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围绕中心城市开展生产力布局的模式，以放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借助城市经济实现区域的快速、协调发展。中国也不例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构建城市群的实践，表明国内生产力布局模式正逐渐向城市主导型转变。为此，研究环昆经济圈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建设重点，加快环昆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云南省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发展差距，以促进云南省经济统筹协调和持续快速发展。论文关键词：环昆经济圈，协调发展，合作，一体化一、经济圈的内涵及发展趋势经济圈的形成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区域经济分工、合作的产物，是城市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功能的实现形式，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互动发展的结果。当前，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已日益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一）经济圈的概念和内涵1.经济圈的内涵。目前，世界各地对经济圈的实践形式各不同，尚未形成公认的关于经济圈的统一界定标准。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圈是超越单一城市行政区域的大城市概念，一般包括中心城市及与之有密切经济社会联系的周边地区共同组成的统一体。我们认为，经济圈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空间形式，是以中心城市为枢纽，以市场和专业化分工为纽带，依托一定的结点城市和交通干线，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形成不同圈层的产业布局与产业集聚，实现各种经济要素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从而使不同圈层经济实现有机联系和互动发展。2，经济圈的基本特征。经济圈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中心性。经济圈的规模大小不等，但通常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不仅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而且对周围一定区域具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是该区域经济体系的核心和枢纽。二是联系性。圈内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产业之间彼此形成相对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呈现综合、多元、开放的趋势，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结构转化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三是通勤性。经济圈内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城市之间、经济区域之间交通便捷，保持着较高的通勤率。经济圈的边界与各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关。随着中心城市带动影响力的增强，辐射扩散范围的扩大，经济圈的边界也随之扩大。经济圈通常由若干圈层组成，可以是以一个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单核心城市圈，也可以是以多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组成的多核心城市圈。圈层的划分通常由其与中心城市的关联度、空间要素、交通、经济状况、产业结构等因素确定。中心城市与地区受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联系程度，使经济圈因联系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圈层式的结构。内圈是与中心城市联系最紧密的核心经济圈，外圈可以涵盖较大的区域范围，各圈层及圈层内部相互开放与兼容，通过专业化分工及相应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形成有机衔接。3.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二次大战后，世界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1950—1994年，城市总人口增加了18.25亿，年均增长2.94%，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达到45.2%。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一批大城市。1950-1990年，5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从8座增加到33座，聚集人口由5200万人增加到3.15亿人。预计到2015年，大城市人口将达到7.32亿人，占世界同期城市人口数的18.1%。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大城市的发展，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集聚作用不断增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不断增强，联系不断紧密。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周边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形成城市中心圈。随着中心圈集聚辐射作用的增强，以及城市功能的外溢和扩展，形成了次级层次的经济发展圈。当中心地区的辐射集聚力影响到整个区域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圈层结构，呈现出环绕中心区域的多层圈形经济结构。经济圈形成与演化的内在动力来源于经济的集聚效益。产业对集聚效益的追求使得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扩大、空间范围扩张。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力逐步加大，通过将一部分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外疏散，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速了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并与次一级的中心城市融合形成更大的经济圈。城市集聚和辐射作用的发挥
成吉思汗陵，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成吉思汗的象征，是祭祀这位伟人英灵的神圣地方。它以优美的草原环境、神秘的人文景观显示着草原帝王陵雄姿，成为著名草原文化圣地，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全国百家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并且以独特的祭祀文化成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吉思汗陵园，以具有蒙古民族建筑风格的三座相连接的陵宫大殿为主体，由苏勒德祭坛、商更斡尔阁、祭祀文化展览馆、碑亭、九十九级台阶式步道、成吉思汗出征铜像、甘德尔敖包、成吉思汗鄂尔多（行宫）等诸多文物景点组成。
成吉思汗陵守陵部落达尔扈特人，近八百年来世代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寝原型“八白宫(室)”，完整地继承和保留了十三世纪蒙古王朝时期的神秘的祭祀文化和独特的宫廷文化。成吉思汗例行祭奠每日都要举行，大的祭奠每年举行数十次，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蒙古民族文化之结晶。
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之神圣摇篮，祖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内蒙古草原景色迷人。日前，记者专程乘车来到风景秀丽、气势恢弘的国家4A级旅游区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采访了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祁・毕西日勒图。
“我们要把成陵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化旅游胜地。”一见到记者，祁书记就开门见山。他说，当前，鄂尔多斯市正处在实施“十一五”规划，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集中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时期，在2006年的党代会上，市委确立了建设更具实力、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文明和谐的现代化鄂尔多斯的宏伟目标。成陵作为闻名世界的文化旅游景区，作为鄂尔多斯的窗口和门面，更应该有这种敢于领先、敢于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因此，新形势下，做好管委会的工作，对推动成陵旅游业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创造新业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迎庆”迎来成陵发展新机遇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工作已经胜利结束了，但“迎庆”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没有结束，“迎庆”工作收获之丰、影响之大，在成陵乃至鄂尔多斯市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必将对成陵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迎庆”促进了成陵文化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开展迎庆工作的这几年，是成陵地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自从2001年成陵的开发建设启动以来，到2007年，成陵旅游区开发和陵园保护、修缮、建设的总投入已经达到7.8亿元，其中陵园投入2.2亿元，旅游景区投入2.7亿元，伊金霍洛镇投入2.9亿元。这些投入是开发建设前52年投入总和的48倍。成陵占地面积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园占地面积比过去增加一倍；文物旅游景点由原来的14处增加到27处。接待国内外游客从开发建设前的年15万人次增加到年4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000多万元，是开发建设前635万元的近8倍。农牧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2500元增加到6287元，并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2006年，成吉思汗祭祀被列为首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区被列为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础。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1～8月份成陵旅游区实现总收入3650多万元，其中陵园1417万元，到年底有望突破2000万元。
其次，“迎庆”成功打造了草原帝王陵的新形象。成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化为魂，加快推进成陵旅游区的改造建设，仅2007年，建设基础设施、园林绿化、特色景观道、夜景亮化等方面的重点工程资金投放达5000多万元，绿化面积60万平方米，景观照明1100多盏。大庆期间，成陵旅游区以较高的现代化水平和层次品位、浓郁的民族文化和草原特色、良好的环境质量和适宜人居、较强的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力，展示了草原帝王陵的崭新形象和特殊魅力，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宾客前来观光旅游。
今后工作思路更多，发展前景更好
祁书记强调，根据鄂尔多斯市委对成陵建设提出的“弘扬蒙元文化、发展旅游产业、富裕地方百姓”的精神，成陵人要依托这一著名品牌，把成陵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帝王陵旅游区；把成陵的祭祀文化推向世界，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成吉思汗、成陵历史文化的研究也要达到一流水平，使成陵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旅游品牌；全面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和层次，将成陵旅游区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达到60万人次以上；力争使得旅游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幅度提高，职工及周围农牧民收入达到全国同类地区最高水平。
一、从时展变化的要求把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内涵
党的先进性与时展紧密相联。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是说党的先进性总是与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不存在脱离特定历史条件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是说党的先进性总是体现在党的实践活动之中，没有抽象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我们党是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党的先进性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出来的。时代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党所领导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也因时代不同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党的先进性的具体内涵也就随之不断发展变化。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不断给我们党提出新的要求，也赋予党的先进性新的内涵。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体现时展的要求。综观党的先进性建设历程，党的先进性建设总是与时展变化及其要求相联系的，也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党的先进性建设只有在把握时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应时展要求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保持党的先进性、发展党的先进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如果与时展要求相悖，就会丧失生机活力；党的先进性建设如果固步自封、僵化保守，就会落伍于时展，同样会丧失生机活力。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先进性建设才能得以保持和发展。因此，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体现时展的要求。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品质，也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反思“”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根据实践发展和时代特征回答“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我们党适应时展的要求，对党的建设目标作了进一步概括。进入新世纪，世情、国情、党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就必须顺应时展的要求，不断地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努力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使我们党始终与时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正如同志指出，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5日)
