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学及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关键词】E选择素高血压多态现象遗传心室重构
0引言
原发性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因而对于高血压病分子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E选择素(Eselectin)属于黏附分子(Ams)中的选择素家族(SF)，可介导白细胞与内皮细胞起始黏附聚集并刺激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1］，并且Eselectin本身有促血管生成的作用.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原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105例（高血压组），符合2005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高血压诊断标准.同期选取健康体检者94例作为对照组.行超声心动图、肝肾功能、血糖、胸片等检查，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瓣膜疾病、先天性心脏病，肝肾功能异常者.原发性高血压组及对照组均排除体质量指数≥28kg/m2者.
1.2方法采用酚氯仿法提取人类基因组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的分析方法，检测Eselectin基因+G98T位点及+A561C位点多态性.
1.2.1引物设计与合成PCR引物序列根据文献［2］设计，Eselectin+G98T位点上游引物5′TGCCCAAAATCTTAGGATGC3′，下游引物5′AAGCCCA
GGGAAGAACACAT3′.Eselectin＋A561C位点上游引物5′AGTAATAGTCCTCCTCATCATG3′，下游引物5′ACCATCTCAAGTGAAGAAAGAG3′.
1.2.2PCR扩增PCR扩增体系25μL，模板DNA2μL，上下游引物各1μL，5×Buffer5μuL，TagDNA酶0.5μL，双蒸水补足至25μL.94℃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9℃退火1min，72℃延伸1min，35个循环，末循环72℃再延伸5min.
1.2.3限制性内切酶酶切+G98T位点PCR产物的酶切体系为PCR产物10μL，限制性内切酶HphI2U，10×buffer2μL，灭菌去离子双蒸水10μL.＋A561C位点PCR产物的酶切体系为PCR产物10μL，限制性内切酶PstI10U，10×buffer2
μL，灭菌去离子双蒸水10μL.37℃水浴中酶解12～14h.
1.2.4电泳判断基因型酶切产物在90V电压下通过25g/L琼脂糖凝胶电泳约40min；EB染色，紫外光透照仪下鉴定拍照.
1.2.5血脂、血糖等生化指标测量于全自动生化仪上行TG，TC，LDLC，HDLC，血糖等检测.
1.2.6左室质量指数计算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仪检测，由专人操作，探头频率2.5MHz，探查深度12～20cm，黑白二维图像时帧频速度25Hz，多普勒取样容积宽度3.0mm，纸速50～100mm/s.测量3个心动周期，取平均值.探测舒张末期左室内径(LVDd)、室间隔(IVST)、左室后壁厚度(LVPW).计算左室向心性重构指数CR=IVST×2/LVDd；左室质量（LVM）计算采用Devereux公式：LVM=1.04×［（IVSTd+LVDd+LVPWTd）3-LVDd3］-13.6；左室质量指数（LVMI）=LVM/BSA.
统计学处理：用SPSS15软件包进行分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采用基因计数法计算，研究对象与HardyWeinberg平衡的符合程度、单个基因型及组间等位基因频率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或R×C列联表检验，并以比值比(OR)及其95%可信区间(CI)表示相对风险度.计量资料用x±s表示，各组间均数的比较依据资料的性质，用t检验，以P
2结果
2.1一般资料两组在性别和年龄上进行了匹配，年龄及性别在高血压组及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C，TG，LDLC水平在高血压组中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2.2Eselectin基因型分析①Eselectin+G98T位点基因多态性检测：PCR扩增产物片段大小为332bp(图1).基因型有三种，GG型(194，138bp两条带)，GT型(332，194，138bp三条带)，TT型(332bp一条带，本研究未检测到)（图2）.②Eselectin＋A561C位点基因多态性检测：PCR扩增产物片段大小为186bp（图1）.基因型有三种，AA型(123，63bp两条带)，AC型(186，123，63bp三条带)，CC型(186bp一条带)(图3).
2.3Eselectin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的相关性分析Eselectin基因型在两组人群中分布频率，经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检验，达到遗传平衡，具有群体代表性.
Eselectin＋G98T基因型在高血压组和对照组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3).基因型频率的相对风险分析，GTTT基因型患原发性高血压的风险是GG基因型的1.729倍.等位基因频率在两组中分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218，表1）.
Eselectin＋A561C基因型在高血压组和对照组间的分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45).基因型频率的相对风险分析，ACCC基因型患原发性高血压的风险是AA基因型的3.55倍；等位基因频率在两组中也存在着统计学意义(P=0.013，表1）.
2.4Eselectin基因型与血脂水平关系的分析高血压组与对照组Eselectin各基因型间比较，ACCC基因型与AA基因型血清TG，TC，LDLC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GT基因型与GG基因型血清TG，TC，LDLC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5Eselectin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左室重构的相关分析对高血压组内AA基因型及ACCC基因型的CR，LVM，LVMI进行比较，ACCC基因型更倾向于发生左室肥厚（P
3讨论
迄今为止已证明Eselectin基因多态性与多种疾病的易患性和(或)临床表现有关联，如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3］、冠心病等［4］.
关于Eselectin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性的研究，而显示EselectinLeu554Phe(L/F554)多态性［5］、+G98T基因多态性［6］、+A561C多态性［7］与血压可能具有相关性的报道.
本研究结果显示，Eselectin+A561C位点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有相关关系，ACCC基因型及C等位基因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易患因素之一(P
Eselectin＋G98T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无明显相关关系（P>0.05），GT基因型及T等位基因在原发性高血压组有增高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与韦叶生等［6］关于Eselectin＋G98T多态性与原发型高血压相关性的报道不一致，考虑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有关，同时Eselectin＋G98T多态性位于2号外显子5′非翻译区，故其位点突变是否对Eselectin功能产生影响，进而对血压产生影响，有进一步研究.
