贸易均衡汇率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
二、进出口贸易增长与汇率波动：一个理论模型
2005年以来，随着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中国纺织品对美国、欧盟的出口增长速度较快，引起了这些国家相关产业部门和决策层对中国进口商品的疑惑和恐惧，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论调和措施纷纷出台。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实行以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美国的一些学界和政界人士指责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汇率操纵”，认为中国纺织品之所以具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操纵”方式低估人民币币值，给予企业补助，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有的政界人士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基于惩罚“汇率操纵”的普遍性高额进口关税。欧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2006年2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节以此为背景，构建一个两国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增长与汇率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现假定在一个由两个大国1、2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1国为净出口国，2国为净进口国，1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2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关键货币角色，两国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呈现出两种货币并存局面，在较长时间内1国存在着货币错配现象。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两国之间的名义汇率为?兹12，1国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国采用浮动汇率制。1、2两国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如下两式：
从图6可以看出，当1-g1-n1=1-g2-n2时，在由1、2两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当1国按有效劳动平分的人均净出口增长速度与2国按有效劳动平分的人均净进口增长速度相等，1国的贸易汇率波动曲线与2国的贸易汇率波动曲线相交于E点时，贸易汇率波动值等于零，1国本币汇率保持不变。
简言之，在两国或者多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技术进步、人口增长速度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贸易汇率波动均衡表现出大于零、小于零、等于零三种状态，使得汇率表现出升值、贬值和保持不变三种特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非平衡变动，使得贸易汇率波动均衡也相应调整，出现贸易汇率波动均衡的调整，产生汇率波动均衡。
五、结论
由于存在着相当比例的非市场化商品与劳务，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速度也表现出差异性，使得准确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面临诸多困难。一国的贸易均衡汇率会随有效劳动人口人均净出口增长速度、净进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当两国的技术进步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相等，两国的贸易量增长速度为零时，才会出现零波动幅度的贸易均衡汇率。只要两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保持相对稳定，贸易均衡汇率也会发生波动，形成汇率风险。
在两国或者多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技术进步、人口增长速度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贸易均衡汇率波动表现出大于零、小于零、等于零三种状态，汇率表现出升值、贬值和保持不变三种特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速度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非平衡变动，贸易均衡汇率波动也会相应调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则是与之适应的汇率制度安排。应针对我国转型时期开放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制订科学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需要强调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必须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技术进步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使得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表现出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
其二，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商品和劳务数量增多，进出口贸易量增加和贸易增长速度提高，在深化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同时，必然会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导致贸易汇率波动和均衡调整，形成汇率风险，必须制订相应对策。
其三，应根据我国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在经济增长速度、进出口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速度等经济指标之间的动态变化，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滞后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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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2]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Clark，P.B.andMacdonald，R.，1999，ExchangeRatesandEconomicFundationals：AMethologicalComparsionofBEERsandFEERs，inMacdonald，R.，andStein，J.(eds)，EquilibriumExchangeRates，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4]施建淮，余海丰.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1991-2004[J].经济研究，2005(4).
[5]张斌.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小的单方程模型研究[J].世界经济，2003(11).
[6]林伯强.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J].经济研究，2002(12).
[7]张晓朴.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与模型[J].经济研究，1999(12).
[8]Zhang，Z.，2001，RealExchangeRateMisalignmentinChina：AnEmpiricalInvestigation，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29.
责任编校：一诺
InternationalTradeGrowth，RMBFluctuationandTradeExchangeRateEquilibriumofChinainTransitionPeriod：ATwo-countryModelandPoliciesAnalysis
XUMei
(ChinaForeignAffaireUniversity，Beijing100037)
Abstract：BasedoneconomictransitionofChinaandliteraturesonforeignexchangerateofRMB，thispaperinducesatwo-countrytheorymodeltoanalyzesRMBfluctuationandequilibriumforexportandimportinChina，andproposessomecountermeasurestodealwithsomeproblemsofRMBreform.Thispaperpointsout：(1)itisverydifficulttocalculateRMBvaluecorrectlybecauseofnon-marketgoodsandservesintransitioneconomy；(2)equilibriumofinternationaltradewouldemergeonlyinrigidconditions；(3)foreignexchangerateequilibriumexhibitsdifferentcharacteristicininternationaleconomy；(4)flexiblepoliciesfortradeandforeignexchangerateshouldbesuitableforChina.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是指一家跨国公司内部的产品、原材料、技术与服务在同一产品生产、销售等过程有关的每一个国家里组织专业化生产,而又通过内部交易把这些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种交易虽然导致商品跨越国界的运动,但是交易行为主体实际上是同一个所有者,它既具有国际贸易的特征,又具有公司内部商品调拨的特征,因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获利动机并不一定是以一次易为基础,而往往以综合交易为基础,服从于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交易价格不是由国际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公司内部自定的;其交易动机主要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经营与管理,使经营过程中各构成要素实现正常的运动。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理论基础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理论基础是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经营的范围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研究与开发以及职工的培训等。这些活动是相互联系的,由中间产品,其中主要是技术、专利和管理技能等知识产品的活动联系起来。但中间产品的市场不完全,使得企业利用市场交易的成本很高,因而导致企业创造出内部市场,将原先由市场连接和组织的各项活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控制之下,当市场内部化超越国界时,跨国化经营的舞台就形成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外部市场不完全是内部化形成的主要原因。企业外部市场失效促使内部市场的建立。存在于企业之外,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支配的外部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存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交易成本大。某些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市场尤不完善,使得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外部市场有效地协调其经营活动。通过内部贸易,以公司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使资源和产品在公司内部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利用。
