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关键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变化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4-03
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引领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断增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主题和潮流。资本主义也逐渐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内不断扩张，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散到世界范围，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全新的背景下，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依旧没有改变。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均出现了存在领域的扩展化、转嫁方式的隐蔽化、影响范围的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运用唯物史观深刻的分析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他们得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等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克服和消除其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而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三大表现超出了一国范围，在全球领域进一步深化和演化。在世界范围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等，这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深化的趋向。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
上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新科技革命迅猛推动生产力的增速，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且基本矛盾不断的深化，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对立矛盾是基本矛盾深化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自由地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从那里攫取高额利润。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通过投资、外债和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剥削量就达到2500―3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得1/10[1]。而且发达国家具有科学技术优势，仅从知识产权领域来看，发达国家约占有世界专利的9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有的专利还不到1%。每年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费、知识产权销售等方面获得巨大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差距持续拉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比重为67%，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73.2%，到1999年更是达到了86%，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为19.3%、17.7%和14%，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8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为66%，到80年代末所占份额达到70%以上，1999年更是上升到了82%；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则相应地为25%、20%和18%[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中的分化可见一斑。
发达国家还利用对世界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剪刀差不断加速扩大，发达国家对国内产品实行高补贴的办法又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拒之门外。由于这类不公正、不平等的贸易行为，使发展中国家仅在2000年就损失了7000亿美元。显然，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财富越来越积累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愈益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不断激起发展中国家狭隘的民粹主义等思想，使一些痛苦潦倒、失去一切的人欲通过自杀性袭击或“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反抗和报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显示，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始市场经济时期，几乎每隔十年爆发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倒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大危机迫使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出现了“凯恩斯革命”。
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守夜人”、更夫，而是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和调控国内经济运行，实现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单个国家内部有效地执行了宏观调控，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国家及企业内部管理的高度组织化和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从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在发展中演化为资本主义单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国内生产基本上不再存在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了。
国家干预不过是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缓解了一国经济运行的无序状况，却克服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这一顽疾的恶化。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发展为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显现出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成为了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领导者，其经济活动主要运行在个别国家或组织无法单独实施宏观调控的国际间的全球市场上。因此，即使单个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手中强大的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其内部实现缜密的组织计划性，也无法改变全球社会生产处于无序的状态和国际经济运行的无序特征，无法弥补国际市场上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由于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欲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抢占市场，极力的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威胁民主社会的根基。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如多斯桑托斯所说：“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这“必将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3]。
三、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崛起、深化和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各要素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化生产突破了一国范围，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对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面对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着自身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新兴市场，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在全球范围迅猛扩张。有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已达6万多家，其子公司也有50多万家，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的40%以上，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并且每年还在高速度递增，比较成功的企业都会跨国生产和经营，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全球性的社会化生产的成果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使全球消费市场中占最大比重的劳动群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并且，随着时代变迁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劳动群体的雇佣的命运和劳动条件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入不敷出的工资的实际购买能力还不断的下降，全球劳动群体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群体的消费能力，压缩了世界市场的容量。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劳资矛盾再次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到知识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必然引起就业岗位要求的急剧变化，冲击未掌握新科学技术的工人阶级，导致工资下降，甚至失去工作岗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1995年底经济合作组织的25个成员国的失业人数从1990年的2400万增加到3300万，平均失业率高达8%，1997年欧盟的失业率甚至达到过10.6%，并且这一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失业人数的居高不下，更是无法促进全球性的消费，使世界市场的容量不断的缩小。
一边是全球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全球消费市场的需求，全年增加的经济生产能力有40%是过剩的[4]。另一边是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以往的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当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势必引发局部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动荡。
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而不断的加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资本的积累是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所以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入相对或者绝对贫困状态，使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和能够实际支付的消费日益萎缩。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高额利润，借助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扭曲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或者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远远超过社会有效需求时，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市场容量的有限之间的矛盾便进一步加深。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更加激化。相比早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均已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新变化意味着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并出现了存在领域的扩展化、转嫁方式的隐蔽化、影响范围的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的程度，从而冲破资本主义体制。
参考文献：
〔1〕韦定广，孙勇.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变化[J].社会主义研究，2003，（4）：22.
〔2〕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74.
