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优秀民闻文化传统影响着当今动漫艺术发展的审英价值
第一，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滋养了原创动漫的美学品格。形成了倾向于意境美、道德美、意味美的审美风格和寓教于乐，内敛含蓄的中和之美与朴素之美的审美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艺术思维，崇尚“神似”、“神韵”和“会意性的艺术形象。经典动漫作品《大闹天官*就集中体现了上述中国原刨动漫的基本美学气质。其人物造型古雅和神奇．艺术风格灵动飘逸、超凡脱俗，脸谱艺术、民间彩塑、戏曲表演、壁画年画等设计元素和色彩配比的综合运用，汲取从先秦青铜器、汉代画像石、六朝造像以及皮影、木刻等多方面营养，虚虚实实，简练而富于变化，有着很强的写意性和装饰性，表现出中国优秀民间文化特有的哲学观、宇宙观、审美观，在民间文化传统与动漫形式的结合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二，优秀民间艺术中蕴含的人文价值是中国传统观念体系中核心部分，当今动漫创作应努力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爱国爱民的民本精神，自强自立、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道德精神，善良质朴、诚实谦虚的传统美德等精华，以之为作品的灵魂，积极地展现国人椎崇、期待的道德品质、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主动地吸纳优秀传统文化并与现代文明和谐相融。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如《葫芦兄弟》。该片弘扬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一永恒主题。片中用七种颜色分别代表人类的七种品性：勇敢无畏、温柔宽容、刚强坚毅、平和慈善、嫉恶如仇、活泼自由、沉郁思辨。七兄弟的故事如同七个生动的寓言，唯有“七子连心”，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能最终战胜阴险、黑暗、诱惑和背叛。片子结尾那充满生机的七色峰，正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向往和谐的的象征，从而实现了将传统表现手法与动漫审美特征、民间意象与现代内蕴、鲜明的民族价值观与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完美地融为一体。
2优秀民闻文化传统影响当今动浸艺术发晨的倒作息维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优秀民间艺术作品的宝库。丰富的民间艺术题材，浓郁的地域化民族化色彩。是当今动漫愿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现代动漫宅作固然是创作者艺术素养的体现，但不管是怎样的创作意图，都必然要在创作中借鉴民间艺术的形式或撷取民间艺术的素材。从优秀民间艺术传统的宝库中获得灵感，挖掘原型，用现代艺术手段，创作出具有中华优秀传统风格气质又有时代精神的动漫形象，是当今原创动漫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专业动攫创作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当今动漫艺术和优秀民间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源流关系。比如，动漫作品取材直接来源于民间，多是在采集整理民歌、故事、野史传说等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创新而成的。如中国的《渔童》、《人参娃娃》、Ⅸ阿凡提的故事》等。有的时候，因为民间艺术具有的传承性、实用性，娱乐性、民俗化和程式化等特征，这种源流关系还表现为对民间叙事类型的借鉴与生发上，同一类型、同一主题的故事会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时间里流传，构成故事的种种元素在保持原有基本形态的同时，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探险寻宝、复仇行善、美好情感等等。在当今动漫创作中，尽管传统民间故事中的情节、人物等是以现代的艺术形式出现，对原有的元素进行整合、重新演绎，但仍让人感到民间艺术的永恒魅力，引起超越现实、超越空间的心理共鸣。当今原创动漫最大的竞争力无疑来源于独特的形象和新颖的创意，这取决于日常的艺术素质的积累和实践。一个好的本子是基础，没有好的本子，任何高超的技术也不能创造出精品。随着当今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动漫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动漫创作者过分追究技术，在人物形象构造、故事发展情节方面有雷同．幼稚，少个性、缺少想象力等问题。不论是在整体把握，还是对形象性格的刻画上，缺乏应有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生命力。如果说科学技术是当今动漫蓬勃发展的血液，人文则是其灵魂逻辑思想与形象思维相结合，才是动漫发展的协调状态。家喻户晓的优秀动画片《三个和尚》，采用简单的故事、简单的形式，连人物语言都不要，简练数笔就塑造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形象，甚至连音乐都被精简成了几声木鱼，技术上也简单到极为普通的逐格摄影，但却成为了中国原创动漫的经典之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优秀民间文化传统激活了原创动漫的生命力合表现力。片中水墨山水画的味道，极好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按法传神写意的艺术效果。又在形象塑造上，融入西方现代漫画表现手法，风格洒脱却又神情具现，实现了优秀民间文化传统与现代技术在形式上的完美和谐，使传统哲理的写意在当代动漫的诗化氖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3优秀民闻文化传统影响当今动漫艺术发晨的艺术风格
