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汞；汞形态分析；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X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1-0318-01
汞是自然界中分布非常广泛的一中元素，几乎在所有的矿物质中都有汞的存在，作为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物质，汞不仅存在与自然界中也渗透到人们的生话之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汞本身含有剧毒，因此汞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由于汞的存在形态因不同的条件而发生变化，因此要想解决汞带来的危害，列于汞的化学形态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化学形态分析通常指的是金属与生命有关元素的价态和络合物分析，即测定人们感兴趣的元素的各种价态、络合态及其在样品中的含量或分组分类的形态分析。汞化学形态分析就是要测定汞的各种价态以及汞在各种物质中的存在形态。不难看出化学形态分析要比传统的元素分析要复杂和困难的多。因此，在汞的化学形态分析中科学合理的检测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在汞的化学形态研究的方法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很过优秀的成果和创制了一些科学的汞形态研究方法。
关于汞形态的分析，虽然汞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但是作为独立的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含量却很低，因此众多的汞形态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首先对存在的汞进行分离富集然后在进行研究。汞的分离富集方法一般是通过含有强氧化剂的溶液讲大气中的汞、水或者其他样品溶液中的已经被还原为气态的汞加以吸收，从而实现对汞元素的分析富集。对经过分离富集后的汞形态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吸光光度、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发射光谱法、色谱法、质谱法、中子活化分析法、毛细管电泳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等。这里我们仅以毛细管电泳法做一介绍，毛细管电泳法是色谱方法的一种，它以高压电场为驱动力，以电解质为电泳介质，以毛细管为分离通道，样品中的汞进行分离和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在已有的分析研究方法中，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有一些不组，因此在汞形态的分析研究中应该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因为在对汞形态的研究中，汞元素会以多种形态存在。以对松花江的汞形态的研究为例。
通过表格可以发现松花江中的汞形态有水溶态汞、盐酸溶态汞、碱溶态汞、过氧化氢溶态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有机汞的形态存在的汞元素。
一、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
（一）个量研究方法
个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往往使某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无法观察到宏观经济问题对个量关系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反作用。二是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通常是带有条件性的。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某些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排除了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然而在现实中，外部经济因素却常常是经济变化的重要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容忽略。
（二）总量研究方法
总量研究方法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只见树林不见树木，从而忽略某个重要经济个体对整个经济总量的影响，因为在这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中，经济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常常是不清楚的。
有些人会认为：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完美的研究方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首先，个量和总量并不是可以刻意无缝对接的，它是有条件的，然而这个条件是可变的，没有规律可以遵循。所以很难找到可靠的模型或方法进行自动连接；其次，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有区别的。在不同的研究前提下，强行把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果。
二、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实证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由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经济后果是客观事实。保持价值中立是这种方法的核心和基础原则。然而，规范分析方法主要是研究经济的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通常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作为依据。
（二）缺陷分析
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明这两种方法是有机融合的，各有优缺。即便如此，这种分析方法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这种分析方法理论性和教条主义色彩浓厚，与现实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造成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极低。其次，实证研究力图用掌握的有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去证明普遍适用的经济命题，不可避免的具有概率性。这就会造成进行规范研究时，经济命题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和前提是错误的，错误的起点和前提自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经济结论。最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可能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三、动态和静态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静态研究方法就是抽象掉了了变化过程和时间因素而静止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以及均衡状态的达到所需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所需的时间和形成均衡的过程。
动态研究方法则对经济体系的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分析。它是通过引进时间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和经济行为从前到后的变化过程。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从而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二）缺陷分析
静态分析完全抽离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静止的孤立的考察某些经济现象，忽略了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因此，我们很难把这种分析结果应用于生活，以知道我们的经济实践。
动态分析是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复杂难求，即使可以操作，也需要大量的假设前提，而这些假设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自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不出正确的研究结果。明显，它不仅与静态的分析方法有冲突，而且与现实不符，我们自然要对其结果存疑。
四、均衡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均衡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变量如何趋于均衡的方法。均衡分析方法通常分为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将经济现象分成经济部分，只对部分进行集中研究，而忽略其他部分。一般均衡侧重于通过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
（二）缺陷分析
（1）由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发生，以至于经济均衡是难以达到的。（2）均衡分析法忽视了过程与结果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因果关系，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忽视均衡过程与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诸多经济现象。（3）均衡分析法最大缺陷的是只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因而，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数据模型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步的标志，数理方法的应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经济规律，使经济具有了科学的形式。但是通过单纯的理论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很难去反映经济事实的。
（二）缺陷分析
首先，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经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依赖于统计事业的发展，然而现实中有很多经济数据是无法量化的，即使可以量化，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却无法模型化。其次，数据和数理模型的运用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可能依附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从而造成不顾客观实际和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歪曲经济事实。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实践经验不同，人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验数据。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差异，滥用经济数据，滥用数理模型，随之而来必然是不切实际的研究结论。
六、结语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进行分析，是为了使人们在使用某种研究方法时，注意其却缺陷的干扰，在研究结果中剔除这些缺陷的影响。即使联合使用这些研究方法也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对于联合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应当慎重，以得出有效的可用的研究结论。（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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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一语道出意识形态建设在高校党建中的重要性，也是对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新的遵循、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最高学历教育，研究生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意识形态教育也应成为高校研究生事业发展的重要部分。
1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特点
当前，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较之以往发生了较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在人民群众的实践生产、学习生活中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日新月异，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等走入千家万户，社会网络化、虚拟化的态势逐步显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社会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迅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重要生活聚集地。网络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信息的聚集地和发散地，各种意识形态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传播。研究生群体又是高校教育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在于研究生是高校学术科研的重要力量，出于学术科研的需求，他们比普通大学生更有机会和更有条件通过网络渠道接触到当前的各种价值观念。同时，这个群体还处在身体机能不断发展、心理活动复杂多变、价值观念不断重塑的阶段，真假是非辨别能力有待提高，极易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极端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些客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和研究生群体的自身发展阶段使得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新特点，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工作阵地由现实向网络延伸、工作对象由简单向复杂衍变、工作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工作环境趋于复杂多变、工作内容不断深入与丰富等。
2高校加强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领域
2.1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党的理论源泉，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加强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教，以更生动、更活泼的方式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中国化历程，将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发展历史相结合，以实际的例子诠释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现象和国际问题等。同时，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培育研究生的哲学思维和历史思维，引导研究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青年的价值观决定了国家未来的价值观，国家未来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现在的大学生，国家未来与现在的科研创新也要依靠高校研究生。因此，做好高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至关重要。要加强对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将“倡导富强、民族、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研究生脑海，引导广大研究生内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成为研究生的行为准则。
