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市场理论及评述
“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发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源头。随着客观事实的发展,尤其是在苏联基本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高度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关注,开始从哲学领域转向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资产阶级理论家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责难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有效进行经济运行,认为马克思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危机,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具体设计,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等问题。为反击资产阶级学者的责难,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角度,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做了辩护。由此导致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诞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批判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心是具体的经济问题,即效率与公平问题。
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兰格主张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公有制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中央计划之内利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为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模拟市场和试错法来确定产品的的均衡价格,确保平均成本为最小的要素组合,以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分配领域,兰格认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通,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定劳动力的收入,为尽量缩小按劳分配方式带来的差别和不公,社会资源和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可以以社会分红和教育培训的方式在每个劳动者进行二次分配,也确保社会分配的公平。兰格坚信,市场机制与按劳分配并不矛盾,只要分配的规则和政策是合理,市场竞争就既可以实现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又能维护社会主义的平等。
兰格模式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借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这是兰格模式最伟大的贡献。由于兰格模式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首先在模拟市场中,企业并不具备市场主体的地位,不能独立地对市场价格的变动做出反映,市场机制对企业不起作用,也就等同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企业,也就不可能使资源达到最合理的配置。其次兰格模式要求中央计划当局官员的素质很高,可以借助于计算工具准确地计算消费者的偏好,并能掌握协调配置资源的所有信息,这个条件是不可能实现。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市场和计划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从兰格等人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坚持公有制是实行计划方式的首要原则,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市场模式中的价格要素有中央来按照市场要求确定,这实际上仍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在市场交换中,生产资料的交换是被禁止,以防止生产资料的个人集中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能交换的仅仅是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这些观点都充分反映出兰格等人的理论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的改革理论。
二、西方理论及简要评述
在锡克等人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被现实所否定,剧变后的私有化实践也证明,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上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也是行不通。“社会过高估计了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低估了国家干预过多产生的负面消极作用。社会在努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同时,制造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失去了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控制能力,造成了政治与消费领域的享乐主义。”这些客观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无法拯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应运而生。按照法国《当代马克思》编辑部在1993年第14期对“社会主义新模式”所做的介绍评析,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当今时代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崩溃、社会民主主义衰落、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反思的必然产物;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打破了向社会民主主义过渡的幻想以及在‘现实社会主义’发生深刻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寻求新的道路”。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人:
(1)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模式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在《社会主义未来》一书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有:建立独特“证券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成立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干预、按经济实体进行活动的银行;建立企业竞争机制,使企业以利润最大化原则为目标进行市场竞争;国家通过贷款利率等经济手段来引导市场形成均衡,对经济进行控制。罗默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这一模式不具有最终的意义,仅仅是替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短期的过渡性方案,其实是想通过证券化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
(2)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美国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扬克在《修正的现代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提出的构想。其具体内容如下: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将资本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公共所有;公有企业实现高度自治;成立公共资产管理局,公共资产的产权收益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红。
(3)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米勒认为:工人合作社应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企业,这些合作社实行工人的民主管理。合作社企业按照资本经营的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独立运营。国家设立公共投资机构,负责公共服务和价格管理、制定福利政策、调整收入分配。这一模式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并且可以把市场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平等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4)“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美国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施韦卡特所倡导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施韦卡特强调的是经济民主,他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制度的中心位置,以期实现社会的民主和平等。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集体所有,建立商品和服务市场,消除资本市场;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企业追求“非劳动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劳动者获得工资不是契约工资,而是包括利润的一部分;对企业的投资由通过社会控制的银行网来进行。
(5)埃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模式。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迪安・埃尔逊认为,社会化的市场就是公众参与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克服和消除了私人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交换障碍,不仅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能平等地、免费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经济信息,它还创造出一些新的途径和激励机制,使个人积极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模式的基本主张有: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开放的公共信息网络,实现经济信息的免费享受,消弱资本的剥削力量;加强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利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族主和集体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因而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限制资本家的权利。具体措施有: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民主的企业管理制度;银行实行国有化或准国有化;改革选举制度。这种模式强调了金融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重要意义,倡导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良。
综合比较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主旨和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观的基础上,试图从生产、管理等方面把市场机制引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为看中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基本的经济制度,他们否认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出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满。罗默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说:“看公有制是否如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实现社会主义者需要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我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可能有许多所有制形式比传统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更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我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对公有制的崇拜:公有制已被看作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一种无根据的推论基础上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微弱的,而且我认为,从社会主义的宪法中去掉‘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个要求,人们会做得更好。”在罗默看来,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不是绝对必要条件。施韦卡特认为公有制的实现不等于民主的实现。
事实上,公有制问题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对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给予了论证。当市场社会主义从内在逻辑上放弃了这一基本原则时,就无法提供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理的逻辑,也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如何实践和由谁来实践其理想的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为未来社会设计了各种美妙的蓝图,但始终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出可行性的论述。关于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有的模式提出了逐步削弱资本权力的措施;有的模式提出改革资本主义银行制度,使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同生产的指挥权相分离,从而解开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纽结;有的模式则提出平等地分配国有企业的资产,这些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此外,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中央计划工作者是聪明智慧与大公无私的化身,是柏拉图式哲学家的再现,事实上,这种超自然的行政机构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不会出现,政府官员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体的利益,权力本身会产生不可抵抗的诱惑使人们去滥用权力。在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谁来监督监督者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大都没有谈及。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一种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理论不是乌托邦,它所主张的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就不应该是头脑的产物,它必须发轫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的矛盾运动,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是怎样从旧社会的母体中孕育而生或脱胎换骨的;它还必须能指明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物质力量,必须解决由此及彼的路径问题和手段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具有改良特征。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余文烈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5～6
[2][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余文烈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5～6,26
[3]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13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几次飞跃。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又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苏联都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的大论战。苏联模式在一开始促使苏联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剧变之后，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仍纷纷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使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备。
