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媒介迅猛发展，信息环境已成为继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之后又一十分重要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未必全是人类的福音，它所引起的消极后果不仅在于信息的过剩，还在于使人无意间成为媒介和信息的奴隶。一方面无法遏制媒介的发展，一方面又无法阻止人们的媒介接触行为，于是，如何认识媒介，正确而有效地利用媒介、把媒介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培养基本的媒介素养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是未来信息化社会对人的能力和知识结构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那么如何才能具备媒介素养呢?一些媒介技术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实施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是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而后在工业化国家展开。它以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能理解其意义并能独立判断其价值。此外，媒介教育的目标还力图使未来信息社会的人具备有效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概念引入我国为时不久，更未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机制。国内对大学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校还为数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具有前瞻眼光的省市高校如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我省地处中部，媒介发展较之沿海发达地区起步晚、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很快；作为农业大省，我省人口众多，但平均文化素养相对较弱，在实现中原崛起、建设文化大省的当前语境下，无论是媒介还是居民都有必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以便为打造先进、良好的文化环境，形成强大、健康的精神合力奠定基础并创造条件。作为代表我省建设未来生力军的大学生而言，首先应成为媒介素养优先教育的对象。本文问题的提出，既是媒介生态语境下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我省建设文化大省目标的需要使然，同时也是综合分析了我省大学生的特点及优先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上的时代命题。
透视：我省大学生的特点及优先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前大学生较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无论在成长环境还是人格特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他们在城乡差距较大的环境下成长为不同的个体；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处于由学校向社会过渡的临界点，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社会大环境对他们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我省大学生的显著特点。
心理矛盾突出、叛逆性强。从法律年龄上讲，大学生已属于成年人，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社会化个体；但在心理发展上，尚处于学校向社会的过渡期。当前的大学生多属于被父母抱大的80后，没受过什么挫折，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较差；进入大学后，逐渐脱离父母和中小学严格的管理，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压抑得到空前释放，宽松的校园环境既让他们得以充分张扬个性，也容易让他们迷失自我。在面临矛盾和冲突时，表现出自以为是或无所适从的明显反差。而我省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成长过程和环境较之城市学生相差甚远，进入大学后，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与他人在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条件、教育基础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自卑、敏感的心理极易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失落感，甚至走向叛逆极端，如果得不到有效引导，将会向非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受社会大环境消极影响较大，自发性较强。大学生处于角色社会化转换时期，随着对社会问题的日益广泛接触，原有的习惯思维受到现实社会价值观的冲击；社会的复杂性与其理想化产生激烈冲突，日益感到各方压力的沉重，加之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教育错位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更促使其对社会消极面的不满，导致部分大学生某种程度上的焦虑、急躁，找不到适当的人生坐标；而成人的自觉意识又促使其刻意掩盖这种心理失衡，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激烈冲突下，很多学生抛弃了原有的理想化思维模式，迅速而盲目地转化为一种幼稚的成熟――不论是非、急功近利；高度自我、玩世不恭；或颓废消沉、不求上进。大学生群体的这种共同心态是其成长环境和心理特征使然，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特点。
综观这些特点可以发现，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大学生处在社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但价值观尚未真正确立，有很强的可塑性；同时参加社会实践机会少，在了解社会及世界。人际交往、学习课外知识以及娱乐等方面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高，自觉性和自控性较低。这些都为媒介的介入提供了极大空间。
我省大学生优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信息时代媒介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日益加深。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进程中，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支持。价值观首先来自社会，任何社会都会提供某种价值观，鼓励引导成员去完成社会期待的事业。通过价值观和相应的社会舆论把成员的行为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并使其习惯化、自动化。就我省而言，在实现中原崛起的进程中，青年的价值观将直接影响其对政策、舆论导向的理解程度及投身其中的践行程度。
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等方式，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某种特定价值观念灌输给大学生，从而不断培养或矫正其价值观，使个人的价值观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协调统一起来，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形式的污染，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举足轻重。价值观的形成教育一般通过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这三大载体来完成。家庭教育是第一载体，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对孩子行为的褒贬，直接教给孩子价值观、是非观。学校是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由教师向学生灌输社会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在过去相对单纯的社会环境中，家庭、学校和主流媒介在形成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合力中，基本保持平衡一致。