二、从党所处地位的变化把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涵
党的先进性与党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自身所处的地位展示出来，党所处的地位发生变化，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就有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我们党想问题、作决策要搞清楚的首要问题，也是把握党的先进性内涵的重要前提。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党从不执政到执政，并且长期执政，这使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丰富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革命时期，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革命实践中，即领导人民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解放生产力开辟道路。夺取政权后，我们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执政活动中，即运用执政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一个新世界。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与党所处的地位相适应。执政前，党的先进性建设主要体现为不断提高领导革命斗争的能力，包括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进行革命战争的能力等，为完成革命任务提供保证。执政后，党的先进性建设主要体现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要从素质上提高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而且要建立有利于从整体上发挥党的执政能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先进性建设只有与党所处的地位要求相一致，党的先进性建设才不会脱离实际。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从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出发。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在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与执政有关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上。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坚持党的先进性面，临着如何执政并有作为，而又不被权力腐蚀、不脱离群众、不自满、不懈怠等问题。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达到“四个成为”的目标。党要“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这是从坚持党的执政宗旨角度，回答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党要“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这是从执政方式的角度，回答了怎样执政的问题。党要“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这是从党的执政作风角度，回答了如何保持良好的执政形象的问题。归根到底党要“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管总的，主要从执政能力建设的落脚点，回答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怎样才算合格的问题。这“四个成为”的目标，从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深刻地揭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的根本问题，明确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方向。
三、从党所肩负的任务的变化把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内涵
党的先进性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密不可分。我们党之所以是先进的，不仅表现在自身拥有的先进要素，如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阶级基础、严密的组织原则、优良的作风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实践成效上。在我们党所经历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党的先进性总是和一定时期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党勇于承担这些历史任务，并在努力完成这些任务中实践着党的先进性。完成了这些历史任务，就践行了党的先进性。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适应党的任务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必须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的核心就是规定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党要保持先进性，党的建设就必须适应党的任务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和如何胜任领导革命战争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取得政权以后，党的政治任务又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确定的，当我们党把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时，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就必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来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只有适应党所肩负的任务的要求，才能在完成党的任务中坚持党的先进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新的内涵。我们党已经从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领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新任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给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运行方式和保障机制等都不同于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也就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容易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现象，这些都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产生了直接的冲击。面对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些新挑战，执政党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转变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始终保持并体现党的先进性。
四、从党所处的环境的变化把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内涵
党的先进性与党所面临的环境相互影响。党的先进性必然受到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影响，而党的先进性的发挥，既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环境，这是主观与客观辩证关系在党的建设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就党的先进性建设而言，正确把握环境及其变化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影响，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以适应环境，才谈得上党的先进性的发挥。从环境变化而言，我们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的环境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对党的先进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战争年代，艰苦的条件和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使党始终处在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之下，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全党上下因此时刻注意保持先进性并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和平建设时期，党所面临的外在压力明显减轻，不少党员容易贪图安逸、不思进取，长此下去，党的生机和活力就可能逐步蜕化。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员的思想容易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党员的忧患意识、先进性意识容易受到弱化，大量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对党的先进性都会产生影响，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因此更为艰巨。
党的先进性建设要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同志所指出：“和平建设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环境改变了，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生死考验也有，但毕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常发生。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内容、形式和特点，必然同战争年代有很大不同。”(：《论党的建设》，345页)在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建设的内容、形式和特点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状态下的情况不一样。党的先进性建设不能关起门来进行，而只能置于变化了的客观环境之中来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只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才能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发展党的先进性。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党的先进性建设增添了新的内涵。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活力，同时也使党的事业置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对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考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形势下，如何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各种风险，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情况下，我们党如何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的国内环境。党情的变化也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建设。比如，党的制度建设的状况、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现状等等，这些也可以看成是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的党内环境。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要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自觉地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改革，创新执政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因此，从党所面临的环境的视角看，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和驾驭复杂局势、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
五、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把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内涵
党的先进性直接体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先进性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即它的先进性。纵观党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是先进的政党，就在于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旧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继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一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而且提出了判断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判断我们党是否先进就必须把它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可见，党的先进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一致的。为此，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必须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相一致。这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关键词：国际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国强民之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宏图伟业。在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下，我们党应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主动的精神，积极把握新机遇，沉着应对新挑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国际化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重要态势
(一)国际化是与全球化相联系的一种世界潮流，是以经济国际化为主并同时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性现象
