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种角色冲突阻碍低碳经济发展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单独存在，即使流落荒岛的鲁滨孙也逃离不了社会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社会人也有自然人的一面、遵循着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具有多重角色，如领导、属下、父亲、儿子、丈夫等等，有时候这些社会人”的特定角色会与自然人”角色存在不一致性或者矛盾性，这时社会人的多重角色就会阻碍低碳经济的发展。因为作为自然人的生命个体会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进而自动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而作为具有多重角色的社会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监督缺失或者薄弱的情形下，不可能以超高的道德水平来约束自己，这种矛盾冲突必然使人陷入伦理困境，进而阻碍低碳经济的发展。
2．个体理性选择的集体非理性结果
低碳经济关系到每一个人，理应受到每个人的重视，但却陷入了集体负责等于集体不负责”的困境，因为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公地悲剧”很好地阐述了这一道理，每个人都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人去关心草地的承受力，最终导致公地悲剧。由于低碳经济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而人是理性的，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机会主义倾向，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具有很强的搭便车心理，尤其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这种心理倾向更为强烈。由于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每个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很容易忽略其行为的外部性，从而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
3．利益冲突阻碍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利益冲突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这里的个人主要是指企业的内部人员，包括普通职员和领导人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关乎全人类的大事，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企业职工也不例外。但是现实的社会情境下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应对问题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就不足为奇了。二是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产生冲突。发展低碳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大事，任何社会团体组织都有责任和义务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这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低碳经济必然要求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提高污染处理能力，这样就会在短时期内加重企业的负担，有些企业甚至会面临关乎生存的挑战，这种情况下企业必然陷入生存发展和责任义务相矛盾的困境。
4．机会主义倾向阻碍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自己的最大所能增加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就会去追求利益，哪怕这种行为会导致对其他人的伤害。企业虽然是一个团体，但是在大的社会环境中也可以看做一个个体，同样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主要源于企业的逐利本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分别论证了无论是单次还是多次博弈，个人都会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忽略公共利益，即使选择集体利益的后果优于选择追求自我利益时，仍然如此。发展低碳经济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这需要企业加大投入成本，改善生产方式，如果监管不力，短期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就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下，企业必将面临道德风险”和社会责任的困境。
5．国家经济发展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冲突
低碳经济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两者的实质是内在统一的，只是我国当前的特定形势决定了发展低碳经济反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悖论暂时存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先认清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我国是石化能源短缺的国家，基本情况是富煤，缺油，少气”，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能源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直接推动力，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对煤炭有很强的依赖性，而煤炭的消耗又必然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高碳”经济模式的存在。数据表明，2003－2005年我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3．9%，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进程快步推进的关键时期，对煤炭的消耗会持续增加，短时期内很难实现低碳发展。其次，低碳技术落后。想要在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不仅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更主要地是依靠科学技术。低碳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技术，发展还不成熟，很多技术还处在探索和摸索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技术还处在起步阶段，有些小企业甚至没有研发部门，或者用于研发的费用少之又少，根本无法适应低碳经济技术的需求。最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撑体系。如果一味强调强调减低碳排放，必将损害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显然，我国目前关于低碳经济的政策支撑体系还不完善，这也是导致经济发展与低碳经济悖论的主要原因。
二、伦理困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1．不利于低碳消费的推广深化
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求，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造成人们对高消耗、高消费、高收入舒适生活的期望与低污染，低排放和低消耗之间的矛盾，虽然高质量生活与低碳生活并不相互排斥，但是在目前低碳经济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很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低碳消费成为平衡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低碳消费是一种以低碳为特征的共生型消费方式，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态。低碳消费对发展低碳经济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在终端减少碳的排放量，还可以促进企业改进产品，提高低碳经济创新技术。但是由于人类处在多种不同的角色冲突和自己的内在冲突中，存在固有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搭便车心理，导致多数人不可能以高超的道德约束力来控制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从而不利于低碳消费模式的推进。众所周知，汽车、空调等家用设备都是制造CO2的高手，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汽车销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2年总量已突破1900万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个人对于低碳消费模式的漠视。理论上，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力，这无可厚非，但是当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时候，低碳消费模式应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伦理。
2．不利于低碳产业的发展壮大
低碳产业是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为特征的产业，目前为止没有清晰的界定，内涵较大，几乎包括一切能够利用低碳技术的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低碳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环节，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改造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对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从企业的角度看，无论是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开发利用新能源都需要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人力资源的投入、时间的投入等等。企业在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中，在企业生产行为强烈的负外部性的影响下，很难主动选择承担社会责任;从国家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极为繁重”。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保证GDP稳步增长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解决气候问题，中国虽然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制定了低碳减排目标，颁布了政策法规，认可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能源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能源禀赋较差，想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低碳产业还存在很大难度。
3．不利于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使得低碳经济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根据以往的经验，经济想要从低谷走向繁荣，必须依靠重大的技术创新。为了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提出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其实质都是寻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因此，科技创新是解决人类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根本选择。科技创新是以经济投入为基础的，一般早期成本最大，等到技术成熟以后，基本上就不需要什么投入了。正是这种先投入，后收益的模式，使得很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热情并不高，因为这中间还要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目前国内的很多企业还是以粗放型生产方式为主，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企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盈利是其存在的第一要义，即使企业主意识到低碳经济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只要目前的生产是有利可图的，他们仍然不会因道德责任感而加大低碳经济研发，创新生产模式。由此可见，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我国现在处于经济发展的攻坚时期，一味追求低碳是不切实际的，高碳经济在一段时期内还有其存在的空间，这种困境就变相地鼓励了企业主维持原状的意图。据测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三、化解低碳经济发展伦理困境的对策
1．强化外部效应
首先，完善低碳伦理立法，加强监管。虽然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关于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如《节约能源法》、《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等，但是这些法律并不是专门针对低碳经济伦理的，相关政策规划又没有上升到效力更高的国家法律层面，其产生的效果和约束力必将大打折扣。因此，很有必要出台一部《低碳伦理法》，对发展低碳经济可能面临的各种伦理问题进行系统、详细的规定，使低碳伦理成为社会道德伦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的作法可以参照相关的道德法典，设立道德考评机构，对于不遵守低碳伦理法的企业给予处罚，对于道德责任意识强的企业给以一定的政策优惠，如减税、免税等，在社会上树立优秀企业典型，加强低碳伦理宣传，深化其影响力。其次，建立执法、监督、考核联动机制。法律是行动的最高准绳，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成立独立的低碳经济伦理执法委员会，建立执法、监督、考核的联动机制，实行公开、公正、真实、全面的考核监督。对于严禁的内容，一定要严格查核，不能遗漏，不能给个人或企业钻空子，打球。低碳经济伦理立法是一个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摸索中前进，也必然会遇到困难挫折。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必须慎重，可以采用先在基础比较好的地方试点，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渐进性地推进普及。
2．强化内部效应
首先，强化人的交互主体性。人类要想幸福地生活，必须要依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又是最根本的基础。低碳经济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必须大家一起维护。但是在许多普通人的意识里，没有认识到单一个体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日常生活中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主体与客体，开发和被开发”的关系，只看重人对自然的开发，占有与征服，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带来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也没有意识到主体的客体化、非主体化、非人化或物化的结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应该强化人的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延伸，是主体与主体间相互承认，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种人际交往关系特征。在交互主体性的模式下，每个人既具有个体的特征，以自身为目的;同时又具有群体特征，从一定程度上考虑他人的利益，不再将他人看做客体，而是当做自己的延伸，这样就很好地实现了个体与群体利益的统一。
交互主体性视角下的个体是自觉自愿为发展低碳经济而努力的个体，是自觉自愿为群体利益而努力的个体。强化人的交互主体性的途径主要以媒介的宣传为主，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重要意义。其次，强化个人的低碳伦理意识。人的行为一般来自于其思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相对应的行为。因此，要想使低碳经济顺利发展，就必须将低碳伦理思想灌输到每个个体的意识里，只有思想上接受了低碳伦理，才会在行动中支持低碳经济。有学者认为:教育和训练是政府、职业界和大学试图用来提升道德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现代技术”。经过长期的伦理培训，可以将低碳伦理的理论慢慢内化为受训人员的自觉行为。可以在中小学开展低碳伦理的相关课程，使学生从小就接受相应的低碳伦理。由于低碳伦理关乎每一个人，很难对每一个人进行教育培训，因此要分清主次，对于那些拥有决策权的团体、组织、企业负责人可以集中培训教育;对于普通的群众，则可以依靠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传媒进行宣传培训。
3．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一般来说，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及其他低碳价值的互联网无形资产。该定义以互联网无形资产为属概念，通过研究互联网无形资产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之间的差异来诠释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揭示了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可归属互联网无形资产范畴。它与其他互联网无形资产的差别是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的低碳价值，而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支撑着其对企业的直接贡献：在无减排义务且自由碳交易市场尚未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申请CDM项目（《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该机制允许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转让给发达国家，以冲抵发达国家减排量）获利；在无减排义务且自由碳交易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通过VER（发展中国家企业自愿碳减排量经过认证可出售给本国有碳“中和”需求的其他企业，也可通过国际碳交易市场向发达国家企业转让，以冲抵发达国家强制减排量）交易获利；在碳排放自由交易和给定碳排放额度的环境下实现碳减排，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低于给定额度，多余碳排放量可出售获利，如果企业预计减排后的碳排放总量仍高于给定额度，则企业将减少从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投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比如它对引导全社会低碳消费行为和意识有积极作用，却可能无法获得直接经济补偿，但正是这些外部性才真正体现着该类型资产的价值。在政府关系方面，可获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在关联企业方面，可绕开上下游合作伙伴，特别是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相关公司的“碳壁垒”；在低碳客户消费影响方面，将引导或激励外部客户低碳消费行为，带来消费者对企业低碳行为的认可，进而增加其产品的消费欲望。事实上，企业在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投入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获取竞争优势。这些网络化关系包括：社会机构、合作伙伴、供应商及客户等。
二、相关互联网无形资产及评估研究
（一）互联网无形资产内涵研究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相继出现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网络资产等概念。鲁明勇（2006）认为网络虚拟资产是由企业或个人所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具有收益预期的网络经济资源；蒋秀莲（2011）认为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指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具有较高的获利能力，而且随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其价值也随之扩大，不具有传统会计意义上实物形态的资产；童华晨（2012）认为网络资产指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包括域名、网站、网络软件、企业网络客户、企业网络知名度、网站及其他业务访问量、网络品牌形象等，还包括企业用于上网的机器设备等，并明确上述网络资产中的绝大部分虽不符合传统意义上无形资产的概念，但应纳入无形资产的范畴。上述文献中的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网络资产可被统一到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中去。汤洵（2011）明确提出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并指出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是指互联网无形资产，并系统论证了互联网无形资产本质上是无形资产，进一步指出它的特殊内涵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互联网无形资产可以是多种资产的组合；由于互联网无形资产是信息化的产物，故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对其影响程度高。2009年“互联网资产保护与优化”会上，与会专家倡议将互联网资产正式纳入无形资产体系。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内容，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绝大多数互联网资产，如企业网站、企业博客、微博、微信、企业虚拟社区、即时通讯软件账号、注册用户或活动好友、流量、粘度、自建企业网站域名、网络知名度及企业网络品牌等均符合上述定义中企业拥有、非实物形态、可辨认及非货币四个特点，可被认定为无形资产，即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是互联网无形资产。以上分析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能涵盖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等概念，且其内涵和范畴均较为清晰，争议颇少。
（二）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研究该类型资产评估研究起步较晚，董延安（2004）为计量互联网无形资产域名的价值，把域名的价值分解为补偿价格、平均价格、超额价格三部分，从而建立了域名价值评价的一般模型，并运用实际成本法、现金净流量现值法、预期净收益现值法等财务方法计量域名的价值；鲁明勇（2006）比较了历史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在评价互联网无形资产方面的优缺点，但没有给出哪些方法较为科学的结论；王帧等（2010）在鲁明勇研究的基础上建议针对不同的互联网无形资产分别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市价法，并讨论了每种方法对各种互联网无形资产的适用性；汤洵（2011）采用收益现值法首次对互联网企业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互联网企业整体无形资产进行分割，用成本收益等财务方法评估出各类互联网无形资产价值。分析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的评价研究，国外研究极少，国内的研究进度较为超前，同时学界倾向分割互联网无形资产后，单独使用财务方法评估。事实上互联网无形资产之间彼此关联，且可相互组合，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系统性评价方法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三、相关碳无形资产及评价研究
（一）碳资产研究林辉（2009）认为碳资产指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张鹏（2009）认为碳资产是地球环境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容纳量通过相关制度的分配而被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一种环境资源，随着二氧化碳排放，资产会被消耗，这使得国内企业可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来申请CDM项目实现盈利；仲永安等（2011）认为碳资产是人类通过法律建构，把碳排放这样一个实质的人类活动变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可交易的法律权利，由此出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被视为一种有价产权；谭中明（2011）认为碳资产指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现实后，拥有碳减排能力的企业也就因此而获得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价值属性，具备了资产的性质，故而形成碳资产；洪芳柏（2012）认为碳资产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对象，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这种具有价值属性，体现或潜藏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进一步解释，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上述碳资产定义侧重于宏观碳排放权分配视角，忽略了对微观企业内部碳减排真正原因的考察。对企业来说，碳排放权固然是碳资产，但那些导致二氧化碳减排的企业低碳战略发展策略、碳循环机制、节能减排和生物吸碳发展策略、电子商务发展应用水平等才是企业能够申报CDM项目、出售VER和“多余排放权”交易获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以减少碳排放为目的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是企业应重视的资源，应成为碳资产的主要内容。万林葳等（2010）的观点较为全面：碳资产指企业由于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从企业的角度看，碳资产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分配或配额交易获得的排放额度。企业在规定的排放周期内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能超过该额度，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如果没有达到该额度，企业可将多余排放量出售获得经济利益。还有一类是投资型的碳资产，比如减排设备、生物吸碳机制、低碳策略、互联网应用水平、碳标签等，相对于第一类碳资产来说，这类型的碳资产贡献企业的减排量，且持续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应注重培育和挖掘投资性碳资产。
