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价值熵有序化能量
thephysicsdefinitionofthevalue
thehumanphenomenonisthephysicalphenomenonhigh-levelmanifestation,humanity'sdevelopingprocessisnotonlythevaluegrowthprocess,isalsotheorderinggrowthor“thenegentropy”reducedprocess,butpromotesthehumansurvivalandthedevelopmentpowersupplyistruly“theorderingenergy”,foodenergyisthehumanmoststandardorderingenergy,thesubsistencemeansusevalue,thelaborvalueandtheproducergoodsuseandsoonotherformvalueplaysinthefunctioncharacteristicissubstituting,thecompensation,tostrengthen，expansionfoodenergyrole,thusmayconvertthecertainamountstandardorderingenergy,thevalueisthesolidorderingenergyandthehypothesizedorderingenergysumtotal(i.e.thegeneralizedorderingtheenergy),thevalueconceptwhichdefinesfromthephysicsanglewiththevalueconceptwhichdefinesfromthesociologicalanglecompletelyislikethisconsistent,thushasbuiltthebridgeforthevaluetheoryaswellastheentiresocialsciencestothenatural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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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家看来，人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有序化的增长过程，人类的一切生产与消费实际上就是“负熵”的创造与消耗；在社会科学家看来，人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本质力（即劳动能力或社会生产力）的增强过程，人类的一切生产与消费实际上就是“价值”的创造与消耗。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既不承认“负熵与价值毫不相干”，也不承认“负熵就是价值，价值就是负熵”。如果能够把“负熵”与“价值”联系起来，并对价值做出物理学定义，从而把价值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进而把整个社会科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使之具有更高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系统性，这必然会对价值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耗散结构论把“价值”与“负熵”联系起来
传统的价值理论往往只看到了人类社会的价值现象与自然界各种物理现象、化学现象或生物现象之间的差别，而看不到其内在联系，看不到它们在更高层次上的内在统一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运动和生物运动都是由低等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发展而来，必然遵循着一般的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只是表现得更为复杂、更为奇特而已。物理学的“耗散结构论”集中体现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把原本完全不相容的物理热力学与生物学统一起来了，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19世纪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依据推演出的退化观念体系，它认为，由于能量的耗散，世界万物趋于衰弱，宇宙趋于“热寂”，结构趋于消亡，无序度趋于极大值，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进程而走向死亡；另一种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观念体系，它指出，社会进化的结果是种类不断分化、演变而增多，结构不断复杂而有序，功能不断进化而强化，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向着更为高级、更为有序的组织结构发展。显然，物理学与生物学、社会学中的这两种观点至少表面上在发展观上是根本对立的。难道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之间真的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吗？为此，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创立了“耗散结构论”，他认为，无论是生命物质还是非生命物质，应该遵循同样的自然规律，生命的过程必然遵循某种复杂的物理定律。
耗散结构论把宏观系统区分为三种：①与外界既无能量交换又无物质交换的孤立系；②与外界有能量交换但无物质交换的封闭系；③与外界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的开放系。它指出，孤立系统永远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有序状态，其发展的趋势是“平衡无序态”；封闭系统在温度充分低时，可以形成“稳定有序的平衡结构”；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并存在“负熵流”时，可能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是在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自组织结构，由于存在非线性的正反馈相互作用，能够使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产生协调动作和相干效应，使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
生物机体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它只有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因而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具有最为复杂而精密的有序化结构和严谨协调的有序化功能。因此，所有生命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序化的不断增长过程耗散结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有序化发展过程（即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过程）往往需要以环境更大的无序化为代价，因此从整体上讲，由人类社会本身与周围环境所组成的更大范围的物质系统，仍然是不断朝无序化的方向发展，仍然服从热力第二定律。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反映的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以及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反映的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都只是宇宙演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
物理学采用“熵函数”来描述系统的无序化或有序化程度，熵值增长就意味着系统的无序化提高或有序化降低，熵值减少就意味着系统的无序化降低或有序化提高。从系统的外界输入“负熵”可抵消系统的熵值增长，从而维持和发展系统的有序化。由此可见：从物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与消费实际上就是“负熵”的创造与消耗；从在社会学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与消费实际上就是“价值”的创造与消耗。“负熵”与“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二、熵函数的来历及统计学意义
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但是它并未涉及能量转换的过程能否自发地进行以及可进行到何种程度。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判断自发过程进行的方向和限度的定律，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热量不可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热量不可能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他变化；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取出热量使之全部转化为功而不发生其他变化；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它不能从其他更普遍的定律推导出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实验事实与之相违背，它是基本的自然法则之一。
由于一切热力学变化（包括相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方向和限度都可归结为热和功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转化限度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找到一个普遍的热力学函数来判别自发过程的方向和限度。可以设想，这种函数是一种状态函数，又是一个判别性函数（有符号差异），它能定量说明自发过程的趋势大小，这种状态函数就是熵函数。
如果把任意的可逆循环分割成许多小的卡诺循环，可得出
∑(δqi/ti)r＝0(1)
即任意的可逆循环过程的热温商之和为零。其中，δqi为任意无限小可逆循环中系统与环境的热交换量；ti为任意无限小可逆循环中系统的温度。上式也可写成
∮(δqr/t)＝0(2)
克劳修斯总结了这一规律，称这个状态函数为“熵”，用s来表示，即
ds＝δqr/t(3)
对于不可逆过程，则可得
ds＞δqr/t(4)
或ds－δqr/t＞0(5)
这就是克劳修斯不等式，表明了一个隔离系统在经历了一个微小不可逆变化后，系统的熵变大于过程中的热温商。对于任一过程（包括可逆与不可逆过程），则有
ds－δq/t≥0(6)
式中：不等号适用于不可逆过程，等号适用于可逆过程。由于不可逆过程是所有自发过程之共同特征，而可逆过程的每一步微小变化，都无限接近于平衡状态，因此这一平衡状态正是不可逆过程所能达到的限度。因此，上式也可作为判断这一过程自发与否的判据，称为“熵判据”。
对于绝热过程，δq＝0，代入上式，则
dsj≥0(7)
由此可见，在绝热过程中，系统的熵值永不减少。其中，对于可逆的绝热过程，dsj＝0，即系统的熵值不变；对于不可逆的绝热过程，dsj＞0，即系统的熵值增加。这就是“熵增原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述，即在隔离或绝热条件下，系统进行自发过程的方向总是熵值增大的方向，直到熵值达到最大值，此时系统达到平衡状态。
熵函数的统计学意义：玻尔兹曼在研究分子运动统计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来了公式：
s＝k×lnω(8)
其中，ω为系统分子的状态数，k为玻尔兹曼常数。
这个公式反映了熵函数的统计学意义，它将系统的宏观物理量s与微观物理量ω联系起来，成为联系宏观与微观的重要桥梁之一。基于上述熵与热力学几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系统的熵值直接反映了它所处状态的均匀程度，系统的熵值越小，它所处的状态越是有序，越不均匀；系统的熵值越大，它所处的状态越是无序，越均匀。系统总是力图自发地从熵值较小的状态向熵值较大（即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状态转变，这就是隔离系统“熵值增大原理”的微观物理意义。
三、改造耗散结构论
尽管耗散结构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在原则上拉近了物理学与生物学、社会学之间的距离，但仍然无法把它直接应用到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更无法把它顺利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之中，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局限性，主要是因为它存在如下三大缺陷：一是把系统的“结构有序”与“功能有序”混淆起来，采用“序参量”来描述系统的有序化程度；二是，把系统的“负熵”与“负熵能”混淆起来，直接采用“负熵”来描述“价值”；三是，把“能量交换”与“物质交换”、“信息交换”混淆起来，单纯从能量角度考察系统的有序性。为此，必须对它们进行重大改造。
1、把“结构有序”与“功能有序”区别开来，采用“熵函数”来描述系统的有序化程度。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提出用“序参量”来描述一个系统宏观有序的程度，一般来说，耗散结构的序参量方程的求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序参量”只能用来描述系统的结构有序化程度，而不能描述系统的功能有序化程度。事实上，生命系统的有序化是指功能上“活”的有序化，而不是指结构上“死”的有序化，只能采用“熵函数”来描述系统的有序化程度。
2、把“负熵”与“负熵能”区别开来，采用“有序化能量”来描述系统熵函数的基本变量。熵是一个状态函数，能量是可以传递的，而熵与负熵都是不能传递的，熵本身不能直接输入或输出，即“熵流”或“负熵流”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它只能依附于一定的能量之上，或者说，熵或负熵只能以一定的能量为载体，才能进行输入或输出，即推动系统的熵函数发生变化的动力源只能是能量，而不是“负熵流”。以熵为承载物的能量称为熵变能，其中，能够推动系统的熵函数产生熵减（或负熵）的基本变量，就是负熵变能（或有序化能量）；能够推动系统的熵函数产生熵增（或正熵）的基本变量，就是正熵变能（或无序化能量）。
3、把“能量交换”与“物质交换”、“信息交换”区别开来，采用“虚拟有序化能量”与“实在有序能量”之总和来描述价值。
一般生命系统与外界之间不仅会产生能量交换，还会产生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有序化能量作为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基本变量，只是从能量交换单一方面的角度而言的。那么，从能量交换、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的全面角度而言，如何来描述影响系统有序化程度的派生变量？事实上，在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过程中，物质或信息的某些特性可以降低系统有序化能量的流失速度，提高系统有序化能量的利用效率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物质或信息的这些特性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运行、维持和变化，由此所消耗的能量就是间接的有序化能量。也就是说，影响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变量因素除了直接的有序化能量，还有间接的有序化能量，这些间接的有序化能量对于生命系统而言，并没有具体表现为能量形式，而是具体表现为物质或信息的某些非能量特性，只能是虚拟的能量形式，因而称之为虚拟有序化能量。实在有序化能量与虚拟有序能量构成了影响生命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全部变量。价值是推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它包含了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所有变量，因此可以采用“虚拟有序化能量”与“实在有序能量”之总和来描述价值。
四、有序化能量的定义
要使耗散结构朝着自发的方向进行，则必须使下式成立
ds＝dse＋dsi≤0(9)
即dse≤－dsi(10)
根据“熵”的原始定义ds＝dq/t可知：t是熵流的温度，其值永远为正；而dq是该熵流中能够改变系统内部要素有序化程度的那部分能量。当dq为正值时，ds为正值，称为正熵，说明该熵流只能降低系统的有序化程度，它所对应的能量dq是一种引发无序化过程的能量；当dq为负值时，ds为负值，称为负熵，说明该熵流可以提高系统的有序化程度，它所对应的能量是一种引发有序化过程的能量。虽然在形式上讲，影响耗散结构有序化过程的因素是熵或负熵，但真正起实际作用的却是熵或负熵所对应的能量，任何形式的熵或负熵都是以一定的物质能量作为其客观内容和基本动力。例如，对于一般的动物来说，输入体内的负熵主要来自于食物所包含的生物化学能量。为了区别熵及其所对应的能量，现提出熵变能的概念。
熵变能：熵变ds与其温度t的乘积称为熵变能，用dqb来表示，即
dqb＝t×ds(11)
正熵变能与负熵变能：熵变能可分为负熵变能和正熵变能两种，其中负熵变能就是用于促进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过程的那部分能量；正熵变能就是用于促进耗散结构的无序化过程的那部分能量。
有序化能量与无序化能量：负熵变能由于能够促进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过程，因而称为有序化能量，用qy来表示；正熵变能由于能够促进耗散结构的无序化过程，因而称为无序化能量，用qw来表示。
到底怎样区分有序化能量与无序化能量？如果一束能量没有任何确定性，完全不能按照主体需要的进行流动和转化，那么就是完全无序的，此时能量的流动和转化具有无限多的选择方向；相反，如果一束能量能够完全按照主体需要进行流动和转化，具有完全的确定性，那么就是完全有序的，此时能量的流动和转化只有一个选择方向。由此可见，能量进行流动和转化时所具有的选择方向越多，其有序性就越低，即选择方向的数量在根本上决定着能量的有序性。现提出有序化能量的计算方法。
qy＝q∑(pi/i)(12)
其中，q为总能量，i为能量运动与变化的状态数或自由度，pi为能量第i种状态的发生概率。根据能量自由度和发生概率的不同取值，有序化能量有四种特殊形式：完全有序化能量、状态型不完全有序化能量、概率型不完全有序化能量、完全无序化能量。
有序化能量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目标性，它是判断能量是否有序以及有序化程度的客观标准，对于不同的主体，能量有序性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例如，牛羊的大量繁殖对于老虎来说是有序化能量的增长，但对于植物来说是无序化能量的增长。
对于一般的低等生物来说，只有很少的几种能量是其有序化的能量形式。例如，对于植物来说，只有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太阳能是其有序化的能量形式；对于动物来说，只有食物（而且是主食）中所含有效的生物化学能是其有序化的能量形式。对于人类来说，有序化的能量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人类最早的有序化能量主要是食物，由于火的应用，人类扩展了食物的范围；由于人类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建造各种各样的扩展耗散结构，从而间接地把许多形式的无序化能量转化为有序化能量；人类还可以通过发电设备将各种水力、煤炭、石油、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无序化能量转化为电能；由于电能可以方便地流动和有效地转化，因而逐渐取代食物成为人类主要的有序化能量。
五、广义有序化能量的定义
耗散结构论认为，负熵是维持和发展耗散结构有序化过程的“动力源”，只有不断地向系统内输入负熵流，才能抵消其内部所产生的熵增，阻止系统向无序化方向的变化，以维持和发展系统的有序化运动。显然，这种观点只是从纯能量交换的角度来考察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过程。
然而，自然界的物质除了具有能量这个最基本的特性以外，还具有许多其他的特性，如物理特性、化学特性、生物特性、社会特性、信息特性等，这些非能量的物质特性只要组织和配合得好，都可以用来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用来维持和发展人类的有序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有序化能量相同的作用，并可按主体的客观需要折算成相当数量的标准有序化能量，即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进程不光是由能量交换的情况来决定，还必须由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的情况来决定。由此可见，一些非能量形式的、广义的有序化能量可以依附于有序化能量之上，间接地对耗散结构的有序化程度产生影响。例如，洞穴虽然并不为动物直接提供食物能量，但它能在冬季为动物御寒，使动物减少体热的散失，还降低动物的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这在客观效应上减少了食物能量的流失，提高了动物机体对食物能量的利用效率。显然，这些非能量形式的“有序化能量”从客观效应上确实起到了与有序化能量完全相同的作用，同样可以促进着耗散结构有序化发展，在功能特性上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催化、扩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是一种间接的有序化能量。为了区别这些特殊的有序化能量，现提出如下概念。
有序化虚能：物质的某些非能量特性对于主体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催化、扩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从而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有序化能量，称为有序化虚能，用qx来表示。
广义有序化能量：有序化实能qs与有序化虚能qx之代数和，称为广义有序化能量，用qg来表示，即
qg＝qs＋qx(13)
一般来说，物质的所有非能量特性都可以通过能量的物理变换或化学变换来间接地获取，或者说，只要有了足够的能量，任何形式的物质特性都可以通过物理方式或化学方式来得到，因此有序化虚能实际上就是一种间接的有序化实能。由此可见，广义有序化能量又可以认为是由直接有序化能量和间接有序化能量所组成。
六、价值的定义