从超越国家界限而相互联系来说，国际化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全球化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更侧重于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超越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和地理分割，趋于形成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共同体。每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和适应全球化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参与和适应的过程反过来又会推进国际化进程，这是一种现实和循序渐进的选择。在全球化中推进国际化，在国际化中参与全球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世界日益紧密联系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变动和浪潮之中，就其态势来说，是无法阻挡和躲避的。
(二)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国境线之内，而是日益广泛地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需要更多地通过这种联系来谋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离不开”的程度越来越高。范围也越来越广。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更加紧密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中，外部因素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也明显增大。突出地表现为对外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外人员交往和流动越来越多、文化和科技的合作与交流日益深入等。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愈益广泛地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国境线之内，而是日益广泛地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的联系等，需要更多地通过这些联系来谋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更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制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既独立自主、立足国情，又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在继续立足于自身力量的同时，需要有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市场、资源等条件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进行处理，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同时，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立足于中国自身实际，紧密地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动向，充分利用有利的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成功开辟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全面而系统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知识管理；转型
1.知识经济的内涵
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形态。它不是简单地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否定或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传统经济的根本性的革命。知识经济和农业经济不同。农业经济是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劳动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知识经济也和工业经济不同。工业经济是随着产业革命而产生的经济形态，是对农业经济的革命，其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本管理和资源管理是社会的主要形式。其中最根本的是资本，可以说，没有资本的积聚就没有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创新的源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完全依赖于知识和创新。
2.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与传统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有其不同的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具有高知识含量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其最直观和最基本的特征是知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和发展的资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并且，知识不再是资本生产的附庸，相反，随着信息处理、传输成本和效率的提高，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2）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时代，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征越加明显。在经济领域，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密切联系也日益促进全球一体化局面的出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市场化已基本形成，世界经济高度信息化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宽厚的基础和条件，金融国际化、跨国公司的积极作为也在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脉络正日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世界交通运输的高度发展，为促进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在全球日益频繁的交流提供了技术的便利，人们共同生活在仿佛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界限的“地球村落”里。
（3）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由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并以知识作为增长的驱动力，以先进技术和最新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力——知识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就成了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技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更新向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3.知识经济对仓储服务企业管理的影响
知识经济是现代科学技术和不断创新推动的结果，其中当然也包括千万个企业爆发的知识能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与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劲，因此，知识经济的兴起既是企业驱动的结果，又同时为企业的变革形成一股不可逆转之势。它对企业作为一种制度的内容和操作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力，给新时代的企业管理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仓储服务企业也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3.1知识经济对仓储服务企业内涵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内涵将发生深刻的改变。第一，决定创办企业首先要考虑的不再是资本、服务，而是知识和技术。对于企业而言，知识将超越传统的生产投入要素——劳动力和资本而成为关键性的资源，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企业的关键资产不再是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而是知识资产，这些资产主要表现为：（1）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资产，如信誉、服务、商标等；（2）体现智力劳动的资产，气如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3）体现企业内在发展动力的资产，如企业管理和经营方式、企业文化和企业信息支持系统等；（4）体现人力资源的资产，如员工的知识能力、工作技巧等。这些资产同时也包含在高新技术内，储存在数据库中，且均为无形资产。第二，在企业里，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迅速上升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企业的成功在于企业拥有的正确的知识和技术和合适的知识人才。这三点，将深刻地动摇原有企业内的所有权基础，深刻改变企业的内涵。
3.2知识经济对仓储服务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
知识经济在改变企业内涵的同时，也将改变企业的管理方式。首先，创新和服务将替代传统的控制和管理。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是以庞大的规模和集中的管理来更好地控制市场和原料供应，以此来获得较高的效率。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依靠不断找出需要以及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成功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多来自于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以及把上述两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加上金融和管理服务。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和服务将替代控制和管理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二，网络型管理将替代金字塔型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运用，管理层次必然减少。中层经理的作用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而被削弱，因此，加快了信息的反馈速度，更消除了官僚作风。在中层管理削弱的同时，网络型管理应运而生。第三，企业的柔性管理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技术创新要靠人来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品也要靠人的智慧和双手来实现，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将更注重人的因素，更强调以人为中心。通过实施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和潜能，发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巧妙地利用这种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协调生产组织、生产群体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实现企业的目标。
4.企业知识管理对中国仓储服务企业的启示
应该说，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中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科技文化和军事方面都落后了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假若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依然保持在过去的工业经济轮廓下发展，对于中国来说，要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这条延续了200多年的游戏规则。新经济既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能量，同时它也为一些在传统经济时代落后的国家点亮了一盏新的希望之灯。一方面，知识经济大大增添了仓储服务企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尤其在企业知识管理突显重要之际给仓储服务企业的管理带来了挑战：企业只有尽快地深入了解和掌握企业知识管理的思想、特点和方法，才能在新时期快速多变的经营与管理环境中求得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到来也为仓储服务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提供了新的机遇，企业只要将管理重心转移到知识战略管理方面，努力实践，积极创新，便有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塑造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生存空间和超常的发展能量，在新经济中保持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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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根本性意义。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所遵循的一般的、普遍的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到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发展观对发展的实践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赋予党的执政理念以鲜明的时代内涵，为我们党更好地领导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遵循，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使命、执政任务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从总体上看，科学发展观形成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同时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性质和宗旨。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重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自然观。
摘要中华武术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瑰宝，内容博大而精深，其巧妙的集哲理性、科学性、艺术性，技击性于一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现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身为我国文化重要组分的中华武术，其国际化的发展步伐也开始逐步推进，本文就从中华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发展策略等方面，对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中华武术国际化发展策略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华武术作为一个良好的载体，集哲理性、科学性、艺术性为一体，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沾染了浓厚的民族审美意识，吸取了诸多领域的营养，积淀了丰富的内涵，在陶冶情操、修身养德方面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也逐步进入世人的视野，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华武术做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国际化的问题也引起了诸多人的关注和探讨，本文就对相关问题做出了简要阐述。