而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原有的价值观不同程度地遭受冲击，新的价值观体系尚未建立，一方面，大学生脱离了父母价值观的说教；另一方面，高校中相对疏离的师生关系和管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的思想成长提供了自由空间。前文所述大学生的特点又导致其对自身心理、思想成熟度的认知普遍存在偏差，这些都为媒介信息所传播的各种价值观的介入提供了更大的接受可能。媒介的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使之在人的价值观形成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媒介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用生动的画面，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寓教于乐，
在潜移默化中熏染大学生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媒介的商业属性、利益驱动，网络的虚拟性、自由性等也使其在传播信息时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因此，较之过去的传媒，网络化时代的媒介在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合力中作用更大，同时呈现出双向性、不确定性和相对弱控性特征。
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正确有效地认识、利用媒介。信息时代媒介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而大学生在具备丰富知识的同时，其心智尚不成熟。在远离家长和老师的管理束缚后，无所不在的媒介几乎成了与他们形影不离的陪伴者。对媒介的合理利用能满足大学生对知识、娱乐等的不同需求。然而媒介对暴力、色情、金钱等负面信息的报道也会在无形中对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对媒介认知、判断、评价等能力的低下甚至缺失，使媒介的双刃剑效应在无意中摧残着大学生的身心。这当然需要社会整肃媒介环境，但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才是根本的保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大学生认识媒介的本质和特点，提高其明辨媒介信息是非曲直的能力，从而在媒介环境中汲精祛粕，游刃有余。
同时，文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境外传媒急于抢滩中国，一旦媒体市场放开，将会有更多思想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中国需要有准备的媒介公民，当代大学生首当其冲。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解读各种媒体信息，认识国外媒体文化渗透的目的及外媒节目中的不良思想，区分节目的娱乐性与政治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介素养教育是抵御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文化的传承都意义重大。
大学生优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高校培养高质量的社会中坚力量。媒体素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信息时代民主社会中具有主体意志、独立思考的公民，提高社会文化品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当代大学生即将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作为未来社会的主导者，大学生在日常工作和各种社会交流互动中，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形式，将自身在大学期间习得的媒介素养知识传授给同事、亲朋好友等，实现媒介素养教育从大学到社会的进一步铺延。而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及建议也将通过媒介表达出去。依据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舆论形成过程中，分散的公众会在发表意见时不自觉地受多数意见的影响或左右，因而具有媒介素养教育背景的大学生将会在影响社会舆论及媒体导向时发挥重要作用，这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另外，大学生毕业已接近结婚生子的年龄。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将使之更易发挥“后续递延影响”，在下一代的成长中有意识地培植和强化媒介素养意识及技能，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暂时无法从幼儿启动的缺憾，实现媒介素养教育更深远意义的扩展和影响，促成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良性循环。
世界上较早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和地区，如英、美、加等几乎都是从中小学开始实施。但这一模式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我国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媒介环境，且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独立选择接触媒介的时间较少，也尚缺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力量等条件。而我国高校学生对媒介的接触频率、接触时间、消费行为都能独立自主，加之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处在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各种媒介对其利弊影响都不可低估。高校在师资力量、教学模式、教学时间上有许多优势，如高校可因专业的不同分别制定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完成一定学分的媒介教育选修课或必修课。因此，在高等院校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更加高效。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这种不同角度的社会转型在总体上造成了舆论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播、新闻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社会转型时期媒介舆论的特点如何,媒介舆论对处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形成时期的青少年的影响怎样?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转型期媒介舆论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冲击与震荡。瞬息万变的舆论在社会巨大变迁的影响下,表现出独有的特征:
1.媒介舆论的迅速扩张及其主导地位的不断强化。
舆论的扩张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而发展的,如今不仅旧的传媒,报纸、杂志、书籍,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Internet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更为媒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发展潜力。舆论借助多样的传播媒介广泛进行传播、渗透。