Eselectin+A561C位点，＋G98T位点不同基因型之间血清TG，TC，LDLC水平比较，ACCC基因型及GT基因型较AA基因型及GG基因型血清TG，TC，LDLC水平有增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国内外各关于Eselectin基因多态性与血脂水平关系的研究结果有不一致之处［7-8］，尚无定论，考虑可能与实验样本量的大小、体质量指数等影响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Eselectin+A561C多态性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患病的遗传因素之一，并可能使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更倾向于发生左室肥厚.对于Eselectin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进行大样本、多地域的广泛深入研究，将有可能为原发性高血压的早期防治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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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野草在歌唱》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多丽丝・莱辛是活跃在英国文坛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以其多元化的主题、独到的视角和大胆的试验吸引了很多读者。她的文学生涯一直持续了将近60年,被誉为“文坛常青树”。其作品主题广泛,包括种族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神秘主义及现代心理学等。她先后获得毛姆文学奖和梅迪契斯奖,数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于2007年终于成功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更是被翻译成为多国语言,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莱辛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在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危机。对女性问题的密切关注使莱辛被公认为最出色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莱辛1950年在英国伦敦以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轰动文坛,成功地获得了声誉。该书被评论家称为二战以来出现在英国的最有前途的小说。
国外研究者多数运用叙事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荣格、莱恩的精神分析学等新理论或思想对莱辛的创作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学者们也多数沿袭了这几个分析角度对莱辛的作品进行思考,对《野草在歌唱》的研究通常有以下几个分析角度: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玛丽的女性形象,或者是从女性主义意识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玛丽的悲剧命运;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小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分析女主人公玛丽・特纳的内心世界,综合思考来分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所在。
我打算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分析《野草在歌唱》这部小说。我认为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创作中体现了明显的生态女性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试图探寻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试图倡导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而作为一位有着深切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多丽丝・莱辛对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也拥有贴肤般的感受。在她的笔下,自然生态和女性的精神生态都是倍受摧残,自然危机与女性困境在观念和情境上有着一种应和与同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多丽丝.莱辛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追求不谋而合。即两者都对自然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并且也都表达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注。
因此,我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对《野草在歌唱》进行重新的阐释。当然,既然提到生态女性主义就不能不提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理论价值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为女性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因此,本文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以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来分析《野草在歌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可以拓宽对这部作品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有助于对作品进行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莱辛的人生简历,主要文学作品,影响莱辛创作的非洲殖民背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主题,作品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与生态女性主义联系起来思考。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因此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沿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以及莱辛的女性主义意识都是探讨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所要考虑的。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新兴起来的理论,大部分人对它的主要理论还不熟悉,因此有必要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简单的介绍。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价值体系和实践,其推崇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尊敬自然,以及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他们强调女性与自然和大地的联系,指出男性父权制世界观是人类践踏自然,以及男性欺凌女性的根源。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影响可以与十九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浪潮相媲美。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野草在歌唱》主人公玛丽・特纳的悲剧,首先要剖析莱辛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构成。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中,莱辛对环境危机,以及女性的命运、社会地位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其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构成主要分为两部分:多丽丝・莱辛生态意识的构成,以及她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构成。其次,玛丽・特纳的悲剧可以作为生态女性主义代表的原因。玛丽的悲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当时社会在女性身上所犯下的罪行,通过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真正对玛丽的悲剧负有责任的是当时的社会:发展、等级思想,以及男权的伪善。对自然和女性实行双重统治的根源的探究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所在,从而可以看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应该就是指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论述,就应该是达到自然与女性的和谐共存,而在《野草在歌唱》这部小说中,却恰恰充斥着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等等很多的不和谐因素。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发挥着重要作用,《野草在歌唱》是一部蕴含着深刻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文章能够揭示出作品的生态意识,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作品。多丽丝・莱辛也是一位具有生态主义意识的作家。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莱辛的小说《野草在歌唱》,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更好地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这种崭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而可以更好地欣赏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创作。
参考文献:
[1]Agarwal,Bina,TheGenderandEnvironmentDebate:LessonsfromIndia.FeministStudies,1992.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著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著，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著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专制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而巴赫金论拉伯雷著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专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纵欲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这两部论著因涉及对具体作家创作的解释，尤其涉及对创作内容的解释，巴赫金不可能完全回避社会学分析，那么，在专门研究小说文体特征的系列论文中，贯穿着社会学的视野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释的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巴赫金已经是在自觉地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分析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写于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的小说理论系列论文中，巴赫金将自己早已成熟的复调小说理论和超语言学的话语理论用之于小说话语研究，揭示出小说的话语特征是杂语性：“小说中应该体现一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意识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时代所有较有分量的语言：小说应是杂语的世界”。(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而小说中的杂语来自于社会生活中杂语的存在，并且这种杂语并不仅仅出自某种思想，而是与特定社会力量相关联的：“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观点，一种社会和思想的视野。……这是指历史地具体地充分体现实际存在的社会性的和意识形态的种种语言。”(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并不仅仅是小说话语，就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这样几乎是纯形式的因素，巴赫金也是从社会历史角度予以考察的，他的重要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副标题就是《历史诗学概述》，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考察小说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他考察史诗与小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从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差异的角度进行。巴赫金在小说与史诗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的差异上看到的是与它们所关联并决定着它们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差异：“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惟一体裁，因为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发展之中，才能理解形成发展。”(注：《小说与史诗》，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第509页。)小说是反映现实的，因此与现实保持着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内在的对话性等特征；而史诗则与之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描写的是遥远的过去，而过去已经完成，因此，它具有崇高性、已完成性、封闭性等特征。这些对小说和史诗各自的特征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将文体研究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具有比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深刻得多的识见。说到这里，补充指出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而卢卡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问题的。巴赫金曾经也有意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书翻译为俄文，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告诉他，卢卡奇后来对《小说理论》不太满意，他才打消这个念头。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让我们推测，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社会学视角可能有卢卡奇的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联系。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谈论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政治性，自然不能不考察他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上的对话理论的政治性。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和评论在相当意义上都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对话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学科范围，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这种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众所周知，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当代西方那些将语言问题与外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隔离、只在语言世界内研究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形式语言学，或只从人的心理活动角度研究语言，在将语言当作心理现象的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超语言学的。