2.3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体现了个体和民族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目标，认不认同当前国家的理想信念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功与否。推翻“三座大山”、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源于先辈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目标追求。时至今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成为当今时代每个有志青年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前进的方向，有如航海中的灯塔，黑暗中的光明，指引着我们前进。广大研究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加强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凝聚改革共识，汇聚发展力量，形成精神合力，推动国家快速发展。因此，理想信念教育应成为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内容。
2.4加强法治意识教育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来保驾护航。作为国家现在与未来发展的主力，研究生是否有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中之重。质的突破是以量的积累为前提，法治思维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循序渐进方能实现，高校要持续稳步推进法治意识教育，通过加强法治意识教育使研究生更加清楚的认识党的执政来源，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因此，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离不开法治意识教育。
3高校加强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探析
3.1强化三种思维，抓好研究生意识形态思想引领
一是要强化战略思维，认识到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从“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出发谋划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观察、研判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及其走向，推进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二是强化底线思维，树立红线意识。从事物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来看，底线的突破与否是事物是否发生根本变化的判断依据。对于底线，不容探讨、不容协商、不容突破，要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宣传报道有尺度”。[3]要鼓励教师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培养，但对于涉及底线问题的要予以正确引导。三是要强化辩证思维，正确抓好高校研究生思想引领。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是指导现实生活、开展实践工作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生管理部门要用辩证的思维正确看待学术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平衡二者关系，既要注重对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也要认识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性。
3.2强化三种意识，健全研究生意识形态宣传体制
加强研究生意识形态工作还是要依靠宣传，畅通、有效的宣传渠道是宣传有力的保障。一是要强化属地意识，加强研究生意识形态宣传。“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是高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应有的态度，研究生工作部门本身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宣传效率，切实增强宣传实效性。二是要强化协作意识，齐抓共管搞好宣传。众人拾柴火焰高，意识形态宣传要与高校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工会组织、各级团委等的加强协作，共同推进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创造研究生意识形态建设大格局。三是要强化联系意识，加强意识形态研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研究生管理部门要增强预见性，用发展、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建立研究生意识形态研判预警机制，加强对社会舆论焦点、热点进行有效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
3.3夯实宣传队伍，增强研究生意识形态建设力量
开展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党，基础在人。缺乏“一支政治坚定、业务娴熟、结构合理，熟悉思想政治工作、熟悉高等教育管理、熟悉媒体作用的专业宣传思想工作队伍”[4]是无法开展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宣传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完善人才选拔机制。意识形态工作宣传不同其他岗位，岗位的特殊性要求所选人才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因此，高校在人才选拔的时候既要注重对业务知识的考察，更要注重对党性的考察，确保所选人才符合岗位需求。二是要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宣传工作要与时俱进，跟紧时展潮流。而保持先进最有效的办法是强化学习、加大培训。高校应注重宣传队伍的学习培训，通过对党政工作人员、思政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进行外出交流、专题学习、课题研究、专家讲授、主题讨论、案例分析、网络教学、开设培训班等方式提升综合素质。三是要夯实研究生学生群体的宣传力量。研究生学生群体组织是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是学校联系研究生的桥梁和纽带。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群体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各级研究生会的引导，协助建设好学生组织的宣传队伍力量。
3.4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研究生意识形态宣传方式
新媒体是科学技术进步衍生出来的产物，是信息时代最显著的标志。以互联网、移动电话为主的新媒体导致“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话语权”，新媒体的出现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更大挑战。挑战既是机遇，新媒体一方面使意识形态教育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也为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更广泛、更有效、更宽广的平台。因此，各高校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巨大优势，寻求新媒体与研究生意识形态建设的耦合点。一是要顺应时展潮流，主动融入新环境。高校各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要主动运用新媒体，在互联网、移动电话中开通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形成各部门、各学院上下联动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种新兴社交平台的联动和聚合效应，将意识形态教育延伸到虚拟网络中，扩大意识形态建设阵地。二是要善于运用新媒体，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将新媒体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法治教育等主题相结合，用生动、浅显、直观、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引导广大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意识形态教育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三是要积极回应焦点问题，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生的诉求如果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单纯依靠思想“灌输”是无法壮大主流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解决涉及研究生的利益问题，才能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土壤。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回应、跟踪、解决广大研究生在评优评先、住宿条件、后勤保障、教学设备、校园环境、生活条件、学习就业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做好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建设。
一、生态思维下的高校研究性教学的调研设计
研究性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通过研究性教学，引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对学科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最终使学生能够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8]。结合生态学相关观念，我们认为，研究性教学的生态因子可以概括为人员与环境两类。其中人员因子就是研究性教学的主体：教师与学生。环境因子包括：研究性教学观念（观念因子）、相关管理评价制度（管理制度因子）、教学设备与信息资源（资源因子）、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因子）等。以上因子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对研究性教学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对研究性教学相关因子的考察侧重于对学生感知的调查，适当结合对部分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访谈展开。问卷调查主要围绕研究性教学的相关因子进行问题设计。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南京地区211高校的本科生，考虑到研究性教学有效性调查需要一定的认知过程，选择调查的学生范围包括大学二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其中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是受调查的主体。学生所在的学科包含文、理、管、工、农等。调查采用传统问卷和网上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出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25%。
二、高校研究性教学相关影响因子调查结果分析
（一）关于研究性教学观念（观念因子）的调查
1.学生对研究性教学的认知调查主要包括对研究性教学概念的理解及了解途径、研究性教学的开展情况、学院或学校对研究性教学重视程度、研究性教学必要程度、研究性教学可行度、教学方法的整体满意程度等。调查发现，尽管研究性教学方法在高校日常教学中已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研究性教学这一整体概念在调查对象中尚有27.94%的人不了解。通过学校宣传了解这一概念的学生占36.16%，其次是通过书刊阅读等途径了解。根据调查，超过89%的学生认为研究性教学有必要开展，有81%的学生认为高校研究性教学已具备了可行性，但对学校研究性教学的重视程度、学校研究性教学的开展情况、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整体满意度三项指标的评价并不高，满意度一般的比例分别为：60%、55.34%、50.68%，认为研究性教学在高校中开展得很好的只占8.14%。
2.学生对研究性教学的认可程度本项调查从学生参与研究性教学的意愿、研究性教学对考试成绩影响以及对学业负担的影响三个方面了解学生对研究性教学的认可程度。调查发现，超过86%的学生对参与研究性教学的意愿较强，大部分学生认为研究性教学不会影响成绩，但是有近半数的学生认为研究性教学对学业负担会产生影响，超过20%的学生认为对学业负担的影响较大。
（二）关于研究性教学主体（人员因子）的调查
1.教师所需要的素质和技能调查学生作为教师上课的直接受众，对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有直接的了解。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认为只有部分老师具备研究性教学所需的素质和技能，有20%的同学认为只有极少数教师具备相关素质和技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教师在研究性教学方面所需的技能和素质参差不齐。
2.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自身素质调查研究性教学是否有效也受制于学生的自身素质和知识建构。本项调查主要从研究性教学所需的相关素质展开，具体问题包括：（1）用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阅读的时间与能力；（2）收集、分析、整理信息的方法和能力；（3）研究方法熟悉和掌握的程度；（4）研究课题自我设计能力；（5）在学习过程中同伴合作意识和精神；（6）研究论文（报告）的总结和撰写能力。调查结果表明，除“用于文献资料收集及阅读时间与能力”和“在学习过程中同伴合作意识和精神”项目外，学生参与研究性教学的自身素质普遍较低，如表1所示。
（三）关于研究性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因子）的调查对研究性教学方法的调查，可以从一个侧面推断出教师采用研究性教学的意愿及在研究性教学上的投入。调查发现：课堂问题讨论、课程论文设计、小组案例设计、课后答案查找及求证为教师使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式，其中课堂问题讨论采用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2%，采用课后答案查找及求证这一方法的比重最低，为35.7%。调查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法是小组案例设计。在本项调查中，有部分同学认为课堂问题讨论不等于课堂提问，不能就问题而提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氛围是更值得关注的。
（四）关于研究性教学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因子）的调查
1.关于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在研究性教学中重要性调查表明，“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评价制度”是影响研究性教学开展的重要环境因子。但只有29%和26%的受访者认为现行的管理制度和教学评价制度适应研究性教学，绝大多数学生认为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评价制度谈不上对研究性教学的支持，不能适应研究性教学的要求。针对研究性教学“课程设置及教材使用情况”满意度调的查显示，有45%的受调查者认为一般，有接近25%的人对现状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其原因可能与当前知识更新迅速，而与人才培养相关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滞后有关。
2.现行教学与管理制度中的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侧重从学生感知的管理制度问题进行调查，将研究性教学管理制度问题因素概括为表2所示的几个方面。调查发现，占据影响因素前两位的是“没有配套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比较麻烦，师生花费的时间精力增加”，其比例分别为50.68%和49.59%，有37.18%和11.51%的学生认为“没有配套的教学评价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落后”影响了研究性教学的有效性。
（五）关于研究性教学的支撑环境（资源因子）教学设备与信息资源对研究性教学起重要的资源支撑作用。调查显示：支撑研究性教学的“电子设备、图书馆及实验设备”也是影响研究性教学的重要因素，接近70%的受访者认为支持研究性教学的电子资源不够丰富，内容更新不快，校园网络环境及综合性教学服务平台使用不便，全校性的实验设备共享还无法实现。