论文提要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技术革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各国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世界市场形成跨越国界的融合，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并逐渐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其基本标志是“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信息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以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成果为先导，引发了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使得现在一天生产的价值超过以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产总和。由于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生产、消费、贸易、金融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导致了信息、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在世界范围的大流动，为这些因素的重新配置创造了条件，出现了资本高度集中的趋势。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带来影响。首先，国家职能部分被削弱，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从而使国家的部分职能被现在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所取代；其次，社会制度的变化愈来愈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渗透性与我国经济主权的排他性发生矛盾，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制度的选择及实施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制约。
第三，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和运用，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和国家的限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使得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愈来愈成为世界性的，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来愈具有世界的性质。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社会也出现了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显著趋向。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往往导致或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所谓“政治全球化”更多的体现在强权国家国际干预的扩大和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设计。“文化全球化”则体现在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及后现代的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
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就其所体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有其共同的本质属性，而这种共同属性本身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统一性指它是以新技术为动力，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为依托，是经济、金融、技术的全球化交融的扩展与深化，反映了当前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是现代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普及的推动器。
第二，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立性指它是以技术、资本为手段，以生产基地和市场的占领为依托，有利于技术、经济、金融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实现其追逐最大限度的垄断超额利润和在经济、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实现大国资本方式的全球性扩张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是处于劣势的。
第三，作为资本扩张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它的对立性正在导致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产生、扩大及深化，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全球性扩展，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最终将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世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导致世界范围的以强凌弱，破坏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产生更为严重的灾难和罪恶。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正确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受世界经济全球化性质对立统一性的制约，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客观进程的全球化，它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实现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又为中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交往为基本内容，以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发展关系为纽带，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广阔的世界舞台，使中国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中既可以利用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又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以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参与全球化，必须遵守全球范围内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行为规划，这种规则在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协调各自立场的同时，就为多元的利益主体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公开化、白热化竞争提供了“通行证”。全球化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逐渐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管理权，因而使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受到挑战。
（二）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毋庸置疑，国际资本的流动及跨国公司的发展，能给一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能够增加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能够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层次和位置。但也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侵入，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民族经济，使民族经济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通常会扮演“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外资对我国产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股权控制和设立独资企业。目前，国内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明显呈现出被外国企业垄断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内著名商标品牌并入外企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在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一些产业，国内企业面临空前竞争压力，部分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主要参考文献：
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已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急需重新构建;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这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财富安全,促进中国经济的自主、稳定发展。
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货币作为财富的通用标价物,其发行基础是实体经济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财富。随着货币的流通,就产生了一个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规模,即货币的发行数量,应该受实体经济的约束,两者间必须协调。否则,虚拟经济规模(相对实体经济)过度就形成通货膨胀;反之,则形成通货紧缩。两者都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该国货币的币值将受到质疑,国际公信力将降低。
“二战”后产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颠覆了以往的以英镑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因为欧洲受到“二战”的重创,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强的经济体:1945年,其GDP占发达国家的60%,工业产值为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先后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有份额减少,实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正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减少、美元公信力下降的体现。
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导致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剧烈动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公信力。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其症结在于: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缺乏约束机制。美国滥用铸币权、过度举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其实体经济已不足以支撑美元所占有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的严重过剩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并通过逆差向国际输出大量美元,引发全球性通胀,威胁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和财富安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