不难发现，广义有序化能量的概念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其内涵已经与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价值的内涵基本相同，由此提出价值的物理学定义。
价值：对于确定的主体，事物所具有、所释放的广义有序化能量就是价值，用qg来表示（为了简便起见，可用q来表示）。
根据价值的物理学定义，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1、价值的度量单位与能量单位完全相同，即“焦耳”或“大卡”是价值的标准度量单位。
2、有序化能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目标性。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目标性，同一事物对于不同主体将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因此要确定事物的价值，必须首先确定主体。
3、由于主体的目标性不仅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且随着主体内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确定事物的价值，还必须确定环境条件和主体的内部状态。
4、由于有序化能量的计算是以“标准有序化能量”为基本尺度，同一事物的价值会因选取的标准有序化能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数值，因此要确定事物的价值，还必须确定“标准有序化能量”。
综上所述，负熵与价值虽然都是推动主体有序化发展过程的动力与源泉，但它们并不是等价的，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负熵所对应的能量形式（即负熵能）是价值的最基础形式，价值是负熵能的发展形式，是广义的负熵能。其区别主要表现在：
1、度量单位不同。负熵的度量单位是“焦耳/开”，价值的度量单位是“焦耳”，只有负熵能与价值有相同的度量单位。
2、负熵考虑的只是能量交换对主体有序化的影响程度，价值不仅要考虑能量交换，而且还要考虑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对主体有序化的影响程度。
3、负熵往往是单一形式和单一层次的，而价值是多形式和多层次的，根据对负熵能进行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时的不同方式，价值可分为四个基本层次，且每一基本层次的价值又可有多种具体形式。
4、负熵只反映了对主体有序化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那部分能量，而无法反映产生间接影响的另一部分能量。负熵概念使人们只能认识到怎样才能有效地接受能量的作用，而价值概念使人们能够认识到怎样才能有效地利用能量和驾驭能量。
总之，价值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广义负熵所对应的能量（即广义负熵能或广义有序化能量），而不是广义负熵，更不是负熵。
七、价值的物理学定义向社会学定义的拓展
然而，从物理学角度所定义的“价值”概念是否与从社会学角度所定义的“价值”概念相一致？也就是说，物理学意义的“价值”是否与社会学意义的“价值”相吻合？这关系到以上所研究的“价值”的物理学定义是否科学的大问题。
食物能量（即食物中所含有的生物化学能量）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有序化能量。可以证明：所有形式的价值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详见拙文“所有价值的统一度量”）。
不难发现，无论是物质的价值还是精神的价值，无论是社会的价值、集体的价值还是个人的价值，无论是经济的价值、政治的价值还是文化的价值，人类的一切价值都可分为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两种基本类型，而使用价值可分为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两大类。
1、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层次结构及其逻辑关系”）。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可分为四个基本层次：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爱与尊重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一）温饱类使用价值是以食物中所含有的生物化学能量为核心内容，其它生命元素（如空气、水、阳光、温度、盐、微量元素、营养物质等）在一定限度上的缺失都可以通过添加相应的食物能量来进行替代和补偿；相反，这些生命元素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少食物能量的消耗。也就是说，除了食物能量，其它生命元素的使用价值都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即所有温饱类使用价值都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二）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人的“自然生命”的安全性，降低人的自然生命失效率，最终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温饱类使用价值的实际使用效率，因此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三）爱与尊重类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人的“社会生命”的安全性，降低人的社会生命失效率，最终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的实际使用效率，因此也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四）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人的“理性生命”的安全性，降低人的理性生命失效率，最终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的实际使用效率，因此也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
2、劳动价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详见拙文“劳动量的全新度量方法”）。劳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是劳动者本人在劳动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这种特殊事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它的产生和转化过程是：劳动者在消费阶段通过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以后，并将其通过转化为劳动潜能；在劳动阶段通过劳动将劳动潜能释放出来，并将其转化为劳动价值；在生产阶段通过与生产资料产生相互作用，并将其转化为产品的使用价值。劳动价值的大小可以采用“社会必要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进行度量，因此劳动价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即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
3、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详见拙文“价值的两种基本形态”）。在一般生产系统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可分为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两大类，其中生产资料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劳动价值，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在于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劳动价值的功能作用，两者在信息的驱动下产生相干作用和协调作用，从而形成价值增长，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生产系统的均衡状态下与等量的劳动价值具有等效的价值增值效力，因此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即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
总之，任何形式的价值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有序化能量（即标准食物能量），由此可见，社会学意义的“价值”概念与物理学意义的“价值”概念完全一致，价值的物理学定义完全符合价值的社会学定义。
八、物理学价值定义的理论意义
从物理学角度定义价值，这是价值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一次重大变革，其主要的理论意义是：
1、实现了价值理论的统一化、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目前的哲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价值工程学等学科对于“价值”的理解各执一端，其度量方式、度量标准与度量单位也有重大差异。例如：在价值哲学或哲学价值论中，价值所表示的主要是社会功能等，其大小用“真善美（或假丑恶）”的程度来衡量；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所表示的是商品中凝聚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其大小用劳动者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在经济学中，价值所表示的主要是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劳动成本，其大小用商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时所耗费的货币量来衡量；在价值工程学中，价值所表示的是“功能与成本的比值”。而且，在同一社会学科的价值理论中，也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冲突，有着众多的学术派别。例如，在哲学价值论中，根据观察角度的不同，有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之分；根据研究出发点的不同，有人本价值论和进化价值论之分；根据价值属性的不同，有属性价值论和关系价值论之分；根据价值的决定因素的不同，有主体价值论、客体价值论、两因素价值论和三因素价值论之分。在数学化程度上，除了经济学和价值工程学，其它学科的价值理论几乎没有采用数学分析手段，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它在实际应用上的局限性。从物理学角度定义价值，就可以把价值理论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之上，就可以顺利实现价值理论的统一化、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许多重大的理论争议就会自然消除。
2、架起了社会科学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目前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主观性、模糊性和歧义性，自然科学的根本特性就是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系统一致性，社会科学只有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系统一致性。人类主体（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所建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其核心内容都是利益关系或价值关系，因此价值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价值理论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从物理学角度定义价值概念，就会使价值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科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就架起了整个社会科学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
[关键词]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纪录片
一、引言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科学性是人类学纪录片概念及学科能够确立的前提条件，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研究主题包括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以及社会当代特质之演变溯源，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语言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多媒体影像化表述。在纪录电影发展历程中，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反映了当地爱斯基摩人的一系列民俗活动，被认为是早期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学电影的发轫之作；中国纪录片导演孙增田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等影片以客观的镜头描述了鄂伦春、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进而在文明高速演变历程中对人类自身进行审视思索。这种视听形象思维较之以文字为载体并用传统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理论，更为直接、逼真、感人，人类学纪录片不失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的最佳平台，其可以使公众更直观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更具有说服力，将对保护传统文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让民间艺人为更多人所了解，唤醒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二、人类学纪录片在赣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应用现状
目前，面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材的纪录(专题)片不在少数，在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且首播、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江西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联合制作的10集高清人文纪录片《庐山：人文圣山》对这座世界名山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现，片中内容涉及佛学、道学、隐学、理学、新儒学、中外比较文学以及美学、建筑学、地质学、动植物学等十几个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南昌电视台2005年开播的《解密南昌》则是一档本土文化类电视栏目，以解密南昌地区名人轶事为宗旨，力求本土特色。《解密南昌》所讲的故事有南昌的名胜古迹、老字号、古街小巷，比如：《千年绳金塔》、《仙女下凡洗马池》、《古井遗韵》、《寻访书院街》等；有南昌近代历史时期的事件或物件，如：《牛行与南浔铁路》、《神秘的张勋公馆》等：还有表现南昌城市建筑的新旧变迁，经济发展变化的坎坷历程，如：《南昌路灯百年》、《十字街今昔》、《经济大楼再回首》、《回首万岁馆》等。还有类似的题材散见在不同电视媒体制作的电视纪录(专题)片以及旅游宣传片中。如：中央电视台摄制的《话说长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天津电视台摄制的《寻找逝去的家园》等，此类电视作品由于制作周期紧、拍摄选取地域过于广泛，对于江西省内的风土人情都只是浮光掠影的摄取，其中并没有出现制作精良、具备研究价值的人类学影片。
是否能将《庐山：人文圣山》、《解密南昌》等电视纪录(专题)片视为民俗影视片?应该认识到，这些影片或多或少都具备了影视人类学的特质，但如果把其等同于人类学纪录片，则是对民俗学研究的误解。这些艺术性很高的纪录片，充满了阐释性解说，却没有传统承载人的声音，也很少记录现行的民俗活动事件，而人类学影片是把人类学的所有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几乎所有研究对象囊括进来，强调的是运用民俗学的视角记录眼下的民俗世象，追忆展现前人的文化方式，剖析精神上的文化家园。人类学影片题材本身不仅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更具有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价值，注重将民俗乡土题材置于与之共时的现代文明语境中审视，对过去时态的文明形态的现在时关注，使其具有历史的厚度和现代意义，一方面要积极地抢救和记录那些“正在消亡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抓紧摄取和记录那些“正在变化的世界”。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在这片赣地上是缺席的。
三、利用人类学纪录片保护赣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之一，又是当代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江西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历代文人如朱耷、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陶渊明等，名胜古迹数不胜数：腾王阁、八大山人故居、绳金塔、景德镇、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庐山风景区、井冈山风景区、婺源风景区、三清山风景区、龙虎山风景区等等，其中婺源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部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分布地遍布江西省内各市县辖区，项目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九类，这些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活”的文化形式，它主要通过语言、形态、姿势等媒介记载这些文化形态，将人类学与艺术有机地结合是一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挖掘、抢救、整理这些文化资料迫在眉睫；而纵观这些传统文化的留存方式更多是以图片、文献、实物进行展示，鲜有影像的方式纪录保存展示，整理真实的生活图景资料、自然的社会关系体现比文字的记载更加具体和直观，从而可以为我们评价自己的生活提供多角度的、比较客观公正的参照，进而可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衡量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人类学理论与影视表现技巧的兼容结果必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巨大功能。抢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弘扬和崇尚民族精神的必要条件。中国民间文化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早期电影与戏曲的结缘、电影、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兴起给了戏曲、说唱、杂技等民间文化形式新的生命力，甚至出现了此消彼长、一荣俱荣的良好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也可以依照此规律，通过视觉听觉的多角度展演和先进的技术手段，记录这些宝贵的遗产，并且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的责任。而跨学科的多元视角，在人类学视野中探讨图像传播和视觉叙事提供了新思维，影视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研究是为了使人类学更好地研究人类和人类文化，它的出现不仅是由于现代技术发展的推动，更与传统文化的枪救保护工作的需要休戚相关。将鲜为人知的人类生存状态展现在众人面前，反映富于审美趣味的人文艺术，调动寓意、隐喻、象征等各种表达方式，将一种情感的力量传达给观众，形成一种审美愉悦；同时促进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为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与前工业社会其他人群的生活进行比较提供了视角。
,也称之为“资财之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大英百科全书》把自然资源定义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及生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和功能。于光远把自然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资源,如土地、水、生物、能量和矿物等。
基于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的差别,自然资源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界里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自然环境中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能被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诸要素的总称。自然资源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
狭义自然资源则指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体性资源,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并能提高人们当前或可预见未来生存质量的天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其关键与核心在于“能够产生价值”。