媒介舆论不仅涉及众多的传播媒介,同时它也无所不揽,无所不包,涉及范围极广,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还是新人、新事、新风尚,或是社会的正面、侧面、负面的事态和问题,都是媒介所论及的对象。可以说,媒介舆论的触角,近及周围事态的发展,远涉海外发生的重要事件;能触及事态发展的细微末节,广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特别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日益发展,印刷投递和电子传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为更多的受众提供了接受舆论信息的条件,不仅可供事态发源场的群众接受,而且也为远离事态现场的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得知,媒介舆论成为舆论传播的主要形式。
2.媒介舆论是人际舆论的延伸,同时增强了人际舆论的穿透力。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舆论的变化通常只是词句上的,舆论的深层结构变化极少。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变化,舆论也交织着对昔日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憧憬:改革的深入,触及到人们基本生活态度和现实利益,公众由兴奋转为迷茫:对物质利益的短期行为的追求使社会公众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浮躁的心态。这些变化带给公众的是分裂的、浮躁的心态和矛盾的、情绪型的舆论取向,社会转型在总体上造成的舆论的深刻变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地区、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以及社会流动人口的增长,又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
所有这些社会领域的变化,都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视野,而媒介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这些细小、微弱的心态与舆论的变化进行总结,给予现实的、理论上的诠释,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诸如新闻报道、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反馈到公众,形成舆论导向,它是在低层次的公众舆论基础上的加工、再现。
3.现代媒介舆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虽然媒介舆论涉及的范围极广,但大多都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报道,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虽然媒介并不等同于舆论,但媒介的特性与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媒介的言论代表了一定范围内的舆论。
同时,也应看到在一定时期媒介舆论的指向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舆论误导。改革开放是我国当代全民关注的社会变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众传播媒介对舆论的作用不同于以往,当代舆论的惶惑、情绪化和分散的特征,除了社会变迁与公众本身的素质因素外,这些舆论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与媒介的引导失误有关。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媒介而言,一位社会学家写道;“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舆论部总是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譬如,在一段时间内,报纸上就不断宣传‘大款’们挥金如土的‘豪气’,杂志上不断报道‘大腕’们形形敛财手段,影视、银幕上不断出现比西方‘阔佬’还要‘阔佬’的生活方式……大众媒介的‘倾斜’造成了社会热点的‘倾斜’,大众媒介的‘滑坡’造成了公民们道德上的‘滑坡’,大众媒介的‘失衡’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群体‘躁动现象’不过是这些‘倾斜’、‘滑坡’、‘失衡’的一种现实反映”②。这些尖锐的批评说明了在一定时期,媒介舆论确实可能由于引导失误而引发局部震荡,因此,媒介舆论应进行合理的宣传、引导。
大众媒介在社会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方面,对个人意见和群体舆论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和潜移默化的。社会化和间接影响理论把大众媒介视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重要社会影响之一。传播学者德弗勒指出:“丰富的文献显示出.儿童和大人都从各种媒介,特别是从电影和电视,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既然大众媒介舆论对人的一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对青少年的影响如何?
二、媒介舆论导向对青少年的影响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处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社会化过程尚未完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学习社会的文化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其主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高科技、信息化时代,青年一改过去的完全受教育的客体地位,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力军,其主体地位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与不平衡,青年期不断向两极延伸是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主要原因是社会愈进步、愈发展,成为合格社会成员就愈难:理想与现实、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的矛盾在青年身上的表现非常突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与需求;可塑性强,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在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
社会化和间接影响理论认为:当个人接触媒介的时候,其实他并非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人也不只是以个人对刺激做出反应的有机体,在发表意见和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期望和可能的反映大,都会在瞬间有意无意的顾及到。而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当代群体或组织对个人提供社会期望的重要源泉之一。媒介通过描述各种群体或组织的稳定模式,从而间接对个人的意见形成、意识形态和倾向产生影响。
个人社会化的内容包括众多的方面,如果作粗线条的概括,社会化过程可以包括两个基本的层面;认知层面(即个人将各种社会要求、文化因素内在化)和行为层面(即个人学会以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处理问题,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并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媒介舆论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
大众传播媒介最基本的形式便是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的状况,媒介并不直接向我们提供外部客观世界的简单映像,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经人工精心建构的产品,这种产品反映着生产者的各种选择与判断,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思维形式通过这种选择不断的向外传递。许多学者尤其是批判学派学者的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讯息产品中,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系统。他们的研究发现,西方媒介产品,包括那些似乎只是娱乐的娱乐性节目,往往都包含着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的主题。通过媒介的宣传,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进入青少年的头脑,使之更好的认识、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