当前世界实体经济格局正在呈现多极化趋势,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地位逐渐下降。实体经济的格局变化,使当前国际虚拟经济格局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衡。而在重新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过程当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当属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当前,重新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改变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积极推动世界货币体系走向多极化,并加强对世界储备货币发行的监管,按新金本位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第一,建立世界货币组织,实施金本位,发行世界公币。世界各国可自由选择是否加入世界货币组织,成为世界货币组织会员国。各会员国依照经济实力向世界货币组织认缴黄金,世界货币组织据此作为储备基准,以金本位方式,发行世界公币。各国按其经济地位向世界货币组织认缴黄金份额,并相应获取其发行的世界公币。世界公币主要用于世界货币组织与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买卖和国际收支清算。
第二,国际货币由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行。世界各国可自主选择实施原有的货币制度,或者实施局部的准金本位制。一国选择实施局部金本位制度,是指将其发行的国际货币与世界公币或黄金挂钩,并用于国际结算;在国际结算中,只需支付黄金的净差额;国内货币的发行流通机制由其自行决定。实施对外支付部分的局部金本位制度,而不是全局金本位制度,既能使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运行,也能使现有国际黄金储量足以保证国际货币的发行量满足需求。
第三,缔结国际公约,世界公币和国际货币的发行,受国际公约约束,接受世界货币组织监管。世界货币组织定期对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评估和监控,并建立各国之间的收支清算系统,必要时应对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国家进行救济。
依据上述构想,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层式的结构:第一层次,为世界公币――以各国认缴的黄金为基准,由世界货币组织发行,由各国的中央银行认购;第二层次,为主要国际货币――以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行的美元、欧元、国际化了的人民币、日元等为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或世界公币挂钩,具一定的含金量;第三层次,为其他较活跃的、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体所发行的货币,即一般国际货币。各国可以选择或者与主要的国际货币挂钩,或者自行制定货币发行。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以黄金为基准,以世界公币为发行基础,国际货币与世界公币挂钩发行的新型局部金本位货币体系,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极化的特点。
重构的世界货币体系采用新金本位制,与传统的金本位制相比,它具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世界货币组织以各国认缴的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发行一定数量的世界公币。世界公币相应地为各黄金认缴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每单位的世界公币具有稳定的含金量,一般用于各国的货币发行储备,以及中央银行层面上的清算支付。
各国中央银行可自主选择货币制度:全面金本位、局部金本位,或者保持现有模式不与黄金挂钩。如果一国实施全面金本位制度,那么其货币发行应以央行持有的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为基础,同时用于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如果实施局部金本位制度,那么应以央行所持有的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用于国际流通支付部分的货币,而国内流通的货币由该国的经济发展自行决定,不受世界公币和黄金储量的约束;如果一国选择实施原有的货币模式,则用于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支付货币的发行,将均不受到世界公币和黄金持有量的约束。
一国选择实施新型的局部金本位制度,其货币发行能够获得诸多优点。如果一国实施金本位(包括局部金本位和全面金本位),则该国货币由于具有较为稳定的含金量支撑,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良好的声誉,保持币值的坚挺。在实施金本位的同时,如果该国的经济体具备一定的规模,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那么该国的货币就能够逐步提高,或稳固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其他国家储备持有,从而成为流通范围广、币值坚挺的国际货币。
全面的金本位制度是币值最为坚挺的一种货币制度,但可能面临黄金储备不足而制约货币发行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局部金本位的制度安排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局部金本位制度下,一国受到黄金储备量约束的货币仅限于国际流通部分的货币,这样就兼顾了国内货币发行的自由和国际流通货币币值坚挺两方面的好处。进一步,在新金本位制度下,用于国际流通支付的货币以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以及该国的财富实力为储备基础,可按一定的准备比率发行。这样更加节约了黄金储备量,使新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发行能够有效满足需求。
建立新监督机制
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一方面,应该建立多极化的货币体系;另一方面,也应建立对国际货币发行的监督机制: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世界货币组织在体系的平稳运行和世界公币的发行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金融货币组织,具备执行世界货币组织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进程中的职能。通过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组,构建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对应的世界货币组织(WMO)。WMO致力于协调国际间的货币金融问题,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体系的建立。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加入WMO,并接受WMO对其在国际货币发行、交易及管理方面的监管。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组的WMO,应该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当中行使多项监督管理职能,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货币组织应加强对国际货币发行的监管,提高透明度。世界货币组织应敦促和监督各货币发行国,对其中央银行的世界公币持有量、货币性黄金储备量,以及主要国内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定期披露。各国对于其本国货币发行的调控,包括货币政策的变更,公开市场业务的进行等,应及时向世界货币组织报告备案。世界货币组织参照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及其调控变动,应定期公开各国的货币发行量与货币发行基础的状况。
二、世界货币组织应定期对国际货币的含金量和汇率进行评估、。世界货币组织通过建立分析模型,定期对各国货币发行的储备基础进行评估,结合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货币发行量,可以对各种国际货币的含金量进行评估,并据此估算各国的汇率指导价格。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围绕它们之间的内在价值比率,按市场供求行为,自行波动。世界货币组织应定期公布此项评估结果。
三、世界货币组织应建立国际间的清算中心,便利国与国之间的支付结算。国与国之间的支付差额最终将通过黄金进行结算。世界货币组织接受各国认缴的黄金,可以据此建立国际黄金清算中心,各国可通过世界公币支付的形式进行清算,也即进行了黄金的清算。
四、世界货币组织还有义务对会员国提供贷款,进行救助,稳定经济。当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可能会引起该国货币发行量的急剧萎缩或者货币急剧贬值,这将对该国本身以及相关的经济体产生负面的冲击。世界货币组织此时有义务以其建立的国际金库,并发起协调主要会员国对该国进行救助,提供黄金贷款,稳定该国的货币体系。
依据上述的方式重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稳定当前国际金融形势、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建二元货币体系
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符的作用。当前,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真实财富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极不相称。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经济总量居全球前四位(这仅仅是用贬值后的美元作为标价,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很可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位)。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从1997年金融危机和当前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中国没有受到较大冲击的原因就在于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所以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过程中,中国还应该坚持稳妥原则,尽量保证国内经济的自主、稳定发展。
根据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积极、稳妥原则,中国应该改革币制,推行新金本位,建立二元货币体系。
一、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以基准货币――黄金为基础,发行黄金券,借助黄金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黄金券实质上就是国际版的人民币,主要执行对外支付功能,进入国际市场流通。在发行黄金券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稳固黄金券的发行基础,逐步增加黄金的储备比例。
二、在国内,仍以人民币为惟一的法定货币,按现行体制运行。
黄金券与人民币之间可以互相兑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黄金券与外汇也可以互相兑换,实行自由汇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不能直接互换,必须按上述机制,经黄金券中转兑换。这样,黄金券就成为构筑在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一道防波堤。通过对外汇―黄金券―人民币之间的汇率――这一“闸门”的调控,可以抵御国际经济的冲击,化解境外金融风险,解决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难题――
一、实施二元货币制度,外汇收入不再直接影响人民币的发行量,从而摆脱“创汇过多”之虞,中国经济将获得更大的持续稳定的发展空间。
二、二元货币制度规定,国际资本不能直接兑换人民币,这将有效解决“热钱”流入、人民币被动投放问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确保人民币发行的主动权。
三、增加黄金储备,将减少美元储备过高的汇率风险,有利于维护国家财富安全。
关键词全球化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仍然盛行现实主义的逻辑，各个国家行为体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自然亦当如此。
一、政治战略