二、自然资源价值的特殊规定性
价值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与价值理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在价值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价值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是由人类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另一是认为价值一种超现实的规范或理想,事物有无价值在于观念体系的逻辑规定。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分类,抽象出其本身的特点,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列出如下的特殊性:
1、自然资源价值具有延展性和时间性。自然资源价值的延展性体现在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由完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逐渐拓展到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方面。
自然资源价值的时间性,包括自然资源用途的时间变化,以及自然资源未来的发展在价值上的体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需求增加,使得单位自然资源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越来越大,单位自然资源的价值体现也越来越大,这就是自然资源在时间上的分配及其可用性在价值上的体现。
2、自然资源价值具有整体性和多样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整体性的认识。自然资源是环境的构成要素,自然资源之间的互相联系不是机械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及相互转化共存共荣。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是统一可分割的整体,经济价值的不断开发必然引起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决定了三种价值的不可分割性,取用任何一种价值的同时可能甚至必然造成其它价值的流失和毁灭。
自然资源价值内容的多样性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可直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直接经济价值。二是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却具有间接价值。三是那部分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资源价值,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自然资源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只具备公共物品的属性,体现的是信息和服务功能。
3、自然资源价值具有地域性和社会性。一方面,自然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具有差异性,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特征致使自然资源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丰度,因此不同地区对同一资源的消耗在损失补偿上具有差异;另一方面,相同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可利用方式、程度和环境效应,因而价值体现也不相同。
自然资源是全社会、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原则上不能限制任何人享用。因此,自然资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多数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其外部效应也多转嫁于社会。人们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识水平,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自身素质、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有关。涉及到未来自然资源的利用、子孙后代的利益等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自然资源价值具有社会属性。三、哲学视角下的自然资源价值透析哲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直接改造具体的客体,哲学是通过改造我们的主观需要,来改造客体的。从哲学的角度,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主客体之间存在着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肯定或否
定”,体现为一种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商品经济时代,虽然自然资源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但却不能完全简单地用一般的价值理论分析自然资源价值。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哲学中对价值的解释,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理解自然资源的价值。
(一)从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价值理论
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总要求助于一定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总是不断地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于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产生很大影响。当自然科学取得全面的发展时,唯物辩证法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它在各个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随着变化。
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自然界的物质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在现实中自身作用、相互作用、共同作用的过程。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存在着主客体相互作用,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且使其成为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为生产产品和服务提供条件。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反映了其作为一种客体对人类的满足和效用,这也正是哲学角度上自然资源价值的普遍意义。
(二)自然资源价值的能量通约性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宇宙间万物是运动的,在物质的一切属性中,运动是最基本的属性。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都存在相应的能量形式,当运动形式不同时,可以相互描述和比较的物质运动特性的物理量就是能量,可以说,能量特性是一切运动着的物质的共同特性。由于任何物质之间的能量传递和能量变换,都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不管物质之间怎么相互作用,总的能量不会发生变化,故可认为宇宙总的物质运动规模不变。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相对孤立的非孤立物质系统。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的孤立系统,其内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类的价值增殖过程,即不断地耗损自然能量;另一方面则是地球与太阳等宇宙天体的能量交换中,得到能量的增量补充。实际上,地球资源的再生,其大部分能量正是源于这种系统外能量的增量。生物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人类相对于地球则是一个非孤立系统,其全部价值增殖的基础,均来自于其外部的自然世界中之能量补充的获得。
自然资源是自然系统转换、贮存太阳能的一切资源;人的智能具有最高能量的能级,人智慧的创造和应用,对价值创造系统的能量,具有最大的反馈调控作用。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使自然物质经过形式变化,被加工转化为人化自然。对于人化自然的价值来说,其实质就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能量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代表社会财富创造与积累的本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能量转换获取不同性质的能量,来支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其实也就是人类社会价值的深层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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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稀缺的自然资源；二是稀缺的自然资源。
1、不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为零。
一般自然资源对于人类主体的耗散价值是相对稳定的，而其功能价值会随着人类主体对于它的利用规模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即服从“边际效用下降规律”。自然界中不稀缺的自然资源（如水分、空气、阳光等），由于可以充分得到供应，人们总会去充分地利用它，即不断地增大对它的的利用规模，其结果是：这些不稀缺的自然资源的功能价值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不断下降，直至趋近于其耗散价值，则其使用价值不断下降并趋近于零。使用价值为零的事物并不等于人们不需要它，而是因为它相对来说并不稀缺，能够充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根据“边际效用规律”，事物的功能价值随着主体对它的消费速度（或作用规模）的增长而下降，当消费速度（或作用规模）增长到足够程度时，其功能价值趋近于耗散价值，该事物的使用价值就趋于零，这就是“边际使用价值零值定理”。
2、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大于零，但它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类劳动。
对于稀缺的自然资源，由于其利用的规模受到限制，其功能价值通常不能无限地趋近于耗散价值，因此其使用价值通常大于零。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对于猿猴来说，除了水果（有时还有水、避署和御寒的洞），其余都是不稀缺的，都没有使用价值。人如果没有学会对火的利用，煤和柴都不可能具有使用价值，许多食物都不会具有任何使用价值，人也就不会成为杂食性动物；人类如果没有掌握炼铁和炼钢的技术，所有铁矿石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因此，自然界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的形成和增长最终都可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使用价值的增加总量就是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使用价值总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可利用自然资源的类型、区域、方式、内容和规模不断扩展和深化，自然界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总量在不断增大，这在根本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地球上的所有自然资源之所以具有了越来越大的使用价值，就是因为人类一辈一辈地在生产实践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知识，使人们逐渐具有了开发利用其功能属性而产生的，这不是因为自然资源中天生地具有了使用价值，只待人类去开发和利用，而只能说明这些自然资源具有了某种功能特性，人类只是将这些功能特性转化为使用价值。显然，目前还有许多自然资源的功能特性还没有开发利用起来，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没有使用价值（或只有很少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较大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例如，目前的海水并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但如果人类掌握了可控核聚变的技术，那么海水将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之源。虽然，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但自然资源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却必然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一代一代的知识积累而形成的，知识的使用价值在很大部分就是体现在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上，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当然，使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包括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例如，使铁矿石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除了冶炼技术，还有与之相关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等，以及必要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另外，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展，许多本来不稀缺的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而造成的，这也是人类劳动的间接产物。许多自然资源（包括水、土地、草木、河流、山脉等）最早都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但有功能价值），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道了怎样来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从而使这些自然资源具有了使用价值（这就是科学技术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展，活动内容的不断深化，使得许多自然资源由充裕转化为稀缺，从而使其使用价值由零值转化为正值，这也是人类在其活动扩展过程中的间接劳动所产生的。荒山的使用价值正是主要由这两方面的间接劳动所创造的。一些没有直接凝聚人类劳动的事物并不是没有使用价值，许多事物人类已经通过前人或他人间接地凝聚了劳动，因而具有了使用价值。例如，月球上的物质虽然没有凝聚直接的人类劳动，但是通过几千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了解到月球上的物质能够具有某种商业价值、科研价值、政治价值或文化价值，而且月球上的物质本身也往往需要通过无数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并冒着巨大的风险才能取回到地球上。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最初都是来自于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个内容简单但内涵深刻的哲学命题。劳动不仅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价值；价值创造
价值及其源泉问题是每一个从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如：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等。[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科技知识及经营管理创造价值的问题；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问题等[2]。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必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加深对于价值及其创造的理解，是更好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科学回答这些新问题的钥匙。本文试图从分析价值和价值创造入手，并结合经济现实，对经济领域中价值创造进行解析。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哲学基础
1、科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首先他打破了古典派只从交换价值的形式上看待价值的局限，而从“不同性质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在数量上相比较”出发，抽象出价值概念。为此他提出商品的二重性学说，并独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确立下来。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剩余价值的出现既离不开流通领域又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价值增值关键是生产者，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因而，在价值创造源泉上，坚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真理。[3]
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必须认真分析其价值理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构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哲学基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钥匙。
2、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以人类整体的偏好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框架之下的。迄今为止的几乎全部学科，只要涉及价值判断的，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某物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其对人类有效用，能满足人类需要；反之若某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则无价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价值的概念是商品用于交换时才产生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类之间的交换，物品永远只是物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可见，价值是针对交换而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针对人们交换中双方交换物的比例关系而提出来的，是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一种尺度。从这个意义上，价值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是在交换过程以后，而是在交换的一瞬间才得以体现的。[4]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价值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5]既然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有意义，它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又是建立在双方平等意愿的基础上，所以价值是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人与人交换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交换比例）的表现。
二、价值创造的源泉