超语言学的核心就是在人类具体社会交往中去考察语言问题，强调离开了社会交往语言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而“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而且这种对话既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又渗透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社会政治因素，后者正是通过所有社会个体在各种具体的社会交往中、在言谈(表述)中悄悄渗透进来，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巴赫金提出“生活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意指“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表现的一切的总和。……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型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元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而这种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生活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体系性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最生动的有机联系”。(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特别注意分析渗透在具体话语交往活动中的“生活意识形态”因素。他发现，即使是具体表述活动中的话语语调，也是有特定的社会学指向的，至于整个话语活动本身，其社会意义就更不待言：“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形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都不能揭示“话语具体的、社会学的本质，使话语变为真理或谎言，低下的或高尚的、需要或不需要的那个本质”。(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载巴赫金著《周边集》，第92页。)由于话语表述本质上的对话性，而各种社会立场、社会力量、阶级意识、意愿、情绪等因素都渗透在所有人的话语表述活动中。言谈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阶级和集团、各种社会立场、信念和意识形态交锋交往的场所。这里，不难看出，建基于超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对话理论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著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著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著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著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奠定他学术声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果之中。1928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著，这部书在30多年以后修改再版，也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但在巴赫金看来，这部著作也留下了遗憾。他后来曾在与鲍恰洛夫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遗憾：“我不能直接述说有关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关于神的存在的哲学问题。我总是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个思想出现了，又是来来回回地转。甚至要谴责教会。”(注：鲍恰洛夫：《关于一次谈话和围绕这次谈话》，转引自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载米·巴赫金著《哲学美学》，第50页。)巴赫金尽管在内心要比当时大多数学术思想人物自由得多，但这自由也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也不得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不得不“戴着脚镣跳舞”。
那么，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负面的?应该说不是。即使在那些以朋友名义出版的著作中，尽管巴赫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难脱那个时代的制约，但马克思主义给了巴赫金其特有的开阔和深刻。巴赫金少年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社会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实际的意识形态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要狭隘肤浅，但通过它毕竟可以窥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深度和力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思想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能提供一种洞见。在这方面，巴赫金提供了一个范例。
不仅巴赫金的学术著作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就是巴赫金学术命运的沉浮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部给巴赫金带来国际声誉的是60年代初经过修改后再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专著，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见解，但这部书其实在1928年就已经出版，尽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卢那察尔斯基写过书评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但这部书并没有带给巴赫金多大的学术声誉。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它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并不是大家都认可它的基本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它20年代初版时巴赫金已经被捕，同时，这部著作中强调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是对话哲学，这种对话哲学的精神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要求更是势同冰炭。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论著在20年代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学术效应，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后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使然。巴赫金在60年代不仅仅是作为一位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被发现的，他还是作为一位被无端迫害的圣徒般的人物被塑造的。他在几十年间的苦难经历和遭遇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人和震撼人，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但这份平静也具有特别的效应。巴赫金在60年代复出本身和复出后的轰动效应，并不仅仅是他思想学术的价值决定的，也不能仅仅归功于柯日洛夫等人的奔走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还与60年代苏联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有明显的内在关系。
巴赫金在西方社会的遭遇和形象也与政治相关。在50-8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思想学术活动往往渗透了这种冷战政治的思维，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往往被有意无意作为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抗苏东诸国的领域。西方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发现、肯定、奖励苏东诸国那些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政权、或被政权迫害的文化人进行文化策反，将他们作为一个标本，来控诉或丑化现政权。像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类活动，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东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形式(这当然不意味着苏东作家获奖只是因为政治原因)。巴赫金在西方走红，除了他学术思想本身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外，不能否认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起着某种作用。
事实上，西方学者恰恰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和阐释巴赫金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由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写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部写于8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最权威的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可以说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思想学术的理解。在这部书中，作者以巴赫金对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来整体地阐释巴赫金的所有学术著作和他的思想学术道路，作者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表述也是从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一是从理论上梳理对话主义哲学，二是从巴赫金与现实的关系角度来阐释对话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强调巴赫金是在理论上通过张扬对话主义哲学来与他所不满的现实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因此，在巴赫金传记的作者眼里，对话主义哲学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潜在地表达着巴赫金对现实的对抗和不满。
例如在以“沃洛希洛夫”名义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一书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立场出发，用“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并揭示两者之间冲突的社会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意识对潜意识的压制实质是官方意识对非官方意识的压制，两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而在这种压抑中，“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的分裂愈是深广，内在语言的动机转化为外在言语……即在外在言语中定形、清晰和巩固，便愈是困难。”《米哈依尔·巴赫金》的作者在引述上面一段话后，对这段话内在的真意作出这样的注解：“这是他对自己困境的自白，裂隙愈来愈大，一方是他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观念，一方是苏维埃政府日益强硬地坚持要人们依从俄国共产主义。”前者受后者的压制就像潜意识受意识的压制。这样，“巴赫金大胆地坚持主张心理的统治法则与国家的统治法则彼此相通，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弗洛伊德的新方式，而且是从‘地下’发出密码启示的新方式。官方与非官方意识之间的裂隙如此之大，官方的内容终于扼杀了非官方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言辞正是此人的夫子自道，他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沦为丧失社会地位的孤独者。”(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
并不只是从某些具体的论文论著看出了潜在的政治含义，《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者几乎将巴赫金的全部思想学术著作当成对抗当局的寓言来解读了：“巴赫金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挑战并没有沉默，他先前的大部分论著都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外衣下的政治宣言，他本时期(指1937年到1945年的萨维洛沃时期)的著述也不例外。这些著述暗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不是知识界的同道，而是斯大林主义文化本身。巴赫金运用他的表层的论题作为手段，以表达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这种寓言式解读原则贯穿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对整个巴赫金著作的阐释。
【摘要】目的：探讨汉族人群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体a1（abca1）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血浆载脂蛋白a1（apoa1）水平的关系.方法：选取abca1基因r219k,v825i,m883i和r1587k等4个编码区snps，采用pcr?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确定376名健康个体基因型；用thesias程序分析snps的连锁不平衡关系及单倍型.结果：受检人群中，4种snps各自不同基因型个体间apoa1水平差异均未见统计学意义（p＞0.05）.r219k与m883i,v825i与m883i以及v825i与r1587k两两间存在连锁不平衡(p<0.01).以v825i和r1587k构建的两位点单倍型中，ik单倍型携带者apoa1水平较vr单倍型携带者显著降低(p<0.05).结论：abca1基因v825i和r1587k多态性与汉族人群血浆apoa1水平变化有关，但这种关联取决于该两个snps间形成的单倍型.
【关键词】abca1基因；载脂蛋白a1；单倍体型；连锁不平衡
0引言
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水平降低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1］.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体a1（atp?bindingcassettetransportera1，abca1）介导胆固醇、磷脂从肝外组织的流出，并通过与载脂蛋白a1（apolipoproteina1，apoa1）相互作用，在胆固醇逆向转运和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lipoprotein，hdl）生成的起始阶段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abca1被认为是决定hdl?c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2］.群体遗传学研究表明，abca1基因的某些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可改变abca1蛋白活性并由此引起hdl?c水平变化，从而影响个体对冠心病的易感性［3-4］.然而，有关abca1基因snps对血浆apoa1水平影响的研究报道却相对缺乏.为此我们在本研究中探讨了abca1基因4种snps及其构成的单倍型与汉族人群apoa1水平变化的关系.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无血缘关系的四川地区汉族体检个体376（男194，女182）例，年龄(58.4±8.6)岁，apoa1水平（1.324±0.186）g/l，体质量指数（24.62±3.39）kg/m2，总吸烟率为27%，并经询问病史、体检、心电图等检查排除心血管疾病史.
1.2方法
1.2.1标本采集与处理禁食12h后抽取研究对象外周血5ml，采用免疫比浊法并按试剂盒（上海荣盛生物技术公司）推荐条件测定血浆apoa1水平；另采集外周血3ml，1mlacd抗凝，盐析法提取dna，te缓冲液溶解dna并置于4℃冰箱中备用.