优秀民间艺术在呈现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呈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化和地域性特点，从创作手法到美学风格莫不如此。有的朴素，有的豪放，有的古朴、有的明丽，等等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此丰富多彩的优秀民间艺术，为当今动漫在故事叙述、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等艺术创作上提供了丰厚的营养。从一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中不难看出，优秀民间艺术中丰富的艺术形式已经在当今动漫艺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哪叱闹海》借鉴了山东民间年画的造型。《九色鹿》取自于敦煌壁画的造型，《猪八戒吃西瓜*、《人参娃娃》等使用了民间剪纸的造型《小蝌蚪找妈妈》更是开创了运用中国水墨淡彩的绘画手法来绘制动漫的先河，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像牧童》配竹笛、《山水情》配古琴，更是将水墨动画发挥到极致，每个场景都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独立画卷。当然，诸如刺绣、陶瓷等这些表现形式多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可塑性的民间艺术，还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如果能将优秀民间艺术中鲜活的传统元素融人到当今动漫形象设计之中，一定会使观众在感受到亲切、新颖的视觉体验同时，还能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文化魅力。
4优秀民问文化传统着当今动爱艺术发囊的发废溢路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
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
关键词:民间美术;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40-02
1引言
民间美术同其它民间艺术一样,是最生动、最丰富、最质朴、最健康的民族文化,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饱含着鲜明的民族情感、民族气派和诱发真善美的艺术精神,它们在生活中就像那无数细微的神经,时时处处牵系着民族的心。(张紫晨,1990)近年来,国内美术理论家对民间美术的研究可谓异彩纷呈,邓福星先生在《论民间美术》一文中将民间美术归纳为供奉、宅居、服饰、器用、贴饰、游艺六大类,这一分类基本上概括了民间美术表现的范围。而王朝闻先生则在《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一书中将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前者包括年画、剪纸、挑花、刺绣、泥塑以至日用陶器;后者包括和民间美术具备一般性质的民歌、神话、传说、舞蹈以及谚语、邂逅语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的考察民间美术的形态特征。
2民间美术与民俗生活的渊源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民间美术是伴随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民俗生活而生存发展的。(钟敬文,1998)民间美术贯穿于整个民间生活之中,它存在于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现象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如巫术信仰民俗中的神像、供品、面具、纸扎品、纸钱;服饰民俗中的刺绣、挑花、织锦、蜡染、印染以及各种首饰佩戴;饮食民俗中的礼馍、糖人;居住民俗中的土陶器、青花瓷、炕围画、灶画;建筑民俗中的木雕、石刻、砖雕寺庙壁画;岁时节令民俗中的年画、剪纸、彩灯、风筝;游艺民俗中的玩具、脸谱、皮影、纸牌等等。综观各门类的民间美术,它们完全是与各方面民俗文化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美术伴随着劳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民俗生活而生存发展。在农村生产劳动之余,姑娘为情人绣荷包,为自己缝嫁衣;妇女为孩子做虎头鞋,绣花帽;清明节前后扎风筝;端午节家家用彩丝缠淙子,做香包;春节就更热闹了;剪窗花,印年画,扎龙灯等。周而复始,始终热情饱满,将人们的全部感情融入创造之中,有了这些特殊的民俗习惯,民间美术才在民俗活动中得到广泛传播、繁衍,孕育出中华民族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
3民间美术与民族精神的博大
中国民间美术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晶,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民俗文化形态。中国远古的太极阴阳哲学地民间美术造型就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民间崇尚的完整圆满、讲求对称偶数,喜好以大、活、全为美的审美观念,均体现在民间美术中。较为典型的有民间木版年画的完美构图,民间剪纸里的完整、互不遮挡的人物造型,民间吉祥图案中的“喜相逢”纹样等等。这些民间美术无不反映出正负相生,阴阳一体,生生不息的哲学观念。
在民间美术中“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在造型中,几乎见不到荒凉、冷落、凋零和悲哀。无论是年画还是剪纸、琐绣与雕刻,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定和执着、热烈和壮阔。饱含中华民族文化的乐观与自信,充满智慧和情趣,洋溢着幸福、欢乐、喜庆、祥和的精神气质。(张道一,1987)。