1、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为什么土地、资本也同样参与生产过程，但它们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已隐含在马克思对价值和交换的分析之中。让我们先考察交换，在假定交换物品对人类有效用，而且交换双方也为之付出劳动的基础上，来分析商品的交换比例问题。那么，以何种比例交换二物品最恰当呢？为什么一只海狸交换两头鹿，而不是一头或三头呢？这就集中到价值创造上了。马克思正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下，对其作了科学的回答。既然价值是以人为标准进行评判的，那么就看这次交换对双方是否公平。若公平则成交，否则交换就不能进行。怎样才是真正的交换公平呢？当然又是要从人类本身的判断来考虑。可见，马克思只所以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是把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的基础之上的[6]。因此，这种付出理所当然成了衡量交换比例的尺度。但这种艰辛和付出的度量在实践中又是有困难的。因此，马克思只有抽象出一般劳动，认为他们是同质的。进行了这种抽象之后，衡量商品的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的劳动。然而劳动还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有用人类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取代。而人类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时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社会平均的，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2、价值创造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源泉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建立在以整个人类的福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价值的唯一的更一般的源泉：“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从而价值创造的一般要件就是：第一，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第二，人类在创造该使用价值时付出了艰辛和麻烦。第三，创造价值用于交换。从这个基础上考虑问题，一切效用价值论者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从个体（效用）出发，而未以整个人类社会（效用）为对象，以个体抹杀了一般。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错误的，因为“价值是体现在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上的，只能由人来创造而不能由物来创造”[7]，非劳动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为商品的形成付出“艰辛和麻烦”，只是单纯的价值转移。三、价值创造分析——新时期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深化
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前提、价值创造的一般源泉以及价值创造的判断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据对新时期复杂经济现象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解析。
1、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人类劳动在当代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被消费转移到劳动力中，构成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具体劳动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也不能创造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不能创造价值，但它对价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第一、它是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劳动者就无法借助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第二、它构成了价值载体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商品价值就缺乏物质载体。第三、作为上一劳动过程结果的物化劳动是经验的累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8]。
2、科学技术知识不创造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与过去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所以有些学者便认为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价值，并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论据[9]。其实这是混同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跟价值即这个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毫不相干，更不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力量。科技的运用，只是导致使用价值的成倍增长，而非价值的成倍增长。正是科技使人们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减少了人们“获取该物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单位商品的价值才下降，而总价值却是不变的[10]。另外，科技的发展导致价值的转移或者说价值的剥削，会产生一个重新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价值。科技的唯一作用就是广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对其他行业剩余的剥削，必然带动社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从而人们获得社会产品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减少，即：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这个价值量降低的过程是人类生产自身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增强的过程。
3、经营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
经营管理劳动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协调、指挥、监督，是构成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生产环节复杂的生产下，经营管理显得比普通劳动更加关键。管理者虽没有参与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但其劳动与工人一般性劳动构成了企业的“共同劳动”，管理者也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间接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其劳动是更加复杂的劳动，需要掌握更加复杂的科技知识和管理方法，是比普通工人劳动更有创造力的劳动。
4、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劳动的创造价值
第三产业劳动也是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产业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产品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般凝结。第三，第三产业的劳动用于社会交换，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率越来越多，创造的产值也逐渐增加。第三产业中无论是生活服务部门、生产资料服务部门还是其他服务部门，都是创造了无形产品，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作为一般劳动，与工人的劳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没有两样。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区别就是其所有权的不同，或者说是价值分配不同，这与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不能相提并论。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要依据价值创造的三个要件。即：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价值创造主体为获得该使用价值付出艰辛、用于社会交换。由此看来，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创造的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在现在与将来仍然适用。不能由于一些经济现象的变化去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应该在分析当时经济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使之更加成熟，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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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质分别进行了剖析，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并在此墓础上说明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指明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WWW.133229.cOm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三、人类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四、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
关键词:大学生素质;灰色聚类;性能评价;白化权函数
中图分类号:TP31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2012)13-0000-02
一、引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以人才为重的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己逐步从单一型高级专门人才向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进行转变。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最主要基地,用什么样的教育评价理论、技术和方法来完善大学生综合考评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为社会输送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摆在高等教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有的大学生综合评价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常规数学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前者多通过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型将多个评价指标值“合成”为一个综合性能评价值,如线性加权综合法。该方法具有如下特点:(1)适合于处理各个评价指标间是相互独立的情况;(2)权重系数的作用较其他“合成”方法更为明显;(3)由于对评价指标数据没有特定的要求,所以计算容易且易于推广。另外,由于评价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各评价指标间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大部分的评价方法都是基于该数学模型实现的,如张琼的综合评分法和毛军权等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则是通过应用模糊关系合成原理,从多个角度对被评判对象所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的一种方法。其引入不仅是对强制打分法的革命,也是对常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改进。赵淑英和李勤等运用模糊数学的理论分别就模糊综合测评模型的建立步骤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作了探讨。随后,贺华等又对其进行了改进,将聚类分析的思想引入到模糊综合测评,建立了一种开放的评价模型。然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也有其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模糊综合评判过程本身不能解决评价指标相关造成的评价信息重复问题。
与之不同,本文尝试将具有“小样本数据分析”能力的灰色聚类分析理论应用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希望能够对其进行正确的分类。
二、大学生素质的灰色聚类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是多因素状态方程,它是评价的核心问题,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评价的成败。它既要考虑基本素质因素的影响又要考虑特殊素质的影响,而且每项因素又可划分为若干子项。在分析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结构和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文献[1]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四项一级指标:即德育素质、智育素质、身心素质和发展性素质,一级指标下又共分出15项二级指标,且每项指标所占的权重不同。
(二)白化权函数的构造
对大学生素质进行灰色聚类的目的是把不同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优劣聚类,使之分别属于某一灰类,而归类时的判定原则可以通过白化权函数来实现。白化权函数一般采用分段函数表示,用来描述某项评价指标(灰数)对某一临界值的接近程度,白化权函数值越大,评价指标属于某一灰类的概率就越大。
假设m个聚类对象根据指标j的取值可分为s个灰类,那么j指标k子类的白化函数为第个指标属于第个灰类的白化函数。一般来说,白化权函数有3种形式,如图1所示。
图1三种常见的白化权函数曲线
评价大学生综合素质性能时,图1表示某项评价指标属于某一灰类的白化权函数,横坐标表示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纵坐标表示白化权函数值。白化权函数曲线中的转折点为评价指标的临界值,代表某一灰类的本质,故某项指标属于某一灰类的隶属度越大时,其指标灰数的白化值越接近临界值。
(三)灰色权值的计算
在白化权函数中,令为指标子类的临界值,则图1所示的三种灰类白化函数的临界值分别为:,为评价指标判为优类(优秀)的临界值;,为评价指标判为适中类(良好、中等、及格)的临界值;,为评价指标判为差类的临界值。
设为指标子类的临界值,称为j指标k子类的权,其计算公式为:
(1)
(四)聚类系数的计算及聚类
设为第i个对象属于第k个灰类的聚类系数,其值为:
(2)
由上式构造对象i的聚类系数向量,得到聚类系数向量矩阵:
(3)
最后,对聚类对象进行聚类。若,则对象i属于灰类。
(五)聚类结果分析
假定待评价的学生有m个,将其聚为s个灰类,则矩阵中的行代表待评价的各个学生,各列分别表示该学生被归入第j个类别的系数。此时,每行系数的最大值即为该学生所属灰类。
三、实例分析
本文以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2011级外事管理系本科生为实验对象,由于他们为同一专业的学生,在所学的专业课程、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环节等方面情况基本相同,具有可比性。下面仅以5名同学为例,验证用灰色聚类分析对大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价的可行性。根据二级指标的权重计算出一级指标,并将评价结论与文献[1]中方法进行对比。原始数据见表1。
根据实际情况,将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各个指标分为5个等级,当k=1时为优秀,其他依次类推。评价指标分级标准如表2所示,5个级别的白化权函数临界值见表3。
根据公式(1)可得:
由于各个评价指标在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时所占的比重不同,为了增加其准确性,分别为各个指标加入了权重系数,具体见表4。
根据公式(2),计算聚类系数向量矩阵:观察矩阵可知:学生a为良好类的聚类系数为0.9361,在第一行中值最大,故a属于良好类别;同理可得,学生b、c、d和学生e分为及格、良好、中等和优秀,该方法评价结果和利用文献[1]评价出的结果完全相同。
四、结束语
本文尝试将灰色理论中的灰色聚类分析应用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中,该方法能将多个学生进行归类。实验结果初步显示,该方法的评价结论和现有的评价方法所得结果相符,能够合理地评价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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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自然资源价值；劳动价值论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生产技术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以能源为例，世界能源消费连续多年保持增长势头，其中亚太地区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三分之二。特别是，中国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费的一半，紧跟其后的是美国和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煤、石油、天然气如今成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成为制约许多国家发展的瓶颈。再加上一些认为自然资源无价值的跟不上当今形势的传统的错误理解，使得自然资源的定价不合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这进一步加剧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更是使得我们人类直接面临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遭破坏，经济增长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的现实。要使这种现状从根本上转变，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术界在自然资源价值的理论上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和发展。
一、关于自然资源有无价值各种观点
第一，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马克思自然资源无价值的观点。许多学者都已关注到自然资源越来越遭到滥用及面临的稀缺性，并把归责的目光聚焦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对价值的传统界定：“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对象性，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的价值。”按照此界定，马克思所坚持和认为的是劳动价值论，自然资源，如空气，天然草地，野生林，矿藏等虽然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因为它不是劳动产品，即没有包含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劳动，也就没有人类劳动的凝结，故自然资源无价值。“然而，若问：自然资源有没有‘价值’？长期以来在我国人们的回答却是否定的，其理论依据就是劳动价值论，依据这种理论，价值只由劳动所创造，商品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量；自然资源是‘天赐之物’，不是劳动的产品，本身没有包含物化劳动，因而没有价值，虽然它们对人类有巨大的效用。”
第二，自然资源有价值的观点。许多学者在面对自然资源被滥用的残酷现实时，不断反思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马克思自然资源无价值的观点，并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价值，但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论的基础上的。按照我们的归类，他们的理论所解释的价值论基础基本上可划分为非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主张非劳动价值论者对自然资源有价值进行分析典型的有：有的从效用价值论方面（如当今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其稀缺性把自然资源纳入到供求均衡分析当中；有的学者（如晏智杰教授，2004）从哲学意义上（即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方面）的价值概念对自然资源价值进行剖析并认为自然资源价值“它来自自然资源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物质属性（物理的或生物的属性等），即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包括为人类生活和生产提供场所、对象和手段，有的则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进一步指出当今自然资源被滥用的现实应归咎于劳动价值论，认为“…而自然资源无价值观念又同劳动价值观念互为表里…”。主张劳动价值论者认为不能离开劳动价值论来探讨自然资源价值，一方面批判效用价值论的主观性及侧重需求因素，另一方面也不认同晏智杰教授的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对自然资源价值的分析。例如，额尔敦扎布教授认为，“这里讲的价值（指的是晏智杰教授的从哲学意义上展开分析的价值，引者注），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至少不是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客体满足主体的效用，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他并坚持认为“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并不一定有价值。如果没有投入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就没有价值。”然后通过引进和解读1844年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价值的界定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来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理论。学者蒲志仲（1993）和额尔敦扎布教授（2006）并认为自然资源现有的掠夺性开发、惊人的浪费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生态环境危机所导致的再生产资源和平衡资源、生态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构成自然资源价值。额尔敦扎布教授（2006）并进一步认为：“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原始的自然资源就不因为其未投入人类劳动而无价值。”但其分析角度和侧重点是建立在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价值定义基础上，我们与之不同，这也是我们进行本文写作的缘由。