三、高校研究性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一）人员因子问题：教师与学生所需技能与素质不足高校研究性教学中的技能与素质需求既来源于教师，又来源于学生。从教师的角度看，研究性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教师要针对学生的素质特点，改进自己的教学,逐步转向设计问题、启发思路、介绍方法、评价结果等。但访谈表明，只有部分老师实现了转型，多数老师的表现很一般或很不好。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的基本素质直接影响研究性教学的效果。调查表明，尽管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抱有极大的热忱，但是缺乏进一步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可以认为，高校学生面对研究性教学还没有做好准备。
（二）观念因子问题：高校研究性教学观念还不够深入研究性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它突破了课堂、课本、学校的限制，具有开放性、实践性的特点。尽管针对研究性教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很多，但迄今为止，对于高校研究性教学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不同的教师和学生对研究性教学的理解不同，教学效果也不同。对研究性教学的认知调查表明，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师生对研究性教学的认识只停于表面，不够深入。学校虽然强调教学方法的改革，但忽略了对研究性教学内涵的探讨，忽略了师生角色的变化。因此，尽管教师在教学中主动采用问题教学、情景教学、探索研究式教学等新方法，但以学生为中心，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观念并未真正形成。这种现状直接影响了研究性教学的有效性。
（三）管理制度因子与资源因子问题：高校研究性教学的管理环境建设滞后高校研究性教学的开展，还牵涉其他管理环境影响因素，高校研究性教学的管理环境因子问题还可概括为两个关键点：一是教学管理及评价制度滞后，影响甚至阻碍了研究性教学的深入开展。二是缺乏有效的资源支撑环境，网络信息资源更新慢，网络教学平台没能与学校既有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管理环境建设滞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研究性教学活动在无序状态下进行，最终妨碍了师生研究性教学的开展。
四、生态学理论视角下高校研究性教学的发展思路
（一）生态思维指引下研究性教学发展的一般准则
1.重视对多个因子的系统考量根据生态学理念，生态变化都是系统性的，一个因子要素所发生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研究性教学是一种过程，其目标应指向教学的效益和质量，并非研究和教学本身。因此，研究性教学不仅要考虑教学方式因子，还要考虑观念因子、管理制度因子、资源因子对研究性教学的影响，各个子因子之间必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衔接才能保证研究性教学系统的有机发展。
2.重视因子间的协同进化与发展自然生态系统是基于系统结构中各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而进化的。协同性也是研究性教学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人员因子之间，教师通过学生的反馈，不断改进和提高研究性教学水平，学生通过有经验教师的教学，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人员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也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例如教学设备和信息资源的积累可以为人员因子提供帮助，人员因子可以促进管理制度的完善等。
3.重视关键物种物种是生态学中的概念，指在生态系统中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起重要作用的种类。在研究性教学生态系统中，关键物种就是关键因子。人员因子是研究性教学中最为重要的因子，充当“关键物种”角色的人并非整个教师和学生群体，而是系统中对研究性教学方式和技术运用自如的教师和学生，特别是教师。培训教师将会有助于研究性教学效果的实质性提高。
4.重视研究性教学对环境的适应性适者生存是生态学特别重要的观念。研究性教学生态系统也必须重视相关因子的本地化策略。例如，不同的高校教师的需求不一样，学生素质也不一样，相应的管理与评价制度也应该存在差异，研究性教学方式必须认真考虑研究性教学在不同教学环境中应用策略。
（二）高校研究性教学生态化发展的具体策略
1.以意识培养为先导，培育研究性教学的良好生态氛围研究性教学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之中。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意识决定着生物体的行动。研究性教学的本质是一种教学方式的革命。无论是教学管理部门还是教学辅助部门，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无论是学校内部还是学校外部，应该对研究性教学的核心内涵达成一个明显的共识，这种共识会促使人们对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式予以认可，减少争论，促进资源共享，从而能够促进“研究性地教”、“研究性地学”等功能目标的实现。
2.以教师和学生为核心，识别研究性教学的关键物种研究性教学中，学生是中心，而教师的角色是对学生进行引导，通过教学程序的设计、教学方案的组织与实施，开发学生的潜能。因此学生与教师是研究性教学中两个相当关键的量。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有较深造诣的教师和有探索精神的学生就是研究性教学的关键物种。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卢德馨认为教师应对学科知识的本质具有深刻理解，具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和一定的研究背景，具备促成学生成功体验的方法和手段等[9]。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教师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我们认为通过培训和交流可以让更多的教师向这个标准靠拢。对于学生来说，需要从低年级就开设培育和发掘能够自主学习、掌握探索学习方法的个人或团队，再以示范和交流的方式传播成功的、支持创新的学习方法。
3.以管理制度建设为契机，改进研究性教学的体外循环为了保证研究性教学能得到长期有效开展，需要拥有一个科学的管理机制作为保证。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有点类似生物体的组织循环机制。本文将研究性教学的体外循环系统总结为:开放的教学系统，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良好的教学管理和评价制度，相对有效的激励和竞争机制。上述几个方面中，最具指引性的应该是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体系及其相关的政策激励，因为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决定了研究性教学的动力，目前高校以论文和科研项目为中心的指引体系很难将师生的精力引向研究性教学。笔者建议可以在校内选择部分学科、部分课程先行试点，建立相对应的管理激励制度，待成熟后再向更多学科乃至更广的范围进行推广。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关键词信访信访学信访生态信访生态学信访治理
一、研究背景
社会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大量“疑难杂症”纠纷涌向信访渠道，信访在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信访生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信访总量下降与态势缓和并存。2015年江苏全省信访总量40.84万件，同比下降22.4%；2016年一季度信访总量6.74万件，同比下降34.1%，其中来省上访1.22万件，同比下降32.3%；来信5148件，下降了29.1%；来访1364批、4531人次，同比分别下降了31.7%和36.5%；网上信访2252件，同比下降30.4%。为而更好地把握信访态势，需要立足信访生态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信访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升信访治理能力，减少信访积案存量与控制信访问题增量。在基层信访态势平稳的环境下，学界原有的“抗争性政治”论调与“风险社会”话语已逐渐缺乏对信访新问题的解释力。鉴于国内信访形势发展的趋势与需求，考虑新时期信访工作的特点，以生态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成果为依据，重新解释信访工作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生态，显得尤为必要。研究信访矛盾与社会问题时，不能只从信访问题本身出发，作孤立的分析和独立的研判，而应进一步了解它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信访生态的研究是准确把握和研判信访形势的理论前提，也是了解实情的现实依据。对信访事项基本情况、信访人的诉求期盼、信访矛盾和问题的焦点等情况的调查，是弄清信访问题前提，可以为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提供依据。信访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信访生态入手，弄楚问题的实质，看现场、座谈、走访、调查这些环节都是不或缺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景化分析和质化研究，看有没有侵犯信访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如有，属于什么类型，违反了什么规定，应该如何纠正？在此基础上形成信访生态治理的基调和思路。信访生态学话语体系建构，重视信访制度环境的内生需求，也是完善中国特色信访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学科建构意义上，信访生态学是信访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信访生态学学科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科学界定与合理把握学科定位与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弄清“信访生态学研究内容是什么”“信访生态学建构机理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信访生态学学科属性研究
（一）概念界定与理解
信访生态学是“信访”与“生态”的有机结合，即将信访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中，考量“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因素与信访行为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因此，信访生态学是研究信访活动及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原理与方法。信访生态构成信访政治活动存在与发展的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总和。信访生态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本质目的在于构筑诉求表达的生态环境，最终形成良性的生态信访机制。信访生态学的定义包含着“元预设”（meta-presupposition）的合理成分，这种“元性质”的预定使其成为“预含的、尚未展开而将要展开的基础性的、原则性的和指导性的论断”。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体系建构初期的窘境一样，信访生态学学科体系建构的难点在于：一是体系和内容是否完整，二是原则和标准是否得到认同。信访生态学边缘学科的性质恰又使得这一关键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果断的共识，然而这正是新兴学科成长的动力所在——在质疑中生存，在争论中发展。某种程度上，信访生态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恰是“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积极尝试，一方面新兴学科往往建立在特定理论预设与价值预期之上，超越社会历史进程和现实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新兴学科建设需求往往来源于社会现实和不确定性未来的微妙关联，“可能的未来经常不是限制现实，而是有利于现实的形成”。作为理论建构的初步尝试，信访生态学可能遭遇种种质疑和诘难，但这不影响一门学科成长并成熟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反思、探索和改造之中，在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完美的建设方案成熟之前，学科体系建设的局部困难或不足仍是无法规避的学术现实。随着信访学理研究不断深化，信访生态学研究成为信访研究的必然趋势。对于信访生态学的理解应把握以下几点：1．信访生态学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信访生态学是研究信访政治活动及其基本规律的学科。信访生态是实现生态信访的基础前提和现实依据，生态信访则是信访生态的理论方向和价值目标。信访生态是合规律性问题，重视信访生态系统，突出信访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信访则是合目的性问题，探究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信访生态体系以实现理性上访。2．信访生态学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信访生态（学）是信访（学）研究的基石，信访理论、实践或制度的研究“天然地”构筑于信访生态基础之上，脱离信访生态的信访研究无异于“缘木求鱼”。信访研究建立在特定信访事项和事实基础之上，这就需要从信访生态环境出发，采用质化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把握信访矛盾和问题的实质。3．信访生态学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信访生态与信访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联与相互作用，一方面信访生态是信访政治活动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信访政治活动对信访生态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它影响并改变着信访生态。“信访生态”是实践基础，“生态信访”是价值目标。信访生态学试图在解析信访生态的基础上，建构有序的生态信访。
（二）学科性质与定位
1．信访生态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信访生态学是新兴边缘学科，仍处于建构的初期阶段，缺乏完整的学科体系和一致的理论方案。信访生态学遭遇的理论建构压力与现实诘难困境使其更多地接近于虚幻的“学术意象”而非简单的“学科事实”。一方面，信访生态学面临着理论建构的压力。信访生态学是集成性较强的边缘化学科，单一或特定的理论工具很难全面囊括其理论内核。另一方面，信访生态学面临着现实诘难的困境。信访实务工作的边缘化也是造成信访生态学学科体系边缘化的直接因素。信访“非制度化”表达的特质使得信访人和信访机构均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信访生态学是一门关注社会“边缘化”问题的“边缘化学科”。2．信访生态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信访生态学是信访学与生态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学科。信访生态学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信访政治活动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两者之间互动关系，探讨信访政治活动如何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及社会生态系统如何影响信访政治活动的存续。信访生态学拓展了信访学的研究范畴，将信访政治活动纳入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予以全面考量。信访生态学采用了生态学的思维范式，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诸要素重构信访研究的理论体系。3．信访生态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信访生态学立足信访环境的生态特征，重视信访主体与环境互动。信访生态学旨在总结、提取信访实务工作的经验成果，将抽象化的生态学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生态治理工具，以此指导并服务于信访实务工作。信访生态学运用信访学的基本理论去研究信访活动及其基本规律，运用生态学基础原理及方法去分析和研判信访问题，为信访工作提供全面的事实依据。
（三）研究内容与维度