一、武术的双重属性，表明中华武术具备国际化发展的可行性
中华武术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独特的过程，在我国已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多个历史形态和复杂的社会变迁，从而使其在作为一种具有实用的技击性和独特的养生价值的同时，还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显现出了多种社会功能。所以说，中华武术在具备体育属性的同时，还具备文化属性，是强大的体育属性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兼具的事物形态。
所以说，中华武术在作为一种体育运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还同时具备文化传播的对特优势，这对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无疑具备重要的意义。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研究中心的邱丕相主任就曾经从中华武术与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出发，论述过我国武术国际化的问题，他认为，武术作为一种以动作为“语言”的文化符号，在技术、训练、礼仪、道德、服饰等方面具有完整的符号传播系统，与其它体育运动相比具有符号的传播优势，通过这种直观的表达，中华武术内涵的中华文化会更容易传播出去，中华武术会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说，中华武术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的国际化发展是可能的。
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决定了中华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
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中华武术与我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而现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快。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而随之而生的，不可避免的则是文化的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和入侵肯定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和入侵，而一国的文化状况也会反过来影响一国的经济状况，文化逐步渗入经济，经济也无法脱离文化而存在，两者相辅相成，相伴而生，才导致如今的文化经济和经济文化的出现。所以说，在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一国的文化实力已经成为了衡量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文化的国际化发展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现在，一些国家开始实施文化入侵的策略，文化入侵可在自觉或不自觉间逐步改变国民的思想和观念，如不加重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而抵制文化入侵最好办法就是发展本国文化，让本国文化走出国民，走向世界。所以，中华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载体，武术学习者通过相应的武术学习，不但会学到技术，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领会到包涵在中华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领会其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陶冶情操。所以说，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我们就要主动走出国门，让我国的文化，让中国武术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让中华武术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
三、中华武术国际化发展的策略
近年来，我国已充分认识的到了发展中华武术的重要性和意义，并做出了诸多的促进中华武术传播的措施，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传播的中还存在不足，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便为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做好理论基础的准备工作。
1．完善现有的相关制度条例
自从引起人们的重视之后，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条例来规范和鼓励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是目前看来制度还并不完备，特别是与武术相关的部分，需要在实践和摸索中进一步探索，这也就要求我们要加强武术的科学研究，学习先进的经验，研究分析武术的特点，挖掘武术的特色和内涵，从而逐步完善现有的制度条例并寻找到最合适发展道路。
2．创建中华武术的知名品牌，发展武术品牌战略
虽然中华武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却缺乏可以公认的品牌，这也表明了我国武术的国际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不成熟，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广中华武术，努力创建中华武术的知名品牌，宏扬我们传统文化、武术文化。
3．根据学习人群的特点，灵活选择武术传播内容
不同的文化教育程度，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习目的，都会对武术传播受众的选择倾向和接受程度照成影响。例如，研究发现，文化教育程度越高，武术学习者对学习传统武术的兴趣会越高，而文化教育程度越低，对学习武术竞赛套路感兴趣的人的比例反而会随着增加。所以说，在进行武术传播活动时，应该考察当时当地的情况，并根据相应的情况确定合适的策略。
4．举办武术活动，构建交流平台
为给更多的人一个了解、认识中华武术的机会，给更多的武术爱好者和研究者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可以根据地域特色举办武术活动，积极鼓励民间武术活动，鼓励“重在参与”，还可将武术与其它资源相结合，以取得最好的效果。除此之外，还要将中华武术推向世界体育大会等国际性体育赛事，以加快我国武术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扩大中华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
所以，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是可行的，是必要的，更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中华武术作为体育界的一朵奇葩，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具有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促进中华武术的发展，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武术推向世界，是我们当前至关重要的一项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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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
现代特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
对特大城市的理解与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与现代城市发展史紧密相关。总的来看，特大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变过程。
在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中，特大城市的形成与演变，主要表现为人口在城市的高度集聚和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扩张。这对世界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许多不容回避的“城市病”问题。在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人口城市化与产业城市化的发展失衡，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缺乏相应城市产业的支持，最终形成“拉美陷阱”。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突出表现为人口过度增长与城市承载能力和基础设施供给的失衡，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十分严重。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与聚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全球城市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开展城市治理探索。在欧美国家经历了逆城市化、郊区化潮流后，21世纪以来，在全球城市竞争范围国际化、竞争领域全面化、竞争程度激烈化的形势下，现代特大城市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现代特大城市的发展不再简单强调人口的集中，而更加重视城市质量的提升，特别注重高端产业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营造，重视自身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和作用发挥。
从国外特大城市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看，现代特大城市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和土地面积支持，但不单纯是表现在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的城市概念，而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形态。城市人口和面积较大，往往不一定就是富有竞争力的现代特大城市，或者说仅仅是表象上的特大城市，而非城市功能和城市价值上的特大城市。
现代特大城市的三个基本内涵
一般来看，现代特大城市的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应该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全球范围看，现代特大城市一般都是对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高水平的现代特大城市往往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经济活动生产总值规模大，产业结构合理完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总体位于区域经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是在区域范围内具有支配性地位和推进性的区域单元。从世界范围看，东京、悉尼、首尔等特大城市对该国经济贡献率平均都达到30%以上，这些特大城市聚集了大量高端产业，也通常是新兴产业的发源地，对该国乃至世界其他城市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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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应该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现代特大城市通常是一个区域和国家的创新中心，通过自身创新能力的释放，在城市内部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发挥知识生产、加工与传播的创新功能；向城市外部产生辐射效应，引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保持城市的竞争力。例如，英国的伯明翰是工业革命发展最早的城市，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经济发展经久不衰，与其注重培养城市创新能力密切相关。百余年来，伯明翰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机遇，一方面注重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城市传统产业，保留原有的核心制造业企业，使其成为产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中心。另一方面，积极培育高科技人力资本和企业创新环境，利用大学孵化高科技企业，鼓励创立高科技企业和研发新兴高科技产品，发展新兴科技产业。伯明翰始终坚持成为新兴技术的领导者，而不是新兴技术的追随者，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通过科技创新保持了其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三是应该具有强大的承载能力。现代特大城市发展是一个城市空间功能不断优化的过程。现代特大城市往往不是单个城市，而是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是由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城市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构成的布局合理、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城市体系。例如，法国巴黎在特大城市发展中，就特别重视多中心的城市布局和新城建设，一方面改造原有的城市单中心格局，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城，在市区南北两侧各20公里范围内，建设了五座新城，由向心式同心圆结构向轴线带状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形成沿塞纳河向下游呈带状发展的空间格局。新城建设强调就业功能，还包括娱乐和研发功能，新城规划建设的社区都以低层、低密度为特点，力图保证就业和居住的平衡、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结合。
质量优先：我国现代特大城市发展
[关键词]全面质量管理高职院校内涵发展
近几年，我国高职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基本形成每个地(市)至少设置一所高职院校的格局，高职教育无论是学校数还是在学人数，均已占据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随着高职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的矛盾日趋明显。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走内涵发展道路，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内涵发展是高职院校的必然选择