1.2.2多态位点的基因型分型采用pcr?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分析法对4个snps进行分型.首先，参照基因组序列（genbank登录号：nm?005502）设计合成相应pcr引物，对受检者abca1基因r219k，v825i，m883i和r1587k等4个snps位点所包含的dna序列进行扩增；再取扩增产物15μl，分别加入4u限制性内切酶和2μl酶切缓冲液，并加超纯水至总体积20μl，37℃水浴中保温16h；最后，消化产物经30g/l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用凝胶成像系统分析电泳结果，判定个体基因型.pcr反应条件、限制性内切酶以及各基因型酶切情况见表1.表1abca1基因snps的基因型分型
统计学处理：每个snp的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用χ2检验，在hwe软件上进行.单个snp位点基因型与apoa1水平的关系分析采用协方差分析（用spss10.0软件）.snps间配对连锁不平衡估算以及各种单倍型与apoa1水平的关联分析均使用thesias程序进行.apoa1水平用x±s表示；除连锁不平衡检验用α=0.001为检验水准外，其余统计学分析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分布经χ2检验，4种snps各基因型频率在本研究人群中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表明本研究样本具有群体代表性.其中，变异型等位基因k219和i825的频率高于欧美人群（0.452vs0.27,0.323vs0.056，p＜0.01）；而i883等位基因在欧美人群则为野生型等位基因［5］（表2）.表24种多态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
2.24种snps不同基因型与apoa1水平的关系分析为准确地反映不同基因型对血浆apoa1水平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协方差分析，以排除各种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校正协变量（年龄、吸烟和体质量指数）后的结果显示，r219k,v825i,m883i和r1587k多态各自不同基因型个体间apoa1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表34种多态位点不同基因型个体间apoa1水平比较
2.3配对连锁不平衡分析abca1基因4个snps位点的配对连锁不平衡用统计量d′表示（d′=d/dmax）.表4可见，在全部6个配对组合中，v825i分别与m883i和r1587k间存在较强的连锁不平衡（d′>0.7）.此外，在r219k和m883i间也检测到有统计学意义的连锁不平衡（d′=0.572）.值得注意的是，在r219k至r1587k位点约1.36kb范围内，我们未发现2个以上的snps位点彼此间的连锁不平衡关系.
2.4abca1基因单倍型与apoa1水平的关联分析由于在分析区域内未检测到3或4个snps位点彼此间的连锁不平衡，我们仅以具有连锁不平衡关系的snps构建两位点单倍型，分析这些单倍型与apoa1水平变化的关系.表5显示，以v825i和r1587k构建的单倍型中，ik单倍型携带者其apoa1水平较vr单倍型携带者明显降低［-0.177（-0.269～-0.09），p=0.036］.表4abca1基因snps间配对连锁不平衡系数和统计学意义表5各种单倍型与apoa1水平的关联分析
3讨论
apoa1是hdl主要的载脂蛋白，占其整个结构蛋白的70%.正如hdl水平与冠心病发生呈高度负相关［1］，个体apoa1水平降低，患冠心病风险也将随之增大.因此，对apoa1代谢调控因素的研究也是冠心病病因学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作为一种跨膜转运蛋白，abca1在促进胆固醇的细胞流出过程中需借助与apoa1间的相互作用，将先转运出的磷脂结合到apoa1上，形成磷脂?apoa1复合物；然后再以该复合物为受体，接受从细胞中流出的胆固醇，进而形成新生的hdl；若转运至胞外的胆固醇量不足，导致磷脂?apoa1复合物不能充分与之结合，则多余的apoa1将在肾脏中很快被清除［6］，提示abca1活性与血浆apoa1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汉族人群abca1基因snps与apoa1水平变化的关系明显不同于欧美人群.本研究中4种snps各自不同基因型个体间apoa1水平均未见显著性差异，提示汉族人群apoa1水平不与abca1基因上述单个snp位点直接关联.
此外，这种差异还反映在受检dna区域单倍型组成及其与apoa1水平的关系上.欧美人群中，abca1基因r219k至m883i间各snp两两间处于强连锁不平衡状态（d′＞0.9），呈现出典型的单倍型模块（haplotypeblock）结构；而与之相距较远的r1587k则平衡传递［5］.然而，本研究人群中对应的各snp位点间不仅连锁不平衡强度低于欧美人群，也未检测到2个以上位点彼此间的连锁不平衡.我们基于连锁不平衡关系构建了两位点单倍型,结果发现，在v825i和r1587k构建的单倍型中，ik单倍型携带者apoa1水平较vr单倍型携带者明显降低，提示由v825i和r1587k构成的单倍型与汉族人群apoa1水平变化具有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与文献［5］报道有较大差异.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3方面原因：首先，本文的资料来自汉族一般人群，而tregouet等的研究对象则是冠心病患者，二者脂蛋白代谢过程应该有所不同；其次，种族间的遗传背景差异也可能使相同的变异产生不同的表型效应；另外，apoa1水平作为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表型性状，还可能与不同人群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
【参考文献】
［1］abbottrd,wilsonpw,kannelwb,etal.high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totalcholesterolscreening,andmyocardialinfarction：theframinghamstudy［j］.arteriosclerosis,1988,8（3）:207-211.
［2］jonathanc,cohen,roberts,etal.multiplerareallelescontributetolowplasmalevelsofhdlcholesterol［j］.science,2004,305（6）:869-872.
［3］brunhamlr,singarajarr,haydenmr,etal.variationsonagene:rareandcommonvariationsinabca1andtheirimpactonhdlcholesterolandatherosclerosis［j］.annurevnatr,2006,26:105-129.
［4］singarajarr,liamr,kasteleinjp,etal.effluxandatherosclerosis:theclinicalandbiochemicalimpactofvariationsintheabca1gene［j］.arteriosclerthrombvascbiol,2003,23（8）:1322-1332.
关键词多模态再现意义互动意义构成意义
0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kress＆vanleeuwen在《图形阅读》(readingimages，1996)中首先提出了系统的视觉语法分析框架，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我国对多模态话语分析也有广泛的研究，李战子，胡壮麟，朱永生等人从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多模态构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现阶段，多模态分析已经被运用到各种语言语篇的分析,并被扩展到语言以外的符号资源。
1理论背景
1.1多模态及多模态语篇的定义
模态（modality）指的是符号形态，多模态语篇是多种符号资源整合的结果。多模态语篇可分为静态多模态语篇和动态多模态语篇。前者通常只涉及一种感觉器官，后者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官。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涉及视觉模态，包括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系统，内含字体、字体大小和字体颜色等符号变体，因此，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属于多符号系统多模态语篇。
1.2理论基础
多模态语篇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halliday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ideational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function)。kress&vanleeuwen创建了以“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meaning）”、“互动意义(interpersonalmeaning)”和“构成意义(compositionalmeaning)”为核心内容的分析图像的方法。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就是把由这些不同模态所体现的三种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他们如何共同协作，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语篇或交际事件。