2.启迪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来塑造媒介人物,宣传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通过对优秀事迹的弘扬,对丑恶事件的揭露、批判,形成自己的舆论视点,通过媒介的传播来影响着正处于价值观、道德观形成时期的青少年。好的人物形象、人物事迹能涤荡他们的心灵,而对诸多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等事件的批判,则又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敲响了警钟。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节目,之所以受广大青少年,尤其是青年人的喜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所报道的无论是先进的人物(如《东方之子》栏目),还是旨在揭露社会事实的节目(如《焦点访谈》),不仅传达了知识(如《今日说法》节目),同时能启迪人的思想,发人深思。
3.媒介舆论对青少年树立新的观念、追求时尚生活、为自己人生准确定位具有极大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可概括为;(1)对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认同,具有共同的理想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2)普遍追求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统一,具有积极向上,务实进取的人生态度;(3)普遍接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普遍增强;(4)学习热情高涨,视野更加开阔:(5)追求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追求时尚也创造着时尚。虽然不能说这些特点的形成都与媒介舆论有关,但确实与媒介舆论的导向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潜移默化的结果。
媒介以其自身时效性、快捷性的特点,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法规政策给予解释、说明,抓住社会热点、重点问题给予报道。媒介在报道社会经济、文化、消费生活时,一方面传播着一部分人的生活价值取向和时尚追求,同时也影响着另一些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转型期的社会是迷茫的、矛盾的,处于世纪之交的青少年更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既有传统文化沉积的传统性,又要面对现实纷繁社会的复杂性,何去何从?媒介舆论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当然不是指全部的媒介舆论),让青少年更好的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认识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更好的树立自己人生的目标。
4.媒介舆论可为青少年的行为与发展树立榜样
英雄人物、榜样人物的宣传和塑造也是媒介舆论的重要内容。大众传播社会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已积累的大量成果说明,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从接触媒介信息中模仿新的行为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进行的“电影与行为”大规模研究发现,少年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学习电影明星的风度习惯,讲话风格,外在行为以及服装款式④。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少年正处于心理第二次成长期,具有可塑性,因此好的舆论导向,好的榜样的力量,有助于培养其健康的人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处事态度。这就要求我们的传播工作者在进行舆论宣传时,应该树立青年观念,考虑到青年发展的特点,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是时展的产物,它为青少年发展带来极大益处,产生良好的影响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青少年物质利益价值取向的影响。
媒介舆论在对社会职业及成功人士宣传时,容易形成一种职业上的偏颇,误导青少年形成一种错误的职业观,注重利益,导致拜金主义及金钱至上。现阶段,青少年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更注重那些实用性,能够带来较大经济利益的专业,如贸易、计算机、英语,而较少涉及那些基础性的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较注重当前利益,注重热门学科,而忽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在选择职业与工作地点时,更加注重经济利益.选择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趋向,这一方面是适应社会发展对自身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的舆论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2.对青少年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市场经济在激发公众的物欲追求方面,呈现一种无限膨胀的趋势,当生活好转时,人们便容易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即用高档消费来象征财富、地位和荣耀。与此同时产生的大众文化,经过大众传媒的推动,迅速占据了人的闲暇时间,这种现象在青少年身上则表现为两个失衡:一是物质消费大踏步地向高档次发展,精神消费则严重滞后;二是在精神消费中重娱乐消费,轻读书学习,在生活中的直接表现则是追求名牌、高消费,形成一种盲目攀比的风气。
3.对青少年道德追求的影响。
近年来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青少年的道德水平下降,道德滑坡。多种社会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北京青年状况调查”表明,他们相当的愤世嫉俗,不同程度的认为当前道德沦丧的占六成多,有七成的人认为应当提倡奉献精神;但在现实中,却有半数以上的人采取少奉献和不奉献也索取的态度⑤。我国现实的显舆论中,对道德的呼唤相当强烈,但在实际生活中,道德的提升是有限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普遍的自我道德高估心态。
因此,大众传播媒介与其大量揭露某些道德滑坡现象(适当揭露是必要的),或者激化人们内心的道德矛盾,不如从生活细微处人手,利用人们的自我道德高估心态,正面唤起个人心底对道德的追求。如果说儿童是一张白纸,那么青少年则是一幅没有染色的风景画,他们是未来,是希望,如何引导青少年健康地发展,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也同时对媒介信息传播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传播信息时要有强烈的青年意识,充分认识和发掘具有新闻价值、观念价值、思想道德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的青年题材,考虑到青年的特点,更好的发挥媒介舆论的导向作用。
注:
①③⑤陈力丹:《舆论学一舆论导向研究》,P61、81、28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②邵道生:《中国社会的困惑》,P23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④张永华:《大众传播社会学》,P27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新闻社新闻研究所:《舆论引导艺术》,新华出版社1998;
3.刘建民:《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刘建民:《天理民心一当代中国社会舆论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