我国高职院校办学历史较短。随着近几年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大，外延扩张过快、内涵发展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办学特色不鲜明、内部管理粗放、人治色彩较浓等方面。在高职教育国际化背景和大众化条件下，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高职院校的必然选择。高职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不断积累、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抓好质量和管理这两个核心问题。进一步明确学校定位和办学指导思想，把教学管理、行政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党团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产学研结合、毕业生质量、学生就业等工作抓好，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特别强调四种意识：一是服务意识。高职教育属于教育服务业，必须树立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明确服务对象，“满足消费者的规定的和潜在的需要”。满足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和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二是质量意识。质量是高职院校的生命线，是内涵发展的主体。只有调动所有积极因素，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才能办出让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这就需要抓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内部管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实习实训是重中之重。三是特色意识。办学特色是高职院校独特的、持久的内涵。高职院校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水平，特色就是生命。一所没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在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是很难生存的，内涵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四是管理意识。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只有遵循高职院校管理的特殊规律，加大管理力度，实施科学管理，增强全面质量管理意识，向管理要质量、要特色、要效益，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高职院校有限的办学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才能使内涵发展步人健康运行的快车道。
二、全面质量管理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客观需求
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管理哲学，它是以质量为中心，建立在全员参与上的一种管理方法，其目的在于长期获得顾客的满意，保障组织成员和社会的利益，促使组织健康发展。全面质量管理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对质量追求“持续不断地改进”，是一种永远不能满足的承诺。“非常好”还是不够，质量总能得到改进和提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高职教育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类型，担负着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的历史重任。要持续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就必须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这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客观需求。
(一)管理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代文明得益于管理科学，我们看到的高速列车、导弹、航天飞机、计算机等一系列先进工具和先进武器的出现，是20世纪人类创造的令人自豪的重大物质成果。在这些物质成果的背后，除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发明外，还无一例外地都有赖于人类另一个伟大的智慧结晶——管理科学。如果只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零部件，而没有科学的系统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并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和科学配置的话，这些先进的工具和武器将最终不可能成为现实而发挥作用和威力。19世纪英国工业进步得益于成功的管理。当时，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厂出现在英国，世界上第一本论述管理的著作也出自英国人之手，英国的管理水平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水平明显落后于美国，其主要原因不在科技方面，而在管理方面。原因是，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注重工业管理，到20世纪初，首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泰罗式科学管理模式，享誉世界。美国管理学界曾自豪地宣称，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管理革命却发生在美国。美国一位权威人士说，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各国前列是靠三分技术、七分管理。19世纪英国的高等教育比美国发达，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明显高于英国，这虽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与美国大学管理理念先进、管理方法科学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保证了社会全面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管理在促进西方国家兴旺发达中功不可没。
(二)提高管理水平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关键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高职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保证。高职院校内涵发展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加强管理、科学管理无疑是高职院校加快发展、提高质量、实现跨越、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关键。“必须坚持以法治教，严格管理，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这是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参加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时所强调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职教育提高质量的双重课题下，实现科学管理已成为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因素。管理在高校提升办学实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内涵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高校的重视。英国从2002年起公布的与管理有关的文件就有《牛津管理结构(绿皮书)》《牛津大学管理(白皮书)》《牛津教学战略》等，这些重要的管理改革文件告诉我们，在日益激烈的全球范围内的大学竞争中，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管理水平有多么重要。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新出现的一个类型，其外延发展之快令世人瞩目，内涵发展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提高管理水平，向管理要质量、要效益已成为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关键。
(三)高职院校走内涵发展道路必须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是1961年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经理A.V．Feigenbaum提出的。它作为企业界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最初应用于工业部门，后来推广到建筑业、邮电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全面质量管理是指，为确保产品质量的持续提高，由组织的全体人员综合应用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对影响质量的全过程和各种因素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管理，以达到生产者、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为目的的一种质量管理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质量管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其涵义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质量管理的领域，成为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理念。质量不再是仅仅被看做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而是整个组织经营管理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最近的各种实践表明，许多工业领域的新管理程序，都可以实际应用于教育，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这样做，而且在一个教育机构内也可以这样做。”在美国，根据美国教育理事会1993年的调查得出，美国所有高校中有70％采用全面质量管理。在国内，20世纪末21世纪初，教育界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大多数高校虽然意识到了质量作为生命线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内部主要工作的管理，但仍没有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大扩招后，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大学入学人数的大量增加与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后的一个普遍性矛盾。面对学生、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日趋强烈的“提高质量”的呼声，我国高等教育应该积极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
在高职教育领域实施全面质量管理，首先要对高职院校的产品进行准确定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等几个大类，高职院校的产品应该是通过教师、教辅人员和服务人员向学生、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提供的有特色的教育服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知识结构、动手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就业竞争能力等，都必须通过教育服务得到提高，从而提升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在高职教育领域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规范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活动的过程，强调领导作用和全员参与。这种注重过程控制的方法和全面、全员、全程的管理是确保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客观需求。
三、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措施
(一)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是一项管理改革，更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满足消费者的规定的和潜在的需要”，树立起以学生为顾客的观念，从而尊重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需要，尊重用人单位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调整专业结构，改革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最后的落脚点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内涵发展。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全方位的管理：一是全面性管理；二是全过程管理；三是全员性管理。这就要求全体教职工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质量管理知识，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做全面质量管理的宣传者和忠诚执行者，为提高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而积极工作。
(二)抓好管理队伍建设
管理队伍是决定管理水平最主要的因素。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应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领导重视。学校领导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管理队伍建设，要把管理队伍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二是注重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要加强管理队伍的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基本功训练，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管理人员结合自身管理工作开展科学研究。要从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一定比例的管理人才，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批既有教学科研经历，又有较强管理工作能力且热心管理工作的管理干部充实到学校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从整体上提高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管理能力。三是建立管理人员能进能出、能升能降的选拔评价机制。责、权、利挂钩，职、岗、贴相连，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素质优良，富有活力的管理队伍。
(三)坚持依法管理
在高职院校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必须坚持依法治校、依法管理的原则。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各种管理措施的出台，人才培养过程的监控等，既要在法定范围内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又要尊重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要按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建立建全校内制度法规体系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四)引入IS09000族标准
