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教育；基本情况；格局；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如何适应新情况、新变化，这是摆在高校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极其紧迫而又重要的历史任务。
l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情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三个方面。从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情况来看，具体表现为“四个”并重：
1．1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并重
课堂教学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取得了巨大成绩。随着时代的发展，单纯的课堂教学已经无法适应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由于大学生对当今的社会现实了解较少，在掌握理论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认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有鉴于此，高校都能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高校每年都能利用寒暑假，大力开展支农、支边、支医、支教等社会实践活动，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所以，目前高校基本上都能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延伸到社会实践中，做到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引导大学生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才之路。
1．2虚拟环境与现实生活并重
当今的网络发展迅速，网络的虚拟性特点日益突现。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中，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让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在网络世界中自由翱翔。正因如此，高校都非常重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网站。但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广泛运用，网络的虚拟性与社会的现实性相脱节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一些大学生为了逃避现实，整天沉迷于网络世界，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不能自拔，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
应该说，“网络技术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给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为了迎接这一挑战，要及时建立宣传网站并设专人维护更新，深入探讨理论问题，剖析社会现象，铸造大学校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的精神家园。”所以，我们要做好网络虚拟环境教育与现实生活环境教育的统一，注重引导当代学生健康成长。
1．3个性张扬与共性要求并重
当今高校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和个性，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为学生“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能成才”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新的转变。现在，高校不再把学生仅仅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独创精神，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正确思想和理念。与此同时，高校在张扬学生个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使学生明白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道理。所谓共性，就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和社会的主体规范，是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重视引导大学生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又合乎社会的规范，使大学生能够正确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
1．4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并重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中国。可以说，我国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与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再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中国的国内问题。同样，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和问题也与我国休戚相关，如果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新时期我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都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目的就是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高校都非常注重把国内问题放到国际环境中去考量，把国际上的相关问题放到我国具体实际中加以分析，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全球视野，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
综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情况，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得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大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认同‘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信任，对党和政府近年来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取得的成绩高度肯定，关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对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充满信心，关注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快教育改革步伐等寄予较高的期望。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积极向上，务实进取，爱国热情很高，竞争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成才愿望非常强烈。整体心态平和，能够比较客观、理智地观察分析问题。”
2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存在的薄弱环节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总体情况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够强，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得不够紧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没有较好地贯穿于专业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理论性是非常强的，这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在强调理论性的同时，大量的新鲜事物和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却没有及时吸纳进来。一些教师还是采取满堂灌或说教式教学方法，使许多原本生动、有力的事实在学生听来都变得索然乏味。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本上是一本教科书、一个教案、一支粉笔的教学模式，没有运用现代教育手段，没有把许多最具说服力的音像资料和数据运用到教学中去。
现代化的远程教学、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得不够，教学手段陈旧，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所以，我们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实效性，一切思想政治教育都会没有任何意义。”
2．2思想政治理论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网络建设比较滞后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网络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当看到，思想政治理论与纯专业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还有较大差距，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尽如人意。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以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只当作法学类或政治类的二级学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级学科加以建设。因此，在学科建设上就难于做大做强。另外，在学科划分上也不够明确，有时候把该学科划到政治学类，有时候又划到法学类。教材建设、网络建设还不完全配套，权威性教材较少，部级、省部级精品课程还不多，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网站非常少。上述情况存在都势必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广度、深度和效度。
2．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还没有完全形成合力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合力打造才能完成，那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客观地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学校教育方面还是做得较好的，学校教育能够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授给大学生，并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所以，大学生也基本上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内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但是，目前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没有与学校教育完全形成合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起到了许多负面作用，使得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形成强烈的反差，再加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致使一些学生认为学校教育是唱高调、是脱离实际的说教，从而严重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效率，大大抵消了学校教育的效果。
《政治学原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政治理论课。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学习后继专业课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该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国家形式、国家机构、政治发展、政治革命、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理，奠定扎实的政治学科的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最终形成和确立基本的政治思维。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得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道德观，可以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努力成长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管理人才。
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性质和教学任务决定了它的两大特点：理论性和实践性。一方面，政治学原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及本专业的专业内容，揭示了政治现象的一般本质及政治的普遍规律，包括了诸如国家理论、民族、政党、政治文化、国际政治等内容。这些原理和内容构成了政治学原理课程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人是注定地、无法摆脱地要过政治生活的；人从出生取名、报户获籍到获得公民身份，再到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生活，享有赋予的基本权利，总在不停地进行政治实践活动，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社会实践为政治理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政治学原理揭示的普遍规律，来自于并指导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又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得到发展。政治学原理的课程特点既要求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又要求通过实践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讲授与学生实践结合，成为我们提高政治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在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感觉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枯燥，多数学生靠死记硬背可以顺利通过课程考试，但理论知识掌握得并不牢固。在我们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一旦课程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往往就意味着学生与本课程联系的基本中断，实际上较少能具备解决与分析政治问题的能力。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我们主要进行了如下改革：