二、现有观点评析
文章认为，传统意义上所理解（或认为的）的马克思自然资源无价值的观点，只是在片面上或部分地认为马克思主张自然资源无价值，是不科学的。本文后面的第三部分将从另一个角度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展开分析，并结合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并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全面（从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上）探析和构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我们赞同额尔敦扎布教授对非劳动价值论者离开劳动价值来探讨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批判（如上文所提到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作为生产关系的价值，只能从人类劳动里得出；但我们同时也认为，我们不赞同其通过引进和解读1844年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价值的界定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建立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理论的基础。其实，恩格斯此“价值”的界定并不是针对于商品经济社会的，而是针对于未来时间经济（无商品的计划经济）社会的一种构想。“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创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并对此价值注释到：“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有可能。”因此，我们认为用恩格斯的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价值界定来作为我们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自然资源价值的理论基础是有些不合适的。而且学者蒲志仲和额尔敦扎布教授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来源问题，仅仅解释了部分附加在自然资源上的劳动而凝结的价值，而并没有全部的反映和解释出自然资源的整体价值，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说明自然资源价值问题。
三、自然资源价值论新解
要论证自然资源具有价值这个命题，首先应从价值概念进行入手分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价值概念是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其他的效用价值或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下面我们试着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全面探析和构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界定价值概念和论述价值理论，是从单个商品开始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接着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根据系统抽象法然后得出不同使用价值可以进行交换以及交换价值根源于价值即“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并接着分析价值量的计量，认为“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同时对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时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马克思从微观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交换）入手来界定价值的定义并得出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接着分析劳动的二重性，并系统地科学地建立起了劳动价值理论。从微观上讲，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分析商品的，并得出“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无疑是科学的和正确的，但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观点就此得出当今自然资源因其没有人类劳动的凝结而没有价值的结论是歪曲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本意。接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剩余价值转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里的补充说明里又指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还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虽然此论断是马克思论证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而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却得出这样的理解：这是马克思在宏观上对价值问题的精辟分析，尽管里面也渗透着微观上的因素，也就是说从宏观的角度上看，一种物品是否具有价值可以与他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多少（更进一步抽象为其本身是否包含直接人类劳动）没有直接的联系。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在宏观上进行论述过，“确定价值的东西并不是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数量，而是当前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从马克思在宏观上对价值所进行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仅从马克思的微观角度上的价值界定而认为当今自然资源无价值的传统意义上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不科学的。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结合马克思对价值的宏观和微观分析来进一步论证当今自然资源具有价值。在当今市场经济主导的商品经济社会，人类在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帮助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蹂躏和污染都达到空前的地步，一些自然资源在人类利用的巨大欲望中开始走向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生态环境的危机、资源的稀缺也使人类在环境的维护和资源的科学利用以及再生产上面付出了巨大社会劳动，这一切也都深深的烙上现代社会的印记。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的法则引导下，迫使人类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合理规划利用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再生产。可见，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自然资源具备稀缺性的前提下，凝结人类劳动（并非自然资源其本身包含人类劳动，而是映射在规划和再生产自然资源所投入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而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稀缺性的物品，一个物品的价值与其劳动投入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其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合理规划利用和再生产它的所投入的必要劳动量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具备稀缺性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有劳动投入和无劳动投入的同种物品在具备价值上是无歧视的，无劳动投入的物品的价值由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合理规划利用和再生产它的所投入的必要劳动量决定。但是，稀缺性是一个很关键的前提，如果自然资源不具备稀缺性，那就不会有合理规划利用和再生产它的必要劳动量的投入，因而也就无价值，如当今社会的空气，阳光等。同理，有些自然资源，在目前生产技术下，没有能力合理规划利用（如通过物化和和活劳动投入以提高其开发及利用效率）及再生产出来，也不能认为其不具备价值，如当今的在特定气候环境种长出来的天然植物药材；相反，我们认为这些自然资源仍然具备价值，但其价值量现在难以计量（其价值量在数学上可描述为趋向无穷大，因为不是人类不想投入劳动量，而是投入再多劳动量也无济于事，当然，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将来当能够合理规划利用和再生产出来时，其价值量是可以从无限量变成为有限量并得到计量），且其价格只能由供求关系去决定。这样我们就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微观和宏观结合的角度上，并导入稀缺性，论证了自然资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价值。
四、自然资源价值问题的一些延伸
根据我们上面从另一个角度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入手，并结合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全面（从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上）探析和构建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在自然资源价值的来源方面，不仅仅解释了部分附加在自然资源上的劳动而凝结的价值，而全部的反映和解释出自然资源的整体价值，因此也就从根本上说明自然资源价值问题。同时，要正确理解稀缺的自然资源价值量决定问题，即决定于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合理规划利用和再生产它的所投入的必要劳动量，合理的必要劳动值不值得投入或者说能不能得到弥补，这就涉及到合理的必要劳动成本和需求所引起的稀缺程度所导致的价格之间是否均衡的问题。但这已超出了自然资源是否具有价值的范畴，而是自然资源价值量的计量问题，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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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鲁总司令”的文艺队伍对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同样需要“鲁总司令”的文艺队伍。艺术类大学生作为“鲁总司令”队伍最强大的后备军，必须担当起其它专业学生无法取代的历史重任。在此历史和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艺术类院校的教育者必须思考以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来武装艺术类大学生的头脑，并引导他们的行为。2012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明确提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以及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艺术院校的教育者指明了方向。经过课题组成员的集体思考，成员们认为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应兼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忠党爱国、敬业为民、崇德尚艺”是其基本内容。在明确内容任务后，如何培育和践行成为了关键。内化和外化作为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一对范畴，对引导艺术类大学生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其中内化是前提和基础，外化是目的和落脚点。关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主要指教育者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输入大学生个体的思想意识，使其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在此不做详细分析。本文将重点围绕“外化”范畴，探讨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一系列问题。
一、关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理论的科学阐释
外化(Externalization)就智力发展而言是指“从内部的智力方面的动作向外部的以运用实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动作的转化”。①据此，把外化理解为人的智力由内部到外部，由精神到物质的动作的转化。由此看出，外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范畴，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基础。第一，唯物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基本依据。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因此，必须要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坚持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克服其错误意识。第二，辩证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过程依据。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其内在根据是矛盾。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而言，将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实践也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应充分认识此过程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道路的曲折的，需要自觉抵制形而上学的错误观念。第三，认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认识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规律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以实践为目的，是从认识到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原理为思想政治教育外化提供了社会依据。“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阐述，也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的成功依赖于社会活动，需要在一切社会关系寻求正能量，以促使受教育者完成相应的思想政治品德实践。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外化范畴，结合这两点，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作了科学界定，是指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的帮助和促进下，让艺术类大学生把已经认定的“忠党爱国、敬业为民、崇德尚艺”等内容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转化为行为，在反复实践中养成行为习惯，并用这些行为习惯来指导和明确既定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过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自我性、人本性、曲折性、实践性、开放性和复杂性。自我性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在于学生的自我教育；人本性也即以人为本，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尊严、价值、需要、权利；曲折性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学生不断解决已有认识和现实的矛盾，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实践性强调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人的践行，需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人的社会性也决定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开放性和复杂性，需要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给予高度重视，做到不断创新方法，塑造良好环境。
二、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分析通过课题组的调研看出，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和学校的广播宣传，艺术类大学生基本上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准确、全面的理性认知，即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基本达成。然而，在西方社会思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现实中也有很多艺术类大学生存在着急功近利、不诚信、不上进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入党积极，但缺乏政治意识；注重个人感受，忽视集体利益；考试时通过旁门左道追求高分；“不求高分只求及格”的心态也有存在的土壤等等。总而言之，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在外化过程中与既定轨迹出现了严重偏差，知行不一乃至于脱节问题严重，需要教育者探求成因。
（一）内因：学生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程度不够
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对象，也是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事实上的行为主体。整个外化过程需要艺术类大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接受核心价值观内容基础上自觉、自愿地去行动，并逐步将行动变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在良好的行为习惯基础上再次明确所接受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正确性，从而达成更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学生个体千差万别，他们的个性、智力、爱好、经历各不相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自觉行动。研究表明，艺术类大学生更愿追求个性，我行我素，遵从已有的内心感知，包括一些不正确的感知。此外，也有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存在从众心理，在该坚持正确观点的关键时刻却放弃自我，选择从众，被众人行为所影响。
（二）外因：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本身的水平不够