2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多模态意义建构
2.1再现意义
kress&vanleeuwen将再现意义分成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大类。叙事再现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作用来体现的，具体可以分为行动过程、反应过程、言语和心理过程三个方面;概念再现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他们的属性、类别和特征等来体现的。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中没有矢量（vector）所以属于概念再现。在海报中，广州亚运会的会徽被放在顶部的中央位置，会徽以柔美上升的线条，构成了一个造型酷似火炬的五羊外形轮廓，构图以抽象和具象相合，在灵动、飘逸中不失稳重，象征着亚运会的圣火熊熊燃烧、永不熄灭。既体现了广州的城市象征，也表达了广州人民的美好愿望。会徽左右由八个汉字包围——激情盛会，和谐亚洲，体现了广州亚运会的理念。中间位置是亚运会的比赛项目的图像，依次从左下方至右下方呈拱形展开。海报下方是有不同手势的人群，与亚运会项目图像相映衬，进一步阐述了亚运会的宗旨：弘扬奥林匹克和亚运精神，促进亚洲各国（地区）的团结、友谊和交流，致力于构建和谐亚洲。
2.2互动意义
互动意义由四个要素组成：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这四个要素都分别影响图像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探讨情态要素。图像分析中的情态指的是“某种图画表达手段（色彩、再现的细节、深度、色调等）使用的程度”，可以分成高、中、低三类，标志有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和色彩调谐度。
根据kress&vanleeuwen的分类标准，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应属于高感官情态。首先，从色彩饱和度来看，该图像使用了高饱和度的色彩：背景由红、黄、蓝、绿、紫这五种基本颜色和与其颜色接近的其他五种亮丽颜色构成，整个背景色彩艳丽，层次分明，因而具有高情态。其次，从色彩区分度来看，该海报的色彩区分度很大，画面构成丰富多彩，十种明亮的背景色彩与平淡的运动项目图像以及下方白色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黑色的文字与彩色的条纹对比突出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获得了最佳效果。再次，从色彩谐调度来看，图像中各种颜色的搭配很协调，此外不同的颜色也传递着不同的意义，如：红色表示热情、兴奋、刺激；黄色表示明朗、希望、发展；蓝色代表沉静、幽远，令人感到开阔、博大、深远、宁静；绿色代表平静、舒适；紫色使人有愉快之感。这些颜色再次立体地显示了广州亚运会的理念，也传递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理念。
2.3构成意义
构成意义包括三种资源：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放置实现的。任何特定的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被放置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页面空间的上方还是下方。如果某些因素被置于上方，而其它因素被置于下方，那么置于上方的是“理想的”,而置于下方的是“真实的”。本文主要讨论信息值。
本宣传海报中，亚运会会徽和八个大字在图片的上方，既体现了广州的城市象征，也表达了广州人民的美好愿望。八个字概括了亚运会的理念，运动员和观众都饱含激情参加或观看亚运会，以中国社会所追求的和谐氛围完美地举办亚运会。所以这部分的信息是最重要、最显著的。而下方的人群是特定的信息，不同人有不同的姿势，是具体真实的信息。
3结语
在本文的宣传海报中，文字和图像完成了多模态语篇的意义建构。两者的协调组合使宣传海报传递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纯文字或纯图像所表达的意义。宣传海报中的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表达了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即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两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韦红琴.视觉环境下的多模态话语多模态话语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9（6）.
[2]kress,g.&leeuwen,theovan.multimodaldiscourse:themodesandmediaof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m].london:arnold,2003.
[3]halliday,m.a.k.languageasasocialsemiotic[m].london:arnold,1978.
[4]kress,g.&leeuwen,t.v.readingimages[m].burwood:brownprioranderson,1996.
关键词：工程机械；维修；故障树分析法；应用
中图分类号：T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033-02
当前，工程机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为大型项目施工的工具和设备，其在我国的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常常发生故障，对于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造成影响，基于此，对发生故障的工程机械进行及时维修很重要，针对此，基于工程机械维修可靠性方面的考虑，本文探讨了故障树分析法在工程机械维修中的应用。
1故障树分析法及其特点、流程
FTA即故障树分析法，最早由美国贝尔电话研究所H.A.Watson于1961年提出，借助于分析可能造成系统故障的各个因素，将其对应的故障树画出来，继而对系统失效原因及组合方式进行确定，得出其具体的发生概率，在此基础上，将系统故障概率计算出来，实施针对性纠正，促使对应机械系统的可靠性得以提高，即为故障树分析法[1]。
从其特点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2]：
①对单因素和多因素故障都可分析，且可对故障实施定量、抑或是定性分析；
②从整体各系统到零件，从大系统到小系统，都可进行分析；
③可借助计算机实现，因为是基于逻辑门构成的逻辑图，具备了诊断高效、简单直观及、易更新知识库的特点。
就其运用的流程来看，首要的是对边界条件初始条件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顶事件进行定义，并结合此进行故障树构建，完善后，即可实施针对性的定性分析，最终的步骤是输出诊断结果，结合此实施对应维修等。
2故障树基本事件和符号、定性分析
基本事件及对应意义，见表1。
对应的故障树基本符号及意义方面，见表2。
3定性分析
综合看来，当同时发生几个底事件的前提下，方能引发顶事件发生，对应的，定义这几个底事件构成的集合为的割集，基于此定义，每个割集对应的一种故障情况。
上述情况外，存在某一个割集去掉任意一个底事件的基础上，将不再是割集的情况，需针对性定义此割集为最小割集。基于此，可看出系统故障树包含的所有最小割集，皆为系统发生故障所有模式或种类的代表。
基于此，寻找系统的全部最小割集，显然是故障树定性分析的目标，借此来完善工程机械故障诊断[3]。
与割集和最小割集相反，还可进行路集和最小路集的定义。顶事件会因为几个底事件集合均不发生而不发生，这样可设定多个底事件的集合即为路集，与上述相似，去掉某路集中一个底事件，将会出现该路集不再是路集的路集的情况，则称其为最小路集，类似于上述的最小割集，系统保证顶事件正常工作时的全部可能途径，即为其意义，是研究的重点。
4故障树分析法的数学表达
结合分析需要，设n个底事件构成一个系统，y为顶事件的状态变量，并定义底事件的状态变量为Xi（i=1，2，...n），这样，当事件发生时，取值对应的状态变量为0，由此可得出，y是底事件状态变量Xi的函数，表示为：
y=f（X1，X2，...Xi，...Xn）。
根据上述内容，若某底事件集合X中，Xi即其状态变量均等于1的情况下y也等于1，这样，可得X为一个割集，从而当无法找到一个割集Xi完全属于X，则可以得出其X为最小割集，并按照下式进行顶事件状态变量y值取值：
对于工程机械故障诊断而言，寻找系统的全部最小割集显然是实施定性分析的目标，所以笔者只讨论了和说明了割集和最小割集的数学表达。
5实例应用分析
新时期基础设施建设中，作为现代工程机械的重要动力来源，柴油机运用范围较广，占据着工程机械维修总量的较大份额，本文涉及到的案例为CaterpillarC6.6ACERT型柴油发动机，将对其工程机械维修中运用故障树分析法进行分析。
设定发动机不转动为该柴油机故障的具体表现，继而将顶事件设立为“发动机不转动”，这样，即可建立故障树，如图1所示。
结合上图可得，共有17个顶事件对应的底事件。依次是X17，基于此，结合故障树逻辑关系，我们可得出共有16个最小割集，依次为：
[可根据故障树提供的逻辑关系，结合给出底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公式（3），即可将顶事件的概率求出。
6结语
综上所述，在工程机械的维修方面，借助于故障树分析法，可以清楚、全面地对造成故障的可能一一列出，借助于相应的定性分析，可以发现潜在的故障等等，在工程机械维修中具备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应当对其进行有效运用，以此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和质量等。
参考文献：
[1]田建涛，余志龙，闫青.故障树分析法在工程机械维修中应用[J].工程机械文摘，2015，（1）.