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一门学科形成并区分于其他学科的基本前提。信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涉及信访生态的各个维度。1．信访生态的问题域（Problematic）研究。信访生态学的研究首先应树立问题导向意识，找准信访生态的问题域及核心点。信访生态的问题域既包含信访活动内在范畴，又指涉信访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外在关联和逻辑空间。信访生态的问题域研究应在信访内部范畴和外在空间交叠作用中，把握信访生态的实际问题和主要矛盾。从内在范畴看，主要以行政信访的运作机理为研究的核心点，关注行政信访的主要类型与基本特征、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功能定位与价值探讨、改革方向与治理逻辑等。以信访类型研究为例，依据国家与民众的自主性、动机与行动目标、底层政治逻辑等分类原则，可得出不同的信访类型，针对不同信访类型及其主要矛盾，寻找分类治理的对策。从外在关联看，主要以行政信访的逻辑关联为研究的切入点，探究：社会转型中经济要素变化如何影响信访行为选择；政治环境如何塑造影响信访观念；文化信仰环境如何改造信访行为；传统风俗习惯如何影响诉求表达等等。在外部逻辑关联上，摆脱部门体制差异束缚，专注于特定信访空间的行政信访研究显然不能满足整体信访生态系统建构的需求。因此，信访生态学应注重对党委、人大、司法等信访活动的比较分析和整体性研究。2．信访生态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研究。信访生态的主体性研究是信访生态的关键问题。信访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主体性活动，信访生态的主体性问题涉及信访人、利益相关者及各级信访部门、机构或人员。信访生态的主体性研究主要是探寻信访人、潜在利益相关者、各级信访部门、机构或人员等主体的动态博弈。研究信访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涉及信访生态系统的内部调适与外部调节。注重信访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全过程分析，把握协调、督察督办和化解各个阶段的流程管理。根据主体需求和信访事项的特殊性加以化解，形成信访、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而言，信访生态的主体性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信访人的研究，当前的信访生态系统缺乏相应的风险矫正机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也容易诱致信访问题。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看，信访人的信访行为是基于策略计算的，除了简单的诉求表达原因外，对信访活动“投资”报酬的追求构成信访人选择缠访、闹访，甚至选择“群体性上访”的内在动力。一定程度上，信访问题的“显性化”取决于信访人对各种利益表达方式（缠访、闹访、群体性上访等）风险化收益的策略考量。因此，需要从信访生态的视角，研究信访人的内在生理与心理特质，寻找信访人从“经济人”向“生态人”转变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二是对信访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信访利益相关者也是信访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无直接利益的“守望者”，也可能是具有间接利益联结的“同盟者”和“人”。将信访利益相关者置于信访生态的主体变量中考察，有助于认识信访利益的“价值链”，揭示信访主体的价值关联。三是对信访部门、机构或者人员的研究。当前信访治理生态仍是被动式、撞击式的事后补救机制，疏于事前的预测与防范。由于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制度整合与协调机制，信访体制松散，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机构设置庞杂，管理职能分化。条块分割信访组织体制，行动无力，尤其表现为信息传递和资源调度的滞后，无益于危机事件的应对。各部门、各机构都设有相应的信访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只对本机关负责，信访机构之间职能相互交叉，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由此构成基层信访治理的“碎片化”状态。由于各层级政府信访机构的权力有限，信访机构只是充当了“中转站”的角色，绝大部分的信访事项只是在信访机构象征性地中转一下，信访机构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信访部门既要解决好与维稳部门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信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信访事项可能涉及规划、国土、财政、环保、公安、房管、建设、文保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既要做到依法按章办事和高效便捷相结合，又要处理好部门之间的衔接。因此，对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是信访生态学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从信访矛盾处理化解过程来看，信访处置人员政策水平、文化知识和业务素质是信访生态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3．信访生态的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研究。信访生态学研究不是凭空的理论建构，而是建立在特定信访情境之上的事实判定。从信访运作的生态空间看，基层信访是信访制度运作的“常态”。从基层信访治理的现实样态看，基层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逐级走访制度有待全面落实，初信初访办理力度还不够，依法治访不到位，致使基层的非正常上访、越级访、重复访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在生态空间上，信访生态情景化研究的重点是关注基层信访问题。从不同的视角看，信访生态的情境化研究的侧重点各异。从过程看，涉及信访事项的登记、接谈、分类办理、督察督办和汇报审核、整理归档等全过程。情景化研究通过阶段细分、工作细化，对交叉互缠，错综复杂的信访问题进行重新区分和梳理，注重经验积累。情景化研究重视信访答复、复查、复核等程序和受理、办理、反馈等环节，同时注重对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方法的研究。从方法看，主要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重视信访案例的分类研究。质化研究重视对信访事项性质的观测、描述和分析，在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理解特定信访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发生机理，从而提炼、总结价值判断的依据。通过信访案例的分类研究，找出分类治理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从目的看，以大量、特定信访案例为基础材料，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炼信访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把握信访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通过情景化分析找出信访问题核心矛盾和主要线索，以保证理清事实依据、定性准确，为后续信访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样板和实践参照。4．信访生态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研究。信访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多样化的诉求相互交织。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种收集多种有效信息的制度，通过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及时发现制度漏洞，从而使低成本纠正和改正错误成为可能。对信访人来说，信访部门是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由于法治化建设滞后，信访的救济功能被过分扩大。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优于其他救济方式的特殊权利，政府也过多干涉部分不宜用行政处理方式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例如政府部门受理一些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由于信访法治建设不足，信访制度的功能错位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信访制度本身及其与其他纠纷解决制度的冲突。从信访生态秩序看，信访生态学需要研究信访制度重塑与建构问题。一方面，探讨信访制度缺位时的最优安排，研究信访制度演进与定位、《信访条例》修订、信访政策缺位与补位、信访机构职能的法律界定等问题；另一方面，试图建构信访制度体系，研究国外民意表达机制镜鉴、信访制度法治化改革、信访法律制定等问题。通过信访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将非制度化信访表达引入“制度化”渠道，寻找打破信访制度惯性的力量，释放信访制度活力的基本规则，解决基层信访生态的“乱象”与“无序”。信访生态的制度化研究的难点是界定好“三个边界”，即民意表达的权利边界、依法治访的权力边界、权益救济的制度边界。其一，从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来看，无论是“权力监督说”“矛盾化解说”还是“政治参与说”，都忽视了信访制度是“民意表达”的权利。其二，由于信访立法的滞后，相关监管和追责机制不完善，也缺少各类配套措施，由此产生的“制度真空”可能导致信访行为的失控，即无法识别信访风险并对其进行风险矫正和规范。督查机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例如，《信访条例》对重大信访事项听证的相关规定中，未涉及听证的具体范围及操作程序等重要内容，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信访制度实际操作的难度。其三，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信访制度缺乏与其它纠纷解决制度的适当衔接。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设置门槛过高，限制较多，民众往往被排除正式制度之外，更愿意选择信访救济作为诉求表达渠道。信访生态的制度化研究的重点是讨论法治中国进程中的信访法治化问题，包括法治化与信访的关系，信访法治化的路径，信访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也涉及信访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权责体系、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内容。通过国家制度体系的整合，探寻信访制度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中央巡视制度的有效对接，重塑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以改革精神和法治精神为统领，探索“法治信访”的实践路径，推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信访治理。为进一步提升依法治理的水平，需要明确信访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权责体系，推进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明确信访法治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标准，确定信访法治的调整范围和对象，构建信访治理的法治框架。通过信访制度化的研究，推动形成政策优化机制。5．信访生态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研究。目前国家治理体系正处于现代化的建构之中，因而国家未能提供有效的信访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当前的基层信访治理技术的效度有限，“排査、稳控、截访、打击、花钱买平安”成为县域信访工作的“五步曲”。中央巡视组检查时期，各地信访局便从本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临时接访小组，身着便衣，混在人群中，打着中央接访的旗号，“倾听”民众的诉求并“承诺”维护其相关利益，以此劝退相关信访人。待中央巡视组完成检查离开后，民众逐渐发现自身的诉求未得到重视或解决，由此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上访高潮。这充分暴露出基层信访部门在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骗访”“截访”的手段“息事宁人”，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治理效果有限并可能民众上访的高潮。当前信访治理的运作逻辑表明信访部门在信访问题的协调和处置上发挥重要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信访部门的“治理化”倾尤为明显。信访生态学立足于“大信访格局”，强调国家顶层设计与分层实施，全面掌握情况、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从“方法-工具”路径，寻找信访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建设路径与方法，研究信访信息系统建设、信访信息搜集、分析与研判等问题，构建立体式、多元化的信访解决渠道，推进上下互动、管理统一、资源共享的信访工作格局，以实现信访治理最优化的目标。传统的信访治理过分依赖政府部门的权威、程序化的处置流程和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实践中不可避免走向了行政主导和支配式的社会管理形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层级式管理形态已然不适应虚拟力量的现实化的需求。信访生态学注重治理技术和手段的革新，强调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现部门整合与组织流程再造，通过顶层设计，建立扁平化的信访舆情信息搜集、甄别与反馈机制。
三、信访生态学建构机理阐述
（一）基本理论与原理
价值预设是信访生态学建构的理论基石。信访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与原理是支撑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载体和重要解释，揭示了信访生态学功能变迁与机制运行的基本规律。从多学科交叉融合视角出发，政治学制度、管理学方法、生态学框架、社会学理论共同构成了信访生态学的理论内核。信访生态学以政治与行政学理论、管理学理论、生态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为指导，强调生态关联。从政治学理论看，协商民主是有效的民主表达形式。某种程度上，作为公共言谈的“政治”与作为民意表达的“信访”有着相通、相容之处，两者都将公共利益作为民主价值的追求，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重视公民自由参与和理性表达。协商民主强调“对话与协商”的重要性，这为信访生态学提供了话语支撑。信访生态学扎根于民主实践，是民主表达实践的学理分析；信访生态学依赖于协商民主形式，民主政治环境是信访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变量。从管理学视角看，随着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公共需求日益增加，政府的回应能力不足和可动员资源有限，以致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源于地方治理需求面（民众的期望）和地方治理的供给面（服务的提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如果处理不好，民意表达的愿望就会持续不断。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治理等理论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改进公共服务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理念和方法。信访治理既是治理的理念、工具在信访领域的应用，也是信访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冲突化解和矛盾疏导功能的过程。政府需要积极听取民意、了解民情，增强回应性，才能实现善治。从生态学思维看，美国学者高斯较早注意“政府组织与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于1947年出版《政府生态学》正式将生态学引入行政学的研究领域。里格斯则更为重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得人们更为重视行政环境。这为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信访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信访生态系统是复杂、多变的开放式系统，其中信访环境是重要的研究变量，对信访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信访生态学论域之中，信访工作往往与经济、政治、行政等生态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将注重信访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联研究，将信访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系统中，从多维度、多要素和多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勾勒出信访问题的真实画面。从社会学理论看，美国学者戈夫曼较早提出“互动仪式”概念，认为“社会仪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小到一次谈话活动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微观情境中的一次仪式”。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ritualchain）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体在情境中互动行成的。人们在不同的会话际遇中互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得到伸展，最终会形成宏观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具有仪式意义的信访行为，需要放在社会互动关系的框架下来考察。某种程度上，信访活动是生活在特定政治环境的人由于缺乏社会互动和沟通平台而导致社会交往失败。