兼容论。20世纪30年代，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其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小型企业和农业可以保留私有制;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是兼容的;论证了计划和市场可以并存，打破了计划与市场相对立的观点;论证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兰格模式”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
联姻论。这一模式是20世纪60、70年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主张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美国也获得重大突破，美国的格雷戈里等学者认为：“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本身都不具有区分社会性质的属性，既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也不为社会主义所独具，它们都只是一种经济手段。尽管资本主义同市场不可分离，但是把市场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剥离开来是极为可能做到的。”①这就是说，市场并非天然是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市场也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联姻。
主导论。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在复杂的工业社会体系中，如果采纳社会主义的目标，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就应该让位于市场，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这就突破了市场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二元机制上徘徊不前的局面，从而确立了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核心地位。
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剧变以来，市场社会主义受到广泛关注并形成了研究高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起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是在对原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反思和对现行资本主义不平等、不合理制度的不满的反思中初步建构起来的。他们围绕效率、平等和民主三大目标，从政治民主、经济效率、公平分配、工人管理、技术革新、环境保护等要求出发，将论证范围扩大到了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
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启示
所有制结构方面。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公有制的理解不同，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社会所有制，有的把公有制说成为各个企业的劳动者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还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全民的所有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为了突出市场的效率作用与激励作用，有逐渐淡化和否定公有制的趋势。
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还是在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都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然，我们并不是盲目坚持以前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而是在借鉴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如何结合”的基础上，又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我国现在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国情出发，在如何实现市场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以及结合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大胆的理论创新，并取得了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自党的十五大开始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以来，我们不断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两权合一，还是两权分离。公有制实现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所有权;第二层占有权;第三层使用权;第四层经营权。后三个层次都是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租赁制等我们都可以采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一个法律体系、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多项具体制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依据这一原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党的十二大还仅仅提“个体经济（注意：不包括私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到党十三大就把范围从个体经济扩大到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地位也由“必要的补充”上升到“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十五大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从方针、政策层面上升到基本制度高度，而且载入了我国的宪法。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②，说明非公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都是”的提出，使非公有制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不仅不再从意识形态领域区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也从理论上保障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公平使用社会资源。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方面。虽然国外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把市场社会主义以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为标杆，认为它“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原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③，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一方面，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因为它是造成两极分化现实，但却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它虽然否定了社会主义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因为它是造成低效率的现实，但却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观，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两大理论创新：一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在此前提下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特别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对于新形势下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入分配在任何国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悖的，我们要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使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发展到尖锐对立的地步，切实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之初，为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效率低的局面，我们优先强调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党的十六大之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据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顶峰0.491，即使近几年逐步下行，2012年还是达到0.474。这表明我国收入差距还是处于较高水平，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把注重公平的领域从再分配扩展到初次分配，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十则进一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④我们看到，我们党对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公平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经上升到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平等。
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市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运作基础，，但仅仅有市场调节是万万不能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首次提出了“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活动完全由自由的市场机制调节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机制自身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因而有必要对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以避免其消极作用。”⑤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宏观调控理论，对我们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关系到我国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在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上一直存在争论，一直到党十四大才不再羞羞答答拘泥于“这个为主，还是那个为辅”，而是直接提出，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立了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此后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政策层面加以确认，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后市场发挥作用的广度进一步延伸;十又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从十五个方面，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其中，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全新表述格外引人注目，为全社会多个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指明了方向，突破了藩篱，将会进一步加快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步伐，将生产要素改革引入更深的层次，加快实现现代化步伐。特别是人口这一生产要素，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富余劳动力也逐年减少，单靠人口的规模驱动力来拉动经济的动力已经减弱。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将市场地位从“基础性作用”拔高到“决定性作用”，凸显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和力度，也同“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相契合。
当然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这就需要“有形之手”―国家宏观调控来弥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放任市场单一发挥作用，也不是将市场严控在政府调控下，而是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无形之手”揭示出来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一样，“有形之手”所体现的是市场经济规则，规则是人为制订的。正因为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决定其必将是一把双刃剑：能够弥补市场缺陷，保障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转;反之则是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成为市场运行的障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
现在单靠刺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了，因为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已经明显递减。我们既要通过宏观调控化解产能过剩，更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同时不断探索新的产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各自的优点和长处，把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效、有机结合起来。如果要让市场真正在社会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建立有效的权力下放机制，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
结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前途感到迷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趁火打劫，鼓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模式，社会主义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对此予以了有力的回击，市场社会主义便是其中的流派之一。美国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罗默认为，苏联的失败不应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归因于苏联取消了市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还有很多左翼学者也认为，模式的失败并不能从另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完美无缺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好的。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模式，力图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指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从而使市场社会主义变为现实。但不可否认，市场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也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可行的途径、方法和主体。
笔者认为，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并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美国至今还没从危机中走出来，这说明美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模式。相反伴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中国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历史比较看，还是从国际比较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作者为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汪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思茅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第59页。
②《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2013年11月12日。
③⑤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