虽然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的主体是艺术类大学生，但是他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在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完成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然而，现实中艺术院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还存在着教育者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备等问题，这些都阻碍着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行合一”模式的实现。第一，教育者的能力不足以满足外化任务的需要。从事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绝大多数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他们动机端正，善于从理论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但是，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独特性，却有很多教育者不能正确认识和消化，鲜有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对艺术界的人物、事件、作品有深入细致地了解。现有艺术知识储备的不足导致教学时只能按照原有的认识去讲解核心价值观，在关键点的讲解上牵强附会，不能通达学生的心灵。与此伴生的是“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与学生的心理需求相去甚远，也必然不能在外化阶段有效影响学生的行为。第二，制度的不完备不能保证外化任务的完成。客观来讲，绝大多数艺术高校都具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然而，很多高校的现有制度不系统不完善，难以保证核心价值观的顺利外化，建立科学化、平等化、奖惩分明的制度迫在眉睫。让制度引导并约束学生的行为，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才是核心价值观外化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三、实现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有效路径
通过学界已有的分析，可以对内化与外化作简单界定。内化是解决“我要这么做”的问题，分为盲从、认同和信奉阶段；外化是解决“我已经或者正在这么做”的问题，分为明确问题阶段，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或动的阶段，养成并遵循相应行为习惯的阶段。二者辩证统一，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结合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相关理论，认为不仅要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化，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化，因为外化过程是直接检验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的试金石。
（一）发挥艺术类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内化内容的进一步延伸，即艺术类大学生运用所得到的关于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以逐步完成人类认识的最终目的——改造世界。可见，在此过程中，艺术类大学生是主体。虽然不能否认各种教学管理制度、校内外环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会使艺术类大学生主动改造世界的行为受阻，进而使其原有改造世界的美好设想出现残缺。但是，只有艺术类大学生自身才是决定实践成功乃至养成行为习惯的关键，这具有深刻的哲理基础。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艺术类大学生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主动规划学习和工作生涯，对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作出清晰的判断。我国著名分析学家高清海教授认为：“没有自我意识,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创造性活动”。③这些都论证了艺术类大学生自我意识也即自觉能动性程度的高低，才是决定艺术类大学生实践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其中，加强自我修养，引导学生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相结合是有效方法。
（二）开展多样高效的艺术院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实践育人已是至理名言，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化也离不开实践活动。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在实践活动中体现“我已经或者正在这么做”，之后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升华原有对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认识。当前，很多高校越来越注重实践教学，大连艺术学院就是个例子。学院“树立了艺术实践教学是艺术教育根本内容的基本观点，树立了艺术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根本途径的基本观点，树立了艺术实践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根本要求的基本观点”。④大连艺术学院当前开展的关于实践教学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为大连艺术学院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了渠道，即实践活动。当前，课题组主要成员作为大连艺术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在积极探讨核心价值观在课堂内外的实践活动。目前，课堂内不仅有教育者的理论讲授，更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多种形式的“专业+课程”展示模式，允许学生用歌声、舞姿、画笔、语言、动漫、微电影等形式表达自己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践行。课堂外，教育者也在用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等多个途径强化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此同时，在实践活动要注重完善艺术院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奖惩激励制度、经费保障制度等。
（三）优化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校内外环境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中每个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发展都会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要想使全体社会成员培育和践行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需要国家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在环境。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四个全面”战略，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时这也优化了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校外环境。对艺术院校而言，要想提高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输出的效果，还需要优化校内环境的建设，物质环境上追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艺术”，让学生徜徉艺术的世界；精神环境上追求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将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身的行动实践和行为习惯。
（四）搭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全媒体网络平台
[关键词]西方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内在缺失
环境伦理学在争论中前进，其价值立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指环境伦理学理论建构的价值基础，或者说是环境伦理学存在的哲学理论根据；其二是指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问题，即它所服务或服从于某一社会阶级与集团的利益。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基础与价值指向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基础
西方环境伦理学主要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两大类型，只是在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上人类中心论者坚持以“人的利益”来统一自己的思想，非人类中心论者却以“地球优先”来表达自己的理论诉求，因此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价值立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
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从其总体理论建构上讲，他们力图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把生态系统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由生物和无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正基于此，非人类中心论者以自然价值与自然权利为理论基础，提出自然事物是价值的载体，自然价值主要由自然事物的性质决定，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是以事物的真实存在为基础的；其次他们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以生存主体的目的性来定义的，生存是生命与自然界的存在目的，追求生存、实现生存这就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人一样是有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一种善的、好的，正因为这种客观性与目的性，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自然权利论者认为，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内涵与适用范围上是应该不断扩大的，既然自然与人一样存在内在价值，那么自然也应该与人一样具有权利，这种权利主体范围的拓展反映了文明与道德的进步。实际上自然权利提出的目的在于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与引导。
非人类中心论者提出“自然价值论”与“自然权利论”引发了人类中心论者的质疑，生态中心论者主张自然价值的基础在于自然界的内在结构属性，以及生态系统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特性是他们的价值表现。自然价值存在与否与人的评价无关。这一理论正好是混淆了价值与存在的关系，忽视价值的属人特征，如果抛开人的因素就会使环境伦理本身失去存在的基础，自然的价值也只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判断，或是生态共同体的一种存在属性而已。在实践中，作为生态个体的人与生态整体的自然之间面临矛盾选择时，自然价值论必然会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取消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使人消极被动的适应自然规律，这与将人的主体地位降低到与动物一样的普通生物地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是一种典型的贬损人的价值与尊严，高扬生态共同体的价值与权利的理论，这种理论运用到现实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很容易形成一种“环境至上主义”，出现以环境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论调干涉别国主权的行径。这种理论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无法有效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引起了人类中心论者的深刻反省，他们认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一切价值的源泉，这并不符合客观实际。默迪认为，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目前处于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这也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并由此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人类应该充分理解人类同生态共同体的联系，处理好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也没有必要像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①总而言之，在人类中心论者看来，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促进人类保护自然的行为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处于主导地位，不仅对自然有开发利用的权利，而且对自然有管理和维护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价值立论基础是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解决当代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不在是否承认人之外的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与权利，而在于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彻底的贯彻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于人类没有真正的从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来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有的只是一种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这正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在实践中的偏差产生的。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
西方环境伦理学虽然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论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科技理性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它们都脱离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抽象的价值争论，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①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它是服务与服从于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因此它的价值立场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历史条件。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看，其本质是为西方利益或利益集团服务的。
首先，从环境伦理学对环境问题的根源分析看。回顾历史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资本对资源与市场有一个无限扩大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对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殖民掠夺，这种殖民掠夺破坏了广大殖民地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使环境问题具有了全球共有性。“二战”后这些殖民地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时，由于经济结构本身是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惯性，使这些取得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不得不仍然以破坏本国的资源与环境来维持本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另外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环境质量，不仅把一些污染强的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甚至向这些国家出口垃圾，这是新时期的“生态殖民主义”。可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却借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捍卫“人类整体利益”口号下，不仅不承担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绿色贸易壁垒”，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国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条件下，在生态问题上，如果我们放弃民族利益，实施“全球伦理”只会导致本国更大的生态灾难。
其次，从西方环境伦理学服务的对象上看。西方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能在实践中不表现出服务的对象来，尽管人类中心论者强调，面对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应该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通过对人的环境道德价值观的改变来达到对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从来没被践行过，真正践行的只有“阶级中心主义”“集团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将当代的环境危机归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当代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本追求利润、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他们不仅耗费了人类主要的资源，而且在其现代化的早期与完成时期，通过暴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他们的环境污染，而在现代化完成后的现时代，他们利用他们所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本国的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因此当代环境危机的责任首先应归于发达国家，他们也理应为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最后，西方环境伦理学具有明显的环境利己主义倾向。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与义务上，世界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本来应该共同协作才能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各民族国家在利益争夺中不会真正的遵循这一原则，它最终只能服从并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对利润的追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在世界舞台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原则。在东京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削减污染排放指标大会上，唯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今天的人类活动具有了全球性，我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在环境责任与义务承担标准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有所不同，这种责任只能采取相同的环境道德责任与义务，不同的环境道德要求才能彼此协作，这种全球协作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代价。①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理解上却不愿意承担主要责任，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环境利己主义思想决定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不可能认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这种价值立场。