一、前沿
英美文学课是培养具备人文精神和良好文化修养的高素质英语人才必不可少的课程。目前英美文学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兴趣小，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英美文学的选读作品多是名篇名著，作品本身及其涉及的文化背景、语言等不太适合英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使学生有畏难心理并失去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仍是单模态教学为主，不适合信息时代学生学习的多模态特征。而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英语电影进行教学可以用直观的方式部分地解读文学作品传达的信息，降低学生理解难度，提高学习兴趣，并加大课堂信息容量，成了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本文以近年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为指导，研究如何通过改编电影中出现的语言、图像、声音、视频等符号资源进行文学作品的意义再现，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进行多模态教学，调动学生的多模态参与教学，与文本形成连贯的整体，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二、进行多模态教学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halliday；halli—day＆hasan；o’toole；kress＆vanleeuwen；vanleeuwenl都尝试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出发分析多模态语篇，探索和构建描述各种符号模态(如语言、图像、声音、色彩、印刷版式等)的语法”，以解释各种符号模态如何在多模态语篇中和谐并存以及人们如何在特定的情景语境和社会实践中有效利用多种符号模态构建意义、传达信息、达到交际目的。尤其是kress&vailleeuwen在《多模式教学——科学课课堂的修辞》(2001)一书中探讨了在科学课堂中如何构建多模态意义，认为图像等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内一些学者(李站子2003；胡壮麟2007；朱永生2007；张德禄2009)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进行了一些介绍，部分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对广告、诗歌、ppt语篇等进行分析(胡壮麟2006；韦琴红2008；王红阳2007)，也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将对教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将其应用于教学方面的论文极少。如李站子指出，这种分析方法对英语教学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引起人们关注图像意义与语言的关系。胡壮麟(2006，2007)讨论了多模态符号学和多媒体符号学的区别，介绍了具有媒体和模态双重特性的计算符号学，讨论了多模态语篇在课堂中的应用。
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使语篇世界日趋多模态化，应运而生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为由多种符号组成的语篇的分析及运用多种符号资源的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效途径。
三、改编电影的多模态特征及在
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1电影的多模态特征
符号资源是人们在生产和阐释图像和其他信息时用来创造意义的认知资源。交际和再现意义经常需要多种符号编码，即多模式，如：图像、手势、身体语言等，语言只是众多交际模式中的一种，多模态语篇指的是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因此，电影就是一种利用多种符号资源构建意义、传递信息的多模态语篇——利用多种符号资源构建意义，比文学作品更直观易懂，是以书面语为主的教材的补充。
2电影与文学作品的多模态融合’
英语影视片和英美文学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两者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和可比性。尽管电影的本质特性是电影性，但也具有文学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再现、多模态解读和创造。
另一方面，文学语篇原本就不是单一模态的而在本质上就是多模态的(tannen，1982：ix—xiii)。阅读文学作品，读者要发挥强大的想象力，把语言词汇想象成场景。而电影是视觉化的，具有形象的直接性。在电影的技术多模态语境里，语言的功能被一定程度地消解了，准确地说，是技术消解了语言(曾方本，2008)。但电影虽然是技术融合的产物，仍然是以意义为中心而不是以技术为中心的。因此，虽然文本和电影对于实现类似的语义关系有着各自相对独特的方式，但却可以共同构建意义，因为它们都是以意义为中心的。从这个角度看，文本和电影都是构建意义的语篇形式，构成了强劲的模态互动协作关系。
3电影、多模态交际效果与英美文学多模态教学
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认为，多模态交际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因为媒体和语言一样，有着自己表意的语法系统，它们能和语言一起构建整体意义。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使用多模态模式会更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改编电影的各种符号资源、教师的讲述及文本共同构建更完整形象的教学情景。由此可见，将多模态语篇分析研究成果运用于英语教学进行多模态教学的意义在于可以将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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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不仅可以发挥语言系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可以看到诸如图像、音乐、视频等其他符号系统在教师与学生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从而使教学内容的意义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达到采用有效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认为人类在交际中使用多模态还是为了有效地达到交际的目的——种模态不足以表达清楚交际者的意义，从而利用另一者来进行强化、补充、调节、协同，达到更充分或尽量充分的表达意义，让读者理解话语的目的。因此，进行多模态交际实际上都是为了构建讲话者的整体意义。在教学中，教师运用多模态教学也是一种多模态交际的应用，是为了有效地达到英语教学的目的——一种模态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利用另一者来进行强化、补充、调节、协同，达到更充分的教学目的，让学生吸取知识。因此，运用改编电影进行多模态教学是为了达到英美文学教学的整体目的，体现名著名篇的整体意义，全方位提高学生英语水平。从功能角度讲，文本和改编电影各自有着对方所不能代替的功能，它们相辅相成、互补局限性，形成连贯的英美文学多模态教学模式。因此，进行多模态教学关键在于把文本和改编电影中出现的不同交流模态所体现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融合起来考虑，分析它们怎样共同协作，创造一个学习名著名篇的整体环境，实现教学目的。
英美文学教材中的名著名篇对学生来讲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因此，需要通过改编电影同时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和模态的配合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使学生对信息的吸收由于不断强化而更加精确和彻底，同时对话语从多方面提供辅助信息，使学习效果更好。从改编电影的使用、模态意义再现及交际效果的角度讲，使用多模态教学模式归根结底是对教学内容的多模态意义构建，丰富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著名语言学家litdewood曾经指出，课堂外语教学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难以创建一个真实有效的语言环境，而缺乏真实的语境是学生丧失学习兴趣的原因之一。对中国学生来说，英美文学带给他们的是不熟悉、不了解的陌生世界。改编电影具有直观性、丰富性、情境性和趣味性等文本所缺乏的特性，又和文本在内容上有着相关性，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又有着再创性”和现实解释性”，在文本材料之外，为英语教学提供了真实的语言材料和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场景，使作品内容的呈现方式丰富多彩，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者的听觉和视觉感官，多方面增强学习者对文本的理解和知识点的把握，激发其学习兴趣。
4利用改编电影进行英美文学多模态教学的原则