（二）碳资产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包括碳交易、碳金融、碳排放权、CDM项目等。CameronHepburn（2007）通过分析京都协定书下三种灵活的碳交易机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谢怀筑等（2012）总结了碳金融的典型特征；王留之等（2009）提出了八种碳金融的创新模式：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s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融资租赁、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化和碳交易保险；周飞（2010）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基本理论探索，通过对碳排放权的含义和性质分析，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和特征，同时讨论了我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性。
（三）最新碳无形资产研究进展前述文献中提到的碳排放权交易、碳金融等大多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属于碳无形资产的范畴。TakashiKanamura（2007）探索性地对作为商品的碳资产进行分类，提出可把碳无形资产从碳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高喜超（2014）认为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低碳价值的无形资产，并把碳无形资产分为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八类并运用AHP—ANN模型系统评价这些碳无形资产，最后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献分析显示，碳无形资产概念的研究刚刚起步，其分类和评估工作还不够成熟，各类碳无形资产的深入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低碳社会；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变革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56-02
2008年6月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1]，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构建低碳社会的宏伟蓝图被各国提上议事日程。低碳社会是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它的构建有利于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低碳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精神实质相同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注重科学发展，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清洁发展、节约发展，注重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倡导建设生态文明，使人类社会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低碳社会是一种通过创建低碳生活，发展低碳经济，培养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文明的低碳文化理念，形成具有低碳消费意识的“橄榄形”公平社会。
低碳社会的构建要求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集约型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走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导向，以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为核心，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它倡导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和低碳文化理念，注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低碳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都十分丰富而深刻，低碳社会的构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又为构建低碳社会提供指导思想。两者统一于以人为本，社会文明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两者都有利于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所以说两者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
二、低碳社会的伦理挑战
1.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大力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和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群众享受的观念也就随之产生了，更甚的是，一些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出现扭曲，他们崇尚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相互攀比，讲排场，进行高消费、过度消费（以在餐桌上吃一些国家珍贵的保护动物为荣，买奢侈豪华的别墅等），这些高消费都消耗了巨大的燃料和能量，排出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低碳社会的构建呼唤人民群众弘扬和倡导健康、文明、绿色、低碳、科学的消费观念，厉行简约的生活方式。
2.一些政府官员奉行不科学的政绩观。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大搞政绩工程，搞重复性投资建设，追求GDP总量的高速增长，而非绿色GDP的增长。他们全然不顾民众的感受和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能力，表面上经济总量做大了，实质上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结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生态环境危机、通货膨胀、经济社会畸形发展等等，导致人民群众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幸福感指数严重下降，欣欣向荣的景象并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低碳社会的构建呼唤地方政府推行科学的政绩观，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实现绿色GDP的增长。
3.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一些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只关心自身的利润增长，视利润增长为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目标。可悲的是，他们几乎就没有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没有绿色生产和节能减排意识，更不愿意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应有的社会责任。结果“三废”任意排放，负外部效应迅速蔓延开来，超出了生态系统的自调节、自净化、自组织、自修复能力，践踏了生态，污染了周围居民的生存空间，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低碳社会的构建，强烈呼吁企业进行清洁生产，给生态环境以道德的关心，积极承担应有的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
4.市场经济的负作用。市场经济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的运行，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缺陷。它鼓励工具理性、功利主义、过度消费、高消费，从而刺激高生产，拉动经济增长。市场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有时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如经济危机、高碳排放、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道德滑坡、贫富剧烈分化等，这些困境非常不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低碳社会的构建。因此，低碳社会的构建亟需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的缺陷，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倡导和弘扬文明的低碳文化理念。
5.两种极端价值观的存在。在群众当中，存在两种错误的价值观，一种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另一种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是人类的附庸，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掠夺大自然和开发大自然，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和惭愧。后者认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大自然具有不可侵犯性和至高无上性，人类应给一切生命以道德的关怀，反对人类贵己贱物，反对人类任意宰制大自然。这两种极端价值观都是不科学的，都没有认识到大自然与人类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和谐共存的关系。科学的做法是：人类应该在大自然的可承受范围内，适度合理地开发大自然，为人类服务。因而，低碳社会的构建，亟需人们摒弃两种极端错误的价值观，提高生态环境伦理意识，做到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共荣。
三、低碳社会的构建亟需全社会变革价值观
1.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和生态伦理意识，积极构建低碳社会。在哥本哈根，政府大力修建自行车道，限制豪华型轿车的车道，她向世界宣告，全球低碳减排迫在眉睫，“低碳”全民运动由此拉开。[2]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宣传和教育，这一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人民群众都应该向哥本哈根学习，弘扬绿色环保、生态文明、低碳消费、低碳文化理念，倡导人类对大自然应尽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树立真善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从根本上转变高消费、工具理性、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等不合理的价值观。同时科学认识到保护环境、建设低碳社会的重要性，并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做到点滴节约，积极投入到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建设中去，为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努力，积极建设低碳社会。
2.地方政府应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建设一些豪华的形象工程，忽视了绿色GDP的增长，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政府应该对自身进行科学的定位，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打造成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是以人为本，是努力追求绿色GDP的增长，而非创政绩工程。同时，政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政策（如制定出科学的税收政策、借贷政策等），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其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加强监管，对污染严重的企业依照法律给予应有的处罚，促使其做到节能减排和对生态环境承担应有的道德责任。这样，既可以做到低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追求利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企业也应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企业在创造价值、获得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也就应该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增加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加强节能减排攻关，积极开发新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同时，企业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利用。在通过集约化生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从而促进低碳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关键词：低碳生活；现实境遇；生活世界；本质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物质的丰盈并没有随之带来生活的完全幸福。由于受科技工具理性和资本的逻辑伤害，人们一直赖以生存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天然合理的，人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被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单纯地功利化和工具化。面对这种状况，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进行考问，为此，“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唤应运而生。“回归生活世界”实质上就是向人自身回归，把一切属于人的内容和意义都归还于人。当下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回归生活世界”的一种应答。
一、低碳生活的内涵厘定
低碳生活是低碳经济在生活领域里的一场变革，也是对生活世界的本真回归。那么，究竟什么是低碳生活？时下学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一种认为低碳生活就是尽可能避免消费那些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商品和服务，以减少温室气体产生的生活；[1]另一种认为低碳生活是以“低碳”为导向的一种共生型消费模式；[2]还有一种认为低碳生活是简单、简约、简朴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3]虽然这些表述有所不同，但对低碳生活认识的主旨却是一致的，表明了低碳生活是一种以“低碳”为导向，要求节约资源能源的利用，减少碳排放，确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由此，低碳生活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经济性，这是低碳生活的评判标准。低碳生活在本质上要求简约。倡导简约生活，反对高能耗、高排放的“便利消费”、“面子消费”、“奢侈消费”，少用或不用高碳商品，节约使用、循环利用资源、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二是可持续性，这是低碳生活的发展要求。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遵循的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消费模式。这种生产消费模式是以资源消耗型消费和环境污染型消费为特点的，具有不可持续性。低碳生活就是要摈弃生活中种种不合理消费，着眼于人的生存和长期稳定发展，确保代内消费和代际消费的公正。三是和谐性，这是低碳生活的价值目标。表象上，低碳生活是基于对环境、气候的认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深层次，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体现了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内在的不和谐，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自身；同时，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又通过物质利益关系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下社会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遮蔽了对人的生存意义以及生活目的的追问，使得多元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因人类无止境的物欲变得片面化。倡导低碳生活主要是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低碳生活是一种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的关系基础上，明确生态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本根性。“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4]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离不开自然界。自然不但提供人类物质需求，同时也是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地方，优美的生态环境能使人精神愉悦、身心健康，最大范围地调动和激发人的主体精神，反之，人就会陷入空幻乃至错乱的精神状态之中。同样，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成员，自然界因人类的存在而被赋予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具有自身独立运行体系。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决定了二者和谐互动的伦理诉求：一是自然具有自身内在承载界限，人类实践活动不能跨越这一界限，否则就会招致自然的报复；二是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成员，人和自然环境都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低碳生活从关注生态平衡、关注人的生命和生活出发，反思生活中浪费能源、高碳排放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要求节约资源能源，尽可能循环利用资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低碳生活是一种有生态道德的生活方式。人性即道德，不但人与社会之间需要道德伦理的维持，同样道德也应赋予自然其他存在物。生态道德是道德范畴具有特殊涵义的一部分，指反映生态环境的主要本质、体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并须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而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的基本道德规范。[5]生态道德是完美人性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有道德生活的必然要求。由于自然与人不一样，自然处于静默状态，这就要求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的人，将道德赋予其他生存物，主动担负起维护整个生态系统正常有序运行的职责。低碳生活要求关注生活的各个细节，把自然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均衡生活行为的标尺，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自然而然地去节约身边各种资源，变不合理消费为低碳消费，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低碳生活是一种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生活方式。倡导低碳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是一致的，低碳生活的目标是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低碳生活倡导节俭生活，目的“不是节俭或节约生活，而是节制欲望，约束不必要的或超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使生活消费不偏离生活目的本身”。[6]换句话说，是对当前不合理生活方式的纠偏，调整人对自然的物质占有关系。这就需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开发低碳产品来实现。由此可见，低碳生活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创建的过程。一方面，人对自身生产活动的自我调节，使生产活动符合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人按自然规律对生态环境的主动建设，使生态环境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二、低碳生活的现实境遇
随着气候问题日益凸显，“低碳”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从一个生僻的学术词汇成为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概念。低碳生活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低碳生活要成为其行为准则还面临着种种阻力。当下低碳生活的这种现实境遇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一是积极主动型。这类人具有很强的生态理念和环保意识，关注生活中的碳排放，不仅自己努力减少碳排放而且向他人宣传，但目前他们还只是低碳生活的少数。二是实用型。这类人公共意识不强，他们的低碳化生活主要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很难理解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利害关系。这类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形成的节俭生活习惯使然，另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身利益，对公共利益往往不管不问。三是理论型。这类人思想上理论上明确人—社会—自然是深刻关联、相互依存的和谐生态系统，认为有必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很难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四是随意型。这类人对“低碳”、节能减排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似懂非懂，“低碳”往往成为他们生活的“时尚”或者“一时性起”，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五是全然不顾型。这类人认为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与自身无关，意识深处奉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自然应该为我服务，人主宰自然是必然的、无可指责的。行动上我行我素，他们或是为炫耀财富、显摆身份，或是为“面子工程”等肆意浪费，高碳排放仔细分析形成低碳生活现实境遇后几种的状况，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首先，“低碳”意识不强。目前，民众对全面实现低碳生活普遍存在疑惑：全面实现低碳生活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否太过遥远，普通民众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实现低碳生活是不是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比如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希望通过购买汽车或者排量大、性能更好的汽车来改善自己的出行条件，希望购买较大的住房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些显然与低碳生活格格不入。[7]受种种疑惑影响，再加上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当公共利益遭遇私人利益时，人们就很难从生态利益的角度作出理性选择，对公共物品需要“人人有责”时，往往最后会演变成“人人都不负责”。
其次，炫富意识作祟。改革开放让国人富裕起来，但是国人好面子、讲排场、爱显摆的特性也暴露出来，尤其受消费主义影响，奢靡性消费、炫耀性消费、面子消费充斥着人们的消费领域，颠覆了人们的消费理念。部分人眼里，大肆消费成为一种荣耀，节俭被嗤之为寒酸。这种高能耗、高排放的高碳消费助长了社会不良消费之风，阻碍了低碳消费。
再次，大众传媒的泛物质化宣传。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大众传媒已经被架上了资本的马车，为消费主义摇旗呐喊。当前，传媒宣传更多的是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成为某种成功符号和标志，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传媒宣扬国外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渲染国内新富阶层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宣传各类奢侈品消费，客观上诱导并刺激了人们对各类物质享受的欲望。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进一步颠覆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混淆了人们的感官世界，影响了低碳生活的施行。