关键词：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2年度研究课题《基于媒介融合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升级换代的重要阶段。中央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伴随着我国“三网融合”的快速推进，我国跨媒体人才培养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这其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媒介融合的推进。
一、当前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思路上存在误区，一些概念及政策边界亟待廓清。一些人将媒介融合简单定义为传媒从业者跨媒体技能的培养，将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简单定义为广播电视媒体从业技能、网络媒体从业技能和书面媒体从业技能培养的简单结合，而忽视了媒介融合是多种媒体之间的聚化裂变反映，它催生了新的媒介理念、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运行机制等，带来的是媒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是从理念、机制到内容的系统化创新，绝非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叠加。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一个实践命题，单纯注重应用层面的技术融合、运行机制融合、所有权融合等的路径考察，对媒介融合的理论研究进路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导致媒介融合在实际推进中后劲不足。
二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等工作亟待加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储备需要进一步夯实。面对媒介融合快速推进的态势，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的预研及理论储备工作明显滞后。当前只有个别高校对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培养路径等在学理层面进行了关注与研究，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具有通用性、被相关高校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分层化、多类型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尚未进入大多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媒介融合相关要素在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话语通道亟待疏通、话语内容亟待补位、话语效果亟待进一步彰显。
三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现状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形势发展需要。当前我国传媒单位中跨媒体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职后培训、传媒从业者自我兴趣迁移等方式来实现。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一个专业开展普及性、系统化的人才培养实践。在一些开展媒介融合试点的高校，也大都局限在相关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增加媒介融合背景、现状及趋势等的相关介绍，或者开设一些媒介融合关联题材的选修课等；设置若干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媒介融合最新发展动态及国内媒介融合现状、趋势等的追踪研究，提供媒介融合发展策略与路径的理论研究等。或者以教学改革试点方案等形式，在部分学生群体中开展跨媒体技能培养的尝试等。媒介融合专业的师资储备、培养培训力度亟待加强，相关教材建设等急需填补空白。从总体上说，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创新因素、产业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因素发挥其对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的创新引领及变革驱动作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辐射面、推广力度及现实绩效等都“乏善可陈”。
二、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内在成因
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媒教育与传媒产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媒介融合对传媒教育创新的引领力、整合力、渗透力、发展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梳理与完善。办学与市场发展相脱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较为明显的弊病。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忽视办学实际及办学规律，简单迎合市场表面的发展态势，导致办学在战略方向层面出现误差；二是高校漠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在办学中墨守成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应用性专业，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传媒院校与行业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一体化、协作型发展格局仍然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校企之间的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培训、学生实习等方面，尚未进入到传媒发展战略设计、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创新、传媒形态与传媒门类变革等核心业务层面，高校对传媒企业深层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也直接制约了传媒院校深度追踪行业发展动态，把握行业发展规律，适度超前引领、预判行业发展走向的能力，使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媒介融合的发展实际相脱节。即使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体制环境相对健全，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政产学研合作机制较为完善，合作成效相对明显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传媒变革的最新趋势投射到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上仍然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其传导机制过于复杂，反应机制的敏锐性有待提升。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当前传媒市场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下，传媒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市场份额的博弈，热衷于挖人才、抢时段、买创意获取竞争优势，在人才梯队建设、长线技术储备等发展命题上关注不足，严重忽略了传媒院校办学对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力，进而造成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合作动力的流失，对传媒院校贴近行业一线办学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同时在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中，过分重视传媒企业主体与传媒院校之间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政府调控、引领职能相对不足，在合作某一方出现问题时较易影响到整体的合作格局。