利用改编电影和文本一起构建作品的整体意义，调动学生的多感官参加到多模态学习过程中，可以形成生动、活泼、丰富的意义建构过程。但不可忽视的是，文本与电影有着本质的区别，电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忠实”于原文，文本的诸多方面是无法在电影中复制的。如何既运用改编电影的优点，引导学生从电影的角度欣赏原著，又能克服电影对学生欣赏原著的负面影响，成为英美文学教学策略研究的重要课题。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关于模态特征及模态实现意义的语法”的研究为教学与电影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从电影的多模态与文学文本构建意义提高交际效果的角度看，运用电影进行英美文学教学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电影的多模态意义构建是否与教学内容形成整体，是否保证了电影的辅助作用和文本的主导作用，电影的多模态意义构建是否能拉近学生与作品的距离，是否能提高学生对文本的兴趣。
其一,该著的选题很有意义。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近20年来,齐泽克已跻身当代世界思想巨擘的行列,西方学术界对齐泽克的研究呈趋热之势。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人物,国内的学术界反映有些延迟。直到2002年季广茂译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中国的齐泽克研究才算有了一个起点。此后,对齐泽克进行介绍的文章渐增,零散的研究文章也有了一定的数目。然而,真正对齐泽克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却迟迟难以出现。韩振江的《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出版则标志着国内学界系统研究齐泽克的开始。这部著作不是对齐泽克理论的简单归拢,而是抓住齐泽克理论的精神分析学根基,以“欲望图表”为核心系统梳理了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取得了纲举目张的阐述效果。
其二,该著的研究视野很有立体感,既有对齐泽克理论文本的细读,也有思想史意义上的对齐泽克的理论定位。
阅读齐泽克是困难的。对于齐泽克的文本,韩振江并没有急于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而是细读了齐泽克绝大多数重要著作后把它放置于具体语境中予以理解。对于齐泽克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事情,因为他有拉康精神分析学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淀、当代左翼思想的对话,还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政治和文化现象的复杂观照。齐泽克的具体表述比较繁复晦涩,齐泽克的思想基调却是相对统一的。故此,解读齐泽克可以本着舍局部而求系统,离形而得神的原则去进行。其次,齐泽克对我们来讲是生疏的,马克思却是我们所熟悉的;故此,解读齐泽克可以用马克思等理论家作为桥梁,因熟而知生,举一而反三。韩振江的系统地把握文本、举一反三的对话式文本解读法,的确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IL-8；龋；牙周炎
【中图分类号】R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1-0115-01
龋病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口腔疾患。细菌及其毒素极易侵袭至牙髓，从而激发牙髓的免疫系统，产生多种细胞因子。IL-8是重要的促炎因子和免疫调节因子，在龋病性牙周炎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1]。本文检测正常、不同龋病龈沟液中IL-8，并进行基因多态性分析。了解IL-8在不同牙周状态下含量的变化及其在龋源性牙周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1资料和方法
1.1病例选择：所选我院就诊患者。选择因修复等原因拔除的30颗无龋损和充填体、无牙髓疼痛史的完整牙齿为对照组。选择临床诊断为不同龋齿的患牙各30颗。
1.2标本的收集和检测：去除受试牙面的龈上菌斑、牙石，将吸潮纸尖分别插入每颗受试牙的颊、舌面的近中和远中4个位点。将取完后的四根吸潮纸尖一同放回原EP管中再次称重，减去原记录重量，即为所测龈沟液重量。用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检测牙髓组织中IL-8含量。所有研究对象都是汉族，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的IL-8基因-251位点的基因型分布，IL-8基因251位点有3种基因型，TT纯合子、AT杂合子、AA纯合子。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对结果进行秩和检验。
2结果
2.1龋病及牙周炎程度与IL-8含量关系
所有龈沟液及牙髓标本均检出了IL-8，不同个体IL-8含量差异较大。IL-8含量在深龋、重度牙周炎中最高，分别与正常牙齿牙髓组分别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龈沟液中IL-8浓度（ng/L）
2.2龋病牙周炎程度与IL-8基因多态性分析
分析酶切产物，IL-8基因-251位点有3种基因型：TT、AT、AA。如图所示，如为TT纯合子，则l条DN段长度为106bp，AT杂合子3条DN段长度分别为106，75，31bp，AA纯合子2条DN段长度为75和31bp。
3讨论
龋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由变链菌、粘性放线菌和乳杆菌等参与的感染性慢性进行性牙体硬组织的破坏过程[2]。细胞因子（CK）的深入研究使人们对炎症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对炎症的认识过程中，已从传统的炎性介质深入到CK途径[3]，IL-8是诱导炎症细胞反应中的最初介质，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可活化各种炎细胞，减低血管张力，增加血管通透性。从试验结果看，牙髓组织中均存在IL-8，其含量可反应龋病进展过程中的牙髓健康状态及其免疫防御功能，它是反应龋病牙髓状态的重要细胞因子。在龋病牙髓炎中TA、AA基因型出现频率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遗传背景下携带TA、AA基因型者发生龋病的风险可能增加，IL-8基因-251位点AA及TA基因型可能是汉族人群龋病的易感基因型。研究龋病现状、病因及病变程度中细胞因子的变化及其与龋病病变程度的关系，为临床防治及判断预后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军，刘岚，曹志中，等.肿瘤坏死因子对创伤牙髓组织修复的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康复，2004，8（5）：860-861.
【关键词】p16基因多态性食管鳞状细胞癌遗传易感性
食管癌和贲门癌是消化道常见肿瘤，迄今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p16基因是细胞周期抑制基因和抑癌基因，直接参与细胞周期的调控，负调节细胞的增殖及分裂，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探讨了p16基因c540g和c580t多态性与河北省高发区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squamouscellcarcinoma，escc）和贲门腺癌（gastriccardiacadenocarcinoma，gca）发病风险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收集2001～2005年间在河北省磁县、涉县经内镜普查并在当地医院经组织学证实确诊的门诊或住院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escc）265例和贲门腺癌（gca）患者238例，采血前均未行化疗及放疗；对照组来自2001～2005年同一地区24名体检正常的无关个体。肿瘤患者及健康对照的性别、年龄、吸烟习惯及家族史的情况均在采血后由专人询问获得。吸烟个体定义为过去或目前吸烟≥5支/日，持续至少两年以上者。将有一名一级亲属或两名以上二级亲属患有食管癌/贲门癌/胃癌的个体定义为具有上消化道肿瘤（uppergastrointestinalcancers，ugic）家族史。仅有部分病例及对照组个体获得了吸烟情况和家族史资料。
1.2dna提取抽取患者及对照静脉血5ml，以枸橼酸钠抗凝，采用miller等[1]的蛋白酶k－氯化钠盐析法提取白细胞dna。
1、2、6、7：cc基因型；3、4：cg基因型；5：gg基因型；8：pcr产物；m：100bpdna标记
图1p16c540g位点（mspⅰ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1.3p16c540g和c580t基因分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进行p16c540g和c580t基因型检测。扩增p16c540g和c580t位点的上游引物序列为5'gatgtgccacacatctttgacct3'，下游引物序列为5'ctacgaaagcggggtgggttgt3'，扩增片段为181bp。pcr反应体系为25μl，其中模板dna100ng，10×pcrbuffer2.5μl，mgcl22.0mm，taqdna聚合酶2.5u，dntps250μm和上、下游引物各250nm。阴性对照用蒸馏水代替模板dna。pcr反应条件为：94℃10min预变性后，采用热启动加taqdna聚合酶，然后94℃变性45s，62℃退火45s，72℃延伸1min，35个循环后，72℃继续延伸7min。分别用10umspi（c540g）和10uhaeⅲ(c580t)对pcr产物进行酶切，37℃水浴消化过夜。酶切产物用3%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p16c540gc/c基因型为104bp和77bp，g/g基因型为181bp，c/g基因型为181bp、104bp和77bp，见图1。p16c580tc/c基因型为142bp和39bp，t/t基因型为181bp，c/t基因型为181bp、142bp和39bp，见图2。