最后，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有人认为低碳生活属于民众私人领域的生活，主要靠民众自己转变观念、加以践行，政府及相关部门一方面无权干涉，另一方面对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也甚感乏力。也有人担心倡导低碳生活与当前我国的经济消费政策不符。因此，往往出现生活中低碳行为不能及时得到政策法规的扶持。其实，低碳经济的发展所带来消费领域的变化并非是自然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变化需要经过消费者不断克服长期形成的消费倾向惯性，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社会不断引导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法律的保障。
三、低碳生活的本质要求
低碳生活的现实境遇削弱了低碳生活创造美好生活、维护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功能，造成“孤芳自赏”的尴尬场景。破解疑惑、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把握低碳生活的本质要求。
二战以来，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引起西方哲学界的高度关注。“生活世界”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是由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首先提出的。胡塞尔基于对现代欧洲科学危机和人性危机的认识，试图在现象学的视域内实现常识、哲学和科学层面生活世界的融合，从而为解决欧洲出现的科学危机和人性危机提供一个真实的基础。然而，由于胡塞尔只是从现象学的意义上理解生活世界，因而他的生活世界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缺乏现实依据。尽管后继者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等丰富了生活世界的内容，在批判现代性基础上试图唤醒人们的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意识，但是他们没有抓住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把实践活动排除在生活世界之外，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世界失去了应有的现实性，因而也无法真正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对此，马克思作出了很好的回答。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但在其哲学思想中常用“能动的生活过程”、“现实生活过程”、“日常生活”等概念来指称现实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既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其价值旨归。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世界是具体而又现实的，实践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和源泉。马克思以实践为立足点，彻底摈弃了以往对生活世界的唯心的理解，认为实践是人向自然和自然向人的双向生成活动，它塑造着人与自然的现实性，并使“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达到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人在其中生存、交往、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的生存方式。[8]
现实中，作为低碳生活的本质，“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各国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共同价值理念。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确定了相关环境责任原则，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实质性阶段。2003年，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实行低碳经济的主张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发展低碳经济，全面实现低碳生活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
首先，低碳生活不是抑制而是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不是削弱而是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低碳生活促使人们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待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明确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和谐的基础和前提。低碳生活通过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曾几何时，幸福被认为是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然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意想的幸福生活，人们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低碳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表明了衡量幸福的标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不仅仅包括物质因素还包括人际关系、生态环境、生活休闲设施等。低碳生活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生活应该与自然承载力平衡，一个人的物质享受不能对他人健康、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低碳生活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并非遥不可及。诚然，现实中全面实现低碳生活需要经受时间考验，比如，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的创新、产业链的调整等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低碳生活不是一个纯理念的生活模式，它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连，每个人都是低碳生活的实践者。因为对每个普通人来说，低碳问题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一个能力问题，生活处处可以“低碳”。当下，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时期，正是能源资源利用高峰期，处理不当，生态危机问题就会激化。民众是低碳生活的主体，没有民众的支持、贯彻实施，低碳生活就是纸上谈兵。
再次，低碳生活的倡导和实施，离不开政府这个载体。因为政府是推动低碳活动有序运转的有力保障，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引领民众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仅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更是百姓生活的服务者。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各种方针、政策推动环境教育，营造一个低碳生活环境。建立低碳社会的民众参与机制，实行信息公开，让民众积极参与、监督；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民众按低碳要求调整生活行为。加大宣传力度，向民众提供一些实现低碳生活的信息服务，通过出台一些政策对他们的生活行为进行引导。这对每个人都自觉地“低碳化”生活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转贴于
因此，低碳生活是一种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的生活，而不是完全摆脱现代生活方式、摆脱工业技术的“干扰”、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它要求在政府的引领下，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有效遏制生活中“高碳”的现象。为此，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普及低碳意识，塑造生活未来。低碳意识不仅仅限于节约用水、电、气等感性生活层面，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因此，低碳意识的普及首先必须明确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共生共进关系，反对只向自然索取或在自然面前“无力无为”的做法；必须承认自然生态价值，辨证对待自然界的消费价值和生态价值，反对把自然界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公用仓库”；必须赋予生态自然伦理道德，尊重它，承认它存在的权利，承担对它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必须彻底抛弃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高消费、高排放的消费方式。由于当前“低碳”仍是一个新词，对普通民众来说还较陌生，并且实行低碳生活的主体对象具有分散性，不同个体的差异也很大，低碳意识参差不齐，因而加强生态教育尤其是低碳教育显得十分重要。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就强调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9]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加强对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灌输……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个教育过程中。”[10]要把生态教育、低碳教育列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列入义务教育、大学课程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及政府管理者的强化教育，让低碳教育成为每一个人的终身教育。
二是健全政策法规，完善生活秩序。低碳生活需要每个人的自律，但在自律起不到约束或者约束力不强的时候，政策法规是让一切有序运转的强有力保障。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全面实现低碳生活，政府必须发挥主体作用，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该制定合理有效的减排标准和奖惩措施，建立奖惩分明机制。奖励积极实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生产的企业、个人等，给予经营低碳产业、生产低碳产品的企业以财政补贴和优惠；反之，对于那些能源浪费严重、高碳排放的企业、个人要予以严厉惩戒。此外，媒体应弱化逐利性，积极发挥其公信力功能，宣传好维护好社会生活秩序。当媒体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矛盾时，经济利益必须服从和让位于社会责任。要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的前提下，积极开拓发展空间，通过合理的方式主动追求正当经济利益。
三是坚持科学发展，回归生活本真。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彻底否定那种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进。科学发展是一种全面发展，它彻底抛弃传统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主张全面发展，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崇尚的是高扬人的个性丰富与发展的生活方式。科学发展是一种协调发展，要求人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维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注重人文价值追求，反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科学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向人类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追求各种需要得到充分和协调的满足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追求各种才能自由和尽情发挥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才能发挥方式”。[11]这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本真回归。生活世界发展必然趋向于一种自觉的意义探寻，低碳生活为“自觉的意义探寻”披荆斩棘，不断提升人的需要、实现人的目的、体现人的价值、展示人的本质，促使人从“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个人的独立性”转变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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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我国环境不断恶化，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雾霾等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国家要绿色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提出将单位GDP能耗降低17.3%的目标。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社会的关注，更受到国家的重视。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更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减少碳排放。而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检查手段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更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环境保护规范企业行为方面都应得到应用，碳审计作为新兴的审计领域就是来担负这样的责任的。而我国企业的碳审计还处于新兴阶段，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我国企业碳审计存在的现状，揭示我国企业碳审计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碳审计的定义方面，2003年2月24日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在《我们的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报告中正是提出“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ics）由此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国外关于碳审计的定义是从环境会计开始，逐步提出碳审计的概念。“碳核算”的广义定义是由Hespenheide等人给出（2010年），他表示，碳审计一方面是碳排放和清除另一方面是财政的影响的测量。这个定义意味着，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碳审计包括非货币性以及货币方面，他们还描述了碳核算的内部和外部的应用程序。KPMG（2008）、Hespenheide等（2010）提出碳会计事务所是对减缓气候变化到财务等方面一体化讨论的会计公司。
当前国外碳审计主要集中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且研究多集中于实务方面。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7日了2008～2009年工作情况报告是英国环境审计委员首次对与低碳相关问题进行的全面审计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明确规定“碳关税”条款。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审计研究案例少，以规范研究为主。
在碳审计的定义方面，曹梅、郭晓莎（2011）提出，碳审计就是由独立第三方对政府以及企业履行碳排放责任进行检查和监督，评价碳排放管理活动及其成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李兆东、鄢璐（2010）阐述了碳审计一般概念，指出碳审计应包括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低碳财税资金的审计、低碳经济行为和产品的审计认证三方面主要内容。陆婧婧、苏宁（2010）等都对碳审计的含义和内容进行了阐述。
在碳审计的动因和对策研究方面，王爱国（2012）在对比国外碳审计研究成果上提出“积极主动、抓大放小、顶层设计、完善法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科学发展、绿色考核、以人为本、借智发展、加大宣传、培育意识”开展我国碳审计工作的新思路，赵放（2014）指出我国碳审计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阈，对碳审计工作进行系统的规划，加强碳审计依据的顶层设计，建立“三位一体”的分类分层碳审计体制，建立复合型、高素质的碳审计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碳审计机制。
三、我国碳审计问题分析
（一）碳审计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保障
中国的环境审计尚属起步阶段，碳审计作为新兴的审计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对企业的碳排放约束没有上升到强制阶段。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2015年单位GDP能耗降低17.3%的目标，并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国家发展纲要，但是对于碳审计并没有过多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碳审计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所进行的审计，其中碳排放信息的公开有利于碳审计审计方法的构建和审计标准的确立。中国目前正在参与碳交易和建立碳交易市场，通过《京都议定书》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并建立北京、上海、湖北等碳交易市场，各个省市地区也进行了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办法，但这些只是一些探索性的措施，国家建立的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也缺乏明确的法规体系的规范，对于企业碳排放的披露尚没有强制措施以鼓励为主。相对于英美等国家对于碳审计实务方面的探索，我国碳审计刚刚开始，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碳审计缺乏强制性的实行，缺乏法律的保障。
（二）企业的碳排放披露意识不强
当前节能减排越来越受社会公众的重视，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环境污染大大缓解，但当前我国的污染成本很小，而污染收益对企业的吸引力非常大，当前我国对企业碳排放披露并未采取强制措施，企业缺乏强制的约束力，对于碳排放信息尚没有主动披露的意识，对于少量公开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碳排放信息少之又少，企业对碳排放还没有从意识上得到重视。
（三）碳审计规范体系尚未建立
碳审计作为审计的新兴领域，需要结合碳审计的特点建立规范体系，我国尚没有规范的碳审计体系框架，对于碳审计的目标、主客体、实施标准和细则等问题，各个学者虽然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国家尚没有相应规范的准则体系出台。碳审计不同于普通审计，它实施上存在许多难点，比如它的审计取证的困难性和标准制定的特殊性，这要求碳审计必须建立一套特有的规范的审计方法，这需要不断的调研和研究，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审计规范体系。但当前我国碳审计尚属起步阶段，需要进行的努力还有很多。
（四）碳审计专业人才队伍缺乏
碳审计的建立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和审计方法，这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审计人才。当前我国传统审计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相对良好，但碳审计专业人才相对缺乏，碳审计的实施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持。碳审计是结合了审计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学科领域，需要专业的技术方法，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复合型的人才的支持，而我国当前环境审计发展相对落后，碳审计发展刚刚起步，人才队伍非常缺乏，这也成为我国碳审计发展的制约因素。
四、对策建议
（一）促进碳审计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
法律法规是制度建立的有效保证，当前我国缺乏碳审计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企业缺乏执行碳审计的约束力，相关部门也缺乏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建立碳审计法律法规体系有利于我国碳审计的发展和政策的执行。当前我国政府对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非常重视，政府有专项资金进行该方面的发展，对于企业的节能减排也有众多优惠措施，而这些资金存在不合理使用和资金挪用现象，国家的需要法律规范来强制约束这些资金的运行。政府应明确提出碳审计的法律法规要求，促进相关经济措施的出台，积极推动政府监管部门对碳审计的监管和监督，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真正把环境保护和政府监管结合起来，促进碳审计健康有序发展。
（二）以政府为主导建立适合我国的碳审计规范体系
我国碳审计发展还处于探索层面，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发展的碳审计规范体系框架，这需要从全局层面来考虑，以政府为主导使这项工作上升国家发展层面有利于碳审计体系的规范，有力于利用政府的推动来促进整个碳审计发展。对于碳审计的规范体系可以借鉴英美等国家以及香港等地区的经验。英国是最早提出低碳经济和低碳审计的国家，在2009年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完整低碳审计审计框架，提出了低碳审计的动因、目标和内容，在低碳审计的执行也规定了具体的方法，这有利于碳审计的开展值得我国的借鉴和学习。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针对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在2010年颁布《香港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提供了一套系统及科学化得方法为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及检出做出核算及报告。我国应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审计规范框架。
（三）强化碳审计宣传工作提高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意识
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节能减排，并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事项放入国家发展战略中，说明国家对环境发展的重视。社会上对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碳审计作为一个新兴的审计领域尚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识，对碳审计的认识不足，企业对碳排放信息的披露的意识更是浅薄，这不利于我国碳审计工作的开展。政府应循序渐进的开展碳审计宣传工作，对于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不仅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在专项环保减排资金的使用上也要加强监督和规范，对于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工具也应发挥宣传作用，宣传碳审计工作，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碳审计意识。
电影《后天》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旷世灾难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及理论上可能引起的新冰河世纪威胁的关注。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科学家们似乎尚无定论，但是它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主要有人口剧增导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不断地增加，大气环境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土地遭侵蚀、沙化等破坏，森林资源锐减，酸雨危害，物种加速灭绝，水污染，有毒废料污染，地球周期性公转轨迹的变动等等。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自然系统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一直使全球碳库处于动态平衡中，但近代，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像森林毁坏，农业活动，化石燃料的燃烧等)导致了碳库之间的极大改变。从全球尺度来看，1861年工业革命以后，温室气体快速增长，引起了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目前，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而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二氧化碳的贡献率比其它温室气体的总和还多。这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碳循环紊乱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日趋升高，不仅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全球变暖的关注，更引起我们对二氧化碳从陆地碳库特别是土壤中，进一步释放出来，与气候系统之间可能形成的反馈效应的担忧，因此对土壤呼吸的研究就不仅仅是一个乏味的科学问题了。
但是，为什么土壤呼吸是解决地球系统之谜的一个重要部分?土壤呼吸究竟指的是什么?