中国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资本积累。同时，中国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两德统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红色政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心一意抓生产，搞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堪称引领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并且，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拥有重大的影响和话语权。因此，作为如此重要的政治大国，其所采取的政治战略要十分慎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战略要着眼于时代背景，要着眼于中国实际，要即顾及世界稳定与繁荣又关切中国主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并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以及自由化将世界牢牢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利益合成为一体。这样，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来看待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已经不符合时宜。经济的相互依存要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和平的处理各类事务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世界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谋得共同的福利。着眼于“和平”这个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对外政治战略要以维护世界局势的和解和世界的平等互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身的立足点。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些对外实践理论依据。对外“和平”的政治战略集中表现在我们的“和平崛起”战略上来。我国对国外经济技术援助不掺加任何别的特殊条件也是推动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表现。“发展”是另一个时代主题。发展不仅涉及发达国家而且涉及发展中国家，并即有自身的发展也有国际社会共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即要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要有利于世界的共同进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能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维持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从而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就业以及生产生活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大贡献。中国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带来帮助是对世界大发展的贡献。
二、经济战略
经济因素处于社会各个因素的基础地位，一切政治、人文等因素都是建立在经济因素之上的上层建筑。正是经济因素的重要地位，制定好一个国际的经济战略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辽阔疆土和丰富的资源以及最大的内部市场。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底子薄负担重。考虑中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战略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这是主席连续第四次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从2013年到2016年，四届峰会，10多次演讲和致辞，把脉全球经济的疑难病症，主席“望闻问切”，把脉开方，彰显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和反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在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的G20平台上，中国更需要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有影响力的大国形象，在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进理解、加强协作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从睁眼看世界，到叩开世界的大门，再到逐步融入世界，直至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迁的路口，主席的“G20时间”，留下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出路，也有世界对这个古老国家的新认识，更有世界走向未来的新力量。
中国自信：发展与治理的大国担当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乐于分享、广纳良言，达成协商合作机制，适应形势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本届峰会的主席国，主席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以“中国智慧”解题、以“中国道理”说事，从中国“元典”引出“小智”“大智”的辩证法，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正如主席所说，二十国集团聚集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国际社会对我们充满期待，对这次峰会寄予厚望。希望杭州峰会能够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等第一时间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推动二十国集团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关键在于坚定信念、立即行动。三个共同，必将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奠定新的基础，为增进全人类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从8月26日至9月6日，中央及地方新闻网站、“两微一端”刊播主席重要讲话的相关报道86万多篇次，新闻跟帖、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互动平台讨论量1516万多条，点击量38.6亿余次。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本次峰会取得的成果，“中国方案”获各方认同，“中国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力量”得以充分展示，舆论称赞峰会完美演绎“中国自信”，彰显我国领袖风范和大国担当，将汇聚磅礴力量，进一步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向。
中国智慧：改革与创新的顶层贡献
杭州，一座因创新而活力迸发的城市。峰会前后，走访阿里巴巴写入多国领导人的活动日程。专注“创新”的中国探索，给G20决策者带来启示。主席指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应该继续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
本次峰会将创新增长方式列为重要议题讨论。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因此，必须探索构建“全球创新体系”，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能够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G20各成员国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并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这也是二十国集团首次围绕创新采取行动。
本次峰会期间，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切实发挥了网上权威舆论导向和压舱石作用，充分宣传本次峰会的重大意义，深入阐释峰会主题，完整介绍中国经济新变化新亮点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广泛传递我国关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理念和主张，全面展示了各国领导人对峰会的重视和期待。各个专题不仅页面制作精美、各具特色，且注重在内容上加强策划，不断推出原创精品稿件，形成了网上报道争奇斗艳、精彩纷呈的景象。同时，商业网站也做到了专题内容丰富，更新及时，多角度、多形式呈现峰会亮点。本次峰会的网上报道浓墨重彩、气势恢宏，正能量强劲充沛、亮点频现。
中国力量：开放与合作的人文关怀
本次G20峰会邀请了众多发展中国家与会，为历届之最，同七十七国集团、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小岛国等广泛对话，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国，也属于全世界。“据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致辞中，主席用这个数字警示各方。
主席指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应该发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这一独特视角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展现了中国谋求共同发展的决心，也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G20峰会的一大亮点是中国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实现全球70亿人‘一个也不落下’，不管社会经济状况和种族背景如何，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会正是对这一目标的践行。”
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蒂斯认为，随着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独自发展”几乎不可能。这就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包容的一个重点便是全球共享发展成果，在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沼时，保证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掉队。中国主张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中国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主张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有效参与空间，让所有国家平等对话、分担责任，共同谋求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问题1：（导入）今天我们学习第八单元的内容，请翻看目录：（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本单元共3课，呈现的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这种趋势在二战后是如何发展的？从中我们得到哪些历史感悟？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本单元需要探讨的问题。意图：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全球化概念早已耳熟能详，以学生熟知的经济概念为切入点，进入本单元学习，可引起学生共鸣。通过设置问题，以疑导读，导入新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本单元的兴趣和探究欲。同时，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课本目录不阅读，对单元结构不甚了解，只是孤立地学习每课内容。通过这种单元呈现的方式，逐步培养学生阅读目录的习惯，帮助学生认知单元特征、理解单元内容及内在联系，从而做到高屋建瓴。过渡：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请看课本材料：P104本课课题下引言：“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就开始构思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计划。他认为，世界经济应该建立在国家间合作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霸权或者闭关锁国。这就是怀特计划，它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第1、2自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欧国家普遍衰落；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由于英国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成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美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问题2：据以上材料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什么变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规律？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它提出了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什么计划？其真实意图是什么？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什么变化？