（二）体系结构与运行
信访治理是信访生态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信访生态学关注信访治理的现实样态。“信访”与“治理”是可以兼容的：一方面，信访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重要技术手段，国家通过信访渠道掌握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统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治理社会之目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治理的手段整合分散化的信访资源，推进信访的制度化和理性化。基层信访是信访生态学关注的重点区域。按《信访条例》的相关要求，县级政府都设有专职的信访机构。县级以下的乡、镇人民政府信访机构的设置在实践中具有多样化的形式，例如“信访接待室”“乡镇综治办”或“群众工作部”，等等。在信访治理结构上，基层信访调动多元化的参与主体，运用多样化的方法，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县域信访治理应在理顺政府内部各部门权责的基础之上，制度化地引入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构建信访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合作网络。县域信访治理的主体具有多样性、手段具有综合性、目标具有明晰性。由于信访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或多个利益主体，综合性的协调和处置机构在此显得尤为必要，综合治理手段既包括制度化的规则、政策等措施，又包括非制度化的协商、和解等手段。目前，部分县域已基本形成“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社区”四级信访网络工作格局。信访运行是信访生态学关注的重要方面。信访的运行机制主要是指以信访事项为中心，信访系统内各要素（人、财、物等资源）重新配置与协作配合，以完成从信访事项的登记到信访事项终结的流程。从信访工作的实际操作流程来看，县域信访的运行涉及信访事项的提出、受理、办理和督察等各个层面。目前，县域信访实际运行中，通常采用“（党委）政府统筹-信访部门协调-职能部门承办”这一治理模式与组织架构。也就是说，信访部门实际上并不处理具体的信访事项，只是作为信访事项的“中转站”，进行受理、分类以及转办。信访部门实际的权力较弱，甚至并无实际处置权。此外，县信访局还要受理上级相关部门（省、市、中纪委等）交办的信访案件。
关键词：生态水文学西部地区生态需水
1、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水文学(Hydrology)是地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地球上水的起源、存在、分布、循环和运动等变化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知识体系[1]。自从科学界公认水圈、岩石圈和大气圈都从地圈中分离出来，并作为地球的独立圈存在后，水文科学的形成就有了其基础和地位[23]。
人类进入20世纪末，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大，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突出，如湿地的退化、河道断流、入海水量减少、水体污染加剧等等。近20年来，生态学家们愈来愈意识到水文过程对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影响。但是，缺乏了解水文过程与生态系统植物群落变化与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同样，过去水文学家关心最多的是洪水与干旱的成因、工程水文的实际的设计应用等。但是，随着生态与环境问题的重视与提出，愈来愈多的水文学家开始关注与水相关的生态问题，例如流速如何影响河道内的植物生长？河川径流的情势与滨岸生境生态过程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与联系的？由于水文循环联系地球系统地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纽带作用，水文循环过程的变化与其相关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交叉研究与社会需求，产生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即生态水文学(Eco-hydrology)。
生态水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1-20]。它重点研究陆地表层系统生态格局与生态过程变化的水文学机理，揭示陆生环境和水生环境植物与水的相互作用关系，回答与水循环过程相关的生态环境变化的成因与调控。利用生态水文学原理可以积极地用来保护和改善自然景观，正确指导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管理。
生态水文学的提出与发展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早期的生态水文学主要定义在生态湿地系统范畴。例如，1996年Wassen等学者专门撰文[44]，认为“生态水文学是一门应用性的交叉学科，旨在更好地了解水文因素如何决定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发育，特别在自然保护和更新方面有重要价值”。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启动人类生物圈（MAB）计划，水生生态系统研究成为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一阶段的会议于1986年在法国图卢兹召开，主要讨论了土地利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会议期间，确定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对生物化学循环和景观镶嵌体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因此，过渡带的研究被推荐为UNESCO未来生态系统工作的重点。它是生态水文学发展的雏形阶段。
1988年，UNESCO组织了过渡带研究的国际专题研讨会。期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协会和匈牙利科学研究院筹划了水陆过渡带功能方面的合作研究项目，试图通过对生态过程的充分理解，确定过渡带恢复或重建的管理思想。
1996年9月在法国召开了“小流域生态水文学过程”研讨会。会议共收到30篇论文，研究集中在小尺度上，内容主要包括土壤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模拟，径流产生过程和水流路径、水量和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行为等。在这次会议中，还讨论了分区和尺度的影响问题，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水文行为和数量的影响。199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小流域生态水文学过程”会议文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IHP）是由世界各个国家政府组织参加、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水科学及其相关的水资源和环境科学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从1965-1974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实施国际水文十年（IHD）计划后，IHP已经执行了五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IHP-I，1976-1980）着重人类活动影响，水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阶段（IHP-II，1981-1985）着重于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各个特定的地理、气候区域，并向着综合利用水资源的水问题方向发展；第三阶段（IHP-III，1986-1990）定名为“为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管理水资源的水文学和科学基础”，除继续把水文科学作为重点外，把计划内容扩大到合理管理水资源；第四阶段（IHP-IV，1991-1995）研究计划重点是“大气-土壤-植被”之间的水循环关系，全球气候变化对陆地水文过程的影响。
IHP第五阶段（IHP-V，1996-2001）方向是“脆弱环境中的水文水资源开发”，由三个模块、八个主题和31个计划项目组成。模块1的资源过程与管理研究中主题2是“地表生态过程”。生态水文学是IHP计划的核心内容[14-19]。之后，生态水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96年到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召开了一系列生态水文学研讨会。
1997年国际水文计划出版了专集：生态水文学—水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范例。文集指出生态水文学主要是为了研究水循环过程、机制与生物、非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水生环境的水量、水质和某些过程，不仅受气候因素的控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生物因素的影响。因此，生态学和水文学知识的综合，被认为是一个研究水和生物关系的合适的新工具。这本书首次提出了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概念——生态水文学，建立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图1表明了生态水文学与以往生态学和水文学思维的不同方式：
1998年5月在波兰召开了UNESCOIHP-V2.3-2.4工作组会议。同年，出版了会议文集，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1）介绍了生态水文学的框架和研究领域；2）提出了当前存在的缺点和未来发展路线；3）宣传生态水文学的概念，认为河流生态系统是受水文过程控制的“超有机体”。确定生态水文学研究的目标为：（a）比较和评价现有的水文和生态过程相互关系的信息；（b）评论预测的潜力、确定未来研究最重要的方向；（c）识别与水文过程相关联的环境问题层次；（d）定量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水中的沉积物质、营养物质和污染物质运输、转化中的作用，以确定从区域到流域尺度上的转移路径；（e）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可操作性的程序交互平台以及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新的思维方式。这一出版物为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作用。
1999年9月8日至22日，IHP-V组织了生态水文学研究进展方面的会议，在不同科学团体之间交流了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成果。会议为来自24国家的不同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提供了辩论的机会。在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科学家交换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最新观点。基于研究过程中得到的数据和知识，科学家讨论和提议了生态水文解决环境问题的潜在办法。2000年出版了生态水文学研究进展文集。
需要指出，IHP-V中生态水文计划的核心目标旨在从流域观点、从河流系统与自然社会经济的联系中，理解生物和物理过程的整体性，以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水平。专家们认为，当今世界范围的水资源问题已经受到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自身经济开发活动的巨大影响与挑战。在面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水资源管理中，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将是最好的、可持续的方法。这一范例认为，流域就好像一个超有机体，它具有反抗压力的抗性和弹性特征，是面对变化环境下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最有效的一个工具。
1999年，为倡导生态水文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国际知名的英国水文研究所正式改名为“生态水文学研究中心”。
同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University）自然地理系AndrewJ．Baird博士和德比大学（DerbyUniversity）自然地理系高级讲师、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项目科学家RobertL．Wilby博士共同编著出版了《生态水文学》。它是综述有关陆生环境和水生环境植物与水分关系问题方面的第一本书，阐述和探讨了各种环境植物与水分相互作用问题。该书对于水文学家、生态学家、自然保护学家以及研究生态系统、植物生活和水文过程的其他学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工程研究所赵文智和王根绪博士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全文[44]。
目前，在生态水文学或水文生态学的研究领域，活跃着一大批科学团体，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V(2.3/2.4)的支持下，由MaciejZalewski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生态水文学”专集，是一个里程碑。以后“生态工程杂志（EEJ）”杂志、“水文科学杂志（HSJ）”都出版了“生态水文学”专刊。以Zalewski为特约主编致力于生态水文学研究的新期刊。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也专门由Acreman博士主编了“水文生态学”有关专集。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水文计划（IHP）实施2002-2007年新的第六阶段计划，方向确定为“水的相互作用：来自风险和社会挑战的体系”。主要的不同点是需要考虑下面若干方面新的研究与挑战的问题，即：地表水与地下水、水文循环的大气与陆地部分、淡水与咸水、全球化的流域与河流尺度、质与量、水体和生态系统、科学与政治、水与文化。它由五个主题组成：主题1、全球变化与水资源；主题2、流域地表水与地下水动力学集成；主题3、陆地生境水文学；主题4、水与社会；主题5、水教育与培训。其中主题3的陆地生境水文学仍然是生态水文学核心内容。
总之，生态水文学是现代水文科学与生态科学交叉中发展的一个亮点，它以生态过程和生态格局的水文学机制为研究核心，以植物与水分关系为基础理论，将尺度问题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研究对象涉及旱地、湿地、森林、草地、山地、湖泊、河流等。因此，生态水文学的发展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将会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2.国内外生态需水研究的问题
生态需水（Ecologicalwaterrequirements）是生态水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凡是联系到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自然发育、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预下的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都需要回答维系生态系统所需求的水或者河川径流等问题。在国际上提出生态需水的概念与研究生态需水的理论与方法，已经有了一段历史。在我国，生态水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生态需水理论与方法还有待于发展与完善。