何为“土壤呼吸”
土壤呼吸是土壤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在未被扰动的土壤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所有代谢作用，包括三个生物学过程(即土壤微生物呼吸、根系呼吸、土壤动物呼吸)和一个含碳矿物质的化学氧化作用即非生物学过程。
土壤是岩石圈表面的疏松表层，是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土壤呼吸近乎是陆地生态系统土壤与大气之间二氧化碳交换的唯一途径，直接决定着土壤中碳素周转的速度。土壤呼吸的微小变化将对全球碳收支平衡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影响未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情形。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不断加强、全球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方式的不断变化，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陆地生态系统对含碳物质的汇聚能力，同时增加土壤呼吸的强度；相反，如果采用合适的陆地生态系统碳管理政策和实施相应的技术却有可能相应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汇聚碳能力。因此，充分认识不同生态系统土壤与大气含碳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交换过程以及生物环境学机制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土壤呼吸的重中之重――森林土壤呼吸
森林土壤呼吸是陆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的重要部分，其动态变化也将对全球碳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森林过度采伐和其他土地滥用导致土壤二氧化碳释放的增加量已占过去两个世纪因人类活动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一半，是除化石燃烧外的另一重要因素。森林土壤呼吸也是目前已建立的长期监测碳循环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对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地球表层系统科学意义重大。
1997年，《京都议定书》认可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增加森林吸收碳的功能来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而草地、农业等其他植被类型并不在此列，于是发达国家开始纷纷通过改善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扩大森林面积来增加本国森林汇聚碳的能力。于是，一个新的森林概念“京都森林”应运而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利，通讯和信息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世界越来越小，这个小不是空间尺度的减小，而是相对于先前人们跨越这个空间尺度的时间的减少和速度的提高以及效益的提升而言，越来越容易、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入。并随着世界相对减小，时空的相对缩短，人与人、区域与区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或缺、不可分离，彼此制约、彼此关联。人们惊叹：全球化时代到了。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与涵义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是世界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全球化时代的召唤，让经济步入了全球化，也就是说先前孤立的经济不再存在，人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并不得不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去。（一）经济全球化的界定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有多种，关于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理论界的定义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界定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对全球化的内涵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通讯的速达和信息获取的容易，人们彼此交往的加深、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增大，经济生产、商品销售、社会服务等要素与信息交换的跨国界流通规模与形式等逐渐增加和变得愈加复杂，经国际分工后，在国际市场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了提升，各国间经济相互更加依赖、相互影响的效果日益加大的趋势逐步加大，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通过相互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经济的相互协调，经济上不可孤立，而必须是相互联系和依存、且必将是相互渗透和互相扩张与竞争及制约，当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则将使世界经济从自然或社会资源配置、商品生产到商品流通和消费的各个层次和各个形式得到相互交织和融汇，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二）经济全球化的涵义经济全球化将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趋势，其原因在于高新技术的探索与应用，世界正在成为信息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经济个体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相互依存更为必要，孤立的个体已将不存在，任何个体都交织在一个系统中，谁也吞并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了。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潮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形成有着不知不觉的一个漫长过程，它是各种经济各方经济都在走向开放与市场的结果，是整个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和复合化及杂化，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济流通、各种商品交换相互依存程度得到极大提高的漫长过程；是经济中的各种因素都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这样一个共性特征，而个性逐渐消弱甚至消亡的一个长期过程。它也是各国政府普遍推行经济贸易、经济投资自由化及经济活动自由化的长期运动结果。全球化的内涵表明，它既包含生产力因素，又包含生产关系因素，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关系或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生产关系或国际关系的现实性质，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此外，经济全球化之势之所以变得越发不可阻挡，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生产资源全球配置和利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的深化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大的经济效益［1-14］。二、低碳经济的涵义与决定因素由于人们所生活的地球资源的有限，以及人们长期以来对其无节制、无约束地掠取，从而造成今天世界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低碳经济应时代要求呼吁而出。（一）低碳经济的涵义对于低碳经济的涵义，其明确的概念界定较为困难，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低碳经济指的是在经济生产过程中，能耗低，排放少；而广义上的低碳经济则是指在整个经济过程中，优化地配置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最低代价地消耗能源、最大效率地产出商品、最低量和最低毒性地排出废物，以使得自然、社会和环境达到和谐。低碳经济的概念与实践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变化。人们对于低碳经济的认识应该与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辩证看待。在农业社会，人们非常贫穷，很少有商品能源的消费，也很少有碳排放，尽管社会产出并不高，但相对于无穷小的碳排放，表现出的碳生产率非常高。但这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因为其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到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劳动力比较密集，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在这个阶段，虽然商品能源的消费仍然较低，但碳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社会已经下降了很多，也还不是低碳经济。只有到了更高级的知识密集型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9-14］。（二）低碳经济的决定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低碳经济得以实施的决定因素也是主控因素。低碳经济的实施水平可以用碳生产率作为评价指标。它是由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平均商品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有时为了简便起见，就直接用生产制造某单位产品所耗用煤的量来衡量，当然如此做法还不是很科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源结构是低碳经济发展与实施的制约因素。以现有普遍的能源结构，二氧化碳主要是在现有的煤炭和石油化工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其排放量的多少是衡量低碳经济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这些普通含碳能源消费得越多，则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对环境的污染越严重，产生的后患越无穷。故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实施主要目标在于控制这些能源的消耗面和消耗量。开发和利用无碳能源是低碳经济发展和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是希望所在。故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开发利用及其效率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实施功效的突破所在。低碳经济发展和实施的第三个决定因素是广大民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没有人的消费，就没有碳的排放。当然完全不消费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在消费的过程中注重节约，养成良好的节约消费观和自觉的少消费行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模式、建筑节能标准等因素决定碳的排放量的多少，所以基于低碳意识的良好消费意识与行为对低碳经济发展与实施的贯彻非常关键。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倡导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引导人们建立低消耗，高产出的生产观念。经济发展上由先前的高消耗低产出，转变为低消耗高产出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由资本散发凌乱式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转型，大气和水及土壤等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了严重的污染。这些消费观念不利于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实施，应该得到摒弃。#p#分页标题#e#三、经济全球化与低碳经济的辩证统一经济全球化决定了各国的经济不是孤立的、单独的、闭关锁国的经济，而是联系的、开放式的、相互容纳、相互渗透、相互协作和相互竞争的世界大范围的经济。经济全球化是由于世界的时空因社会科技交通通讯交流等飞速发展的产物，是世界各国之间联系影响交织的纽带越来越紧越来越多的结果。而低碳经济是因为世界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每个人，从而要求世界各国、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居民为了人类社会不至于消亡、为了人类生存的空间生态环境不至于荒芜、不至于恶化得不可逆转，为了缓解世界资源的枯竭、修复已经恶化的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了净化人类生存的空间，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各国、各个地球居民有责任、有义务共同来维护我们的地球这样的一个家园，所要求在生活、生产、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经济的全球化决定了各国经济彼此联系、彼此制约，也就在当今时代呼吁低碳经济的要求，呼吁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呼吁低碳经济的实施。经济全球化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来淘汰高碳经济的实践者，制裁高碳经济的实践者、奖励低碳经济的实践者。所以说，低碳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并不矛盾，经济全球化促使了低碳经济时代的早日到来，低碳经济实际上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四、中国低碳经济的实施途径（一）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立足国情、克服瓶颈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还面临很多严峻挑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地区差异很大。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认清和立足于中国国情，并需要克服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瓶颈。就产业结构而言，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具有重化工产业特征。能源密集程度度较高的重工业，如钢铁冶金、汽车交通、船舶海运和机械制造及化工都需要大量的原料和能源。能源密集程度较低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钢铁冶金、火力发电等高能耗产业大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生存和发展，国家经济要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需得到提高，还得有赖于这些产业支持作为基础。在就业压力和税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存在难度。煤炭资源的长期过度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们低碳意识的建立。另一个障碍与中国促进节能的政策工具转换相关。从当前以中央政府借助行政手段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分配目标，过度到市场机制。以市场为主的机制从引入到实施，有一个滞后期。这些瓶颈还包括建筑业、交通行业等等。（二）低碳经济实施的具体途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从五个方面着手：新型和低碳工业化方面应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降低消耗和排放；推广应用先进成熟技术，积极开发先进低碳技术，提高能效水平；构建低碳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完善政策激励环境。新型城市化道路、建设低碳城市方面应倡导紧凑型城市化道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优化城市交通模式；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城市低碳建筑；改进城市能源供给方式，扩大新能源的利用；加强城市能源管理，开展节能产品认证［9-14］。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方面应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优化石油天然气供应；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构建坚强的智能电网［9-14］。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方面应加强制度建设；加大财税金融激励；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建立绿色信息共享和监督机制。改善土地利用、扩大碳汇潜力方面应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提升耕地碳汇能力；保持和增加草原碳汇能力。而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则是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目标的三个重要基础。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从以下方面努力。其一，必须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构想。其中包括战略取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其二，必须提出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难点，包括：总体规划；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发展壮大循环经济，重点抓好工业节能减排；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扶持力度；重视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储备；厉行节约，鼓励消费的同时反对浪费。其三，必须制订出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只有如此，定能确保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坚决贯彻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才能使中国在未来的全球化经济竞争中胜出，否则必将被历史和时代所淘汰。
关键词：低碳生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途径
责任感是指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为了建立美好社会而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各种义务的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它是通过社会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内化而形成的，是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对其相应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情感和行为。责任感是对自己职责的感知，也是促进个人道德行为完善的动力。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可分为对自我责任感与对家庭、他人、社会群体和环境的责任感，由责任认识、责任情感、责任意志、责任行为等四部分要素构成，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促进责任感的形成。责任认识是前提，责任情感是基础，责任意志是关键，责任行为是体现。如何适时地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摆在教育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发现组织大学生开展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平台。因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可以增强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情感，强化社会责任意志，最后使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转化为自觉的责任意识行动，从而达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内化于心，固化于意，外化于形的目的。
一、南华大学低碳生活协会青年志愿者活动开展概况