1、2：ct基因型；3、5：cc基因型；4：tt基因型；6：pcr产物；m：100bpdna标记
图2p16c580t位点（haeⅲ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1.4统计分析病例及对照组的年龄比较采用t检验，snp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型分布比较采用χ2检验。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统计经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ugic家族史调整后的or值和95%可信区间。统计分析应用spss11.5软件包。采用eh软件计算病例及对照组p16c540g和c580t的单体型频率，并采用2ld软件计算两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
2结果
2.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escc、gca患者组的性别分布、年龄、吸烟状态、家族史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p16基因c540g多态和c580t多态在对照组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χ2值分别为1.80和0.18，p均>0.05)，表明病例及对照的选择对结果没有影响。
2.2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分布比较
2.2.1p16基因c540g多态escc患者组和gca患者组p16基因c540g三种基因型（c/c、c/g、g/g）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04和0.29，p值分别为0.98和0.87，表内未显示）；其等位基因分布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以c/c基因型作参照，c/g基因型及g/g基因型分别与其相比，均不能增加escc发病风险，亦不能增加gca发病风险，见表2。
2.2.2p16基因c580t多态与对照组相比，p16表1escc、gca患者及健康对照的人口学特性及p16c540g、c580t等位基因分布
a：t检验p值表2p16c540g和p16c580t基因多态性与escc、gca发病风险
组别基因型(%)or(95%ci)or(95%ci)p16c540gc/cc/gg/g对照组204(82.9)37(15.1)5(2.0)1.0(ref.)1.0(ref.)escc组220(83.0)39(14.7)6(2.3)0.97(0.52～1.46)a1.09(0.32～3.41)bgca组193(81.1)40(16.8)5(2.1)1.23(0.79～1.83)a0.69(0.33～3.72)bp16c580tc/cc/tt/t对照组194(78.9)48(19.5)4(1.6)1.0(ref.)1.0(ref.)escc组211(79.6)52(19.6)2(0.8)0.97(0.63～1.54)c0.45(0.08～2.51)dgca组195(81.9)37(15.6)6(2.5)0.79(0.49～1.27)c1.46(0.40～5.30)d
a、b：相对于c/c基因型，经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ugic家族史校正的c/g基因型(a)与g/g基因型(b)的or值；c、d：相对于c/c基因型，经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ugic家族史校正的c/t基因型(c)与t/t基因型(d)的or值表3p16c540g和c580t基因多态性单体型频率与escc、gca发病风险
单体型对照组escc组gca组例数(%)例数(%)or(95%ci)a例数(%)or(95%ci)a540c/580c394(80.1)428(80.8)1.0(ref.)382(80.3)1.0(ref)540c/580t51(10.4)51(9.6)0.92(0.61～1.39)44(9.2)0.89(0.58～1.36)540g/580c42(8.5)46(8.7)1.01(0.65～1.57)45(9.5)1.11(0.71～1.72)540g/580t5(1.0)5(0.9)0.92(0.26～3.20)5(1.1)1.03(0.30～3.59)
a：与540c/580c单体型相比，其他单体型的or值基因c580t三种基因型（c/c、c/t、t/t）频率在escc患者组中和在gca患者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85和1.70，p值分别为0.66和0.43，表内未显示）；escc患者组和gca患者组等位基因分布分别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以c/c基因型作参照，c/t基因型及t/t基因型分别与其相比，均未增加escc及gca的发病风险，见表2。
2.3单体型分析
采用eh软件对p16c540g和c580t两位点snp进行单体型分析显示，对照组p16的540c/580c单体型最常见（80.1%），其次为540c/580t（10.4%）、540g/580t（8.5%）及540g/580t（1.0%），escc、gca组的单体型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0.18和0.54，p值分别为0.98和0.91，表内未显示），见表3。采用2ld软件进行c540g和c580t两位点的连锁不平衡分析，未发现存在连锁不平衡现象(d′=0.29，p=0.45)。
3讨论
p16基因定位于人类染色体9p21，由2个内含子及3个外显子组成。其编码的p16蛋白位于细胞核内，属于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dk4）的负向调节因子。在细胞分裂过程中，cdk4与细胞周期素d（cyclind）结合，其复合体参与g1s转换的调控。p16蛋白作为cdk4的抑制剂，能与cyclind竞争性结合cdk4，而使后者失活，最终阻止细胞进入s期。p16基因因缺失、突变等导致功能缺失，则不能抑制cdk4，最终导致细胞进入恶性增殖，加速肿瘤发生。
p16基因的失活存在于大多数肿瘤中，战雪梅等[2]研究结果显示，食管癌组织中p16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63.3%，与正常食管组织（90.9%）相比阳性表达率降低，且染色强度明显减弱，表明在食管癌组织中明显存在p16蛋白表达缺失，从蛋白质水平证明了p16基因失活与食管癌的发生有关。并且还发现与肿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提示p16的失活对食管癌的演进及最终使瘤细胞获得转移的潜能产生重要的作用。
p16基因失活有多重机制，如点突变、纯合子缺失、高甲基化等已在多种肿瘤包括食管癌中有过报道[3]。现已在肺癌、乳腺癌、脑肿瘤、骨肿瘤、皮肤癌、膀胱癌、肾癌、卵巢癌和淋巴瘤、黑色素瘤中发现纯合子缺失以及无义、错义及移码突变。例如，hu等[4]在对56例escc的研究中发现，5例（8.9%）发生缺失，3例（5.4%）发生插入，7例（12.5%）发生点突变，表明p16基因以缺失、突变方式广泛参与各种组织的肿瘤形成。tsai等[5]在对48例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研究中发现，在11例发生p16基因缺失或突变的标本中，未检测到p16蛋白表达，表明p16基因突变与其蛋白表达有关。检测p16基因有无改变对判断患者肿瘤的易感性以及预测肿瘤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在p16基因第三外显子的3′非编码区存在两个相连的多态性位点c540g和c580t[68]。sauroja等[9]研究表明，c540g多态与位于cdkn2b基因第1内含子的c74a多态存在连锁不平衡，并且和p53基因低表达有关。p53与p16同属抑癌基因，参与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控，与细胞周期、细胞增殖密切相关，其阳性表达与食管癌的分化程度呈负相关。由于c540g和c580t均和肿瘤侵袭有关，表明这两个多态性位点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关联，但其机制至今尚未清楚。
本实验对p16基因c540g和c580t两个多态性位点与escc、gca易感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c540g多态c/c、c/g、g/g基因型在河北省食管癌高发区正常人中分布频率分别为82.9%、15.1%和2.0%，c580t三种基因型（c/c、c/t、t/t）频率分别为78.9%、19.5%和1.6%，这与zheng等[6]在头颈部肿瘤中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c540gc/c纯合型与c580tc/c纯合型在正常人群中是常见基因型。c540g/c580t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在escc和gca与健康对照组中均无统计学意义，进行单体型分析亦未发现escc、gca组的单体型频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本研究是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样本量较大，且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及ugic家族史上匹配，基因分型清楚，10%的样本重复吻合率达100%，并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均>0.05），结果较可靠。
本研究结果提示，p16基因c540g与c580t多态位点及单体型分布与河北省高发区escc和gca的易感性无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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