ISO9000族标准的宗旨是：让全世界都接受和使用ISO9000族标准，为所有组织提高运作能力提供有效的方法。至今，世界上已有150个国家和地区采用ISO9000族标准，并将此广泛应用于目前已知的所有行业和部门。高职院校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必须从基础抓起，认真总结本学校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贯彻实施ISO9000族标准，取得质量认证证书。全面质量管理是一个组织“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但成功地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对大多数组织来说，直接引人全面质量管理有一定的难度，而ISO9000族标准是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适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同样也适用于教育领域，它只要求一个组织或企业稳定组织结构、确定质量体系的要素和模式就可以贯彻实施。贯彻ISO9000族标准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之问不存在截然不同的界限，将两者结合起来，先贯彻ISO9000族标准再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效果会更好。
总之，全面质量管理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发展要求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促进内涵发展。在我国高职教育已经跨入高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的关键时期，高职院校面对新要求，要驾驭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目标，持续不断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就必须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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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关键词：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渊源；流派；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在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着历史性大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理论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由于该理论形成时间短、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学界在其性质、内涵及其价值的把握上产生了分歧[1-5]。在地缘经济理论的学科价值上就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从地缘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二者并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从属于地缘政治学。此外，在理论指向上也出现了论争，且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由此造成人们对地缘经济认知的困惑甚至是混乱，并束缚了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旨在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一探其性质及内涵特征。考虑到欧美地缘经济学发展史只有二十余年，但是地缘经济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即地缘经济合作实践和相关或相近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并随着地缘经济合作于7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左右的两度兴起，为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创立作了较为充裕的时间积淀。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表1）。
2理论孕育：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
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与国家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共体的形成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使得维持了近20年、以国际政治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松动，一个更为均衡稳定的多极格局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各国将竞争目标及重点由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调整到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注重区域性协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集团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化。继经互会（СЭВ，1941）、经合组织（OECD，1961）成立后，欧共体（EuropeanCommunity）于1967年在欧洲正式诞生，并适应形势要求在广度（新成员国加入）和深度（合作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或是为经济合作组织的示范效应所吸引，或是为区域性竞争压力所迫，开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地体毗邻及邻近关系而实施的跨区域合作的第一轮高潮。集中表现于在欧、非和拉美地区，一些毗邻及邻近国家与地区竞相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实施地缘合作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6]。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试图对地缘经济合作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而其研究成果则为地缘经济理论生成提供了必要养分。
（1）国际贸易学的解释。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等，主要以企业生产成本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对专业分工与提高劳动效率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Viner、Lipsey、Williams等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等效应。在此基础上，Kindleberger研究了区域合作的投资效应，提出了投资创造（InvestmentCreation）和投资转移（InvestmentDiversion）理论。由于影响深远，关税同盟理论被视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促成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奠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学派，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对贸易进行了分析；小岛清、Helpman、Balassa等进一步考察了贸易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2）国际政治学的解释。不同流派诸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近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旨在得到关系认同与关系维护，“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不经济的”[7]。恩斯特·哈斯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之一，其围绕三个概念——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共同利益升级等分析了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区域化背后的政治因素。约瑟夫·格里科用权力变量来解释当代的区域化机制，把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部分决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先决条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尤尼·高瓦特别研究了政治-军事同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吉尔平、莱克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以稳定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高瓦还从安全的角度解释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有利于结成共生关系。
（3）地理学的解释。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没能解释清楚地缘经济合作的“区域问题”，即为什么是发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不能揭示其地理意义。而擅长于解析地缘性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由于二战以来被曲解为“一门支持法西斯侵略扩张行径的学说”，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地。除了极少量回顾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史及批判性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以地缘政治学术语作为书名的论著在西方问世。涉及到该领域，则需要借助地理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表达，甚至在术语上都不用“Geopolitics”而是用“PoliticalGeography”。从而使得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其分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成为了研究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8-9]。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天然存在某种经济联系的，这种联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美国地理学家厄尔曼以空间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表示两个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英国地理学家哈格特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主要分析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揭示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政治地理学对跨国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于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可见，此阶段对跨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虽然卷帙浩繁，却没有真正深入到“地缘”问题本质，当然难以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
3理论萌芽：地缘经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
第一轮世界性地缘经济合作，并非纯粹是为经济考量，大多出于政治结盟意愿。而各成员国间的诸多边界争端、政治冲突、族群矛盾、宗教与教派纷争等传统政治安全问题在冷战后期渐次显露，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由此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跨国合作组织要么分离，要么陷入停滞状态未能真正履行其协调职能，从而使得跨国经济合作陷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谷期。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降低，也未因此降低学界探索地缘经济现象及问题的兴趣。刚刚复苏的地缘政治学，因其擅长于地缘问题的综合研究，并格外关注新形势下世界权力结构变动的经济因素及经济影响，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
1964年，S.B.科恩就在研究中称两极体系终将瓦解，人类必将生存在一个“分裂但是更加永久的世界”。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其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转变，原属两大集团内的各成员国间利益关系分化重组，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局域性热点问题频现。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等，在已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重新掀起了世界政治及其格局与国家战略的研究热潮，从而使得地缘政治问题与其描述体系——地缘政治学理论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迅速复苏，新地缘政治学逐步形成：继S.B.科恩提出“多极世界体系”论和I.沃伦斯坦描述其“世界体系理论”之后，罗伯特·吉尔平论述了其“霸权稳定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发展了“领导长周期论”，H.A.基辛格阐述了其“五头政治”（pentarchy），Z.K.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三边论”概念（trilateralism）。
虽然新地缘政治学坚持认为，基于现实主义解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并未从根本改变。但是，就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及其地缘政治解释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的学科基础上，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论到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跃升；在理论的现实依据上，完成了从国家中心论到世界多极论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从地理决定一元论到世界发展多元论的扩展；在战略导向上，突显了从对抗到对抗与合作并举的转移；在政治安全理念上，其内涵概念得以扩大化，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可见，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新地缘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其经济性及经济内核[10]：
（1）新的权力因素的凸现，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包括经济因素在内新权力要素体系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学者们对沃勒斯坦和麦金德“中心-边缘”结构比较之后得出：“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的理论仅仅考虑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换而言之，I.沃伦斯坦是以“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模式构建世界体系的。此外，沃勒斯坦后续研究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可见，经济实力、经济手段、经济竞争政策等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及强力手段。