为响应“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社会潮流和号召，培育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南华大学于2010年6月成立“低碳生活协会”。南华大学低碳生活协会成立以来，200多名大学生环保青年志愿者，他们自筹经费3万余元，制作宣传画册、板报和调查问卷等，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节假日，走上街头和广场，走进街道和社区，深入厂矿和农村，进行环保常识、低碳生活常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进行问卷调查，进行大气监测和母亲河湘江水质及农村水井水质监测。3年共举行大型活动20余次，展出宣传展板50余块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进行环保意识调查300余人次。对母亲河――湘江进行水质监测8次，为乡村老百姓进行水井水质监测20余次，为3个工厂，4个社区，两个乡镇进行大气监测50余次。他们为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建设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被人们誉为“环保卫士”。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南华大学低碳生活协会的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开展，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低碳生活”理念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引导大学学生养成低碳生活习惯，树立节能环保意识，生态伦理意识、低碳生活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和人类做出大学生应有的贡献。受到了中国共青团网、红网、衡阳日报等10多家媒体报道，爱到省厅和团省委的表彰。
二、低碳生活协会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1.青年志愿者活动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新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体现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参加志愿者服务，能够使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关注社会的主人翁责任感。青年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体现的是一种责任，一种理想，一种合作，一种实践。大学生选择做青年志愿者的过程，既是一种抉择的过程，更是一种升华的过程。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把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把个人的发展与民族振兴结合起来，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又体现了奉献精神。因此，青年大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
2.低碳生活本身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倡导低碳生活，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为21世纪全人类的共识。一方面，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森林被大量砍伐，河流和海洋被肆意地污染，野生动物被无情地杀戮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在环境中扩散、迁移、积累和转化。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也被皮打破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臭氧层被破坏，酸雨污染、全球变暖、土地沙漠化、水资源危机、城市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同时，“低碳”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低碳生活是目前全世界环保主义者倡导的、保护地球、保护生存环境的健康生活方式。每个人的节能环保的行为都对国家和社会志着重要作用。低碳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加入到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中来，是每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
3.宣传普及低碳生活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最近几年，地球上由于环境遭受破坏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和自然隐患越来越多，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已显得刻不容缓。低碳环保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已成为全球性的一大热点话题。当代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为了国家能够更好地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美丽中国的建设，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而担当起普及低碳环保概念的责任。通过低碳生活协会的青年志愿者活动，一方面组织开展低碳生活知识竞赛、低碳生活理念的宣传教育讲座、低碳生活的征文比赛、低碳生活问卷调查和低碳生活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学术报告等各类主题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环保习惯，增强大学生低碳生活理念和环境意识。同时，组织大学生深入社区、街道、农村积极开展多种实践活动：如“倡导低碳生活、呵护生态家园”“争做低碳环保捍卫者，从身边小事做起”“构建文明社区，共创低碳生活”等活动，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向全社会进行低碳环保的宣传普及，这本身就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三、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在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中的作用
1.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助于深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认知
责任认知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开始，是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生通过参加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深入街道社区、厂矿企业、学校农村。接触社会，亲眼目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亲耳聆听普通老百姓对他们的殷切期望。亲身感受人生百态。通过参观、听讲座、座谈和学习原著，青年志愿者们认真了解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深刻体会到革命来之不易，胜利来之不易，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任重道远。同时也了解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能增强大学生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民意，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增强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增加了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中国梦的实现而贡献力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情感
责任情感是指大学生对自己履行责任状况进行评价时而产生的情绪体验与愿望，它根源于个体的良心和对利的需要。当代大学生基本上属于“90后”，在家里多是独生子女，被长辈宠爱，对老百姓的疾苦很少知道和体验，很难产生相应的情感。在参加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过程中，青年志愿者走进农村、厂矿和社区，走进农民群体、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真正走进老百姓当中，与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面与面的交流，开展低碳环保生活专题调查，向老百姓宣传普及低碳生活理念和常识，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感受老百姓的疾苦。许多青年大学生对那些欠发达的地区和那些生活还不富裕的老百姓产生了诸多复杂的情感。面对贫困的人们，一方面，他们感到了辛酸；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作为一名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大学生肩上责任的重大。这种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对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3.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助于磨练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志
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更重要的是要磨练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社会责任意志，再外化为社会责任具体行为上。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中，青年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节假日，走上街头和广场，走进街道和社区，深入厂矿和农村，进行环保常识、低碳生活常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进行问卷调查，进行大气监测和湘江水质及农村水井水质监测。经常会遇到许多困难，遇到许多问题。如深入偏僻农村，由于交通不便，有时走村串户，要克服长途跋涉，十分劳累疲惫和老百姓的不配合等困难。志愿服务指导老师经常鼓励和帮助大学生，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学会解决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志愿服务，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责任信念不断深化。他们能够将外在的责任要求内化为自我需要，自觉抵制各种不负责的观念和心理问题的出现。这样循环往复，大学生由坚定的责任信念最终会转化为顽强的责任意志，表现出持续的责任行为。
4.低碳生活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转化为自觉的责任意识行为
当大学生在青年志愿者活动中获得了社会责任的认知，并激发了责任情感，磨练了责任意志，使责任意识内化于心。责任感内化于心后，最关键的是要外化于行，要进行养成教育。大学生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教育，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把责任意识行为的训练纳入到各种活动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让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行为不断得到反复表现和发挥，并形成行为惯性，从而使不自觉的责任行为逐步转化为自觉的责任意识行为。南华大学低碳生活就是通过组织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不断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地接受任务，克服新困难，完成任务。在这种反复志愿服务中，大学生责任意识行为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并形成行为惯性，从而使不自觉的责任行为逐步转化为自觉的责任意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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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政策区域碳管理城市与区域发展环境规制
温室气体减排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成为了环境政策与实践关注的焦点，但是直到2l世纪，政府才开始将根本性的碳减排置于一个紧迫的位置。这反映了一种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的新思潮，同时也是在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对国家碳管理策略的思考。有争议的是，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环境规制新的“主要核心理念”的时代。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加剧到这样一种程度：几乎可以认为，有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就会存在碳减排和低碳重构。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将碳管理作为进行社会环境治理模式的国家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来回应进一步做好气候治理空间性理论工作的要求。迄今为止，以碳控制策略为代表，西方国家通过设定不可妥协的目标进行强硬的国家环境管制，却恰恰与其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方面极弱的执行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目前的大多数著作已经指出了碳限制在加剧已有的社会和区域不平等方面的一些潜在负效应：因为碳限制可能会扩展市场环境主义的覆盖面，加强国家和资本的力量，从而牺牲消费者和普通劳动者在社会公平和空间公平方面的利益。
碳管理的政治工程可以被视为对新自由空间管理的加强和挑战。我们设计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检视基于“生态国家重构”（Eco-StateRestructuring，ESR）理念的现代国家对环境目标的选择性整合。我们一开始采取这种高层次的抽象，是因为我们相信，除了显著的例外，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主流方法仍在坚持一种无视国家理论以及生产、交换和消费等规制的理念。对“生态国家重构”的强调表明，国家理论无法继续忽略环境议程对城市和区域既定发展路径形成的影响。尽管生态重构的前提条件是反思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并非暗示了这样一种转型：向着严格按照可持续规范所预想的完美生态国家的形式发展。相比于其他理念（例如生态现代化），“生态国家重构”理念的提出和受欢迎，说明其在处理国家环境规制中的潜在冲突和权力斗争上具有优势。本文的下半部分主要侧重于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考虑到碳规制的形式以及由此可能在城市和地区范围上引起的地域政策问题。有人指出，当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地区政策的角度审视气候管理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许多有关城市、地区和无止境的财富积累的碳规制的社会管理逻辑之间相互关系的许多洞见。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或许有争议，但次国家层面已经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低碳重构对象。这种关于碳管理的降级研究引起了一系列在跨行政管辖区或者某一区域内碳减排责任的分配问题，不同管辖机构减排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以及主流治理规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或限制城市和区域的反应问题。我们的例子主要引自美国和欧洲的经验。尽管我们认为我们的论断有全球普适性，但我们也认识到，其主要的前提条件仍然是基于西方社会主流的地方各级治理模式。简而言之，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内容是基于某些人所谓的“第一世界的政治生态学”（FirstWorldpoliticalecology）。
一、国家理论、环境规制和“生态国家重构”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当前主要的政策，无论是国际政策还是国内政策，都致力于重新引导经济行为与环境保护目标相统一，这为地理研究人员提供了全新和令人激动的潜在研究领域。然而，尽管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似乎在关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国家规制模式同环境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之间，仍存在着一条鸿沟。例如，在对待地方和区域发展对环境的威胁方面，主流方法（比如制度经济学）同激进方法（如规制理论）均认为这是环境的外部性，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对于制度经济地理研究者而言，环境问题给企业、工人和地方及地区政府带来了转移成本，而他们又极力将这个成本从本地和地区层面外化到国家层面。然而，很大程度上，理想的环境规制并不是制度经济地理学所需考虑的重点。即使在国家后福特发展理论模式下有人会对不断发展的环境美学产生兴趣，那么也不过是将环境视为“外部经济条件”而已，虽然可以对（社会）规制模式造成影响，但是仍不足以涉及社会财富积蓄的核心领域。但是无论从哪种角度看，也没有太多关于环境作为更为基础性概念的思考，不管是独立的分散关系，还是同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相关的内部因素。我们在以下部分的思考可能会通过“生态国家重构”的概念使这两组文献研究更加一致。
（一）环境治理和国家环境规制
尽管有以上顾虑，我们还是认为，制度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仍是一个通盘思考环境治理和规制问题的非常有益的开端。例如，当我们将国家规制理论的深刻见解与诸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等人所提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时，我们可能会受益匪浅。当前由有关现实国家环境规制措施的文献衍生出了很多重要的主题。从经济生态复合角度对治理和规制的解读将会围绕以下论点展开。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和个人都存在一种损坏、消耗以及破坏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环境条件的倾向。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是为了积累财富而积累。确实，部分地理经济学家如大卫·哈维（DavidHarvey）和尼尔·史密斯（NeilSmith）曾经断言，生产可能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但是决定社会产品在空间上运输和分配的关键是价值规律（及社会关系）。假如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依赖于自然界本身，那么对于那些依赖于特定自然产品而获取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劳动者和群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过程将会对其构成毁灭性打击。就这个角度而言，发展的差异化是社会劳动力在消耗自然财富过程中的中间形态。生产会涉及消耗资源的行为，这种行为只会对部分资源进行消耗。生产同样也会对特定地区后续的资本累积造成障碍，却为向他人（如其他城市或区域中的工人、居民、纳税人等）转嫁社会成本和外部性开启了机会。而环境破坏和恶化的影响在地域上总是不均衡的，这意味着强大和富裕的地区有可能会将这种生态问题转移出去。
其次，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态危机倾向只不过是一种利润降低或过分积累的普遍问题。虽然企业的自我规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在新自由主义规制模式下也是常见的首选政策），但是现代国家通常都会进行干预，以应对或避免生态环境危机。在扮演改善财富积累条件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角色之外，国家还会试图通过减轻环境恶化的社会效应而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正如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Castree）所言：“国家无法逃避其在处理资本主义经济、公民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方面的责任。”
第三，尽管环境规制无论在何种生产模式下总有些方面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国家环境规制却常常会冲击到社会和地方的利益。因此，针对当前和潜在环境问题的行动就会常常受制于各种压力，受到各种程度的干预，这些压力和干预主要来自企业、工人、贸易组织、业主、市民团体、社会活动以及国家各级分支机构。所以，对国家在环境规制方面的需求以及应对这些需求的措施，在时间和地域上就会显得复杂和矛盾。
第四，在对象、内容、地区以及生态环境管理的范围等方面，环境规制往往都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部分是源于环境规制的对象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环境管理与生态管理的潜在（并同时具有潜在竞争的）对象。环境规制会反映出国家的选择策略，因为政府会试图寻求环境和生态目标同来自社会内其他力量、压力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因此，当前任何地域性的环境政策常常会显得像是一种拼凑，甚至有部分重复，乃至在法律、行政规定和计划上自相矛盾。在此框架下，地理经济方面的学者参与到国家环境管制问题的讨论中来，对于某些问题就变得非常必要，尽管有些时候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一旦国家试图在具体的时间和区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危机趋势创造一个环境解决方案时，区域政策的必要性就会凸显。
（二）环境治理和生态国家重构