1.加强课外理论学习，把理论学习延伸到课外。学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往往不能适应大学课程学习的模式，特别是文科学生，不少人缺乏专业知识学习的动力。据此，我们在第一节课上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份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包括必读书目、选读书目、相关参考期刊名称和政治学相关的网站网址。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在作业布置和课堂讨论时，引导学生到参考书、期刊和网络中去寻找答案和资料。这样一来，学生就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自觉地进行课外理论的学习，这样再回到课堂时，也能够促进课本理论的牢固掌握。我们还因材施教，成立了政治学原理读书小组，吸引部分基础较好而且对本课程有着浓厚兴趣的同学参加。读书小组配有专业教师，对小组成员的课外理论学习悉心指导。读书小组开展课外读书、专题讨论、热点评议、专家讲座、论文写作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特别把他们的读书心得和论文编印成册，不断形成阶段性的理论学习成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结合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学习。国际国内重大政治热点问题，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绝好的材料。现代大学生有较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但是，政治理论水平的不足又造成他们政治情感上的偏颇，平常不太关心政治，有时又激烈地批评和全盘否定政治现状。为了让学生辩证地看待政治问题，我们在授课中有针对性地将“两会”、“三农”问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两岸关系、中外国家领导人互访、美国的霸权、中东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及时引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课堂讨论是我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在课堂讨论中，教师的主导角色转化为与学生平等相商，并鼓励学生勇敢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教师与学生当面沟通和切磋。因为讨论的选题都是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可争论性，往往引起学生相当高的热情。常常在讨论课结束后，很多学生意犹未尽。大家普遍反映这样的讨论印象深刻、理解透彻，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有很大提高。通过对一系列重大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实际分析，学生们提高了对政党制度、政治文化、国家与民族、国家与宗教、国际政治等问题的理解与分析的能力，构建了政治思维的基本框架，有效地促进了政治理论的深入掌握，养成了自觉进行政治学习的好习惯。
3.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客观而言，大学书斋中的政治理论，面对活生生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社会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高考体制下，大部分学生已经形成了学习定势――即以书本为中心，以成绩为目标，这往往导致学生学习上缺乏主动性，缺乏研究精神，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较弱。因此，只有通过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对实际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政治关系的观察、分析、调查、比较，才能真正把握政治生活，了解其本质和规律。政治实践有助于学生认识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使学生在政治过程中更有经验和理智，政治实践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学生进入政治生活和适应政治生活。通过实践这座桥梁，学生可以不断丰富自身拥有的政治知识，培养和掌握政治技能，最终达到教学目的，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我们的社会实践安排在学生课外时间集中的暑假期间，为提高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在实践活动开始前要求学生撰写详细的实践方案，使学生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可行的实践途径，完备的实践步骤。实践选题涉及地方政府行政、农村税费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层选举等，这些实践选题紧紧围绕课堂理论，使理论学习得以延伸。然后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基层，实地考察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的实际，用学过的政治学理论去分析实际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通过实践提升了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深化，实践也在不断习得的理论指导下愈加成熟。
三、教学改革经验总结
依据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地位和鲜明的课程特点，围绕本课程的培养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多层次、多途径的结合，我们的课程建设取得了较大进步，教学质量也得到提高。同时我们也获取了如下的教学经验：
1.理论要讲深讲透。政治学原理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其它形式的学习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理论的传授，从教案写作到课件制作，从课堂设计到作业批改，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精心完成。在理论讲授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教室，运用丰富的影像资料，努力结合丰富多彩的政治现象，使枯燥的理论明白易懂，努力让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结合。理论来源于实际，理论的运用离不开社会实践。首先，理论讲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已经开始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与社会发生一定的政治关系，具备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还扮演着一定的政治角色，这些实际政治参与形式运用得当，都有利于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其次，理论的讲授应与国际国内政治实际结合。例如讲解“政治文化”这一章时，我们注意启发学生根据我国实际，分析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的特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联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政治文化的渗透，使学生认识到，正确认识政治稳定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在当今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战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是现实主义思想正式发展的时期，卡尔的研究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卡尔的理论思想主要是针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不存在有组织的权力来负责形成协调一致的任务”。卡尔指出在一战到二战之间是险象环生的时间段。理想主义者轻视了权利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在《二十世纪危机》中提出出：“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存在这种错误。”①他主要从三方面对乌托邦主义进行批判。首先，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很难找到道德与权利的平衡点，因而也很难找到统一的国际舆论来作为依靠。其次，权利因素是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卡尔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权利政治。”卡尔确切界定了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支配舆论力量这三种权力的形式，并认为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确实存在的。利益冲突不是由国家之间交流不畅造成的，而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卡尔批判了利益和谐论，“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的、无法避免的现实。如果掩盖这种现实，就会歪曲问题的真实性质。”②
关于道德的虚幻性和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根本冲突，这三个基本命题是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正是出于对批判理想主义的原因，卡尔把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思想分为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想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另一部分是现实主义。这引发了第一次国际关系的理论大改革，即卡尔的现实主义向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论战。这种划分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因此，卡尔通过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为现实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流派的正式兴起。
2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建立
摩根索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现实主义国政思想上的研究，必将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研究留下厚重的一笔。他在《国家间政治》充分和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各种概念,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经典教科书。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形成了现实主义理论思想大厦的基本构架。这六条原则是：“（1）政治受到客观法则的支配，客观法则根植于人性；（2）以权力定义利益；（3）以权力定义的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原则；（4）普世道德不能用来指导国家行为；（5）国家道德不等同于普世道德；（6）政治现实主义是独立的理论学派。”③对这六条原则，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哲学思想。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人性的观点。对人性的认识充满了悲观色彩，他认为人性追逐权力和利益最大化。一切行为的源头是满足人性的欲望，这是不能被改变的事实。这种认为人性天生邪恶的观点贯穿于他的整个现实主义的理论思想中。其次是对利益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以争夺权力为前提的政治行为。摩根索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应用于国家斗争之中，既然国家是由人组成的，那么国家斗争的目的应该也是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么国家之间一定存在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只用权力争夺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权力争夺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变的事实。利益的争斗归根到底是权利的争夺。第三是对道德的观点。用怎样的方式争取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道德的体现，大众知道的道德虽然存在，但不适（下转第123页）（上接第80页）用国家。纯粹的道德观念在国际交往中是没有价值，如何争取国家利益就是国家道德标准的尺度。因此，统治者不能以普通的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是摩根索理论的三个密切相关环节，统一这三个环节的核心是权力。摩根索把国家的行为和动机归结为得到、维持和增强权力。现实主义思想大厦由此而建立起来：以权力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间的竞争为互动方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至此，从卡尔到摩根索，古典的现实主义理论达到了顶峰，现实主义流派在国际政治学界影响至今。
3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很难做正确而详细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新现实主义学派。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和观点与传统现实主义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新现实主义主要从体系结构来分析国际政治关系，因此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兹。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指出，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和结构的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关系分析的重点部分，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没有集中的权力机构，各个国家尽管在文化、意识形态等体制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每个国家都履行着相同的责任，如改革税收、实行不同的对外政策等。各国主要不同是在权利方面的差异。沃尔兹提出：“这样一种秩序中单位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履行类似职责的实力大小的不同。……体系结构随着体系中诸单位实力的变化而变化。”④沃尔兹进一步对多元化的结构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两极维系体制更容易维护国家之间的安定与和平。
沃尔兹把国际关系的推动力定义为无政府性。他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客观需要，是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其次，无政府条件下的国家首要考虑的是生存需要。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中，国家的目的是保证能够自我生存。任何维持国际关系的前提都是自我生存。因此，其理论又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再次，军事实力才是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国家获取军事权力都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在无政府形态下，只有军事实力才能保证国家存在。因此，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沃尔兹不仅提升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
关键词理论研究教育实践关系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6.03.033
ReflectionsonPromotingCollegeStudents'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TakeTheoryandEducationPracticeCombinationasPerspective
LIUCuibai，LIUQiangqiang
（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107）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sanimportantpartofhighereducati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orktograsp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aspectsofresearchandeducationpracticetheory，anddoagoodjoboftheoreticalresearchandeducationalpracticeinthishandstobeabletoovercom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ecurrentproblems，tobetterpromot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Studentseducationalworkeffectivelytoenhancetheeffectivenes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ork.