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上来看，西方环境伦理学毕竟是西方学者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问题而创立发展起来的，服务于西方民族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后面隐含着对西方民族的利益和价值的选择与追求。比如非人类中心论者一味地强调环境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不是人的利益而是自然生物共同体本身的和谐、稳定。没有进一步揭示被掩盖在“生物共同体利益”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一味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而他们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是抽象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区中心主义，这就没有进一步揭示被掩盖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中的西方国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事实上，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无论哪一学派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运动的。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对自己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世界五分之四的商品和服务的事实没有丝毫的反省，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生态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制约，推诿或逃避治理全球性的环境责任与义务，甚至继续半公开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他们企图维持世界现存的贫富格局和生态格局，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状凝固化或扩大化。就人类中心主义学派而言，有些学者赤裸裸的站在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立场鼓吹为维护富国的现有生活方式，不惜牺牲穷国的生存权利。就非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有些西方学者虽然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强调权利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但是同样包含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至上主义，即以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而不是以全球的环境为中心。例如西方深生态学者主张，人作为一种生态学的“小我”，应和谐地融入整个生物界的“大我”之中，只有全体获救，个体才能得救。生物权利平等论者主张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主张人类对自然采取不干预或尽可能的少干预的原则。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生态伦理时，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自私。①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内在缺失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根据的内在缺失
西方环境伦理学宣称自己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人类利益”却是抽象的。因为现实中只有不同利益的具体的、特殊的价值主体与伦理主体，因此人类中心论者主张的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缺乏现实基础的。非人类中心论者企图放弃人类的主体地位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非人类中心论者主张自然生态共同体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自然生态共同体成为价值主体，要求人类为了自然生态平衡而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放弃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这样就走进了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了。
不仅如此，人类中心论者与非人类中心论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带有明显的西方主客二分的观念与思想。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把人类的自身价值看作自然界中的最高价值或惟一价值，主张从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保护自然；非人类中心论者从自然价值与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出发，主张不光应从人类利益出发，更应从自然本身利益出发来保护自然环境。但是它们却总是绕不开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尽管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提出了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要求，如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等，但是他们忽略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渗透性和统一性。
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对立起来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又一内在缺陷。这里所说的“人类”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说明的。西方环境伦理学特别是非人类中心论者认为，西方自启蒙以来主客二分的传统的环境伦理思想，导致了今天的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因为人类或者说西方国家总是在资本追求更多的利益与财富的恶性循环中不断的膨胀，不断的破坏全球的资源环境，要想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就只能放弃发展，保护环境用以休养生息。正如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使全球的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西方国家的人要想维持今天的物质生活只能让经济发展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总之，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与保护自然虽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也存在内在统一性，从而把人类的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对立起来，这种单向性思维当然不可能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价值指向的内在缺失
西方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价值预设，环境公平性考察的是环境利益和负担的社会分配问题。一个不能公平的分配这些利益和负担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是不公正的，因为一谈到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许多西方国家所突出强调的只有一个因素，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才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至于消费问题、污染问题、贫困问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都是由人口问题所牵涉出来的，如果没有过大的人口压力，这些问题都是不会出现的，由此发达国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而引起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抛开人类历史发展实际和社会制度因素来谈论当今的环境问题，本身说明西方环境伦理的环境利己主义性质。哈丁用他的“救生艇伦理”把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事务方面的心态表达得的非常明白。发达国家在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平衡的同时却为自己追求奢侈的生活作辩护，理由是“人类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出发都是为维护西方社会的自身“整体利益”发展服务的。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不仅仅表现在国际环境正义问题上的不公正立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环境伦理适用上，也存在不公平与不公正。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环境责任与义务的分配与承载上，同样存在不公正地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的事情，常常表现在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如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所以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贾丁斯也指出：“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把负担分给了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像穷人和有色人种。这样这类政策更确切地应当属于环境法西斯主义。”①
所以环境伦理学虽然是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建构环境伦理学体系的，但是它忽视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在现实的环境问题上成为服从与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具。也正因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决定了它不适合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与发展。一定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应该更多的着眼于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建立一种全社会普遍公认的环境伦理制度与法则，引导和规制人们的环境行为，从而让这种环境伦理作为一种美德与价值观念达到对社会与人们生活的重塑与保有，这才是环境伦理学的最终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李培超：《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5期
[3]卢风：《现展观与环境伦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复杂整体论生态中心主义系统价值事实与价值缠结
中图分类号Q147；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2－0037－05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流派中，以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和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为最高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总体的研究进路和理论构建上表现出一种强烈整体主义，引起了学界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近10年来，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发展，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非线性因果网络关系，利用计算机模拟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性突现的动力学机制，建构了一种新整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处理复杂性的一种思维新范式。我们称之为复杂整体论，它为我们理解生态整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寻找生态价值和生态道德的理论依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启示。
一、自然系统的整体突现性与人类的地位
生态中心主义把现代生态学视为其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往往把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生态学描述视为生态中心主义不言自明的事实和伦理前提，认为，“对于我们对环境的关注，科学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它能建立起概念与自然规律的结构体系，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的认识。必定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根基……对这个目的来说，生态学是核心的。”在大多数生态学家看来，生态系统是一个真实不妄的自然的整体，是某种高于其有机个体成员的组织。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家则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具有客观性和整体性，而且具有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成员和后来者。例如，利奥波尔德在他的“大地伦理学”中就用“大地共同体”表示包括人、生物、环境在内的自然界或“大地”。把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看成是一个呈现着美丽、稳定和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并认为大地共同体及其部分，包括动物、植物甚至山脉河流都是自为的存在。罗尔斯顿则指出，“自然中有很多物类。……有的物类并没有意志和利益，但其演化有一定的方向、轨迹、特性和演替，使它们有一种建构上的整体性。”同时他强调，“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各就各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它力图通过生态学事实使人类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和历史，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它强调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和进化，强调人类在自然中地位是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从而反思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和自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
当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整体论认为，整体突现性是复杂系统最基本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复杂系统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要素组成，并生成其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构型(pattern)、功能或行为目标，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自稳定性和突现性(emergence)。美国圣非研究所的科学家霍兰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理论，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性突现的机制，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述。他认为，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要素”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或“主体”。正是主体之间的“适应性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或者说，系统的整体性主要来源于系统内个体间的“主动的适应性”，主体之间的局域相互作用，通过自组织与反馈机制，扩展为全局性相互作用，突现出系统的整体性。这是一种受约束的上向生成机制，即一种上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环境中的行动主体，对于系统的状态空间同样也施加一种约束，即通过适应性选择对系统施加的约束，这可称之为一种受约束的下向生成机制，是一种下向因果关系。因此，复杂系统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或简单的主次关系，在复杂系统整体突现的过程中，上向因果、下向因果以及同层因果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在这个因果网络关系中，主体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分布式或非中心化的特征。
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必然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下向因果作用，表现为人类的目的和行为受到宏观层次的生态规律的约束和选择。另一方面，人类之间以及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又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的生成与自组织进化的重要来源。其中，人类作为一类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的适应性主体，是生态系统的认识者甚至改造者，具有“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特殊地位，因此，人类虽“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但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进化中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盖娅假说”，人类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因此，在终极的意义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进化孕育和产生了人类的目的性和特殊性，而人类的行为和目的又内在地包含了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系统具有整体突现性，人类是自然系统之中一类具有独特性的要素。自然系统的整体与人类之间存在的是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和协同进化关系。
二、自然的系统价值与人类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并且是一切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的源泉。生态中心主义试图依据当代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突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力图论证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更具有一种系统价值：包含并超越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整体价值。他指出，生态系统是价值存在的一个单元而且是重要的一个单元。生命个体只是繁殖和延续自身并只护卫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促进更多的新的个体产生，增加物种种类，编织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正是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包容性使之具有价值并且是价值之源。罗尔斯顿进一步论证，“在生态系统层面，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具价值，尽管作为生命之源，生态系统有工具价值的属性，我们面对的也不是内在价值，尽管生态系统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护卫某些完整的生命形式。我们已经接触到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systemicvalue)来描述的事物。这个重要的价值，像历史一样，并没有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它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但是，在生态系统中，这种系统价值并不仅仅是部分价值(part－value)的总和。系统价值是某种充满