尽管可以认为某种形式的一揽子环境和生态规制一直是国家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的实践一致反映了环境规制的范围和规模已超出常规，涉及多种社会行为。这种将环境和生态规制放在重要核心位置的国家行为，是由于之前的一系列论述、项目、战略和政策所导致的，这些内容促进了环境和生态保护同国家广泛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协调，促成了“生态国家”概念的出现。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个时期的国家环境规制恰恰同福特主义危机一起对社会规制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相信，不是基于价值规律的资本一劳动力关系规制，而是其他过程，在生产端起了作用，改变了自然、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70年代之后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在试图寻找一种替代模式，以便在充分考虑到自然和科技对资本增长的限制方面能够打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模式。另一个特点就是，来自公民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强。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当今时代国家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历史理论，也不是事后分析。
在当今时代，国家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实现概念化。比如，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就为技术和制度变化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所存在的潜力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视角；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概念会为西方国家的环境政策提供一个很好的主导方法。从生态现代化理念衍生而来的概念肯定会被纳入政策议程，即使实际的执行力度有限，并且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弱”的生态现代化概念。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的确是处在国家生态现代化的持续进程之中。然而，由生态现代化概念引起的分析和概念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是一个多方面的规范性理论，是一个更务实的政策指南以及一个对新自由主义的环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策和国家理论并未被提及，尽管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工程，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概念的实施是极为重要的。
可作为替代的另一个构思就是考虑进行一种与环境规制相关的、持续的国家重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国家重构”。这里可以将其定义为围绕制度路径和战略项目的国家权力、资本、规制以及地域结构的重组，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与之前相比环境破坏较小（至少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从国家利益的高度）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规制主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环境输入和输出方面（资源开采、生产和消费）起到了更为主动和直接的作用。这包括了组织和动员战略利益和管理者来承担特定的项目和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是与国家（或国家机器内部，或周围的某些管理者）从国际和国内层面设定的战略环境目标和成果相一致的。这样的项目和活动可能包括通过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免受有害活动的影响来增强生物多样性、减少或循环利用废弃物、改进空气质量和改变消费行为等，使其符合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效果。在这种构想中，生态现代化将被看作是众多可能的转变路径中的唯一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暗示存在一种向理想的环境友好国家进化的线性趋势；我们也没有暗示在资本主义中存在一个朝向更高社会环境规制阶段的历史进程，比如在某一阶段中可以预期到生态现代化的若干规范性解释。当然，生态重构是一个持续演变的系列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国家积极地寻求整合环境和经济利益，以及为追求实现特殊的经济利益和环境目标而采取多样化的策略。这些策略有的相互抵触，有的则相互补充。最为重要的是，生态国家重构的运行过程是一个连续的、但本质上又存在争议的过程，取决于整个国家空间上的经济与环境利益的平衡，各种可能的国家环境战略关系会在空间地域上展现出来。
在思考有关新的国家环境保护形式的兴起时，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JamesMead-owcroft）常常将环境政治主流化与福利国家的发展相类比。这两种国家形态都“涉及国家活动向新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重要延伸”，并且都是在现行管理标准和市场规制失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梅多克罗夫特进一步指出，福利国家和环境政治主流化都是通过改变选择模式、提出某些行动要求和改造市场运行来“改变常规的”经济互动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正如福利国家一样，当国家对实际的和感知的社会环境和生态压力、需求、斗争、尝试给予不同的回应时，环境主流化的发展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是以一种不平衡和偶然性的方式。我们也将预期到适合于不同国家规制模式的不同生态重构体制的出现。
（三）新自由主义和生态重构浪潮
在“生态国家重构”的框架下，可以识别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治理的不同浪潮：从70年代和80年代的“预防和控制”，到后来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出现和巩固，再到近来新自由主义环境管理模式以市场为基础的主导路径（表1）。如果说“预防和控制”的特征是对污染的治理（如酸雨）和物种与栖息地的国际保护制度的扩展，则有关“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意识的工程则属于一种更为广泛的、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倾向进行内部批判的组成部分。1987年的《布伦特兰报告》试图重新调整国际财富积累的格局，以及与其相应的关于规制模式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关系，该愿景的制定不仅是为了维持、也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到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有关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论述作为全球发展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已得到充分确立。然而，尽管也存在以整体性方法来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同时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观点，但是可持续性问题已被内化到新自由主义策略中。与国际上有关自然保护或工业污染控制的严格规制相比，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是灵活性、模糊性和缺乏对确定目标的指导性，特别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低于经济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核心内容中。
生态重构的不同浪潮的理念，是指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与环境关系规制中的各种组织实践，或“主要核心理念”。当一些实践在特定时期成为主导时，每一种新浪潮都没有必要取代之前的旧做法，而是作为国家新增功能的一部分叠加于旧的做法之上。比如，关于进行什么程度的环境治理的争论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化了。罗杰·凯尔（RogerKeil）提出，可持续发展项目在新自由主义竞争国家内被迅速内化，其灵活性在于以环保为幌子提供了权衡环境与经济目标的方法。然而，可以认为更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浪潮是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以政府尝试基于市场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为特点，寻求克服生态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创建新的规制领域。正如亚当·彭博思（AdamG.Bumpus）和戴安娜·利沃曼（DianaM.Liverman）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环境主义预设了保护环境的最好方法：确定自然服务价格，赋予自然资源产权，并通过全球市场进行这些服务的交易。
新自由主义向国家规制的融入，与环境决策者和民主监督之间的疏远有关，因为管理的责任由市场和非政府行为体承担，而一切的重点是效率、成本效益以及以生态完整性为代价的转移。
二、碳控制：以低碳为目标的社会和地域的再规制
如果20世纪90年代能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导国家环境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年代，那么最近的21世纪这些年可以被视为围绕避免气候变化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新生态理念主导的开端。考虑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点，新的气候治理要求政府在投资低碳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同时，在管理碳流动方面采取更主动的姿态：建设一种基于碳控制的低碳政体（low-carbonpolity）。碳控制的理念贯穿了政府在政策红线内对碳流（carbonflows）的管理和控制的整个行动理念。正如下文所示，控制的理念同样引起了对与减缓气候变化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特别关注，其中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开启并扩展了国家干预在生产和消费两端所起的作用。控制碳排放可能既会被发达的自由国家视为问题，也会被视为机遇。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元素。标志性事件包括：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的第一次评估报告，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主要工业国家相较1990年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对6种主要温室气体总量减排5.2个百分点。然而，因为部分国家拒绝批准该条约和部分缔约方不愿意采取实质性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进程受阻。不可否认的是，已经有很多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关于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自愿减排计划方面的重要行为，但是对大多数国家（同样也是对大多数公民）而言，这些变化迄今只能称为进步，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将会准确地反映出什么时候才是新的碳控制政策开始的时刻，但是部分人认为2005—2006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西方社会直到2006年之前都没有意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以及可能意味着对人类的许多威胁。温度和降水的剧烈波动、反季节的剧烈热浪、干旱以及洪水袭击了许多国家，使很多政治家从混乱中觉醒，并开始加强他们的绿色政策和信仰，部分企业甚至发现可以从中获益，这包括碳交易、广泛的全球社会生态变动、气候变化同社会正义以及贫困和生活方式的联系。
如果2005年/2006年可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节点，那应归结于在强调气候变化的危害方面给予政治和媒体方面支持的程度，以及某些政府和公司已采取行动来加强和开展低碳规制的速度。
与气候变化可能性的新现实主义相伴（特别是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的新的碳政治，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问题，如能源安全、石油依赖的成本上升以及从低碳转型中可能获得的利益。虽然低碳重构表现为对社会生态危机的响应，但是将其视作一个对国家环境管理领域制定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调整，则可能更为准确。这个转变标志的出现可以从全球国家和次国家的减排措施和低碳重构策略中显现出来。表2以英国为例，提供了碳控制兴起中的主要事件的时间表。其他国家也可找到类似的轨迹和转折点。相应地，“后低碳转型”、“去碳化”、“低碳经济”以及“碳抵消”已经成为政治和媒体话语中的必备内容。
（一）“后京都”时期低碳管理的目标、交易和地域逻辑
虽然碳管理策略将继续被框定在更宽泛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但碳控制意味着在所有环境规制形式中的对象、目的、计算方式和结果中会出现重大转变。而且，与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性和模糊性相比，低碳政策聚焦的是一组清晰并稍具机械性的目的：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尽可能迅速和有效地达到要求的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97年到2009年的国际气候政策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规制逻辑。
首先，存在一个侧重于市场基础的解决方案，设立了碳价格，以每吨碳的成本为单位来表示，建立了“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该体系允许在达成共识的限制内进行排放量的分配和公司或组织间的拍卖。“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碳减排量可以被定价和进行交换，从而产生了对碳减排量的需求和有关供给的市场逻辑”，国际碳管理已经由这一逻辑所主导。这一说法是指在全球总量控制下，碳排放的商品化为将碳排放减少到协议水平提供了明确的激励，在这一共同的原则下，任何因某一活动而增加的碳排放必须被另一活动的碳减排所抵消；那些减少碳排放的组织会得到可以卖出其所剩余的配额的奖励，而那些排放量超过自己配额的组织会受到必须购买配额的惩罚。整体的配额会随时间逐渐减少，从而导致每单位的碳排放量价格不断升高。从政治上看，碳排放的总量和交易体系可以说摆脱了征收碳减排责任直接税可能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京都议定书》，碳市场已经通过政府或公司创造的交易和中和机制而逐渐展开，如2003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北美的一个自愿但又具法律约束力的交易体系，或者如2005年成立的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它适用于大部分欧洲公司。在考虑通过个人碳排放的配给来将这个总量和交易逻辑扩展到消费领域中时，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论。
第二，国际气候治理是以国家核算体系为基础的，其中全球碳排放限制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由各国政府来决定实现它们目标的最佳方法。因此，2007年挪威宣布了要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计划，而这一目标将主要通过购买国际市场上的碳排放配额来实现，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向其他国家出售化石燃料。在《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下，排放量的计算是通过确定进入到大气中的碳排放数值而得到的。可以看到，碳管理要受到监测系统的支持，该系统可以提供市民、公司以及区域产生的准确的排放量。
第三，对“下游”碳排放而非“上游”化石燃料生产的调控目标的优先选择，支持了区域核算的市场基础逻辑。
下游调控意味着在进行商品的国际交易时，生产者的国家需要承担“外部碳”的成本。目前正在酝酿创立一种更为复杂的全球碳核算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与某一产品或服务相关的碳排放量会随着该产品而转移。这最终可以像“压缩与趋同”方案的概念所表达的那样，实现全球公平。
这种“后京都”的碳治理导致了一个复杂和多级的碳排放控制体系，包括一定程度上规制权利的转移，向上转移至超国家水平，向外转移至市场及非国家管理者手中，但是重点仍是民族国家对碳流动的管理。这似乎与前面所述的环境治理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浪潮相一致。尽管也有人提出了可替代的选择，但很可能的是，《京都议定书》中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逻辑将继续成为未来国际气候规制的基本原则。
（二）在低碳转型中存在的进步潜力及可能出现的矛盾
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生态者来说，变化中的社会环境政策一直以来都承诺解决社会和环境不公平的问题。的确，在可持续发展中，批判的政治生态学者常常表现出的挫折之一就是，“进步的潜力”（Progres-sivepotenfial）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被体现出来。然而，目前已有了很多关于为社会正义和分配公平的进步目标作出贡献的低碳政治活动。鉴于在全球以及民族国家中，那些穷人和没有权利的人将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而控制碳排放可以被认为是一项道德使命。而且，为碳排放确定一个价格可能意味着资源从富有的高碳使用者向贫困者的再分配。碳管理的进步承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理念：碳核算将开启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组织既有理念的挑战。
尽管如此，大量研究仍指出了气候政策存在的政治矛盾，特别是考虑到了“后京都”解决方案的新自由主义特点。比如拉里·卢曼（LarryLohmann）就指出，基于市场的最小成本解决方法的重点在于如何和从哪里实现碳减排。他认为：“碳市场因此会自动忽略何种减排技术能被选用，哪个产业在采用这种技术，以及在当前最低成本处实现的削减是否会在实际上导致形成一条未来碳排放最少的发展路径。”
此外，无论是讨论核能、生物燃料生产对食品价格和民生的扭曲影响，还是重新关注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人们都可以通过气候变化的话语开展政治动员，以证明对国家和资本的某种社会和技术调整是合理的，尽管环保主义者可能难以接受这些调整。同样，清洁发展机制也已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使得富裕国家可以将他们的碳减排责任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并常常在这一过程中缩短了发展的路径。尽管在实践中往往不易操作，但还是有人一直担忧会在推进碳减排中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视角，特别是对环境和社会正义伦理道德的关注。比如，希瑟·洛佛尔（HeatherLovell）强调，英国“低碳话语联盟”（thelow-carbondiscoursecoalition）的方法已能在可持续住宅中将环境和社会价值与技术选择相分离。埃里克·史温吉道（ErikSwyngedouw）将气候争论与关于后政治的争论相联系，认为气候变化得以持续是因为一种危险的幻想，这个幻想排斥了潜在的社会及环境的发展轨迹的严肃的政治问题。安德鲁·鲍德温（AndrewBaldwin）强调，气候变化的论述具有强大的道德使命，特别是当它与国家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时。
大规模的碳减排将要求政府寻找一个鼓励市民的新方法，来实现所要求的低碳转型程度。伴随着直接和间接税费以及规制，国家策略可能是争取鼓励市民在主观上将“责任、个人碳核算”等视为碳减排逻辑的代名词，使他们自己在仿佛置身于市场的背景下作出选择。然而，有了“被限制”的碳，政府也可能利用碳控制体制来奖励和激励某些行为（或某些群体），同时使用强制机制来规训和惩罚“不应当”的碳使用。碳测量技术可以促使可持续发展向国家监督和控制的碳控制延伸，与发达的自由国家向更加集权的治理形式的转变相一致。虽然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鼓励一个更加严格的管理体制，但并不存在一个先验性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碳控制应该基于某种社会或环境方面的进步性目标。
三、碳控制与城市及区域发展
到目前为止，气候政策的地域形式已经从国际层面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述。在这个层面上，各国通过谈判，已经根据变化的能力以及目前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不同的承诺。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它们的减排目标，以及这对次国家治理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国际和国家的碳控制体制在城市和区域的维度上到底应该如何得到贯彻？这可能会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政治和实践带来什么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研究将基于下述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以城市间竞争投资的形式向城市和区域政策领域延伸，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优先于其他问题，增加了社会和空间的碎片化程度。
（一）碳控制的落实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碳政策将意味着国家干预水平的增强（投资、补贴、规制、诱导及惩罚等），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促进低碳转型随着气候政策通过不同的社会环境规制模式和不同的减碳物质背景得到调整，迄今的证据显示，已经出现了鲜明的国家气候控制体制。依靠不同的碳管理方法之间的平衡，碳控制有可能从（至少）四个途径直接对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影响。