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水库的建设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美国的资源管理部门开始注意和关心渔场的减少问题。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对河道内流量与鱼类生长繁殖、产量的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河流最小环境(或生物)流量的概念，已有学者撰文强调了河川径流作为生态因子的重要性。
在20世纪70年代后，澳大利亚、南非、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针对河流生态系统，比较系统都开展了关于鱼类生长繁殖、产量与河流流量关系的研究。以大马哈鱼的河流生境（habitat）需水为例，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有关学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分别获得了维系大马哈鱼到淡水河流繁衍所必需的河流生境的基本生态需水基本数据，其中包括适宜的流速和水深等。进一步，他们绘制了大马哈鱼繁衍所必需的河流生境质量的高低与基本生态需水（流速和水深）之间的曲线关系。
为了保护水生生物或生境，通常是基于河流物理形态、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确定最小或最佳的生态需水流量。但是，这一流量仅仅考虑了渔业的流量需求或者湿地对水的需求，并没有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国外学者G.E.，Petts认为，在河流管理中生态的需要与河流流量变化特征相联系应该至少考虑3个方面，即：（1）纵向的连接；（2）洪泛平原的流量；（3）维持河道的流量，包括最小的和最适宜的流量。基流流量的自然频率和持续时间也应加以考虑，无论何时，都要尽可能地保持生态可接受的流量变化。
Gleick提出了基本生态需水量的概念（basicecologicalwaterrequirement），其概念实质是生态建设（恢复）用水[10]。Falkenmark区分了绿色水（greenwater）和蓝色水的概念，指出从“蓝色”水的社会利用部门转向利用“绿色”水的生态系统中来，这种“绿色”水储存在土壤中用于蒸发或合成植物有机体。事实上，“绿色”水就是生态需水的概念，这种“绿色”水的概念适用于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水文计划等大的项目推进，研究的对象开始打破过去局限于所关心的物种（如鱼类）或某一单一目标的情景，人们才开始考虑维持河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流量需求，提高对河流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性。但是，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中国西部如此生态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他们对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维系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方面，比较少考虑高强度人类活动大量挤占生态需水的现实问题。
中国是一个降水时间空间分布非常不均匀、人口压力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就中国西部地区而论，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水资源规划与配置管理中，很少涉及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需水问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合理配置是从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开始，提出的“生态需水”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由于生态水文学基础研究起步比较晚，大家对于“生态需水”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许多国内文献书籍、研究报告出现有“生态需水”、“生态用水”和“生态耗水”多个名词。有人认为它们的概念与涵义是不同的，但是有人认为它们都是指一回事（见文献[22]、[26-46]）。
198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汤奇成较早提出生态用水问题[45]。他认为“为了保证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保护各绿洲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水，这部分水可统称为生态用水”。1995年[46]，他认为“对生态环境用水很少或根本没有安排，这种情况必须彻底加以改变，否则干旱区绿洲外的环境将日益恶化；应该在水资源总量中专门划出一部分作为生态环境用水，另一部分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水，包括工、农业及城市生活用水等”。以后许多专家学者对生态需水、生态用水和生态耗水等，提出不同的观点、定义和研讨，丰富了生态需水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2001年，由钱正英、张光斗主编正式出版了的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研究成果“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27]。提出我国水资源的总战略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从防洪减灾、农业用水、城市和工业用水、生态环境建设等8个方面实行战略性改变，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展开一场提高用水效率的革命。在该报告中，对生态用水做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维持全球生物地理生态系统水分平衡所需用的水，包括水热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等，都是生态环境用水；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步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总量。”。
在学术研讨方面，潘启民等把生态用水理解为生态需水量（状态值）和生态耗水量（动态概念）两个概念[47]。严登华等把河流水可划分为生态水、资源水和灾害水[30]。王芳等通过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探讨了生态需水理论问题[38-39]，将生态需水概念界定为：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将生态需水划分为可控（非地带性）与不可控（地带性）生态需水和天然与人工生态需水。刘昌明强调要在研究水循环和水量转化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生态需水的理论内涵，提出陆地系统中的水可分解为资源水、灾害水、生态水和环境水。生态需水研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笔者们参加了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有几个不同的观点：（1）我们理解的国际水文计划（IHP）研究意义上的生态需水，是指以水文循环为纽带、从维系生态系统自身生存和生态功能角度，相对一定生态环境品质目标下客观需求的水。例如，为了维系河流某鱼类的生境，需要必须的基本水文特征值保证（如一定的河川基流、一定的水流速度、水深要求等），生态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大小需要通过科学实验与观察获得，并不是人们主观要给出什么样的水资源配置。水的配置是针对水资源管理、不同水的用户即用水而言。因此，就应该有生态耗水和用水的概念，它们与生态需水有区别也有联系。（2）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所指的“生态需水”不同之处，在于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为生态建设（林草，河道生态功能要求）服务的生态需水。所以，国际上提出的生态需水概念需要讨论与扩展。通过讨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生态需水是指维系一定环境功能状况或目标（现状、恢复或发展）下客观需求的水资源量。进一步，对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研究工作的目标，生态需水可以理解为维系一定生态功能的环境目标（例如维系现状生态系统不再退化、恢复某个时期的生态景观、或者具体目标如黑河水必须要到东居延海等）下科学意义下生态系统需求的水资源。它是生态环境建设重要的科学依据。
生态耗水是指现状多个水资源用户（生产、生活和生态）或者未来水资源配置（生产、生活和生态）后，生态系统实际消耗的水量。它需要通过该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耗水的平衡计算确定。生产、生活耗水过大，必然挤占生态耗水。
因此，生态需水与生态耗水是有不同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在黄河上游地区，自然降水条件下一般能够满足天然植被蒸散发对水的需求（降水P大于蒸散发E），因此，生态需水估计的数量比较小。但是，由于人的行为通过水土保持等措施建设林地，耗用（减少）了输送到河流下游的水资源量。人们往往称这部分耗用（减少）的实际水量为生态耗水量。所以，在黄河上游地区生态需水量与生态耗水量是有不同的。
相比之下，在西北内陆地区河流的下游，由于内陆地区河流的下游降水非常少，为维系胡杨林生态系统生存，估计的生态需水将完全占用河川径流量。维系胡杨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用水也完全取决与能够提供给下游的河川径流量。在某种意义下，维系胡杨林生态系统的生态需水量也就是生态耗水量。
因此，生态需水与生态耗水的概念在西部地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生态需水的估算，能够提供维系一定的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所不应该被人所挤占的水资源量基本的信息，它是西部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它也是估计在一定的目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或配置条件下，生态环境耗水大小的基础。通过对生态需水和生态耗水的估计，能够分析人对生态需水挤占的程度，决策生态环境建设对生态环境用水的合理配置。
3.中国西部地区生态需水研究的挑战
水是干旱区的关键生态因子，植被的组成和结构由水密切控制，同时在各种尺度上对水产生重要的反馈作用。因此，在干旱区，研究生态学和水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生态需水问题，对干旱区生态建设的模式和生态恢复至关重要。一方面，干旱区水文过程对植被生理特征和格局成因产生影响，同时植被对水土流失具有控制作用。
生态需水的实质是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水分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生态需水是生态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建立在流域水循环基础上通过生态水文学理论的指导，生态需水量的确定才会更合理。目前在生态需水估算方面，面临许多挑战的问题。主要有：
3.1干旱区植被对缺水的适应机制研究
研究表明，干旱区的某些植物具有水分补偿能力，即利用冬季（低强度）降水补偿夏季干旱用水，冬季干旱就以夏季降水来补偿，这大概是灌木在这种环境中得以与一年生植物竞争的一种手段。另外，在干旱区，植物为了适应荒漠环境，具有许多生理结构上的变化。国外学者Ewenari把荒漠植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随水变植物，这类植物对极端干旱具有许多生理上的适应性；但大多数植物属于恒水植物，这些植物对干旱有许多适应机制。不同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的、对水分亏缺的生理响应机制等研究，将为植被建设和恢复提供理论支持。
3.2植被格局成因的控制性因素研究
干旱区植被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低覆盖度。研究表明，如果干燥度系列从P/Etp>1（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的比值）降到
3.3植被格局对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的定量化研究
在干旱地区，植被多呈斑块状分布，这种分布对改变水分径流的路径、减缓水蚀，提高斑块内的土壤水分含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对植被斑块的丛生状况有所认识，近来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模拟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这一过程，但对这种现象的生态机制却知之甚少。这种缀块分布格局如何影响径流？这种格局的生态学意义何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应加强大时空尺度上的植被格局和水文过程的关系研究。
分析干旱植物在水分胁迫下的群落组成结构、分布格局与演变过程，始终是干旱区生态水文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迄今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群落演变的生态机理仍然处于未知阶段。近年来，关于干旱区植物分布如何影响径流和水分分布，以及如何调节干旱区侵蚀等问题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同时，大尺度“土壤—植被—大气”传输相互作用以及干旱区植被随气候变化的演化也是目前生态学家和水文学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3.14区域生态需水估算方法研究
我国的生态水文学基础研究刚刚起步。尽管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如陈亚宁在新疆塔里木下游生态需水方面新的研究等，但总的看，目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没有比较成熟的估算方法，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多途径比较与发展。
现行的区域生态需水估算方法主要思路是：依据不同气候带与降水等条件，开展自然生态系统分区，确定生态需水计算的不同类别的生态-水文参数；利用遥感提供中国西部区域土地利用信息，确定生态需水计算的不同类别的范围；通过不同植被类型的蒸散发计算、流域降水-径流计算确定河道外生态需水（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生态需水）以及河道内生态需水；最后利用水资源分区的水量收支平衡控制，估算生态需水或生态耗水总量。
由于对于生态需水概念理解的不同，实际中生态需水估算的方法就有不同或者差异。例如，按维护现状生态系统不再退化的理解，就会有一套基于2000年的遥感图，依生态分区，分类以及用总水量平衡核算的核算方法。按生态建设目标（过去，现状和未来），又有不同数量的估算方法。
客观说，基于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思路是估算生态需水的基本途径，它从成因观点估算流域的生态需水，有比较好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变化的资料，由点的植被蒸发扩展到面的植被耗水机理的尺度问题等，导致目前估算有一定困难与结果的差异。现行的水量平衡方法估算生态耗水，能够从宏观总量上给予控制，但是生态需水的精度取决于水资源平衡中其它耗水部门估算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区域生态需水估算方法不成熟的情况下，鼓励多种途径方法的相互比较和佐证，可能比一种方法为好，这也是新生事物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如何在有限水文水资源资料和生态监测资料条件下，获得更为客观与科学的生态需水估计，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性任务与课题。
4.结语
生态水文学是一种对环境有利、经济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有效方式。由于生态退化等问题的出现，生态水文学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回顾了生态水文学的发展历程，讨论了生态需水研究明亮的问题与挑战。它们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与学科发展，有如下几点认识与建议：
（1）优先、重点保护原则：在西北地区，由于水资源匮乏，不可能保护所有的生态系统，只能优先保护控制性生态系统，满足控制性生态系统对水分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保护干旱区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干旱区流域下游荒漠绿洲是外来径流作用的产物，绿洲景观结构及组成类型的空间分布严格受河流廊道影响。因此，若把河流两岸乔灌木林和河岸灌丛草甸视作河流廊道的构成要素，则荒漠绿洲的高级生物组成实质就是河流廊道。在干旱区河流廊道不仅具有传输能量与养分的功能，而且是绿洲生物流的载体和传导源，为维持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干旱区河流廊道就是控制性的生态系统，生态需水应该优先得到满足。