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那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内在价值。”可见。系统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个体身上，也不是个体的部分价值的简单总和，而是呈现于整个系统之中。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在创造性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价值，它包容了它的部分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生态系统创造性的过程，其价值成为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网结。因此，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的最高价值。深层生态学则进一步认为，生物圈所有生物及实体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而且对人的“自我”认同和实现具有构成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逐渐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离不开最大限度的生物多样性和最大限度的自动平衡……当我们把自己认同于宇宙时，我们体验到的自我实现将因这一点――增加个人、社会，甚至物种和其他生命形态实现他们自己的方式――而得到提高。”
可见，生态中心主义承认人类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但更强调自然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以及系统价值。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讨论必然涉及自然系统目的性问题。复杂整体论的目的性观点为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依据。系统的目的性，并非指人类特有的“内在动机”、“目的意识”，而是广义地指系统的一种状态，指系统的运动、活动与行为总是倾向于达到它，而不论其初始条件如何。即系统根据环境信息并通过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的自我维持、自我发展。显然，这个系统目的已是一个客观的范畴，适应性自稳定状态就是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目的，如耗散理论的“定态”、协同学的“吸引子”、混沌理论中的“奇怪吸引子”等。作为一个目的性整体，系统对某物或某行为的偏爱或厌恶使其具有了价值的选择和评价。因此，对于一个系统，适应环境而获得稳定生存，是它最基本的目的和内在价值。生态系统和人类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各自的目的和价值：适应性生存。一方面，人类必然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自己客观存在的目的和内在价值，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人类的目的和价值，也不能仅仅视为对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反之依然。人类价值是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但也不能被淹没在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之中。因此，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价值和利益才是最高的价值和根本尺度，生态系统仅具有工具价值的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但生态中心主义以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取而代之人类价值，认为人类保护生态系统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应是自然界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人类利益，也是有局限的。生态中心主义力图在生态道德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中减弱甚至消解人类价值的努力，在这方面已遇到了一定的困惑和质疑。其实，罗尔斯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生态学模型中，自然界中不仅存在着互惠也存在着对立。生态系统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仅仅创造了人，而且在于人这种动物能体现大自然造化之功，把地球本身的创造性过程推向前进。可以说，正是人类这种进化地位的顶级性、优越性和独特性，使人类不仅在生物学和认识论的层面必然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在价值论和伦理层面，人类不仅是价值主体，而且是唯一的道德价值主体；人不仅具有生命的目的性，而且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力量，如自由意志、道德责任。因此，也只有人类有可能超越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认识到自然的系统价值和整体利益，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并且有可能扩展道德关怀的对象范围，实现完善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达到人生的卓越和至善境界。可见，在终极的意义上，人类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诉求是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与生态整体的价值已交织成为一个不能完全析分的价值缠结的整体。因此，人类应该反对的是那种征服自然、不承认和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应倡导的是一种尊重自然价值、顺应自然之道，在自然的系统价值之网中，不仅发展人类价值，而且促进其他物种的价值，提升自然整体的价值，增进自然与人类协同进化的整体主义。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种道德的境界。
三、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与人类的道德责任
贝塔朗菲在提出一般系统论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拉波波特则更加明确指出了系统方法的基本特征：“一般系统论的方式将试图把分析的和整体的观点，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观点整合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观点决不是不能共存的。它们揭示关于系统论的统一处理方式互补的、不同的方面。”随着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一种包容并超越还原和分析方法的复杂整体论方法论可以说是对一般系统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维度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时，还原与上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及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互斥互补的，虽似不协调，但却是交叉缠结和协同进化的。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隐喻的方法都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复杂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
生态价值和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态科学的事实和对大自然的亲自体验中得出来的。但有学者质疑：生态学，甚至当代复杂性科学提供的有关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目的和规律的事实判断能否推导出关于我们应该保护生态系统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要求?显然，这涉及到了一个恒久论争的哲学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和二分问题，许多哲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近年来，R.A.普特南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缠结(entanglement)以及厚伦理的概念和命题，阎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整体论进路和视角，也为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辩护。普特南认为，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和判断上是有区分的，但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和不可交叉重叠的。相反，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相互交织(interweave)，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他用缠结来表达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指出，有些伦理价值术语是属于“厚的伦理概念”，这些词同时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内容，它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二者缠结在一起。厚的伦理概念不能分解为纯事实概念和薄伦理概念的合取。而在一些事实描述中，也是无法将价值判断从事实描述中完全分离出来，而是包含了部分的价值前提，这种事实描述可称之为“厚事实描述”。这些厚的事实概念或厚伦理概念的意义是整体论的。虽然可以将这些概念划分为价值方面与事实方面进行分析，但这对于理解这些概念的意义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这些概念是在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中获得了整体的意义和完整的语义。因此。从这些厚事实判断就可以推出伦理价值判断，反之亦然。而在生态学中，广泛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概念和命题，成为理解生态学的实然与生态伦理的应然的一个新的进路。
其实，罗尔斯顿等生态伦理学家也意识到了在生态学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例如。罗尔斯顿曾指出：“在生态学描述与价值评价的结合与相互转化方面，令伦理学困惑和兴奋的是，在这里，与其说应然是从实然中推导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与实然同时出现的，当我们从描述植物与动物、循环与
生命金字塔、自养和异养生物的相互配合、生物圈的动态平衡，逐渐过渡到描述生物圈的复杂性、地球生物的繁荣与相互依赖、交织着对抗与综合的统一与和谐、生存并繁衍于其共同体中的有机体。直到最后描述自然的美与善时，我们很难精确地断定，自然事实在什么地方开始退隐了，自然价值在什么地方开始浮现了；在某些人看来，实然/应然之间的鸿沟至少是消失了，在事实完全被揭示出来的地方，价值似乎也出现了；它们二者似乎都是生态系统的属性。现在我们确实在大自然中发现了某种我们应当遵循的趋势――创造生命、维护稳定、保持完整、直至进化出人类从而达到美的顶峰――尽管在大自然中，除了我们之外，不再有别的道德人。”罗尔斯顿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在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如下图所示，在纯的经验事实和纯的伦理判断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状态，厚事实描述和厚伦理概念就位于其中。
[关键词]生态伦理自然价值内在价值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按照传统的价值概念，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即是说，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的需要为价值原点（出发点），以客体能否满足主体或满足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的。显然，建立在“满足主体需要”基点上的价值关系呈现一种射线状，一种单维性，即由主体指向客体。在这种理解意义上，价值关系必然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关系，那么，在宇宙万物中，人本身(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便成为价值的绝对尺度。换言之，宇宙万物只有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的属性，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这也是人类中心论者长期所持的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
面对全球问题日渐突出的现实，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人并不是价值的惟一主体，即并不是人才有主体性，自然同样具有主体性，也正是这样，自然和自然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论”的首倡者是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按照罗尔斯顿的看法，所谓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与自为(foritself)的价值”，自然有机体作为自维持系统，物种作为生命动力的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自身的强大创造性就是其内在价值的源泉”。自然作为（生态）系统，创造着所有生命，自然的这种创造性无须借助他物。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人负有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的义务，因而人类应该维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
传统的价值概念以主体（人）的偏好和欲望决定价值，把外部自然界仅仅看成一种供人“占有”、“使用”的对象。在这种价值观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对主体(人)的“意义”或“有用性”。这样，自然界就仅仅具有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例如，野生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蛋类或药材，森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木材，以供人类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纸张或其他用品的材料。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地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野蛮态度，自然界是仅仅被作为人类的消费对象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人类往往只为着自身利益去思考和行动，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实现也大多以自我需要为基本标准，强调的只是对自然的权利（一是无偿占有权，二是无限索取权），自然则是为人类提供权利享受的“所在”。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的极端功利性，使其对自然的权利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自然的良心、义务与责任则出奇淡漠。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指出：人类做到的只是“让自然为人服务”而永远不是“人道的对待自然”。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人总是一味的企图向自然索取些什么。
当然，罗尔斯顿并未否认自然对于其他有机体和物种来说具有的工具价值。在生态系统内部，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交互生成，而生态系统整体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则具有一种超越于工具价值之上的“内在价值”。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理解的“消费价值”来说，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消费价值只有在人们的消费中(即对自然物的毁灭中)才能实现出来，而内在价值却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费(即存在)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消费价值消费了，内在价值也便消失了。我们在实践中消费的，实际上不仅是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使用价值)，我们在消费其消费性价值时，连同它的内在的生存价值也一起毁掉了，这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价值论根源。反思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破坏，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只承认自然界的消费价值、不承认内在价值是直接相关的。以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界中多数物种在目前看来确无价值，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物种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所起的内在作用，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某种微不足道的物种遭到破坏后产生的后果，相对于很多学者热衷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拯救看上去对人类无益的大自然碎片，实在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至当成千上万的生物资源灭绝之前，有时我们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改造活动，其破坏性后果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极限”时，整个生态系统就将遭到彻底性破坏。
以系统论看来，自然客体是同人发生“现实关系”的自然物，人与自然界系统整体之间并不构成哲学思辨上的主客体关系。自然界是系统的整体，而人不过是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局部的要素而已。从逻辑上说，系统整体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为系统整体的主体。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统整体作为它的实践对象。因此，人只能作为自然界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要素在系统整体规律的决定下参与整体的运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自然界整体是决定者，作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决定者；自然界整体的规律性和动态结构的界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在这个关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诚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说，“人类的定义恰恰是现世之人与世界休戚相关之人，而非人类之人以人类自身为中心之人”。这种“现世之人”就是指现实生活中之人，而不是抽象之人。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生活中之人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与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中之人。
现代科学充分表明：现实世界的许多现象并不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平衡的，而是充满变化、无序和沸腾的非线性统计学过程。这充分说明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至今还未被人们全部理解和认识，就此而言，人的主动性是相对的。人类对自然进行变革所引起的后果也并非完全可以控制，甚至往往处于被动状态，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现在”的人还难以满意地预测到一个物种的毁灭或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破坏究竟会产生哪些长远影响。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过一段精辟论述，他说，“…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松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牧畜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不知道和这含粉的块茎一起他们也把瘟病症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用“线”的概念的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的不同阶段的后果，从第一线的“取得预期结果”到第二线的“梦想不到”，再到第三线的“没有预料到”，形象地说明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