第二,知识产品的特性促使内部市场形成。知识产品包括知识、信息、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管理技能及商业信誉等。知识产品要实现其专有权的价值,会因市场不完全而遇到困难。一方面,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研究与开发耗费的时间长,投资的费用大,一旦开发出来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某种“自然垄断”的性质,其价值的实现要靠歧视性定价或差别性定价;另一方面,外部市场难以对知识产品准确定价,且外部交易极易使知识产品泄露出去而失去原有的价值。若将这一交易置于同一所有权之下,便可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借助内部市场的定价机制充分实现知识产品的价值,并可充分发挥企业的垄断优势,形成内部化优势。
第三,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内部贸易的形成动机。由于外部市场存在很多交易障碍,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关税壁垒、谈判成本等,通过外部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会导致附加成本的增加,而企业内部资源的转移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一般来说,外部交易成本越大,内部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二、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
第一,在结构调整方面,内部贸易促进了国际分工和技术进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开辟了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生产的可能性,促进和健全了公司内部网络的形成,即把生产加工的不同阶段分设在不同国家,或者由各子公司专门生产整个生产线的某种特定部件,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内部技术贸易还促进了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在人才、科技实力以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安排科研机构,推动技术创新,保持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据估计,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工艺。
第二,在要素配制方面,内部贸易可以充分利用转移定价攫取高额利润和规避风险。内部贸易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由公司上层人士制定的,通过转移高价和转移低价使整个公司的经营活动在全球战略目标指导下实现内部交换,在协调的基础上使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并可减轻税负,实现内部资金配置,逃避东道国的价格控制,避免外汇汇率风险和东道国的外汇管制。例如,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国的外汇管制和利润汇出限制严、营业利润抽税高时,母公司就抬高供应给子公司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务价格,使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减少,从而少纳税;当子公司产品面临当地产品竞争时,母公司可以大幅度降低转移价格,从而降低子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强其竞争能力,以掠夺性价格打垮竞争对手,操纵和垄断当地市场,然后再提高价格;当所在国货币将要贬值时,母公司就可以利用转移价格将子公司的利润和现金尽快汇出去;当子公司所在国货币坚挺时,母公司就利用转移价格使子公司扩资,从汇率中牟利。由此可见,转移价格已成为跨公司弥补外部市场结构性和交易性缺陷的重要措施,它既是跨国公司建立内部市场的重要手段,又成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强大支撑点,为其最终获取高额利润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在无形资本运作方面,内部贸易可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对技术的垄断是跨国公司的特有优势,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如果公司的技术产品在公司外部交易的话,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摹仿而受损失。内部贸易就可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有助于公司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竞争能力,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实践证明,实行内部贸易与公司拥有的技术水平有关,其技术水平越高,内部贸易的比重就越大。据邓宁教授研究,母公司内部出口贸易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机工业为91.3%,石油工业为51%,汽车工业为62.4%,电子工业为36.5%,纺织业为12.8%,食品业为9.8%。
第四,在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内部贸易解决跨国公司内部相对利益中心之间交换的矛盾,有利于公司高层人才的稳定。跨国公司的各个子公司虽然隶属于同一母公司,但各子公司又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即使是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的大局出发也应考虑到各个主体的利益要求,以保证工作人员的稳定,维持整个公司的凝聚力。因
此,在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换过程中就不能以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为基础进行无偿调拨,而必须采取贸易形式,通过内部市场机制满足各方的经济利益,以解决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
第五,在追求风险最小化方面,内部贸易降低了外部市场造成的经营不确定风险,有利于跨国公司实行计划管理。完全受市场自发力量支配的企业经营活动面临诸多风险,如投入供应数量、质量、价格等不确定,以及不同生产工序和零部件由独立企业承担带来的协调问题等。公司内部贸易可以大大降低上述的各种经营不确定性,使公司的商品数量、商品结构以及地理流向都服从于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计划、生产投资计划、市场营销计划和利润分配计划,优化公司内部的资源配置,使之不断适应公司发展战略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内部贸易的负面效应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
第一,转移价格的定价机制改变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贸易秩序。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服务、资金时,人为地调高或调低价格与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自由竞争赖以存在的供求调节价格的价格机制,破坏了国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联系。因此,内部贸易减弱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本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贸易秩序。
第二,转移价格往往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由于内部贸易采用转移价格手段,达到跨国公司的特定目标,如将资金调出东道国,规避东道国的税收,绕过东道国的关税壁垒等。据有关部门的数字表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亏损高达40%以上,有些地区甚至达到75%,因此许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无利可分,甚至连年亏损。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企业的外方却不断增资,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这些企业的外方通过“高进低出”的转移价格侵吞了中方的收益,实现了“虚亏实盈”、“中亏外盈”。可见,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侵吞了东道国合资方的利润,减少了东道国的税收收入。
第三,内部贸易降低了东道国引进外资的关联效应。很多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力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的发展。然而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出发,有时宁可高价进口国外关联公司的原材料、半成品,因而降低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例如,某合资企业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阿苯达唑,国内许多厂家均能生产,而且产品质量很好,但该企业的合资外方却拒绝使用高质价廉的国产原料,而高价从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进口。
第四,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使国际关系复杂化。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侵占了东道国的利益,破坏了东道国的投资声誉,而且使东道国在制定外经贸政策时左右为难;另一方面,内部贸易中的返销假活动使得进出口国地位改变,改变了双方的贸易差额。不利于东道国的国际收支改善。这些矛盾显然会造成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化。例如,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向其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如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汇率升值;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等。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好这把“双刃剑”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例如美国、法国、日本等拥有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达国家都已制定出专门法规,限制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时间短,缺乏经验,要管制转移价格就比较困难。目前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完善法令、法规入手,加强对外资企业财务报表的审核,并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及有关国家的税率差别,了解国际市场同行业利率水平,及时发现问题,以对跨国公司转移价格进行限制,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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