意图：以教材为依托，根据教材的显性材料，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从二战后西欧、美国的实力对比，得出“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结论，再联系、分析一战前后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原因，进行知识迁移，得出“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认识。从材料中筛选信息得出：美国提出怀特计划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再引导学生思考：对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上必然会有何野心？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自然会得出“称霸世界”的结论，据此让学生领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挖掘教材的隐性联系，释疑解惑：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使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期，为重建战后经济秩序，1944年7月，一些国家在美国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问题3：布雷顿森林会议有哪些国参加？《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以谁的计划为基础的？根据此协定成立了哪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说明此时美国的愿望是否实现？为什么？意图：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内容，落实课标要求（1），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间、地点、构成。同时提醒学生：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参加，还有苏联和中国，因为苏联、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必要、更有资格承担国际责任。这样不仅可让学生反思旧有知识，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而且可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为世界进步事业作贡献的决心。该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时美国的愿望基本实现，因为，这两个机构都由美国控制，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美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命脉。依据：（1）认缴资金；（2）总部都设在华盛顿，由美国人担任关键职务；（3）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稳定等价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建立稳定的比价关系。这样，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从而使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产资源向美国转移，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运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这就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是本课中核心的经济概念，学生从生活体验中有初步的感性认识，而对其深刻内涵不甚理解，这样通过解析概念，就帮助学生理解了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命脉的关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现课标要求（2）。同时，讲述内容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对20纪70年代后，该体系解体和现实中美国成为当今最大的负债国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过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执行机构，它们的职能不尽相同。
问题4：请看图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币标志）和材料（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一些国家，像冰岛，濒临破产，需要依靠国际组织的支援）：冰岛应向哪个组织申请贷款？意图：根据两大组织的职能分析，冰岛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是根据课标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补充时事材料，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产生兴趣与欲望。为展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历史课堂面向现实的功能。过渡：呈现史料（美国财政部长福勒曾得意地宣称：“各个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各国货币围绕着美元转。”）
问题5：生活中你最常见的国外货币是什么？我们今天通常会称美元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福勒的话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你能举例说明吗？此时的经济格局对政治格局又产生什么影响呢？意图：以学生的社会生活为切入点，引出“美元即黄金”。带领学生再认《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也是其基本特征）：一个中心，两个挂钩（略），强化基础知识。福勒的话形象地说明了美元与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反映的实质问题是美国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引导学生透过经济现象，探究本质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影响，学生对课本结论难以理解和记忆，引导学生从积极、消极两方面来看。积极：从全球来看，“为世界货币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有利于维持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课本），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补充）。举例：一方面，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也促进了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等等。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消极：从对美国的影响来看，“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课本），成为美国扩张的工具（补充）。举例：一方面，美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和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资本扩张，加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凭借在国际金融中的特权和支配地位，美国垄断组织增发美元代替黄金，作为输出资本，购买外国货物、企业，以及支付海外驻军的庞大费用。于是黄金大批流入美国，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实力。经济优势使得西欧各国在政治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外交政策上都追随美国，如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就是一个例证，最终导致东西方冷战。通过史料补充，适当地对课本知识加以延伸与拓展，让学生学会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史实验证课本论点，避免将结论生硬地强加给学生。通过对课本结论的补充，与单元特征“全球化”紧扣，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相联系。最后，把历史现象与经济、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增强—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争夺世界霸权）冷战—两极世界的形成，通过这样一个归纳过程，增强了学生的思维力度，提高了对历史知识的感悟能力和思辨能力。过渡：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还存在吗？让我们来阅读补充材料：特里芬难题美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后，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
关键词：世界经济格局；美国金融危机；经济发展；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46-06
2008年9月开始，折磨美国经济已近两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全面的金融危机，并进而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那么这场危机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呢?
一、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已数月，对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全面的冲击，但是，这一切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并不大，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与一年前一样，仍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总量、科技实力(通过人均GDP水平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应)和国际经济关系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后是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中国无论是人口和国土面积还是增长潜力和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总量都显示着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性：印度则以人口和发展速度引人注目：而俄罗斯和巴西占有人均资源量的优势。其他的经济体或者由于人口或者由于面积、经济总量与前述各国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如表1所示，以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DP中，墨西哥2008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8％，俄罗斯是美国的26.7％，这与2007年的21.2％、19.8％并无质的区别。GDP最高的中国占美国GDP的百分比分别是2008年29.5％和2007年的23.8％，同样没有质的变化。因此，在2008年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仍主要扮演跟随者或追赶者角色。
考虑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声音，也可以说，美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作用削弱了，但考察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世界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和国际经济调整的方向，我们看到美国对国际经济仍然有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跟随者在跟随的过程中既没有意愿改变自己快速追赶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在目前看来仍然是改善自己境况成本较低的一种)，也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实力不够)。欧盟诸国虽然有意愿想弄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作为一个国家联盟而非单一国家，其行动的一致性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而且欧盟自身的问题比美国更多，同样没有实力真正去改变国际经济秩序。比之欧盟，日本的整体实力就更差一些。再加上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谁也回避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程度不同，而越是融入程度高的国家，如欧盟和日本所感受到的冲击力也就会越接近危机的起源国。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的几点判断