（2）新的世界权力结构的突显，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世界权力的分配结构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权力分配结构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世界图式、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欧亚大陆的大棋局理论及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等。这种权力分配方式逐渐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由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组成综合国力成为了权力的支点和联系纽带。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秉承“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4理论初创：欧美地缘经济学形成及流派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并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各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原本比较沉寂的亚洲和北美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区域：①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增长四角于1985年和1997年先后建成。东南亚的东盟内部则建立了“南部三角区”、“东部成长四角经济合作区”、“北三角”经济合作区、“大马增长三角区”、“中部成长三角”等。中亚的中亚经济联盟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西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建立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②北美建成了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继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其成果尤为显著[11]。正是现代地缘经济合作第二轮高峰迭起之际，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
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专门研究的是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其于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并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2-13]。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1）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的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研究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economic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方面的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14-15]。
（2）意大利学派。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F·B·罗查等人[16]。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3）俄罗斯学派。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化空间和两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Э·Г·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17]。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5简要评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内涵特征
综上可知，欧美地缘经济学不仅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理论源流。在其理论生长轨迹中，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三大学科理论起到了特殊的催生、孵化与支撑作用（图1）。其中，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或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组织形式。此外，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理论与其相关及相近理论间还存在彼此交错、相互借鉴、互为引证甚或矛盾、抗诘的复杂关系。以上种种，导致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呈现出一派活跃异常、学派林立的局面，却难以掩饰其理论尚不成熟、更缺乏严密规范体系的事实。整体而言，欧美地缘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1）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后，尽管还存在政治与安全威胁，甚至在国际热点地区频频爆发军事冲突。但是，更多的威胁来自于贫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失衡、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谋求在竞争中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换而言之，地缘经济不仅不排斥对经济共同利益的追求，还在更广阔领域要求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而且，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从争端的起因、实质到对抗的手段，都严格地限于经济范畴。对于处在和平的世界事务中心区域的国家而言，军事威胁与军事结盟的重要性不断衰退，经济的重要性不再受抑制，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并成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以爱德华·卢特沃克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上，并不认为二者能够相互作用，而是将地缘经济看成是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或补充，且倾向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2）以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为研究基点。经济利益从来都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在新地缘政治时期更是被视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要参量。不过，直至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及其集团的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才真正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轴与世界竞争的目标。为此，欧美地缘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一方面，地缘经济仍然把国家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还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强调这种竞争与对立关系，关键取决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通过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方面的竞争手段，谋求超额利润并占据世界经济核心地位，进而使得小国和弱国成为其边沿与，形成深层次依附。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对经济合作给予特别关注。以美国为例，其正在构筑的以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今后可能的美洲贸易区为内核、以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和环大西洋自贸区（TTIP）为其东西两翼的地缘经济战略，几近将全球大多数重要国家和地区纳为合作对象。这表明，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
（3）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地缘政治盛行时代，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总是假定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目标完全一致，而在地缘经济时代，这种假定则失去了其共同基础，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取向、市场区位差异极大[18]。经济全球化情境下，一个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极可能延伸至十多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自然突破政治结盟的战略框架，形成复杂交叉的利益共同体。故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利益关系的层级性与复杂性，在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非政府组织、消费群体、生产部门及业界的利益与需求。罗伯特·帕特南在1988年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论及具体策略：其一，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之下，由跨国公司进行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为渗透市场进行投资，进而借助大量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二，由政府实施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进口设置规定性或隐蔽的障碍，推进技术开发计划等。
（4）不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并基于此形成的两极对峙格局已经被打破。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相互间的依存程度，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甚至发展潜力，成为了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据。新兴大国经济板块的交替发展，必将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随之调适。据此，美国莱斯特·瑟洛认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与重组，正逐步发展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即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北美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经济区[20]。德国的海纳·穆勒·莫巴齐提出了地缘经济学中的“三角模式”：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区域在价值体系、、语言、凝聚力等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主宰着今天乃至未来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并非完全一致，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且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地缘经济学家的预判，新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必将为世界经济版图改写注入了新力量。
6结论与展望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生成，是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及科学研究实践的结果。1960年代后期以来，地缘经济合作经历了高涨-低谷-高涨的发展轨迹，从正反两方面为地缘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背景与经验。在地域空间上，随着地缘经济合作先后继起与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转移，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也转移至北美主要是美国，初步完成了理论创建，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此外在乌克兰、土耳其、德国、英国等国也有不同程度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与地缘经济合作潮流已现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势头，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其理论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有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形成创新性地缘经济理论。
作为一门新生的、活跃的交叉学科，欧美地缘经济学有其深刻复杂的理论渊源与分支流派。经济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及其分支，先后将地缘经济纳入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为地缘经济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准备，并被吸收为地缘经济理论体系的相关或相近理论；而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其极强的理论张力，形成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流派。这些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地缘经济研究泛化，难以形成支撑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不过，由宽泛、分散、庞博走向集中、完整、严谨，是新时期交叉学科理论创建的必由之路与一般规律。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处于理论初创后发展的十字路口，亟需科学界定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独特学科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家发挥了学科优长，从“地缘”问题本源出发，结合世界性跨国合作趋势与自身的地缘经济实践经验，提出了地缘经济研究范式，已初步建立理论框架[21]。
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伦理价值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表明，地缘经济学已初步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地缘政治与经济本身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欧美学者们在创建地缘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包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合理成分，更是直接借鉴、参照、沿袭甚至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此，致使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难免受到缘政治学的多重复杂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美地缘经济学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的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想，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必将为地缘经济时代应有的开放、合作、共赢与发展等新思维、新理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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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TheoryOriginand