Keywordstheoreticalresearch；educationpractice；relation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渐突出。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对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意义重大。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研究的推进与教育实践开展的不协调、不统一仍是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将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并实现相互促进，依旧是有效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研究的首要问题。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提出以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工作思路创新、内容丰富、载体多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经过长期坚持的努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形成良好的基础，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先进理念被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各高校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不断壮大，人员专业性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这是近十年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
同时，不能否认，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互联网使得西方思潮和不良价值观传入我国，价值多元化的冲击使得教育我国现代大学生的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尤为迫切，再加上大学生思想方面呈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些因素都给当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研究认清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新困难和新挑战，勇于担当，大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担负的责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难发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却出现脱节的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研究人员在理论研究和探讨方面方面占据优势，而实践经验却相对缺乏。辅导员等从事一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作人员实践经验相对丰富，而理论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逐渐脱节的实际情况，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并不鲜见，无法使得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完美结合，共同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由来已久，在更多情况下表现为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脱节，呈现出“两张皮”的状态。如何协调好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实现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成果、见实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原因分析
（1）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针对性不强，目的性不突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很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强，目的性不突出的问题依然大量存在，主要包括脱离大学生心理和思想发展进步的实际、没有关注部分个例因素、没有调动大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容易出现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知而不信、言而不行的不良反应，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来的目的和作用肤浅化甚至流于形式。
（2）当前高校内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存在不协调现象。当前高校内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构成复杂，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兼职辅导员、党团干部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而从事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较少。专兼职辅导员、党团干部等承担了较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工作，而知识结构、科研能力与专业教师有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脱节就在所难免。
（3）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数增多的趋势与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较少的矛盾依旧存在。国内高等教育规模逐年加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而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相对紧张，师生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有所降低，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对于大学生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不够。在这种对学生的情况没有深入分析和了解之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现盲目应对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自然没有办法去做有效的研究和理论探讨，工作实践中的失误也会相对增多。同时，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队伍状况也存在着不能适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情况，这对于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将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也造成了困难。
基于以上原因而产生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两张皮”现象就必然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3对策分析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如果单纯地推进理论研究或者不去做必要的理论研究都是不恰当的，势必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意义和作用大打折扣。因而，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节重点抓好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相协调和相统一。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脱节的实际问题和原因分析，笔者认为，要正确处理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关系，并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坚持以人为本，强调理论研究要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解决大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些论述和要求给我们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但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忽视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联系不紧密等等问题也依旧存在。所以，要懂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对象是大学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要从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当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为基本导向，理论研究要能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大学生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能力较强，思维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要尊重大学生的时代特点，勇于突破常规思维，从“新”入手。“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这就是理论对实践的超越。”要紧紧围绕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理论研究，形成贴近实际需求的理论研究成果，充分体现理论研究的超越性，发挥理论研究的引导作用。
（2）积极推动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向教育实践有效转化。“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透过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心理结构、大学生道德发展规律、大学生行为养成规律的分析研究，使教育者切准大学生的思想脉搏，为有的放矢地实施教育提供客观依据，做到因时而异，因人因材施教”“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促进理论研究成果向教育实践有效转化，要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到具体工作的细节中、体现到学生活动的环节上，以理论研究增强教育实践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大学生的实际需求，研究大学生实际需要的新问题、新动态，增强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转化速度和转化质量，在如何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方面下功夫，努力摆脱单纯地理论说教、知识传播、真理讲授，有效避免理论研究不能应用到教育实践中的弊病。
（3）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队伍结构，提升队伍质量。目前，我国各高校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兼职辅导员、党团干部等，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主要力量。但我国各高校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配备与学生人数的比例还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的标准，工作人员的学科背景、专业特长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有一定的不适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还不明显，这些都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要进一步完善队伍结构，坚持数量与质量齐头并进，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和训练，大力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理论研究能力和教育实践水平。
（4）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的教育和引导。单纯地进行理论讲授和知识积累而缺少实践环节的操作的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容易出现有理论、没行动的不良局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实践环节的教育和引导，将课堂讲授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得到有效的运用，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发挥本来的作用。
协调好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两方面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两者的互补性并非一蹴而就，更主要的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见成效。
参考文献