1.通过与运输、能源供给和其他服务供给相关的规制和减排目标来遵守低碳法律。
2.次国家层级的政府受到投资低碳社会和基础设施的压力，致力于缓解对城市和公司的气候立法的财务成本，并为未来保留或吸引选中的公司或工人提供必要的低碳基础设施，还可能包括与气候治理或城市经济策略重新定位相关的地区营销。
3.需要在上一级政府制定的区域减排目标下进行地方碳预算管理，特别是如果会对未达标进行处罚（或对减排进行财务激励）时。相对于其他投资方案，这将需要作出有关碳“开支”的艰难决定，也将包括战略利益的动员以及动员居民开展与碳减排目标和结果相一致的具体项目和活动。
4.参与碳交易市场，使得地方通过市场来抵消高的碳排放量，或因为碳排放量的节约而获得经济回报。
低碳规制的遵守将通过一些形式来影响聚居地，但是地域碳预算和交易将只应用于各个国家中，这些国家采用碳预算和交易的方法作为国家碳规制模式的一部分。一些评论者已经在批评环境治理中的“级联”方法（‘cascade’approaches）：即将国家和城市的尺度简单地视为嵌套的空间容器，或是经更高层政府同意的政策承诺的载体。不过，也有人一直强调在环境治理中对国家已有地域结构的调整和物质政治利益的塑造。当然，对于各国政府而言，还存在一些有关气候政策的政治优势，可使其转移困难决策的责任。
争论在于，在即将到来的碳控制时代，城市与区域管理的战略背景将通过一些方式发生改变：即超越目前为民间倡议组织所追求的、单独的或通过网络来实施的自愿减排战略，比如国际性的“城市气候保护计划”、美国的“清凉城市”运动以及前面提到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或北美西部气候倡议（WCI）代表的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
（二）迈向城市主义的重新联合？将城市作为碳流动的空间来管理
我们应明白，碳管理的核心是要将重点放在碳成本可能改变城市管理核算做法的方式上。在一个层面上，这似乎是简单地将低碳重构的财务成本分解到城市和区域管理的策略中，从而来减少碳依赖和确保未来的碳恢复力。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有一种说法认为，需要基于某种碳立法而使城市的经济基础发生深刻的转变。城市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改革和调整已有的工业，或者减少产出以减少碳排放。一个城市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确保其能够“相对于其他调整缓慢的城市，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优势”。事实上，曼彻斯特和许多其他城市正在和已经在开展碳减排，并使某些类型的城市干预合法化。
然而，碳管理要求城市和区域精英们来解决一些与新自由主义城市管理的“细分网格化城市主义”（splinteredurbanism）相关的不连贯性问题。碳排放的核算意味着，人们可能会将一些政策，如私人和国家对家庭能源节约的补助、或对低碳移动的投资以及局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与相关的碳成本和创造就业或对内投资的收益进行比较甚或权衡。随着碳清单成为了一种既定的做法，区域和城市当局将需要对关于如何确保它们自己的“碳调整”在它们已设定好的目标之内设置灵活的选择，估量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行动的成本开支和节约。这对地方政府在公司和市民中鼓励和增强适当的低碳实践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因此，碳控制的逻辑意味着，在任何会被视为城市政策的新单独经济一额外经济或经济一环境之间，需要建立起新的连接或重新连接。碳预算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城市或区域层面，围绕着与能源供应、基础设施或碳信用额的“汇”相关的碳相互依赖，开展“治理的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实验。相反，政府也可能通过严格控制人口迁入、制定当地能源解决方案和抵制并入更大的城市一区域或区域网，来实施低碳保护主义（low-car-bonprotectionism）。
通过改变核算策略的基础，碳控制似乎将为锁定在新自由主义竞争国家狭隘的增长路径中的地方和区域开拓出替代的社会环境发展的可能性。其中涉及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的不同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实现低碳目标的不同潜在路径，和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重新思考。有些地方可能会利用低碳机遇（包括地方碳税的收入）来追求非增值、去增长、低消费或可替代的增长策略，这种策略在碳控制和资源限制的时代会更加可行。这可以从一些活动中看出来。比如英国的“转型城镇运动”（TransitionTownmovement），重点是向地方授权以及控制当地的食品和能源供应。然而，在何种程度上会存在这些可能性，或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可能性能存在于所有地方，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竞争国家，这些规定似乎会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目标为代价，将低碳战略局限在对主流经济战略的支持中。
（三）碳规制和不平衡发展
由于地方政府迫于压力进行碳减排，我们将需要考虑将碳管理更多地集中到未来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策略中。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确保通过能源、水、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实现物质方面的低碳化，重新将“生态安全”作为城市层面经济管理的一部分。对于伦敦来说，这包括设定一个比中央政府更高的城市减排目标，以及除其他措施外还采用可替代的地方能源供应网来进行尝试。在得克萨斯，通过可再生能源来减缓气候变化的方针则是围绕着低碳技术，依据能源独立、污染控制和经济发展机会来明确与社会经济回报的联系。
然而，低碳规定为聚居地呈现出了各种挑战和机遇，当然，这也取决于一些因素：如碳依赖的水平（依据土地利用格局、能源系统和交通运输设施等）；能够投入到低碳设施中的资源；来自于公民社会、公司和政治领袖的压力与需求的平衡。总之，在未来的低碳时代，城市和区域有不同的激励、资本和能力进行碳减排和投入。与富裕的、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相比，经济边缘地区可能会在消费方面产生更少的碳排放（尽管不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地区常会因进行化石燃料依赖的经济活动而拥有更高的碳排放密集度。当生产的直接碳排放需要与服务活动产生的间接碳消费相匹配的时候，经济边缘地区可能会发现，难以筹措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投入，或者为能源供应分散与公用事业公司达成有利的协议。我们还需要注意气候变化本身将产生不平衡的地域影响：即相比其他地区，某些地区的挑战与适应成本更大，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因此，在区域碳规制的核心就存在着一个分配政治的问题：（1）通过工具，如区域碳预算，来对碳减排量的责任进行分配；（2）关于气候政策的投资和资源分配的战略和空间选择度；（3）规范碳使用的规制和财政机制。
在美国，碳控制的分配政治显然考虑到了特殊区域和收入群体由于市场总量和交易机制提议而产生的非均衡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部对于煤炭能源和碳密集工业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沿海各州。在美国的城市和区域维度上，关于郊区在碳排放方面潜在的搭城市中心便车的问题，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此外存在的问题还有，上级政府是否愿意通过区域碳预算、激励性的结构和资源流动来平衡低碳转型的成本。反过来，这些决定可能会反映出关于碳利用效率和本地战略效益的判断。换句话说，因为碳控制政治与城市和区域发展政治的交叉联系更加紧密，因而社会和空间正义问题可能会被迫发挥充分的作用。虽然存在着围绕着低碳重构的空间再分配的可能性，比如“碳凯恩斯主义”（CarbonKeynesianism），但我们预计，碳控制体制将会加剧已有的区域间竞争，至少在短期到中期内，那些已经获得经济成功的地区会拥有最好的基础来改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基础设施，实现低碳转型。
四、结论
本文集中考察了对国家环境规制来说富有特色的一个新议程的参数——一种基于碳控制议程的低碳政体，尤其是其对跨地域治理的实践和效果的启示。我们认为，碳控制政治标志着在主流话语、合理性以及国家环境规制实践中的一个潜在的转变，这可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工程有所不同。这一转变具备这样的特点：由之前的那种推论性强但现实性很弱、在经济和环境方面进行权衡的各种目标，转变为一种以碳减排为第一要务的、更坚决的和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工具。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存在着很强的政治及经济动机（国内和国际）来实施和加强严格的碳控制制度，虽然碳减排的重要程度和它所实施的规制形式将取决于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石油价格。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致力于讨论日益兴起的关于气候政策的“维度政治”（scalarpolitics）问题，尤其是在次国家维度上碳减排义务（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应“降级”问题。假设碳管理的确将会波及资本主义基础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它必将对未来的城市治理和规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就实施城市和区域的碳控制而言，不能简单地对政府单位已有的国际目标进行“降级”，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政府承受着多种复杂的压力和需求，这包括国家、城市、地区都在以不同方式争夺投资。具体实施的碳规制必将会因为不同国家在人口、地域以及企业方面的差异导致承担的减排义务有所区别。一种可能性即是，气候变化政策将会在城市间市场化竞争的“丛林规则”上再加上一个维度。
本文的目的既不是去质疑和挑战碳减排的政治重要性，也没有否认继续实施碳控制政策有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财富再分配、社会正义以及一些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进想法。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空间管理模式下，一旦碳控制措施开始全面实施，就会引起潜在的规制转型。碳控制有可能在空间规制、国家公民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等相关领域为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开启一扇新的大门，与之相反，均衡的碳管理可能会强化主流的政策理念。在这个资源紧缺和气候变化的时代，研究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再生问题在城市和区域维度上的相互作用显得尤为紧迫。这意味着确有必要围绕城市和区域维度构建低碳策略，因为低碳策略将会导致在其他一些领域产生重要变化，比如促进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高。
1减少污染，有利于生存环境的改善及优化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运输工具，无论是为了维持人们基本的日常生共的交通工具，或是运输货物的货车等等，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之外，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汽车燃料燃烧过程中，不仅产生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另外排出的一氧化碳及未充分燃烧的化合物等，不仅造成了空气污染，也给人们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探索新能源，促进低碳运输是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关联的。
2发展低碳化运输，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国际市场中在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要求越来越高，面对激烈的竞争，首先要大力发展运输的低碳化，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能处于领先地位，经济全球呼和信息化，是运输已经突破了国家的限制，给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带来更多的机遇。
3有利于城市和国家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或其他运输方式，合理的交通基础网络体系都是发展所必需的，城市交通拥挤堵塞，出行速度下降，必然会加重污染耗能的问题。铁路方面，铁路节点的正确选取和铁路网络的合理建设，都有利于货物运输过程中的合理调度，都有利于避免运输过程中浪费资源的情况，促进运输低碳化，也有利于城市国家的交通设施向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4发展运输的低碳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由于石油煤炭都是不可再生资源，而目前运输过程中，对于这些资源依赖性很高，所以开发清洁可再生资源并加强对其利用程度，已经势在必行。此外，这些传统能源对于环境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促进运输的低碳化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二.目前运输环节低碳化的问题
1未能实现物流管理及中化，信息沟通及时化我国现行的物流管理体制是分部门管理体制，这就是物流信息在各种运输网络中的交换受到限制，实际的运输路线的规划不能达到最优，使得车辆路线重复率提高，空载严重。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管道五种最典型的运输方式未形成共通的网络，信息交流差。
2运输过程中耗能造成的污染大在我国，公路运输仍是我国最主要的物流运输方式之一。公路运输有比较适合的货物种类，例如蔬菜的短途运输等等。但其运输量小，而且汽车对石油的消耗大，排放的尾气多，成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
3交通运输环节节能减排技术落后，相关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差目前，节能减排技术仍未成熟，技能减排成本较高，推行难度较大，技术市场需要进一步规范。另外，群众对节能减排意识差，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尚未形成，政策法规和制度约束尚不完善，专职监管节能减排的机构尚不完善，对社会监管力度不够。
三.促进运输低碳化的途径
1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指生产经营企业为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把原来属于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那个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物流全程管理控制的一种物流运作与管理方式。要想促进运输低碳化，提高运输的高效便捷式毕竟的渠道之一，通过第三方对运输路径做出合理规划，可以将多家客户的货物进行合理安排，减少运输路线重复和空车率，是物流业发展更加专业化，提高运输质量。
2促进运输新模式—甩挂运输的发展甩挂运输是指用牵引车拖带至目的地，将挂车甩下后，换上新的挂车运往另一目的地的运输方式。据实际测验，甩挂运输可大幅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节约能源消耗，对实现物流运输低碳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的甩挂机制并不成熟，还需要企业和市场积极提高甩挂发展环境。
3铁路运输方面，合理规划铁路网络建设，大力推行高铁建设高铁的发展对能源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降低了铁路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对能源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高铁与普通运输工具相比，在速度，运货量，耗能等方面都更具优势，国家应该加大建设力度，促进高铁网络的合理化，此外，对新能源的开发于是势在必行，我国发点依然主要依靠火力发电，所以只有彻底从源头上改变能源的来源，才能真正实现低碳化。
4政府的影响对促进低碳物流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低碳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做好引导作用。尽量完善与低碳物流发展的法律，是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从只重视经济数据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通过财政补助税收等方式。引导物流业向低碳化健康发展加强国际间合作，促进技术交流。
四.结论
关键词：低碳经济；公民环保；节能意识
一、前言
关于我们国家目前的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将低碳经济在目前的背景中逐渐的被应用，我们将他归纳为具体的方面：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不同的工程的建设周期的各个过程中对节约资源与能源节约的重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我们的人民生活营造更加舒适的环境，我们需要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共同发展。
二、目前环境方面问题的产生原因
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从产业上的工程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上看，目前我们国家的碳排量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在交通的方面、工业生产的方面还有就是在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些不同的来源。在这些不同的方面的过程中，建筑行业的工程的完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是在我们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仅次于工业生产方面的的第二个碳排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都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的进步、工业化的进步都在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在不断的前进，这样的发展对于推进我们的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有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们在建筑的过程中在建筑方面用的能源的种类和用量都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全社会的二氧化碳的排量占总的碳排量的比例要超过标准的四分之一，所以这对于我们国家的以后的发现来看，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的问题已经逐渐的成为我们社会在目前的发展关于低碳经济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问题之一。我们从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的建筑总量上来看，有具体的研究表示我们已经建成的建筑基本上有95%都是关于能量高消耗的建筑。我们根据这些不同的建筑在建设过程中具体寿命周期来看，我们在建筑领域的研究方面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建筑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的相关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在最近的IPCC的报告中，这项研究具体指出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我们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降低50亿t左右，我们为多余的二氧化碳而所承担的的其他的成本几乎为零，所以我们需要对于低碳建筑还有低碳建筑技术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发展低碳建筑需要社会参与
在我们国家的低碳的建设过程中，对于公民的低碳方面的意识的培养对于实现在现代化的低碳建筑方面是的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发展城市建设的同时需要保证对公民低碳意识的培养，并增加对它的重视的重要性。那么我们需要如何做呢？首先，关于我们在政府的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政府榜样意识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政府的有关的机关部门需要承担起我们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所必要的社会责任，为了完善这个制度的责任我们需要建立起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建筑方面的评比的制度，在这个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接受整个社会的不同的监督工作，在整个社会进展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我们在公民的意识建设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整体的浓厚的节能减排低碳方面的的社会氛围，我们需要让我们国家的不同的民众了解低碳对于社会建设方面的的意义，我们需要在实际的过程中对于完整的社会环保制服的建设并进一步付诸实际行动。其次，就是我们需要在社会的进步方面的过程中广泛发挥社会方面的组织力量的强度。社会组织力量对于我们国家的公民来讲，环保制度的建立是完善公民的低碳环保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对于政府方面社会环保方面的一种有效的补充，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环保意识的建立，政府部门要支持社会力量对于人民的低碳环保的意识加入到建筑低碳的行动中来。最后需要加以重视的就是宣传工作的完善。这是整个加强公民意识的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在分析目前的低碳经济背景我们国家的公民对于节能和环保方面的意识提高的方面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宣传工作在我们的社会资源和环境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人们的环保意识的加强有重大的意义，它普及了我们的低碳环境需要的要求，保证了公民对于低碳的意识的加强工作。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的宣传力度的保证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政府的工作需要按照规定的范围来对不同的低碳环保的方案进行具体的推广和应用，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讲还有很多的地区并没有施行低碳环保的应用，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公民的认识这一个问题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提高我们公民对与环保的认识，才能保证我们国家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的发展。