只有对世界经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个基本的判断，才能分析其对不同经济体冲击的力量和延续的时间，进而讨论各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回归稳定发展前所受的不同影响。
(一)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几点基本判断
1.危机的成因。一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美联储运用货币工具不当、监管缺失，再加上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认识不足、心中无数导致的。由于货币供给政策运用不当。导致了市场长期处于流动性过剩的状态，于是过剩的流动性盲目寻求增值，积累了巨大的风险。由于监管不足，导致了“三无”人员(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固定资产，无良好的信用记录)也能得到大笔的贷款，于是祸根深埋。由于监管不足再加对金融衍生工具认识不足，导致了次贷也能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变成优质资产，而且这些资产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由谁持有，于是信用丧失。这样，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问题便演变成了危机。
这只是表面或直接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主观价值量对客观价值量偏离带来的能量积累已经达到能够引发危机的程度了。一方面，美国需要消耗(而且这种消耗速度还在不断增加)大量的财富在国内和国际上完成其客观和主观都有需要的目标。在国际上，美国要打赢反恐战争，要完成单边主义赋予的一切内容都需要大量的开支；在国内，美国也需要满足美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比如住更大的房子，拥有更好的游戏软件等。另一方面，美国却无法增加创造财富的速度。从劳动力、资源、技术发展等方面看，美国在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财富的创造速度只能保持低速。两方面叠加的结果必然是客观价值量的不断减少。于是为了维持大国的里子和面子，美国只好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通过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向别国、向未来去借。其结果是每一单位的客观价值所对应的主观价值越来越大。当这种偏离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危机的能量从它所能找到的最薄弱的环节宣泄出来，形成了危机。
2.危机的发展。基于对前述危机形成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美国金融危机也是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既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可以把危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虚拟经济领域爆发并祸及实体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是虚拟经济领域实现稳定但实体经济的危机继续发展。前者主要通过消灭主观价值量来实现其向客观价值的回归。后者则主要通过破坏客观价值(包括对应的主观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客观价值载体的重新配置。
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首先是美国虚拟经济领域的大混乱，然后是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其他国家虚拟经济领域受到冲击，或者遭遇震撼，或者也跟着混乱甚至崩溃，同时与美国虚拟经济联系最紧密的那些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部门也受到冲击，原来比较健康的企业感受困难，原来不太健康的企业处境艰难甚至开始倒闭。在这个阶段中，首先是美国，其次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会基于危机表面原因而推出大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理清混乱了的虚拟市场，阻止其向实体经济的蔓延。这些政策有的会有一些效果，更多的不过是干扰了危机发展的进程而已。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由于第一阶段发展的结果先是美国然后是其他大国新的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建立起来了，于是虚拟经济开始稳定下来。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破坏带来的企业破产、大量失业，使得实体经济也已经混乱不堪。重新理顺实体经济的过程将是一个更多企业破产，更多人失业直至新的稳定的过程。
要完成这两个阶段。世界经济重新回归正常发展大约要到2012年。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各大经济体的影响
表2所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初对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所做的预测。对比
本文作者在2007年所作的相关研究，这个预期一方面低估了美国受次贷危机冲击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把危机局限在美国范围之内做出的。所以可以将其作为在没有危机冲击情况下，各主要经济体的正常发展预期。在危机全面发生后，IMF于2008年11月份对2008和2009年的预期做了全面修正。这个修正反映在表3中，其对2008年的评估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但对2009年的评估笔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基于前面对危机发展的总体判断，结合后面对各国实际的分析，表4给出了直至2012年，对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预期。
1.美国。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确定其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尤为重要。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统计，“二战”以来，美国曾经10次陷入经济衰退。过去10次衰退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0个月，其中最严重的两次衰退分别发生在1973至1975年以及1981到1982年，这两次衰退分别延续了16个月。同时根据该局的研究。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就已经进入衰退。似乎美国经济顶多到2009年3月就能进入复苏。但是，我认为，直到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中爆发出的问题还主要是源于房贷的金融衍生产品，随着经济的下滑和失业的增加，基于信用卡、车贷、学生信贷等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可能出现问题，还会对金融市场形成新一波冲击。无论这个冲击是大还是小，只要没有过去，信用的重建就难以实现，危机的第一阶段就不会结束。综合各种信息，这个期限大致应该在2009年的夏天。只有第一阶段结束了，再经历10个月左右的衰退，复苏才会到来，而且复苏的速度不会太快。如果这个估计成立的话，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是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据此，表4预期了美国2008～2011年的经济增长。
2.欧盟和日本。欧盟的长期经济基本面甚至不如美国。我们看到，其老龄化发展迅速，劳动力质和量的增长基本停滞；由于科技发展水平低于美国而难以获得技术领先的垄断利润：以福利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创新的抑制导致创新匮乏。同时，欧洲的资产泡沫和监管缺乏一点不亚于美国，欧美的长期同盟关系和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把欧洲和美国的金融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所以，欧洲所受的冲击不仅有来自于美国的，而且还有自身被美国金融危机带出来的大量问题。欧盟已经在美国之后陷入全面的衰退，而且复苏的时间将在美国之后，它的衰退至少要持续到2010年的第三季度，之后的复苏速度也会略慢于美国。因此，欧盟2010年全年的经济增长不会是正的，2011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太快。
同欧盟一样，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也不如美国，其老龄化问题甚至比欧盟更严重。劳动力的总量在下降，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不可能很快，虽然技术创新能力强于欧盟，但科技发展速度和水平同样无法超越美国。但同欧盟不同的是，日本由于泡沫经济崩溃的教训，在金融领域的问题比之欧美要小一些：日本地处当代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东亚区，如果这个区域复苏比较快的话日本也会得近水之利。因此，日本经济的衰退会是发达国家中最轻的，并且会和美国同步复苏，但复苏期的增速则会低于美国。
3.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对于巴西来说，发达经济的衰退带来的效应是两方面，有利的方面是发达经济为了应对危机大举降息，这极大降低了巴西的债务成本：不利的是流动性的急剧下降不利于其借新债。而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引起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降对巴西的影响则是单方面的，即严重影响了巴西经济的扩张。更严重的是，如果巴西的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足够大的话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紧张，甚至干扰经济秩序，加深危机的程度。因此，2009年巴西经济会随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而放缓，2010年如果不恶化的话，则会是新一轮增长的起点和本轮下降的底部。
与巴西不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打击对印度是利大于弊。虽然印度也出口大量矿产品，但进口金额更大的能源和原材料。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衰退对印度经济则是弊大于利，首先是外需不振了，其次是资本外流。因此，印度经济的减速成为必然。糟糕之处在于，世界经济的问题加剧了世界各种矛盾的深化，而印度在国内国际本来就有许多处于爆发边缘的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更是随时可能爆发。任何一个矛盾的爆发所引起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们对印度进一步失去信心。而加深外部冲击的影响。孟买恐怖袭击就是一个典型，估计至少使2009年印度经济成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当然，印度经济的基本面总体上较好，因此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印度会在2010年上半年重新开始加速。但由于欧盟经济还在继续衰退中，这种加速会比较缓慢。2011起则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正常化。
国际原油价格在2008年下半年的暴跌对俄罗斯2008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是巨大的。由于预期2009年原油的均价将比2008年大幅下跌。因此2009年对俄罗斯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方面资本项目可能因为资本对油价下跌后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的怀疑而出现巨额逆差，另一方面油价下跌将极大影响俄罗斯经常性项目的盈余，甚至于也出现巨大逆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2009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我们估计资源价格会在2010年实现对2009年的相对稳定，不会有向上的突破，但俄罗斯经济已经适应资源价格的不振。经济增速不会再大幅度下降。到了2011年，资源价格会由于世界经济开始重入正轨而稳定上升，俄经济开始较好上升。
由于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又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因此其经济变化与美国比较同步。这次危机对墨西哥主要的影响在于全面打击了美国经济而间接影响了墨西哥出口、资金汇入和旅游业。