[1]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有所成就，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了深化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改进农村政治的现有研究方法，学者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农村政治研究中科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因此，评介西方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西方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几大学派，包括政治发展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研究学派等。本文主要评介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革命的根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是在分析农民革命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运用结构分析法，认为农民革命产生于世界经济结构，这种世界经济结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则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心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是对边缘国家、特别是落后经济国家剥夺的结果;这些落后经济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原材料和农产品;通过贸易倾斜机制，物化劳动力机制或者跨国公司的机构，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边缘的落后就成了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处于被剥夺的国际地位;欠发达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使它们产生了革命潜力。[1]
这种分析源于二十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关于东欧革命可能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其中对一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主要是想了解工人阶级与国内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时的行为倾向。两种争论都想弄清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发展的主要利益冲突存在于国际而非国内，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了“成熟”经济的相对繁荣，而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2]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被称为殖民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些早期争论因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兹甚至后来的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和安德勒·冈德·弗兰克的研究而重放光芒。通过各种形式，他们成为发展研究的现代化学派的替代者，并对现代化学派形成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说明为什么政治暴力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
但这种理论也有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主要的弱点是把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所有主要部分都装进宽泛而不加区别的范畴中：代表剥削性世界经济的部分和被剥削因而欠发达的部分。这种宽泛的两分法与现代化理论家的“传统—现代”两分法相比，没有更多现实意义。只不过是前者认为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进化，是和平过渡;而后者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不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因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状态，对立的结果就是革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没有强调欠发达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因此也不能洞悉欠发达的国内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理论的产生在于策略的争论;在于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生阶级联盟，建立推翻帝国主义霸权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员的策略要求，这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假设之上。[3]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不足是，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部门区别开来，不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就不能找到从农业文明过渡出来的动力。这种不足限制着理论家们，使他们不能彻底认识农村发生抗议的原因。特别是不能认识到国内制造业和工业——这些部门的崛起是发展过程的标志——正努力从农村汲取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农村本身的部门利益内部冲突就爆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些内部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农民的许多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促使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做出政治反应，使农民具有政治性。
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村发展的类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沿袭了现代化学派的发展定义，即发展是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社会转型的一种运动。但与现代化学派相比，它找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许多斗争都是产生于发展过程本身，特别是产生于资源从农村输送到城市的再分配过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批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在于国际经济;而在于农业经济有自身转型的潜力。农村政治要研究的不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市场关系，而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村内部的阶级关系。
国内政治经济理论有两个学派。一是结构转型理论，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一是原始积累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这两种理论不仅早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传统，而且早于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当六十年代末的知识爆炸和政治爆炸把发展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帝国主义理论时，这两个学派就对发展过程中的农业地位给予了分析，并力求从国内经济发展中找到政治发展的动力。
两个学派都赞成发展的基本概念，即发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概念上产生了一致认识。他们认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生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缩小。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中，西方著名学者西蒙·库兹耐、沃特·罗斯托、W·亚瑟·刘易斯和豪利斯·切奈利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来源的结构转型规律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规律标志着国民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增长。[4]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农业向日益发展的非农业经济部门释放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方式，研究发展的国内动力。
结构转型理论的农村政治学有三个研究主题。首先是关于城乡贸易竞争的研究。这种竞争决定了农业资源在促进非农业增长时所得到的回报。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注重不同的城乡竞争，比如苏联的“剪刀差”、美国的麦金利关税和“平价制度(Parity)”，以及英国的谷物法等。[5]其次是关于农村萎缩的政治研究。以前曾是经济核心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被替代和边际化了，农村政治就是研究农业如何被替代和边际化的。农村萎缩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保守且固执的农村部门的征服过程，如苏联的集体化道路。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逐渐萎缩的农村部门中的精英的吸收或补偿过程，如在日本，土地权利换来的是安全和财政上的保证;在普鲁士，黑麦关税换成了钢铁关税。一种是把封建政治经济中的精英地位直接换成工业化国家官僚制中的精英地位——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国家导向型的工业化军国主义模式崛起的结果。[6]再次是有关农村内部自身冲突的研究，其中效率较高的农场主代替了效率较低的农民，而后者则离开了日益萎缩的农村部门，加入城市移民或工业无产阶级行列。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却不同于结构转型理论。结构转型理论强调，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和双赢效果。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认为，发展过程中有赢家和输家，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建立在强力剥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化分析中简明扼要概述的原始积累理论，把农业看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农场使大批的农业人口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家是通过工资劳动才保证了剩余价值的获取，并获得积累力量，从而产生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重大复兴。这种复兴建立起几个农村政治的研究主题。一是贫困化理论：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农民的暴力驱逐以及他们自愿进入正在萌芽的工业中心的基础上。这一主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历史的始终。六十年代E.P·汤普森的著名研究重提这一主题。虽然这一理论受到R.M·哈特维尔、J.D·钱伯斯和剑桥地理历史学派强大且有说服力的挑战，但它仍然保持着发展研究的正统地位。二是强行剥夺理论：工业化并不是要求农业资源必须流向工业部门而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也得到较高回报)，而直接是对农业的强行剥夺。强迫而非交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许多实践家赞成把“挤兑”农业作为迅速增长的保证。发展资源应该并能够从农村地区通过强力获得的假设，虽然受到英国工业史经验分析的强大挑战，但它依然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假设。三是农村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起源在于为控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在库拉克(Kulak)“村社食堂”(mir-eating)或其假设的反面、坦桑尼亚的富裕农民、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和美国合作农业的胜利、或者第三世界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基地的出现中都可以看到，是农业商业化(农工综合体)使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农村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对农业生产群众的剥夺。[7]
讨论经济发展中农业地位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均是“宏观”研究，因为它们分析的都是整体经济的转型。对这两种理论来说，发展的源泉在于农村。其中对结构转型学派而言，正是农业供应功能的进步性前移启动了“MillsMarshalltreadmill(蛋形积累)”运动，并导致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的不断流动。对于原始积累学派而言，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主义农业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业资本家努力扩大并适应市场。但针对现代化学派，两种政治经济理论都持相反观点，即认为发展的源泉不在于现代部门对落后农业部门的成功干预，而是农业部门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对农村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这种类型研究为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总之，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派，都是西方学者对农村政治研究进行的有益探讨。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研究结论彼此相异，研究方式各有利弊。而正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次、丰富性为农村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要]国际政治学的“权力论”，或是把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含义应用到国际政治中来，或是移用国内政治的权力理论，两者都没有顾及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因而未能揭示出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通过与国内政治相比较的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在类型上是一种私有权力，在价值取向上是国家个体利益，在行使上是相对自由的，在属性上并不是政治权力。这些特质启示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国际政治学在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时，要注意消化吸收，笔者建议创设“国际权力”概念，以与国内政治权力概念相区别。在国际政治的界定上，权力的差异决定了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并行的另外一种形态的政治，这一点也引出了国际政治学科的独立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87-07