四、结束语
我们国家的目前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能源和低碳的环保的方面的建筑行业都是因为高能耗高排放而出名，这个方面的耗能和环境的影响占据我们国内各个行业的大部分，虽然它对于我们国家的环境来讲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也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因为目前的全球气候变暖和各个国家对碳排放的关注，我国需要在公民节能环保意识和低碳方面的的提高方面进行更加完善的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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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政治；吉登斯悖论；经济人；气候分配正义
中圖分类号：D8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5-0422-05
以气候变化为表象的新能源问题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战场，表现在经济上是利益分割，文化上是正义与平等的多元思想碰撞，社会上是转型时期的有序化与科学发展，政治上就是权势转移与国际合作。在国际无政府主义和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下，现代性的困境表现为缺乏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治理和对国家有限理的约束，无法解决全球变暖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特征是任何一个国家力所不及的事情，一国国内碳排放行为对别国造成的损害往往得不到正常的解决，所以必须通过国际间合作才能有效解决。
一、现代性视阈下“碳政治”的失灵
“碳政治”所推行的国际制度的效用发挥就是达成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推动各国灾害与利益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另一方面，遏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制度也在不断谈判与纠错中达成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圖”、《哥本哈根协议》等都是在利益交融与撞击中达成的互动式契约。“碳政治”在现代民主制度中通过气候协议等国际制度的达成一方面创造着新的自由与经济繁荣，而另一方面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有关气候变化及其严重后果的论证在科学上的确定性每一年都在增加，但是现有的国际制度不能对气候恶化作出恰当的行动。这一事实被气候政治学称为“吉登斯悖论”，是指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暖是关涉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在国际政治意识中被无限放大，而这样的大问题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却被放逐，理念的终极与行动的世俗之间的距离的不可跨越，导致环境问题永远是一个装饰，而不能形成支柱。那么气候政治学在现代民主制度预设下能否有效解决“吉登斯悖论”？
1.“大灾难”预设下的“碳政治”哲学观点
全球工业化进程引起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变暖给环境造成的压力和对人类生存产生的威胁已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被人类接受并不断思考未来命运的可能。“碳政治”最初的立意就是突破现有人类生存的极限，力求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政治哲学观念以抵御自由主义财富和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碳政治”是新型国际政治，以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基础，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语境中表达人类对世界未来的正义关怀。传统的能源政治以“利益”为主导，强调人类对资源的占有以及在人与自然相对抗的范式中表达人类积累财富的物质欲求，强调能源经济带来的高效社会，不仅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而且形成国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然而这种从能源经济上控制世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排斥了对世界未来的真实关怀，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行为自由、权利自由而忽视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
“碳政治”的提出就是对传统能源政治所创造的个人主义哲学神话的颠覆，它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寻求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样的理想诉求恰是与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所依赖的能源经济的高速增长相背离。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不能对能源经济引发的环境危机作出积极反应，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对环境危机的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说“碳政治”对传统能源政治的驳斥不能单纯地落到物质性的气候变暖，应结合对西方文明方式的反思，才能了解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它涉及现代世界文化安全与文明模式的转换，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四位一体”的建设是以毁灭地球为代价的。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的到来加剧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性矛盾，也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
2.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对“碳政治”的褫夺
从地球安全的愿景出发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碳政治”的提出，应该是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神话的颠覆。它批判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伴随着能源消耗和大量的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对资本文明增长的关注与对全球变暖危险的冷漠之间的对抗证明了“吉登斯悖论”的历史现实性，它让人们清醒认识被资本主义奉为圣杯的“利润和生产之神”的局限性，从而表达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探索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新途径的必要，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意义就是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人类的安全。那么，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能否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出路？首先，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是现代国家的交往原则，其本质是服从主流经济学资本原则下的运行；其次，现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学虽说有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话语的关注，但是它还主要满足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以假借抵御全球变暖的策略实现经济的合作共赢为真实目的；第三，国际帕累托主义不是一条伦理原则，而是一种利益性的制约因素，它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利益和有限道德观出发，以社会财富的最大增进作为“碳政治”运行的有效机制，这个目的足以证明通过气候协议来实现地球安全的愿景是一个骗局。
“气候门”事件披露了气象学家自己对气候变暖也表示怀疑的真实动机，认为现存用于证明气候变暖的数据已被人为修改以满足政客和垄断集团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现代交往原则的真相，说明在自由民主政治模式下的“碳政治”的运行宛如新瓶装旧酒。在2011年底德班会议上，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对从2013年起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决议的抵触情绪，充分反映了自由民主机制下“碳政治”理想的失败。
因此，以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基础的“碳政治”的理想诉求在气候协议层面存在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不能超越自由主义。他们一方面大肆宣扬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已经超越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在气候就是利益的“真理”面前攫取“碳交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因此，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是指在资本原则主导下，通过对减排工程的技术干预，运用广泛理解的政策和技术拟定一个安全地球的愿景来达到全球资本的重组，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垄断。
3.现代性视阈下“碳政治”的失灵
通过前文的讨论，笔者认为：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的运行无法解决“吉登斯悖论”，因此“碳政治”的失灵根本上是民主制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失灵。正如大卫？希尔曼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中所说：“自由民主及其制度已从最初的利他主义变成了强国的一种机制，以便强国通过商业侵略来控制世界，……我们身体和思想的自由以及物质上的富足，提供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因为物质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处于危险之中。这些物质的考虑已经篡夺了民主的理论属性的地位。”大卫？希尔曼强调民主自身的核心已经被物质主义褫夺，它是毁灭环境的无形杀手，现代民主对科学的形而上学和技术理性的过分推崇、对个人自我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至上性强化，使民主自身处于被挟持状态，它们从民主自身中被培育出来但又是民主自身无法克服的价值观。如果运用庄子的“吊诡”（paradox）来表述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人类智慧创造一种制度，而这种智慧又被一种相反的力量所运用并被驾驭。因此说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碳政治”的探讨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沉浸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工业主义、个人主义的享乐意识中难以自拔。
2005年2月，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英国首相布莱尔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想拿出一种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或者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这种解决方案是否正义并不重要，只不过不会有人同意这种方案。人们沉浸在消费社会所提供的精神安逸与物质享乐之中，“劝服美国公众相信气候变化的危险比劝服其他国家公众要难得多”。这充分说明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世界大部分人口不愿以减少能源消费的代价来缩小未来可能遭遇的社会风险。面对“吉登斯悖论”难以实行的社会基础，经济学一直承担气候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角：未来贴现、B计划以及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大肆吹捧针对环境变化的技术创新，其实质是“将这个问题描绘成在绿色技术上打算勇夺第一的国家与可以拯救世界的市场之间的一场赛跑”，其目的是以技术赢取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和以利他主义原则赢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口实。
二、“碳政治”与现代市场机制
民主的“吊诡”演绎反倒使“碳政治”遭遇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绑架，为新古典经济学受宠提供历史机会。现代民主制度下市场经济运行遵循的市场经济人观是服从理性的“经济人”原则下的个人利己主义。
1.市场经济人观与现代文明主宰模式的同构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因此“经济人”自利原则在亚当？斯密的理念中被理解为：人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自我权利为内容的自利意识形态表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效用论的价值观，“自利最大化的算计理性”被看作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最基本也最普遍的人类行为动因，自利的市场规则获得普适性，成为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人类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形成为个人自我权利的内核。
“经济人”模型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中性”概念，国内很多学者也多从这一中性内涵出发强调经济人创造的机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正义原则，但对这个概念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个体道德利己主义导致的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它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所在。“在这里，我们发现，独立的自我本质上已成为被剥夺者，他已过于单薄，单薄得难以获得其日常意义上的应得。因为应得的要求是以具有深厚构成的自我为先决前提的，惟有这样的自我才有能力占有日常意义上的价值。”桑德尔所指的独立的自我本质就是现代经济人，他是自由主义的实践主体。由经济人引出的能力社会以及强制社会进步等原则导致的现代人的非人化生存状态，它既是对人自身自然能力的摧毁，也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自由主义教导人们尊重自我和目的之间的距离，而当这一距离消失时，我们也就被淹没在一种陌生的环境中。”自由主义的自身局限使其很难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经济人”即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它作为现代文明的主宰模式的实践主体，在还没进入历史之前就已经被“意识形态”的彩色布帘遮住双眼，因此必然引起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
以“碳政治”为契机的生态文明主宰方式就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人观作为一种反力量竭力把“碳政治”新人观吸纳到旧的文明体中，试圖用旧的文明体来完成对“碳政治”人观的改造，尽管“碳政治”新人观被强大的现代市场吸盘所吸引而无力表达出历史的新诉求，但人们已经从气候变化的政治学中摒弃其调和的立场而直接透视生态社会主义的曙光。
2.温室气体排放是最大市场失灵
西方气候政治学者强调：“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市场失灵。”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是现代市场机制的缺陷（缺陷是指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有限正义分配，它达不到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全球正义分配）。因此，所谓的“外部性”也就成为西方气候学者表述市场失灵的有效根据。如何把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灾变纳入到利益考虑之中呢？不仅考虑个人利益，还要考虑到他人和整体的利益。
假如我们使用的私家车，一年行驶一万英里，每加仑汽油能供汽车行驶28英里，那么你的汽车一年碳排放量为一吨。如果以二氧化碳排放的重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重量是以碳计算的排放重量的3.67倍，那么你的汽车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为4吨左右。那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4吨重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温室气体效应在市场机制中应该如何得到解决？传统的经济学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汽车尾气造成的碳排放没有给予考虑。如何把汽车尾气造成的对他人身体伤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灾变同时纳入到利益考虑之中呢？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从时间上作用时间长，空间上作用范围广，以及风险的集中性和潜在的破坏性规模强大等特点，把温室气体的排放视为负的自然资本，将减排视为对自然资本的投资。诺德豪斯秉承了斯特恩“贴现”的方法，试圖通过贴现率来实现代际间环境分配。
贴现率原本是人们用未到期的债券作抵押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除利息损失的折扣率，相当于流行的利息率。当社会学家用社会贴现率来表达社会对未来的关心程度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只看重眼前利益。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会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危机四伏。社会贴现率有如基尼系数，对社会具有警示作用。经济学家聚焦于财富、收入和消费来补偿后代人的生存命运的贴现计算方法的风险性表现于：在这样的模型中，社会福利的计算方法是把每一个当代人的效用和每一个后代人的加权效用相叠加，导致环境服务成本价格加大，贴现系数随之加大，而相应的社会贴现率升高，由社会贴现程度的升高说明未来的损失不重要，只有眼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所谓的“想后”的议题又转变为“思前”的利益问题，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只是当事人的幸福。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对未来的贴现与对未来的风险同在，他说：“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未来贴现’进一步加剧了‘吉登斯悖论，——更准确地讲，你可以说‘未来贴现，是‘吉登斯悖论’的次生概念。与它带给当前的现实性相比，人们发现它很难给未来带去同等水平的现实性。因此，现在获得的一点点报酬，通常会被当做和一段时间之后获得的更大的报酬相等值。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风险”。
由于未将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入到私家车使用的过程中，意味着现在驾驶者把社会成本强加在别人身上，不会为这些排放支付成本。但是在排放受到限制的情形下，可以用“碳价格”作为市场的信号，把未来经济和环境系统变化等社会成本也纳入到市场，这种把消费与未来道德义务叠加的新的社会消费观是西方气候变化政治学者关于气候变暖的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其有关气候变暖学说政策的最终落实的根据。然而这种最优政策与最终经济效益相挂钩的思考方式没有走出新古典经济学道德利己主义原则，因此说“碳政治”与市场失灵是气候变化政治学者的主观臆想，其实质是在传统经济学体制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哀怨。
三、气候分配正义下的“碳政治”实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