民间美术有着中国人自己特有的民俗意识和民俗心态,它产生于各种民俗生活之中,固然直接地反映了民间集体的人生观,民间美术的基本精神特征是对生殖、生命的真情向往和对吉祥、幸福的执着追求。在一系列、节令庆典、婚丧寿诞等民俗活动中,都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繁衍、欢乐、圆满、幸福的善良祝愿。民间美术围绕这些精神主题创造形成了寓意纹样、意象图式等造型,如长命锁、百花喜帐等吉祥饰物;双喜、福禄寿,招财进宝等字形、团花、富贵不断头、如意、生生不息等纹样,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坚定乐观积极向上的审美理想,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心态的稳定特质,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希望和生活的信念。
民间美术通过自身最有生命力、最富神秘感的艺术形式,充分地表现了它的民俗风貌和人格力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一脉相通。(潘鲁生,1990)。
4民间美术与社会发展的变异
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发生了历史上的巨变,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并走向当今的繁荣局面。人们的文化教育、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改变,给民间美术的题材、内涵和形态、样式均带来了新变化。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解放区,民间剪纸中就出现了放羊、纺线、农耕、参军、支前等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反映社会主义新生的题材更为广泛,民间剪纸中出现了认字读书、喂鸡喂猪、植树造林、拖拉机和机器生产的场面。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现代民间绘画,即农民画,它的产生打破了以实用功能为目的、自娱自乐的创造民间美术的界线。在一些农民画创作十分活跃的地区,常常有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支持扶植,成果十分壮观。随着农村文化生活的变化和广大人民审美条件的改变,民间美术出现了不少新的样式,如表现作者生活体验的大型剪纸、贴画、纸画、绒绣、堆壁挂、石雕、烫画等样式,这些民间美术新的造型形态,已经脱离了民俗活动,也从传统的图式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在美术画廊中供人们观赏的民间艺术。这些现象人们可以感受到民间美术必然会通过多种渠道,以新的面貌出现和拓展。
5民间美术与现代民风的张扬
中国有着比任何国家都丰富和独特的民间美术宝藏,为现代中国人民所容纳、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党的文化艺术方针政策在不断调整,但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从的延安文艺思想到邓小平关于文艺的论述,再到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代党和国家领导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反映现实,讴歌时代。
传统的民间美术所赖以生存的民俗生活土壤,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产从观念到行为都有了更高的提升。(胡潇,1994)民族文化价值已不仅仅是狭隘的、单一的民俗生活的体现。应该是从民俗到现实与未来贯通的桥梁。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是一个连续体,表面上看似发生了文化工断裂和变异,但作为一个漫长的文化史阶段,原始神秘的民间文化并没有随着新型的民俗生活产生而消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民间美术依靠其底蕴的力量,在顽强地发展兴旺,影响和感染着广大民众。
民间美术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浩大质朴的生力军。只有把民间美术与群众文化建设联系起来,改善民间美术因传承保守、封闭的狭窄路子,不断提高民间美术的自主地位,促进民间美术朝着自然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从而把握民间美术的发展选择权和创造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参见Tolley-Stokes,1998;JohnBeardsley,1984)。
民间美术蕴涵了符合每个时代的民俗精神,意蕴深邃的内涵,更为现代人叹服。民间美术的神秘、粗旷、质朴、夸张、稚拙、强烈、简洁、诙谐的艺术品质,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拓展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新鲜血液,给人类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参看杨学芹、安琪,1990)。
6结语
在科学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研究民间美术及其文化内涵,不仅对学习和借鉴民间美术优秀遗产、传承民族文化和精神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从中获得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形象资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继承有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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