（2）以生态水文学为基础研究生态需水问题：生态水文学是生态学和水文学的交叉学科，它所关心的是水文过程对生态系统配置、结构和动态的影响，以及生物过程对水循环要素的影响。水文循环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演变，包括自然界中一系列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是其它物质循环的基础。因此，确定某一生态系统需水时，只有以水文过程为基础，结合生态系统的特性需求，才能较为合理地计算生态需水量。这也是今后生态需水理论与实践研究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国生态产业学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献综述、关系梳理等表面研究过多，产业生态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太少，实践探索太少；在进行废物再利用是，没有注重减量化，从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最终影响生态产业园区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有效构建；对产业生态系统的本质研究过少，没有比较完善的研究机制和方法，从而呈现出形式化的废物再利用循环形态。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注重理论和方法的有效研究，不断探索更深层的实践，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有效利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有效开发绿色产品，才能促进生态产业新研究系统的不断完善，真正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二、产业生态学发展的趋势展望
对产业生态学发展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生态学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畴越来越大，呈现出沿理论系统化、研究具体化和方法集成化等方向发展的趋势。因此，产业生态学发展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会变得更加强烈，使得生态学、农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必须不断深入，才能更好的满足产业生态学研究的各种需求；二是会对各种学科产生无法估量的冲击力。各学科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各种新产品、新技术、新发现等的出现，最终产生更多分支，使得各学科的研究思路、方法等都会想着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三是基本理论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未来产业生态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中，人们对生态产业学的了解会越来越深入，社会各界人士对其的认知度会更加广泛，从而使相关基本理论的研究变得大众化、普及化，是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必须趋势；四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的研发将成为重要内容。为了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学的未来研究必然将研究方法和工具的研发作为重中之重，以避免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等的进一步恶化；五是产业生态学的研究应用将变得更加广泛。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产业生态学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产业生态学的相关研究会变得更加细微，使得很多不被认知的知识得到新的拓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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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研究
1国外研究动态
早期的研究是关于河道枯水流量(low-flow)的研究[1-2],这个时期主要是为了满足河流的航运功能对枯水流量进行研究。随后,由于河流污染问题的出现,开始对最小可接受流量(minimumacceptableflows,mafls)进行研究[3],其最小可接受流量除了满足航运功能外,还要满足排水纳污功能。随着河流受人为因素影响和控制的加强,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生态可接受流量范围(ecologyacceptableflowregime,eafr)的研究逐渐展开[4],其主要是为了恢复河流生态系统功能,为满足不同的环境要求而进行生态可接受流量范围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对河流的生态环境需水量使用较为广泛、通用的概念是枯水流量。近10年来,为了促进水文水资源研究,国际之间加强了合作,其中包括对河道枯水流量的研究[5],如frend(flowreg-imesfromexperimentalandnetdata)行动计划,第一个行动计划由水文组织(instituteofhydrology(uk))倡导,并为1985—1988年的国际水文计划方案ⅲ(unesointernationalhydrologicalprogramme-ⅲ)做了部分工作[6]。Www.133229.cOM这个组织包括13个欧洲国家,主要是应用国家水流量(水文)数据库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预测河流的洪、枯水流量,分析和研究了欧洲西北部1350条河流的的枯水流量状况[7]。研究集中在应用水力学参数研究枯水流量与流域河床组成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不同频率不同时段年均流量(mean)与最小流量(annualminima)和枯水流量(low-flow)之间的联系等,第1个欧洲frend行动计划采用了西欧国家网络提供的精确的日流量和相应的流域资料数据库。随后,frend行动计划开始向横向(包括东欧国家)和纵向(扩大到大尺度问题、方法问题、枯水流量和洪水流量条件下流域土地利用的变化,水质等问题的研究)的研究方向发展[8-9],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
目前,frend组织很快扩展到欧洲及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如西非、中非、北非、地中海地区及中亚地区,印度及南亚地区等,最近正在进行的frend行动计划将其研究成果概括在frend报告中[10],最新成果有:北欧地区枯水流量和干旱研究;南非区域水资源和干旱评估方法研究;西非、中非地区雨量减少对枯水流量长期影响研究;枯水流量时间系列与断流分析;地域性生态水文学理论和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论述等。总之,国际上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使得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手段应用到更多的具有水文数据库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流域枯水流量的研究方面,显得更为突出。
国外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内容概括为:河道流量与鱼类生息环境关系的研究;河道流量、水生生物与do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水生生物指示物与流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水库调度考虑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水量的优化分配的研究;生态环境用水与经济用水关系研究等[11-13]。
国外较为通用的研究方法可分为3类[14]:一是传统的流量计算法(标准流量法);二是基于水力学基础的水力学法;三是基于生物学基础的栖息地法。
(1)标准流量法。一是7q10法[15]。采用90%保证率最枯连续7d的平均水量作为设计值。二是tennant法[16]。是美国目前使用确定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的一种方法,河道流量推荐值以预先确定的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数为基础。该法通常在优先度不高的河段研究中作为河道流量推荐值使用,或作为其他方法的一种检验。
(2)水力学法。一是r2cross法[17]。在计算河道流量推荐值时,由河道几何形态决定的水深、河宽、流速等因素必须加以考虑。有4项指标:湿周率、河流宽度、平均水深以及平均流速,具有2个标准,即枯水月、丰水月。r2cross法以曼宁公式为基础,由于必须对河流的断面进行实地调查,才能确定有关的参数,因此这种方法比标准设定法难以应用。二是湿周法[18]。该法的依据是基于以下假定:即保护好临界区域的水生生物栖息地的湿周,也将对非临界区域的栖息地提供足够的保护。利用湿周(指水面以下河床横断面的线性长度)作为栖息地的质量指标来估算河道内流量值,通过在临界的栖息地区域(通常大部分是浅滩)现场搜集河道的几何尺寸、流量和数据,并以临界的栖息地类型作为河流的其余部分的栖息地指标。河道的形状影响分析结果。该法需要确定湿周与流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从多个河道断面的几何尺寸—流量关系实测数据推求,或从单一河道断面一组几何尺寸—流量数据中计算得出。推荐值依据湿周—流量关系曲线中的变化点的位置来确定。
(3)栖息地法。一是ifim(增加法)[19]。ifim(instreamflowincrementalmethology)法是应用比较广泛的计算环境需水量的方法[20],ifim根据现场数据如水深、河流基质类型等,采用phabsim(physicalhabitatsimulation)模型模拟流速变化和栖息地类型的关系,通过水力学数据和生物学信息的结合,适合于一定流量的主要的水生生物及栖息地。orth等[21]认为由于ifim法所需要的定量化的生物资料的缺乏,使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king等[22]指出,传统的ifim法将其重点放在一些河流生物物种的保护,而没有考虑诸如河流规划以及包括河流两岸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由此计算出的推荐流量范围值并不符合整个河流的管理要求。二是casimir法[23]。casimir(computeraidedsimulationmodelforinstreamflowrequirementsindivertedstream)法是基于现场数据—流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采用fst[24]建立水力模型、流量变化、被选定的生物类型之间的关系,估算主要水生生物的数量、规模,并可模拟水电站的经济损失。
2国内研究动态
在我国,系统研究生态需水量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等没有统一的定义,对其计算方法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完善,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和宏观定量分析阶段。其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探讨河流最小流量问题。主要集中在河流最小流量确定方法的研究。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的《环境用水初步探讨》是其典型代表。二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水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指出:在水资源规划时,要保证改善水质所需的环境用水。主要集中在宏观战略方面的研究,对如何实施、如何管理处于探索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黄河断流、水污染严重等问题,水利部提出在水资源配置中应考虑生态环境用水。如在全国水功能区划中考虑了生态与环境用水问题。刘昌明[25]提出了我国21世纪水资源供需的“生态水利”问题。与此同时,与生态、环境需水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主要的研究成果为:一是对非汛期最小流量、水土保持、冲沙水量等的河流系统的生态环境需水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赵业安、钱意颖总结了黄河三门峡水库运行对下游河道的影响规律,同时开展黄河上游大型水电工程对下游冲积河流影响的研究,采用实测资料分析的方法研究大型水库对径流泥沙的影响,对每年水库蓄水与中游高含沙洪水遭遇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水库调蓄与下游河道冲淤的相关关系[26-27]。二是对恢复湿地、城市河湖用水及地下水回补等生态和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28]。三是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需水量及河道环境的讨论与宏观定量研究[29-30]。四是刘昌明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用水量的关系,提出了“四大平衡”的原理[25],即水分能量平衡、水盐平衡、水沙平衡与水量平衡(含水资源平衡),从而丰富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内涵。五是钱正英等[31]从保护和恢复内陆河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和水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础流量、回补黄淮海平原及其他地方的超采地下水等方面,分析并估算了全国的生态用水。
截至目前,国内生态环境需水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陆地和河流2个方面,而陆地生态需水主要指“保护和恢复内陆河流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及水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31]所需水量。其研究方法主要针对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综合分析这些研究,不论是天然系统还是人工系统,不论是林地还是草地,计算方法大多为“面积定额法”或“植株定额法”[32],计算方法为传统的水平衡计算理论,因此计算方法比较成熟,一般不存在争议。从大的方面看,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主要包括3个方面:河道基本生态、环境需水、输沙需水量和入海量。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第1个研究方面,如:为达到水环境保护目标,满足河流纳污功能的环境功能设定法;为满足河流基本生态功能,保证不断流的河流基本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法、最枯月平均流量法及假设法;为满足河流水量蒸发和渗漏要求的水量补充法等。输沙需水量的计算方法虽然较多,但主要是针对黄河,且大多是从水力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不便于操作和应用。实现水沙平衡需用的水量究竟如何计算,至今尚未见到令人满意的计算方法或计算结果。入海水量的计算方法基本上是宏观估算,没有定量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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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指标；安全评价；管理；补偿
中图分类号X8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7）02-0164-01
ResearchProgressonWatershedEcosystem
ZHOUHaoYUXiao-yingLIJing
（HeilongjiangAcademyofEnvironmentalSciences，HarbinHeilongjiang150056）
AbstractInordertorealizethepositivedevelopmentofwatershedecosystem，andrestoreitsproperfunction，scholarstriedtoevaluateandanalyzethewatershedecosystemassessmentfromvariousperspectives，soastofindasuitablewayofrecovery，compensationandmanagement.Researchonwatershedecosystemassessmentsuchastheevaluationindexsystem，healthassessmentandsafetyassessment，ecosystemmanagementandrelatedresearchesonecologicalcompensationsystemwerecarriedon，whichplayedapositiveroleonpositiverecoveryandstabledevelopmentofwatershedecosystem.