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之一，但它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麻烦的概念之一。在国际政治学发展的进程中，各个时期都有学者对之进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致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形成了专门的“权力论”。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何谓国际政治权力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和权力概念的多义性特征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学者们的研究未能揭示出国际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所致。“权力是理解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核心和关键。”厘清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特质，有助于提高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也有助于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的实践。
一、“权力论”未能揭示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
“国际关系中对权力的研究都是从对国内的权力和一般的权力研究发展而来的。”最为典型的是权力政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汉斯·摩根索，他对权力的研究就是从国内的权力到国际的权力，从普通意义上的权力到政治的权力，其名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采取的就是这种论述方式。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式、思路和结论几乎都没有逾越这两个范畴，然而，依此形成的权力论是否揭示了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却仍然留有很大的疑问。
所谓“一般的权力研究”，即是将权力概念的一般性含义具体应用到国际政治研究中来。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多学科研究范畴，“在分析层面上，其特定含义和存在的理论脉络，缺乏明显的共识。”相应地，国际政治学界在这一层面上对权力内涵的阐释也是多维度的，例如，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追求的手段和目标，这是从权力的工具性、实效性来强调的；卡尔·多伊奇将权力定义为“一国对另一国在冲突中取得优势和克服障碍的能力”，马克·阿姆斯特兹认为权力在国际政治所表现的主要是实施强制性影响的能力，两者都是从权力具有强制性来定义的；摩根索还认为权力是通过施予自己意志改变对方意志来实现的，这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学说强调通过非物质力来影响和说服权力对象有相通之处，戴维·鲍德温也认为权力对其他行为者的态度、信仰有着因果关系，他们都是从权力的影响力特征来理解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为提高权力概念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将权力界定为可以较为精确地度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摩根索等人曾经提出过的“权力资源”，这是从权力的基础和来源来阐释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权力在多学科上所具有的含义在国际政治领域基本上都得到了应用和发挥，与权力含义的多样性相适应，权力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是一个宽泛的综合性概念，所以，斯坦利·霍夫曼干脆就采取综合性的理解，认为权力是决策条件与决策准则、潜在权力与实际权力等一系列资源总合的过程。
所谓“国内的权力研究”，就是将（国内）政治学上对权力概念的阐释引申、移用到国际政治学上来。学者们认为，国际关系首要是政治关系，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权力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因此，将政治学上所创造的一些关于权力的概念吸纳过来。至目前，政治学上的一些常规性概念如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等，被国际政治学者们频繁而又习惯性地使用，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
从一般性的含义来阐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当然可以挖掘其通常性的含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因为国际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然而，权力虽然是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却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某一领域的权力现象，仅仅应用权力的一般性含义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着重研究权力在这个领域表现出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揭示出权力在该领域的特质。例如，政治学从人类社会特定的政治关系出发，把权力在一般性社会关系上的普遍原理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对权力概念做了更为细腻的分析，从而也就揭示了政治权力的特质。“一般的权力研究”仅仅从权力在普遍性社会关系的含义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未能顾及权力在其中的特殊性，明显地过于浅显而无法做出更加深刻的揭示。
是以，“一般的权力研究”方法虽然能够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含义，但却不可能发掘出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权力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多义性只会使研究者们各执一端，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应用实践中，大家深知权力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就有意识地避开这种纠缠，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取其一点或予以综合。对此，有学者批评说，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使用权力概念时，常常是“随心所欲地从这个词的一种用法跳到另一种用法，然后又跳回来，而且往往不预先告知它存在有多少种含义”。
既然“一般的权力研究”未能揭示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那么，“国内的权力研究”方法呢？政治学对权力的阐释是否可以套用到国际政治中来？由于同为政治范畴，人们很容易就以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能够实现理论互通。然而，任何概念、理论都是有一定的生成环境与作用范同的，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这和基于统治权而生成的国内政治是大相径庭的，此差别决定了权力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不同的领域中未必就是同质的。对此，汉斯·摩根索已经有所察觉，他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政治权力概念由国内政治进入国际政治后会产生变异，不但内涵会更“广泛”，而且外在的行使手段会受到较小的限制。可惜的是，摩根索并没有就此做深入的论述。我国也有学者认识到，虽然“国际政治对权力的研究来源于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但是，又和国内的权力研究有区别”，至于区别何在，同样也没有展开论证。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未竟的问题。
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本元素，概念内涵的浅显、模糊会削弱理论的解释力，降低理论的有效性。从一般性的社会关系上来解读国际政治权力，对其做通常性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相比于政治学对国内政治权力较为详尽的分析，无疑是简单的、宽泛的、粗浅的。想要能对国际政治权力做出更深刻的揭示，套用“近亲”政治学的理论也并不理所当然。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论”不能只是这两者的简单相加，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
二、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的特质
揭示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会有一个路径选择问题。纠结于一般意义上来挖掘，恐怕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国际政治学寄生于政治学之下，且移用了政治学的权力概念，那么，就国家权力概念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比较分析，可能是最直接也最为有效的途径。实际上，这也是摩根索等人已经开辟但未竟的思路。并且，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由于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政治权力指称的实质上就是国家权力，两者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同一概念，从国家权力概念出发即可发掘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
为便于直观地比较分析，我们首先还是简要总结一下国内政治对权力的分析和认知。现代政治学认为，社会生活由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政治社会）组成，相应地，权力可以划分为私有权力（作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作用于公共领域），私有权力并不涉及公共事务，因而是非政治性的；公共权力则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权力，即关于政治社会的权力，所以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通过一种人造组织即国家机关（政府）来行使，这种通过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就是国家权力。
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国内政治进行比较分析，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权力的主体国家是在一个不同于国内社会的国际社会中活动。在国际社会中，“构成国际共同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横向的。与一国内部制度的情况相反，国际共同体迄今尚未形成纵向的权力机构。”也就是说，国内社会是一个集权的纵向社会，而国际社会是一个分权的横向社会。这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具有不同于国内政治的特质。
1.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在类型上是一种私有权力。
在国内政治中，国家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在其领土范围内，是最高的权威实体，国家权力理所当然是最高权力。当国家进入国际社会，“身份’！立即发生变化，由最高的权威实体“沦落”成为一个普通个体，其地位类似于国内社会中的个人。由此，我们在国际政治中所说的国家权力，实质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通个体所具有的权力，“可类比于国内社会的个人权利”。显然，这种权力是一种私有权力，与国内政治中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
私有权力的设立往往都是借助于对资源的占有，占有资源的多寡决定了权力的大小。因此，国际政治学界普遍性地将国家权力与国家实力挂钩，认为权力的大小由实力的强弱决定。无论是摩根索的定性分析学派，还是卡尔·多伊奇的定量分析学派，抑或是克莱因的综合国力学说，无一不强调国家实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由于实力的强弱不同，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平等性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国内政治中，国家权力是由公共权力派生出来的，在类型划分上，它仍然属于公共权力范畴。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源建立在公民权利及其授权的基础上，是公民权利的衍生形态，公民政治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权力的本原性权力与从属性权力的关系。可见，国家权力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存在的基础和来源是不同的。