传媒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办学机制的内在调适与优化能力不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使命感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性不足，在遭遇政策壁垒与行业藩篱时，破解体制障碍的勇气与办法不多，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的高校办学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市场竞争对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压力，即市场对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高校办学资源获取的压力。所以解决好校企合作的深层次问题，促进传媒人才培养创新与媒介融合发展现状的紧密结合，提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质量与水平不仅需要从战术上进行规划与布局，更需要解决战略层面的制度障碍及动力机制建构问题。
三、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视角
提升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传媒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建立与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建设分为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解决基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实施路径的保障体系建设，战略层面重在解决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深层动力机制建构及体制障碍破解的问题，建立起促进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在战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中，当前需要做好四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疏通媒介融合进入传媒人才培养视野的话语通道，在顶层设计层面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伸展空间。通过将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纳入党委、政府文化及教育决策的视野，为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提供政策支持与文化土壤。地方政府在区域传媒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才队伍建设对传媒及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及保障措施等，尤其要关注好、回应好新形势下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问题，阐明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意义、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及保障机制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制度设计层面构建产学研贯通、面向市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前沿，有效推进办学创新、提升办学质量的理念与机制。各高校尤其是传媒院校在制定学校“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充分注重将最新的媒介及文化产业发展动态纳入办学视野，作为办学的重要权变因素加以考量，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要厘清形势与要求，摸清规律，科学设计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要科学分析媒介融合的走向，对未来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数量、规格层次等形成全面科学的判断，作为编制人才培养规划、确定招生数量，分专业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依据。在传媒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中，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定位、培养方式等系统化指标体系，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新”与“旧”的结合，要注重对传统传媒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手段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要注重“快”与“慢”的结合，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不能一味求快，盲目追求“新奇特”的形式美感，要尊重培养规律，踏准产业创新的步骤，注重实效，注重衔接，分层次、分阶段地有序推进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注重“普”与“特”的紧密结合，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要尊重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把握其通行模式与常态机制，同时又要充分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实际与办学特色，提炼有特色的办学内容、办学环节等，进一步提升传媒人才培养的效果，凸显传媒人才培养的特色品牌。三是要完善媒介融合人才的保障机制。完善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与国外有相关研究基础高校联合培养媒介融合专业博士生，在国内积极尝试开展媒介融合专业的硕博士教育，从国外选聘部分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者与从业者，来国内开设讲座等，全方位涵养师资。推进业界与高校师资互通计划。高校具有传媒教育背景的师资去跨媒体业务经营较好的企业开展定期实践，积累业界工作经验，吸引、引进一批具有媒介融合工作经验的业绩精英，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知名院校培训后，充实到传媒院校一线教学队伍，开展媒介融合的相关教学工作。政府和高校要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供优惠政策，确保能“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
在战略层面的制度建构中，要着眼于解决传媒企业和传媒院校合作的内生动力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解决传媒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推崇“新奇特”的短期收视率竞争等，通过制度手段坚决规避媒介低俗，引导传媒企业营建绿色收视率，更关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传媒企业要通过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企业发展定位、频道特色、人才梯队建设要求、设备投入规模及技术储备等，明确新形势下校企合作的创新路径等，比如联合开展创新节目形态研究、定向培养高端人才等。政府可以牵头组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明确运行机制与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政府在对高校的考核中，不仅要注重其办学规模等指标，更要注重考核其实际发展绩效，考核其增量中的内容构成及效益等。比如产学研合作收入是以重大行业创新成果的转化作为驱动还是以初级员工的培训收入所得；学生就业率背后所呈现的就业质量等。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发展绩效与高校发展资源的供给与分配相衔接，真正激发学校发展的动能，促进高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