4.中国。在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首先，就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会维持到2022年左右，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将维持到2035年以后。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7年人均GDP才2500美元，这意味着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的余地还非常大。再次，从制度创新方面看，中国也还有很大的余地，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将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力。因此，由于本次金融危机首先挤爆了金融泡沫，进而加速了资源类商品泡沫的崩溃，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实际上是有好处的。但是，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是显见的。虽然中国的直接损失与其经济规模比起来确实不大，然而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大，发达经济体衰退和世界经济减速带来的外需增长失速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好在中国过去数年积累了大量的盈余，如果这些盈余使用得当的话，足以通过扩大内需弥补未来外需增长的不足。仅中国中央政府推出的4万亿投资就足以弥补明后年外需增速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甚至为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只要成功实施中国在2008年12月15日之前已经计划的刺激措施就足以保证中国经济2009年8％以上的经济增
长。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进一步介入的话，经济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本轮周期的底不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就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的某个月份。当然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将继续下行。中国经济触底后的上升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随着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在2010年开始复苏，中国这一年度的经济增长会略高于2009年。到了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则会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回升到2008年的增长速度，开始新一轮高涨。
三、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
根据表4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几年增长状况的预测，以表1中列出的当前(2008年)各主要经济体的GDP为基数，算出表6第4行，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各主要经济体的GDP。根据表5确定的2012年偏离率算出表6的第2行，2012年各主要经济体的GDP。再根据除欧盟以外当时各国的人口，可以得出表5的第3和第5行，当时各国的人均数。根据表6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总量上看，世界经济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选取的这些经济体中，中、印、巴、墨、俄构成的发展中集体与美、欧、日构成的发达国家集体GDP的比值，2008年是26％，2012年是34％。这确实意味着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了。甚至2012年中国以汇率法计算的GDP也超越了日本，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世界经济三强。但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过是欧盟或美国总量的约40％。
从人均上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发言权。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只有日本的约九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就是与除印度外的其他大经济体比较，也大约只有这些经济体人均数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会增大，但仍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向型政策。
在发达国家内部，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危机把欧盟经济发展的长期基本面不好这一劣势进一步暴露出来，欧盟的相对经济地位只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其试图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并不会成功。以日本在危机后的经济地位，它在世界经济中也不可能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
因此。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本次危机后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升，但即使到危机的冲击力消失、世界经济发展回复到正常轨道上来的2012年，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几点政策建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先度过危机期。当然在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长远，多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战略部署。
(一)关于危机应对
第一，要尊重客观规律。经济周期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不是宏观管理者能够改变的。因此，不要试图为了逆转经济走向而过度使用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宏观经济管理者所能做的是缓和危机的冲击，尽可能减少危机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不可恢复的伤害。
第二，该坚持的要继续坚持。不能因为应对危机就把本来要做和应该做的工作停顿下来。比如，与其为了保出口提高补贴还不如把这部分钱平均分给中国老百姓，以内需弥补外需。又比如本来应该推出的制度创新，一些因为这些年经济环境较好而忽略了的，要捡起来坚持做下去；一些已经在做并为实践证明是有益的，不要因为出现了外部冲击就放弃了。
第三，该放弃的要坚决放弃。有些做法从理论上看是合理的，但经过实践发现是不合时宜的要先搁置起来。有些做法本来就不合理，因为种种原因做了，应该乘此危机关头将其抛弃。
(二)关于长期战略部署
第一，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避免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国际义务，更要防止把发展中大国的国际义务规则化的倾向。
第二，要抓住机会走出去。我国要实现长期发展，除非把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减少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以下，否则的话只能依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危机给了我们全面布局世界资源、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我们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坚决抓住。这个资源主要包括能源(油气、煤、核)、矿产、重大装备及技术和技术精英。对于虚拟资产及其操作人才的引进。则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发展程度的限制要慎重对待。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基本框架；动力机制；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D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73-02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与全面的批判，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书中的一些论点存在一定问题，也招致学术界的批判，弗兰克在这本书中构建的世界体系论，在一些理论结构上存在不科学，不严谨之处。本文拟就书中所涉及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三个方面进行评述，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根源。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
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具有以下特征：时间宽泛化，世界体系形成于5000年前，成熟于19世纪，不存在16世纪的“历史的断裂”；空间扩大化,世界体系始终是一个包括全球各地在内的整体，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模式；组织模糊化，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大致以亚洲,主要是中国为中心的模糊组织，没有明确的中心-边缘组织架构。世界经济体的定义是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通过频繁、大量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经济联系体制，而在16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偶然的、少量的奢侈品贸易，从16到18世纪，作为亚洲文明的中心--中国，其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以政治外交为目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的联系体制，且这种联系更多的限于周边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他认为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是欧洲居统治地位。如果用当时的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1］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也不认同弗兰克所提到的1400-1800年已经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以“白银资本”为纽带的成熟的世界经济体。弗兰克的论证和推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书中对于“世界贸易”的分析主要限于欧亚，对于其他地方视而不见，这是不符合世界性的，即使是欧洲，主要叙述的是西欧情况，而没有将东欧纳入研究范围。而亚洲则把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以偏概全，使其标榜的世界性大打折扣。
（二）书中仅列举了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之间贸易的绝对数值，并没有将对外贸易额在各自国民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列出来。只有列出比重，才能真正反映各国在经济方面是否存在密切的结构性的联系，而仅仅是贸易的绝对数值是无法得出紧密联系的结论。
（三）弗兰克研究世界性贸易联系，只关注“交换关系”，而忽视交换的性质和结构，而交换的性质和结构对于判断是否存在真正稳定的、结构性的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
（四）弗兰克试图把15到18世纪世界各地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经济单位强行划归到一个笼统的经济体之中，并以白银作为所谓世界货币，在流通中的表现来揭示世界处于一个经济体，他抹杀了世界各地区实际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性质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严重影响了其理论基础的科学性。
二、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问题