权力是权力主体实现其利益、满足其需要的工具，任何权力都为一定的利益需要服务，没有利益倾向性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国内政治中，国家权力只不过是公民权利的集中化、强烈化、权威化、公共化而已，它产生和运行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增进公众福利。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它仍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要服从和受制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是一种私有权力，私有权力的特征是将权力所有者的个体利益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必然地，国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国家权力追求的首要目标。所以，各国的外交都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轴，国家间关系的远与近、分与合，都能够在利益关系中找到根源。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每个国家都会利用权力促进自身利益，权力较大者更容易成功。国际关系的实践反复验证着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观。可见，国家权力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是相对立的，利己性是国家权力在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特征。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利益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在国内政治中，它是基于整个社会而言的公共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它是相对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个别利益。
2.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在行使上是相对自由的。
现代民主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普遍性地实行代议制，权力由公民通过选举的方式交予政治人物代为行使。代议制使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发生分离，为确保权力的公益性目标能够实现，各种精心设计的制衡机制为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边界。简言之，国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间接行使的公共权力。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功能性地分解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权力，分立的三权成为现代国家权力最为直观的存在方式，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以国家实力的形式存在着，无法实现功能性分解，虽然实力不等于权力，但却构成了对外关系中国家权力最直观的存在形式。国家实力按照领域分解，可以划分为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等，相应地，国家权力划分为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这些权力可以在国际关系中直接行使，毋需借助任何中介机构，除非自愿。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于国际社会，其具有的权力起源于自身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国家自诞生之日就天然存在的，不需要其他主体的授让，因而，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在性质上是一种本原性权力（即性权力）。本原性权力的特征是不受其他权力主体的管辖和节制，权力主体的意志是独立的和最高的。国家是自身权力的所有者和排他的行使者，权力行使除受到他国权力的外在制约外，基本上是自由的。摩根索正是基于此才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受到更少的限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实质就是国家，或者说，是以的形式存在并表现出来。
在国内政治中，国家权力以一种强制性命令的方式行使，权力的主客体（国家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在法治化国家，国家权力以法律的形式来行使，而法律本质上也是一种命令，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服从，通过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内容的遵守而实现。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主客体（国家一国家）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协商是国家行使权力并使权力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虽然胁迫、操纵等强制方式依然存在于国际关系中，但武力方式已经被国际法一般性地禁止。当国家相互之间以协议的方式（明示的国际条约和默示的国际习惯）把各方的权力配置固定下来后，权力就转化为权利，权利就成为权力的存在方式。例如，《联合国》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策权、执行权授予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否决权，在法律上是权利，在政治上则是权力。
3.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在属性上是非政治权力。
政治学中所指的政治权力，除有着权力的一般属性外，还有着特殊属性，即政治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性、结构上的等级性、效力的普遍性等特性，因为这种特殊属性，政治权力是一种权威性权力（authority），唯有公共权力才能成为政治权力。以此标准来衡量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很难将之归结为一种政治权力。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大小基于国家实力来衡量，是一种力量型（strength）的权力（power）。这种权力也具有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与国内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是不同的，政治权力强制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公共组织的名义合法强制，而国际政治权力的强制是一个（多个）个体对另外一个（多个）个体的“私相压迫”。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也存在着结构，如均势结构、霸权结构等，但这种结构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强弱形成的大小排列，在平等原则下，权力相互之间无所谓等级关系和隶属关系。在权力的效力上，每一个国家仅仅只能以已经与之发生关系的特定国家为权力对象，无外交关系则不能生成权力关系，任何国家的权力都无法及于与它无外交关系的国家，更不可能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合法的普遍性效力。因此，将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归结为政治权力，是值得拷问的。虽然大家都接受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权力也归结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观点，但毫无疑问，政治权力概念在国际政治中发生变异了。
简言之，标准的政治权力在国际政治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国际公共领域，那么，公共管理是如何实现的呢？回顾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是少数几个大国凭借其优势权力地位为国际社会的公共事务做出安排，而小国则只能屈从。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直到今天的后冷战时代，莫不如此，如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大国“共管均衡体制”，联合国安理会实行的“大国一致原则”，等等。可见，由于政治权力的缺乏，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只能通过个别国家（集团）的私有权力来实现。当这种私有权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可，就成为政治学理论上所说的“亚政治权力”。大国总是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权力上升为“亚政治权力”，以掌握国际公共事务的决策权、执行权，从而在国际社会价值、资源、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当某一个国家的权力成为“亚政治权力”的时候，它实质上就成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霸权。
不同属性的权力，内容各有侧重。政治权力是因选举而产生的公共权力，能够获得较高程度的认同，权力客体的服从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自愿，因此更接近于影响力一端；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是凭借实力运行的私有权力，权力客体对其认同度较低，权力主体必然主要依靠强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权力客体的服从常常表现为屈从，因此更接近于物质力一端。是以，相比于国内政治（尤其是民主政体），国际政治的强权色彩要浓厚得多，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因此也比国内民主政治社会体系弱。一国所建立的“亚政治权力”犹如国内社会的专制王朝，总是不断受到他者的挑战，所以国际体系总是不断出现“王朝更替”，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称霸的历史演变过程，证明了这一规律。
三、启示
1.对建设国际政治学科的启示。
作为一个晚近才产生的学科，国际政治学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中汲取了不少营养，移用了大量的概念。以至于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宣称，“边缘吸收性”是国际政治学最为显著的特征。时至今日，国际政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内容庞杂、概念林立的边缘交叉学科。这种情形固然显示了国际政治学强大的生命力，但这些概念在移用过来后，是否能够准确地解释国际关系的现象并指导国家关系的实践，却少有人对之进行思考。国家权力概念在国际政治中所发生的变异提醒我们，国际政治学对其他学科理论观点的吸收只能是“移植”，而不能仅仅是“移用”，哪怕是对“近亲”政治学理论，也不能例外。国际政治学仍然需要下大力气对这些吸收过来的理论进行消化，使之真正成为自己学科的有机构成部分，以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否则，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落后学科”的面貌难以改变。
国际政治学沿用政治学的权力概念，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国家权力，都未能有效地阐明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尤其是政治权力概念，几乎是一种误用。因此，笔者建议国际政治学理论创设“国际权力”概念，把国家权力根据其行使的区域进行区分，在国内社会行使的即是公有的政治权力，在国际社会行使的即是私有的“国际权力”。这个概念的优点在于直观、明晰地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概念与国内政治区分开来，利于理论上的澄清和研究上的表述。
2.对界定国际政治的启示。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不同的政治观都将权力作为政治的基础，“不掌握权力概念，就无法进行政治学的研究。”同理，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不清，就会导致对政治的误读。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界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大家接受了国际政治研究是政治学理论在国际范围内放大性运用的观点，将国际政治学归结于政治学之下。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虽然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国际政治的界定仍不能明确。国际政治权力特质的厘清为我们界定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政治学理论所指的政治，在直观形态上是政治主体通过支配、影响、获取、运用公共权力做出公共决策从而分配社会价值、资源、利益的过程。尽管对政治的理解多元并存，但公共权力是界定政治绕不开的命题。显然，政治学基于国内社会对政治做出的界定是不能适用到公共权力缺位的国际社会中来的。国际政治是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国际社会中争夺价值、资源、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着权力的运用，但这种权力是一种私有权力，国家间的争夺是“私相斗殴”，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私人关系”，将这种关系称之为政治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理由，但也值得质疑。要知道，权力关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权力关系都是政治关系。
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实施案例专题式教学的作用