DevelopmentVeinofGeo-EconomicsAbroad
LIZheng1，2，CHENCai2，XIONGLi-ran1
（1.SchoolofEconomyandManagement，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650092，China；
2.SchoolofGeographySciences，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内涵环境；述评
现代化一词最早应该追述到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这次会议是由《文化变迁》编辑部主办的。该杂志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建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的学术刊物。当时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进步是多层次变化的，就尤为迫切地感到需要用一个崭新的概念来表述这一种现象。
一、国内学者对经济现代化的认识，首先从经济现代化的内容来看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研究和认识占主流的仍然是保守主义思潮。所谓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1]，这股思潮其实质就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留恋。它不是在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来思考一切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离开这个平台，甚至要拆除和摧毁这个平台。但在接下来的工业化与农业化的长期论战中，我们基本上认同了经济工业化的必然性，但没有认同经济市场化的必要性。这期间我国对于经济现代化的认识又受到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帕森斯的影响，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2]。这就是我国早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思想。
在西方，有人试图用工业化代替现代化。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是把现代化仅仅看成是生产上的现代化。他们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生产技术水平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劳动手段的现代化，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劳动者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管理现代化。我国史学家虞和平先生就认为“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3]。上述认识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有害认识。它过分夸大了“工业化”对于现代化的作用。这种重描述而忽视内在制度的做法，往往使传统的农村经济被强制推动的工业化下的城市现代经济所抛弃。使得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变成了对工业化(科技化)的诉求。而结果则是挥之不去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就是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的基础与核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国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解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的。对经济现代化的解释，吴承明研究员1988年时候的看法为：“从历史上看，(近代化)大体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确立等几个方面。”1998年年底，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最早是搞工业化研究的。工业化实质也是现代化但不等同于现代化，它是1860年以后开始的。……西方现代化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商业革命引起工业革命。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理论，西方理论家也是这样说的。这几乎成为定论”。“我一直都是在研究现代化问题。我现在是采用希克斯的学说：“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4]。这也反映了今天我国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问题，还是主要集中于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上面，不同的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研究更受关注。同时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对市场化的认识也由定性逐渐转变到对市场化程度的测度上面。赵德馨将市场化与工业化都融合到了经济现代化定义当中，并阐述了工业化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的主要观点为（1）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的是一个：市场化和工业化；（2）市场化与工业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同；（3）在经济现代化内涵的解释上，其新意有三：第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他在工业化之外加上了市场化层次。第二强调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实际上，市场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第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5]。张培刚则进一步讨论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的相同点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最主要的本质特征是手工劳动转变为机器操作的技术创新或者技术革命，伴随着而来的或者同时发生的各级生产组织的变革以及各层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的组织创新或者是制度创新。作为结果，则是从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转变为以机器或其他现代生产工具为主的社会化人生产。两者的区别是：从内容范围来说，现代化远比工业化广泛，工业化所包含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变革，现代化包含的内容，除了工业化外，还包含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文化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变革；从时间过程来说现代化远比工业化久远。他认为“所谓现代化，首先的也是最本质的，必须包括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但除此之外，还要包括其他如政治思想、生活观念、文化修养等等方面许多新的内容，其中不少部分又是由工业化这一大变革过程所必然引起而发生的”[6]。
二、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定义
从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来下定义的大多数学者都将经济现代化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乔臣认为从经济现代化广义上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领域由传统性走向现代性，继而引发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相应变化的全球性大变革过程。狭义上讲，则是落后国家通过采取高效的途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世界先进经验，改造科学技术条件，从而带来广泛的社会变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并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7]。
丁文峰指出，经济现代化是从物质层面、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所考察的现代化过程，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从广义上讲，经济现代化是指自古以来经济发展包括总量增长和结构演化的连续不断的过程[8]。正如迪阿·纳思·瓦尔马所指出的“现代化，从广义上来说，甚至可以包括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变革，按照这种观点，则古希腊国家、中央集权的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的中国和印度帝国都可算是具备现代化因素”。狭义的经济现代化，是指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包括总量增长和结构演化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他认为经济现代化主要包括两大阶段：一是工业化阶段，自英国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中后期，由英、法开端，美、德、日、苏联等先后开始并完成了工业化，某些发展中国家成了半工业化阶段，少数发展中国家处于正在实现工业化阶段；二是信息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初见端倪，20世纪后期已充分显现，目前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捷足先登开始了信息化进程，新兴工业化国家浓缩了工业化进程适时开始信息化，不少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前工业化或工业化时期，信息化尚难起步。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王宏彬等人。
而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的何传启研究员更加全面地概括了经济现代化的内涵，他认为，广义经济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化，它包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两次转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福利的大幅改善以及国内经济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广义经济现代化是普及，现代科技和能源的大规模应用，经济活动的工业化和专业化，生产力方式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工业比重上升和农业比重下降，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经济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工业化的完成和劳动生产率达到工业经济先进水平是完成经典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标志[9]。这个定义几乎涵盖了经济现代化的各个变革领域。单永旭将经济现代化定义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以工业化和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实现现代先进生产力对传统落后生产力的取代，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达到世界较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的过程，是以生产力变革为核心，经济、自然、社会与人逐步进入高水平全面和谐发展的过程[10]。这实际上也是从经济现代化的本质出发，概括了经济现代化的实质。吴维民将其概括为“从物质层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所考察的现代化进程，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11]。
三、从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来定义
杨永华从经济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角度归纳出两个方面，认为经济现代化就是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唐新川、章寿荣登从时空的角度提出了所谓经济现代化的三维推进论，从空间、时间、内容三个方面阐述经济现代化，三维推进论就是有关经济现代化的空间推进、时间推进和内容推进三个方面的规律和特点的理论[12]。
以上的定义都是各个现代化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经济现代化的内涵，但笔者认为，经济现代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也就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除了工业化、市场化以外，在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化成为测度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变的不可或缺；同时经济现代化肩负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任，二者是经济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参考文献：
[1]何爱国.市场缺位的经济现代化：经济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EB/OL].知识学术网,2006-02-18
[2]景维民,张慧君.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化与相对市场化进程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317.
[3]虞和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J].史学月刊,2004,(6).
[4]吴承明.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
[5]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6]张培刚.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J]经济学家,1992,(2).
[7]乔臣.经济现代化范式理论及其模型建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3).
[8]丁文峰.经济现代化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9]何传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图[J].科技与社会,2005,(2).
[10]单永旭.浅析区域经济现代化和全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J].党史博采,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