弗兰克引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然而在体系的运行动力问题上，他的观点出现了问题。首先，他彻底否定生产、积累、交换、分配以及文化、社会结构等一切内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了局部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外因和整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在事物变化中其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影响整体。弗兰克刻意割裂内因与外因、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片面地否定前者，突出后者，结果只能造成理论的空洞化。因此，他虽然含糊地提出应该以“基本的经济力量”解释体系的变迁，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基本的经济力量”，它如何以整体的形式作用于局部，如何导致了体系的发展演变，都没有、也无法进行明确清晰的解释。其次，弗兰克试图彻底的向“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并努力与其一切理论联系进行切割，但他在否定这一切过程中，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也一同去除，如他否定“生产关系”、“封建主义”“国际关系”等概念，而作为历史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必然体现为某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是用以分析、界定这个体系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一个给孩子洗澡的母亲，洗完后连孩子带脏水全部倒掉了。”［2］弗兰克放弃这些概念体系,等于挖去了理论的根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世界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最终必然要陷入理论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在本书中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仍然未解答好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亚洲为什么会在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走向衰落而欧洲却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弗兰克坚持，西方的兴起是“暂时地胜出”，并强调“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弗氏借助的解释工具仅仅就是“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这未免轻率。虽然弗兰克也试图从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与需求、生产成本高低和技术变革等方面来辅助说明原因，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他彻底否定马克思、韦伯等一切与“西方”相关的理论以及西方内部的对现代经济体系作出贡献的一切因素，最后仍只能回到所谓的康波理论，导致自身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问题
理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理论创新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扬弃，这有这样理论创新才有意义，由于弗兰克对相关西方理论全面否定，又无法创新，导致理论空心化，无法使人信服，他所推崇的亚洲中心论仍然是传统的学术观点，弗兰克“破”有余而“立”不足，他所谓的创新只是用一种传统理论取代另一种传统理论而已。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世界体系的阐述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反映他在历史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一）弗兰克过分强调生态、经济、技术之维，而忽视了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这是由于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的结合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所要求的资料也更庞杂，这是弗兰克本人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也是他所阐述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全球经济网。
（二）关于史料的取舍运用及史学方法论问题。《白银资本》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史料多取材于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推翻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却很少运用原始资料，诚如作者预料的那样：“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作者引用的布罗代尔的问题：“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否象自然科学那样将研究建立在已知的研究成果上？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方法、态度（历史观）、是否科学等一系列因素。
（三）《白银资本》一书对量变与质变关系原理的贯彻存在着争议。由于作者一直强调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就引发了疑问：难道500年来甚或500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就从未发生过本质上的变更？当然，弗兰克同意在这所谓“同一个”世界体系里存在着量的增长与扩展，他说在1500年前后特别是美洲的白银进入世界体系后，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便处在不断扩张之中。同时弗兰克也承认了西欧在这一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网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欧人而不是亚洲人将美洲的白银发掘出来并将之融入世界市场，是西欧而不是亚洲率先于1800年前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后出现了所谓“西方”的兴起，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此前亚洲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一直存在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以1800年为分水岭，世界体系前后是有着巨大区别的，1800年前亚洲主宰，此后欧洲唱主角。但是由于弗兰克认为“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依附”等等都属于“普洛克路忒斯式”空洞概念，同时他认为按照康波理论，世界体系的主宰在经过“欧洲”或“西方”这一曲折之后必然回到“东方”，这就有历史循环论之嫌。
可以说，《白银资本》一书的成功和失败都导源于它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其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强调全球视角。但同时为了给这个泛化的世界体系提供存在的依据,弗兰克竭力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甚至不惜剪裁、扭曲历史。这也是该书中存在大量与史实不符、逻辑混乱之处的原因。从中国中心论和中心西移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5-36.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府职能；中国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超越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全方位的沟通、互动和合作，并日益加强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以后全球的由物资、劳务、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
随着以信息革命为特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气魄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品质，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目前，在180多个主权国家中，绝大多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因此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2）国际经济活动活跃。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劳动力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上各国、各社会之间多方位互相联系而形成了现代世界系统。首先，国际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发展，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领域，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占世界生产的28%.此外，国际经济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提升。
（3）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显著。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作用于经济全球化活动。1995年WTO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的全球经济的宏观制度和调控体系已经基本构筑完成。同时，世界经济规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世界市场的运行秩序。
（4）国际信息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规模空前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使经济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使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5）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形式，它直接组织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配置和贸易交换。跨国公司本身也在迅速地全球化，即它们在海外的利益正在超过其母国的利益，甚至将其重心和总部移到母国以外的地区。
经济全球化整合了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性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影响尤存，“9.11”事件的冲击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因此，任何一个不想被世界抛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使本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
二、政府职能概述
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管理方式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它主要强调市场优先，政府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政府应该有七项基本职能：提供经济基础；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保持经济稳定。萨缪尔森指出：在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执行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种：确立法律体制、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建立影响分配收入的方案。
凯恩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后深刻反思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即：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时，市场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但针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的全球化和主导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之间将发生分裂，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弱化，以至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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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加强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并未真正损害政府的权力，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未减少，这些因素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管理，促进了政府作用加强。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生活越复杂，越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
三、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