当今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笔者的教学体会与经验，在该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影响教学效果的制约因素，其中，教材内容与国际形势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教师教学手段单一，讲授内容枯燥等都是突出问题。而通过案例专题式教学，以“以案论理”为宗旨，力避从理论到理论，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四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能够有效缓解上述问题，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1．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对所学教材本身的兴趣，是学生自主性学习的重要动因。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非常关心中国外交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发展变化，但由于所用教材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无法跟踪了解国际时政的最新变化，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削弱。因此，在教学准备与实践环节中，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内容、新特点、新趋势，对所用教材进行增补与整合，形成专题式的内容讲授结构。比如，可根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旨，将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三大领域，并进一步细化为相应专题内容，辅以案例情境设计、发散性思维诱导、专题讨论等教学设计，深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价值。案例专题式教学可以通过案例把抽象的理论、概念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并具体化，使得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些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在时政问题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达到教与学的互动。例如在讲述“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态势”时，可突出大国关系的风云变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中欧关系、俄欧关系），通过相关案例的选取，使学生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时政问题。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正确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学会分析国际形势。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效果差，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认知需求。而案例专题式教学是针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的重大革新，它不仅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对国际时政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在紧跟时展脉搏的基础上，满足学生“求新、求深”的认知需求。案例式教学法把学生关注的时政问题，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呈现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的分析、思考，使得学生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从而发现问题、探索问题，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当代中国外交”专题时，首先需要展示60年来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程，从而使学生理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论和政策的深刻内涵。同时，通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事实，说明我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刻道理，帮助学生理解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进一步认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辩证关系及其重大意义。
二案例专题式教学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专题式案例的选取要精准、恰当案例是案例专题式教学的核心。“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中，案例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实现教学要求的手段，故案例的选取是否精准、恰当，将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效果。”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课。这门课讲述的内容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国际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十分现实而生动的画面，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浩如烟海。为了更好地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上好这门课程，教师应紧紧围绕教学大纲、教学重难点，针对每个专题、每节课的教学目标选取有针对性的案例，既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实际和思维水准，也要结合国际时政、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脉络。例如在讲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可以选取新加坡、沙特、乌干达这三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之后，从各自的国情和条件出发，自强不息，探索生存发展之道的历程作为案例。就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实际来看，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被压迫民族谋求民族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政治产物，但各国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的原有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地域广泛、层次不一、发展各异，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进行总体把握，同时又能在微观上重点理解地区、国家、区域性组织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的基本常识。
地缘政治学的涵义是什么？奥特瓦赛尔（O’Tuathail）认为，地缘政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包容一切的含义或特征，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含义的术语，而只是一个极为暧昧和不确定的概念。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英文为“geopolitics”，源于德文Geopolitik。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地缘政治学涵义的理解，笔者归纳为以下三个视角：
1.政治与地理
中国《辞海》说，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理论……在国际关系中它利用地理因素来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方针提供理论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地缘政治学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有相当的影响。
英国学者奥沙利文（PatrickO’Sullivan）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各国之间冲突的基本量度是地理性的，geopolitics“研究的是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地理关系，他们或是国家的统治者或是跨国集团的领导人”。他还指出，如果说政治是一种政府的艺术，那么“地理的”（geo-）这一前缀就是指应用地理认识为此而服务。
强调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的主流观点，地缘政治学是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地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地理化过程，它突出了地理或地理空间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影响。
2.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
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多争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把geopolitics定义为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种理论”；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夫认为地缘政治学等同于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之间，在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阿部市五郎认为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是有区别的，“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虽同样是以国家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前者为地理学，属人文地理；后者为国家科学，应属政治学”。
3.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学
英文“geopolitics”既指地缘政治理论又指地缘政治现实，地缘政治不等同于地缘政治学。我国学者陆俊元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广义的“地缘政治”，包含了地缘政治现实和地缘政治学两个方面；狭义的“地缘政治”指地缘政治现实。国外学者阿格纽（JohnAgnew）在其著作《地缘政治学》中指出：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被采用是在19世纪末期，但地缘政治的客观实践在欧洲人首次征服世界其他地区时就已经开始了。
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演变
1.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演变及主要代表人物
（1）产生期
地缘政治学思想产生于1897年，拉策尔（FriedrichRatzel）在1897年完成的《政治地理学》一书被公认为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他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学之父”。但地缘政治学理论产生于1916年，“‘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契伦（RudolfKjellen）教授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1916）一书中。书中，他吸收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提出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2）繁荣期
1918年―1945年前后是地缘政治学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理论，包括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等。
海权论的奠基人是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AlfredThayer)，他的海权论思想集中体现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及其以后的几本著作中。他认为争霸世界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并且将这种能力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历史进程最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马汉的学说对美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使美国海军从内战后的毁灭中振兴，为其提供专业基础和理论方向，从而有利于引导它在1918年和1945年走向胜利。1918年前后，地缘政治学开始步入辉煌期。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r）是陆权论的创始人，他在1904年《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学思想，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心脏地带”和“世界岛”的概念。“心脏地带”指的是非常广阔的地域――世界岛的关键地区，同时，他将“心脏地带”与东欧的地缘政治意义总结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其中，世界岛指欧、亚、非三大洲，而历史的地理枢纽就处于其最中心。斯皮克曼（NicholasJohnSpykman）是战后一位重要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他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并在1944年出版的《和平的地理学》一书中提出“边缘地带学说”。认为占领和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的核心策略，据此他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意大利的军事家朱里奥•杜黑（GiulioDouhet）是空权论的创始人，他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提到，“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他认为，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
（3）低迷期
1945年-1976年前后是地缘政治学的低迷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玷污的地缘政治研究沉寂多时。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释世界形势的理论需求将地缘政治学重新唤上学术舞台”。德国人K.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是地缘政治学衰落的始作俑者，他曾经利用和歪曲国家有机说和生存空间论以及陆心说，把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联在一起，导致在二战后约30年时间里地缘政治学在学界遭唾弃，一度处于低迷状态。
（4）复兴期