Keywordswatershedecosystem；evaluationindex；safetyevaluation；management；compensation
流域生B系统是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结合，是一个集社会、经济、自然的特殊复合生态系统[1]。长期以来，人们对流域的开发、利用给流域生态带来了影响和破坏，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等，诸多因素已严重影响了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使流域生态系统正向发展，恢复其应有的功能。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使流域生态系统正向发展，恢复其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尝试对流域生态系统从多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管理，寻找适合的恢复、补偿及管理方式，对流域生态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健康评价、安全评价、生态系统管理及生态系统补偿等开展了相关研究，为促进流域生态系统的正向恢复及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为了解流域生态系统的现状水平，众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实例对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杨树华[2]对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了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分析指标、综合评价两大类共24个指标，形成了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定方法。徐义军等[3]对中国南方小流域生态现状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提出了3个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中国南方小流域生态现状评价指标体系，其以南方的小流域现状状态作为评价目标即为目标层，设立3个准则层包括自然条件影响指标、经济社会影响指标和人文影响指标，对南方小流域的生态现状评价体系进行了探讨性的研究。郭潇等[4]提出了跨流域调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水源、输水和受水3个区，从跨流域调水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出发，构建了包含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经济3个系统跨流域调水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在跨流域调水生态评价体系研究方面初步构建了一套普遍适用的指标体系。
在流域生态系统方面，学者除了进行基本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外，还进行了流域生态健康评价、安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对流域生态系统的现状评估提供了参考依据。
2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安全评价进展
李浩宇等[5]在分析河流及流域生态健康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河流与流域健康评价的研究、实践，指出目前河流与流域健康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根据李浩宇等对河流―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我国自2004年，学者开始对国内河流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首先对长江、珠江、黄河等较大及知名江河流域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对于单纯河流而在流域的健康评价方面，刘国彬在1999年提出了流域生态健康诊断研究，之后国内学者从各角度选取不同指标，对小流域生态系统健康亦进行了评价，如戴全厚等针对侵蚀环境的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健康定量的评价研究。龙笛等[6]以流域为单元进行了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进展及评价方法，对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基本框架、指标选择等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包含20余项自然及人类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的评价函数，对滦河山区及北四河平原进行了实例评价。在研究美国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现状及方法的基础上，张华等[7]提出了我国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研究及实践中应解决的一些问题。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的生态特征，王乐等[8]参照PSR模型，从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状况3个方面、4个层次提出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李春晖等[9]对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主要方法及包含生物、水质、水文、栖息地、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等六方面的指标体系，为流域规划、管理、保护等提供了决策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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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瑶等[10]对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流域生态安全的评价对象、评价模型，建立了流域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流域的生态保护可起到一定的参考。
诸多学者对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安全评价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对我国流域生态的正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确定河流及其流域的评价指标、管理方法和模式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3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研究进展
陈能汪[11]对国内外有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和特点等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阐述，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研究，为流域的生态补偿、综合管理等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赵庆建等[12]对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进展等进行了研究分析，针对相关过程管理、综合管理等多方面提出了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途径，构建了流域生态系统模型。陈晓景[13]对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立法进行了研究，流域的整体性特征要求考虑各要素对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且应以维护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来进行综合管理，并提出了中国流域管理的法律制度架构，其中的制度结构之一就是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另外陈晓景[14]对生态保护基本法中相关生态系统管理范式进行了研究，鉴于我国国情应以流域樽匀坏ピ来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4流域生态系统补偿研究进展
陈利顶等[15]在2002年研究了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补偿的意义，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基础、方法及步骤，提出确定一种合理、适宜的生态补偿的机制。朱丹[16]对我国的生态补偿模式、思路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推进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三个相结合”的路径探索。张志强等[17]总结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及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流域生态补偿确定方法和补偿途径等关键性问题，展望了流域生态补偿未来的研究趋势。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补偿制度的构建、各地出台了补偿办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机制建设。
5结语
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殊复合生态系统，其功能决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类的开发和利用影响了流域生态系统，为使流域生态系统正向发展，恢复其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对流域生态系统从评估指标体系、健康评价、安全评价、生态系统管理及生态系统补偿等开展了研究，为流域生态系统的正向恢复及稳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6参考文献
[1]杨华.基于遥感和GIS的皇甫川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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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义军，李桂元.中国南方小流域生态现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C]//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利学会2008学术年会论文集：上册，2008.
[4]郭潇，方国华，章哲恺.跨流域调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水利学报，2008（9）：1125-1130.
[5]李浩宇，颜宏亮，孟令超，等.河流―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进展[J].水利科技与经济，2013（9）：1-4.
[6]龙笛，张思聪，樊朝宇.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J].资源科学，2006（4）：38-44.
[7]张华，骆永明.美国流域生态健康评价体系的发展和实践[J].应用生态学报，2013（7）：2063-2072.
[8]王乐，，阎培洁，等.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2（1）：50-55.
[9]李春晖，崔嵬，庞爱萍，等.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8（1）：9-17.
[10]程瑶，马放，杜大众，等.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9.
[11]陈能汪.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与展望[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2，28（2）：113-119.
[12]赵庆建，温作民.流域生态系统管理途径与模型研究[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10（5）：53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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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晓景.中国环境法立法模式的变革：流域生态系统管理范式选择[J].甘肃社会科学，2011（1）：191-194.
[15]陈利顶，李俊然，张淑荣，等.流域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补偿[C]//中国地理学会.土地覆被变化及其环境效应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地理学会，2002.
关键词：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a）-0153-02
1研究背景
旅游业可能是当今潜在影响最大而且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由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倡导的“生态旅游”可能是有效保护目的地社会和自然世界免遭破坏的一种有效方法。我国的生态旅游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开始正式出现“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的研究，方兴未艾的生态旅游直至2000年研究开始多起来。生态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数据来源
国内权威的旅游学术期刊数量不多，《旅游学刊》是国内创刊最早的旅游类学术期刊，亦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我国旅游研究的基本情况、反映了中国旅游研究的水平和发展动向。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的《旅游学刊》，使用的检索工具是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题名”作为检索项，“生态旅游”作为关键词，得到文献36篇，因本文是研究国内的生态旅游，所以排除研究国外的文章4篇，筛选后剩余有效文献32篇。本文主要对这32篇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3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内容分类
笔者对得到的32篇有效文献按研究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出对生态旅游的基础性研究、发展研究、相关评价体系研究三个方面的比例，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生态旅游发展方面研究最多，其次是基础性研究，而对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的研究却很少。
3.1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
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主要指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特征、学科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上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致使生态问题的研究出现“宽”“泛”“乱”“浅”的局面。2007年，吴楚材、吴章文等估计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1]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这些概念的表述或层次不同，或出发点不同，或范围不同，或陈述的角度不同，或要达到的目标不同。业界基本认为生态旅游是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同时，有学者提出“对生态旅游的严格定义需要使用一些可测量的参数去界定什么是生态旅游。”
3.2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主要是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经营管理、现今的开发模式、面临的问题以及基于生态旅游原理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生态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等。目前来看，生态旅游已经发展到“瓶颈”境地。2005年，李天元认为，所谓生态旅游市场其实只是整体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个亚类或细分市场。[2]对于如何估价我国旅游业生态旅游市场的现状和潜力（包括入境生态旅游市场和国内生态旅游市场），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统计和调研。例如，2004年，杨桂华认为，在生态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责任关系上，将生态旅游者与生态旅游目的地置于同一协调的系统，构建生态旅游的双向责任模式。[3]
3.3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研究
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研究包含生态旅游区分区评价、环境质量评价、环境承载力评价、开发潜力评价、评价因素等，目前的研究不成体系、不够完善、不够科学或者建立的标准体系无法实际开展。2006年，刘静艳以生态系统平衡理论为基础，建立和分析生态旅游系统共生界面的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揭示各利益相关者矛盾运动和利益冲突的焦点，在游戏规则框架下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角色扮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2007年，徐红罡、杨彦锋认为，标准的权威性极端重要，现有的生态旅游认证项目在我国的实施普遍面临旅游消费市场认知度不高和权威性不足的问题。现今，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制定的《国际生态旅游标准》，其中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已在世界局部地域采纳。
4现有研究的不足
4.1研究广泛，内容失衡
从检索到的文献去分析，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的数量来看，学术界和业界对生态旅游的关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研究的文献成果数量大增，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生态旅游的各个方面，如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生态旅游资源的归类评价、生态旅游的开发经营、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建立、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阐述过多，而对其他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认证指标体系、生态资源等级评估等鲜有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2002年，赵新民认为目前就是对生态旅游认识不清、不深。具体讲，什么旅游产品是属于生态旅游的范围？哪些资源现在可以开发，哪些资源目前还不宜开发？对能够开发的资源，应开发到什么程度等等。对这些问题未能澄清，导致了我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过度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4.2研究方法，定性偏多
从筛选得到的文献来看，专家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偏向定性研究，通过定量的研究少之又少。定性描述占76%，数理统计占18%，采用模型构造和3S（RS、GPS、GIS）技术的仅占6%。如2004年全华分析出，生态旅游发展过程方面，研究方法会定性研究-定位研究-实验研究-定量研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4.3指标体系，建立困难
认证标准是生态旅游认证项目的灵魂，目前流行的认证标准主要有两大类，即基于表现的标准和基于过程的标准。由于制定这两类标准时所采用的形式不同，从而导致了两种标准评估模式在成本、效果以及标识授予方面的差异。对此，无论是业界还是学术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如，2007年徐红罡指出，需要发挥对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引导与规范的功能，这决定了不能盲目采用舶来发达国家的标准。只有将环境作为生态旅游的研究对象，将环境资源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内容，从旅游动机、旅游目的、旅游市场出发进行研究，才能将生态旅游落到实处，才能在市场上具有可操作性，也才能使生态旅游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目标。
5未来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未来生态旅游的发展仍旧是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要点。目前，我国国内生态旅游发展与国外相比较为落后，也没有生态旅游示范点和能实际操作的认证体系。所以，对生态旅游定义、认证体系、生态旅游资源等级分类标准、生态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是今后生态旅游发展的主攻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旅游学刊，2007，1（22）：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