地缘政治学的复兴始于1976年。1976年元月，一份全新的地理学杂志《希罗多德杂志》在法国巴黎出版，法国地理学教授Y.拉考斯特（YvesLacoste）是该杂志的编辑，他把《希罗多德杂志》的副标题定为：“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从此，地缘政治学复活了。几乎在同一时期，地缘政治学说由美国政治家基辛格（Henrykissinger）将其引进美国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中，此后，地缘政治学成为美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词汇。到了20世纪80年代，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
（5）新发展期
1992年前后，地缘政治学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到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致辞中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展开，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在变得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的零和关系，而是在良性竞争中求得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逐步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在《面临危险的美国之梦》（1993）中提到，“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角逐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角逐”。
地缘政治学的曲折经历丰富了它在每个阶段的内容，每个阶段的理论积淀推动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的出现逐渐催生了世界各国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崛起，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扩大到地面和空中空间的结合。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激烈竞争渐渐上升为世界的主旋律，对地缘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核心主题。
2.国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概况
地缘政治学在20世纪30-40年代由当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传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掀起了学习与研究地缘政治学的热潮。综观国内学术界对地缘政治的研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及学术作品。例如：叶自成教授的《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2007），书中指出陆权并不等于控制权，而是指大陆空间的生存、发展及影响力，进而提出陆地空间的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陆权大国的影响。刘义虎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2007）高度概括了地缘政治学理论内容和特征并从二分论的视角对地缘政治学进行了整合式研究。陆俊元的《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2005）主要对地缘政治的本质、规律、形态与格局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孙相东的《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2005）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地缘政治学的性质，有人-境关系的视角、大战略的视角等。刘从德的《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1998），本书以历史为视角对中西方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等问题进行探析，并指出美苏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政治角度下世界格局问题。张微微的博士论文《冲突与联合:对主导性地缘政治观的分析与反思》（2009）主要从冲突性与联合性的视角分析地缘政治理论的精神实质，并得出冲突性是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观念。
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章出现在国内主要期刊上，如：王逸舟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中国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王恩涌的《地缘政治学为什么又重新兴起》（《人文地理之窗,1996》）、许勤华的《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苏浩的《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封永平的《地缘政治与大国崛起:以美国为例》（《理论导刊》，2006）、赵可金的《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理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倪世雄与潜旭明的《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潘忠岐的《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8）等等，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新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追捧。学者倪世雄认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已变得陈旧而过时了，需要有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来替代它。”另外，学者潘忠岐从内涵和外延这两个方面描绘了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内涵上，地缘政治学已经不再仅仅把军事、安全等问题作为研究议题，而是把经济、文化等问题纳入研究议程，分别形成了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文化理论。外延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家及其周边而是延伸到国家所在的整个地区乃至全球。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图书政治学CSSCI引文分析法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年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中,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分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性的理论发展图景。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该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颠峰之作,[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研究,2002(4):111-122]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ofAmericanPower:whytheWorld'sOnlyPowercan'tgoitAlone(被引57次,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著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
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迷局与发展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负责人。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政治发展与民主、民主化问题研究等。
主要著作:《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等。
摘要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对于民主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与歧义,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民主不应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它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关注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及国际经验教训;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关键词民主国际民主化理论误区发展悖论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民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更是变成西方阵营的政治工具。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本课题详细地剖析了民主是如何被泛化、普遍化、神圣化、宗教化、教条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碎片化的。分析了西方学者为了配合西方政要输出民主,将民主解析化、模块化、程式化。
第一,以大量的国际民主化案例,分析了冷战后一些国家民主化的理论迷思与政治发展悖论。利用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文献,分析了非洲国家、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和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特别着重分析了20年来苏联—俄罗斯民主化的深刻教训。
第二,跟踪当前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输出民主”的战略意图、策略作法和实际操作手段;剖析国际政治中流行的种种“民主神话”;分析了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在“输出民主”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差异。
第三,重点关注国际上有关“民主、民主化”等问题的理论反思,特别介绍了当前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对民主问题的反思和政治发展的探索。剖析了“”的国际背景与政治实质。
第四,通过分析国际上政治民主化的成败得失,利用大量国际案例回应了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批驳各种“民主拜物教和民主原教旨主义”。
第五,提出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民主是现实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不能将其抽象化和绝对化,将民主与稳定和效率等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拒绝中间过渡,搞政治“休克疗法”。必须强调民主的民族性和性,民主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强调民主化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通过对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发展模式进行提纲挈领式地把握,甄别了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的理论差异。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进程进行总结,进而对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进行了思考。提出政治发展过程是民主、稳定、效率等三组价值元素的辩证统一。提出民主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特定的逻辑,人为地“推广”或“简单移植”西方体制,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强调各国国情是现实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不能将西方体制作为一种普世的模式加以推广和输出。
第六,总结国际上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剖析了在民主化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误区。以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过程的民主选择为背景,以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民主选择的典型个案为主要内容,分析了冷战后民主化、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某些国家的民主化并非一定是经济改革或发展的先决条件。经验表明,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高效、有力的权力保障。
第七,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意义。国际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历史表明,民主有其发展的逻辑,不能脱离发展而孤立地进行。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其特殊的顺序和环境,简单照搬及强力移植只能适得其反。当前某些国家热衷搞“民主同盟”或以“西式民主”划线,不仅会分裂国际社会、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延缓甚至阻碍世界政治发展和国际民主化进程。
与某些国家极力输出或复制西式民主不同,中国立足本国国情,积极探索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线。在当今复杂矛盾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意义。
第八,提出在国际政治中努力抵制“推广民主”诱惑的同时,要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道路、多样化的民主。批驳西方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标准,描述国际上“民主化或政治发展成长图景”,提出应研发中国版的“政治发展力国际评估报告”,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的话语权和思想力。
成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